科学研究方法论论文

科学研究方法论论文（推荐8篇）

科学研究方法论论文 篇1

图书简介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天才也只有接受了既有的`或自创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本书以古今中外数千年的史学方法的蓝本，归纳总结出了基本的史学方法，在技术的方法之外，扩及史学理论与思想，提出了史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与修养。

作者简介

杜维运，山东嘉祥县人，1928年生，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等。著有《中国史学史》、《清代史学与史家》、《赵翼传》、《优患与史学》等书。

图书目录

增写版自序

修订版自序

初版自序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历史与史学家

第三章历史科学与艺术

第四章史学方法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

第五章归纳方法

第六章比较方法

第七章综合方法

第八章分析方法

第九章史料析论

第十章史料考证

第十一章博学与历史研究

第十二章历史想像与历史真理

第十三章历史叙事与历史解释

第十四章历史文章的特性与风格

第十五章引书的理论与方法

第十六章传记的特质与撰写方法

第十七章一部柔美的历史

第十八章可以看到听到的历史

第十九章比较历史与世界史

第二十章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

第二十一章史学上的纯真精神

第二十二章史学上的美与善

第二十三章史德与史学家

第二十四章史学家的胸襟

第二十五章历史的两个境界

第二十六章史学家的乐观、悲观的迷惑

科学研究方法论论文 篇2

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将行动研究置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之中进行考量后, 我们认为, 行动研究最合理的归属是:行动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此处的研究范式, 借用了库恩“范式”一词的提法, 指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研究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绝不可以将行动研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相混淆, 它应该是高于这些具体研究方法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行动研究体现一种研究理念, 而非具体方法

所谓理念, 是来源于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术语, 指理性化的观念, 它反映客观事实的本质属性, 是事物内在属性的外部表征。行动研究正是人们对实践诉求理性化追求的产物, 其中蕴含的“为行动而研究, 在行动中研究, 由行动者研究”的独特理念, 使其拥有了存在的最基本的规定性。行动研究的这一独特理念, 渗透、体现在行动研究的方方面面。

首先, 从词源的角度看, 行动研究 (actionresearch) 是由“行动 (action) ”和“研究 (research) ”两个词组合而成, 从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其缘起的初衷, 即欲将行动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它是对以往书斋式研究范式的否定, 积极倡导对行动的关注。

其次, 从起源的角度看, 20世纪40年代寇勒、勒温等人在社会领域首先践行了行动与研究的结合, 将以往的被研究者纳入到研究者队伍之中, 为研究贡献他们的实践智慧, 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质量, 从而也拉开了行动研究兴起的大幕。20世纪50年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前院长考瑞率先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领域, 在研究中, 教师、学生、辅导人员、行政人员、家长以及社区内支持教育的人都参与到了学校教育的研究之中, 为教育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以上对行动研究起源的梳理可以看出, 行动研究正是研究界对研究应回归实践呼声的回应, 也是对实践者缄默知识重视性发现的成果。

第三, 从特点的角度看, 实践取向是行动研究最为本质的特点。具体而言, 行动研究的实践取向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行动研究的根本目的旨在改进实践, 正如行动研究的代表人物艾略特所言:行动研究是从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1]。具体到学校场域, 对行动研究的目的达成可以从改进学校生活的实际状况的程度、促进学生发展的程度以及提升教师智慧的水平三方面来进行衡量。二是行动研究的研究主体是实践工作者。在行动研究中, 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最多只能扮演触媒的角色, 而实践工作者成为了研究的真正主体。三是行动研究的研究场域回归到实践者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之中, 充分体现了研究情境的自然性及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四是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也充分体现其实践取向的特点。康德的“实践理性”、波兰尼的“缄默知识”、哈贝马斯的“解放认知旨趣”以及西雄的“反思理性”奠定了行动研究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此, 行动研究也一改往日研究过于注重科学、技术、规范的风格, 回归到鲜活的实践之中, 进入实践者的缄默知识体系, 引领实践者走上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科研之路。

综上, 行动研究是针对研究的主客体分离而导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思路。在坚实的理论导引下, 它关心的是如何将行动和研究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解放实践工作者的智慧, 充分彰显了研究的实践取向。它是在范式层面引领研究者群体关注实践、回归实践、改进实践, 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回答“如何做研究”的问题。因此, 不能将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 它们之间明显存在层次上的差异。

二、行动研究具备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研究范式是某些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研究方式。“共同遵从”势必要求具备一定的操作程序, 因此, 考量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 对于确定其归属十分必要。

从理论上讲, 行动研究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区别, 消弭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解放实践工作者的缄默知识的同时, 为他们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舞台, 能够极大地推动实践的进步。而从实践的角度, 如何使行动研究能够真正为实践工作者所用且用得好, 也成为了学者们的关切。考察行动研究发展的历史, 学者们围绕如何落实行动研究的问题, 纷纷提出了直观的操作程序。

作为行动研究的开拓者, 勒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过实施行动研究的程序问题。他认为, 可以用计划、调查、实施等概念来描述行动研究的过程, 后来凯米斯等人把勒温的这一论述进行了概括。考瑞则从教师的实践问题及其界定出发, 设计了一个逐步推进的程序:1.明确问题;2.确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之目的与过程;3.按设计好的步骤行动, 并对行动做记录, 收集证据以确认目标实现到什么程度;4.对有关材料进行整理, 概括出关于行动与目标之间关系的一些一般性的原则;5.在实践情境中进一步检验这些原则。考瑞的这种设计明显带有杜威“思维五步”和实证科学研究的痕迹, 以线性的方式展开行动研究, 有别于勒温等人的设计。[2]这些早期行动研究的开拓者们对行动研究程序的设计, 为行动研究操作程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 艾略特、埃巴特、麦克南、卡尔霍恩、韦尔斯、斯特林格以及米尔斯等学者都对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设计。虽然学者们对操作程序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 但其实质并不存在差异, 都是对如何将研究和行动有机整合, 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回答。

在众多的操作程序中, 凯米斯在勒温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四环节说影响最大, 也体现出了人们对它的高认可度。他认为, 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每一个螺旋发展圈包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四个环节, 即计划、行动、考察与反思。一个循环结束, 新的循环又开始上路, 但这种循环绝对不是在封闭的圆圈之中进行, 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其中的循环, 与实践工作者周而复始的工作十分契合;而螺旋式上升, 既真实地概括出研究的曲折、艰辛, 也彰显了每个实践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及研究应有的价值诉求。正是这种与实践取向紧密结合的动态化的操作程序, 不仅使研究很好地回归到实践之中, 与实践工作者的行动合流, 而且使其成为更高质量的行动, 推动着实践的改进、发展。最为关键的是, 在这种模式中, 实践者不再扮演一个被动地接受研究者指导的角色, 而是主动地参与研究的、具有反思意识的实践主体, 从而实现了行动研究的名至实归。

由于行动研究的研究场域回归到了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 而实践之中总是不乏即兴的、创造性的情境, 这既是实践的魅力, 也给行动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 即现实中的行动研究往往需要结合实际, 对学者们总结出的操作程序做某些变式处理。但无论如何, 行动研究还是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引领着行动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 共同前行。

三、行动研究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秉承回归实践的研究理念, 引领实践工作者按照一定的程序从事研究。但可以说, 根本就不会存在只使用行动研究的研究, 只要使用行动研究, 各种研究方法就会如影相随。为有效达成研究目的, 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被很多研究者所认可、使用。因此, 行动研究并不是一种可以单独使用的研究方法, 它需要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 行动研究不只是研究者简单应和实践需求的产物, 它的产生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即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 而且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 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 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3]逻辑上的真, 是可以通过技术、工具等直接获得, 但道德实践的善和生活取向上的美, 并不能够仅靠技术去把握。因此, 行动研究最大的转向, 就是将关注的重心由以往研究注重技术, 转而倾向于人的因素———行动研究的实施者, 特别是强调实践者的作用。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 在与实践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参与就成为架起研究者与实践之间桥梁的关键。观察、问卷、访谈, 甚至实验, 都可以成为行动研究的得力助手。这充分体现了行动研究是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超越, 也是对行动研究与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关系的最好诠释。

从另一个角度看, 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把它与具体的研究相联系, 那么, 可以说它是一种指导整个研究运行的研究方略可能更恰当一些。所以, 在一个行动研究案例乃至行动研究的一个步骤中, 实施者可以按需要运用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也只有合理使用了各种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的目的才可以有效达成。

结语

虽然本文对行动研究的归属进行了讨论和澄清, 即它是一种研究范式, 属于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 不可以将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

可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以往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中并没有研究范式这一层级。因此, 在教育研究方法领域国际交流和学科互动不断加强, 各种新理念、新方法纷纷进入教育领域的大背景下,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合理的调整, 为出现在教育研究领域的这些新事物找到更加合理的归属, 以便更好地引领教育研究者理解它们、使用它们, 从而推动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鉴于此,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将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调整为自上而下的四个层级, 依次为哲学方法层、一般科学方法层、研究范式层和具体研究方法层。近些年教育领域出现的行动研究、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田野研究、人种志等, 都应该属于研究范式的范畴, 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理性、区别对待。

参考文献:

摘要：行动研究在我国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但其归属问题却呈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而非具体方法, 它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但不可以单独使用。行动研究不是一种可以单独使用的研究方法, 它不能与观察、调查、实验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相混淆, 而是高于这些具体方法, 归属于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第三层——研究范式。

关键词：行动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448, 453.

科学研究方法论论文 篇3

视觉呈现物，只是最为直观的文化事件和实践的表征，在这些表征背后有许多驱动这些现象发生的深层因素。巫鸿先生将这种种深层因素概述为“观念的再现”，通过与特殊美术或美术史现象有关的观念阐释，从而构筑出完整的视觉文化语境，以此清晰地叙述视觉呈现物内在的逻辑线索。

在其2006年发表的著作《东亚墓葬艺术反思：一个有关方法论的提案》中，巫鸿先生对于东亚墓葬艺术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本文将通过对于这篇文章的分析与研究具体阐释此方法论对于东亚墓葬艺术研究的推动和启示。

巫鸿先生对于东亚墓葬艺术研究方法论的框架的建构主要涉及三个基本概念——空间性（spatiality）、时间性（temporality）和物质性（materiality）。

一、“空间性”模型构建

空间模型的构建，是基于墓主人的主体性加以构筑，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将会保留感觉和意识，正是基于此，对于墓葬空间的设置的分析应主要集中于死者对于死后世界和生前世界的欲望和关注之上。

空间是三维性模型，墓室属于闭合的三维性空间结构，在分析墓室空间结构时，空间四周的闭合墙体的绘饰和空间内部的死者放置位置这两个方面将是主要关注的元素，巫鸿先生将其概述为“象征性框架”和“位”。对于这两个元素的研究视角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对于空間四周的闭合墙体的绘饰研究主要集中于墓葬壁画和雕刻的图像程序，这些图像程序主要是生者为死者创造的黄泉之下的幻想的生活环境，并且会出现表现生前世界的一些图景，对于图像程序的研究，将会探究图像程序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并且得知这些图像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时空观念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而对于死者“位”的探究，将会确定墓葬的主体和中心。通过对于“象征性框架”和“位”的分析，从而得到两个互补的基本动机：一个是为死者创造具象或抽象的环境，另一个是在此环境中赋予死者以主体性（subjectivity）。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墓葬通过有限的空间边界从而构造出一个包含着生前和生后世界的空间，所以可以将这种空间结构概述为双层空间，通过空间边界的装饰和绘画将内部有限的物理空间加以在观念空间上的扩展，这种观念空间杂糅着现实的因素和幻想的因素，比如图绘天象图、仙境图和具有道德教化的图式以及表现“幸福家园”的图景，通过两个图景世界的描绘，来传达死者对于过往和未知世界的向往和憧憬。在这里需要注意，这些图式的主要观看对象是墓主人，所以图式与墓主人之间的视角关系，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通过对于墓主人“位”的确定将会对于图式的叙事逻辑有着补充。

空间性模型构建，主要针对于墓主人对于死后世界的幻想和生前世界的回忆，通过将这两种空间压缩于墓葬之中，从而使有限的墓葬空间具有了极大的观念含义，并且对于死者在墓葬中位置的界定，可以确定死者周围空间布局的意义以及图像程序的展现意义，并且可以探究出死者周围器物设置的意义。

二、“物质性”模型建构

这种模型分析的对象主要集中于墓葬中的随葬品，通过对于随葬品的材质、尺寸和媒材的分析，将会明晰这些随葬品在墓葬中的意义构建。传统的墓葬研究中，对于随葬品的研究往往脱离墓室这一原初语境。

巫鸿先生在其书中，通过不同材质、尺寸和媒材方面的分析，得到了中国人对于随葬品的文化心态，在此举明器尺寸方面的例子加以说明，明器的尺寸一般要小于生品，遵循于“明器貌而不用”的旧仪，而在这背后蕴含着：复制原尺寸将等同于现实，而缩微模型则构筑了一个比喻性的世界，以扭曲现实世界中的时空关系，所以缩小尺寸更重要的是构筑一个不受人间自然规律约束的地下世界，由此无限地延伸了生命的维度以至于永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当随葬品被放置于原初语境之时，其所包含的观念才会趋于完整，并且其多元性意义才会明晰。并且这里涉及一个问题，随葬品的设置其中包含着一种从生前世界向死后世界的转移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甬道中的器物陈设，在这里包含着时间性的流淌。并且明器形制和日常实用功能的脱离其实暗含着生与死之间既相连又分离的关系，所以对于“物质性”的探究还有许多应关注的方面。

这种“物质性”模型的建构，将有利于从整体性上考察墓葬的视觉文化含义，这种模型建构的元方法论在于形式主义分析，在《罗马晚期工艺美术史》中，李格尔通过对于工艺品形制的分析，从而得到了罗马晚期工艺美术中永恒的艺术特性——艺术意志，所以通过对于墓葬中器物材质、尺寸和媒材的精细分析，我们将会通过形式中的艺术意志去发现其中包含着的文化观念。

三、“时间性”模型建构

在巫鸿先生的文章中，其对于“时间性”的基本定义是时间的基本属性，这种属性和状态使川流不息的日常时间得到秩序化和概念。并且引用了保罗·利科在其经典著作《时间与叙事》中的观点，即个体经验的时间和宇宙时间的互动，这种紧张又协作的互动关系直接导致了历史性叙事和虚构式想象的产生。所以当考察这种时间性时，可以从关于个体经验和宇宙时间的墓葬表征中加以考察，墓志铭的设置，其实是对于时间性的表现，通常的墓志铭包括着两个部分：下半部铭刻墓主的传记，顶部则展示墓主的名讳和官职尊号，四周往往装饰有象征宇宙的时空图式。传记本身阐释了对于墓主生前时间的叙述，并且墓志铭四周装饰的象征宇宙的时空图式，将墓主生前的时间代入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性意义之中，从而使得其时间性指向趋向一种类似神秘主义世界的述说。从而通过这种时间双重性建构从而界定了墓葬空间中的时间性叙事。“生器”，已在上文中加以简单说明，生器指涉着墓主人生前的时间，当进入墓葬之中时，它寄托于“现在”的时态，所以这些器物显示出生、死之间的延续。以上是种种依据墓葬中具体的元素所指涉的时间性观念。在一些墓室甬道的装饰中，可以发现一种连贯的生前和生后世界的连续性图式描绘和器物设置，其实暗示着灵魂的持续转化。

“时间性”模型的构建其实是对于前两种模型的一种综合性意义之上的关于“时间”的探究，通过对于前两者模型的时间性条件的加入，从而使得这种墓葬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更加完整，因为每一件事物总是存在于时空之中，所以对于时间性的探究不可回避。

【参考文献】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 篇4

摘 要：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建构出理性的知识结构和严格的方法论原则，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至今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更新，笔者将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以及马克思以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进行探析，为我们在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持。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

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是指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所有相关学科的总称，其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即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及其所积淀下来的精神文化，是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主要运用意义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来研证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神学、人类学、美学、考古学等。[1]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论

1.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是一种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流派。实证主义是以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理论构造的模式，从而达到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认为科学的目和研究成果的“可验证性”。[2]在方法论取向上，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只是把看作自然科学方法是去寻求自然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3]

2.人文主义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是以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这种方法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本学科的独特性及其内在的规律，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而应确立属于自己学科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在韦伯看来，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特性就在于，人的行动由行动者赋予它一定的意义，这些意义由于行动者不断的行动而构成了一个联系的系列。‘理解’ 行动者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 ①

3.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

马克思在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是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研究方法论上，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去考察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再是单纯地在形而上的层面去对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而是去“改造世界”。马克思强调历史的内在联系和社会的结构性特点[5]，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双重关系的统一，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等。[4]马克思在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把人们的思想从神圣的天国拉回到粗糙的世俗世界，使抽象的思辨和神秘的`理论归于日常生活，归于人。

三、学习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人文社会科学关乎人类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的学科，它既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差异，也有相似之处。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论它延续着之前的某些科学的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单一的研究方法往往由于方法本身的缺陷、局限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降低了研究的现实价值。这就使得研究者很难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甚至得出毫无研究意义的结论。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越来越注重于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去研究、解决某一人文社科问题。

四、结语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我们面临的学术上的挑战是显著的。如何把握和应用正确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如何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各方面研究中找到自己独特的视角，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是我们在学习的实践中去寻求的，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以求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较为系统的方法论。

注释：

①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载于，牛广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6).

参考文献：

[1]马颖，蒲十周.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异同[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4).

[2]牛广甫.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3]陈成文，陈立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转向：从实证传统到另类范式[J].社科纵横，(12).

[4]闻凤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J]，长白学刊，(1).

法学方法论研究 篇5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价值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语义分析方法

在笔者的法学学习生涯中发现，几乎任何一项法律制度，追根溯源的话总能找到罗马法的影子。于是无论知名学者还是稚嫩的学生，可谓是言必称罗马法。在西方的法律制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人的法治理论的成熟与完善。细观中国的法治，则让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的古国汗颜，我们的法学理论大都从西方移植，我们的法律大多受到实践的推动;相反，对世界法学的贡献极少，对实践的推动亦少。①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法学的落后，是法学研究方法的落后。

一、价值分析方法

价值分析方法就是通过认知和评价社会现象的价值属性，从而揭示、批判或确证一定社会价值或理想的方法。②价值分析方法之所以是法学的基本方法，就在于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揭示法的应然状态或价值属性，即回答法学应当是怎样的(关于法律应然的问题)。法作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其本身就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体现。③法所以要对一些行为给予保护而对另一些行为予以制裁，就是因为法之中隐含着一套价值准则，凡事被这种价值准则所肯定的行为，就得到法的保护;反之，则受到制裁。因此，法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对各种利益进行评价并确定他们在价值序列中的相应阶位，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还要提供一种在其中进行取舍的原则。

二、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样。简单地讲是是和应该是之间的区分，事实和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思想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性论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分，这些共同组成了判别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条件。对边沁的上述倡导的积极响应者众矣，实证分析法学派自不待言，就连社会法学派亦深受其方法论之影响。不过在此只谈其中的一位)汉斯·凯尔森，这不仅因为其在法学界有很高的声誉，更重要的是他创立的纯粹法学可以说把实证分析方法论推到了极致，即在贯彻实证分析方法时最完全彻底。凯尔森认为，法作为一种理论，④它的绝对目的是认识和描述对象，纯粹法学试图回答法是什么和怎样的，而不是去回答法应当如何。这清楚表明，他关心的仅在于是什么或是怎么样的，并力求使价值观念或价值判断言影全无，销声匿迹。

三、历史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需要对所研究的现象作纵向的观察，因此，在法学领域，历史研究一般是借助于文献分析方法来进行的。文献分析方法通过各种文献资料来收集相关信息，属于简介观察方法，其优点是可以对研究者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进行研究，因而，在许多研究课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过，由于历史文献在完整性和可靠性方面有一定局限，⑤因此，只有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为基础，并辅之以严谨的学术规范才能保证文献分析方法的正确使用。我们知道，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如果抛开历史的联系，那么，所有的法律现象就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对法律进行历史的实证考察，可以使我们洞察某种法律现象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经过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的相撞及其原因，这可以使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种法律现象与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脉络，从而深化我们对现实法律问题的认识。

四、比较研究方法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进行比较研究，几乎是所有学科都经常使用的方法，法学学科自然也不例外，例如，对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比较、对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比较，等等。不过，与其他学科相比，比较方法在法学中有着特殊的应用，其突出表现就是比较法学科的形成与发展。⑥大体上，比较法律研究可以分成微观的和宏观的。微观比较从特定的制度入手，涉及具体法规和条款的比较;宏观笔记哦啊则是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比较。这两方面常常是紧密联系的。⑦做具体细微的比较，可能要涉及很不相同的法律体系，甚至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比较英国和法国的契约法，或者德国和沙特阿拉伯的亲属法。在这些法律制度中，表面上相同的概念或制度，实际上可能迥异其趣，有时根本就找不到相对应的部分。

五、结语

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法学繁盛的标志，但在我国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在我们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身后，是中华民族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要实现法治社会的建立，就必须在法学方法上引领世界，改造传统的法律文化，建立中国式的法学方法论。

注释：

①陈金钊,谢晖.法律方法[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27-130.

②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9-31.

科学方法论学习报告 篇6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国家的发展对人民基本素的要求不断加大。发展的同时，加大了社会的竞争力，低层次的学历已经不能促使学子们在高端技术领域立足，因此越来越多的学子会选择继续深造。现在普遍认为，大学本科阶段是来接受学问的，硕士和博士阶段是来创造知识的，这期间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创造知识的过程艰苦而孤独，无奈而乏味，一旦放弃，一事无成。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发展创造的主力军，担当起了高层次科技发展创造的大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坚定理想，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终获得巨大的成果。因此，我认为《科学方法论》这门课对博士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十分有必要。

从保送本校研究生到选择硕博连读，直接从一名本科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博士研究生。在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第一学期，学校就专门开设《科学方法论》课程，并邀请本校在各相关领域做出突出成就的知名院士、教授来为本课程做专题讲座，他们之中有王焰新教授、殷鸿福院士、蒋少涌教授等环境地学等领域的学术大牛。各位老师结合自己多年来科学实践经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科学方法论进行了解读，老师们讨论了关于科学精神、做学问的态度、科学研究的灵感、科技创新、学科前沿、论文撰写等方面的内容。我十分有幸聆听到各位专家的教诲，了解他们做科研的方法以及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课时并不多，但是每节课都觉得自己收获颇丰。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有殷鸿福院士讲授的“治学与做人”，蒋少涌教授讲授的“博士研究生科研工作方法漫谈”等，让我至今感触颇深。

殷鸿福院士已81岁高龄，是我国著名的地层古生物学家，本已到达退休颐养之年，然而他却始终坚持讲台，他的精神和素养让我为之折服。在他的众多科研成果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将二叠纪-三叠纪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最终定址在我国浙江长兴煤山。对于“治学”而言，殷鸿福院士提到了“金钉子”的意义。“金钉子”名称来源于美国，1869年5月10日，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贯通时，为表示永久性的纪念，就在最后两根的连接处钉上了一个金铆钉。地质领域借用这一典故，把全球界线层形象地称为“金钉子”，体现了全球界线层在年代地层划分中的重要地位和永久性。殷鸿福院士说每个“金钉子”都是国际地质专家历时多年，考察世界各地的候选剖面后确定的。每个候选剖面都必修经过由所在国专家为主的国际地层工作组系统的研究和论证，并经过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批准。金钉子一旦确定，这个地点就称为某一地质时代分界点的唯一标准，不会因岩石年龄测算结果发生变化，而导致它的地位发生变化。所以在一个国家建立“金钉子”，不仅体现了领先国际的综合科研实力，更是国家荣誉。地球历史以生物演化为标准，分为宙、代、纪、世、期。二叠纪-三叠纪既是两纪之间的界线，又是古生代与中生代之间的分界，是108颗金钉子中最大的三颗之一，历来是地质学研究的热点。这一成果来之不易，而殷鸿福院士谈起来却十分的自然而平静，这就是科学家的胸襟。

对于二叠纪-三叠纪界线的划分，地质学界100多年来一直沿用耳菊石化石作为标志。随着科学家们的探索，发现传统的三叠纪底界标志化石耳菊石只存在于中国西藏南部色龙剖面上，其它地方还没有可靠的耳菊石化石发现，处于不利地位，且世界上许多重要剖面也找不到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代表二叠纪-三叠纪界线的划分的标志。殷鸿福院士对耳菊石提出了质疑，在野外建立了大小37个剖面，发现21条剖面中存在有微小欣德牙形石，并在煤山剖面上找到了许多牙形石带化石，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二叠纪与三叠纪界线牙形石序列。1986年，殷鸿福院士提出，将我国地质工作组在浙江长兴煤山发现的微小欣德牙形石作为划分古生代与中生代的标志化石。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国际地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遭到了一些外国学者的极力反对。在接下来的近10年时间里，殷鸿福院士的科研组和国内外科研工作组一起，对浙江煤山进行考察研究，取得了颇丰的成果。在1996年，中、美、俄、德等国的9科学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联名文章，推荐以我国浙江长兴煤山的微小欣德牙形石为划分古生代和中生代的标志化石。此后，经过国际地层委员会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国际地层委员会三叠纪分会以及国际地层委员会投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会议确认，最终确定了我国浙江长兴煤山剖面在地质学上的“金钉子”地位。殷鸿福院士认为，“治学”首先要有理想，要大胆地提出质疑，不要迷信权威。遇到挫折，不要气馁，要在实践中寻找证明，持之以恒地前行，这才是一个科学研究者的素养。

谈到“做人”，殷鸿福院士认为它比“治学”更重要。马克思中学毕业作文中的誓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纵观各学科的大牛，无一不是有着人格魅力的学者。他们拥有远大的理想，他们坚持自己的选择，他们秉承正直和诚信的原则，他们能够做到自由独立思考。人类的进步，都是伴随着新的重大科技发现，然而新的发现也为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也有坏处，科学技术的正面或反面价值取决于掌握科技的人使用它的目的和实际使用。人文精神就是那仗剑的人，所以只有掌握了好方向，才能更好地利用这把双刃剑。

理想是我们成功的根基，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性格，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执着于理想，有自己的精神追求。它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处事的原则。在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中，我们外面原有的棱角都磨圆了，但是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底线，是外圆内方，是有规矩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理想就是规矩，这是我们内心的精神支柱。现在，要紧的是，如何在今天市场经济、金钱至上的情势下，忠诚地守住它们，并用我们的一生来作证。殷鸿福院士在长达10多年里坐着冷板凳，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而他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科研之路，守住自己的信念，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就，这就是理想的力量。

选择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实现理想是一个不断选择和舍弃的过程。人生是一条多歧路，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在做出选择。人要在做事治学上有所成就，必须沿选定的目标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为其它歧路所吸引，这是不容易的，需要选择，需要割舍。要治学，就要舍得金钱而耐得住清贫，舍得功名而耐得住寂寞，舍得玩乐而稳坐冷板凳。殷鸿福院士谈到了自己的两次选择，“考大学”和“工作”。“考大学”，他当时的高考分数足以去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就读，然而国家当时处于发展时期，他一心怀着报效祖国的梦想，直接选择了当时十分冷门的地质专业，进入当时的北京地质学院就读，这为他取得巨大成就做了铺垫。“工作”，他在“回国-武汉-北京”这个选择面前，根据自己真正的需要，毅然回国到武汉，从零开始，坚持自己的科研道路。他认为做好选择和舍弃的思想准备很重要，赏心悦目仅一二，不如意事常八九。要想实现某个美好的理想，必须准备好舍弃，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家庭美满、事业成功、财源兴旺、身体健康”是美好的祝愿，而现实常常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最后只得了鱼，不要怨天尤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冷静反思一下，那往往是自己选择的后果。

正直和诚信是我们成功的奠基石，有教养的社会和人群，不以功名富贵论成败，不以成败论英雄。殷鸿福院士要求我们抵制大学里面的功利化现象，特别是要坚持学科建设上高标准、严要求，不要被急功近利搞扭了方向。在金钱至上的环境里，我们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在精神上战胜自己。

独立精神和自由思考是我们成功必要条件，要发扬大学精神。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我们当代大学生要不断地总结过去，在总结过程中不断改变自己。一个人的成功永远不是一个人所为的，它是集体的力量造就的成功，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团队精神，让自己的闪光点不断发光。

殷鸿福院士的报告让我感触良多，他首先从治学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他对科学的尊敬以及求实的态度，再从做人方面为我们阐述了人的根本就是好好做人，只有这样才能立足于社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同样，蒋少涌教授的题为“博士研究生科研工作方法漫谈”的报告让我们受益匪浅。他为我们讲述了科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研究生科研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科学论文的撰写于发表，对我们博士生的学习生涯十分有实用性。他首先认为，博士研究生应成为地质大学科学研究的主力军，研究是一种境界，是个人成长的必由之路，做研究要有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真理和捍卫真理的精神，它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

科学精神是每一个科学研究者必备的基本条件，而基本功的训练也十分重要。作为一名博士生，要具备高的英语水平、计算能力、科研能力以及处事能力，缺一不可。在做科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了解专业的特征，通过快速的阅读，掌握研究领域的文献。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自学能力，掌握学习方法，制定读书战略。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平时多注意提高自己科技写作能力，循序渐进地练习论文写作，从读书报告开设，善于利用阶段性成果来撰写论文。只有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我们才能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不断地创新，为今后的成功打下夯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个人学术的发展固然重要。首先我们要有自己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并为之不断地奋斗。总体目标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导向，为我们指引着方向。阶段性目标是我们科学研究中的动力，不断地激励我们前进。其次，就是要选择重要的课题。选题十分重要，决定着研究中的成败。在选题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好奇心，不论对自然还是对普通食物都要有好奇心；要有怀疑精神，不要迷信权威，要大胆猜想并去论证；要有创新精神，不断地发现新事物，这是科学的本质。最后，保持良好的态度。在科学研究中，要于导师保持好良好的关系，经常沟通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学生要保持主动性和积极性，尝试接受挑战、勇于克服。在科学研究中，既要有“责任感”又要有“罪恶感”，找到学习的楷模，细心体会他人是如何做研究。尽早动手写论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苛求一举完成精典之作。

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方法和途径是成功的关键。我们时刻要保持着“观察、思考、交流、求证”的态度。作为一名博士生，尤其是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博士生，观察能力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曾说观察是科学发现之父。在观察之后就要进行思考，思考是对观察所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改造喝归纳。我们不能被传统观念所束缚，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当自己有新的想法之后，要与老师、同学多交流，共同探讨，琢磨出想法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在求证的过程中，一定是最艰难的历程，所以我们一定要带着执着、勇气和信心。

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觉抵制不当的学术行为。在当今社会，学术和人品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摒弃学术不端的低俗行为。我们要多开展新形势下的伦理观、道德观教育，不但要把学问做好，更要把人做好；提倡潜心攻读和严谨求实，反对急功近利和浅薄浮躁；严禁造假，严禁抄袭和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他人发现和提出的观点、概念、理论、方法、技术、数据和图表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借口据为己有。在参考文献问题上，引用他人的观点、概念、理论、方法、技术、数据和图表，必须加以标注。最后，蒋少涌教授为我们讲解了科学论文写作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以地质学期刊论文写作结构为例，分别对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题目、写作内容、数据分析、结果讨论以及图表制作方面一一做了阐述。他要求我们在撰写文章过程中，思路要清晰，内容要尽量完整，资料数据要准确，论述要十分深刻。

《科学方法论》课程的授课老师们，都结合自身的科学研究经历向我们阐述了做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和前期准备工作。我们博士研究生需要做的就是，紧密围绕学科前沿和国家目标凝练研究方向。全面了解相关学术领域的历史、现状，对其前沿领域和发展趋势，尤其是研究上薄弱甚至空白、能够形成竞争优势、具有相对长期、持续的研究机会的方向做出科学判断。作为一名资源勘查工程（固体）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我认为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堂堂正正做人。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人品十分重要，搞科研亦是如此。在做科学研究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现代社会生活的三大基石就是诚信、善待、宽容，只有获得别人的信任，我们的学术研究才会长久立足。要做一个勤劳的人，作为一名学地质的博士研究生，野外工作、室内工作、数据分析等繁琐而枯燥，我们必须要多读、多想、多写，才能不断获得新的进展。做一个严禁的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项严谨的工作，特别是实验数据的处理工作，必须秉着严谨务实的态度对待，否则一事无成。

2、坚实的基础，宽广的知识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日益增多，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交叉学科。以地质勘查领域的研究为例，该领域既需要高水平的英语能力，也需要极强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计算机的运用）。涵盖的知识面包括地球化学、地球物理以及遥感技术等，范围十分广泛。我们只有加强自己的基本功训练，才能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少碰壁。

3、掌握学科前沿的最新动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一旦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就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态，为之不断奋斗着。准备工作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提，我们必要要了解国内外同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以及该领域的前沿研究内容和成果，以判断你即将从事的研究内容的学术价值。首先从阅读文献开始，泛读中文文献，然后精读外文文献，逐步加强自己的阅读能力。然后多聆听相关领域内的学术报告，了解别人的动态。

4、科研创新性。搞科研不能总重复别人的实验，要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在科学研究中寻找证据不断论证。通过了解前人的研究资料，根据自身研究的特性，不断地创新。

5、与导师的合作与沟通。一方面，导师能够洞察你从事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课题，把握自己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经常与导师沟通，将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师，只要在导师研究的大范围内，让导师给自己一个宽松的学习和科研环境，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大胆提出新的观点和方法，做出创新性的工作。

6、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应与他人进行团结合作，创造一个积极活跃的科研氛围。科学上许多重大的发现往往都出自于一个团结合作，积极活跃的科研群体。在一个科研氛围十分活跃，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的科研群体中，团体中的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变得十分活跃，新的观点、新的想法不断出现，最终必会产生原创性的成就。

7、科技论文（包括SCI论文）撰写能力。SCI所收刊物是全球自然科学方面较为重要的学术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读者较多，是国际学术界用来交流的主要媒介。虽然，SCI论文并非每篇都是高质量的，但总的说来其读者较多，可以认为，只有在SCI所列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才能被国际同行所知晓。因此，博士研究生应该具备较好的SCI论文撰写能力和熟练掌握SCI论文的写作方法。

律学研究方法论探析 篇7

关键词：律学,方法论,辩证统一

律学是研究律制构成与应用的科学, 属于音乐与数理科学相联系的边缘学科。律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关于方法论1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所谓方法论就是人们观察、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则。方法论并非研究问题的具体方法 (比如律学测量、定量研究) , 而是关于研究视角的理论。律学研究的方法论内容丰富, 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维度即从哲学的维度对“三个结合”进行初步的尝试, 以抛砖引玉。这些探讨有利于推动律学研究, 也有利于音乐实践。

一、坚持律学理论与音乐实践的结合

坚持律学理论与音乐实践的结合, 符合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律学理论是具有认识性质的律学知识和律学思考, 阐述的是调试构成原理与和声体系结构原理。音乐实践需要律学理论的指导, 同时律学理论需要接受音乐实践的检验, 并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在当前中国的律学研究中, 存在着律学理论严重脱离音乐生活的现象, 忽视研究律学理论怎样转化为音乐实践。很少有学生能准确地阐释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内涵、特点及其应用途径。专业演奏团队在表演中也常常忽视这些问题, 这就容易制约音乐水平的提升。因此, 我们有必要重视处理律学理论与音乐实践的关系。

(一) 律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服务音乐实践

杨荫浏老师曾谈及律学研究的目的:“为了服务于音乐实践而研究律学”“只有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就不会是孤立地为律学而律学, 而是为了服务于音乐的实践而研究律学;是联系了生活发展、社会意识看律学的;是联系了音乐结构、审美观点、演出要求等看律学的;是在音乐历史的向前发展的要求中间去估价某种乐律的价值的。”2这是他长期从事律学研究的宝贵经验。在律学研究中, 他是当之无愧的“为了服务于音乐实践而研究律学”的典范。为了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古琴上的纯律, 更好地为音乐实践服务, 他将原《中国古代音乐史纲》中的《古琴各弦音位弦长比值表》由单一的三分损益律一张琴修改成两张琴的《琴各弦上三分损益律与纯律音位弦长比值表》, 3还在图中标明了这两种律制的微分和弦长比值等。

律学研究要服务于音乐实践, 大体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加强律学指导。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加强律学指导的途径很多:可以尝试在视听练耳课程的教学中增加重唱重奏练习;不要只借助于钢琴教学;在《音乐鉴赏》等课程中强化对音乐作品的律学解读;并出版凸显律学风格的音乐教材等。

第二, 要重视应用律学的研究。应用律学是律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是律学理论转化为音乐实践的科学。要解决好律学理论和音乐实践脱节的问题, 就要重视应用律学的研究。这是坚持律学理论与音乐实践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应用律学的发展不仅以运律手段的改进为前提, 而且依靠律学理论的发展;同样, 律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要通过应用律学的技术途径才能付诸实践, 律学提升音乐艺术审美价值的功能才能实现。

(二) 律学理论需要在音乐实践中不断深化

律学来源于音乐实践, 是指导传统音乐研究的基础理论。我国古人对“律”的认识, 同使用乐器的实践紧密相连。我国早就有三分损益律、纯律、平均律这三种主要律制。三分损益律的理论约在公元前7世纪出现, 但在此前就有了其实践。纯律实践在公元六世纪就存在, 其理论却未曾被发现。平均律在1585年 (明代万历12年) 已被发现。律学理论来自于艺术实践, 音乐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律学理论也需要随着音乐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韩宝强老师曾说:“中外律学发展历史启示我们, 律学研究中的数字只是主观听觉的一种近似的模拟, 不能奢望建立在数字上的理论抽象可以穷尽所有的音乐实践, 更不能本末倒置”4。这就准确地阐释了音乐理论与音乐实践的关系, 也是律学理论与音乐实践的关系。对于律学研究, 不能用一种理论抽象指导所有的音乐实践, 不能把理论假说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定律。

(三) 律学理论需要在音乐实践中接受检验

律学理论只能在音乐实践中出现, 也只有通过音乐实践才能得到检验。假如只在弦上做了实验, 忽视了在管上做实验, 想当然地认为管的发音规律与弦上的发音规律是一致的, 那就是错误的。而以秦代的《吕氏春秋》为起点, 在律学研究的文献中, 几乎都将三分损益法5用于管律。古代律管多用竹制, 故汉代京房发现管律与弦律计算的矛盾后曰:“竹声不可度调。”忽视音乐实践检验的教训非常深刻。律学理论必须经过音乐实践的检验, 只有经得起音乐实践检验的律学理论, 才是科学的。

我国古人有着悠久的律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明。我们要秉承这一优良传统, 把理论律学的研究与应用律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并用律学研究的成果指导音乐实践, 不断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二、坚持律学整体研究与动态研究的结合

我们应用全面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律学研究中坚持整体研究与动态研究的结合。

(一) 坚持整体研究, 就是要研究律学研究对象诸要素之间、律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1. 要研究律学研究对象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历史典籍中在律学研究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理论和数学计算, 是我国光彩夺目传统音乐文化之一, 对此需要进行整体研究和脉络的梳理。要研究各种律制、律学思维、律学史观等的内在的联系, 包括其生成背景、文化渊源、理论内涵和功能等。要研究理论律学和应用律学的内在联系。在出现平均律之前, 理论律学与应用律学的分野并不明显, 平均律出现以后, 应用律学以自然律为基础, 理论律学从自然律中分离开来, 但不能因此而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要研究理论律学和应用律学在律学史中的演变和地位等问题。要研究不同律制, 尤其是三种主要律制——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还需研究律学应用中各种问题间的联系。

2. 要研究律学和相关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

律学研究不能孤立地进行, 要充分借鉴社会学、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声学和科技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 将律学研究置于宽广的历史大背景下, 深入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 探讨律学学科演进的文化背景、律学和天文历法的关系、律学在我国古代科技史中的地位等, 不断拓宽律学研究的视野, 不断开拓律学研究的领域。正如黄翔鹏老师所说:“要考虑到古代律学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研究结果, 它是古代社会全部历史文化的产物, 跟政治、哲学思想关系都十分密切。例如, 唐朝之所以能够恢复十二律旋宫跟当时的政治、文化、思想情况都是密切的不能分开的。”6律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技术层面, 而是要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3. 律学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整体研究也应包括在律学研究的方法的综合运用上, 依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学者们可以采用数理方法、文献学角度、美学角度、物理学理论分析、历史演变视角、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及对比研究等方法和视角来研究律学。还可以借鉴民族音乐学中田野调查的方法, 使得律学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与生命力。各种研究方法可以综合运用。

(二) 坚持动态研究, 就是要把律学研究放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 把律学研究视作一个发展过程。

陈应时老师总结了自己长期从事律学研究的经验, 强调“律学研究无止境”7。这正是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律学研究, 他鞭策我们把律学研究推向深入, 永不松懈、不断创新。

缪天瑞老师的律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 正是得益于他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律学, 坚持对律学进行动态研究。1950年, 他出版了专著《律学》, 随后几十年他锲而不舍地钻研律学, 对初版的《律学》修订了3次, 反复进行修改和完善。1960年代, 《律学》首次被修订, 用十二平均律为标准取代了以纯律为标准, 用新视角考察律学发展。1980年代, 《律学》再次被修订, 提升了律学原理的地位, 律学原理和律学应用“比翼双飞”, 还增补了若干内容。1990年代, 《律学》又一次被修订, 补充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律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资料, 使得律学研究上了新台阶。如果没有发展的眼光, 没有动态研究, 律学研究上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成绩。

在律学研究中, 整体研究和动态研究不能割裂地进行, 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 要把整体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做到既从整体上又从动态上观察和分析律学问题。

三、坚持律学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矛盾具有普遍性, 也具有特殊性,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这就要求律学研究要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共性和个性的结合。

(一) 坚持律学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 就是既要研

究律学的普遍性问题、共性问题, 又要研究律学的特殊性问题、个性问题。应有勤老师对乐律学的定义就坚持了这两者的结合, 他说:“乐律学属于音乐学范畴, 也属于计量学范畴, 它与度量衡一样, 具有计量学的各种特点。”8前者阐述的是乐律学的普遍性, 后者诠释的是乐律学的特殊性——应老师是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上来给乐律学下定义的。他为我们从事乐律学的学习和研究界定了准确的对象。三种主要律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五度相生律、纯律和十二平均律是当今国际音乐界应用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律制。中外的三种律制在一般理论上是相通的。这是三种律制的普遍性和共性。中外三种律制又具有特殊性和个性:三分损益律的仲吕与五度相生律498音分的四度音有差异。新法密律与欧洲通用的平均律的计算程序有差异。中国从先秦以来的纯律实践在宫商之间常可兼用大全音和小全音, 而欧洲的近代纯律理论在宫商之间不取182音分的小全音。这就是中外三种主要律制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上的有机统一。

(二) 在坚持律学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中, 要关注普遍性问题, 更要注重特殊性问题。

常言道,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从我国古代律学的特点来看, 由于思维方式、观察事物角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我国古代律学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时至今日, 运用国际上通行的概念和知识来阐释我国古代律学, 仍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国先秦以来的律学, 就具有中国本土的声学理论基础。运用倒数关系来标示各律之间的频率比是我国古代律学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律学在理论体系和实际运算中通常使用以简驭繁的表达方式, 且常常仅用三分损益律的变律之说来进行阐述。从我国古代的律学观来看, 古人对乐音的绝对高度和相对关系、同律度量衡、标准音的变迁特色、管旋律融通的定律特点等诸多方面, 都形成了别致的律学观, 这是生长于我国悠久文化土壤中的民族音乐特色。从三种主要律制的差异来看, 五度相生律大音阶中大全音之间两个升降音的高度有别, 这就给在各音上的音阶任意转调带来了难度。纯律所构成的和弦较纯, 比五度相生律更为复杂, 它也不能解决可任意转调的问题。平均律解决了五度相生律、纯律不能任意转调的问题, 但弱化了音程的和谐。

从律制的地域特色来看, 律制的产生和应用与语言、文化有紧密的联系, 不同地区和民族采用不同的乐制,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音乐文化。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的秦腔, 不同于我国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五度相生律等, 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音乐风格。上述分析足以说明律学研究中对特殊性的研究何等的重要。

律学研究的方法论内容丰富, 有待我们不断探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它能促进律学研究的创新, 推动音乐实践的发展, 繁荣音乐文化。我们要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律学方法论的研究, 为提高律学的学术水平添砖加瓦。

注释

11.方法论:是一种哲学概念, 即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22 .缪天瑞.律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6:1.

3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下册) [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1016—1017.

44 .韩宝强.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 2003:40.

55 .三分损益法:既是生律的方法, 也是定律的方法。即将一个振动体 (例如弦) 在长度上均分为三段, 舍其三分之一, 取其三分之二, 称为“三分损一”。同样均分为三段, 加其三分之一, 成为三分之四, 称为“三分益一。”如此继续相生而成各律, 称为“三分损益法”。

66 .黄翔鹏.《律学与乐学》1982年全国高师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专题 (上) [J].中国音乐学, 2012 (1) :100.

77 .陈应时.律学研究无止境[J].中国音乐, 1984 (1) :79.

关于认识方法论的研究 篇8

关键词:认识方法;认识方法论;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B01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2—0028—02

对于方法的定义,黑格尔曾在《逻辑学》中有论述,他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方法就是关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觉识。”可见,方法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系统物。而这里所谈及的方法是指认识方法,强调认识内容与认识方法的一致,强调从内容本身产生并由内容来决定方法。认识方法是为解决认识的问题而有意识地选择认识方式手段的过程。认识方法是有层次的,按起作用范围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认识方法、一般科学认识方法和具体科学认识方法。以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认识方法的理论学说,我们称为认识方法论。这里,笔者试图在哲学层面上,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分析说明认识方法论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认识的途径

列宁在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演讲录》等著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认识方法的研究是不能离开认识途径的,應该把认识的途径与认识的方法统一起来看待的观点。或者说,把辩证的认识途径和认识的辩证方法统一起来看待。

列宁曾把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途径创造性地概括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生动的直观”,即感性具体,是思维逻辑行程的起点。人通过感觉和知觉把握这种具体,形成对其的整体印象,从而认识其多种多样的表象。但这种认识并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联系,因此还要依靠思维的抽象作用,借助分析的方法,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事物本质某些方面的规定性。这是思维逻辑行程的中间环节——抽象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叫做“抽象概念”。但这种概念只是对认识对象某些方面的本质的认识,只是关于事物的一个抽象的规定,还不是对事物真正的全面的认识。因此要真正达到对事物的全面具体的认识,必须运用思维的抽象作用,借助综合的方法,把对事物各个方面的本质的认识,即把各个抽象的规定联结起来,形成关于事物统一整体的认识,使抽象的规定在思维中具体地再现出来。这也是思维逻辑行程的终点——思维具体。黑格尔把它表述为“具体概念”。

上述的分析,就是马克思指出的,思想的逻辑运动中存在的两条方向相反的道路:第一条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把两条道路首尾相接,便构成“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也就是人对事物本质的完整的认识过程。

二、认识的方法

在认识事物本质规定与内在联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运用多种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遵循认识的逻辑机制所内在具有的规律。思维方法是主体观念地把握客观的一种认识工具系统。哲学上的思维方法仅指理论思维方法,是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的正确进行理性认识的方法。思维方法是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和核心。这里,着重分析四种辩证思维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一)归纳和演绎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首先要对观察或实验得来的感性经验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分类等,归纳出一般的结论。然后才能进行演绎、推理。这是由个别到特殊向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向个别的运动。没有归纳,演绎就没有依据,就无从开始。因此,归纳是认识的基础,是演绎的前提。同时,归纳本身也不能离开演绎,人们观察客观对象,搜集材料,必须以已知的一般原理作指导。这种一般的原理便有了演绎推理,它规定着归纳活动的目的和方向。演绎方法的作用是从已有的知识推出新知识,但这不是推出知识的唯一方法,还须运用其他认识方法。演绎可以说明认识对象的发展变化以及此事物与彼事物的个性的联系和演化,但它本身只能揭示个性和共性的对立,不能从共性出发揭示个性的多样特性。因此,要揭示事物多种多样的特性,又必须进行归纳和分析。而且,演绎推出的新知识,还必须再经过归纳来证实和不断丰富。所以,演绎也离不开归纳。

(二)分析和综合

黑格尔把分析和综合结合起来,看作是个别和一般、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特别是把分析与综合同对立统一规律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对方法论的突出贡献。事实上,分析和综合都是从认识对象开始的。就认识一个具体对象来说,总得先对这个具体对象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综合方法所由以出发的定义,所以还是分析方法在先。一般说来,认识过程的最初往往是分析,接着即进行综合。分析不仅仅是把具体对象分解为若干部分,求出其普遍性的规定,再把各部分组合为一个整体。这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带有孤立性、机械性。辩证思维的分析和综合,不能停留在把具体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而要在分析具体对象的各种矛盾及其各方面的多样性基础上进一步把抽象的规定性当作定义,进行推演和证明,即进行综合,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对象。认识的这种过程,是以已知的综合认识作指导,以分析为主,为综合而分析;同时,也以综合为主,对分析出的各种反映本质特性的规定进行综合。因此,分析和综合是对立的统一的。分析是综合的前提或基础,反之,综合是分析的先导和归宿。

(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上面已经提到,就不再重复了。但有一点要补充的是,思维的抽象作用是与人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思维逻辑行程紧密结合,贯穿始终的。即“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列宁特别强调“科学的抽象”,即“正确的、郑重的”抽象,而“不是荒唐的”抽象。

(四)逻辑与历史相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逻辑的发展与人类认识的发展历史、科学认识的发展历史相一致;二是指逻辑的发展与客观实在发展的历史相一致。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的进程必须在总体上符合并反映历史的进程,逻辑行程归根结底是由历史行程所决定的。但是,逻辑对历史的反映不是无条件、直接的,而是经过修正有条件的。逻辑行程并不是历史行程的简单再现,而是摆脱了历史偶然性干扰的抽象形式。只有按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过的理论形式,才能以典型的形式再现对象的发展的客观逻辑。

认识的发展过程除了与思维方法密切相关,还遵循着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思维的运动发展规律。概念是反映事物及其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凝聚着以往人类的认识成果,是人类思维史的结晶和总结形式,是认识的新起点,其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判断、推理和理论体系演化的一切萌芽。人类的思维反映和把握客观世界是通过概念体系来进行的。概念体系是人类的思维之网,各个概念是这张思维之网上的各个“纽结”。从概念到概念体系,是概念本身内在矛盾通过判断、推理、假说和理论体系等思维形式不断展开的过程。

判断是在概念内在矛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复杂的思维形式,并与概念相互依赖。一方面,任何一个判断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所构成,因此,没有概念就没有判断;另一方面,任何概念的内容都是由判断来揭示,每一概念的定义就是一个判断或一系列判断。因此,没有判断也就没有概念。判断是概念的发展或发展了的概念,概念是没有得到发展的、最原始的判断。概念和判断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他们都是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区别则在于它们是共性和个性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

推理在判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了概念的内在矛盾。推理是以已有的若干判断为前提逻辑地推出作为结论的新判断的思维运动过程。推理同概念、判断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判断是概念之间的矛盾展开,推理则是判断之间的矛盾展开,在推理过程中,概念的辩证本性得到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概念辩证本性和内在矛盾在推理中展开的同时,也就丰富和加深了概念的内容并能凝结出新的概念。因此,概念、判断和推理是互为前提、互为中介,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

假说是在判断、推理的基础上,对概念内在矛盾的全面揭示。假说是科学理论的前导,是概念向概念体系演化的必然中介。假说是由概念、判断、推理所构成的概念体系,是人的认识中必然采用的思维形式。当人们还没有足够材料揭示现象和过程本质的时候,或当人们还难以采取精确的实践手段对某种见解的可靠性进行检验的时候,在思维中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的想象力去推测事物的本质,不得不采用假说的形式。

除了上述提到的思维方法、思维形式外,非理性因素对认识的发展过程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非理性因素就可以给人的认识活动、认识过程提供动力、动因和调节控制的机制。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非理性因素和思维的逻辑形式就能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飞跃。

三、结语

对于认识方法论的研究不仅重要而且复杂,应该结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加以理解。以上是我对认识方法论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论述中还存在如:认识方法论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等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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