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法制化论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指出：“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江苏的新方位新坐标，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市场经济法制化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市场经济法制化论文 篇1：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法治内涵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战略方针，既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反腐斗争定下了总基调，也是将惩治腐败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实现依法治腐和依法惩贪的重要战略举措，有着深刻的法制内涵。“老虎”、“苍蝇”一起打，充分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刚性的本质内涵，为权力运行标示出鲜明的法律红线，全面推进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以及法律制度高效运转，确立了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权的基本理念，反腐败成为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法制

“老虎”和“苍蝇”泛指大大小小的贪赃枉法腐败份子。其共同的特点：一是手中掌握一定公共权力或可支配社会资源，并利用岗位或职务之便，为个人、亲属等他人或小集团谋取利益，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变为获取私利的工具;二是“老虎”和“苍蝇”共同认定的标准表现为其行为已经触犯和突破了法律红线，构成了违法犯罪即定事实。“老虎”和“苍蝇”的区别主要是以贪腐分子官职的大小加以界定，“老虎”一般指位高权重的腐败官员，因其地位高和权力大，腐败或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更为严重和恶劣;“苍蝇”则是指“老虎”以外的居于中下职位的各类腐败官员和处于基层各领域的腐败公职人员。“苍蝇”与“老虎”相比数量多，覆盖面广，其腐败行为往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侵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既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反腐斗争定下了总基调，也是将惩治腐败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实现依法治腐和依法惩贪的重要战略举措，有着深刻的法制内涵。

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法律质的特征

法律的本质在于惩恶扬善，确立公正的社会运行秩序，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在现实中贪腐分子无论职位大小、地位高低，都是社会公害、国家蛀虫。从法律角度来讲，贪官只有大贪官和小贪官之分，两者在犯罪性质上没有本质差别。根据法律原则，无论官大官小，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如果触动法律，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和惩处。因此，“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理念在于腐败没有特权，反腐没有禁区。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加大查办案件力度，扩大案件侦办线索，拓展案件举报渠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给腐败留有余地，不给腐败留有空间，通过严厉打击，使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隐藏深处的腐败分子浮出水面，从而大大压缩腐败基数，增加了腐败暴露的几率，打的效果是法律的震慑力显著增强，腐败整体呈现收敛态势。据有关方面统计，2013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4%和8.4%。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871人，其中厅局级253人、省部级8人。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人数，是11年来的最高值，立案侦查厅局级干部的数量也是11年来最高。2014年，反腐风暴较之去年更加迅猛，截止5月低，全国已查处副部级以上问题官员10名。通过这种“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严厉措施，充分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和刚性的本质内涵。

二、“老虎”、“苍蝇”一起打，为权力运行标示出鲜明的法律红线

“老虎”、“苍蝇”一起打从本质上区别于运动式的反腐，是建立在法律框架之上，纳入法律規程之中的反腐斗争策略。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方面树立起法律对腐败实行零容忍的基本的法治理念，对于腐败要抓早抓小，将更多的小腐败消灭在萌芽之中，避免“苍蝇”的大范围滋生和大面积蔓延，由小腐败衍生出大腐败。另一方面，通过重拳向“老虎”出击，将一个个位高权重、不可一世的大贪官拉下马来，则彰显出法律的威力和尊严，使法律真正成为权力不可逾越的底线。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题中之义在于使法律红线成为任何人均不可触碰的带电的高压线，对法律要心存畏惧，不能心存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在“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大大小小贪官密集性落马，这些人的堕落经历，均成为一部部形象的教科书生动的教学案例，特别是这些反面教材，起到了很好的“身边人说身边事”的现身说法的效果，产生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警示效应。因此“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惩治的同时，法律的警示的意义更为明显。现实中，会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些简单的法律常识人人都懂，但在利益的诱惑下能够经受住长期和持续性考验，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因此，只有“老虎”、“苍蝇”一起打，在惩治中动真格儿，才能在所有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头脑中始终崩紧法律这根弦，树立起依法行政和依法行权的法制观念，在思想上构建起牢固的法律防线。

三、“老虎”、“苍蝇”一起打重在构建和完善法律制度

“老虎”和“苍蝇”一起打，对腐败实行全面、深入和不留死角的严厉惩治，表面上看是侧重于治标，而实际则不然，而更多的意义体现在治本方面，是一个标本兼治的战略举措。因为“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高效率地驱动现行各项法律制度全面运转，才能使现实法律规定完全落地，充分发挥实效，达到扎紧制度的笼子，真正调动法律制度在惩治中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反腐和防腐功效。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在动态中查找出现行法律制度的不足以及存在的缺陷和漏洞，进而有的放矢地来加以弥补，使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进而建立起更为严密和扎实的制度警戒线和防火墙。事实上，法律制度存在的意义体现在“打”字上，一个十分完备的法律制度，如果发挥不出惩治和威慑作用，则只能成为写在纸上和挂在墙上的摆设和花架子，或成为华而不实和昙花一现的纸老虎和稻草人。如此，法律制度本身的存在价值便大打折扣。因此，“打”与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十八大以来，在“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过程中，打并不是单纯地打，而是全面地打和深入地打，在推进法律制度全面运转过程中，对法律制度本身也是一个全面验证，进面推动了检察监察制度、信访制度、社会参与制度等方面的整体性、体系性建设全面完善，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篱笆，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效果十分明显。

四、“老虎”、“蒼蝇”一起打体现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仍然保留着较强的传统封建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根深蒂固，权力干预司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执法不严和执法不公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领域和环节腐败高发易发势头还没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面临着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局面。“老虎”与“苍蝇”一起打，是当前整肃公共秩序和行政纪律，依法规范公职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现代国家治理特征来看，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吏，构建和打造一支遵纪守法，廉洁高效的公职人员队伍则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条件，也是构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因此，从当前看，“老虎”、“苍蝇”一起打，则是构建法制社会和实现依法治国的有力抓手。一方面对腐败实行全面出击，对腐败分子无论官大官小，无论以往功劳和贡献多大，只要触犯法律，一律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可以达到清除害群之马，净化公职人员队伍的效果。同时，也会激励和督导公职人员在履行公务，行使权力时必须确保职业操守，奉公守法。

五、“老虎”与“苍蝇”一起打，成为实现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内生动力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而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内在特征包括市场制度法制化、市场运行规则法制化、市场主体行为法制化和市场管理法制化。因此，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现代化水平和发达程度是以法律的健全状况和法律调节能力作为重要标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法制化水平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外，特别是市场运行边界和行政权力运行边界的法律界限尚不清晰并存在交织与重合现象，法律杠杆对市场运行的调节也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和盲区，市场运行中的一些领域和环节中，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仍屡见不鲜，特别是经济领域中潜规则盛行导致某种程度上法律被架空和失效，市场机制的正常调节功能受压制和扭曲，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违法分子和贪腐分子所侵占。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规范，铲除各种非经济因素和消极腐败因素对市场正常经济秩序的干扰和破坏，将市场经济运行完全纳入法制化轨道。“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通过依法对发生于经济领域的腐败实行全面打击，为市场机制发挥正常调节机能排除障碍和扫平道路，将经济运行、行政权力运行、市场主体运行全面纳入法约束之下，最大限度释放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能量;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领域腐败的重拳出击，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破解潜规则开辟道路、保驾护航，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固化樊篱，将市场经济运行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因此，在当前“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败战略部署中，反腐败已由原来的单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功能，转化为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碍，建立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地位，推进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内生动力之一。

参考文献：

[1]魏东.当下中国反腐政策的考量诠释[J].法制研究，2013(9).

[2]发现苍蝇，找出老虎[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6-11(7).

[3]赵北明.反腐败不应有选择性[N].新疆日报(汉)，2013-3-14(1).

[4]马国霞.既要敢打“老虎”又要勤拍“苍蝇”[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4-6(3).

[5]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铮铮决心[N].南方日报，2013-11-19(5).

作者：申恩威

市场经济法制化论文 篇2：

让法治成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标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指出：“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江苏的新方位新坐标，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这就要求进一步增强自身优势、补齐经济短板、拓展发展空间，紧密围绕发展实体经济和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创新引领、自主发展上下功夫，全力推进江苏创造，提升江苏质量，打造江苏品牌，加快跨越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江苏拐点。为此要深化法治领域改革，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挑战

201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面对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要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只有认清当下形势，准确把握新常态，才能有的放矢，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进展。

供需矛盾逐渐凸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已经不足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创新、优化发展环境等因素更为重要。各区域之间的竞争也逐渐从资金、管理、人才等要素竞争发展成为整体的、全面的竞争。从经济发展来看，供需矛盾凸显，在供给方面，资源要素投入面临瓶颈，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土地资源制约突出，产业高端化程度较低，在核心领域、关键技术、重要基础性零部件制造等方面人才短缺，产品优质化程度不高;在需求方面，经济对外依赖度偏高，出口中低端产品比重较大，消费增长受到城镇化滞后、中等收入阶层成长慢等因素的影响，难以释放潜能，制约经济新动能形成和高质量发展。

生态矛盾日益突出。随着改革开放40年來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与此同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受到较大破坏。近年来，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容量已经逐渐接近所能承受的上限，生态矛盾逐渐从隐性转为显性，不断趋于表象化。2018年9月份，生态环境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10—2015年全国生态状况变化遥感调查评估情况，提出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城市扩张规模，部分区域生态空间被挤占、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偏低和生态持续退化，其中提到长江经济带中下游自然岸线开发强度大、滨岸带生态风险较大的问题，这也是沿江各级政府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可以说，随着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人民群众对于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矛盾已经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市场机制有待完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目前市场经济法制化程度还不高，还存在地方政府过多介入微观经济活动、行政性审批事项较多、许可发放较为繁琐、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门槛较高等情况，企业实现经济转型遇到较大阻力。从政府的经济角色上来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帮助企业摆脱困境，又要把握好适度原则，同时还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就需要逐步明确政府定位，有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充分发挥法治引领和规范作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法治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法治水平也越高。在推进经济高质量、补齐发展短板的过程中，法治是完善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的必然要求，需要充分发挥好引领和示范作用。

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运转的政府，要求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到2020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一是要规范政府行为，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二是依法决策，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三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精简行政审批手续，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四是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五是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只有建设法治政府，将政府各项工作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难题，才能更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运用法治力量破解发展重点难点问题。一是服务深化改革。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将触及更深层的利益关系，推进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不断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改革重点难点领域，法治的支持和引领，既能确保改革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又能为改革突破利益藩篱提供法治利剑，让改革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在服务重大改革和工作任务中，镇江市组建了市县两级12348法律服务队，建立重大任务目标督导机制，积极参与党委政府重大事件处置、重大项目服务。二是推动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提高市场主体效率，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法治有助于遏制恶性竞争，形成良性竞争局面，从而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制度层面而言，必须制定能够有力保障经济健康有序运行的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支持创新的风险投资法律体系，形成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机制。三是完善市场监管。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提升市场的把控力，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法律制度，规范市场监管程序，制约监管权力，加强产权保护、维护契约自由、激励诚实守信，努力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市场环境。近年来，镇江市主动搭建小微企业法律服务平台，充分运用镇江法网“企业法律风险在线监测”系统，为小微企业出具相关法律风险在线监测评估报告及风险防范建议，建立企业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机制，同时加强各类法律服务需求收集和信息研判，按“一企一策”提供定制服务，截至目前走访企业618家，建立联系点124个，帮助企业化解风险、解决问题1076件。四是维护社会稳定。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得以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就要求我们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能，在处理社会复杂问题时，要秉持法治理念，善用法治思维处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处理违法犯罪时，要始终以法律为准绳，坚决保护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推进法律的刚性执行，提高司法效果。例如非法采砂对于社会稳定和防洪安全都存在巨大隐患，镇江在打击长江非法采砂的过程中，坚决依靠法治手段，邀请法制部门全程把关，全面梳理公安、水利、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执法职能，明确涉案入刑认定情况及程序，确保各项处置措施都有法律依据。通过三个月的整治行动，入刑3人，进入立案审查程序20余人，等待随案移交法院的非法采砂船5艘，集中指定停靠非法采砂船89艘，基本实现了全面禁绝非法采砂的目标，维护了社会稳定。五是助力污染防治。在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始终依循法治原则，用好法律武器，一方面强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司法保护，运用法治手段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做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执法及检查，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特别要将中央、省环境保护督察等转交的问题作为执法重点;另一方面加快修订配套法律法规，探索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进行立法，建立健全环境污染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障。

进一步坚实法治保障。一是提高立法质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从经济发展角度看，要及时制定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特别要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完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以及绩效考核制度，形成完备的市场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市场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市场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市场法治保障体系，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二是优化执法环境。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中之重，是体现地方法治环境优劣的重要指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执法能力和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放管服”改革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突破口。从内容上看，就要把该“放”的坚决放开、该“管”的管住管好、该“服”的服务到位;从执法模式上看，要“剛柔并济”，既要“刚性”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又要“柔性”推进服务型行政执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2018年11月，司法部出台《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强调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三是浓厚法治氛围。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优势，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宣扬正面典型，引导社会各界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律精神，维护法律权威。镇江市大力推动“七五”普法规划实施，相继出台了贯彻“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考评办法和责任清单，打造“谁执法谁普法·十佳创新项目”、部门“普法月历”等特色品牌，推动由“小众普法”向“大众普法”转变。同时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省级以上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成率达48.3%，居全省前列。

三、需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处理好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处理好立法与执法的关系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尤为重要。若执法偏离立法意图，会严重损害法律效力。有些立法存在滞后、漏洞等问题，需要执法过程中结合立法目的、常情常理来做出判断，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协调统一。要在执法过程中逐步建立法律实施效力监督系统，对于新问题、新领域要及时完善法律法规，对于不合时宜的立法要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

处理好刚性与柔性执法的关系。传统的刚性执法管理方式较为单纯地依赖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手段，虽然容易见成效，但易激化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管理的复杂性不断加大，需要更为柔性的执法方式，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和权益保障等机制。通过刚柔执法的相互配合，发挥执法管理服务成效，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

处理好国家法与地方法治创新的关系。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通过充分论证，因地因时制宜推进地方法治建设，能够及时把好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制度，有效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镇江市自2015年7月获地方立法权以来，针对地区行业特色和发展需求，陆续出台《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镇江香醋保护条例》《镇江市饮用水源地保护条例》《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条例》《镇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实现精准治理，有效推进了特色产业、生态民生、传统文化保护等领域的发展。

处理好污染防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污染防治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而非此消彼长。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一，通过加大整治力度，逐步淘汰“散乱污”企业和落后产能，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数据产生一定影响，但从长期看，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实现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作者系镇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责任编辑：高 莉

作者：曹丽虹

市场经济法制化论文 篇3：

劳动合同签约行为的博弈决策

摘要：文章运用郝伯特•西蒙的方法分析了雇主和雇工签约和不签约行为的四种组合，指出在正常和规范情况下，双方签约是长期理性的选择，而由于力量失衡、合同不合理、维权成本高等现实因素的加入，会发生偏离长期理性的三组选择行为。文章揭示了雇佣双方不签合同的行为动机。最后提出，国家修改劳动合同法强化对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使雇主不愿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得以强制性解决，但要真正体现立法宗旨，提高劳动合同的实际签约率，除了行使法的强制力抑制雇主的强势外，还要提高劳动合同法的社会知晓度，保证劳动合同内容的公平性，有效降低雇工的维权成本和后续机会成本，以及消除雇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关键词：劳动合同;签约行为;博弈;满意函数

一、引言

劳动合同的签订可以确立劳动秩序，形成法制环境，对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来，不签订雇佣合同的现象普遍存在，[1]①以致国家不得不在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做了强制性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们认为，这固然可以有效解决用人单位不签劳动合同的现实难题，却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为何某些签约当事人会做出不签劳动合同的博弈决策，因此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合同体现了双方的意志，是双方博弈达至合作的结果，不签劳动合同，是双方或任一单方对签订合同非合意所致。而在存在非自愿条件下形成劳动合同的规定条件下，会进行预期并找出应当措施，如用人方不到一年就解雇未签合同员工。本文即对劳动合同签约双方的决策行为做一经济学分析。

我们把劳动合同关系中的用人方简称为雇主，被雇佣方简称为雇工，雇主和雇工之间的雇佣关系是一种指挥和服从关系，即雇工要服从雇主的权威。西蒙指出：“在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的权威关系是由雇佣合同产生的”[2] 185-187。科斯也说：“‘雇主与雇员’这个法律概念的实质就是指挥”[3]。西蒙建立了一个规范性模型，提出雇佣双方的满意函数以及偏好解集合，分析双方在雇佣合同和销售合同之间进行选择的理性理由。而就中国的情况看，存在的是雇佣关系双方是否愿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双方分别有签和不签两种选择。以C1代表雇主愿意签劳动合同，以C2代表雇主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以L1代表雇工愿意签劳动合同，以L2代表雇工不愿意签劳动合同，由此可以构成四种行为策略组合：C1L1、C2L1、C1L2 和C2L2(见表1)，下面我们分别对这四种情况进行分析。①

二、劳资双方都愿签合同时雇佣双方的行为动机

第一种博弈状况C1L1, 表示双方都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其假设前提是，雇佣双方力量均衡、信息对称、相互信任和都具有长期理性[4]②，因此，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对双方都有益。我们将借用西蒙的分析方法对劳动合同的签订行为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大多数情况是，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时双方默认的事实劳动关系仍然会形成，这种情况并没有在西蒙的模型中被提及。西蒙分析的是只要不签劳动合同，就不会产生劳动关系，双方的满意函数就均为0。因此，在分析时我们将对西蒙的模型做一些拓展和调整。

设S1为雇主的满意函数，S2为雇工的满意函数，X为雇工所有行为模式的集合，指雇工在工作中完成的特定行动的组合，x为这一集合中的元素，指雇工以特定的工作速度或特定的精确水平来完成给定的任务集合。对于特定的x， F1(x)表示雇工的劳动给雇主带来的收益，F1(x)>0，F2(x)表示特定的x对雇工劳动愉快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劳动对雇工来说是非自愿生命支出，因此表现为负效用，F2(x)<0，雇佣双方支付或者收到特定工资w，w>0，

则S1=F1(x)-a1w，

S2=F2(x)-a2w，

设a和b分别是雇主和雇工进行生产合作的机会成本，S1≥a和 S2≥b是双方进行生产合作(或者说发生事实劳动关系)的充分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双方的参与约束。如果一方的参与约束不满足，该方就会选择与其他雇主(或雇工)进行生产合作，使得另一方的满意程度降为0。

那么，如果存在满足S1≥a和 S2≥b的可行解，那么在(x, w)空间内就会存在某一区域同时满足这两个不等式，只有在异常情况下这一区域才会退化为单个点。而在这个区域内存在一个不劣于任何解的解子集，我们称为偏好解集合。定义函数T(x, w)=a2S1(x, w)+a1S2(x, w)=a2F1(x)+a1F2(x)=T(x)，其中T(x)为偏好解集合中的最大值③。显然，雇佣双方首先会确定这一被偏好的x，进而在w上讨价还价，从而确定S1和 S2，双方会达成契约一致的意愿，即确定的(x0, w0)。在这种状态下，雇主和雇工都会同意签订劳动合同。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到，劳动关系是合作与冲突组成的共同体，在现有所有制下，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劳动关系形成的前提，而劳动合同的形成可以把潜在的合作项转化为双方显性的收益。一方面，依据合同建立较长时段的雇佣关系能增进双方的利益，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稳定的劳动关系可以大大减少劳动力流动的负效益，而总收益的增加使合同双方都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可获得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回报。如雇工会接受职业培训提高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并在工作过程中积累关于雇主的特殊信息和工作技能，比雇佣外部人更有效率，其所获得的报酬超过了他作为新员工加入其他企业可获得的报酬。在劳动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雇主会顾虑人力资本的流失，从而不会对雇工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而雇工在工作过程中也不会非常忠诚于雇主，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的形成将大打折扣。 三是获得互动产生的情感回报。雇佣双方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可以促使双方进行频繁的社会互动，使得双方更加了解彼此的信息，更加关心彼此的福利。在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双方如果仅从自利角度出发采取策略，那么最终的纳什均衡解极有可能就是帕累托次优解，即出现协调失灵问题。如果双方行动时不仅考虑自己的效用，对别人的效用也赋予一定的权数，那么，对对方福利的关心就能减弱协调的失灵程度。萨缪•鲍尔斯指出，特别当双方都同等地对待利他和利己时，博弈的结果可以实现联合剩余的最大化[4] 197。雇佣双方通过订立契约建立较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双方在进行合作时会更默契，效率更高，获得联合剩余，这就是所谓的情感回报。

另一方面，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弱化劳资摩擦。雇佣双方之间必然存在摩擦，摩擦分为两类：一是雇佣关系本质属性所造成的摩擦，二是外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摩擦。第一类摩擦是由于两者之间目标函数存在对立而产生的，即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总是希望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雇工追求个人收入的最大化，希望从雇主那里得到更高的劳动报酬，两者达不到均衡。因此，摩擦的结果必然一方得而另一方失，该博弈是零和的。但是在双方力量相当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多次博弈进行利益的再分配，最终的分配将是双方可接受的。例如由于某些原因，合同一方使另一方接受关于利益转移的规定，使另一方利益受损，但在不断签约的过程中利益会得到补偿，原因是博弈是连续的。在重复博弈下，双方在进行一次博弈后，博弈支付的信息就公开化了(后续的重复博弈都是对第一次博弈的等同复制)，利益受损方对自身的支付情况非常了解，可以在后续的博弈中要求弥补。还有，一般来说雇佣双方的契约签订是由一系列的子博弈组成的，有零和博弈，也有可分享联合剩余的正和博弈，通过某一子博弈可能不满足利益受损方的参与约束，但只要该子博弈所归属的总博弈满足其参与约束，利益受损方就会接受这一子博弈的支付安排，以获取大博弈下的利益收益，双方就可以消除或减少利益摩擦。总之，通过不断签订劳动合同的博弈活动，此类摩擦可以得到弱化。

第二类摩擦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比如工资的决定等，这些不确定性会成为双方日后发生摩擦的根源。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双方要不断地就工资的波动进行谈判，谈判的成本很高并由双方共同承担。如果雇佣双方就工资标准达成契约一致，在契约期内，工资成刚性，工资市场价格的任何波动，会使得一方损失，另一方获利，但不会共同承担谈判费用，也就是说，不确定性因素的契约化，避免了日后的谈判成本，只由一方承担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而由某一方承担劳动力市场风险事先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从而不会导致摩擦。

激烈地劳资摩擦即劳资冲突会导致两败俱伤，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干扰，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甚至会面临停产或失业的风险。如果双方事先就冲突的解决方式达成契约一致，可以有效地控制冲突。对双方而言，契约的签订都是帕累托优化的过程，因为冲突的解决降低了双方的损失。

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雇佣双方而言，建立合同关系是一种双赢的帕累托改进，如果是从长期理性出发，双方都必然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那为什么现实中普遍存在不签劳动合同的事实

呢?这是因为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存在签约双方力量不均衡、劳动合同内容不合理、劳动合同兑现成本高等现实因素，下面就引入这些因素，分析对C1L1状态偏离的三种情况。

三、资方不愿劳方愿签合同时雇佣双方的行为动机

第二种博弈情况C2L1，表示雇主不愿签合同而雇工愿签劳动合同，结果书面劳动合同未签订的状况，这是中国最常见的情景。这里所说的书面合同是指法定的规范的合理劳动合同，而不是指含有“霸王条款”的合同。上文我们假定双方力量均衡、信息对称，且都具有长期理性行为，因此，雇佣双方首先会确定某一被偏好的x，进而在w上讨价还价，从而确定S1和S2，双方会达成契约一致的意愿，即确定(x0, w0)。但是实际上，这些假设并不能都满足，如通常情况是雇主强而雇工弱。我们知道，F1(x)和F2(x)，也就是与x相关的雇主和雇工的满意程度，在双方达成协定的时候并不能确定地知晓，雇工需要为雇主完成未来某种行动，但在他们签订协议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何种行动是最为有利的。雇佣双方分别从F1(x)和F2(x)对每种x的概率分布函数知识出发，估计最优的x，这样就会出现意见一致和意见分歧两种情况。我们先定义期望算子ε，对于固定的x，有：

εT(x)=εa2F1(x)+a1F2(x)=a2εF1(x)+a1εF2(x)

一种情况是，在合同协商时，双方在最大化εT(x, w)的特定x上达成一致，并在划分总满意程度的w上达成一致，那么双方仍然会签订劳动合同，即确定(x0, w0)。双方的满意程度分别为F1(x0)和F2(x0)。也就是出现第一种的情况。而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在雇主力量强而雇工力量弱时，双方无法在最大化εT(x, w)的特定x上达成一致，而只是雇主从中选择x的集合X，并确定w，雇工只能同意雇主在这一特定集合X上选择x，即服从雇主的权威，显然，这时雇主会选择xm从而最大化F1(x)。双方的满意程度分别为F1(xm)和F2(xm)，必然F2(xm)

以上数理分析的行为含义是，双方就某项劳动任务进行合作，规定完成这项任务的工资水平w，而特定的劳动任务只有当对应的双方的满意程度均能得知时才予以选择。由于力量不均衡，通常雇工要服从雇主的权威，由雇主选定特定的劳动任务，即使雇工不满意也得接受。显然，在工资水平事先商定的情况下，雇主对雇工提出的劳动速度或精确水平等劳动要求将最大化自身的满意程度。相应地，这一被选定的劳动要求将最小化雇工的满意程度。当然，雇主在最大化自身满意程度的时候是有所约束的，因为雇主满意程度与雇工满意程度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雇主应当在满足S2≥b的前提下最大化自身的满意程度，S2≥b是雇工是与雇主进行生产合作的参与约束，也是雇主最大化自身满意程度的约束条件，否则，在S2≤b的情况下，雇工将退出生产合作，使x等于0，雇主将得不到任何利益，还要支付重新招聘和培训新职工所付出的额外成本。在雇工处在弱势，寻找工作岗位的成本比较高时，雇工的对不合理待遇的忍耐度会很高，从而使雇主运用权威最大化自身满意度的约束上限很高。

因此，当存在合理的合同约束时，雇主将不签劳动合同，以便在书面劳动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在雇工参与约束满足的前提下，选择自身满意程度最大化的劳动要求，相应地，这一被选定的劳动要求将最小化雇工的满意程度。因此，对于雇主而言，与雇工签订劳动合同将约束自己的权威，从而减少从雇工身上的获利程度，因此不签合同应当是其较优的选择。而对雇工而言，选择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是较优的。雇主不签雇工要签，书面劳动合同就不会签

订。

四、资方愿签劳方不愿签合同时雇佣双方的行为动机

第三种博弈情况C1L2，表示雇主愿意签订劳动合同，雇工却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这是发生在雇主强雇工弱时的另一种情况。下面我们分别对雇佣双方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展开分析。

在雇主强雇工弱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双方博弈得出的实际劳动合同，其内容必定是有利于雇主方的。这样，从雇工方面看，确实存在不签劳动合同的理由。第一，签订不规范不完备的劳动合同会使雇工利益损失增加。我们知道，雇佣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博弈和冲突博弈两种博弈关系，但不管是哪一种博弈，双方如果能就博弈支付达成一致的话，其结果都是合作。但即使博弈是一个整体帕累托优化过程，单个参与者也只会试图去实现那种能够最大化他们自身回报而非整体回报的配置。因此，需要设计合理的博弈支付矩，满足参与者的参与约束，从而实现双方的合作，即当事人联合行动的收益必须大于其在其他外部方案中可获得的最理想的收益，如果无法满足的话，那么当事人就会退出联合行动，参与者将拒绝签订合同。 不难看到，在现实中，许多雇主虽然与劳动者签了劳动合同，但合同签订不规范、不合理，合同签订的程序和内容都存在问题。如签订合同时，雇主根本不给劳动者平等协商的机会，往往单方说了算，其不合理性可想而知;有的劳动合同形式化问题较严重，只是简单套用劳动行政部门提供的合同格式，条款规定抽象笼统，除了填写姓名、身份外，其他多为照抄法律条文。这样的劳动合同纯粹是为了应付主管部门的，劳动者合法权益没有得到落实。在劳动合同不规范不合理不完备情况下，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就不是一个“合理的博弈支付矩”，因此，有些雇员就会做出签订不合理的劳动合同还不如不签合同的博弈决策。

第二，即使劳动合同是弱不合理或基本合理，兑现劳动合同的成本太高会使雇工认为签订合同无意义。劳动合同是双方就各自的权益和义务达成一致的承诺，双方必须在合同期内如约履行承诺，否则，劳动合同对双方利益的保障就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克雷普斯指出，在具有动态结构的博弈过程中，由于事前做出承诺的动机往往与事后决策的动机不同，承诺是不可信的[5]。在一些情况下，雇主会把履行诺言视为维护名誉的手段，只要不履行承诺所避免支付的成本远远小于雇主因此而丧失的名誉价值，雇主会履行合同。但如果雇主的名誉已经败坏，欺骗劳动者的机会成本为零，或者双方的博弈是一次性的，雇主决定捞一笔就退出市场，那么，雇主就极有可能违背在劳动合同中做出的承诺。而要找到违约的雇主兑现合同，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是极高的，非雇工能承担得起。这种事件发生多了，雇工会得到即使签了劳动合同也很难兑现的认识，签订合同的意愿就自然淡化。还有当前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解决争议的周期太长，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有些繁琐，提起申请仲裁的时效太短和有关费用较高等维权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6]①。这些都影响了雇工的合同签订意愿。

第三，维权的后续机会成本高使雇工认为兑现合同不合算，签合同也就没有意义。雇工在权益受损后做出维权诉求决策时，除考虑维权成本高低外，还要考虑后续机会成本。劳动者与一家用人单位就劳动合同问题发生争执后，有可能与雇主解除雇佣关系，之后势必要在劳动力市场上重新寻找雇佣单位。但由于他具有“闹事”的“前科”，被归入“麻烦雇员”黑名单，并被其他的用人单位所获知。这样，他在再就业时就会遭遇额外的障碍，因为新单位雇主在决定是否录用他时，必然会权衡其为雇主带来的额外成本与其特有的人力资本价值给雇主带来的额外收益，额外成本是指相对于其他劳动者，该劳动者会给雇主带来“闹事”成本。显然，只有当他具有较低替代率的劳动力技能，雇主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佣类似的劳动力，或者该劳动力技能为雇主带来的额外收益极高时，雇主才会“冒险”雇佣他。而对于那些具有低技能水平的劳动者而言，其劳动力技能替代率极高，雇主在雇佣劳动者时就偏向于选择那些“安分”的劳动者。现实情况是，雇主对于这部分劳动者提出“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要求，即要求雇工要加入雇主的合作生产，就必须服从雇主关于劳动契约签约与否或关于契约内容的规定，否则就不被雇佣。而劳动者不被该雇主雇佣的话，闹事信息的公开化将使得该劳动者很难再被其他雇主所雇佣，就会在一段时间里处于失业状态，其损失会高于维权获得的利益。由于客观存在维权的后续成本问题，签订劳动合同的意义就不大，部分劳动者会选择不签劳动合同。

第四，契约意识的缺乏。劳动合同是市场经济法制化的产物，劳动合同法的推行必须要求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制意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说绝大多数劳动者没有也不可能有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制意识，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概念。就我国劳动者素质的现状来看，由于我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过渡尚未完成，劳动者特别是广大农民工还在经历着这一历史转变和过渡，还未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下的成熟的社会阶层，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和独立群体意识的社会群体。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就业岗位和短期利益，缺乏通过劳动合同的订立依法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在实际的调查中，可看到在一些低学历、低技术劳动者中，不签约劳动合同的比重较大。

此外，雇工考虑跳槽的便利，减少流动时的约束，也是原因之一。

总之，对雇工来说，签订劳动合同所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维权的成本，或者不签劳动合同的损失大于签订(不合理)劳动合同的损失，才会签订劳动合同。对于雇主而言，签订利用强势地位形成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劳动合同，理由是不言而喻的。

五、劳资双方都不愿签合同时雇佣双方的行为动机

第四种博弈情况C2L2，表示劳资双方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单方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是否只需将上文对雇佣双方不愿意签订合同的原因加以组合就是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在雇主强雇工弱的条件下，当劳动合同内容是公平合理时，雇主不倾向于签合同;当劳动合同内容不合理时，雇工不倾向于签合同，一个劳动合同不可能同时合理又不合理。雇主和雇工双方都不同意签劳动合同的情况只有发生在对同一劳动合同双方有不同的理解和预见上，这是很少见的情况。

西蒙认为，随着F1(x)或F2(x)的不确定性的增长，双方更倾向于在选择x的集合X以及在划分总满意程度的w上达成一致，而非事先确定特定的x和划分总满意程度的w。因此，当F1(x)和F2(x)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也就是与x相关的雇主和雇工的满意程度事先无法准确预测时，雇佣双方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而在此后的合作过程中就x达成协定。

对于雇主而言，劳动合同的签订固然可以与雇工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从而获取合作收益并弱化雇佣冲突，甚至在可以签订霸王条款的情况下，强化对雇工的剥削。但是雇主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他可能只看到短期收益，而无法预见与雇工合作的长期收益;此外，雇主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确立霸王条款，雇工有权拒绝雇主的过分要求，拒绝服从雇主指挥，甚至跳槽，使得雇主的满意程度降为0。而在劳动合同不存在的情况下，雇主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威对劳动者提出劳动要求，在满足雇工参与约束的前提下获得自身满意程度的最大化。但是对于雇工能够接受不合理权威的上限，雇主是难以准确预计的。

对于雇工而言，任何劳动合同，都存在兑现劳动合同成本高，维权机会成本高的问题，加上自身契约意识的薄弱，这些都会使雇工做出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选择。①还有，由于雇工的有限理性，以为不签订劳动合同就可以避免雇主通过霸王条款进行剥削，而与雇主保持灵活的劳动关系可以减少流动时的约束，随时跳槽，因此认为不签劳动合同比较有利。这里说雇工是有限理性的原因是，雇工没有认识到，在不签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雇工仍与雇主发生了事实劳动关系，雇主仍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威对劳动者提出劳动要求，使得雇工的满意程度降为参与约束点。

概括地说，对于同一份合同，在高度不确定条件下，雇主难以准确预计获利程度，从而不签劳动合同;雇工认为不合理或维权成本高，签订劳动合同无意义，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总之，随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双方对劳动合同都有自己的理解而都不满意，双方就都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而倾向于保持更有弹性的合作关系，所以出现C2L2的情况。

六、结论

以上分析说明，在正常和规范情况下，即劳动合同的条款内容是合理的，签订劳动合同对签约双方而言，都是有利和明智的选择。在雇主与雇工力量不对等，雇主强于雇工时，雇主对合理的劳动合同有不签约的强烈冲动，而雇工考虑合同的合理程度及维权成本，为了避免进一步受损，也会做出不签劳动合同的行为选择。还有雇工考虑跳槽的便利，减少流动时的约束，也不愿意签约。此次国家修改劳动合同法强调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劳动部又推行 “三年签约行动计划”，使雇主不愿与雇工签约劳动合同的问题得以强制性解决，如2008年6月浙江、广东、辽宁的劳动合同签约率都大幅度上升，据政府统计数已达90%以上，但据我们调查，仍没有解决雇工不愿签劳动合同的问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化要求任何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都必须具备法制意识，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法律才能发挥现实作用。因此要体现修改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提高劳动合同的签约率，除了通过行使法的强制力抑制雇主的强势外，还要提高劳动合同法的社会知晓度，保证劳动合同内容的公平性，有效降低雇工的维权成本和后续机会成本，以及消除雇佣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相信随着法律的日渐完善和劳动者契约意识、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劳动合同签约率还会有更大幅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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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in Signing of Labor Contracts

ZHANG Zong-he, W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Key words: labor contracts; act of signing contracts; game; satisfaction function

(责任编辑薛晓梅)

作者：张宗和　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