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组织体制重构论文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掀起了官僚制组织改革浪潮。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去官僚化改革方式相比，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官僚化目标定位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本文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这一组织工具为参照，借鉴西方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来阐释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区组织体制重构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社区组织体制重构论文 篇1：

十八大视域下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研究

摘 要： 有效地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创新社会管理、营造公民安居乐业的和谐氛围、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之必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选择是：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机制、责任落实机制;重构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法律机制;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引导推广机制、全面培育规划机制以及有效监督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创新思维是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系统研究;调动社区精英监督社区社会的组织建设与管理以及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创新理解社区社会组织“非营利”性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融合等。

关键词： 社会管理; 社会组织; 群众自治组织; 社区建设

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组织被称为社会之间组织，在西方国家则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或非政府组织(NGO)。在我国曾称为社会团体，简称团体，现阶段称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近年来，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取得了长足发展，包括基金会、慈善团体、学会、研究会、促进会等，这些组织在社会福利、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卫生环境、文化艺术、宗教服务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参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1] 这为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指明了方向。鉴于社区是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已成为现阶段社会的基本载体。因此，笔者将以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为基本分析对象，探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构建机制及其他措施建议。

一、社会组织及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释义

社区社会组织属于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类别，因本课题旨在探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故在探讨社区社会组织的本质之前，有必要分析社会组织的基本界定。

(一)社会组织的基本界定

在我国，社会组织是官方使用的最新概念。1998年，国务院先后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本界定了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199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明确规定对民间组织实行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机关双重管理体制，民间组织的称谓又成为官方称谓;2004年，国务院出台《基金管理条例》，基金会从社会团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民间组织中的独立类型，从此，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成为我国相互独立的三种民间组织类型。党的十六大首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概念。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对之推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将社会组织放到了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高度进行系统论述，为名称繁多的社会组织相关称呼奠定了统一基础。党的十八大回顾总结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总结了党的十七大以来的工作，对社会组织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指明了今后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要朝着现代企业的模式发展，即应拥有完善的内部治理机构，权责明确、公开透明、充满活力、高效运作;要“强化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民生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这些对政府职责的论述，阐发了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不是依附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应成为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应成为服务集成商。政府的职责是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为社会组织搭建平台，帮助社会组织加强自我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组织的一系列论述，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关于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深化和发展。社会组织、政府及市场必将形成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格局。

尽管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概念，党的十七大明确统一了“社会组织”的涵盖范围，概括了过去的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第三部门、公益团体、慈善组合或民间组织等称谓，党的十八大使社会组织的定位更加明确，但都没有明确给出社会组织的定义。

目前可考察的定义有9个之多。(1)非营利组织(NPO)。属于非政府且非商业的组织。汪大海主编的《社区管理》中认为，非营利组织涵盖有“邻里组织”、“社区组织”、 “公益团体”、“私人自愿组织”、“慈善组织”、“独立部门”、第三部门、基金会、非政府及非商业性的组织。[2] (2)非政府组织(NGO)。世界银行编有《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原则》，其中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是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非盈利公司、慈善信托等，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赚取利润，也不得将此利润分配。(3)第三部门。来源于美国的三元模式，政府部门-营利部门-第三部门。美国学者莱斯特.塞拉蒙认为，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就是第三部门。(4)独立部门。是由一些服务社会的专业性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所组成的团体。这些团体虽然由政府和企业所支持，但其特性与贡献却是独立的。(5)慈善组织。是为弱势者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其宗旨是开展慈善活动。(6)志愿组织。是由一些志趣相同的人组成，并以自愿人员为主的团体。[2](7)社会团体。我国相关法律解释为，是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3] (8)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3] (9)基金会。基金会就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3]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组织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但大多认为，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福利事业的中介机构。

在考察了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诸多认识后，综合对现实社会组织的调查，笔者认为，社会组织是区别于政府部门、经济组织的其他社会组织，该组织由具有共同爱好和兴趣的社会成员所组成，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和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以实现会员愿望为目的，以自愿自觉为表现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群众性自治组织。该组织的特质是：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是群众自觉自愿参与的，不是政府强制隶属于政府机构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自主经营，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其决策层不是由政府官员或其他经济组织控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不排除可以营利，该营利主要用于维持自我生存和发展并改善民生;宗旨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改善民生和开展慈善活动;目的是实现会员的共同愿望。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内涵

目前国内对社会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普遍认可的定义，故对社区社会组织也没有一致的统一概念。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立足于社区，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自我管理，在社区内自主活动，有一定的活动目标，以实现社区、居民的和谐发展为宗旨的民间组织。[4] 还有学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组织或个人在社区范围内单独或联合举办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5] 陕民办发[2010]139号文件指出，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社区社会团体和社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类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必须是居住在本社区的居民，活动的范围原则上只限于本社区(社区间交流、比赛活动除外)，活动内容和方式必须是在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在不违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适当放宽登记条件，简化登记程序，逐步把社区社会组织纳入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管理轨道。西安市社区民间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指出：“社区民间组织，是指在社区内开展自愿者服务、公益服务和从事文化体育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4]

笔者认为，社区社会组织是以本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本社区成员的多种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其基本要素主要有：组织成员主要是本社区的居民;活动范围一般在本社区区域内;组织由居民自愿组建;组织成员自由进出，组织结构松散。

二、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数量规模、活动领域和服务内容上均呈快速增长之势。据西安市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2年底，在市级民政部门实际登记的社会组织1068家(社会团体447家，民办非企业单位621个)，在各区县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2537家，城乡社区备案的社会组织2173家，全市社会组织合计已达5778家。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每年以5%左右速度增长，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2.5家。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和全国相比较相对迟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家/万人，但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2012-2014年，中央财政每年拨款2亿元支持西安市社会组织的发展，而社区社会组织是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四大领域之一。因此，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非常迅速，预计以后每年还会以10%的速度增长，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体育、教育、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6]

(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个案分析——以西安市碑林区为例

为了充分了解社区社会组织在和谐社区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准确把脉社区社会组织的现状及发展需求，我们对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街道环南路社区社会组织的调研信息做一分析。

1. 社区概况。西安市碑林区文艺路街道环南路社区成立于2000年10月，位于和平门外雁塔路东侧，辖区住户6003户，常住人口19000人，驻地单位7家，居民小区3个，设16个家委会。

2. 调研概况。该项调研是在碑林区“社区社会工作室”试点的基础上开展的社区社会组织现状调查，基于前期的调研和了解，该次调查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引入“6W1H”询问理论(“6W1H”指需要什么组织—what，谁需要—who、为何需要—why，在什么时间—when、什么地点需要—where、谁来组建—which、如何组建—how)，采取深度访谈法，配合使用问卷调查法。访问对象涉及家委会主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退休办主任、熟悉辖区情况的工作人员、组织活动的参与者等，本次调查共作了22个访谈。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组织现状、规模、居民满意度、发展需求、发展建议等。

3. 调查结果。通过访谈得知，本社区共有社区社会组织10个，其中合唱团2个，民乐团1个，京剧团1个，管弦乐团1个，乒乓球协会1个，书法协会1个，象棋协会1个，舞蹈协会1个，跳棋协会1个。可以看出，该社区社会组织以文体组织为主。

4. 调研总结。经过对访谈资料分析，该社区社会组织的优点有：(1)组织形成出于自愿，有些组织凝聚力强，自觉性较高;(2)组织成员自身素质高，服务意识强，有社会责任感;(3)组织的社会资源相对丰富，成员中有老干部、老教师，知识面广，社交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强，对组织稳定发展有吸引和维护作用。

该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也有许多不足之处：(1)对社区社会组织认识不足，在社区中还有好多类似于社会组织的团体，但因对社会组织的登记备案不甚清楚，依然属于游离于社会组织行列之外的闲散组织;(2)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失衡。该社区的社会组织主要以文体娱乐型为主，社区服务相关的社会组织及自愿者组织不甚活跃;在访谈中有95.5%的人支持自愿者活动，有的本身就是慈善协会或自愿者组织的一员，但社区并没有形成规模的志愿者组织。(3)现有组织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较少，且活动场地在一定程度上也较难保证;(4)组织力有所欠缺，在访谈中，有87%的人表示组织活动通知就去，13%人表示有时间就去，访谈者中大多希望有活动就通知他们。

(三)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上面的个案分析上已经能够看出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问题，课题组还随机抽取走访调研了西安市各区县的十多个居民社区。对各访谈情况进行梳理，发现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关系定位依然不很明确。调研中发现，西安市政府与社区社会组在社区公共服务方面依然存在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缺位表现为应由政府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没有到位，例如西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缺乏，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已经成为较为突出的社区公共服务缺失问题。越位表现为不应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仍然在行使(如对社会组织的经营政府管得太多)，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职能的范围未得到合理的界定，做了一些自己做不了、做不好和不该做的事情，挤占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错位则表现为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垄断格局尚未彻底打破，民间资本进入社区公共服务领域仍存在着许多隐性的壁垒。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现象，导致一些本该由社区社会组织进驻的领域，社区社会组织却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2.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不够。调查中感到，西安市政府在社区社会组织鼓励、支持、扶持方面的举措和成功经验还不多，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力度较小、覆盖面较窄，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1)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性缺乏正确认识，社区工作人员薪资不高、工作不稳定，造成许多专业人员不愿意到社区就业。大部分社区负责人都是由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成员兼任或者任命。(2)对社会组织缺乏正确的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有何作用，在社区服务中怎样定位，如何借助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改善民生、完善服务，政府相关部门缺乏认识和了解。(3)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机制不够健全。2008年，西安市虽然已经出台了《关于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及成果的操作方法》，但尚在低层次水平上徘徊，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规范化、长效性的制度机制。

3.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结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区域不平衡、社区内社会组织类型不平衡以及年龄结构不平衡。西安市不同城区、不同社区之间存在着历史背景、基础设施、经济条件、居民素质等差异，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现象。从社区社会组织分布领域看，文体类和教育培训类社区社会组织较多，而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公益类、维权类社区生活组织更少;从年龄结构来看，社会组织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较少。社区社会组织分布存在某些类型数量相对过剩和某些类型数量相对不足并存的现象，不能完全适应社区居民的需要。普遍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在教育培训、文体活动这两大领域发展作为迅速，在实践中很多社区更愿意发展这两类社区组织，而公益慈善类和权益维护类组织是当前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弱项。西安市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主要表现在养老服务机构和民办幼儿园两大方面，政府财政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对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非常有限。

4. 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经费严重不足。经费问题是困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社区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一般包括政府拨款、收取会费、组织自身收入、企业捐赠和社会捐赠五种方式。从调研情况来看，除官办社会组织外，居民自愿组成的社会组织没有专门的经费来源。官办社会组织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经费相对比较充裕;居民自愿组成的社区社会组织接受政府拨款非常少，主要依靠收取会费和和少许经营收入。经费问题阻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5. 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目前社区社会组织缺乏自身、政府和社会的有力监督。据课题组调查，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仅有为数较少的几家组织中设置了专门的监督员职位，主要监督组织的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及日常开支等，但尚未形成规范和统一的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督乏力，要求社会组织向公众公开信息的相关法律欠缺，公众监督的主要渠道是上访、举报、发微博、微信等。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致使社会组织不当得利等违法违规行为屡见不鲜。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选择

根据目前现状和存在问题，要克服社会组织之不足，使社会组织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选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有效机制，对于其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路径选择的理论依据

1. 党的十八大关于建设“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的论断。如前所述，“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组织的新提法，表明我党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定位有了新取向。这个新取向一方面意味着要重新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要重新确认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还涉及重构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种新取向成为我们构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机制的基本指导原则。

2. 陕民办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陕民办发[2013]24号《陕西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力争3-5年的时间，初步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政社分开、责权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构建服务到位、监管有效、多方参与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7]

3. 西安市民办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西安市民政局根据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精神，结合西安市实际，提出了西安市社会组织发展的总目标及一系列指导意见。将总体目标设定为“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初步建立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构建服务到位、监管有效、多方参与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7]

(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路径选择

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和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1. 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我们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应建立在政府在对待社会组织问题上“去行政化”基础上，就是要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政府从“行政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型，从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型，从直接控制者向调节者、中介人、裁判员和服务集成商转型，要努力使政府与社会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如图1所示：

2.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责任落实机制。责任落实机制依然属于政府角色转变的问题。“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是责任落实机制的原初动力。政府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切实管好，这不仅能把政府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更能激发社会力量和市场活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笔者认为，应该首先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责，哪些是政府擅长的、管得了且管得好的，哪些是管不了、不好管、管不好的，进而根据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的优势，将政府管不了、不好管、管不好的公共事务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接，将政府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向扶持引导，以为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创造活动平台和发展空间。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落实机制，就是要从根本上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方面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

3. 重构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法律机制。这需要政府下决心简化社会组织登记的程序，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的门槛，并切实使社会组织向现代企业一样，真正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治。在此方面，西安市政府出台的市民发〔2013〕326号文件指出：“大力培育发展城乡社区社会组织，降低登记门槛，简化登记程序。对符合登记条件的，依法注册登记;对于不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或农村村民委员会备案。”这为社会组织规范发展落实指明了方向。

4. 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推广机制。社会组织是承载和对接政府转移职能的重要力量，加大扶持培育社会组织的力度，已成为政府迫切的职能所在。由于国家以前对社社会组织的立法不健全，外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部分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内部管理混乱，有的甚至违背非营利性、公益性原则而追求经济效益，降低服务质量，忽视社会效益与社会责任，导致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大大降低，进而使社会动员能力下降，难以吸引社区居民长期参与，难以吸引专业人才的参与，降低了有效发挥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鉴于此，政府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和督促社会组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尽可能多地引导和组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以提高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可度，同时要加大社会组织培训力度，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意识和创新精神。

5. 构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全面规划扶持机制。如前所述，西安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平衡，而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的发展状况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社区居民素质等因素有关，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扶持力度。一般而言，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培育力度，能促使社会组织的区域平衡、种类平衡与结构平衡。一要建立长效调研机制，动态监控，形成常态;二要结合各社区几个组织的不同特征，在调研的基础上，规划出具有各个区域特色的不同组织类型，分类组建，逐步完善，要有计划、有目标;三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组织活动，以达到组织内部的性别、年龄、职业、知识等结构平衡。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总体规划、分类指导和分类管理，将把社区社会组织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创新思考

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涉及到的因素不计其数，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上，还有下列问题值得创新思考。

(一)对社会组织的系统研究

在对社区社会组织研究中，笔者发现，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的研究依然处于表层，很多研究仅仅限于经验的简单介绍，个别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所探讨，但研究停留于就事论事或地区个案描述上，缺乏系统全面的考查和理论分析框架，在对政策的研究上，只研究了国家和地方出台了哪些政策，但法律法规之间的上下对接关系，同层次上的相互协调关系，缺乏纵横比较性研究;在对社区组织类型的研究上，也只研究了目前存在哪些社会组织，社区居民需要哪些社会组织、需要多少个社会组织提供服务，政府分离出来的职能需要怎样的社会组织来承接等需求现状，并未量化性地深入研究。故须加大研究力度，以寻求社会组织建设、发展及管理的基本规律，以形成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社区之间良性互动、耦合共进的发展态势。

(二)社会精英监督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关于社会精英，有许多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社会精英是那些在群体交往实践中，能够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并获得权威性价值分配的少部分人;也有人认为，社会精英是群众基础好，具备很强的管理能力和较高的综合素质的人。在考察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综合社区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社会精英在社区管理中属于社区精英，是指居住在社区，关心社区发展、在社会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调动一定的社会资源服务于社区的人。社区精英来自社会各个层级，属于社会的中坚，对社会的治理结构比较了解，社区稳定、和谐与其利益切身相关;社区社会组织不仅符合社区精英的利益，也保全了最大多数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凡是社会组织活动活跃的社区，大多离退休干部参与较多，这些人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组织协调能力，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精英的一部分。这就提供了一种参考，应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精英在社会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中作用，调动社会精英的能量监督社会组织良性建设，促使社区良性发展，对最终实现社区发展战略目标具有促进作用。

(三)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培育

国内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北京市关于社会组织的相关文件中。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暂行办法》中指出：枢纽型社会组织是由负责社会建设的有关部门认定，在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处于龙头地位，在管理上承担业务主管职能的联合性社会组织。[8] 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社会组织的发展、服务、管理工作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组织都可以视为枢纽型社会组织。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各类社会组织的向心力所在，对于各类社会组织具有凝聚作用，有一定的感召力。此类组织是民心所向，不必政府职能部门认可。在社会组织的建设上，政府应着力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增加正能量。

(四)创新理解社会组织“非营利”性质

社会组织常被理解为只服务不盈利，也可以理解为可以盈利，但盈利部分用于组织自身发展或者还之于社区中的弱势群体。这种理解使我们想到了日本松下公司的价值观——“赚钱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当这一价值观受到质疑时，松下对企业价值观的解释使人们感到了赚钱正是企业的责任所在。解释如下：“日本今天的繁荣，自然是本国的公司获得相当大利益的结果，如果大部分公司都不赚钱，日本就变成一个贫穷的国家了……而为了社会的全体繁荣，赚钱也是我们的重大责任和义务。我们从社会取得天下的资金，集天下的人才，用天下的资源，如果没有任何的成果展现，不但愧对社会，社会也不会原谅你。”[9] 以此推理，社会组织如果不赚钱，其服务成本从何而来，服务质量如何提高，自身生存如何保障，仅靠政府资助和企业捐助是无法长期维持的，用社区之资源而无法为社区提供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也不会原谅。鉴于此，笔者认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非盈利性质，应创新理解和分类管理，即可根据服务类型和对象的不同，采取部分有偿服务，这些有偿服务，可以改善社会组织资金匮乏的局面，使社会组织在资金上具有自主性从而形成更高的自治性，也正是这些有偿服务，维持了组织的生存，为提高服务质量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

(五)社区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融合

在社区，除了社会组织外，还存在一定量的经济组织，如物业服务公司、小型超市、理发店、美容服务店、社区蔬菜果品店等等。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也是社区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毫无联系的真空实体，事实上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业务和其他方面的交叉性。他们作为社区的一员，均有义务为社区的发展奉献力量。因此，政府应设法使各组织之间形成一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有机协调统一体。充分调动这些组织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特别是应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所长服务于社区。如社区内的物业公司，活跃业主的文化生活本身就是其职责之一，在当今物业小区与社区愈来愈合二为一的今天，活跃社区文化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物业公司的肩上，社区卫生、社区绿化以及对社区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也是物业公司不可推卸的责任，社区的理发店、美容机构、社区医疗机构等，均可“以己之长，服务社区”。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经济组织的融合，将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静，等.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研究[J].陕西行

政学院学报，2014，(2).

[2]汪大海. 社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3]蒋传光.公民身份与公民参与：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

以社会组织培育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4，(6).

[4]康晓强.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回眸与展望[J].中国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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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倩.城市社区民间组织监督机制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南京市鼓楼区民间组织为例[J].安徽农学通报，2007，(2).

[6]陈利丹.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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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陕西思路[N].中国社会报，2014-

01-16.

[8]崔玉开.“枢纽型”社会组织、背景、概念与意义[J].甘肃理论学

刊，2010，(5).

[9]严闻广.人才培育成功 事业才会成功——评松下幸之助的钥

匙[J].人才研究，1987，(5).

[责任编辑：任山庆;校对：党 婷]

作者：张静　王溪　连林慧

社区组织体制重构论文 篇2：

中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掀起了官僚制组织改革浪潮。与西方国家普遍的去官僚化改革方式相比，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官僚化目标定位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本文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这一组织工具为参照，借鉴西方改革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来阐释中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

关键词：行政组织 改革 目标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reform target

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组织中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僚制自身的弊病不断暴露。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着手对官僚制进行去官僚化改革，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国目前正在进行行政组织改革，加强对官僚制组织的研究，对于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目标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对官僚制的认识：理性和弊病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命令—服从等为特征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形态，这一组织形态有着不同的具体形式，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设计的“理想模型”——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具有等级制、专门化、规则化、技术化、非人格化等基本特征。“专门化”强调对专业技术和效率的追求，使公务活动具有严密性，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规则化”追求法律和规则，保障了人人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是对封建世袭制或家臣制的否定;“技术化”要求重视知识和技术，促进了实证科学知识在行政管理中的发展和应用，也有助于职业专家和技术官僚人格的发展;而“非人格化”则要求严格限制的权力应用，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个人的恣意武断和主观随意性，从而保障了权力运行的公共性。官僚制所包含的上述理性精神，使其具有优于其他组织形式的准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从而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组织通用的组织形式。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包含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理性精神的官僚制，自身的弊病日益暴露，“这个理想化的科学设计成了现代社会所有行政失灵问题的根源”[1]。

1、官僚制组织运转效率逐渐下降。从公共选择理论和系统论角度来看，官僚系统整体的目标是追求总体效益的最大化，即对社会实现最好的管理和促进社会最大的良性发展;而官僚系统组成要素的机构和官员追求的则是机构本身或个人的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偏离从而必然带来机构和人员的非效率增加等降低官僚系统运转效率的发展趋势。此外，官僚体制内多环节的运转程序，也导致了运转效率的流失。

2、官僚制组织机构恶性膨胀。在官僚组织运转中，由于对其产出结果的衡量和计算有相当难度，导致了资源配置的软约束;同时，官僚组织由于掌握权力，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为组织机构和人员的扩张创造了便利和可能的条件。官僚组织的自组织性决定了组织本身具有增长和扩张的内部自然属性，加上官僚组织特殊的资源配置特点，导致官僚组织的恶性膨胀成为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疾。

3、官僚制导致官僚的阶层化。官僚系统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官僚们直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经济收入直接来源与政府财政，并且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和其他阶级所不能享有的优惠福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的社会阶层。官僚组织内部各个不同或相同等级的官僚之间存在严密的工作联系和依赖性，官僚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是，最后形成了相互依赖，共同维护的利益共同体，日渐与社会脱离，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社会利益架构。

4、官僚制逐步走向僵化。官僚组织内部通过文件形式非人格化地运作，控之以严格的程序和纪律，这虽然可以解放成员的时间和精力，提高效率，但同时也会使其行为日趋模式化，例行公事而没有创新。再加上依法行政的需要，官僚系统不仅要忠实地执行法律的实体规定，还要不折不扣地遵守每一个环节和程序，这也极大地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降低组织的灵活性。

二、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组织改革：去官僚化

在工业化时期，官僚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组织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急剧复杂的变化：(1)后工业社会重视及强调组织成员的人性、自由、创新及作为非正式组织的感情交流;(2)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照章办事、循规蹈矩地履行职能已无法适应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动态因素对政府职能的要求;(3)经济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对变革具有被动接受特性的官僚制承受来自国内外各个向度的影响、压力与挑战，第一反映常常是天然的抗拒。经历了100多年发展的的西方官僚组织，其法制化，规范化已达极端，明显地暴露出对后工业社会的不适应，如美国一部公务员管理手册竟达10000页，不易掌握也难以执行。

对此，理论界首先展开了批判，强调去官僚。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等人针对官僚制组织形态的弊病，提出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政府组织的定位重新进行了界定：(1)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关注的中心不是单纯是提供公众服务，而是促使公营、私营和志愿服务各部门行动起来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2) 有强烈使命感的政府：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是来自自己的目标和使命;(3) 顾客取向的政府：把服务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满足顾客而非官僚政治的需要;(4) 竞争性的政府：引入竞争机制，使政府成为竞争性政府;(5) 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管理到参与协作式管理;(6) 市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紧跟理论界的批判，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在实践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如英国的续阶方案、加拿大的公共服务两千计划、新西兰的财政与人事改革等，其中著名的有美国的政府再造运动，克林顿政府根据奥斯本提出的企业家政府理论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中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理性化目标定位：官僚化

面对西方国家官僚制组织的改革浪潮, 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应如何审视官僚制，如何定位行政组织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该表述明确表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只能是建立“一个更加现代化、官僚化的行政体系”[2]。对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官僚化行政改革浪潮，我国把建立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官僚组织体制作为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目标，有其必然性：

1、对我国古代官僚制合理性基础的历史考察

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建立了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官僚体制，并发展出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制度，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始终没有发展出现代官僚制的专业管理技术。这是因为，古代官僚制对官员的评价主要基于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官员在体制中的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人身依附关系才是重点;也许在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士人们会以自己合理化的管理技术和业绩来证明自身，但一旦战争结束，士人追求管理技术的努力也就会随着统一帝国的出现而消失，因为这个时候官僚的管理技术和业绩不再是他争取权力和收入的最佳途径，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远胜于对技术化和科学化的追求。

2、客观看待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差异

构建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模式，只能是就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而言，不可能存在一个适用所有社会阶段的统一模式，因此，必须从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来确定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目标。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进行反思并对其弊病进行矫正，掀起了非官僚化的改革浪潮，不论其收效如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官僚制更好地适应后工业社会这一现实。无论是主张以市场机制改造政府，还是主张以企业精神改革公营部门，都不意味着理性官僚制的末日到了，只能证明它在经历一次制度创新。而我国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法制化、民主化的发展阶段，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都还需要时间，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这种官僚制是指以理性和法制为特征的官僚制。在中国，“官僚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3]。

3、中国行政组织体制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组织活动中的人格化倾向。排斥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规范竞争活动的法律规则失去存在的基础，为政府权力的人格化提供了便利;“弱社会、强政府”的集权体制和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人事制度，又从制度上维护了政府权力的人格化，因此，政府权力在实际运作中存在严重的人格化倾向，如机构设置的随意性、人员使用的主观性、浪费资源、“以情代法、以人代法”等，导致行政组织运行的非理性和低效率。第二，“家长制”的思维方式与作风仍在我国行政组织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第三，对组织与领导者缺乏有效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成为转型时期腐败的突出特征。

要解决中国行政组织体制当前存在的问题根据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必然要求我国建立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官僚制组织，这是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目标的理性定位。

四、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理性化建设

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应弘扬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结合我国官僚制组织的历史和实际，现阶段我国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理性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1、加强民主建设。民主既是一种激励机制，更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只有建立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机制，实行民主监督，才能有效减少行政组织的无序、低效。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加强政治力量对行政组织的控制，建立行政责任追究机制，实行参与式行政，实行分权和放权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等途径进行我国行政组织的民主化建设，防止我国行政组织的异化。

2、增强行政组织的开放性及内部竞争。要加大行政信息的开放度，建设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同时，引进竞争，打破垄断，以克服我国行政组织僵化、低效率等弊病。

3、培养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治化。首先，在观念上大力倡导规范、效能、普遍主义的精神和工作方式，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其次，健全法制，把各级行政组织及各级人员的职、责、权，以及工作内容、程序、方法，通过立法的手段确定下来，坚持依法行政，建立问责制度;再者，缩减行政组织职能，避免“万能政府”，克服政府组织机构的膨胀问题;最后，改革政府财政和评估机制，强化行政组织的自我约束。在投入方面，重视节约管理成本，变预算软约束为硬控制;在产出方面，建立政府绩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政府组织结构和人员进行激励或处罚，从而提高政府绩效。

注释：

[1]张康之：《韦伯对官僚制的理论确认》，载《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6期

[2]吴向宏：《政府机构改革：目标、风险与建议》，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4期

[3]孙远东：《组织管理方式的历史生成与现代重构——只是经济时代下组织管理方式的创新》，载《管理现代化》，1998年第4期

作者：李小敏

社区组织体制重构论文 篇3：

当前和谐社区建设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

摘要:建设和谐社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是构建和谐社会一项重要任务。但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和矛盾。针对当前我国社区建设的实际和突出问题,进一步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增强社区服务能力,认真解决转制社区的困难,切实有效地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全面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区建设;问题;对策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创建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民生地位的进一步增强,加快和谐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关系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关系整个社会领域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当前和谐社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1986年民政部倡导开展社区服务以来,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1]。随着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新的发展目标的提出,社区进入了全面建设和谐社区的新阶段。对照和谐社区的工作内涵,当前社区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

(一)和谐社区建设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职责模糊

不同的角色应有不同的定位,才能使功能互补,形成构建和谐社区的合力。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同的角色具体定位仍较模糊,越位、错位、不到位现象还难以根治。

1.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角色错位现象还很严重。当前社区不仅仅是“协助”,更是具体的操办者和执行者。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强调“工作向社区延伸”,简单把工作推给了社区,使得这些工作成了居委会的份内事,并要接受各有关部门的检查和考核。虽然有些地方已实行了社区工作准入制,但由于体制原因,各职能部门都强调工作进社区的重要性,社区居委会负担仍难减,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使得社区难以有效地依法履行其居民自治功能。

2.政府与社区居民角色关系未理顺。由于政府与社区居委会关系未理顺,使得社区居委会工作无所不包,而自治功能弱化。造成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不强,主动参与度较低。

3.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不充分,难以承接政府和企业转移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职能。目前在我国城市社区各类民间组织中,活动类占绝大多数,慈善类较少;低层次、传统型的多,高层次、现代服务型的少。

(二)和谐社区建设的保障体系偏弱、功能发挥受限

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离不开人、财、物的保障。尽管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对此已有明确的要求,但有些问题的解决还有一定难度,影响着社区功能的发挥。

1.社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要求落实难。行政许可法实行后,建设部取消了居住小区综合验收项目,对配套设施建设的监督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住宅区配套设施建设涉及农贸、教育、城管、民政等多个部门,情况比较复杂;而居住区配套设施的建设标准、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设施权属界定、改变使用性质等问题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容易引发矛盾,投诉争议较多。住宅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2.社区工作经费投入效益不高。各地方政府对社区投入标准有明确的规定,并规定各部门下派社区的工作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进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居委会经费紧张的矛盾,但也带来了投入效益不高问题。据各地民政部门不完全统计,组织、发改、劳动、卫生、计生、文化、体育、公安、教育、环保、民政等十多个部门都对社区有一定的投入,但多为临时性,更缺乏科学性。从资金用途看,部门投入的经费中,相当部分资金都用于配备电脑、建立专用网络、设置专干。造成社区服务工作不均衡,服务质量受到一定影响。

(三)和谐社区建设中转制社区多样性和目标一致性的矛盾

一些转制社区矛盾较多,影响着和谐社区的建设,需要引起重视。我国转制社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企事业单位家委会转向社会。由于企事业单位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已成为自身改革和发展的制约因素,需要向社会移交。且家委会规模普遍较小,工作条件较为薄弱,水平较低的基本停留在社区建设刚刚起步时的水准。不少企业家委会办公服务用房远远低于全市社区平均水平,有的社区因经费等原因,至今未招聘专职的社区工作者,有的社区在开展社区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

另一类由原村委会转制过渡为城市社区。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行政村面临“撤村建居”工作,原居住区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外迁人口也在逐步增多,给社区建设和管理尤其是就业、治安、环境建设等带来较大难度。街道所属的一些村委会主要功能是抓经济,对原农民在水、电、社会保障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补贴。按社区居委会组织法要求,社区居委会是不承担经济职能的,村委会转制为城市社区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何去何从,对新旧居民服务及待遇如何区分,新社区交通、市政、医疗等基础设施如何配套都有待进一步明确。

二、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当前应以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为突破口,以强化社区服务为基础,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将和谐社区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一)改革社区管理体制

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旧的社区组织体制及工作机制已难以适应和谐社区发展的要求,必须加以改革和创新。

1.创新社区组织体制。积极探索重构政府与社会即政府(包括街道、职能部门)与居委会、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有利于保障和谐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科学合理、高效精干、多元化的社区组织体系,让政府到位,社会入位,社区归位,市场有位。目前,国内有些城市在每个街道选择了一个社区进行“一居一站”式试点,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属于民间组织性质的社区工作站作为政府工作的代理机构,履行社区居委会原来承担的所有政府职能;在社区建立“选聘分离、民选民聘”的自治组织体制,实现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回归。

2.壮大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一方面,大力发展在社区居委会中备案登记的社区民间组织,让社区居民在本社区能找到自己喜爱的1~2个活动服务组织,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另一方面,培育和引导与政府社区服务管理关联度高的民间组织发展,以居民利益需求为导向,使其成为政府服务居民、引领居民参与的平台,改变单纯运用行政管理方式推动政府管理的做法,变政府要居民参与为居民自觉参与,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3.完善和谐社区考评机制。区县、街镇是和谐社区建设的责任主体,但从和谐社区评价细则看,内容涉及区县、部门、街道、社区等多个参与建设主体,建议对此进行细化并明确各自的责任,这样,才能使各个参与主体主动服务社区,减少扯皮现象的发生,使和谐社区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增强社区服务能力

社区服务涉及千家万户,是社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但目前服务设施有限,成为制约社区服务能力提高的“瓶颈”。要下大力打破这个“瓶颈”,改进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1.落实社区服务所需场地。第一,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居住区配套设施建设管理及办公服务用房的问题,加大监督力度,规范建设市场主体行为,规范行政管理行为,进一步改善居住区环境质量;第二,明确产权关系。新建改建居住区居委会办公用房和社区服务用房也可以采取不由开发商建设的方式,而是根据配套指标,开发商预留土地,由政府出资建设,产权直接归属政府所有。第三,加大资金投入解决老居住区居委会办公服务用房不足问题。可由政府拿出专项资金,每年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性的购买,逐步加以解决。第四,对社区内的场地资源进行整合。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根据居民生活需要,合理规划服务场地,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入,鼓励驻社区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开发、开放社区居民需要的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等活动场地,解决当前文化体育场地缺乏的问题。

2.加强统筹、合理投资。文化、体育、教育、卫生等部门进行设施建设和专业服务时应加强横向联系,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做合理倾斜,使投入集约化、效益最大化。要注意因地制宜,结合社区的实际条件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投入,不可搞一刀切或平均主义,在毗邻医院或图书馆的社区搞社区卫生室、图书阅览室的硬性达标显然是不合理的。社区信息化建设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可以由一个部门牵头进行,统一配置电脑、网络,形成信息终端,获取社情基础数据,避免重复建设,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三)重视解决转制社区的相关问题

转制社区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社区还存在较大差异,存在许多城市社区不存在的问题。

1.进一步解决原家委会转制问题。家委会调整为社区居委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充分协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实施,由原家委会主办单位提出意见,街道办事处根据社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转制形式,经双方充分协商,并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后,报地方政府审批。在过渡期内,对于原企业继续承担一部分管理职责及工作经费的,通过共建方式,适当增加应由地方政府承担职能的那部分经费,减轻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不到位现象。

2.推动“村改居”组织逐步实现政企和政社分开。将社区居委会完全独立出来,使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逐步分离,恢复其自治的本来面目。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应向股份公司逐步改革和过渡,按照规范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不再承担社区建设和管理等社会职能。积极帮助培训社区干部,使其改变传统管理和服务观念,提高业务素质,以尽快适应和谐社区建设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金华.寻求新的支点 建设和谐社区[J].红旗文稿,2008,(22).

作者：高　成　袁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