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研究论文

摘要：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在未来也将越来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青海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与时俱进，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本篇从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入手，介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讨论青海藏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系，对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战略性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和谐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和谐研究论文 篇1：

转型时期城乡差距与社会和谐研究

摘 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差距过大，这种局面势必有悖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本文从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的逻辑联系出发，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差距与社会矛盾的表现，然后，对城乡差距扩大下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政治考量，最后，提出了协调转型时期城乡矛盾的机制，并提出了该机制实施的保障措施。

关键词 转型时期 城乡差距 和谐社会 政治考量

一、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逻辑

1.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持续

在社会生活中，个人对其报酬的满意程度主要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的比较。当他在比较中发现自己应得而未得到某事物时，就会产生怨恨与不满，此即著名的相对剥夺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直接反映各阶层利益关系的收入分配状况往往比社会的物质发达程度高低更能影响社会稳定。而当前由于利益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使社会离心力增大，社会震荡趋势加剧。但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部分新富阶层的崛起是属于非常态的，其发展趋势已经背离了当初国家为打破平均主义，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初衷，这是人们生出不满和怨气的关键所在。恰恰是这种深藏于现时物质利益矛盾中的深层次根源造成了人们心理上一种难以遏止的“相对被剥夺感”和种种不安定情绪，这种普遍性公众社会心态失衡无疑会危及到我国社会的全面稳定。

2.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一个社会系统中，在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的影响下，社会差距将不断缩小，由社会差距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便能在此社会环境中得以协调。因此，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的社会。根植于市场环境中的阶层利益主体，需要新的结构来容纳;相应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需要新的机制来表达、追求和维护。

二、转型时期的城乡差距与社会矛盾的表现

1.收入差距的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一直在飞速增长。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增长的缓慢，因此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开。

2.消费差距的扩大

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为恩格尔系数。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划分贫困与富裕的标准，即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2000年已降至40%以下，从小康型过渡到富裕型。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一直高于城镇居民，下降速度也较慢，直到2000年才降至50%以下，从温饱型逐渐过渡到小康型。

3.教育差距的扩大

长期以来，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和收入分配上长期向城市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而无力支撑庞大的农村教育支出。受原来分级式办学制度的影响，即“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相应的教学经费分别由县、镇、乡、村支付，而城市的办学经费则全部由城市政府拨款。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乡镇负担了78%，而这部分投入可能占到乡镇财政的70%左右。弱小的乡镇财政根本无法满足农村对教育投入的刚性需求，致使农民的负担加重，一部分农村适龄人口中途辍学或流失，根本没有参加高考的条件和机会。

三、城乡差距扩大下社会矛盾的政治考量

1.政策与体制存在三大矛盾

(1)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和限制农民增收的体制相矛盾

第一，农民工资性收入已占主体，但农民工仍然受到广泛的社会排斥，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在所有非农行业的就业者中，有城镇户籍者占47.6%，农村户籍者占52.4%，其中在第二产业从业者中农民工占67.1%，在第三产业中占40.2%。农民工成为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劳动者的绝对主体。但是，农民工却受到广泛的社会排斥。第二，在农民经营性收入中，不仅第一产业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而且农业繁荣政策与农民增收效果正在呈现着反向关系。第三，农民财产性收入极低，这种制度安排与我国基本分配制度，即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相矛盾。

(2)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和二元投入体制相矛盾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隔的二元户籍制度下，我国形成了“城管城、乡管乡、城乡分离”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城市实行的是由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保障，并列人城市财政预算;农村实行的是以农民“自我供给”为主导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政府投人很少，主要由农民集资集劳、自给自足解决。2009年地方支持农业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为7161.4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11.81%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的农业和农村的资源配置和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致使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严重滞后于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些因素构成了制约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实现的瓶颈，要改变这一瓶颈制约，首先必须要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3)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和阻碍城市化的体制相矛盾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城市化滞后于现代化，中国城乡差距扩大的实质是“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非农化、城市化滞后于就业结构非农化”，所以，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促使“农民进城”。但是，直到目前，我们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大量的进城农民，仍然没能实现自己的城市梦，充其量只是“半城市化”;作为产业大军主体的农民工仍然不能实现同城里人的“同工同酬”;农民工的子女在城里仍然不能同城里人的子女一样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等。所以，推进城市化政策和城乡二元体制壁垒间的矛盾在目前的中国仍很突出[4]。

2. 政府“片面发展观”仍占主导地位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相对国家其它建设而言，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直存在利用效率低，投资回报率不高的问题，而国家建设的投资往往倾向于利用率高，收益明显的城市大型工程建设。这种以直接经济效益衡量投资的方式导致国家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其它投资比例长期处于失衡状态。国家用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总投资的比重一直明显偏低。农业投人减少使较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抗灾能力下降，近年来洪涝灾害的成灾比例明显增加，对农业和农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实践证明，农村基础设施的缺乏必然会引起农业农村长期收益受损。要突破这一瓶颈，必须要考虑当财政资金被配置到市场机制失灵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时，对经济效益的权衡至少不应当放在首位。

四、构建协调城乡矛盾的社会机制

1.阶层利益的协调机制

基于经济利益对抗和冲突的阶级斗争。市场关系背景下的阶层利益矛盾与冲突，是通过与之相应的机制来协调的。与中央计划经济制下的“决定性机制”不同，谈判、竞争、斗争、最终达成契约等，是基本的协调机制和形式。

2.阶层利益表达和解决的形式

如同权力的公正取决于权力的制约一样，利益结构的稳定也取决于利益的平衡。保持一定的平衡是保持协调和稳定的基础。对于弱者来说，提升其组织化程度是提升自身力量的必然形式，将弱者弱小、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从而可以形成与强者平衡的力量。

3.国家在阶层利益冲突中的角色

如果利益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地成为这些阶层基于市场关系所形成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范围内就应该转变为“整个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以及各种利益主体冲突的“最终协调者”，即：由过去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性协调与整合，改变为阶层利益主体自身的协调与整合，转变为以自下而上的整合为基础。

五、保障社会和谐机制实施的相关建议

1.加快农村家庭承包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加快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相对越来越少的农村劳动力耕种越来越多的土地，从而通过农地的规模经营大幅度提高务农的收入。而只有赋予农村家庭土地承包权以抵押、转让、出租等完全的物权，才能形成进城务工农民的农地退出机制，有效地促进其承包地的流转，加快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2.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实现包容性增长铺平道路

城乡的存在客观上必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消除二元结构，要从解决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入手，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均衡协调发展。首先，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进而从观念上消除二元结构，树立农民开放竞争的意识。通过这一意识的培养，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使农民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给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允许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住所和工作地点，使全体公民在户口身份上完全平等。

3.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由于我国农民人数众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甚至失业状态，而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因此，让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产业，使他们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收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赋予他们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利益和文明，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推进包容性增长的治标之策。

4.强化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主体地位

为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教育投资差距，必须依靠拥有或支配巨大资源的政府(尤其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村教育的限制，保障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流向农村，为每个适龄青少年儿童创造较为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环境。从另一角度讲，义务教育作为公民素质的奠基教育，是法律赋予青少年儿童普遍享有的免费教育，政府有责任担当这一使命。即使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地方政府的责任也不应只限于县乡两级政府。因此，随着财政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强化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苑国斌，温志强.旧矛盾的新对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市场.2010(2).

[2]周桂芳.河南省城乡教育差距的成因与解决途径.南都学坛.2010(5).

[3]安贞元.我国城乡差距扩大问题的政治考量.求索.2010(7).

作者：安晓娟　刘解放

社会和谐研究论文 篇2：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和谐稳定研究

摘 要：生态环境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之一，并在未来也将越来越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青海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的理念，强化问题导向，坚持与时俱进，努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本篇从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入手，介绍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讨论青海藏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系，对带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战略性意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研究

当前，局部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影响青海藏区部分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而且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因此，改变发展思路，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对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稳定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一、坚持生态保护第一是青海面向未来的战略抉择

回顾历史，如果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界无法保障我们日常生活所需，那么我们的生存必将受到严重威胁。鉴此，我们必须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青海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启动区，也是我国及其重要的生态屏障。十八大以来，青海切实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系统工程为抓手推进生态建设，将“把青海建设得更加和谐美丽”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保障能源资源，治理环境污染，为人民群众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二、青海藏区的生态环境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根据生态环境质量背景，人类影响程度，人类适度需求及若干具体指标进行综合评价，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属10级，排全国之末。青海地处西北内陆，远离中心城市，尤其藏区六州适宜规模居住和从事生产生活的区域面积相对较小，光热条件限制植被生长，生态系统极不稳定，扬沙危害难以根治，区域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从青海藏区实际看，尽管现阶段生态环境及社会秩序良好，但因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潜在因素也在增多，并呈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生态移民增多，纠纷不断。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每年冬季临近，全县1600多户牧民中，有近40%以上的牧户弃家而走，迁移到其他草场，游动“乞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草场纠纷，激化了社会矛盾。二是群体性迁徙导致利益冲突加剧。由于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浩大繁杂，劳动力转移、生产生活后续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引发出的一些新问题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三是藏区贫困问题亟待解决。目前，藏区六州总人口近190万，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群众生活贫困、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客观存在，在藏区大肆渲染反动舆论，给青海藏区乃至全国藏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实现藏区社会和谐稳定

2014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正式宣布，将青海列入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这为青海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

一要科学制订和完善发展规划。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修订产业发展规划和矿产资源规划，更好发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重点保护自然森林资源，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保护生态环境的举措，重视开展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以三江源为核心区扩建多样性自然保护区，在核心区外围的经济结构上改变以往以畜牧业为主的状态，开发其他特色农牧业产品，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有效增加群众收入。在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上，改变九龙治水状况，实现水资源的保护与节约治理的优化配置和一体管理，从根本上解决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满足生态环境建设需要，促进经济发展，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从生态功能、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三个方面，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和环境容量底线。一是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出来，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核心区，禁止任何人类生产性活动，主要依靠自然恢复为主。二是把核心区外围区域划定出来，对牧民进行季节性游牧做出限制，严格控制牲畜数量。三是主要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青海湖环湖草原、祁连山等生态较好的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做到资源保护与开发相结合，促进经济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四是在海拔相对较低的西宁、海东两市及河湟谷地发展水电、矿产、高产农业、工商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发展和活跃经济的同时，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深入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拓展、自然修复与项目治理相结合，实施诸如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旨在从整体上恢复和强化生态功能，维护青藏高原以水为核心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坚持把生态保护建设与当地群众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有机结合。比如，青海率先在全国启动实施湿地生态管护员制度，推动农牧民群众就地就业;在取消对三江源地区GDP考核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区域主题功能定位，实施差别化绩效评价考核制度，强化生态指标的导向性;在重大生态保护工程中，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赢。

四、结语

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影响到社会和谐稳定，是适应人类社会需要所呈现的必然发展趋势。生态文明建设为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多措并举地保护生态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保障社会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沈满洪.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和优化选择[J].环境经济.2012年12期.

[2] 高红贵.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05期.

[3] 吴小节，杨书燕，汪秀琼，郑荣宝.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14年12期.

作者：王增宏

社会和谐研究论文 篇3：

扶贫开发与社会和谐稳定研究

湖北是一个贫困面较大的中部省份，全省65个县(市)中有38个山区县(市)，其中国家和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9个，贫困地区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省总数的57%和33%。

湖北省贫困现状

湖北省的贫困特点一是群体贫困突出。1、贫困人口多、规模大。依据新的扶贫标准，2012年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为819.61万人，占全省乡村人口的20.2%。2、贫困程度深。主要表现为收入和消费水平低、财产贫困。根据对大悟县、保康县百户调查，2008年百户贫困户家庭总收入为429599元，人均1263元，扣除生产成本，人均纯收入908元。由于贫困户收入水平低，没有财产积累，连基本的住房等条件都不完全具备。如恩施州农村C级和D级危房户分别占农村总户数的11.4%和5%。3、贫困分布广。全省89.5%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边远高寒的深山区、干旱缺水的石山区、资源匮乏的水库移民区和血吸虫等地方病高发区等特殊地区。同时，贫困人口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全省819.61万贫困人口分布在17个市州的29个重点县、58个插花贫困县。

二是区域贫困凸显。1、经济发展水平低。2012年，全省29个重点县生产总值为2125.44亿元，财政收入为140.93亿元，仅占全省的9.56、7.73%、5.19%;农民人均纯收入4883元，仅占全省平均水平的62.19%。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截至2011年底，全省有4839个撤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有1300万农村居民存在饮水不安全的问题，40%的大型灌区、50—60%的中小型灌区和50%的小型农田水利社会不配套、老化失修，大型排灌站设备完好率不足60%。3、公共服务、社会事业落后。如恩施州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布局不合理，小学服务半径超过4公里的学校占一半以上，初中服务半径一般在50公里左右;卫生服务能力较弱，每千人执业医师1.14，比全省低0.41，有358个行政村没有卫生室。

三是发展差距大。1、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全省29个重点县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的份额，由2005年的10.6%下降到2012年的9.5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省的差距，分别由6382元扩大到16299元、由1323元扩大到2968元。2、城乡发展差距扩大。2001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92：1，差距4507.44元;2012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5：1，差距达12987元。从农村内部情况看，2002年最高家庭的收入是最低家庭收入的6.9倍，到2012年扩大到7.5倍。

同时，湖北的贫困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一是贫困类型多样化。1、收入贫困。据对大悟县被调查的50户贫困户测算，恩格尔系数最低的为70%，最高的达到90%。2、消费贫困。对于教育、医疗等刚性消费支出，贫困户不得不举债支出、“透支”消费，陷入“贫困沼泽地”。贫困户消费结构不合理，不仅仅反映在教育、医疗、建房等举债消费上，还反映在极少数贫困户打牌、酗酒等陋习上。3、能力贫困。全省常住人口57237740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占67.07%。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直接引起能力贫困。4、精神贫困。贫困人口落后的心态和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形成一种顽固的文化习俗、意识形态，陷入精神贫困。其具有内在根生性，极易生成“物质经济贫困-文化精神贫困-物质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圈。

二是贫困成因复杂化。1、因环境致贫。区域增长与群体减贫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湖北省的贫困地区大多处于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社会发育程度低的地区，恶劣的环境导致贫困。2、因教致贫。目前一个高中生一年的学杂费、生活费等最少要3000元，贫困家庭要供孩子读高中只能举债，上大学更是负债累累。3、因病致贫。尽管贫困户参加了新农合，但由于标准低，遇上大病无力负担，往往一人得大病，全家致贫。4、因灾致贫。全省每年因灾害约造成近2000万人受灾，常年需政府救济的有200万人以上，返贫人口50万人左右。5、因市场致贫。由于贫困地区农户发展现代产业组织化程度不高、科技水平偏低、信息不畅以及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每年有大量农户因市场因素致贫。

贫困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影响

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反映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望。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贫困和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社会动荡和“富人不安心、穷人没希望、中产阶级不努力”紧张人际关系和自然关系失衡的重要根源。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为主要特点的“拉美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第一，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造成社会失衡，影响公平正义社会的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发展机遇均等、资源分配相近、社会保障相同、话语权一致的生存环境。由于现行体制影响，富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具有更多的利益诉求、意见表达渠道，拥有更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势，财富积累能力更强;穷人则会出现缺乏发展机遇、发展权力，缺少良好的教育、先进的医疗、就业平台、住房和养老保障体系等，导致生存尊严湮灭，话语权缺失，贫困代际传递。因此，贫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会愈演愈烈，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怪圈，最终导致社会公平正义的局面打破。

第二，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影响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贫富差距过大已形成两极化的社会阶层，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强势群体，下端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这种阶层分布是最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哑铃”形。处于“哑铃”两极的群体安全感都很差。前者的不安全感来自权力认同危机和急速膨胀的财产;后者的不安全感则来自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存威胁和紧张的劳资关系，出现自卑、失落心态和伦理困惑，容易产生攻击性。据全国总工会统计，2012年1至8月，全国共发生规模在100人以上的工资纠纷的集体停工事件120多起，规模在30人以上的270多起。《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等方面，仍面临各种问题和挑战。近年来，每年因这些社会矛盾而发生的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这充分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贫富两极，两极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许多时候一触即发，对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严重的威胁。

第三，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加剧仇富心理，影响诚信友爱社会风气的形成。从人性的特点看，产生仇富的深层原因是个人对财富所具有的强烈占有欲。贫富差距扩大容易使贫困人口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如果贫困人口不能获得公平的发展权利和机会，就会让社会其他阶层陷入对贫困的恐慌，导致人们参与竞争的方式就会更加激烈，使得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睦相处。这也反映出当今经济活动中出现恶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使富人对穷人缺乏信任，穷人则加剧仇恨富人。近年来不断发生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城市下岗职工集体上访、示威、骚乱，常有发生的自焚、投毒、爆炸、纵火以及民营企业家被伤害等事件，也说明中国因为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和谐稳定形成了较大影响，对诚信友爱的社会风气构建形成严重影响。

第四，贫富差距扩大，会挫伤贫困群体的积极性，影响充满活力社会的建立。由于收入严重的集中化，从物质和心理上阻碍着贫困群体对社会发展参与的热情，形成了自卑心理，损害了他们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减弱，助长无责任化，使国家凝聚力下降。在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时，会将自身不满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对党和国家丧失信任。长此以往，将导致社会发展失去活力。

第五，贫富差距的长期存在，会造成社会失衡，影响安定和谐社会的构建。收入差距引发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心理失衡引发社会行为失范。贫穷也是暴力犯罪产生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但经济指标、基尼系数则与罪案率互相对应，社会矛盾和犯罪率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攀升。2009年，全国刑事立案数5579915件，是1978年的10.4倍，比2008年增长14%，其中以获取财产为中心的犯罪上升最快。胡联合研究组《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影响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分别就治安、盗窃及侵财案件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率与基尼系数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它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3、0.93、0.81。因此，违法犯罪活动与基尼系数有密切的关系。

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路径分析

当前，湖北省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缓解农村贫困，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逐步缩小发展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的扶贫开发不仅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民生工作，更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和社会管理工作。因此，要把扶贫开发作为缩小发展差距的重大举措，作为改善民生的德政工程，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解民忧、纾民困、惠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确定直面贫困人口的减贫战略。

第一，提高贫困人口基本素质。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提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的程度，减少贫困代际传递。大力开展“雨露计划”培训，提高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和科学种田水平。积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逐步完善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因贫致病、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扶持贫困地区农村兴建文化体育综合站、农家书屋。坚持扶贫开发与计划生育相结合，控制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

第二，扶持贫困人口发展基本当家产业。帮助贫困农户发展增收效果显著的产业项目，积极支持他们发展畜牧养殖等短期增收产业和林果特等长效致富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产业化扶贫，多途径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通过3—5年的扶持，使贫困农户力争达到人均1亩高效经济林园，或户均有一项稳定增收项目。

第三，改善贫困人口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对贫困人口居住集中的乡村，以整村推进、片区开发为载体，实施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社区服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综合配套开发，促进贫困乡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快实施小流域、小片区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巩固提高通村公路成果，将水泥路(油路)延伸到村组、自然湾。加强农村水利建设，切实解决贫困农户安全饮水问题。加快农村电网进村入户改造升级，实施广播、电视、通信“户户通”工程。加大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力度。扶持贫困农户“一建三改”，切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第四，维护贫困人口基本尊严。增强贫困人口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尊重贫困人口在社区发展、村民自治、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农村扶贫项目的决策和实施机制，充分考虑贫困人口的需求。凡是到户的产业开发、小额信贷、农村公共服务等，必须为贫困人口提供共建共享、公平发展机会，使其克服自卑心理，在自强自立、发奋图强中体现个人尊严。

(二)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减贫战略实施。

第一，扎实推进专项扶贫。坚持产业第一、能力至上的原则，瞄准贫困村，锁定贫困户，认真实施专项扶贫，努力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整体脱贫。1、整村推进。全省每年启动重点县30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实施特色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改善、素质能力提高等项目，实现贫困村全面发展、贫困户脱贫致富。2、产业发展。继续采取扶贫贴息方式，重点扶持产业化扶贫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扩大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继续做好小额贴息贷款工作，解决发展生产筹资难问题。3、能力建设。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和新成长劳动力为雨露计划培训对象，引导其积极参训，提高其转岗就业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实现转移增收脱贫;开展科普助力实用技术培训，实施老区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4、扶贫搬迁。整合资金资源，创新安置模式，锁定扶贫对象，认真做好扶贫搬迁工作，切实解决好搬迁贫困户的稳定脱贫与长远发展问题。5、扶贫到户。落实贫困户分类扶持政策，实现扶贫与低保有效衔接。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采取项目直补、产业发展、技能培训、贷款贴息、资金互助等专项扶贫措施，使扶贫对象得到直接有效扶持。对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长年困难的农村人口，通过低保、救助等保障其基本生存。

第二，积极推进行业扶贫，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素质与能力。要把培植特色支柱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行业扶贫的重点，扎实推进贫困地区发展。1、加快教育发展。认真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政策，巩固提高“普九”成果，建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创业就业能力;落实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提高贫困户子女能力素质，减少因教育返贫的现象。抓好贫困地区先进实用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和培训，加快科技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过快增长。2、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各级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施条件和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村卫生室初级达标建设，消灭无村卫生室空白村。3、推进科技扶贫。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培育一批科技型扶贫龙头企业;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加快科技扶贫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继续选派科技扶贫团、科技副县(市)长和科技副乡(镇)长、科技特派员到重点县工作。4、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五保供养水平;健全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完善受灾群众生活救助政策;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进程，实现全覆盖;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帮助贫困户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完善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和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

第三，推进社会扶贫，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氛围。组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开展联县、带乡、驻村的对口帮扶活动;进一步推动军队和武警部队参与扶贫开发;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做到不脱贫不脱钩;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扶贫开发，倡导扶贫志愿者行动;开展村企共建，组织国有、民营企业对口帮扶贫困村，实现帮扶全覆盖。

第四，实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制度，促进贫困人口共享改革成果。坚持“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打造“橄榄型”稳定的社会结构。充分发挥政府指导作用，逐步扩大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加强对弱势群体劳动力定额收入的管理和指导，建立最低工资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慈善事业，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有关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1、加大扶贫专项投入力度。湖北省2012年专项财政扶贫资金为106154万元，贫困人口人均不到129.61元。若全部用于当年实施整村推进的村，村平均不足353万元，远远不能满足基层实施扶贫开发规划的需要和贫困人口发展的需求，建议国家和省进一步加大扶贫专项投入力度。2、加大到户政策资金投入力度。国家投入到大别山、秦巴山片区的教育卫生社保的资金，大别山片区人均为767.4元，秦巴山片区为1113.2元。建议国家和省级加大贫困地区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力度，提高对贫困人口的保障水平。

第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1、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加大县域信贷资金投入力度，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服务力度，鼓励商业性银行在贫困地区建立分支机构;鼓励重点县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尽快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的金融服务全覆盖。2、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要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完善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3、继续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要完善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增加贴息资金，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贫困地区信贷扶贫支持力度。鼓励开展小额信贷，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

第三，推进教育扶贫。1、开展“9+3”教育模式试点。在义务教育之外，建议贫困地区率先试点义务高中教育全面覆盖，即“9+3”教育模式，由财政进行补贴。2、实施教育救助。政府和社会应采取措施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为贫困群体免费提供给就业技能培训，加强职业教育，通过多种方式让贫困人口的子女得到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避免产生代际贫困问题。

第四，建立留守群体关爱平台。1、完善养老服务，为“留守老人”增添亲情。建立农村老年人互助组织，逐步提高养老金发放标准，兴办养老福利事业，走家庭化养老与社会化养老相结合之路。2、政策多支撑，为“留守妇女”减压力增能力。加大培训力度，使农村留守妇女能够就近上岗;出台农村妇女创业的政策，增设农民创业贷款项目，放宽限制，减化贷款手续;加强对留守妇女维权知识培训。3、关心“留守儿童”，营造家的氛围。加大留守儿童心理疏导;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投入力度，改善其办学条件、寄宿设施和容纳能力;加强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队伍建设，构建社会参与关爱行动网络。

第五，完善法律救助体系。1、开展法制教育。定期开办农村法律讲堂，举办农民法律学校，组织法律巡回宣讲，对贫困人口进行法制教育。2、实施法律援助。要为贫困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保护社会弱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贫困群体权益。

第六，完善“一对一”的党员干部帮扶贫困户机制。1、组织开展全省新一轮“万名干部进万村扶万户”。要求各级党员干部每人帮扶1个贫困户，落实“三帮一扶”措施，即：帮助转变思想观念、帮助制定脱贫致富发展规划、帮助提高基本能力，扶持建起一项当家产业或致富项目。2、建立“1+1扶贫济困平台”。在扶贫网站建立长期的志愿者扶贫到户“1+1扶贫济困平台”，动员社会各界志愿者“结穷亲、帮到人”，做到不脱贫、不脱钩。

(课题组长：杨朝中;副组长：柳长毅;成员：蔡党明、殷雄飞、徐丹娅、夏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