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精选8篇）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1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只有深刻理解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辩证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才能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关键词：社会矛盾；社会和谐

和谐与矛盾是哲学的一对范畴，因此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也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二者互相依存、相互斗争。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其中包含了若干个子系统。社会和谐就是要使整个社会系统达到全面的和谐，而社会和谐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社会内部诸矛盾的融洽整合和协调发展。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因此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党十八大指出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1]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深刻理解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深刻内涵，还要进一步认识和处理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社会矛盾和社会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统一于社会这个总体中。

首先，社会矛盾包含着社会和谐的因素。矛盾是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矛盾的同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指的是矛盾着的对立面互相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两者是相互联结、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推动事物发展中是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的。和谐是矛盾的特殊形式，所以社会矛盾包含社会和谐。但是和谐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绝对同一，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在矛盾双方处于平衡、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事物才展现出和谐状态。

其次，社会矛盾是绝对的，社会和谐是相对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2]社会矛盾也是存在于任何社会之中，并且每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自始至终存在着社会矛盾。即使旧的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地解决，还会有新的社会矛盾出现。因此说,社会矛盾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社会和谐就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社会要发展进步,就意味着不断打破原有的和谐，在更高一级上形

成新的和谐。社会的和谐总是遵循着和谐-矛盾-新和谐-新矛盾这样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国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人民任务是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为阶级矛盾，主要任务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再次，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是构建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得不到正确处理，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和谐。2010年12月突尼斯一大学研究生毕业，因经济不景气无法找到工作，自焚抗议并身亡。这在激起人民长期以来潜藏的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的怒火。人们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总统本-阿里下台，并演变为持续骚乱。突尼斯的革命火焰延烧到埃及，由于物价上涨、失业率高和腐败等问题，埃及多个城市也发生民众大规模集会，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开罗发生了最严重的流血冲突，社会动荡。除了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等中东和北非多国相继爆发了抗议活动，其根本原因都是由于没有处理好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不稳定、不和谐。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安定、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等，就是因为在建设道路上正确处理好了阶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提供了基础。现阶段我国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收入分配不均、看病难看病贵等，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处理，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最后，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每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们就开始向往社会和谐。于是社会力量中的积极因素就会同阻碍社会和谐的因素进行斗争，当这些社会积极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时候，积极力量就会战胜腐朽势力，创造出理想的和谐社会。在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动荡、民族危机加深，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之路，要解放全中国人民和维护国家稳定，与一些顽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中国进步的外国势力进行斗争，进行了各种尝试，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最终建立了中华民国，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尽管不同的社会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和谐内容，但是社会和谐是必然的。不论社会矛盾怎样复杂，怎样层出不穷，最终还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因此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没有矛盾的社会和谐是不存在的，社会矛盾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和谐是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正确处理好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的辩证关系。只有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正确处理好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要求我们积极探索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在化解社会矛盾中促进社会和谐。在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呈现出越来越尖锐和错综复杂的特点，利益冲突不断增强。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社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前的社会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保证社会民主和公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真正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

[3]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中国梦的根本就是共享，所以在改革深化时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开展分配改革，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坚持用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矛盾，避免非对抗性矛盾转换为对抗性矛盾，在化解社会矛盾中促进社会和谐。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任何社会都存在矛盾，只有准确把握矛盾、积极化解矛盾，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这是一个长期并且艰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十八大报告.北京，2012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2

一、社会和谐与社会发展

1. 社会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方式。

社会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它蕴涵含着人们的憧憬与希望,它并不是海市蜃楼,让人遥不可及,而是通过我们努力,真切的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具体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们当前的社会与之仍有较大差距,不和谐的因素还很多,从不和谐的社会过渡到和谐社会必然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而且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它必须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为社会发展提供理念和思路,可以说,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是减少矛盾,使社会和谐。

2. 社会和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

单纯的GDP增长一定能带来稳定和和谐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如果GDP的增长是靠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度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一旦资源短缺,结果不堪设想,只有合理地发展才能持久和和谐。发展不能失去方向,从建立新中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中国的社会发展一度失去重心和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让中国遭受了重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上毫无生气,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社会存在各种不和谐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展的重心由搞政治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磨炼和积累,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的思索,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理想,为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标靶。只要方向正确,社会发展必然一步一步地造就良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状态,同时这种过程中的和谐关系又是社会发展的保护伞和强心针,保障和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二、社会和谐与社会矛盾

1. 社会和谐是平衡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社会矛盾亦然。历史已经证明,在经历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主义社会仍在存在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而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导致当前社会不和谐的状态,因此要求我们合理地解决社会矛盾,创造和谐。可是一种矛盾的解决可能同时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因为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是物质利益矛盾,矛盾的解决意味着一个或者多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由此新的社会矛盾又会产生。社会矛盾的处理应该重在平衡矛盾而不是使矛盾消失,当然矛盾也不可能消失。就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体现为从基本适应到相互排斥再到基本适应的反复过程。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用智慧通过不断地实践发展了生产力,这种不断进步的生产力要求改进或变革生产关系,从而更快地发展。但是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确定下来很难更改。

2. 社会矛盾是建立社会和谐的本质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指引下,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但是,种种的喜悦正面临着挑战。由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导致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不断分化调整,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进而引起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矛盾。经济领域中,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贫富差距现象始终没有彻底扭转,以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为例:“按行业细分的职工年平均劳动报酬,2006年仍以证券业为最高,达8.67万元,比上年增长54%;其次是计算机服务业、软件业和航空业,分别为6.32万元、6.11万元,航空业6.01万元;在4万元以上的有其他金融活动业5.62万元,烟草制造业4.61万元;最低的是林业职工,只有8 220元,比上年增长13%。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扩大为2006年的10.6倍,比上年扩大了3.1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9.3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巨大。”[2]政治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干群矛盾和腐败问题;文化领域中,中西方文化,市场经济观念与传统经济观念之间矛盾激荡;社会生活领域中,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等关系民生的重要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社会矛盾问题凸显,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增多,给国家的团结和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三、社会发展与社会矛盾

1.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基本矛盾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矛盾产生、变化、发展的中枢。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它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上层建筑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它与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基本适应的,所以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是基本适应条件下的非对抗性矛盾。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并不是自发的,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利益的趋势下,人们调节矛盾、化解矛盾,矛盾的运动发展过程中,人也随之发展进步,社会自然而然地就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趋势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3]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要努力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实际上就是五对矛盾,科学发展观就是围绕这五对矛盾展开,而且解决矛盾的方法就蕴藏在矛盾自身当中。

2. 社会发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总结了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后,得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完成这个根本任务,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的各种工作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4]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利益方面,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物质文化水平还很有限,当然,这与我国经济基础差、底子薄、人口众多等客观原因也有很大关系。物质上的匮乏是其他东西不能弥补的,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手里面的东西多了,才有底气去处理社会矛盾,才有解决社会矛盾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新华网,2007-10.

[2]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40-341.

[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科学发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1.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3

一、更新信访理念，确立检察机关信访工作的目标和思路

检察机关控申部门主要受理公民的控告、举报，案件当事人刑事、民事申诉、刑事赔償要求。控告涉及的内容较广泛，其主要包括控告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及其他刑事犯罪以及控告一般违法、检察干警违法。举报主要包括举报贪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申诉是指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和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民事判决和裁定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在受理属于本院管辖的控告、举报和申诉时，对于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举报、报案、控告，检察机关的控申部门也应当接受。检察院控告申诉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外宣传的窗口，是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纽带，是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希望所在，同时也是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获取腐败线索的重要途径。因此，接待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和政府及检察机关的形象，能否真正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与政府部门的信访工作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作为政府部门，面对所有部门和社会的信访问题，而检察机关则主要针对犯罪，因此只有更新信访理念，使每一个控申科干警都认识到信访工作的重要性，增强每位同志的信访工作使命感，在干警中形成“人人是窗口，个个是形象”的共识，为检察机关信访工作提升奠定思想基础，明确目标和思路。

二、如何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下开展好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机制

检察信访工作与民生司法问题密切相关，群众上访反映的司法问题都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与其生活息息相关，因此信访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能不能做好信访工作，关系到能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密切党和人民血肉联系这一核心问题。形成信访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不满造成的，这其中虽包括当事人对执法行为的不理解和误解，但确实包括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公、违法行政、枉法裁判的现象，因此，在信访工作中，我们感受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解决好利益分配、利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就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强化责任，提高效率，落实问题。一方面，必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创新、建立、完善工作机制，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在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的发生，逐步减少社会矛盾，减少群众上访，立足本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畅通诉访，建立矛盾调处化解机制

矛盾纠纷宜疏不宜堵，加强控申工作，认真接待申诉和信访，为群众提供一个交流感受，诉说委屈，发泄情绪，提出建议的司法诉求途径。妥善处理好信访案件。同时，结合我院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院领导再次强调在处理上访问题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一定要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近年来，我院对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皆采取积极的态度进行处理，并且要求对上访案件实行一案一方案，定时定人，领导包案、专题研究等方式，妥善予以解决，切实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2、在接待方式上，为方便群众上访，我院曾公开向社会推出“检察长首问约见制”，受到群众的好评和肯定，今后，我院仍将继续执行该制度，力求满足上访群众的需要。同时提出“贴近群众，耐心倾听，文明接待，热情服务”的工作要求，杜绝出现“冷、硬、横、推”等简单、粗暴的接待方式。3、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目前为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防止出现冤、假、错案，我院制定多项内部监督机制，相互制约，同时纪检部门还专门进行跟踪监督，确保执法的公正性。

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应从疏通信访渠道开始，信访工作的“窗口”建设固然重要，但检察机关信访工作不应仅停留在“窗口”的点和面上，而是要结合检察机关的信访分布情况，主动收集信访信息，对老上访户、有可能酝酿成的集体上访不是压制，而是主动访上门，尽力把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四、开拓创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结合检察机关控申工作特点，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好人民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牢固树立“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不断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出发改进检察工作，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忧，纡民之所困，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密切关注群众需求，真诚倾听群众呼声，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做到“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努力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密切同群众的关系，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注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主动推出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满腔热情地为群众解难题、办好事，坚决防止和纠正各种伤害群众感情、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切实让人民群众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接待的每一个诉求、化解的每一个矛盾中，感受到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公信力。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4

促进社会和谐

当前，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大、激化因素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治安、自杀、群体性上访案件，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呈现出来，迫切要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类群体性事件，努力把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做好。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切实维护群众权益”。这是对新形势下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出的新要求。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必须做深、做细、做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着力抓小、抓早、抓苗头，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超前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防止小事拖大、易事拖难，才能真正确保基层的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下面笔者就从事 工作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试就加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排查，确保基层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供大家商榷。

一、目前我区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特点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我区也不例外，每年发展速度都以二位数递增。但影响我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也还大量存在，社会矛盾纠纷、治安案件均呈逐年上升事态。从受理的社会矛盾纠纷和治安案件来看，目前我区社会矛盾纠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民商事纠纷趋多，治安案件趋升。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因婚姻家庭、债权债务、商品交易、人身损害、劳动、雇佣、用水供电、邻里纠纷等争议发生纠纷；或处置不当以致矛盾激化形成案件，是矛盾纠纷和治安案件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

﹙二﹚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破产、医疗保障等群体性纠纷突出。随着改革措施的更新和改革领域的扩大，因改革的深入，对原有的分配机制冲击

—1— 很大，利益受到冲击的人对现有的改革措施认识不足，加之改革措施难免存在一些瘕痴，引起群众不满，矛盾激化，造成集体上访。如我区 企业破产案，几 名职工对有关政策不够了解，对企业拍卖产生异议、纠纷，职工集体上访，造成社会不安定。对于这些纠纷的发生，既有制定政策本身的问题，也有政策配套措施没有跟上的问题，还有有关部门在执行政策中出现的理解、认识不一致的问题。由于政策规定很原则性，调整的对象又是不特定的某一类主体或同行业的某几类主体，涉及到大部份人的切身利益，一但有一个人提出，受益人就会马上响应，引起群体上访。这些纠纷，政策性强，社会影响大，最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三﹚历史遗留问题突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历了几大历史阶段，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对民事纠纷处理的法律、法规、政策。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律对各种行为规范规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具体。特别是在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劳动权等方面，国家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有些人滥用权利，对原来己经按照当时的政策进行过处理，或当时处理的程序有一些不完善，用现在的法律、法规去衡量，认为当时处理不公，上诉、申诉，无理纠缠。一件事情，由于时间过长，机构改革，现在往往牵涉多个部门，处理难度特别大，花费的人力、财力也大。如我辖区市人大搬迁后土地拍卖后产生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纠纷等等。

二、现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机制的弊端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社会矛盾纠纷也在与日俱增。但我国在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机制上，仍然没有明显的创新。沿用几十年形成的人民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民事诉讼（司法救济）的纠纷解决机制。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纠纷，现有解决纠纷的机制不足就显而易见。导致矛盾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为了减少当地上访人员到京，政府的信访部门又进行调解，多方协调，满足当事人的无理要求。

三、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新机制

—2— 社会要发展，在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发生纠纷，产生矛盾。社会矛盾纠纷不解决，就会阻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建立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这种解决机制应当随着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而不断更新，才能有效、及时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综上所述问题及成因，就公安工作方面来讲，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或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一）积极主动深入基层辖区排查纠纷矛盾，在第一时间掌握各种矛盾纠纷动态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任何矛盾纠纷都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都有一个萌芽、发展、恶化、完结的过程，如果在萌芽状态就果断遏制住，下好“先手棋”，便能免除后患、争取主动。但要做到超前处置，首先要做到超前发现、超前排查，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各种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动态变化，做到未动预知、异动先知。就公安工作来讲，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必须完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一是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注重经常性的面上排查。对一般性、多发性矛盾纠纷，坚持条块结合、定期不定期结合，实行全方位排查，保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面细致、不留死角。群众心理和社会心态是社会矛盾问题的晴雨表。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全覆盖排查网络。既要依靠社会组织正常的管理、服务渠道和传统的调研摸排方式，最广泛地搜集社会信息，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现代信息新手段、新途径，拓宽“民声通道”，搭建民意表达“直通车”，尽可能地洞察社会热点、焦点、难点，最真切地开展与基层群众的互动交流，最及时地捕捉和掌握群众的呼声需求、心理情绪以及各种负面的苗头倾向，获取群众所思所盼、所喜所忧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动态变化做到心中有数、了然于胸。二是细致了解各种矛盾纠纷的具体情况，注重点上集中排查。针对重大节日和敏感时期矛盾易发的特点，集中力量开展排查，主要查重点人员、重点部位、重点物品，努力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防范于未然。要以辖区属地社会单元为着力点，开展县（市、区）、乡（街办）、村（居委会）、组（社区）上下结合、层级一体化的全面排查，详查矛盾纠纷的数量，并从中梳理出矛盾纠纷的重点地区、领域、行业和群体，加以重点

—3— 防控；以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问题为敏感点，详查基本情况、诱发原因、性质类型、表现形态、危害程度、化解难度和潜在趋势，作出分析研判；以血缘、地缘、业缘、亲缘为延伸点，详查流动人口、外出打工和社会闲散人群等不确定对象的情况，防止“盲区和死角”。综合实施定期式、集中式、滚动式、日常式相结合的大排查，确保对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超前摸得清，控得住。三是准确了解各种矛盾纠纷的特殊情形，注重联合专项排查。对一些历史疑难旧案、涉法涉诉、多年上访等反复性矛盾，要采取措施防止扩散蔓延，在查明历史背景，摸清来龙去脉、事实真相,弄清当时政策法律与现行的差别基础上，有条件解决的要尽可能地予以解决，失去条件解决不了的，要做好相关解释说服疏导或救助工作，不能强行压服或久拖不决。对一些因企业破产改制、劳动争议纠纷、城镇征地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山林权属纠纷、返乡农民就业和社会非法融资等一些涉及面广、影响大的矛盾问题、动向，应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排查，了解掌握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避免引发各种矛盾和问题，真正做到排查层次深，信息反应快，资料掌握全，数据底数准，研判质量高，始终掌握矛盾化解的主动权。

（二）充分发挥基础优势，强化情报信息来源，在第一现场构筑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一是充分发挥基础优势，强化情报信息工作。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要充分发挥基础优势，把经常性开展矛盾纠纷排查作为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性环节来抓，通过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工作机制，努力把各种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始发阶段。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优势的同时，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协调和发挥其它社会治安资源的作用上来。在查明各类矛盾纠纷的成因、性质、涉及因素等基本情况后，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提出初步处置意见，把矛盾纠纷、不安定因素解决在盟芽状态。情报信息是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的根本和关键。公安机关基层单位要积极构筑起有广度、深度的情报信息网络，掌握工作主动权。基层的小纠纷，看似微不足道，但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有可能转成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稳定。通过构建现代代信息网络，完善信息预警机制。加强对情报信息的及时收集、上报，保证矛盾纠纷

—4— 早发现、早掌握，争取工作主动权。历年来的工作实践证明，从所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数量和场合来看，绝大多数矛盾纠纷源于基层，第一现场多在基层；从疏导化解的积极效果来看，疏导化解的成效也在基层,取得的最大成功也在基层。这是因为基层一线具有距离最近、反应最快、耗时最小、处置提前量最大、最了解具体情况、最具发言权和处置优势的特点。所以，建设好基层这个直接接触和应对各种矛盾纠纷的“始发站”、主阵地，高质量地把基层这个第一道防线筑牢建好，不仅攸关当地矛盾纠纷能否及时化解，更攸关一方平安稳定大局，更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具有先导性、决定性意义。二是加强村（社区）治保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通过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还应加强对治保组织建设的工作指导，更有效地发挥作为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治保组织要积极做好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工作，把维护稳定工作作为首要任务，及时排查各种矛盾纠纷，了解掌握社会动态特别是危害安定稳定的深层次信息，积极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努力将各种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初始阶段，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各种矛盾不上交”。对当地发生的矛盾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矛盾纠纷的苗头、隐患，要深入进行排查，及时调解，并定时上报。通过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着力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充分发挥以治保会为主体的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全面加强治保会规范化建设，提升全社会维护安定稳定的水平。三是牢固树立强基固本理念，增强基层组织实力、活力、战斗力是前提和关键。首先要把以县（区、办事处）尤其是公安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居委会、人民法庭、司法所、调委会、治保会等基层政法、综治、维稳和群防群治组织、和谐平安联创中心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形成“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走、力往基层使、保障往基层倾斜”的努力方向、决策指向、价值取向和战略导向，做到力量、责任、措施、经费“重心下移”和优先落实，确保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基层有机构管、有专人办、有财力保障、有权威协调，从而赢得最佳的时机、最好的效果。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中，要注重下派到基层历练；在业绩考核中，注重基础

—5— 工作经历；在干部选拔中，注重选用基层一线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的人员。坚决防止基层组织虚化、基层功能弱化、基层责任淡化、基层条件退化的现象。四是强化应急处置。“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无形”要善于通过矛盾纠纷的细微迹象发现潜在危害，见微知著，明察秋毫，提前疏导，防微杜渐。立足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增强前瞻性和预见性，宁愿把事态估计得严重一些，对策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从而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各项准备，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尤其是面对一些激烈的矛盾纠纷或群体性事件，要冷静从容，果断处置，应对有方，始终做到矛盾露头、止其聚积，矛盾酿成、止其扩散，矛盾蔓延、止其蜕变，矛盾处理、止其沉淀，确保在基层一线把损失和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三）加强法制教育、提高群众法律素质，在第一环节治理滋生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源头。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与转化的成因，尽管复杂多变，但也有一些共同特点，即多与民生问题，与对某些政策、决策的误解，与基层工作方式方法不当，与法制意识不强等密切相关。这些内在主因构成了滋生矛盾纠纷的第一环节，也是第一源头。大量事实证明，正本清源是治本之策，只要把源头疏通治理好了，各种矛盾纠纷就可能迎刃而解。当前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的矛盾大多是涉法问题，有许多问题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通过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工作的力度，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是加强法制教育、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作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的有效措施，使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是减少矛盾纠纷的前提。按照“防重于治”的原则，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把群众的普法教育与化解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使大家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真正把化解矛盾纠纷纳入法制轨道，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人民群众对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也不可能了解那么多，这就要求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加强法制建设。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利用宣传讲座、橱窗、专栏、黑板报、横幅、标语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宣传各种法规和政策，使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切实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群众是最讲实际的，总是从身边

—6— 一件件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来认识党和政府。如果他们反映的最突出、最现实、最直接的民生问题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及时解决，必然产生矛盾。因此，必须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千方百计解群众疾苦、帮群众急需、化群众忧愁、为群众办实事，实实在在地传送党和政府的关爱，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畅通群众合理利益诉求的渠道，高度重视新时期人民信访工作，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上访群众堵大门为下访干部进家门，真正使人民群众冤屈有处诉、意见有处提、怨气有处发、心里有组织依靠、合法权益得到保护，防止各种矛盾纠纷因投诉无门而向社会转嫁和宣泄；要特别关注、化解治安环节滋长矛盾纠纷的诱发源，政法机关作为维稳职能部门，必须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社会治安环境的新期待、新要求，变“被动保稳定求和谐”为“主动创稳定促和谐”，深入推进“平安山阳”“和谐山阳”社区（村）、企业、家庭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及早消除各种简单摩擦转化为民事争端、治安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轻微案转化为大要案、现行案转化为隐积案的后患，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宁。三是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在心目中把群众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怀着对群众最深厚的感情去工作，是化解矛盾纠纷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但同时更需要拥有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过硬能力和本领。如果不会做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必定会引起群众不满；碰到棘手的难事，束手无策，必定会失去民心，从而割裂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因此，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增强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十分重要。要着力提高联系沟通能力，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进得了门、说得上话、交得了心，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成为群众的知心朋友；提高办事服务能力，学会换位思考，对群众碰到的困难、求助的事情，要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千方百计去解决，不能办的事则要做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真正形成“在大与小面前，群众的事最大，小事要作大事办；在急与缓面前，群众的事最急，急事要作特事办”的工作导向，成为善于破解难题的能手、群众信任的“实干家”，决不能遇着问题绕道走，“冷硬横推”，让群众失望，被群众唾弃。四是提高执法

—7— 公信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的客观要求和有力保证。对执法机关而言，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生命线，执法不公、执法不严、执法不廉，是对执法公信力的亵渎，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这不仅不能化解矛盾纠纷，还可能激化矛盾或引发新的矛盾。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治意识，从执法规范化建设入手，在执法行为、执法方式、执法责任、执法监督等方面都体现“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要求，把公平、公正、公开贯穿于执法活动的全过程，任何时候都秉公办案，真正让人民群众从公安机关承办的每一起案件、处理的每一起纠纷、接待的每一次申诉、化解的每一个矛盾纠纷中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四）突出执行力，更加主动地落实化解和预防各种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中央在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政法维稳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决策，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更好地维护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是公安工作立足自身职责任务、自觉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坚持实践发展第一要务和稳定第一责任的重要途径，更是推动公安机关管理工作全面进步的重要载体。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既需精心谋划，更需提升执行力，责任落实到位是关键。在当前形势下，公安机关要更加自觉主动地落实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并把化解和防范各种矛盾纠纷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认真落到实处。一是从落实领导首要责任抓起。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必须负起第一责任，分管领导负起具体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共同履行“一岗双责”，形成领导首要责任网络。各级领导干部要力行领导督办制和问责制，带头深入基层，了解掌握情况，督办大案要案。特别是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的“一把手”初信初访初案分析制、预警制和社会调查机制，突出对矛盾问题的首问负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挂点蹲点、结对帮扶和信息主导排查调处为抓手，促使领导与群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不断提高对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率、办结率、预警率和防范力。对化解矛盾纠纷不力、造成—8— 严重后果的失职、渎职行为，要从严查处，决不姑息迁就。二是从落实部门和社会责任抓起。各种矛盾纠纷归根结底是社会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要有效化解，仅仅靠公安机关一家单打独斗是很难奏效的，当务之急是构建党政统一领导，政法各部门、责任单位共同参与，社会各界积极配合的“大联动”格局。面对矛盾纠纷，要追本溯源，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谁主管谁负责、谁管辖谁处理”的原则，落实“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的责任制，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同时，注重加强和改进社会服务与管理工作，把专群结合与发挥好工青妇、工商联、社团协会、法律服务等群众团体的作用密切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联手发力的效应，做到一般性矛盾纠纷就地消化，不转移；跨区域较大矛盾纠纷由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协同有关部门进行集中“会诊”、定点限期消化，不扩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既要及时上报党委、政府不隐瞒，也要尽到基层一线全面联动的职责，采取群策群力的应急措施稳妥处置，不上交，并将其成效和综治考评、执法考评、表彰奖励、提拔使用挂钩，坚决兑现奖惩，从而形成全社会共同防范、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5

一是积极预防和减少矛盾问题。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采取信访评估等方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避免因各种失误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不稳定因素。努力实现对信访问题的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争取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是因案施策清积案。实行“五定两包”责任制，尽快将所有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一一处理掉，达到案结事了，当事人满意。

三是依法处理抓化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达到定纷止争，树立调解也是执法的观念，把调解优先原则贯彻于执法办案中，同时注重辩法析理、判前释法、判后答疑，努力实现案结事了。

四是夯实基础抓基层。抓早抓小抓苗头，确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

五是依法治访抓规范。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市政府关于规范信访秩序、依法处置赴京非正常上访的工作要求和市联席会议《关于依法维护正常信访秩序的意见》，形成预防和处理非正常上访和缠访闹访的长效机制，完善教育警告训诫“三位一体”工作法，着力提高依法处置率、处置到位

率和息诉罢访率。

社会基本矛盾与全面深化改革 篇6

〔摘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状况发生新变化，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出现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关键词〕 社会基本矛盾，全面深化改革，科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4-0042-04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我党“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和动力源泉。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 〔1 〕（P137）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才能深刻领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式。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起点，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需求时，就要求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也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就是通过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由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新的基本适应表现出来的，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来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也是不一样的，不会停留在一种固定的状态上。具体来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适应方面，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适应方面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运动变化的，这种不适应以各种矛盾和问题表现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是针对当时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大锅饭、平均主义进行变革，对统得过死、管得过严的政治体制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等进行相应的改革。正是这些领域的变革，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使生产关系与初级阶段的国情和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奇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经过30多年渐进式的改革发展，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来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桎梏已经打破，但又出现了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同时，这些新的不适应方面和环节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是这种新的不适应的表现。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不完全适应。一是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引领作用和影响力不足；二是劳动和资本关系不相称，资本处于主导地位，劳资关系矛盾冲突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三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不完全适应。一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问题刚刚提出并着手解决；二是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既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也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三是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思想多元化，尤其是种种以右的、左的倾向为主的思想不断出现等。

面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新变化、新常态，针对当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些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和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紧靠单方面的改革难以奏效，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要求，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要求，推进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破解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2 〕（P214）从性质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从特点看，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 〔3 〕（P373）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的性质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范围内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诸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公平与效率失衡、腐败问题严重、“四风”问题突出等。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人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改革的怀疑、质疑一直没有间断过。有人认为，我国的改革导致“民进国退”，公有制主体地位动摇；收入差距悬殊，收入分配秩序失范；“资强劳弱”，劳资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等，直接把问题和矛盾归咎于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了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与质疑。面对成就与矛盾交织的基本局面，针对复杂的国内外思想斗争形势，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各种疑虑和质疑，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动社会发展。” 〔4 〕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阻力和风险加大，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症结在于改革还没有到位，还不深入，还不彻底。习近平指出：“面对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除了深化改革开放，别无他途。” 〔1 〕（P3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制度、体制、机制三个层面六个方面作出系统部署：第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一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二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最大化；三是尊重市场规律，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一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建立健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在内的各项制度；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5 〕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完善法律监督体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第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发展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发展导向。第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一是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价值目标，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二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第五，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5 〕第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一是切实履行党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二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健全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三是加强纪律监督，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党更加注重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注重增进人民福祉，更加着力推进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石，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主体地位，起主导和引领作用。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6 〕（P111）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引领、主导作用。二是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收入分配问题事关国计民生，是最大的民生和社会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一直徘徊于国际警戒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全面深化改革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重点更加突出，要求更加具体。就是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两个提高”“两个同步”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彰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分配价值观，促进共同富裕。三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事关职工和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随着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成为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恶意损害职工利益的现象仍较为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体现以人为核心，共享共建的原则。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的“四风”问题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不满意、深恶痛绝和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些问题已严重侵蚀着我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权基础，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干群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魄力，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突出表明了我党鲜明的政治立场，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健康发展，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社会基本矛盾内含的矛盾分析方法要求在改革方法上要“上”与“下”联动，“点”与“面”协同，“破”与“立”并举，“变”与“稳”统一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党创造性地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和重大关系，体现了科学的改革方法。

（一）“上”与“下”联动，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统一

顶层设计是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方法而言的，就是要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性设计、全局性谋划，确定实现目标和战略路径，有效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面对的现实情况是浅层问题化解了，深层矛盾凸显了；显性问题破解了，隐性风险加大了；容易问题解决了，剩下都是硬骨头了；发展水平提高了，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强烈了。在这个阶段上，新旧矛盾交织渗透，利益藩篱盘根错节，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艰巨，同时各领域的关联性、协同度明显增强。因此，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显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全局意识。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7

黄宗智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实践与表达》是中国法制史的杰出代表作, 黄宗智先生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犀利的眼光直抓清代民事司法实践与表达中的异同, 给了我们研究清代法律制度的全新视角。黄宗智先生在本书中总结出了最重要的结论: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和清代官方表述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表达与司法实践中的矛盾存在于整个清代司法制度的方方面面, 需要仔细进行分析。

一、仁治的理念

《牧令书》的作者叙述了《大学》里所揭示的读书人的主旨: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最终理想乃是“仁”治, 亦作“人治”。具体地说, 就是为州县者必须亲民。亲既是官吏待百姓之爱有如双亲, 同时也是亲近的意思。这样的理念在各种书籍里是广泛存在的, 但是在官员们的官方笔记中却很少提到关于仁治的思想, 因为, 这样的说法同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另一部分直接抵触:即人人尊亲相爱, 不兴讼争, 而且, 在理想的状态下, 根本不应该有讼争。

这就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矛盾:仁治理念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矛盾。在清代的县官笔记中, 大多都体现了这一点, 即帝制中国晚期官方法律话语的道德化, 已经成为清代统治精英的官话的一部分。清代统治阶级用儒家道德化的话语代替了写实性话语, 试图掩盖统治的问题, 但是, 我们从清代的县官笔记中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还是可见一斑。

二、视事实情

在对待如何处理细事问题上, 当时的县官糅合了道德观念和实用观念两个方面。因为很多诉讼其实是基于一时气愤, 在法律上如果设定一个冷静期, 那么可以有效的减少诉讼。这其实体现了矛盾, 即道德上的“不应该”争讼和实际上的“存在”。同样, 汪辉祖在强调词讼之少时说“每日不过十纸”, 其实表明了细事在当时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在重要性上也体现了矛盾, 细事指人们认为那些事是小事, 但实际上那些细事才是地方善政的关键所在。可见, 矛盾确实存在于当时民事审判的方方面面。

三、州县活动中的德治文化与实用文化

黄宗智先生将这种文化称之为“实用道德主义”是因为它既是“道德主义”, 它强调了崇高道德理想的至高无上地位, 但它又是实用的, 它是用来处理实际问题的。把两者凑到一起的方法之一, 是避免从两者各自的角度的除直接冲突的结论。州县官们在处理实际纠纷时也没有单单从道德理想层面出发, 而是遵循了实际。

“实用道德主义”在实际中的操作是尽量通过调解来解决纠纷, 当调节不能解决纠纷时, 就必须做出明确的裁判, 主张县官作为法官的角色来进行审理案件。这就是正式庭审和民间调解之间的矛盾, 也就是律例本身道德化的律和与高度实用的例之间的矛盾结合相一致。

在正式庭审中, 不能简单的依法裁决, 或诉诸刑罚, 县官应该照顾到人情因素。这样的融情与法的训诫, 要求县官在用刑的时候, 把人的感情和种种关系也考虑进去, 并且在依据法律做了明断之后, 让涉诉人信服州县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实际上对县官的要求过于高了。

县官笔记要求县官在做批词时即明了法律条文, 又从道德原则和人情, 以及常理和事实两种角度考虑, 这样批词才会写到点上。汪辉祖提倡尽量促成庭外和解, 其实就是本书所说的清代民事调判的中介领域, 亦即州县裁断与民间调解相交作用的地方。这与正式庭审与民间非正式调解的矛盾结合是相一致的, 是减少诉讼的最好办法。

在审理案件中, 要求县官防止奸蠹玩法的方法是, 不轻准诉讼, 减少讼案的数量, 对于不得不准的案件, 在做批示时, 要谨慎下笔, 除此之外, 还要防止书差作弊。这样的官方话语, 也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矛盾, 一方面是贤者德治的理念, 另一方面是衙蠹的为非作歹。揭示了在官方话语背景下的完全不同的运作现实。表明了官方话语与运作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系。

四、“细事”与“民事”

县官手册证明当时的理论上不存在民事与刑事之分, 而在实际中二者却是分开的。然而, 在大清律例中, 细事与重案之间没有实质性区别, 而仅仅是惩罚的程度不同而已。王又槐无法提供证明是否应该以用刑与否来区分细事和重案, 因为这样的想法与大清律例的概念直接抵触。

总体上来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乃是清代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表达与实践的矛盾背离:一方面是表达上缺少民法的概念, 另一方面是实践中日常处理民事纠纷;一方面是缺少独立于国家家长制权力的产权或契约权, 另一方面是惯例性的保护这些权利。可以说, 清代法律制度所体现的乃是民法与权力的实践现实, 但没有相应的表达现实。

黄先生运用地方诉讼档案作为主要的研究材料, 深层次的挖掘档案中的信息要点, 做了细致真如的考察, 最后得出结论:清代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和表达中存在差距。基于如上所述清代法律“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黄先生提出的中心论点是:清代法律制度是由彼此背离和相互矛盾的表达和实践组成;官方的表达和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 既矛盾又统一, 构成一个抱合的整体。一方面, 实践与表达的差距表现在儒家意识形态对法律制度的表达, 另一方面是同儒家思想截然不同的司法实践情况, 清代的县官运用儒家思想解决着同儒家描绘的完全不同的世界的矛盾纠纷, 他们凡事从实际结果考量, 在他们的文化中, 道德化的表述和现实是矛盾又统一的, 即黄先生所称的“实用道德主义”。

总之, 从本书可以看出, 清代县官活动受到道德文化和实用文化的双重影响, 也就是黄宗智先生所说的“实用道德主义”, 清代的矛盾多端又多层次的法律制度, 其中包含了一个给予法律的正式制度, 一个基于妥协的调解制度, 还有一个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空间。黄先生认为, 为了揭示清代民事纠纷处理的实际过程, 我们不仅要考察村社族邻的非正式调解, 以及州县衙门的正式审判, 还要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经常发生互动和相互影响, 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 就是所谓的“第三领域”。黄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 给了我们全新的看待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制度的视角, 发人深省,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法制史, 作更深入的研究。

社会矛盾与社会和谐 篇8

最近以来，大陆涉台学界开始重视与讨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问题。目前，台湾社会原来并不显著的阶级矛盾愈益突出，已成为民进党在政治斗争与选举中主打的议题。那么，如何看待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确是我们深刻认识台湾社会与政治的重要问题。纵观台湾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可以发现，蓝绿对立与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其他社会矛盾，包括统独矛盾、省籍矛盾、南北矛盾、政经矛盾、环保与经济发展矛盾等，或多或少都受这一矛盾的制约与影响。

蓝绿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台湾社会的诸多矛盾中，蓝绿矛盾是一个基本矛盾，而且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影响与制约着其他矛盾。蓝绿矛盾不解决，其他矛盾与问题就很难解决。

当今，台湾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和谐、团结的社会，而是一个蓝绿二元对立、分裂的社会。泛蓝阵营在政治与权力结构上以国民党为主体，包括盟友亲民党与新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蓝阵营的群众基础；泛绿阵营政治上以民进党为主体，包括盟友台联党与建国党等，其支持者构成泛绿的群众基础。蓝绿的主要区别在于：泛绿阵营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主张与追求台湾独立，否定“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否定“九二共识”，“反蓝反中”；泛蓝阵营既有本土意识与台湾主体意识，也有中华民族意识，坚持“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承认“九二共识”，反对“法理台独”，“反绿不反中”。因此，蓝绿矛盾与统独矛盾、族群矛盾、国家认同矛盾等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存在差异与区别。

蓝绿矛盾之所以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两岸等几乎所有议题，都存在明显的蓝绿差异与蓝绿之争，双方难有共识；对于同一个议题，蓝绿也很难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与认知。第二，台湾社会对事物已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与是非标准，完全是以蓝绿立场与蓝绿政治标准来衡量，形成典型的二元格局。第三，今天台湾的一切政治斗争与政治运作，完全呈现蓝绿之间的利益与权益分配，没有第三势力生存、发展的空间。

蓝绿矛盾的核心问题不是内政与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而是如何处理与定位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台湾内部与大陆的矛盾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台湾内部的许多重大政经决策，都与大陆或两岸关系存在密切关系，或者说无法回避两岸议题。国、民两党在权力争夺中，主要是围绕两岸议题（台湾的政治问题核心也是两岸问题）展开激烈斗争。只要两岸问题不解决，蓝绿矛盾就会长期存在，并制约与影响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统独矛盾已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是台湾的主要矛盾

长期以来，许多涉台学者认为统独矛盾是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或最重要的矛盾。在前些年，如果有这样的认知也许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虽然目前台湾社会的统独矛盾依然存在，好像还非常突出，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台湾的统独矛盾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今天台湾只有“独”与“非独”的矛盾。

这是由于，台湾社会内部尽管还存在统派，但统一的力量在迅速衰退，在岛内已无法构成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反，在今天的台湾，尽管维持现状派占绝大多数，是主流民意，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独立，因此，今天的台湾已不是“统”与“独”的矛盾与选择，而是“独”与“非独”的矛盾与选择。“非独”就是维持现状，而不是“要统”。“非独”是一个需要科学解读的概念，这里还存在一个“事实独立”与“法理独立”的区别。“非独”是指不搞“法理台独”，而是要“维持现状独立”，或寻求“事实独立”。

事实上，随着国民党“非统”立场的变化或“独台化”（承认台湾的“事实独立”，不谋求“法理台独”）之后，统独矛盾就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今天，民进党仍将国民党视为“亲中”的统一政党，是对国民党的栽赃与抹黑，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是逼国民党不断“台湾化”、“本土化”与“台独化”。事实上，国民党已是一个完全“台湾化”的政党，是一个仍坚持“中华民国”政治框架或“一中宪法”的政党，是一个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党，是一个不再追求两岸统一的政党，是一个公开主张不搞“法理台独”、而谋求维持台湾事实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是一个台独政党，一方面在现实中逐步向“事实台独”靠拢，另一方面仍没有放弃“法理台独”的主张与目标（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的“台独党纲”仍在），是一个“事实台独”与“法理台独”兼顾的政党。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虽然不主张统一，但也不希望搞激进的“法理独立”，而是维持现状，即维持台湾的“事实独立”。可见，统独矛盾不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的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独”与“非独”的矛盾，即维持“事实台独”与追求“法理台独”的矛盾。

省籍矛盾依然存在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本省籍与外省籍两大族群的矛盾，即省籍矛盾，这是台湾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

国民党统治政权退居台湾后，形成台湾社会“中央/外省—地方/本省”的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在社会层面，则呈现出掌握社会优势资源的外省人与居于弱势地位的本省人的关系与矛盾，也表现为掌权的外省少数群体与不掌权的本省多数群体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民进党的发展与崛起，就是建立在这一省籍矛盾强化的基础之上的，即强烈反对所谓的外省权贵层，为所谓的弱势本省群体争取利益。经过多年的政治演变与民进党执政，这一省籍矛盾更为突出，其内部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省人及本省政治集团势力不断壮大，外省人及外省政治集团实力不断弱化。目前，外省籍群体绝大多数（约占80%）支持国民党，本省人（占60%左右）是支持民进党的主体力量。

特殊的省籍矛盾在民进党的政治操作下变得甚为敏感，渗透到了台湾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李登辉曾试图融合外省人为本省人，建构“新台湾人”，形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李登辉一直在压制外省人，非但没有实现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和解，实现族群融和，反而因其分裂路线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与省籍裂痕。陈水扁执政后，在“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化”与“文化台独”路线下，极力打击与排挤外省人与外省势力，进一步加深了省籍矛盾。时至今日，民进党仍在质疑马英九的外省人身份与质疑他对台湾的政治忠诚度，就是省籍矛盾在政治斗争中的典型体现。

南北矛盾依旧突出

台湾的南北矛盾是由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引起的南北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就历史发展来看，台湾经济重心一直呈现由南向北转移的过程，只是近几十年才形成显著的南北差距。最重要的原因是台北市作为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台湾最多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国民党当局曾有以台湾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战略考虑，存在一种过客心态，于是在施政上采取了“重北轻南”的政策，即重点经营北台湾，较忽视发展南台湾，南北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因此扩大。今天以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县与新竹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科技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发达，南台湾（中南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以传统工业、重化工业与农业为主。

台湾的南北地区经济差距虽然很大，但是与东西地区相比，则不为过。为何从来没有出现所谓的东西矛盾或东西问题，反而出现严重的南北矛盾？这显然是经济话语权与政治因素造成的，与反对势力或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策略有关。外省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北部地区，所以民进党制造南北差距也有制造省籍矛盾与政治矛盾的显著用意。民进党不断制造南北矛盾并将其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重北轻南”政策，造成了南部民众对国民党的强烈不满，也造成了政治结构上的“北蓝南绿”格局。

阶级矛盾被炒作

在台湾，虽然也存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但劳资矛盾并不紧张，也不突出，劳资争议案件还在减少，没有出现普遍性、强烈的劳工抗议资方的社会运动，为数不多、小规模的劳工运动是劳工阶层向政府争取权益，而不是直接要求资方增加工资或保护权益。

现在外界之所以认为台湾的阶级矛盾变得突出，是因为随着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一方面，以上层社会为代表的有钱阶级（以工商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扩大，收入减少。如果将台湾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进行对比来看，双方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32倍迅速扩大到2009年的66倍。民进党为了选举的需要，不断以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现实问题制造新的阶级矛盾，一方面让台湾社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商情结”，另一方面积极争取低层劳工群体。然而，贫富差距扩大并没有加剧与恶化台湾的阶级矛盾，台湾中产阶级并没有因此与其他阶级或阶层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与矛盾，也没有发生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抗议运动。扩大阶级矛盾不符合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不会改变蓝绿矛盾这一基本社会矛盾。事实上，台湾各个阶级或阶层并非一个整体，而是三分天下，一部分倾向支持泛蓝，一部分倾向支持泛绿，还有一部分保持中立，尽管其间的比例有所差异，但这一大致结构基本确定。在蓝绿基本矛盾与政治倾向分野下，台湾的阶级矛盾就显得不那么突出，甚至被蓝绿矛盾所淹没。

无解的政经矛盾

政治本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在台湾却变为政治绑架经济，选举绑死经济，经济发展受制于政治斗争，让台湾经济发展陷于新的困境。

在民主政治机制下，政党轮替逐步成为常态。在一般民主国家或体制下，新政府基本上会延续旧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使采取新的经济政策，也不会推翻已经在体制或法制下运行的政策。但在台湾则不同，由于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理念与两岸政策有很大差别，新政府会采取推翻或否定旧政府的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风险。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彻底修改了陈水扁当局处处限制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管制与保守政策，而是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以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实现两岸经济的互利双赢与共同发展。民进党则在台独主张与意识形态主导下强烈反对两岸经济合作，污名两岸经济合作，回避两岸经济合作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好处，无限扩大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2012年民进党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政治利益的考虑下很可能废止ECFA，或者修正ECFA，采取不积极作为，让ECFA的未来命运存在很大变数。这为台湾经济的未来走向带来变数。

环保与经济的矛盾再度尖锐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是台湾后工业化发展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但近来因民进党政治领袖的党内初选变得尤为突出，其中又涉及复杂的政治因素或蓝绿矛盾。

近十多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已步入低速增长期，尽管去年出现偶然的高增长，并没有解决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与趋势，今年又重回中低速增长，高失业与收入低增长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台湾当局尽管致力于发展经济建设，力求落实民进党执政时期提出并推动的国光石化项目、扩大科学工业园区建设，却遇到环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尤其是民进党党内参加2012年初选的两位主将蔡英文与苏贞昌均公开反对兴建国光石化项目，再次引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