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随机波动的农业经济论文

摘要：选取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猪肉、牛肉、羊肉和活鸡的集贸市场月度价格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分析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我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猪肉价格波动最为剧烈，而鸡肉价格的波动曲线则更为平缓。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市场随机波动的农业经济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市场随机波动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1：

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综述及展望

摘要：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是套期保值、套利、投机等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活动的重要依据。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相关文献资料。首先，进行了理论界定和解释。其次，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品种价格发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再次，进一步从投资者结构、市场结构、成本因素、流动性、现货市场规模、品种属性以及制度规则七个方面分析探讨了影响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原因。研究发现，现实市场往往受到上述因素多重叠加的影响，使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发生改变，进而导致期货价格发现效率时高时低。最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鍵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价格发现影响因素

一、引言

在我国期货市场起步与发展的30多年历史进程中，不时有声音质疑我国期货品种价格发现功能的有效性，甚至认为期现货市场间是相互脱离的，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缺乏引导性，期货市场是纯投机的“赌场”。但也有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有效地发挥了价格发现与风险管理功能，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我国价格体制改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是否具有引导性，是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是否发挥效果的关键。而且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不仅是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效率高低的体现，也是套期保值、套利、投机等市场参与者进行期货交易的重要依据。若期货对现货价格引导性强，则表明期货价格能够对未来现货价格形成合理预期，从而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然而，以往文献多是对单一品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分析，缺乏对我国期货市场总体价格发现效果及背后原因的深入探讨。

鉴于此，本文将主要研究以下内容。首先，对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进行界定;其次，对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进行理论解释;再次，结合实证分析案例着重讨论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主要特征与总体发挥效果;最后，对市场上不同品种表现出的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差异性及原因进行分析总结。

二、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概念界定

对于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已有文献依据经济学理论，通常借助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时间序列角度开展研究。众多文献基于现货到期时刻的不同，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是期货价格与同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另一方面是当期期货价格与未来(期货到期时刻)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

众多学者选择期货价格与同期现货价格作为研究对象，将分析重点集中于探讨二者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上，以此说明期货与现货价格之间谁更具有引导性。这是因为在现实市场中，市场信息的传导机制与传递效率需要通过同期期现货价格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判断，这为衡量期货价格发现效果提供了依据。实践中，由于期货产品在品种设计、投资者结构、交易方式等方面与现货产品存在诸多差异，二者对于新信息的反应速度与效果并不相同。期货市场以标准化合约为交易对象，采用公开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交易，形成了高度组织化和专业化的市场运行体系，极大程度地保证了信息能够集中、快速传递。特别是影响力较大、成熟度较高的期货品种与对应现货品种相比，在交易成本、时间、方式等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所以当受到新信息冲击时，各类市场参与者会率先选择在期货市场进行相应操作来锁定风险或获取收益，这使期货价格对同期现货价格展现出较强的引导性。

当期期货价格与未来(期货到期时刻)现货价格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也颇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期期货价格与未来(期货到期时刻)现货价格被广泛用于解释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萨缪尔森(Samuelson，1965)认为，期货价格发现功能指期货价格对期货合约到期日现货价格的数学期望。在有效市场环境中，期货价格是对某时刻全部信息的反映，且期货价格具有随机波动特征。比格曼等(Bigmanetal，1983)使用无偏估计对期货定价进行了表述，即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期货价格是对期货合约到期日的现货价格的无偏估计。其后，许多实证研究开始关注于期货价格是否能无偏估计未来现货价格，从而验证市场的有效性。也有研究者认为有效市场中，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均能够有效反映预期，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之间的差异应是标的资产的系统性风险溢酬。

三、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理论解释

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根植于期现货市场间天然不可分割的联系。期货市场由现货交易衍生而来，期货合约依据现货标的物设计，期货合约到期时需要使用现货交割，这均反映出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紧密相连。而当期现货价格发生较大偏离时，套利机会的出现会促使市场上套利活动增加，从而使期货与现货价格的异常基差逐渐消失。正是期现货市场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使期现货价格间表现出引导性。

期货定价理论为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理论界存在两种基本的商品期货定价模型：风险溢价模型和便利收益模型，二者均依据现货价格对期货价格进行定价。传统风险溢价模型由肯尼斯(Keynes，1930)和希克斯(Hicks，1939)提出，基本理论是在不考虑商品稀缺性的条件下，在一个无套利条件①的市场中，期货与同期现货价格之间的差异是投资者持有期货与现货的成本差异。该模型的具体表达式为Ft=Ste(r-q)(T-t)。其中，Ft为期货价格，St为现货价格，r为无风险连续复利利率，q为现货在期货合约期限内的收益率，T为期货到期时刻，t为当前时刻。便利收益模型则以套利为基础，认为商品期货价格由现货价格和合适的便利收益②决定。便利收益模型由科尔多(Kaldor，1939)和沃金(Working，1948)提出，具体表达式：Ft=Ste(r+m-cy)(T-t)。其中，cy为基于简单回报的便利收益，m为商品的储存成本，Ft、St、r、T和t的含义与风险溢价模型中对应符号所示含义相同。上述两个模型均清晰地展示了理论上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关联性。

进一步对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经济学理论上，期货交易活动属于实体经济中的流通环节，通过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中交易形成一系列时间序列价格。远期的期货交易活动不断形成时间序列价格从而调节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随着合约到期日的临近，期货与现货价格走势趋于收敛，并形成最终现货交易价格。正是由于期货市场具备高流动性、低交易成本、交易操作简易等优势，因而受到广大交易者的青睐也使得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得以强化。

四、我国上市品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总体特征

2000年后，我国期货市场进入规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期货市场的主要任务是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恢复市场活力。与此同时，针对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文献研究数量稳步提升。2014年，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我国期货市场进入创新发展阶段，针对期货市场的研究日趋多元化，对于价格发现功能的研究热度有所下降(2001—2019年以“价格发现”与“期货”为主题的中文核心期刊文献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期货品种价格发现功能展现出如下特征：活跃度较高、市场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品种的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更强，价格发现效率更高。许荣和刘成立、陶利斌等分别研究了沪深300股指期货的价格发现能力，发现股指期货价格发现作用比现货市场更大。张劲帆等采用信息份额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国债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国债期货的信息优势更为明显，国债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具有引导性。高丽和高世宪研究了上海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即便中国原油期货仅上市不到2年，但其期货价格已经展现出一定引导性。李莉对铁矿石期现货市场进行了研究，认为铁矿石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存在较强引导性。马述忠等研究了我国战略性农产品大豆的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发现我国大豆期货价格单向引导现货价格。何晓燕和张蜀林对棉花期现货市场的研究表明，棉花期货市场具有更强的信息收集效应，其对现货市场的引导作用也更强。宋波和邢天才、黄健柏等分别使用不同方法检验了沪铜期货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研究结果均显示沪铜期货的价格发现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王玉玲和向云霜、黄国轩分别使用2017年后的数据探究了黄金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他们认为我国黄金期货的价格发现效率已得到显著提升，黄金期货价格能够引导现货价格走势。

相对而言，活跃度较低、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期货品种，其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较弱，价格发现效率较低。如线材、燃料油等期货品种本身市场规模不大，且市场关注度不高，参与交易的投资者数量有限，因而期货价格发现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而小麦、粳稻等期货品种，虽然具备一定的市场规模，但由于其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国内粮食安全，供销均受到管制，因而价格发现效率较低，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难以体现。

总体上，目前国内已上市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效率存在差异。梳理已有研究的分析结果可知，活跃度较高、市场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品种，价格发现效率普遍较高，期货市场基础功能也得以有效发挥;而一些期货品种则受自身活跃度、市场规模、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影响，无法有效发挥其价格发现功能。基于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可能影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各种因素，从而为提升我国期货市场价格发现效率提供着力点，并为重新激活已有的“僵尸”品种以及之后上市的新品种提供支撑。

五、影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主要因素

根据已有文献，结合相关理论对导致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出现差异性的具体因素进行总结，可知主要有投资者结构、市场结构、成本因素、流动性、现货市场规模、品种属性、制度规则(见图2)。

(1)投资者结构。由于进入期货市场的目的不同，期货投资者通常被分为套期保值者与投机者。期货市场上的套期保值者多为生产商、加工商以及贸易商等现货厂商。理论上，参与期货套期保值的现货厂商越多，进行套期保值的资金占比越大，期货市场越能够有效发挥价格发现功能。若期货市场内缺乏套期保值者，将使市场的投

机性增加，并可能导致期现货市场间无法形成有效联系，期货价格发现功能也无从发挥。实际上，部分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者参与度极低，这使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果较差，最终导致了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不明显或出现错配。以白糖为例，数据显示白糖期货2013年套期保值量在总持仓量中的占比仅为04%，远低于2014—2017年该比值的最小值22%。①而对白糖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证实，2013年白糖期货与现货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白糖期货的价格发现效果不明显;2014—2017年白糖期现货间均存在期货引导现货的单向引导关系。

(2)市场结构。不同产业的市场结构对品种价格形成机制有显著影响。当某一行业的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时，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对于相关产品价格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并借此优势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这使垄断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意愿极低，导致相应期货交易的投机者比例极高，使期货市场沦为与现货市场相脱离的纯投机市场。这时现货价格的引导性通常较为明显。与此相反，当某一行业的市场结构趋近于完全竞争市场时，企业只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为了防范风险、避免损失，企业更倾向于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这更利于发挥期货价格的发现功能。以PTA和其上游原材料PX为例。我国PX行业的产能集中度较高，主要来源于7家生产企业，其中，中石油和中石化2家的产能份额更是达到55%，这表明国内PX现货市场具有一定垄断性，不利于开展期货交易。相对而言，国内主要PTA生产厂家有近20家，且具有行业集中度较低、市场竞争性较强的特点，适宜开展期货交易。从实际效果看，PTA期货合约自上市后运行平稳、交易活跃、功能发挥良好，这印证了PTA市场结构对期货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性。

(3)成本因素。成本因素主要指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期货市场具有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特性，但不同交易所、上市品种、交易规则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差别，当期货交易成本较高时，交易者参与期货市场的积极性会降低，这会降低期货价格发现效率。对现货企业而言，参与期货市场交易，需要考虑劳动力成本、固定资产成本等诸多因素，特别对于中小型企业而言是不小的开支。这将阻碍众多现货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进而影响相关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效率。刘用明等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2012年9月我国股指期货市场下调交易手续费对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手续费的下调能够显著促进市场交易量的增长，提升市场信息效率，同时整体上促进了市场质量的提升。这有助于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熊艳和王玮通过对国债期货的研究发现，降低国债期货保证金并免去平仓手续费对市场质量影响不大，主要是由其本身市场结构特征、现券市场行情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未来需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优化手续费、保证金的收取模式。

(4)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衡量指标。通常情况下，期货市场的流动性越好，表明市场越活跃，场内信息越完善，更易于吸引套期保值者、套利者和投机者参与期货市场交易，也有利于期货价格发现功能充分发挥。肖俊喜和郭晓利比较、研究了中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发现我国农产品期货的中期月份合约较为活跃，但存在活跃月份不连续的特点，这导致产业客户无法通过对应月份合约进行套期保值，进而影响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刘洋和胡坚对大豆和硬麦合约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后，结合与国内期货市场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认为大豆和硬麦合约的流动性水平均逐年提升，市场发育趋于成熟，但与国外对应品种比较仍有差距。

(5)现货市场规模。通常情况下，现货市场规模越大的品种，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市场参与者规避价格风险的需求越迫切，因而参与期货市场进行风险对冲的意愿就越强烈。随着参与期货市场的现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例如，在石油产品中，燃料油与汽油、柴油等产品相比其现货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陈志英实证分析了我国燃料油期现货的价格发现与波动溢出效应，发现虽然我国燃料油期现货市场间存在信息流动且两市的整合程度较高，但相关度并不是很高。这表明受到现货市场规模的影响，我国期现货市场间非价格因素的信息传递效应还不明显，这也影响了燃料油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

(6)品种属性。由于期货品种的属性各不相同，期货品种在价格发现效率上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品种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各异。如具有生产季节性特征的农产品品种不易储存，其价格不能依据库存情况进行有效调节，因而价格波动幅度往往较大，导致期现货价格之间的引导关系时常发生变动。宋博和邓莹探究了我国粮食期现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果，发现玉米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较强，而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较弱。杜海鹏和程安分别对PTA和白糖两个品种期现货价格间的引导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2007—2017年共11年，两个品种期现货价格表现出的引导性并不相同。PTA期货和现货价格在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表现出双向引导性，其余年份

除2012年，该年份PTA期现货价格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单向引导，且2009年和2013年表现为现货价格引导期货价格;白糖期货和现货价格仅在2008年和2011年表现出双向引导性，其余年份

除2013年，该年份白糖期现货价格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并没有现货价格引导期货价格的情况发生。

(7)制度规则。期货市场制度规则的创新和完善与否也是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影响因素之一。当期货市场的交易制度相对完善合理时，套期保值者、套利者、投机者纷纷涌入市场，这将提升整个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效率，也有利于期货价格引导性作用的发挥。从美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基础设施与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美国期货市场在转移风险、配置资源以及形成价格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期货市场的参与者数量逐步增加，类型日渐丰富。制度创新使期货市场价格发现与风险对冲功能不断优化，这有效弥补了传统市场结构与信息的不足，并促使期现货市场共同发展。

六、总结与展望

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认为现货厂商的套期保值需求、期货的实物交割、期现货价差偏离较大时套利机会增加等因素的存在，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联系紧密，而期货与现货在价格上也表现出相互的引导性。其次，对国内已上市期货品种的价格发现效率进行比较，发现不同品种价格发现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相对而言，活跃度较高、市场规模较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品种，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引导性普遍较强，价格发现效率较高。最后，进一步研究了影响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可能原因，认为投资者结构、市场结构、成本因素、流动性、现货市场规模、品种属性、制度规则是导致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现实市场往往受到上述因素多重叠加的影响，使期现货价格引导关系发生变化。上述研究成果不仅为政策制定、研究开展与市场分析提供了素材，同时对进一步加强我国期货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有效结合提供了参考。

后续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内容。一方面，从理论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继续深入探讨期货与现货价格关联性问题。期货市场最初诞生于完全市场化的美国经济体系，并依照现货—远期—期货的轨迹逐渐演变。最早的现货交易者在切实感受到远期交易和期货交易带来的低成本、高效率、高信用度的好处后，经历多年发展逐渐转向通过期货市场进行交易。我国的期货市场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我国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我国与西方国家期货市场的发展背景与条件各异，因而在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和期现货价格引导性上存在一定差异，需要对此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加强理论探讨。另一方面，运用期货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相关理论指导具体改革实践。本文认为投资者结构、市场结构、成本因素、流动性、现货市场规模、品种属性和制度规则等能够影响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这不仅为监管者在制定政策时提供了有效依据，也为交易所今后选择上市期货品种提供了参考，还为投资者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今后需要强化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以进一步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提升市场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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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安

市场随机波动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2：

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的关联性

摘要：选取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猪肉、牛肉、羊肉和活鸡的集贸市场月度价格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分析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的关联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我国牛肉价格与羊肉价格的上涨幅度较大，猪肉价格波动最为剧烈，而鸡肉价格的波动曲线则更为平缓。(2)从传导机制上看，猪肉市场价格更易受牛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互为彼此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鸡肉价格与猪肉价格之间的关联性相对较弱。(3)牛肉价格对其他3种肉类价格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随后依次为猪肉、羊肉和鸡肉价格。建议加强保供稳价宏观调控、建立肉类价格预警机制、保障肉类市场供给稳定。

关键词：猪肉;替代品;价格波动;VAR模型;关联性

收稿日期：2020-07-21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20NDQN257YB、18NDJC215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LQ19G030011、LY19G030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874160、71774145);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编号：GZ18571070010);浙江省新苗人才计划(编号：2018R403040)。

作者简介：刘程军(1987—)，男，湖南邵阳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与区域发展研究。E-mail：lcjun01@163.com。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稳定提升以及畜产品供给量的增加，居民人均畜产品消费量也有了明显增长。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消费国，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显示，2014—2019年，我国肉类平均消费8 805万t，约占全球肉类贸易总量的1/4。然而，我国畜禽产业的发展容易受到动物疫病等灾害的影响，从而导致畜禽肉类价格发生突发性的暴涨或暴跌[1]，如何稳定肉价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2019年国内猪肉市场因受到非洲猪瘟的冲击，猪肉的供需缺口持续扩大，导致猪肉价格不断攀升并突破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鸡肉等替代品肉类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價格也随之上涨。虽然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肉类市场的价格略有回调，但仍然处在历史高位。截至2020年4月22日，猪肉的市场价格为52.11元/kg，同比上涨112%，其替代品牛肉、羊肉和活鸡的市场价格分别为82.86、79.41、22.31元/kg，同比增长21.4%、16.6%、10.8%。由此可见，不同肉类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一旦某一肉类品种出现价格波动，势必会影响其他肉类价格，造成市场失衡。因此，本研究针对我国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市场价格的传导效应进行分析，明确其相互影响与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我国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价格波动的研究可以分为纵向价格传递与横向价格传递两大类。纵向价格传递是指针对单一品种的肉类自身市场价格传递的研究，不考虑其他肉类价格的影响。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惯性特征[2]，表现为当期价格易受前期自身价格波动趋势的影响，且价格波动存在周期性，波动周期约为1.5年[3];牛肉价格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特征，其价格在秋冬季节逐渐达到顶峰，又在春季和夏季到来时出现回调[4];而羊肉价格的波动则具有较为规律的长期趋势，表现为先经历缓慢上涨与缓慢下跌，之后再经历快速上涨及下跌[5]，波动的原因主要源于自身[6]，且当羊肉价格的随机波动偏离自身价格均值越远，波动就会加剧并呈现螺旋式扩张[7];在鸡肉价格研究方面，有学者发现活鸡价格波动与其自身滞后期价格显著相关[8]，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易表现出缓涨和暴跌现象，而活鸡和白条鸡价格则更易发生暴涨和暴跌[9]。

横向价格传递主要表现为2种形式：一是替代品市场传递，即各种肉类均为彼此替代品，某个品种肉类市场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其替代品价格的波动。以羊肉价格为例，有学者研究指出，羊肉价格与牛肉价格存在双向影响[10]，且两者价格波动趋势具有一致性[11]，还有学者针对羊肉替代品价格对其价格的冲击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对羊肉价格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牛肉、猪肉和鸡肉价格[5]。也有学者针对新疆地区4种肉类的市场价格进行研究后发现，3种替代品价格对羊肉价格存在反向拉动效应[12];此外，大量研究表明牛肉价格和鸡肉价格[13]、猪肉价格和鸡肉价格[14-16]、猪肉价格和牛肉价格[17]之间同样存在相关关系。二是要素市场传递，即饲料价格与畜禽产品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有研究证实，豆粕价格、玉米价格对活猪价格波动的冲击较大[18]，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也对猪肉价格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19];玉米以及豆粕价格与活鸡市场价格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长期影响效应高于短期影响效应[20-21]，而肉鸡配合饲料价格对活鸡价格波动影响在短期内比较显著，其相关程度随滞后期的增加而减弱[8]。

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目前涉及肉类产品的价格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单品肉类价格波动的研究，或者2种肉类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鲜少涉及多个品种肉类价格的传导机制研究。因此，本研究选取VAR模型，分析我国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市场价格波动之间的关联性，厘清上述4类主要畜禽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机制，以期为后续肉类价格波动观察和调控提供参考价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2.1 研究方法

为探索我国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关联性及传导效应，本研究构造VAR模型对上述4种肉类价格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运用脉冲响应法分析某一肉类价格的变化对其他肉类价格产生的冲击影响，具体公式请参照相关文献[22-24]。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猪肉、牛肉、羊肉和活鸡的集贸市场月度价格衡量猪肉、牛肉、羊肉和鸡肉的价格变量，分别用pork、beef、mutton和chicken表示，月度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具体走势见图1。

由图1可知，我国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走势基本类似，2009年1月至2014年1月，牛羊肉价格均持续上涨且上涨幅度较大，牛肉价格从32.89元/kg上涨至61.94元/kg，羊肉价格从33.64元/kg上涨至66.15元/kg，自2014年2月以来，牛肉价格趋于平稳，在60.97～66.99元/kg之间波动，而羊肉价格持续下滑至2017年7月的56.23元/kg后逐渐回暖，至2018年12月回升至68.46元/kg;猪肉价格和鸡肉价格相对较低，研究期间涨幅较小，其中猪肉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分别在2011年9月和2016年5月达到2个小高峰，猪肉价格最高为2016年5月的30.47元/kg，最低为2009年5月的 16.16元/kg，而鸡肉价格则表现得更为平稳，仅在2013年4月和2017年5月出现小幅下滑。

2.3 数据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由于选取的是肉类价格的月度数据，易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因此先利用Census X12季节调整法对肉类月度价格数据进行处理，再取对数消除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最后，利用ADF检验法对4种肉类价格的对数以及对数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由表1可知，将猪肉、牛肉、羊肉与鸡肉价格取对数后，其ADF检验值仍高于临界值，这表明其价格的对数形式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序列;再将其对应的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证明其为平稳序列。上述结果表明，猪肉及其替代品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随机趋势，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形式相对稳定。因此，本研究选取较为平稳的一阶差分价格序列作为研究变量进行深入分析。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判断我国猪肉、牛肉、羊肉、鸡肉价格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明确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原假设为解释变量不是被解释变量的格兰杰原因，若检验结果为拒绝，则表示原假設不成立，即存在因果关系。由表2可知，我国猪肉价格波动与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机制。其中，猪肉价格和鸡肉价格、羊肉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但牛肉价格与猪肉价格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猪肉价格受牛肉价格的单向影响，而猪肉价格并不是引起牛肉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此外，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两者是互为彼此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反映了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效应;鸡肉价格与牛肉、羊肉价格共同构成了格兰杰因果循环，即羊肉价格会单向影响鸡肉价格，鸡肉价格单向影响牛肉价格，而牛肉价格和羊肉价格构成一种反馈关系，即双向因果关系。

3.2 VAR模型估计结果

进行VAR模型估计之前首先要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从表3可以得出，不同检验方法所给出的最优阶数有所差异。根据SC准则，VAR模型最优阶数为1阶;根据LR准则，VAR需要滞后3阶;而根据FPE准则、AIC准则和HQ准则三者判断结果可知，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因此，本研究采用2阶滞后VAR模型估计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第一，滞后1期的猪肉价格对本期猪肉价格具有显著正影响，影响参数为0.546 2，对牛肉、鸡肉价格的影响参数分别为0.063 9、 0.080 1，这表明滞后1期猪肉价格的变化对自身、牛肉和鸡肉价格均能够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滞后2期的猪肉价格变化对本期猪肉价格和牛肉价格的影响降低且为负，对本期羊肉价格和鸡肉价格的影响较弱。第二，滞后1期的牛肉价格能对本期猪肉价格产生较强的负向影响，影响参数为-0.979 8，对本期羊肉和鸡肉价格也均产生负向影响，影响参数为-0.161 6和-0.299 3，对本期牛肉价格影响较弱;滞后2期的牛肉价格对猪肉和鸡肉价格的影响较弱，对羊肉价格的影响转换为正，具有同向增益效应，即牛肉价格每上涨1%，羊肉价格将上涨0.130 5%。第三，滞后1期的羊肉价格变化对其他3种肉类价格的影响较小，由于价格黏性对自身能够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影响参数为0.370 3;滞后2期的羊肉价格对自身价格的影响减弱且仍为正，影响参数降低至0.305 1，但对猪肉和鸡肉价格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即羊肉价格每上涨1%，猪肉价格和鸡肉价格将上涨0.416 1%和0.375 5%;第四，鸡肉价格波动也表现出明显的惯性特征，表现为滞后1期的鸡肉价格对自身价格存在正向影响，影响参数为0.145 8，对其他3种肉类价格影响不明显;滞后2期的鸡肉价格对本期牛肉价格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影响参数为-0.085 9，此外，滞后2期的鸡肉价格对猪肉价格、羊肉价格和自身价格均具有负向影响但影响较弱。

综上，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各不相同。具体而言，滞后1、2期的猪肉与牛肉价格对本期其他肉类价格的影响显著，说明猪肉和牛肉的价格变化是引起我国肉类市场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滞后1、2期的鸡肉价格对本期其他肉类价格的溢出效应最为薄弱，说明鸡肉价格易受其他肉类价格波动的影响，而自身市场价格较为被动。总体而言，牛肉价格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对其他3种肉类价格的波动存在明显影响，随后依次为猪肉、羊肉和鸡肉价格。

为更加直观地检验上述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结果是否平稳，本研究针对此模型进行自回归(AR)特征根检验。由于本研究中VAR模型的变量个数n为4，滞后期k为2，因此一共存在n×k个根，即共有8个点应落在单位圆内。由图2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特征根倒数的模全部落于单位圆内，证明此模型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分析来判断各肉类与其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

3.3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来判断4种肉类价格波动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其中脉冲响应状态可以直观地显示出脈冲变量的一次标准差冲击对未来各个反应变量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利用各肉类价格的一次标准差冲击来观测其替代品价格的反应结果，若前者对后者为正向冲击，则表示存在正向影响，若为负向冲击即存在负向影响，冲击线的波动程度能够反映出该反应变量受到冲击变量影响的大小，设置追踪期数期限为10期，图3为脉冲响应结果。

由图3可知，第一，在猪肉价格发起冲击后，牛肉价格在前2期迅速上升并达到峰值，之后迅速下降，到5期时由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冲击，在经历小幅波动后趋于收敛;猪肉价格对羊肉的冲击影响一直为正向，表现为从第1期到第4期波动幅度逐渐增大，在第4期达到正向冲击最大值，后波动幅度逐渐变缓;猪肉价格对鸡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也一直为正，在第2期达到正向冲击最大值，从第3期开始冲击影响迅速下降，并从第7期开始该冲击效果逐渐微弱。第二，牛肉价格对猪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从第1期到第2期由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冲击，从第3期到第7期经历小幅度波动后趋于平稳;牛肉价格对羊肉价格的冲击影响表现为正向冲击，但前6期波动较为剧烈且频繁，从第7期开始冲击影响逐渐减弱;牛肉价格对鸡肉价格的冲击影响在第1期的时候表现为正，第2期开始由正向影响转为负向影响，经历小幅波动后平稳上升并趋近于0。第三，猪肉价格在受到羊肉价格的冲击之后在第2期达到最小值，到第3期又迅速上升变为正向，后逐渐下降趋于平稳;牛肉价格受到羊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一直为正，前4期正向冲击幅度逐渐增强，在第4期达到了正向冲击最大值，从第5期开始逐渐减弱;羊肉价格对鸡肉价格的冲击影响在前四期波动幅度较大，在第2期达到了负向冲击最大值，后迅速上升在第3期达到正向最大值，从第4期以后平稳下降趋近于0。第四，鸡肉价格对猪肉价格和羊肉价格的冲击影响均表现为一个不断减弱的正向冲击，而牛肉价格在受到鸡肉价格冲击以后，在第1期到第3期表现为负向冲击不断增强，在第3期达到负向冲击最大值，并在第4期迅速回升，从第5期以后负向冲击影响不断减弱直至趋于收敛。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选取了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猪肉、牛肉、羊肉和活鸡的集贸市场月度价格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分析了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的关联性，主要结果如下。

第一，研究期间，我国牛肉与羊肉的市场价格经历了大幅度的上涨，两者价格波动趋势具有明显的同向性。而猪肉价格和鸡肉价格相对较低，且在研究期间涨幅较小，其中猪肉价格波动频繁且剧烈，而鸡肉价格则表现得更为平稳。

第二，在传导机制上，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的价格波动存在明显的传导效应。研究表明，猪肉市场价格受牛肉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与鸡肉价格、羊肉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较弱;而鸡肉市场价格则与牛肉市场价格、羊肉市场价格共同构成了格兰杰因果循环，表现为羊肉市场价格能够单向影响鸡肉市场价格，鸡肉市场价格能够单向影响牛肉市场价格，而牛肉市场价格与羊肉市场价格之间则存在紧密的关联性，二者互为彼此价格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我国猪肉及其主要替代品价格波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各不相同。从短期看，牛肉价格的溢出效应最为明显，对其他3种肉类价格的波动存在显著影响，随后依次为猪肉、羊肉和鸡肉价格。其中，牛肉和猪肉的价格变化是影响我国肉类市场价格的关键因素，鸡肉价格则更易受到其他肉类价格波动的影响。从长期看，牛肉价格的冲击能够引起其他3种肉类价格在较长时间内的持续波动，而猪肉价格在受到其他替代品价格冲击后反应最为剧烈。

4.2 政策启示

第一，加强保供稳价宏观调控。首先，政府应重点鼓励猪、牛的产业化、规模化养殖，在猪肉、牛肉价格陷入低迷时，及时对其养殖大户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以尽量保存猪、牛的存栏数量。其次，应适当增加羊肉等替代品肉类储备，完善肉类储备结构，以便在发生肉类供应短缺时能够迅速填补市场空缺。最后，政府还应运用好肉类进出口调节管控的手段，以保障国内肉类市场的价格稳定。

第二，建立肉类价格预警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密切监测我国主要肉类价格的波动情况，建立覆盖全国的价格监测和预警系统，尤其做好猪、牛从养殖到销售全产业链的价格监测工作，若发现价格出现异常波动，要在第一时间上报给主管部门，培养能够及时果断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另一方面，应重点做好鸡等弱势产业的服务工作，合理制定鸡产业的价格支持政策，通过定价收购、发放津贴等措施稳定鸡肉价格水平，增强鸡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第三，保障肉类市场供给稳定。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对非洲猪瘟、高致病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等突发性事件的防控力度，落实动物疫病防控物资的储备，并做好动物疫病防控的指导工作，对疫病发现地严格进行消毒消杀，避免动物疫病扩散。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养殖户及企业积极增养补栏，并推动家禽、黄甲麻羊、兔类等多样化养殖项目，有效保障肉类持续生产与稳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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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程军 王周元晔 严淑闻 王文婷 蒋建华

市场随机波动的农业经济论文 篇3：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因素分析

摘要：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曲折。为了深入研究我国粮食发展规律，摸清各种因素作用于粮食生产的机理，文章对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各项因素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粮食生产;波动;综述

一、引言

我国人均耕地较少，粮食生产后备资源有限，粮食生产条件不够优越，经济实力有限，扩大粮食生产能力的边际成本递增迅速，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超前的发展粮食生产代价高昂。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基数过大，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粮食安全问题又特别突出，解决“吃饭”问题又必须立足于国内，为了满足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粮食生产必须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实质上是国内需求拉动型，是由人口增长、居民购买力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决定的，粮食总产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呈现向上的递增趋势。同时，粮食经济运行体制的变更、相关政策的变化、价格的变动等，必然给粮食生产的发展打上相应的“烙印”;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农业科学研究、相关新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经常出现阵发性的冲击，这些冲击也必然在粮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即作为经济再生产过程又作为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粮食生产活动，虽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断增强，但灾害性天气的出现仍会给粮食生产造成较大损失。因此，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实际历程充满了波动和曲折。

为了深入研究我国粮食发展规律，摸清各种原因作用于粮食生产的机理，很有必要分解并识别我国粮食产量的基本变化趋势以及各种相关类型的波动。笔者就影响粮食生产波动的因素进行归纳综述，将其归纳为以粮食政策、粮食价格和自然灾害主要的影响因素，同时存在其它若干辅助次要影响因素。

二、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因素

粮食生产增长不是一个稳定的变化过程，我们将粮食生产过程中这种年际间起伏变动定义为粮食生产波动。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知道，在不同时期，由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也会不同。

(一)粮食政策

我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影响因素是国家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粮食产量是宏观决策实施的具体反映，宏观决策又来自于对粮食形势的基本判断，当宏观管理部门对粮食供给情况判断发生变化时，总有相应的宏观政策出台，并调控粮食生产。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还得从解决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入手。

就过去我国粮食的波动周期看，政策因素对我国粮食波动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孙鹤、施锡铨(2000)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建国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分给穷苦农民耕种，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粮食产量迅速提高，造成了1949年—1958年的第一次周期变化;第二次周期内(1977年至今)，前期的快速上升基本上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推广并配之以粮食收购价格的大幅提高而推动的。范建刚(2006)提出政策不能限于粮食政策或农业政策本身，而必须超出这种限度，通过对城市、农村非农业调控与农业调控的协调来保障农村非农业产业，非粮产业，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的抽取等不超过粮食生产发展所需要的限度，由此防止要素过度减少对粮食生产造成短期不利影响。因此，政策影响对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不容忽视。

粮食政策之所以能较大幅度的影响粮食波动，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就是，国家颁布的这些政策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内粮食生产主要来源于农民的种植。农民种植粮食的意愿是粮食生产过程中最大的影响因素，只有让农民积极的投入到粮食生产中去，才有了其他影响因素的可能性。

(二)粮食价格

粮食的价格对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是紧接粮食政策因素之后影响粮食生产的直接因素，它是关系到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切身利益的因素。孙海清和王波(1999年)提出，在现实的经济体制、政策和资源条件下，农户收入已成为影响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农户收入和粮食生产之间存在着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冲突束缚，制约了粮食生产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理想的市场状态是供求均衡状态，供求均衡是指供求相等、价格稳定、市场出清的状态。我国有两亿多农户从事粮食生产，生产同种产品的农户数量极多，同种产品在效用上又无较大差别，这使我国粮食供求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单个农户供给数量的增减不影响市场总供给，也影响不了市场价格，因此，单个农户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只能根據市场价格调整自己的产量，而不能通过供给的变动去影响市场价格。由于农业生产的对象是生物，因此，当年的粮食供求平衡状况首先引起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粮食市场的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经济行为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继而决定来年粮食产量波动。

实质上，对农民而言，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是种粮与其它可行经济活动的比较收益。也就是说，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外部冲击变量不仅包括粮食本身价格，而且也包括粮食生产投入品价格，其它相关农产品的价格(种粮的机会成本)。其中，粮食本身价格又分粮食收购价格和粮食市场价格两种。这两种价格经过不同研究者、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有些认为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比较大，如孙娅范、余海鹏(1999)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析结果表明，粮食收购价格与粮食产量存在因果关系，粮食产量却不是粮食收购价格变化的原因;粮食市场零售价格与粮食产量之间则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之间相互独立不存在因果关系。从1981—1996年的数据分析所得的价格弹性也可看出，粮食收购价格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也要远大于粮食市场零售价格的影响。有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较大，如方福平、王磊、廖西元(2005)采用滤波法分析得出：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粮食市场价格变化、种水稻的效益比较等因素对稻农的生产经营行为和单产形成有一定的关系。

(三)自然灾害

粮食政策导向、粮食价格等因素不是粮食生产波动周期性特点的直接成因，但当这些因素不利于粮食生产时，可引起粮食生产波动，特别是与自然灾害因素交织一起时，可加剧粮食生产波动的程度和影响。因此，粮食产量的波动还会来自于某些难以预料的短期性因素或“冲击”的影响,如自然灾害。粮食生产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决定了气候变化对其有较强的冲击作用，气候变化可分为正常变化和非正常变化，正常变化即光、温、降雨等气候因子按照标准均值和分布依时间正常波动，由于长期进化过程已使粮食作物适应了这种气候特点，使其正常生长产出。气候异常变化，即气候因子偏离标准均值和分布，对粮食作物生长有利或有害，从而使粮食生产大起大落，所以气候变化特别是异常变化是粮食生产波动主要的外部冲击。气候变化具有随机性变化特点，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短暂型，一般来说，当期气候只对当期粮食生产有影响，而不会延续到下一期，故我国的粮食产量年际的随机波动主要是气候冲击的结果。

从对我国粮食过去生产的波动分析中，已经显示出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尹成杰(2003)认为，从旱灾时间分布规律、洪涝灾害的周期性变化以及低温冷害发生的频率看，这些灾害同时或交替性周期活动，往往使粮食生产波动带有一定的周期性。据统计，从粮食减产幅度比较大的年份看，主要因素之一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不仅使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对灾后几年的粮食生产都会造成影响。如果抗灾救灾措施不力，或连续受灾，几年难以恢复，进而形成粮食生产连续几年的波动。某些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活动，是粮食生产波动周期性特点的主要因素。

(四)其它因素

农业经济学界对粮食生产波动的影响因素众说纷纭,除了上述的三个，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也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粮食波动。如：粮食单产、科技和科研的投入、化肥的使用、农业财政支出等。吴玉鸣(1998年)认为耕地的单产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和最大潜力所在;灌溉是影响我国粮食增产的第二重要因素，但受水资源约束较大;提高粮食复种指数和稳定耕地(播种)面积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投入的多少、农业技术人员的多寡和素质的高低也对粮食产出有比较重要的影响;稳定增加农业基建投资是我国粮食产出增长的重要现实和长远措施;农业科研与开发对粮食生产能力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低，粮食生产还未摆脱传统阶段，农业规模经济效益非常有限;化肥、农机等生产资料对粮食产出的边际贡献在不断递减，但其对保证粮食稳定增長的作用非常重要;降低粮食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在途损失，节约与增产并重;保持粮食收购价格的长期稳定，对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小结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特征与其所处的粮食政策、粮食价格和自然灾害等因素是分不开的。其中粮食政策对粮食波动的影响最大。

从世界粮食总生产与总消费市场的分布格局看，美国是世界粮食主要生产国，中国是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就中、美两国的粮食生产对比可见，中国农用耕地处于负载状态，粮食生产率严重低下，粮食价格在国际粮食竞争中，不具竞争力。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和中国粮食市场主要供给国，在我国以多种粮食协会形式进行第一手调研工作，例如，设在我国上海的美国大豆协会，其根本任务就是长年调研中国大豆生产情况，预测市场价格以及研究大豆价格对饲料、食品等粮食产品相关下游产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对国际市场粮食生产与粮食价格预判研究程度还较薄弱，科研力度还有待提高。我国应该根据国际市场价格来确定我国粮食生产的相关政策，我国国内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理论上会出现我国的粮食需求市场倾向于消费进口的粮食而不消费本国生产的高价粮食的现象，会造成国内粮食量减产和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破产。目前我国暂时依靠关税政策，WTO贸易谈判暂时保护条款，以及农业补贴等政策暂时维持国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稳定。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世界粮食消费总量的五分之一，如果进口过多，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而且引起世界粮食恐慌。在WTO的世界经贸大前景下，我国粮食市场应遵循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发育和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将粮食的地区间计划调拨逐步改为产、销区通过市场流通来实现各地区的供求平衡;为保证国内粮食生产，增强国内粮食战略储备应变能力，应进一步加强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实施农业补贴的力度，刺激粮食生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稳定国内粮食市场。

参考文献：

1、孙鹤,施锡铨.制度变迁与粮食生产的长波[J].中国农村观察,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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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福平,王磊,廖西元.中国水稻生产波动及其成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5(6).

6、尹成杰.关于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的思考及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3(10).

7、吴玉鸣.中国粮食生产主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动态关联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1998(1).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作者：朱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