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摘要】国外有关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研究视角广泛，本文仅从企业成长动力角度出发，将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从内生成长，外生成长两种视角进行阐述，并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以期揭示企业成长的全部逻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1：

《资本论》历史方法的价值意蕴

摘要：运用历史事例验证经济思想的科学性，通过概念与思想准确再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进行整体考察，《资本论》通过这三个不同维度体现了马克思用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科学立场和严格态度。《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对经济理论研究的思维产物，更是用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典范。通过运用经济活动的历史材料、系统回顾人类经济活动历史、分析经济范畴和思想的历史演变，马克思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得到了历史验证，在揭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忽视历史的思想缺陷的同时，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资本论》历史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我们要始终坚持历史方法和历史态度，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才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

关键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历史方法;历史事实;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特质研究”(2019A016);延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本论》历史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19HSJD-1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经济研究方法是创新与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资源，过去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虽十分关注《资本论》中的历史方法，但主要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加以研究，无法为经济学研究中应用《资本论》的历史方法提供直接帮助;经济理论研究者则较多关注《资本论》的科学抽象方法，而对历史方法研究较少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科学抽象方法，对商品价值属性、劳动二重性、劳动力商品、资本本质等概念辩证分析，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充分展现了科学抽象方法的理论价值。不过，科学抽象方法虽有独特价值，但从经济学研究的普遍实践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呈现的论述方式来看，《资本论》中最突出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历史方法②。通过历史逻辑、经济活动与经济范畴的三个历史维度观照，《资本论》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历史演进的过程和方向。马克思关心的不仅是经济实践认识史的演进，还有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演进规律，历史规律只能从对历史条件和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科学分析中得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忽视历史条件和过程的分析研究，而马克思通过《资本论》展现了经济研究的历史方法，揭示了人类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的历史规律，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经济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

一、《资本论》阐释经济问题的三个历史维度

運用历史事例验证经济思想的科学性，通过概念与思想准确再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进行整体考察，《资本论》通过这三个不同维度体现了马克思用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科学立场和严格态度。

首先，运用历史事实和经济数据验证经济思想的科学性。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写作《资本论》时，把用历史事实和数据进行思想论证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③ 经济理论研究主要是运用抽象思维对经济活动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其发展规律，何况涉及到生产方式等经济制度的本质问题，这是经济活动现象层面不可能直接显现的，必须运用抽象力进行分析概括。但理论是否正确，却不能仅仅依赖于思维的逻辑验证，还要用历史材料来验证。历史材料来自历史记录，运用这些材料就是一种历史方法。不过，历史材料的使用取舍必然受制于逻辑论证的思想观点，史料是用来证明观点的，处在相对间接地位，在论证观点时还要对史料进行分析。《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区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把财富及其表现形态的货币作为经济研究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则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论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承认经济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这是其科学性的表现，但它们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着内在矛盾，有着形成发展并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的研究中，社会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存在着一个历史演变过程，会产生一系列的历史材料和相关经济数据。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不是简单地堆砌历史事例和经济数据，“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④ 马克思在经济研究中借鉴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⑤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逻辑与历史是相互验证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就说过，他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发达最典型的代表⑦。通过对英国经济发展历史过程的分析，从而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认识。这里，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只是作为一个验证思想的典型事例，而不是研究目标，《资本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史，而不是英国经济的发展史。《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在经济数据与历史事例的分析和运用上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区别，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使《资本论》成为独树一帜的经济理论著作。

其次，对经济范畴和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马克思通过概念形成的历史要说明概念不是永恒的，而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反映。“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⑧ 马克思由此把概念和思想从精神领域回归到现实的经济活动历史之中，范畴只有在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有机体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⑨ 对于“货币”概念的形成，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的历史分析了货币存在的必要性和形态演变，从简单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再到一般等价物，指出了货币本质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样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货币概念的形成，而且把货币与社会分工、商品交换的历史结合起来，打破了长期以来金钱拜物教在货币概念上的神秘主义做法。用社会生活来解释经济范畴的形成和变化，这是唯物史观在经济研究中的基本做法。“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⑩

在“资本”概念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不同意将资本这一概念固化和永恒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原始社会中人们用于打猎的工具都称之为资本，而社会上又往往把资本看作是获利的本钱，这些做法都没有看到资本这一概念是一个历史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与之前社会中的商业本钱或借贷资本相混淆。资本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资本是人格化的资产阶级所有权的代表，资本这一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表现得最为彻底，只有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角度才能理解资本的本质——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也只有在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商品的历史条件形成下才能实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理论范畴演变的历史逻辑，就是在社会历史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总结归纳和發现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种发现正是理论用概念范畴来反映客观世界的历史逻辑。通过对经济学范畴与观念的历史考察，尤其是《资本论》第4卷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与批判，我们发现《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理论著作、经济史著作，更是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

第三，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的整体考察。黑格尔研究过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是用的是唯心辩证法，把现实世界的历史演进看作是思维演进的产物。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研究，“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进行整体考察，把人类经济活动看作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从其自身的矛盾运动中去认识与把握，这是《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进行论证中，马克思溯源到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以此说明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同时，在资本主义每一个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中，马克思总是将其回溯到在此之前的表现和变化，从而把资本主义整个经济活动都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为了论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需要理论逻辑的分析，如在商品价值的形成、劳动二重性、商品价值量的确定等方面都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方法。但在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活动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总是从财富形态的变化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这正是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从经济现象出发而未能深入社会本质的历史分析方法。

为了证明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尤其是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对劳动者的压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剥削工人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描述，运用大量历史资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首先资产阶级对农村公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的剥夺;十五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对那些被剥夺土地的失地农民强迫到城市中去工作的血腥立法;还进一步描述了在资本主义利益驱使和生产方式的影响下租地农场主的产生，并最终形成了工业资本市场和工业资本家。马克思通过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充分说明资本不是物，也不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而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马克思在社会分工与合作的历史变化中说明了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和生产方式变革，这些论述表明，人类经济活动是一个历史变化过程，而不是如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所言的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样始终普遍存在的。因此，《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论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的一个系统总结和整体再现，是经济史的一部伟大著作。

《资本论》继承和弘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观察和分析的历史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与封建社会经济运行的差别，批判封建经济制度的剥削性和不经济性，使人们对经济规律有了初步认识。威廉·配弟的《经济表》和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学说等，都是通过对历史经济资料的分析，归纳和总结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些规律，反映了他们尊重社会历史的态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之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把研究中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抽象理论作为社会经济的自然而理想的最终状态，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过程，试图构建一个摆脱历史条件和环境约束的理论体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乃至于今天的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建立于“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经济理论体系。这里的人不是现实社会和历史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经济符号;而完全自由竞争市场也不是一个有着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条件的具体的市场，而是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理想化的理论模型。这些做法，必然导致经济学研究远离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揭示真实的经济运行规律，也很难实现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而《资本论》把现实的经济活动、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与经济思想演变结合起来，形成了系统而丰富的历史研究方法，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经济研究中之所以强调历史方法，就在于马克思认识到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求和获取，对经济生活的分析和批判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思想上，而是要从人类经济活动的整个历史中去分析和总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思想是对现存状态永恒性的批判，揭示历史客观规律就是要用历史自身的发展来批判现实。《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历史正是唯物史观要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规律的具体体现，是在现实物质力量推动下人类社会历史演化过程与趋势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方法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典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成为经济思想史中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代表作之一。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因为人类思维的抽象力只有借助历史经验材料才能实现对人类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经济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在经济活动的历史中发现自身变化的规律，用历史的眼光对待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在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的整体把握下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理论目标。

首先，对历史条件与历史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对经济历史数据和事例的实证分析是经济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脱离经济历史数据、没有历史事实作为支撑，经济研究必然是无本之末，只可能是抽象概念的堆砌。重视和运用历史数据和事实进行论证，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 经济数据是经济活动的历史记录，只要是真实历史的记载都可以作为经济分析素材。在可靠的历史数据和数学公式推演下，对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才有可能进行科学预测。只使用抽象逻辑的思维方法，建立的是思维上的理论框架，不可能充分反映现实经济生活的演变规律，更不是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中国重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是现实的，也是在社会制度和经济活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通过历史数据和事例发生过程的系统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财政、金融、产业投资、对外贸易、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状态更需要用经济历史数据进行分析，才能清晰准确地判断经济运行的健康程度，从变动轨迹中发现发展趋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其次，用历史的眼光來对待经济理论与经济范畴。《资本论》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批判和创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马克思采取了历史科学的方法加以对待：既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问题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也肯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就和价值，并在其基础上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能漠视前人对人类经济活动历史的研究成果。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为经济研究的范畴、规律总结和理论构建提供了素材，人们对经济活动的历史素材运用不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析，也就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作为经验科学，经济研究的理论与范畴必然是建立在现实与历史素材上，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揭示和验证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中国经济建设包括理论构建要体现社会主义目标和价值，但这也是基于对人类经济活动规律的认识历史上。前人在经济研究中所使用的范畴与理论会随着事物不断变化、认识不断深入需要加以改造，但不等于漠视这些已经取得的成果，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内的人类对经济活动的思想认识都可以借鉴、批判并加以改造使用。人类经济活动在历史上一定会以各种方式和表现形态而存在，经济理论不过是对这些活动历史的抽象反映，科学研究发现的是事物自身内在的联系而不是由人的主观思维建立的联系。当然，历史不会主动呈现事物变化规律，在对历史现象的总结和思考中，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论总结才具有超越现象深入本质、反映社会演变的历史逻辑。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条件的尊重和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不能忽略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思想观点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不同特征和发展变化，这些思想观点是我们进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区别，不在于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范畴体系，而是理论是否能够分析并有效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即便我们创造了一套自己的范畴体系，如果不能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这种范畴体系的构建不过是思维产物，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实质和内容，必然在理论上无法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思想体系，也无法指导经济建设实践。当然，在学习借鉴前人的经济理论和范畴时，还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中所贯穿的历史分析方法，把科学抽象与历史实证分析相结合，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研究的科学性。

第三，从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经验中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和规律。《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从人类诞生以来经济生活始终存在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作用下社会关系发展的历史产物。而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活动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在否定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那里，人是有欲求的消费者，虽然心理变化影响商品效用的评介和消费价格的支出，但不过是可以用量化的物质财富进行度量的数字化对象。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从社会实践的主体角度认为，社会经济不过是社会实践的一个部分，社会历史中人的主体性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一样，在人们对经济规律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发挥人的主体性也可以克服经济活动的盲目性。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期许正是要克服和解决人类历史上经济生活中偶然性占主导的社会状态，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无序化和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在充分吸取过去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充分认识和尊重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发挥个人、企业、社会与政府的各方主体作用，形成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因此，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要坚持历史方法，不能割裂社会主义与之前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同时，在社会主义制度内，不能割裂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各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而不是凭借思想家头脑设想的思维产物，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去发现自身发展的规律，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态度

首先，用历史的态度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是完全依据理论设计从天而降，中国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完全依据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设计来展开。不仅我们所处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达不到经典作家的要求，即便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了要求，中国的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完全按经典作家的理论规划来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只能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体现了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态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道路就是中国经济建设要尊重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与发展阶段的前提和历史条件。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历史现实基础上，由此建立的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展是从中国历史现实出发的，从中国经济现有的资源、内在结构和发展水平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要既尊重历史存在而又有所突破和超越，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中探索中国发展的自身规律。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存量、社会政治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都是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基础，也是发展的前提和制约因素。

我们不可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能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分析范式。我们立足中国经济资源与制度禀赋，始终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形态存在的一个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制度前置，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在这一制度前置因素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和特征表现，不能舍弃这一制度前置而单纯地谈论中国经济建设的超越制度形态的存在形式和发展模式。以新古典综合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舍弃制度因素，就是舍弃历史态度，把经济主体的活动看作是一个单纯的机械运动模式，用理想化的抽象模型推演经济变化过程，这是脱离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科学做法。

其次，用历史的态度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首要前提，需要我们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发展规律，用经济制度和环境资源禀赋来历史地评价中国经济建设成功之处。中国现有的经济制度和运行体系是历史演进的产物，只有从历史中才能准确理解今天发展的来源与演进路径。新中国70年的经济建設历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探索和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历史图景，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供总结。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追求过“一大二公”，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按经典作家要求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发生过“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正反两面、前进与曲折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丰富的研究素材，这段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经济、社会制度与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只有深入了解和全面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过程，充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为今后经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不能割裂，也不可能割裂，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历史，都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不能割裂，当然不是说这些历史没有分析探讨其得失的必要。改革开放前我们在经济建设上存在着失误和问题，但不能否认经济建设也有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取得的相应成就，有着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值得肯定，但也不能掩盖这一历史进程中存在的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片面理解经济决定作用而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不能只见成就而忽视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只讲问题而不谈成就，总结历史就是要看到历史的丰富呈现，因为历史已经将其丰富的过程呈现于研究者面前，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认识历史的丰富性和内在发展逻辑。过分夸大历史中的部分内容，忽视甚至漠视历史的另一部分，这是一种不科学的历史观。因此，一些人用一段历史否定另一段历史，总希望历史是按照一个模式直线发展，这是对历史的不正确认识和评介。历史，包括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总是人类从自身需要和历史经验出发创造出来的丰富过程，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更不可能由哪一个人的主观设想来决定。

第三，从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态度，就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放到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中去理解，认识理论形成中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因此，经济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来空谈理论创新和自身逻辑的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重大现实问题，重要的不是理论体系的圆满和逻辑框架的宏大高深，而是要能够科学解释和准确把握现实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着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分化和固化、经济发展持续动力不足、生态环境破坏影响持续发展、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匹配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更是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要关注这些重大经济问题，运用唯物史观方法，吸取历史教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充分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把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发挥两者不同的作用机制，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

最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总结是为了揭示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历史方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理论具有超越性和未来指向性，但这一功能与价值的实现都建立在对现实的准确判断基础上。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对人民的需求和实现途径进行深入地考察与分析，从中国国情与经济实际出发，寻求更加充分满足人民需要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创新发展要立足国情、深入调研，着力研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注重从客观经济事实出发，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及规律，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

注释：

① 卫兴华：《〈资本论〉的方法问题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② 高德步：《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8年第5期。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④⑤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6、14、82、705、12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22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5页。

习近平：《坚定信心 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紫光阁》2016年第8期。

作者简介：贾后明，延安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陕西延安，716000。(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贾后明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2：

基于成长动力的国外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要】国外有关企业成长理论的思想源远流长，研究视角广泛，本文仅从企业成长动力角度出发，将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从内生成长，外生成长两种视角进行阐述，并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以期揭示企业成长的全部逻辑。

【关键词】企业成长理论 述评

企业成长问题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成果浩如烟海，本文仅从企业成长的动力角度出发，将有关企业成长的理论从内生、外生和内外结合视角进行阐述，并将有代表性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综述。

一、外生成长理论

企业外生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成长是由外生变量决定的，即在给定的技术、市场条件下研究企业成长问题，代表性学派是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论。

(一)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论

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用规模经济来解释企业成长，企业成长的动力源自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亚当·斯密用分工所形成的规模经济解释企业成长问题。马克思继承了斯密的劳动分工思想，对劳动分工和企业存在及其成长之间的关系做了更详细准确的描述，并在强调分工的前提下，更重视协作对提高组织效率的作用，以及企业自身的管理对于企业成长的制约作用。马歇尔阐述了企业成长理论是由规模经济论、市场结构论和企业家理论等三部分构成，他认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是内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专业化分工是企业成长的基础，企业成长能力受到规模经济的影响。斯蒂格勒根据产业寿命周期分析了企业成长的一般规律，重新解释了基于规模经济利益的企业成长与稳定的均衡竞争条件相容的原因。

吉布莱特(Gibrat，1931)对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及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企业成长是一个随机过程，影响因素过于复杂，企业成长率独立于企业规模。Marten Goos (2000)基于产业组织视角研究了劳动需求与企业成长、产业演化的关系，他用企业内部员工数量的增加来衡量企业成长，并分析得出了企业规模、年龄和产业类型的不同，会影响员工需求的结论。L Francesca 等(2001)以意大利工业企业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吉布莱特定律。

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认为企业是生产函数，企业成长过程就是调整产量达到最优规模的过程;企业成长的动因是外生的，即在一系列给定的条件下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古典经济学的企业成长论无法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及企业成长的真正动力和过程，而且分析范围狭窄，不能确切地解释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现象。

(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论

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作为一个契约要素的集合，有关企业成长的问题研究就归结为企业边界的变化问题，企业成长的动因即为交易费用的节省。科斯认为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市场交易费用和组织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决定了边界，企业成长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规模、企业功能、市场交易费用三个要素。威廉姆森在继承了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的前提下，认为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以及企业所处的契约环境是决定企业边界的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不同经济组织的交易成本，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可以得出理论上企业的最优规模，即企业边界的变化取决于最大限度节约交易成本目的。格罗斯曼和哈特认为对专用性资产的控制成为企业成长的影响要素，进一步明确了纵向一体化的含义。其后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经济学、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都是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上的修正。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成长论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企业成长论，合理地解释了企业的存在、边界问题，但无法合理地解释企业之间的异质性问题，而且也忽略了企业的生产性功能，及其企业交易性和生产性的相互作用而导致企业成长的事实。

(三)企业制度变迁企业成长论

企业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以企业制度变迁为前提的。该理论认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自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内部行政机制的发达程度。钱德勒从历史和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制度的变迁，技术革新和市场扩大是导致企业制度变迁根本原因，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和企业内部层级式管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企业制度变迁的依据。威廉姆森从理论思维的角度阐述了企业成长过程中组织结构的演变和不同组织形态的效率。

二、内生成长理论

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从企业内部角度出发研究企业成长的相关问题，认为企业成长的动力来自企业内部，主要代表理论有企业成长资源基础论、企业成长核心能力论。

(一)企业成长资源论

彭罗斯从企业内部资源视角出发，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得出企业内部拥有的资源状况和组织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的能力，并构造了“企业资源一企业能力一企业成长”的理论分析框架。企业的成长是一个动态过程，成长的动力来源于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决定了企业的战略竞争优势(Wernerfield 1984，Barney 1999，Collis&Montgomery 1995)，并通过创新、改革和加强组织内部管理等手段使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就能够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或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企业持续成长的过程。

(二)企业成长核心能力论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认为通过合理配置、开发和保护资源所形成的组织内部的核心能力是企业成长的源泉，并且能够及时适应内外环境变化，有效协调和重新配置竞争性资源和充分发挥其能力的企业才能不断获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Teece，1997)。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各类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由于知识在积累和使用过程中难以模仿性，并且具有路径依赖性，难以被其他企业所效仿，因此企业内部的知识存量就决定了企业配置资源的能力，最终在提供的产品、服务中体现出竞争优势。野中郁次郎( Ikujiro Nonaka，1994)通过对日本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秩序、习惯等难以被竞争对手所模仿的默会知识，企业的成长过程就表现为是动态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的过程。K(Laursen等(1999)将人员的知识结构纳入企业成长模型，并认为企业成长是对员工管理能力增强的过程。Dorothy Leonard-Barton(2000)又从知识创新和知识管理的角度探讨企业的成长问题，将知识视为企业成长动力的核心源泉，强调知识管理和创新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作用。

(三)企业成长生命周期论

20 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等在借鉴生物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惯例-搜索-选择环境的逻辑框架，认为在企业的组织活动中，惯例形成于对资源、能力或知识在组织的分工协作过程中，并作为组织成员决策活动的前提，是推动企业成长的动力源泉。爱迪斯把企业比作生命体，提出企业生命周期分为孕育期到死亡期共十个阶段。

内生成长理论过多地强调了资源、能力、知识、惯例等内生性因素对企业成长的绝对作用，忽视了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发挥需要与外界环境的变化相适应，因此脱离了外部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而单独的考虑企业内部资源会导致资源和能力的刚性，从而可能失去持续成长的动力保证。

综上分析可知，基于成长动力源泉的国外企业成长理论呈现出由外向内，从同质向异质、从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从企业是生产函数到企业是契约再到企业是生物体的逻辑思路开展，体现了学者对企业成长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扩展，因此借鉴国外企业成长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加强对特定经济环境下的中国企业的成长问题进行研究，挖掘适合我国企业成长道路的企业成长理论就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Penrose，E.T. The 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7(上卷).

[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商务印书馆，1991.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5.

[5]Coase，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 N.S.Vol，4. 1937.

[6]Willimson.Market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1975.

作者简介：李锐(1979-)，女，吉林省松原市人，汉族，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企业成长，人力资源管理。

(责任编辑：陈岑)

作者：李锐 郝庆升 周乐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3：

马克思的笔记

1837年11月，当时在柏林大学学习的马克思给他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马克思谈到他已“养成凡读书就作摘录的习惯”。接着，马克思列举了当时他已阅读并做了笔记的书籍：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埃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和鲁登的《德国史》等。①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作读书、研究等方面笔记的习惯。经过四十余年的日积月累，马克思写下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笔记。马克思遗留给后代、目前能够搜集到的笔记，就达二百五十本以上。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视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②马克思所写的笔记就极其清楚而充分地证明了列宁这些论断。

一

在马克思伟大的一生中，无论是因革命的需要或受反动派的迫害，走到哪个城市，他就战斗、学习研究到哪里。马克思的笔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人们往往习惯将一些笔记用做笔记的地名相称。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地名几乎包括马克思一生中到过的所有主要地方：柏林、波恩、克罗茨纳赫、巴黎、布鲁塞尔……。

柏林笔记是马克思1840—1841年所写的关于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哲学和康德学派历史的摘记。1842年春所作的有关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笔记则称为波恩笔记。这一笔记摘录了宗教史和艺术史家鲁莫尔、格尤特、德布罗塞、迈纳斯、孔斯唐等人著作的内容。克罗茨纳赫笔记是1843年7月至8月写的有关国别史和国家理论方面的笔记。巴黎笔记是马克思1844年研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等人著作的笔记。1845年2月起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所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笔记称作布鲁塞尔笔记，其中有马克思研究古斯达夫·居利希所著《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一书的笔记。1845年7、8月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到英国去作短期研究和考察，马克思所作阅读配第、图克、库伯等人著作的笔记则称作曼彻斯特笔记。从1850年起马克思定居伦敦，一直到逝世。在伦敦时期，马克思更是作了大量系统的笔记。仅从1850年8月至1853年6月，马克思为了准备后来题为《资本论》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所写的笔记就有二十四本。……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忆马克思》一文中写道：“只要有一点可能，马克思任何时候总要工作的。就是去散步，他也带上一本笔记簿，并且时时在上面写点什么”。③马克思在1844年至1881年这三十七年中写下的十七个札记本就包含有许多这类“思想的火花”。此外，还有一些著作的写作提纲，也有成文的材料(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信函的草稿、书籍提要，以及日记性质的记录等等。

这里提到的只是马克思笔记的一小部分，但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马克思笔记涉及的范围是多么广泛!它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主义运动史、语言学、宗教、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笔记所使用的语言有德语、英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等。

马克思的不少笔记是自己制作的。通常的做法是将一叠白纸一摺为二，然后在中间缝一道线。在封面上写明做笔记的时间和地点，编上笔记的序号，有的还加上标题。笔记往往是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旁留出的空白间或有用铅笔、钢笔做的粗、细实线、虚线、×、十等各种记号。有的地方还重重地划上三道粗实线：有的地方则轻轻地点上象阿拉伯数字9状的虚线……。每本笔记马克思都编了页码，为了以后查阅的方便，很多笔记都做了目录、内容提要。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开本不同、厚薄各异的笔记本均历尽沧桑、纸质泛黄，当年马克思亲手缝上的线也已脱落，然而笔记的字里行间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二

马克思笔记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抄录所阅读书籍的内容。拿克罗茨纳赫笔记来说，就是马克思在1843年7、8月间在那里阅读二十四部政治、历史著作时所作摘记。在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内，马克思记下了五大本共计二百五十五页的笔记。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关于法国史，马克思选择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弗·恩·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代史》、威·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等。德国史方面的著作有约·克·普菲斯特尔的《德意志史》、尤·莫泽尔的《爱国的幻想》和列·兰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等。此外，马克思还阅读了美国史、英国史、意大利史、波兰史、瑞典史，以及有关当代国家和当代政治方面的著作。

拿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来说，马克思阅读了这部著作的第一、二卷，篇幅达1400页。马克思在第四本笔记中共摘录六十六段引文，并写了该书的内容提要，诸如：“显贵会议的召开。只有第三等级须捐税、服徭役。封建特权继续存在……”;“1893年9月因缺粮引起街头骚动。……微尼奥反对社会平等，认为只可能有法律上的平等。”等等。④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基本上就采取这一形式。不过摘录的详略有所不同，有七部著作摘录较少，其余十七部著作则均作了比较详细的摘录。如亨利希的《法国史》，马克思整整记了八十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记了十七页，普菲斯特尔的《德意志史》的笔记有二十一页……。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当时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阅读篇幅如此浩瀚的政治、历史著作，并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1842年4月至1843年3月在《莱茵报》工作。开始时，马克思仍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点的影响，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使马克思渐渐对此产生了怀疑。

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在离开《莱茵报》后，“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⑤，专心致志地撰写后来称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剖析了现存的国家制度与私有制之间的本质联系，指出“整个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⑥这就表明当时马克思已接近于得出国家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过程中，由于马克思不满足于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试图结合具体分析研究社会发展史来解决问题，这样就促使他阅读上面提到的著作，并记下了克罗茨纳赫笔记。

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所表明的大量阅读、大量摘记的特点，不仅反映出马克思异乎寻常的勤奋，和一般地表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更主要的是反映出马克思考察问题已不是从逻辑的事物出发而是从事物的逻辑出发，“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⑦马克思在大量摘录时也是有所侧重的。他特别关心所有制问题。在摘记中，马克思记下了封建所有制对封建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政治机构所作出的决定性影响的事实。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了解这次革命对以后法国社会的影响，并借助于这一例子研究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还力图通过历史事实探索对立阶级的斗争是由于相对立的利益这一规律。这表明马克思正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正在探求资产阶级政治对经济事实特别是所有制关系的依附关系。

笔记表明，马克思对所记内容也作了初步的归纳、整理。如马克思在第二个笔记本末所做的目录中，还专门列出了“所有制及其后果”这一标题，归纳整理了笔记中关于政治依附于所有制关系的材料，标明了笔记页码。马克思还记下了资产阶级革命局限性的历史事实。

还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不是用完一本笔记本再接一本，而是同时使用几个笔记本，历史著作和政治著作同时阅读，并互相对照比较，努力探索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与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

在笔记中，马克思既注意从历史现象中探求规律性的东西，也不放过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材料。这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使用“历史—政治笔记”中的一些材料看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了笔记材料中有关法国宪法的论述⑧，关于人的天生权利的论述⑨，关于政治制度就是私有制的论述⑩，以及关于城市和乡村差别的论述(11)等等。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关于托马斯·闵采尔的言论(12)引自兰克的宗教改革史，关于玛门(财神)这一美国人崇拜的偶像(13)和关于在政治上废除私有财产(14)引自汉密尔顿的《论北美》，而人权宣言的几段引文则取自瓦克斯穆特的著作。

克罗茨纳赫笔记这组“历史—政治摘记”，是马克思在参加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在深入研究和剖析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写下的。在完成笔记后不久，马克思撰写了表明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彻底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过程综合起来考察，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说：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人类思想认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三

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我们在前面曾简单地提到过四十年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笔记：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1848—1849年革命后，从1850年起，马克思在伦敦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为此，马克思在1850年8月至1853年6月记下了二十四本笔记。在这些笔记中，马克思记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和其他科学领域著作的摘记。马克思研究了银行、信贷、技术、工艺、经济史和文化史学方面的专著。在笔记中还记下了大量统计资料和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官方出版物的材料。

且不说马克思所读著作的浩瀚篇幅，光是这些笔记的数量就是惊人的。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是如何运用这些笔记的呢?这就要特别提到马克思自己称之为“摘记本”的一本笔记和通常称之为“1857—1858年手稿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的那部分笔记。

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之后，1859年至1861年夏，马克思写下了这本“摘记本”。这一笔记最初只有六个印张，后又陆续添进了新的纸页，最后成为一本有九十二页篇幅的笔记。在“摘记本”中，马克思对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笔记中所收集的材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这是马克思为写作1861—1863年手稿所作的直接准备。这一笔记完全按照“第三章资本一般”写作的需要与类排列。在“资本1)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总标题下，马克思划分了如下一些项目：A)货币转化为资本。B)自由劳动，奴隶劳动，雇佣劳动。C)资本构成和国家。D)劳动生产率。E)固定资本对利润的影响，时间与价值规定。F)劳动。劳动价值对价值量的影响。G)利润和工资。H)利润(剩余价值)。I)工资。J)资本积累(利润率)。K)资本。M(15)机器。N)固定资本，流动资本。O)农业。P)劳动生产力的增殖。Q)总利润率。每一项目平均占一页，上面写着从各笔记中精选的相应引文。以后马克思又对摘记作了多次增补，还相应增加了一些新的项目如“资本的一般形式”、“剩余价值和利润”等。

此外，值得提出的还有称之为“1857—1858年手稿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马克思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手稿)。《大纲》是写在七个本子上的。第七个本子一共有二百七十七页。写《大纲》只用了六十三页。从63a页开始就是所谓“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这部分摘记是马克思在1859年2月至1862年期间写下的。内容主要是以往没有阅读过的著作的笔记和按新的认识对以往收集的材料所作归类、整理。前面提到的“摘记本”中直接抄录了这里的很多内容，有的地方就只简单地标明见第七个本子的多少页。

“摘记本”和“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为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写的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二十三本手稿(1861—1863年手稿)作了直接准备。

这里不妨举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一下。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有关分工的思想。在谈到以往的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时，马克思利用了杜格耳德·斯图亚特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上面的材料和所提到的线索。马克思是在“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第147—149页摘录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在第148页上马克思记下了斯图亚特所提到的线索：“关于分工：哈里斯：《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还可读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八卷第二章。色诺芬认为主要的东西是产品的质，而斯密和现代著作家则认为是量。”按这一线索，马克思在同一笔记的第175页对色诺芬著作作了摘录，在第182页记下了哈里斯著作的相应内容。另外在“摘记本”的第16页列举了这些摘录，并标明在“第七个本子的摘记部分”中的页码。马克思写作1861—1863年手稿时，依据“摘记本”，采用了这些摘录。

简言之，从记笔记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总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大量阅读、大量摘记，间或作些简短的评论，通过编笔记目录等方法初步归纳、整理材料，在这一阶段，基本上还是按照每一本著作的顺序收集材料;到了写作的一定阶段，重读全部笔记，按照自己的理论设想，打破以往的顺序重新归纳、整理材料。在这之后，马克思又阅读、摘记以往没有阅读的著作，对整理过的材料不断加以充实、补充。

据统计，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阅读的书籍达一千五百多部。马克思就是主要通过上述科学，以记笔记方法，驾驭书中的重要材料的。正如保尔·拉法格所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的书斋里，“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须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令在谈话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象他自己的四肢一样地服从他的意志。”(16)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写下的著名格言。马克思这一本本的笔记就仿佛是他“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所留下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顺着这一个个脚印，我们看到：马克思在光辉的一生中，在不断向上攀登着!

①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二版(MEGA)第三部分第一卷(东德迪茨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15页。

②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7页。

③《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版，第5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第一版，(MBGA)第一部分，第一卷下半卷(1929年柏林版)，第128页。

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38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⑧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6页。

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6页。

⑩同上，第387—368页。

(11)同上，第344页。

(12)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9页。

(13)同上，第447页。

(14)同上，第427页。

(15)马克思在排列时，漏用了字母L。——引者

(16)《回忆马克思与恩格斯》，1973年版，第4页。

作者：金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