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的比较（共9篇）
古典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指的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他的早期的理论是以无意识为核心的人格结构论。认为人格中有两大系统，一是无意识系统；另一是前意识系统（它包括意识）。前意识的主要作用是检查作用，即不许那些使人产生焦虑的创伤性经验、不良情感，以及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冲动进入意识领域，而把它们压制在无意识之中，使意识和无意识完全隔离。人格结构的深层部分是无意识，弗洛伊德把它定义为不曾在意识中出现的心理活动和曾是意识的但已受压抑的心理活动。这个部分的主要成分是原始的冲动和各种本能、通过种族遗传得到的人类早期经验以及个人遗忘了的童年时期的经验和创伤性经验、不合伦理的各种欲望和感情等。弗洛伊德非常强调无意识在人格结构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无意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意识和前意识。后期弗洛伊德把人格结构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与二部人格说中的无意识概念接近，但不完全等同。弗洛伊德强调本我的作用。他的人格发展阶段论以性心理为主线。以性心理发展来划分人格发展的阶段。他所用的研究方法有自由联想法、梦的分析、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幽默。他的研究资料来源于对病态人格的心理分析。
新精神分析是在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代表人物有阿德勒、埃里克森、霍尼、弗洛姆等人。新精神分析不再一味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转向自我。研究对象从非常态转向正常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该学派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方法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法，发菜了投射等心理测量的方法，并引进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等。
新精神分析不再一味强调性本能的作用，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从弗洛伊德的本我转向自我。研究对象从非常态转向正常人。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突破，该学派开创了儿童精神分析方法和心理历史学分析法，发现了投射等心理测量的方法，并引进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跨文化研究方法等。
新精神分析在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释的情况下，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潜意识动机作用，压抑和抵抗，精神决定论，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联想法等。新精神分析学家在各自理论中提出的如基本焦虑，原始恐惧，逃出自由等概念，尽管名称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潜意识的驱力和先天潜能在起主要作用，不过表现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而已。一些从西欧，特别是从德国移居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医疗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开始背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路线。他们反对S.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本能论，抛弃了里比多（即性力）的概念和人格结构说，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逐渐形成了新精神分析派。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H.S.沙利文、K.霍妮、E.弗罗姆等人。
沙利文强调的是人这个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人际关系。他认为人格不是别的，乃是一个人在以一定文化为背景的人际关系中一种日趋完善的相对持久的模型或完形。他为了与带有先天性驱力的自我概念相区别，提出了动能一词，包括在自我系统中的各种动能和次动能代表着心理过程的相对持久模型。个人从童年起，在涉及自身生存的时刻，动能就加紧活动，执行着防御机制的功能，缓解情绪上的困难，防止焦虑的产生。沙利文很重视人格发展中的认知过程，即不同年龄儿童在文化环境中习得的应付各种符号化的实际能力，区分出几种经验模式，并特别强调语言的共同有效性在人格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沙利文认为一个人在童年的人际关系中，如果经常遇到成人的不赞许或谴责，就会因其生理需要和安全受到社会环境的压力而产生焦虑，严重的焦虑可以导致精神分裂而产生精神神经病。他还主张在治疗精神神经病时，分析者应创造一种自己积极参与其中的双边情境，尊重患者，设法恢复患者的潜意识中人际关系的安全感。沙利文企图将精神病学与其他各种学科构成一种知识统一体。他的理论反映了美国现代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也表现了美国当时心理学中的折衷主义倾向
霍妮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来探讨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经病的病因问题。她的理论的中心概念是基本焦虑，她认为人出生后就处于一个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之中，双亲对儿童的不良态度和行为会引起儿童的基本焦虑，因此家庭环境决定着儿童对社会的反应方式，从而决定着他的性格结构和人格发展。儿童为了克服孤独和不安之感，就在行为中采取种种防御策略。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即精神神经病需要。霍妮列举出10种精神神经病需要，并将它们归结为3种指向性活动或“精神神经病倾向”，即走向人们、反对人们和离开人们。这3种倾向都不足以对付现实，而且由于互相抵触而引起所谓基本冲突，循环往复，反而使精神神经病更趋严重。她还提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意象”的概念，认为理想的自我与真正的自我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精神神经病的主因。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在于使患者能意识到自己的当前倾向和冲突，精神神经病的治愈不一定要追溯到幼儿期被压抑的欲望。霍妮在揭示精神神经病患者的社会制约性时，指出了“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剥削关系和竞争现象，严重地妨碍了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弊端。
弗罗姆的理论充满了社会哲学的色彩。他把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密切结合起来，强调社会中大的切面对人格的影响。弗罗姆是从社会发展的过程来考察现代人的性格形成的。他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世纪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于面临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反而产生孤寂和恐惧之感，因此现代人的主要动机是逃出自由。他认为个人逃出资本主义社会是“积极的自由”，但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得转而寻求“消极的自由”，即将孤寂不安之感压抑到潜意识之中，结果变成了强迫性观念和行为，神经病即由此而生。弗罗姆认为人能获得安全的社会制度有两种：一种是权威主义，一种是人本主义。他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各种机制，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其中接纳、剥削、贮藏和市场4种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态表现，只有一种生产倾向性才是常态的、健康的表现。根据讨论的结果，弗罗姆企盼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人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弗罗姆的理论多少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但他得出了只有改变个人的病态心理才能改变病态社会的错误结论。
关键词：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增长模型
一、引言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属于整个世界的著作《国富论》, 这意味着理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派。虽然经过时代的变迁, 古典学派的理论观点越来越被后来的学派 (新古典学派就是其一) 所扬弃,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的是, 作为能够将经济学理论体系化的最初学派, 它的理论观点尤其是增长理论中的观点仍然不失为经济学理论中的瑰宝, 成为其他学派增长理论的理论基础, 流传后世。所以, 研究古典经济学派的增长理论也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了。
在现今主流经济学界中, 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起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 奥地利学派, 数理学派, 是其中的代表学派。之后, 经济学界又迎来了一位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弗里德·马歇尔, 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发表, 成为了经济学理论的又一座里程碑。在马歇尔之后,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哈罗德—多马模型, 以及索罗模型便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对于解释现实生活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本文着重研究古典经济学派以及俗称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马歇尔的经济增长理论。
二、古典经济学派经济增长理论
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先来了解《国富论》的时代背景。当时, 英国正处于政治、社会、经济大变革的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 这给英国带来的结果是, 工场手工业在英国社会蓬勃发展, 资本积累也在这时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主旋律, 资本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英国一举成为了世界工厂, 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我们从以下的主要发达国家碳排放量表中可见一斑。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 一国碳排放量和该国的发达水平息息相关, 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 主要的能源原材料就是煤炭, 一国年均碳排放量的多少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该国的发展水平。我们从上表中可以看到英国一国的年均排放量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80%, 我们不难看出当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这个阶段的英国背景下创作的, 由于当时英国的社会环境过于优越, 许多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理论看作是“世界经济学”, 而不适用于落后的国家, 所以他的理论也被非主流经济学派所抨击。
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要和他的另一本著作一起说起。斯密的俩大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起为世人展现了斯密对于人性的全面阐述, 而对于人性的阐述也正是经济学基本假定的理论根据。
三、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
19世纪70年代, 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 英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再次得到解放, 大量产品充斥着市场。这个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关键时期。
在资本主义世界, 已经在英国和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出现过或大或小的经济危机, 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 造成产品积压。但是依照古典学派“生产创造一切”的萨伊定律, 不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且人们的需求是无限的, 应该不会有供过于求的现象。按照李嘉图的话, 即便出现了局部的生产和产品过剩, 但是资本的流通会对生产进行调节, 社会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然而, 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仅仅考虑生产已经是不符合实际, 甚至是危险的。
此时, 边际革命应运而生。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以及杰文斯、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从人的需求入手, 来解释为什么生产无法创造无限的需求。在阐释人的需求时, 边际革命学派纷纷说明了自己的价值论。与斯密和李嘉图尤其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不同的是, 边际革命学派赞成的是主观价值论。
一件财货的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客观价值是一件财货的固有属性, 比如炸药有爆炸的客观价值, 衣服有保暖的客观价值, 食物有充饥的客观价值, 世上有一千种物品, 就有一千种客观价值。但是, 这种财货是否对人有价值, 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评价。一杯水对于生活在绿洲和沙漠的人的价值天差地别, 边际革命学派由此得出结论, 主观价值是客观价值的主体和本质, 在价值理论中主观价值才是核心。
边际革命学派在主观价值论的基础上引入边际分析来一同解释人的需求。人的需求是由获得商品时带来的愉悦和满足也就是一件商品的效用来决定的, 但是由于主观价值理论, 一件商品的重复消费带给人们的效用是逐渐减少的, 也就是人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试想, 一个已经酒足饭饱的人, 是否还愿意花钱在食品上呢?只要出于正常的考虑, 这个人就不会在消费任何食品了, 即便食品商人给他提供的价格要比以往的时候低上许多。那么如何将有限的财货转化为最大的效用呢?这里就出现了“选择”的问题, 也就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了。在边际革命学派中, 其实有不少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 以下着重介绍马歇尔的经济增长理论。
阿弗里德·马歇尔是带动经济学第二次大综合的经济学大师。他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 并且吸收了边际革命学派中的边际分析的方法, 以及数理学派的数理分析的思想, 将数学引入了经济学。使经济学在数量分析上得到了飞跃。马歇尔的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均衡价格论, 而这种均衡的市场状态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形式。而在探讨市场均衡时, 马歇尔全面性地把需求和供给结合了起来, 也就是二者互相影响价格和产量的机制。
需求方面, 马歇尔借鉴了边际革命学派的主观分析和边际分析, 介绍了消费者的欲望饱和规律以及效用递减规律。并且通过效用递减规律以及价格和消费的关系图, 马歇尔归纳出了我们现在普遍接受的需求曲线, 也就是一条向下倾斜的一条曲线。
而在供给方面, 马歇尔首先引入了生产要素的概念。在马歇尔看来, 最典型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土地、资本以及组织。这里, 马歇尔将组织看做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 主要是因为马歇尔希望以此来研究分工、生产规模的利弊、企业管理等问题。在马歇尔看来, 企业的决策和行为是左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所以研究组织的有效性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最终马歇尔通过供给规律最终也形象地将供给曲线描述了出来, 与需求曲线恰恰相反, 是一条倾斜向上的曲线。然后二者的交点就是均衡点, 而这个状态就是均衡状态, 只有在这个状态下, 资源才是有效配置的, 既不会供不应求也不会供过于求, 各要素才不会出现利用不充分和过度浪费的情况。
同时, 马歇尔认为, 一个国家的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四种要素共同创造的, 那么相应的, 国民收入的构成也必须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来构成。而它们所占的各自份额要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 也就是取决于各自市场的供需平衡价格。
与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相比较, 马歇尔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明显的区别之处就是在考虑市场的时候, 加入了需求方面的思考, 并且在方法论中主要利用了主观主义以及边际分析方法和数学的方法, 使人们注意到, 生产并不是一切, 只有供求平衡才能把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分配到最适宜的地方, 做到资源的有效配置。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 马歇尔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定和条件的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 他的许多假设和条件都是吸收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说之后建立起来的。
四、结语
通过对于古典经济学派和第一代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学习, 不仅对于经济理论知识有了更深一步的体会, 而且对于二者经济增长理论的学习, 我们也能从中找到一些宝贵的东西来丰富我国的经济增长理论, 比如说, 分工、技术进步、以及优质的企业管理形式都将是我国经济增长中不得不重视的环节, 只有将这些环节做好, 我国的经济才能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儒家伦理思想是儒学文化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了几千年来我国以宗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专制主义小农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概括来说，儒家伦理包含以下因素：天人合一、仁礼统一、性善为本、重义轻利、和合伦理、群体意识、君民关系、圣人规则和道德修养等。
法治精神则主要体现于西方的法律思想之中，对其内涵的界定最早见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①因此，法治的一般性内涵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从形式方面来看，法治意味着普遍的法律、法律至上、法律公开、法律明确、法律一致、法律稳定、法律可循、司法独立;而在实质方面，法治意味着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人权等。
比较和分析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的不同之处，对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自然不能忽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扎根于国人内心深处的儒家伦理传统。理性地对待儒家文化，深入分析其与法治精神在不同层面所存在的对立之处，有助于我们科学地取舍，也能更好地建设法治中国。本文试从建立基础、主体地位、世俗心理、行为规则4个方面对两者进行详细地剖析，以区分出两者的不同及其影响。
一、建立基础不同：人性善和人性恶
性善论是我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哲学根基，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伦理法”。最早提出人性概念的是孔子，但他并未明确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中的“性”到底指称什么，孔子虽未明确表明性善或恶，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已经表明了他倾向于性善论。性善论的真正提出者是孟子。孟子在与春秋的另一位思想家告子辩论时说：“人之性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在与告子的辩论中提出了他的主张，他强调人与生俱来的性有良知良能、异于禽兽的道德意识。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心，而这种道德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从孟子的性善论出发，儒家又提出了把“仁”作为人们道德品格的终极追求，鼓励人们的一切行为以“仁”为标准。孟子乐观地相信，由于“仁义礼智根于心”，因此通过“寡欲”“存心”“求放心”的方法，即通过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把自己预设的道德理想又与并不存在的上天建立联系，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告诫人们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充分挖掘每个人内心的善念，达到“知其性也”的地步，就能够理解天道了。②孟子在这一点上阐发了人道与天道的交会点在于人性的善，尽心行善，就会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也是几千年来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很显然，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在基础上有着绝然对立的不同。
与儒家伦理的逻辑起点性善论相反，性恶论是在西方法治形成过程中的主流思潮。西方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等，他们的基本观点有：人的欲望就是人性本身;人的欲望和人性是邪恶的;人性和人欲的邪恶是从人生下来就有的;人性的邪恶需要通过宗教改造。围绕对《圣经》中伊甸园神话故事的解释，发生了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奥古斯丁据此提出了“原罪性恶论”。中世纪的欧洲把奥古斯丁的“原罪性恶论”奉为圭臬，他的理论影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奥古斯丁之后的哲学家路德认为，人类的原罪产生于祖先亚当，因为亚当在伊甸园中产生了情感、欲望，违背上帝犯下了原罪，所以作为子孙后代的人类就是有罪的，人类的情感和欲望也是邪恶的。路德认为，人类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赎掉自己的罪，否则就会放纵自己心中的情感和欲望，不断的犯罪。近代的哲学家霍布斯在奥古斯丁和路德的基础上，批判了“原罪性恶论”。霍布斯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是平等的;人性本身有着自我保护的特点;人们之间的自我保护意识产生了相互侵害，人类的关系像狼群的关系一样。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深受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性是卑劣的，人们有了权力必然会滥用。③由此可见，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构成了现代西方法治建立的基础。
西方国家是沿着性恶论来设计它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而性善论则是我国封建时代人治社会建立的思想基础之一。受性善论思想的影响，治理国家就变成了纯粹的道德模式。因为有着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的预设，所以根本无须法治，“性善——内圣——外王——人治”是儒家伦理的内在逻辑，于是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是人治模式。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是在人性恶的伦理基础上完成了现代法治的建立。美国大法官霍姆斯讲过著名的“坏人理论”，即要从“坏人”的角度去看待法律。因为人性恶，人会做坏事，所以才需要制定法律来制止人做坏事。我国和西方国家社会制度建立基础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历史路径，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二、主体地位不同：等级与平等
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是指建立在宗法社会基础之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为维护封建家长权威和世袭特权而建立的尊卑等级秩序。宗法伦理是制度层面的儒家伦理，其功能在于维护传统社会以“亲亲”为核心的自然等级伦理和以“尊尊”为核心的政治等级伦理。陈云良先生曾说：“等级观念是腐败等违法现象普遍化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必然呈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绝对化的权力反过来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使其成为人们心理结构中超稳定系统，对领导者的违纪违法行为，人们因心理定势的驾驭不愿或不敢出面制止，权力得不到社会制约。”④
等级观念使得普通民众轻视权利，盲从于权力，蔑视法律，以致普通民众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首要考虑因素是权力者的要求、当权者的利益，而很少去考虑行为是否正义、是否公平、是否符合法律。此外，在儒家伦理的指引下，人情、关系成为人们信守的处世规则，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旦遇到纠纷和权利侵犯，往往不去寻求正式的司法途径去解决，而是热衷于找关系、找人脉，希冀私下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完全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司法不公现象，更使普通民众形成了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打官司就是比后台的心理态势，这样的一种大众心理态势严重地影响着我国法治的发展。
与此相反，由于现代法治所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平等、自由、独立、公平。从这个意义来看，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秩序建立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现代法治的政治基础是人民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西方基本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是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人民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必须以人民享有充分的权利为条件，权利是现代法治的灵魂。所以，现代法治国家强调的是权利本位而非义务本位。
由此，在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中国国人对自己法律主体地位的淡漠，以及长期以来以义务为本位的传统，是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
三、世俗心理不同：和合与抗争
和合伦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式的继承，对于其中的等级、宗法伦理进行批判，而其中的“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合伦理则是作为我们所要继承的主要内容。⑤一直以来，中国人对“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表现出和合伦理的古语，都被中国人奉为瑰宝。
这种“和为贵”的伦理观与我国现代法治精神中的诉讼意识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一场官司十年仇”，这是中国人牢记于心的古训。由于受这种伦理思想的影响，加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的存在，这就导致了人们发生法律上的纠纷采取家族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而不是对簿公堂。因而，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形成了轻讼、厌讼的价值取向。这种轻讼、厌讼观念至今仍深存于公民的心里，从而导致法律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由于受到和合伦理的影响，对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倾向于通过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和合思想的作用及“无诉”观念的阻滞，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难题：司法作为法律救济途径之一，权利保障机制运行不通畅，权利救济不足。诉讼调解徒有“诉讼”之名而无其实，调解与诉讼的性质差距甚远。诉讼调解是我国司法的一大特色，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违背了程序正义，严重违背了法治精神。其弊端主要有：第一，与程序正义相冲突。现代法治是重实体、更重程序，强调程序正义和程序对实体的保障作用。而诉讼调解是在双方互谅互让、互相妥协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方式，对案件在认定事实上有很大出入。诉讼调解没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只是为了不伤当事人之间的和气，追求结案率和诉讼效率，而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第二，违背当事人平等原则。由于和合思想及“无讼”观念的影响，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纠纷后，一般不进行诉讼。但是一旦发生诉讼，原告就被认为是实体权利受到侵害、应该获得有利结果的人，法官一般倾向于保护原告的诉讼权利，强制被告接受调解，违背合法和自愿调解原则。这与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当事人平等原则是相冲突的，法院应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保护其诉讼权利依法行使。第三，有悖诉讼效率原则。诉讼调解形式上是为了追求诉讼效率，以求及时结案。但实际上，由于当事人之间往往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起谈判，更不会轻易妥协退让，诉讼调解一般由法官在当事人之间调解，所以效率并不高。况且诉讼调解又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往往使案件久悬不决，拖延诉讼进程，降低效率。总之，诉讼调解盛行严重违背了现代法治精神，与程序正义、诉讼平等、诉讼效率价值直接冲突，尤其在现阶段程序独立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情况下，轻程序的制度和程序是不应存在的， 必须重新认识诉讼调解。
四、行为规则不同：圣人和常人
封建社會政治的特点是儒家伦理充斥政治，以理想的标准来要求现实中的人们。儒家伦理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圣人”规则，社会成员的所作所为必须与“圣人”之德保持一致。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全社会的行为规则时，均采用了这些圣人规则，如“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种把圣人规则化为常人规则的做法，对长久的社会统治来看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法治来说，短期内难以发挥积极作用：第一，现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了维护社会的主要方式，道德和宗教已经沦为其次。法治的效率比较快，而且人性极难靠道德的规范来约束和改变，即使在封建社会，道德之功效也收效甚微。第二，儒家伦理的以德治国在政治实践中往往形成刑罚治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在实践中往往不是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而是以刑罚为手段来进行“以德治国”，于是就出现了现实和理想的背道而驰。
现代法律是在常人规则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它只是对常人基本的、共同的要求的反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最高层次的法律”早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共识。当代世界的法律多以成文法形式表现出来，它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它的前提和条件是常人都能够做到，否则，就只能作为一种道德倡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人民群众普遍意志的体现，同时也应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遵守。然而，由于行为主体深受儒家文化和法律义务观念的双重影响，使得行为主体常须在法治和儒家伦理之间进行艰难的抉择。其结果却往往是传统战胜现代，伦理战胜法律，从而使法治的价值和功能难以显现出来;也难以使社会主体真正树立对法的尊重和信仰，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依法治国的进程。
综上所述，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及法治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从某种层面上来看是相冲突的。儒家伦理从整体上、从伦理学的意义上看应为一种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德性伦理，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及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规则与法治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立的。
由于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家伦理也只有发展其自身，结合我国本土的道德资源，汲取西方法治精神的精华，完成现代化转型，才能更好地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实现其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儒家伦理在过去的历史时期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但当今社会的现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社会多元化趋势明显，各方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市场经济形势下竞争无处不在，温良恭俭让的作风往往使人处于劣势，所以我们需要法治精神的介入和保护。我们要善于科学总结、继承和创新，把儒家伦理中积极向上的东西融入到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中来。走向未来要把握历史，面对现实，既有勇气改良传统儒家伦理，又能以坦荡的胸怀吸收外来法律文化的先进因素，最终形成具有鲜明现代特征，又继承了优秀道德因子的社会主义新伦理，使之在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中发挥其独特的教化作用。
注 释：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85.199.
②焦循.孟子正义（诸子集成）[M].岳麓书社，1996. 584.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商务印书馆，200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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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华东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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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宗灵.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形势政策课论文
题目：论当代大学生与新雷锋精神的碰撞
学院专业班级届次学生姓名学号
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日
论当代大学生与新雷锋精神的碰撞
班级：2012级法3班学号：20123338姓名： 曾飞
【摘要】当代的大学生，年轻、有活力，个性、有朝气，开朗、有创造力，他们不爱扮演过去普遍认同的“好学生”的角色，而是张扬、独特，虽饱受争议，但愿意也乐于成为众人眼中的“异类”，美其名曰：“90后的特质”。而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并得到广泛弘扬的雷锋精神，它的独有魅力与90后大学生相碰撞后，并没有褪色，反而注入新活力，熠熠生辉。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新雷锋精神碰撞
自私、叛逆、非主流、不懂得感恩等，这些标签却都贴在了当代90后大学生的身上，倍受诟病。无奈，大学阶段是性格塑造的重要时期，却被无情的标签左右；委屈，对本应受到热情欢迎的新生力量群体却饱受流言蜚语；怨恨，不断做出努力改变自己，至此仍淹没在四面八方的批评中。需要帮助，寻求支援，当代大学生发扬的雷锋精神成为最有利的说辞。尽管大学生身上确有许多毛病，但他们会努力奋斗，积极进取，大学生需要雷锋精神，丰富雷锋精神，升华雷锋精神，借它调整舆论导向，重拾往日自信，追寻美好人生。
一、当代大学生社会阅历“浅”
当代的许多大学生大多是独身子女，是父母眼中的好宝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眼中的心头肉。没有其他兄弟姐妹，自然地得到家人更多的爱，最终溺爱出一个个“小皇帝”、“小公主”。然而，人是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单独存在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群体的生活，个人生存必须与社会活动相融洽、相协调。很多大学生不得不承认，有时很难融入集体，自立自理能力差。进入大学校园，脱离父母的怀抱，开始真正的独立生活，更加觉得生活好难，学习没有动力，目标模糊。尤其到了大
三、大四，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需要做出未来的选择，就业、考研、创业等等，难题一个紧接着一个。因为社会阅历不够丰富，时不时感到迷惘、困惑，进而摩擦、烦恼层出不穷：
首先，社会阅历“浅”，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他人的存在。过于关注自我或许是当代大学生的一个通病，从小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于
突如其来的事事亲力亲为有太多的不适应。
其次，社会阅历“浅”，时常做事极端，不计后果，最后得不偿失。大学生敢想敢做事值得肯定的，但这其中的“度”把握不当，易出偏差，一步步地将事做的毫无退路，从而不断怀疑自己，自信心下降。
再次，社会阅历“浅”，易受情绪化影响，缺少主见。以前总是可以依赖父母的庇护，遇到难事第一想到的就是寻求父母的帮助，习惯性地推脱责任，逃避责任的承担，缺乏起码的处事能力。
二、新雷锋精神历史积淀“厚”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一首《学习雷锋好榜样》永传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雷锋精神被注入了新的内涵。20世纪60年代至今，雷锋精神一直在传承，在延续，并且不断发展、升华。
第一，创新精神被纳入雷锋精神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当代大学生是有创造力的一代，张扬个性，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审视生活。在今天大力提倡弘扬中华文化的中国，文化的创新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保证。新雷锋精神中的创新精神正在一次次被大学生所诠释。被誉为“大学生创业的一颗星”的李海星，他带领团队，拼搏创业，创办长沙恒润机械有限公司，研发的电动轮椅实现了产业化，在创业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他向所有人证实，大学生有能力也有激情引领创新。
第二，奉献精神在雷锋精神中的升华。无私的爱，无限的情，尽管不相识，但爱无边界，每一次奉献换得的是心灵的洗涤、净化。湖北孝感院大二学生杨力伟隐瞒家人到北京捐献骨髓，救助一名患白血病的12岁男孩；赵小亭，她将年轻的生命献给支教事业，她一向热心支援服务，敢于奉献，连续两年积极参加学院学生自发组织的暑期支教活动，然而就在贵州支教期间，被山上滚落石头砸中，不幸遇难。或许他们的名字并不被所有人熟知，但是他们的精神却是值得每一个人尊敬的，他们大声地说出90后大学生是一个充满爱与责任的群体。
第三，敢于展示的勇气是新雷锋精神的魅力所在。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其专有的特质，而90后的大学生，只有发挥其独有的个性，才让这个社会变得丰富多彩。“大学生演讲”、“国际大学生精英辩论赛”、“大学生才艺大比拼”等一系列活动，舞台因有他们的魅力展示，顿显激情与活力，这也应是雷锋精神的新体现。
敢于展示，雷锋精神才得以焕发生机活力；敢于展示，雷锋精神才能够彰显时代魅力；敢于展示，雷锋精神才可以发展历久弥新。
三、魅力90后舆论导向“正”
当代大学生并非“非主流”，从现实的一个个真实的例子中，看到大学生践行雷锋精神，并且不断丰富发展雷锋精神，使之更彰显活力。当然，社会给当代大学生的负面评价也值得大学生自我反思，正视错误需要勇气，大学生努力做到，同时，也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
从大学生角度：自觉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脚踏实地，不上空谈，努力学习好科学文化知识，全面发展。大学阶段是每一位大学生真正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让雷锋精神溢满校园。积极参加各类感兴趣的校园活动，锻炼、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
从学校角度：帮助引导大学生树立目标，尽可能多的提供各方面的准确、完整的信息。学校通过大学生学业规划，职业规划等形式，让大学生明确目标，具备学习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创新精神，同时对各阶段大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帮助。比如当前就业形式的信息，国家政策的信息等等，更重要的是让大学生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
从国家角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知识的及时更新，与国际合理接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规范社会秩序，发展过程中辨清国际国内形势，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同时消除大学生的顾虑，增强大学生的安全感，给大学生一个确定的环境，使其健康发展，使社会有序运行。
大学生是社会新生力量，当代90后大学生更是充满朝气，张扬个性的一个群体。当代大学生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证明自己是自信、有责任、敢作敢为的强大有生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践行这新时代雷锋精神。大学生对雷锋精神的新阐释，体现出当代大学生有理想、有抱负，在碰撞中擦出新的火花。雷锋精神永不褪色，在即将迎来的党的十八大下更加熠熠生辉。相信当代大学生，乐观、自信，敢于突破束缚；相信当代大学生，勤奋、善思，忠于坚定信念；相信当代大学生，有情重义，乐于展望明天。
【参考文献】
[1] 执笔：周辉、喻勇兵：《论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湖南日报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责任编辑:丁志德，执笔：夏春涛：《充分认识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光明日报
（一）—精神分析产生的背景》
要用三、五千字把精神分析100年的发展历程阐述清楚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将分六篇文章来简单介绍精神分析：
（一）、精神分析产生的背景。
（二）、弗洛伊德的主要观点。
（三）、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
（四）、自我心理学的发展。
（五）、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
（六）、精神分析的现状。
我认为要更好的了解任何一种心理学理论都应该回到它产生的背景中去了解它，这样才更真实、更深刻、更正确。精神分析做为心理学的第一势力，(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是心理学的五大势力)，我们了解心理学最多的途径可能是来自精神分析，因为它的神秘色彩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而人们很少了解心理学的发展主流——关于认知的研究，这样使不少人对心理学产生了歪曲的误解，认为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就是心理咨询、学心理学能就是要看穿别人、心理学家能催眠、心理学整天就是和心理不正常的人打交道等。
首先，介绍精神分析的背景。下面我将分三个方面来介绍精神分析产生的背景：社会背景、思想背景、心理病理学背景。脱离了一定的社会背景任何事物都不能发展，主观的东西必须依托客观世界的现状才能发展，精神分析也不列外。
①、社会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成为当时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当时，封建势力的压迫、王朝对其它民族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压榨，在加之大量中下企业的倒闭，这些动荡和阶级斗争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同时，维多利亚女皇在文化领域的统治下，宣扬禁欲使人们的正常欲望长期受到压抑。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发病率不断高涨。
②、思想背景。前人对潜意识的探究，如：德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认为单子的本质是精神的，同时也具有物理的特征，最低级的单子是一种微觉，几乎同无意识一样。赫尔巴特提出了意识阈限，把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部分，一个观念可以由无意识进入到意识领域，被压抑的观念也可以由意识经过压抑进入到潜意识领域。费希纳提出了心理的“冰山理论”，心理如同冰山，很大一部分位于水面以下，在这里有一些观察不到的力量在对人们的行为发生作用。其它的意动心理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迈尔等人提出的质量守恒和能量转换定律、哲学、逻辑学等也为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以提供了思想基础，③、心理病理学背景。在中世纪，很多精神病患者被当做“魔鬼附身”而被活活烧死，活着的也使用愚蠢的治疗方式使精神病的康复成为天方夜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幸福的曙光才照射到精神病领域这块黑暗的角落，精神分析的催眠术、自由联想、释梦等在治疗精神病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了解精神分析产生的背景，我们不得不了解精神分析的始祖——弗洛伊德。下面我将从弗洛伊德的身世、学习、工作三方面来介绍他，认识真实的弗洛伊德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当然精神分析还有很多著名的代表人物：阿德勒、荣格、埃里克森、弗洛姆、S·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小女儿）等，此后还有大批后弗洛伊德者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被称为古典精神分析理论）。
①、弗洛伊德的身世。弗洛伊德（1856年—1936年）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师，1956年生于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民族种族歧视和仇恨，犹太人在当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当时犹太人受到欺负是不准也不敢反抗的，这些并没有使弗洛伊德认为自己是是犹太人而低于其他民族，更多的是励志他成功，他骨子里有的只是反抗的勇气，正如弗洛伊德经常写到的:“我经常认为我已经继承了我们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藐视一切的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心甘情愿的献出自己的一生。”这也使弗洛伊德的人格带上了几分倔强和偏激的色彩，造成他以后成为一个孤独者。
②、弗洛伊德的学习。弗洛伊德的母亲总是为弗洛伊德创造有益于学习的环境，由于在8个子女中排行老大，自然得到了父母特殊的疼爱，为了他安静的学习，母亲甚至不允许他的妹妹们在家练习钢琴，这使弗洛伊德的天分得到了充分发挥。9岁时弗洛伊德进入中学学习，连续7年考全校第一名，17岁时被保送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25岁时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发表了著名论文，成为神经元的开拓者之一。弗洛伊德在学习期间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前人对无意识的探讨、达尔文的进化心理学、质量守恒和能量转换定律、哲学等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这些为他以后自己的思考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角度，为他的理论尊定了基础。
③、弗洛伊德的工作。毕业后弗洛伊德从事科研工作，但因为这很难满足整个家庭的生活费用需要，他转到医院当临床助理医生，之后又转到精神病医院工作，1885年到法国巴黎向著名精神病学家沙可学习催眠术，接着和布洛伊尔创建了自己的私人医院，1889年又到法国南锡继续学习精神病学相关的专业知识。1895年与自己的合伙人布洛伊尔共同出版了《癔症的研究》一书，由于弗洛伊德坚持把性在癔症中的重要作用写入书中而使得他们关系破裂、医院凋敝，之后大批追随他的著名学徒（阿德勒、荣格等）都因为不同意弗洛伊德把利比多（性）的地位看做是影响人的心理因素的重要乃至决定因素而脱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另立学派，同时他的理论也遭到了学院派的排斥，弗洛伊德最终成为了孤独者，1936年因病而死。
多年后，后弗洛伊德者和心理学家重新审视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充分肯定了弗洛伊德对心理学做出的巨大贡献，虽然他的性理论遭到多数人质疑和批判，但我们不能尽因为这一点瑕疵就否定它在潜意识、潜意识与人格、人格发展理论、释梦、心理防御机制等领域的贡献。在20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家排行中前三名分别是：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
2012年1月18日星期三 13:30分左右写于东莞。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08年6月止在我院住院1年以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其诊断符合CCMD-3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250例, 女性175例。某企业在职和退休的工作人员400例, 其中男性220例, 女性180例。两者从性别、年龄上无明显的差异性。
1.2 方法
采用飞利浦HD-3B型超声诊断仪, 探头频率3.5~5MHz, 检查者空腹12h, 患者采取仰卧位、左侧卧位、右侧卧位等对腹部进行多切面扫查, 检查器官为肝、胆、胰、脾、肾。
1.3 统计分析采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异常率的比较
慢性精神分裂症中腹部B超异常者有200例, 其中女性84例, 男性116例, 有38例合并两种异常, 5例合并有三种异常, 其异常率为47.1%。普通人群异常有106例, 其中男性69例, 女性37例, 有10例合并两种异常, 3例合并三种异常, 其异常率为26.5%, 二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χ2=7.33 P<0.005) 。
2.2 从性别上比较
普通人群男性腹部B超异常率检出明显高于女性, (χ2=8.99 P<0.005) 有显著性差异, 而精神分裂症组男女腹部B超异常率无显著
表1两组不同人群B超检查结果比较[n (%) ]性差异 (P>0.05) 。在普通人群组中男性脂肪肝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而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女性脂肪肝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 差异有显著性 (χ2=5.77, P<0.05) 。
2.3 从腹部不同脏器异常情况比较
两组人群腹部B超检查异常率均以脂肪肝, 胆囊结石两种较高。在精神分裂症组中这两种异常占总的异常的57%。普通人群为49%。两组检查除肾结石, 肾囊肿, 胆囊息肉无显著差异外, 其余的均是精神分裂症组的检出率高于普通人群组, 有显著性差异 (P<0.05) 。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病, 需长期服药, 而长期服用会对腹部脏器产生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 也会对内分泌代谢有一定的影响。肝脏又是药物进行分解代谢的主要脏器, 这是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腹部异常率高于普通人群的原因之一。另外, 抗精神病药物还会对造血系统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而产生血液系统疾病, 导致脾脏大而异常高于正常人群。而我院慢性分裂症腹部异常率 (47.1%) 明显高于其它报道[1]的37.9%, 这可能与我院住院患者多为长期住院, 而服用的药物又多为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有关。而在精神分裂症中脂肪肝的异常率女性高于男性, 这又与吴春[2]报道的一致。在普通人群中男性异常检出率高于女性, 又与李群英[4]的报道一致, 在这次普通人群中脂肪肝的检出率为9.3%, 与目前正常人群脂肪肝的发生率9.28%[3]相一致。正常人群中, 男性脂肪肝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女性, 这可能与男性的生活习惯有关。如高胆固醇饮食, 饮酒等明显高于女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饮食习惯差异不大, 出现脂肪肝女性较多可能与抗精神病药物对内分泌的影响及女性特有的内分泌改变有关。
综上所述, 精神分裂症患者腹部B超检查的异常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因此应定期做相关检查, 并指导患者合理饮食, 及早发现及防治腹部脏器的病变, 让精神病患者更好的治疗及康复。
参考文献
[1]蚁丽芬, 朱可毅.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腹部B超检查结果分析[J].民康医学杂志, 2007, 19 (10) :845～847.
[2]吴春, 黄高贵, 马玉珍, 等.409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腹部B超检查结果分析[J].中国医药导报医学影像, 3 (2) :151.
[3]杜进和, 贾申田.天津地区脂肪肝患者状况分析[J].中国疗养医学, 1998, 7 (2) :43～44.
关键词：趣味 接受冲动 深度理解
清朝诗人袁枚说：“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采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言诗。”（《随园诗话》卷一）在他看来，诗有“趣味”。此说上承钟嵘、司空图、严羽的诗歌美学观。钟嵘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司空图主张“辨于味而后可以言”（《与李生论诗书》）。严羽认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沧浪诗话》）。诸家论诗，皆推诗味，其实此种美学观完全可以移植到古诗教学中。诗美在“趣味”，诗教岂可无“趣味”？循“趣味”准则，可得古诗教学“三昧”。
然而，新课标背景下的古诗教学却有丧失“趣味”的嫌疑。首先，古诗教学存在泛文言化倾向。以词句解析代替诗歌鉴赏的课例比比皆是，结果是精美的诗歌文本被弄得支离破碎，教学过程“趣味”全无；除了静态的文言知识解析和抽象的思想内容概括外，学生一无所获、一无所感。其次，古诗教学存在泛形式主义倾向。现状是古诗教学“言”必称现代技术手段，“行”必用多媒体课件，声光电磁一齐上，课堂上五光十色、热闹哄天，学生们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没有品味思考的余地，只有看大片式的观赏猎奇。结果同样是“趣味”全无、本真全失。再次，古诗教学存在泛程式化倾向。教师们大多习惯于这样的模式：作者简介、背景提示、诵读文本、整体感悟思想情感、分析归纳表现手法、同类作品异同比较。结果因教学模式单调学生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丧失了诗歌学习的强烈动机和“趣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古诗教学可能正在误入歧途，可能正在丧失个性美、“趣味”美。
虽说古诗教学离不开文言知识学习、技术手段运用、教学模型设计，但其精神并不在此。古诗教学的精神是追求对文本内容和形式的个性化审美体验，追求知能方法形成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的和谐统一、完美兼容。教学目标的达成应寄寓在“趣味”活动中，“趣味”应是师生审美体验的原型驱动与终极追求，从而使师生、生生在平等对话中获得审美愉悦。古诗教学的“趣味”缘何而来？缘自对初始文本的接受冲动与深度理解。从学生角度看，没有接受冲动，审美活动就势必丧失能动性；没有深度理解，审美活动就势必流于肤浅化。从教师角度看，无视学生对初始文本的接受冲动，教学设计就势必违背学生的心理需要；忽略学生对初始文本的深度理解，教学活动就势必弱化目标达成度。从文本角度看，接受冲动是个性化解读的前提，深度理解是产生审美感动的基础。因而，接受冲动与深度理解直接决定着古诗教学的“趣味”。关键是如何触发学生的审美接受冲动，如何达成学生对初始文本的深度理解。
一、让审美视角“新”起来
影响学生审美接受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审美视角。同一古诗文本，由于审美视角和解读方式的不同，学生的接受态度与体验深度就会截然不同。再因信息通道的多样性，特别是网络技术进入日常生活，学生拥有的文本解读信息往往非常庞大，司空见惯的解读方式已经很难激发他们的审美冲动，故而学习动机常常微弱。这样的现象频有发生：教师的预设目标与过程对于学生来说往往是透明的，学生的超位解读常陷教师主导于尴尬境地，于是师生对话兴趣索然，心理共鸣丧失殆尽。其实，学生的超位解读未必是深度体验的结果，它们大多仍处于肤浅的概念化理解层次，仍需要动态的审美体验加以深化。而这审美体验的深化自然又需要全新审美视角的触发，原因是平庸的解读视角学生已经预知在先了，教师的常态导引对他们来说已是明日黄花。要想使先入为主的审美主体再产生审美冲动，除了全新审美视角的刺激，我们已经很难有过多选择。所以说，让审美视角“新”起来，直接关涉着古诗教学的“趣味”与效果。新课标倡导个性化、有创意的理解文本。如果没有全新审美视角，那个性化、有创意的解读古诗文本又从何谈起？
例如，对柳词《望海潮》的审美解读，教师们大多从如歌颂杭州“繁华”角度入手，于是过程设计的重点就自然落实在对本词铺排手法运用的理解上。为达成教学目标，教师必然提示学生从自然风光、市井风貌、市民活动、官员活动四个方面去整理词的内容，以期学生通过四类画面赏读来感悟杭州繁华。毋庸讳言，此种教学方式有一厢情愿之嫌。因为审美视角是教师预设而且流于平庸，学生的主体活动处于教师的操纵之下，已经丧失了“趣味”与主动性。没有“趣味”的活动又何谈美感体验？其实，我们不妨换位思考：《望海潮》最能触发学生审美冲动的是什么？无非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三句。为什么？因为湖光山色、桂子荷花意象极具视听冲击力，且词人描写它们时平仄相间，富有韵致，用语警策。既如此，我们何不顺其自然地藉此为审美解读的突破口？于是，全新审美视角产生了：西湖之美给杭州带了什么？此问打破了学生的心理预期，因而可以刺激他们进行另类审美探究。重读文本，学生不难感知：西湖之美给杭州带来了商业繁荣、建筑繁盛、市民富庶、生活诗意。一言以蔽之，没有湖山风物之美就无杭州的“繁华”。顺此视角，再抛一问：词人为什么要极写杭州繁华？展示相关背景材料，学生可以进行更深一层的个性化探究。于是，对词的思想情感及创作动机的体悟可以在师生平等对话中自然实现，从而达到深度理解层次。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审美视角的提出一定要有弹性，一定要给学生个性化解读文本留下巨大空间。提出审美视角最忌过“小”过“实”。所以说，好的审美视角的提出除了求“新”，还应该追求暗示性、驱动性。只有如此，才能诱发学生的审美冲动，才可使审美过程具有“趣味”。
二、把诗歌意象“泡”开来
什么是“泡”？“泡”就是指审美主体通过合理联想把诗歌意象所负载的意蕴全部再现出来。诗歌是意象的艺术，以象寄情是中国诗歌表达的基本规律。然而，较之于西方诗歌，中国诗意象常具简约特征。因此，不把意象“泡”开，就难以深切体会中国诗歌表达的艺术美。“泡”的方法是谢冕先生与青年人谈读诗时提出的，一“泡”字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诗歌审美“趣味”产生的重要途径。这“泡”字其实也是一种诗教方法，师与生、生与生、生与文本、师生与作者之间产生共鸣全靠这一“泡”字。不“泡”就无审美感动，不“泡”就无对诗歌文本的深度理解。茶不“泡”何来色香味？象不“泡”又何来审美“趣味”？苏珊·朗格说：“所谓艺术符号，也就是表现性形式，它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符号……它所包含的真正的东西是一种意味。”（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此话可以这么理解：艺术符号虽也指涉外在事物，但它的意义在于体验，它具有一种再创造的属性；艺术符号对任何约定都是自由的。“苜蓿穷诗味，芭蕉醉墨痕”（唐彦谦《闻应德茂先离棠溪》）、“诗味禅心两无著，斜阳同看隔江峰”（马曰琯《题拙樵上人小照》）；诗人寄情用意象，读者鉴赏“泡”意象，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清风扶细柳，淡月隐梅花”，不“泡”我们怎知风之轻柔、柳之依依、月之朦胧、梅之隐约？精美的诗歌文本，为什么教起来往往兴趣索然？原因就是师生、生生互动时忽视了“泡”象这一重要环节。古诗鉴赏教学最忌“贴标签”，最忌概念化解读和教条主义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冷静的解剖是古诗教学的大敌，感性的品悟才是产生“趣味”的不二法门。endprint
例如，解读苏词《定风波》，要想达到审美感动和深度理解的层次，就非得“泡”象不可。此词有四象：风、雨、斜阳、行人。写风只有“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几字，可谓简约。风是什么风？它是“料峭”“微冷”的风。雨天的风凉气袭人，淋雨的行人着此风瑟缩一团。一“泡”可知“风”之轻寒。风是什么风？它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是穿林的急风；它与暴雨相伴，摇撼树木，呼啸有声，令人恐惧。二“泡”可知“风”之威力。风是什么风？它是醒酒的风，是让吟啸徐行、高呼“谁怕”的人冷静下来的风。结合“乌台诗案”和苏轼以罪囚身份流放黄州的经历，学生能不感知此“风”有所象喻吗？三“泡”可知“风”乃政治打击的风暴。经历过政治风暴的苏轼是心有余悸的，故而慨叹春风“微冷”。仅“泡”风的意象即得诗之“趣味”，于是我们可以想见，再“泡”雨等意象便可得诗之壸奥。由此可知，审美接受冲动与深度理解是“泡”出来。没有涵咏功夫，哪来心理共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泡”须有度，无论是相似联想还是相反联想，都须尊重初始文本的始发意义与诞生背景。“泡”不可一味拔高，拔高了就会脱离创作实际而变成胡思乱想，那反而导致审美“趣味”丧失。“泡”是以文本为依据的生活体验补充，而不是对意象的异化解读。
三、有深层意蕴“挖”出来
抒情诗王冠上的那颗璀璨的明珠已被中国古代诗人摘取。唐诗宋词已经成为抒情诗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从《诗经》到元曲，中国诗歌都讲究深沉蕴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可谓是中国诗歌审美理想的高度概括。即使是直抒胸臆，相对于西方诗歌，中国诗也是含蓄的。中国诗抒情追求直而不露、直中有曲，更不用说借景寄情了。这就是中国诗“趣味”所在。所以说，古诗教学要想变成“趣味”活动，那就非得深挖意蕴不可。把诗的底层意蕴“挖”出来，是产生接受冲动与深度理解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说，古诗教学要有深度意识，要有把诗所蕴含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开掘出来的意识。审美主体与作者、文本之间之所以能产生交流感动，是因为诗所蕴含的民族心理与人文精神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能滋养审美主体的心灵。功利心过浓的人是不知诗味的，更不会优化地实施诗歌鉴赏教学。挖掘诗歌深层意蕴，离不开背景观照。这背景就是时代背景、个人背景、动机背景、生活背景。所谓时代背景指诗人面临的社会现实，所谓个人背景指诗人拥有的生存境遇，所谓动机背景指诗人创作的原型驱动，所谓生活背景指审美主体的生活积累。在四大背景的观照下，诗的深层意蕴会自然凸显，审美活动的“趣味”会自然生成。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曾有题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皆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慨叹《红楼梦》知音难觅，其实千秋诗作知音更难觅，因为诗是浓缩的艺术。
例如，挖掘李清照《声声慢》的深层意蕴，我们就可运用上述背景观照的方法。“这次第，怎一愁字了得”是全词关键，少不更事的学生要想品出这“愁”的滋味，谈何容易！而不品出这“愁”滋味，他们又不可能产生接受冲动和深层理解，故而失去审美“趣味”。从时代背景看，李清照生逢乱世，亲历了“靖康之难”，山河破碎让每一个有气节的大宋子民痛彻心肺；只有“商女不知亡国恨”，可她偏偏是个觉悟的知识女性，国运不昌自然令她忧愁满怀，所以弱女子发出了强音：“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从个人背景看，李清照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国破带给她的是家亡；南渡后她漂零东南，丈夫猝逝，生存无依，更兼“玉壶颁金”的谣言打击，终日惶恐不安，不得已追踪赵构，辗转金华；而“百日婚变”又让她身陷囹圄，名誉受损：命运如此蹉跎，怎不“愁”深似海！从动机背景看，李清照中年丧夫，晚年无子，人生三痛有其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追思亡夫，反思命运，睹物伤情，又怎不“愁”从衷来！从生活背景看，“秋风秋雨愁煞人”，大雁南归惹秋思，菊花薄酒最关情，这是中华民族典型的文化心态；只要调动生活积累，作为审美主体的学生就不难感知词人因何而“愁”。由例析可知，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离不开多维背景观照。知人论世是诗歌鉴赏的通用法则，我们不可轻易抛弃。
关键词：中国古典园林；与“天”对话；理解；方式
1.前言
场所感意味着不同空间形式特征对于人类活动的意义，把空间功能与审美及更广泛的精神需要结合起来，使建筑艺术受到或带来形式美感以外的各种心理和观念的影响，自然观是这类影响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不同自然观的影响，使园林设计手法在中西方呈现巨大的差异。
西方传统园林设计手法，从古罗马起就同各时代的基本建筑造型手法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在阿尔伯蒂·诺特的园林设计法则中日趋完善，并得到西方美学原理的充分肯定。这种观念使西方园林空间场所呈现一种 “理性”的姿态，对自然事物的天然形态采取了否定态度。与西方传统园林不同，中国园林以独有的环境形态和审美意向，反映着中国传统自然观及其对环境意识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建筑选址与布局模式，符合人类宗法伦理关系，这种模式体现在无论对山水环境的选址还是建筑布局，都有完整的几何对称表象。但是，中国园林却超越了这种几何关系，呈现出自然山水式的自由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师法自然”的中国传统一直注重人与“天”的对话，并有对“天”的特定理解和对话方式，在这种对话中包含热爱大自然的特有人文精神。
2.中国古典文化对“天”的理解
“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独特含义和它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式园林形态得以产生的重要基础。“天”是中国古代对自然法则的概念，一方面有着关于整体自然律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天”与“地”相对，用于描述自然力的对立统一属性和互补作用的意义。“天人合一”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力图从各方面迎合自然的整体特征。
中国传统建布局建的一般规律，是以“宫室”居住建筑为原型的，从“生态”的功利关系和社会关系出发来面对自然，即同“地”的概念所反映的自然法则的对话，这种对话强调自然秩序和人类的“礼”序对生命结构的作用。
中国园林所体现的，则是同“天”所反映的自然法则对话，与“地”的法则相对，“天”的法则体现对大自然生化万物的关怀，体现万物之“乐”。感受各种自然事物的天性和美景对人类精神的启迪与畅怀作用，使生命完美，便能达到人类生命之“乐”与自然生机之“乐”的统一。
因此园林艺术对于礼教和功能性观念下的建筑艺术形成一种重要互补，体现着“法自然”的中国文化重视阴阳矛盾对立统一对万物和人类的作用，以及这种关系的存在所导致的人在审美方面的双重需要。与阿尔伯蒂同一时代，计成总结了与西方园林设计法则截然不同的中国园林的设计法则：“构因元格”，“物情所逗，目寄心期”。
3.中国古典园林与天对话的审美意趣的表现
3.1“自然式”的形态美
中国园林的与天对话，具体体现于园林的“自然式”形态美。造园效法自由的自然山水关系，保持草木花卉的天然形态，人为的加工使这种“自然”的特征更加突出。在充分享受感官之”乐”外，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一体之“乐”，感受自然表象背后的意境。
中国的正统君权观念要求统治者顺天应人，参天地，行礼乐，虽统领天下却无意于征服自然。君权在人世间至高无上，但最高统治者“所以称天子何?王者义天母地，为天之于也”“恢弘、庄严和伟大”的是大自然的相貌，和她生长化育的功业。皇家园林重在山水自然的景观，通过“赞化育”体现君王“参天地”，亦由此象征他在人类社会中的统治地位。
皇家园林可以规模巨大，真山真水，巨木深林，直接展示自然的恢弘，私家园林则难于做到。但以心感物而與天地相参，景小人微又有何妨，因此正是以文人情趣的私家园林为主，形成了中国园林构景以小见大的独特手法。以小见大作为中国小型园林的重要特点有两重意义。一是通过“区处周旋”的景观遮挡、露泄与因借，在园林内景的不断转折生成，及至外景亦成为景观画面的有机组成，扩人了空间感。另一个是人工堆山造池，以一园之景体现自然万物和谐的意境。
3.2景观要素的个性美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中国人关注自然美，特别从生长化育角度取“天”的自然意向，即不仅肯定万物间应有整体秩序的和谐，亦肯定“地象殊异”中的万物拥有自己的存在与生命个性。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山、水、石、木无不拥有自己的个性之美。
传统自然观下的人类于天对话，在园林中强调景观构成要素的个性化组合，以突出个性来达到综合效果。现存的古典园林可以使我们对此有所感悟。
中国园林所谓步移景异、曲径通幽的诗情画意，均与随处可见的个性特征及其不断变化相关。强化个性的中国园林美，把“自然美“视为理想美的一种艺术美，这种艺术美以感情去感应事物的生命，发现和提炼它们多样化自然形态美的意义。
3.3 “虚”与“实”
“虚”和“实”的问题也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虚实相生或虚实结合也就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它高度概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美学特征,中国古典园林的精髓也是通过虚实关系的处理而体现出来的。
老子说:“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这一充满智慧的辩证思想强调“无”(虚) 的重要性,将“无”的概念表述为“无中生有”。在此,“无”指的是空间上的“空无”而非“虚无”,它是有意义和有作用的,与设计中的空间感直接相联系,这段话也因此被推崇为最好的空间理论。
传统绘画中常见的大面积留白，不是简单的图底视觉关系，而是利用“虚”来激发限想的重要手段。园林中的虚景与绘画中的飞白还有所不同，它是人为置形之外的部分，但时空变化的现实对感官有直接实在性，在人为置景中可以有机地把握和利用，成为中国园林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自然使任何视觉景观中都会有这种“虚景”的成分，问题是人们能否有意地把握它们。“虚景”在中国不仅是一种从园林中获得的景观感受，也是造园艺术主动的追求： “园以内丹青紫军，无所不归我刺绣。园以外轻烟薄雾，无所不入我烘染”。中国园林置景命题如拙政团的“待霜”、“听松风处”，避暑山庄的“烟雨楼”、“梨花伴月”、“万望松风”等，都特别突出了“虚景”的价值。
不时更替的“虚景”成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更强化了“天”自然著动不息的意义。在虚景与实景的互动中有自然轮回生化之美、光色风音变幻之美、烟气润物沁心之美，园林的场所意义，由此而更加广延。
4.总结
中国的自然式园林环境，在突出万物的性态差异中构成矛盾和谐。它不是西方艺术的抽象化差异性形式的和谐美，而是现实世界多样化生命的和谐美。园林艺术了考虑到自然事物的个性，特别是各种生命禀生气而发，追求自身繁茂中所蕴涵的美，审美中饱含着热爱自然生机的感情。
总的来说，中国园林是关照“乐”的自然与人生，从审美角度实现人心与自然相通的场所。在观赏自然式园林美景中，人们赞美大自然的化育功业：通过把建筑置于山水之间的园林创造与审美，人的心灵向姿态万千、变易多端、生机无限的大自然开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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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晓春 周晓峰 江沨 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虚”与“实”[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06)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取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住院的124例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 随机均分为两组, 奥氮平组62例, 男35例, 女27例, 年龄 (73.3±4.2) 岁, 病程 (6.7±2.7) 年;利培酮组62例, 男36例, 女26例, 年龄 (73.2±4.7) 岁, 病程 (7.2±3.6) 年。两组间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所有纳入该研究的患者符合以下入选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4] (CCMD-3) 精神障碍诊断标准;②年龄≥65岁;③精神障碍的主要表现至少为下列症状之一并达到中等程度, 妄想、幻觉、思维障碍、敌意和猜疑、情感淡漠、情感和社会退缩、言语贫乏等;④血、尿常规, 肝功能、肾功能查验无明显异常。
1.2 精神疾病诊断
奥氮平组阿尔茨海默病25例, 脑血管疾病并发精神障碍19例, 精神分裂症18例, 有25例合并其他躯体疾病;利培酮组阿尔茨海默病23例, 脑血管疾病并发精神障碍20例, 精神分裂症19例, 有23例合并其他躯体疾病。
1.3 治疗方法
治疗开始前1周停用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及镇静剂。给药方法:奥氮平 (美国礼来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5 mg×28片, 单价:656元/盒) 起始剂量为2.5 mg/d, 根据患者情况逐渐加量至症状控制后, 给予维持剂量5.0~20 mg/d, 平均 (8.6±4.5) mg/d;利培酮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1 mg×20片, 单价:62.5元/盒) , 起始剂量为0.5 mg/d, 以后隔日增量至2.5~6.0 mg/d, 平均 (3.2±1.4) mg/d。疗程8周。两组剂量均为常用剂量, 均可合用躯体病治疗, 但治疗精神病的药物仅分别单独用奥氮平或利培酮。
1.4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 (BPRS) 、简易智能量表 (MMSE)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1、2、4、6、8周末各评定1次。以BPRS减分率评定疗效:≥75%为临床痊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25%为无效, 临床痊愈和显著进步合计为显效率。
1.5 药物经济学评价
鉴于本研究中治疗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的计算有不确定性, 故只计算治疗的药物直接成本, 使用的药物价格参考2008年6月浙江省物价局公布的药品零售价格。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处理, 等级资料采用双向有序秩和检验,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 各时间点的评分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奥氮平组临床痊愈26例, 显著进步24例, 进步7例, 无效5例, 显效率80.64%, 利培酮组分别为24、25、6及7例, 显效率为79.03%。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3848, P>0.05) 。
2.2 BPRS、MMSE评分比较结果
奥氮平组患者治疗后第1、2、4、6、8周末BPRS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利培酮组患者治疗后第2、4、6、8周末BPRS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除1周末外, 两组间其他各时点BPRS评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1) 。两组间患者各时点的MMSE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8周后的MMSE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说明奥氮平和利培酮对认知功能均无损害 (表2) 。两组患者均在用药初期出现不良反应, 一般较轻, 患者可耐受, 经相应处理后不良反应减轻或消失。患者治疗前后血尿常规、肝肾功能查验无明显异常变化。
注:*表示与治疗前比较P<0.05, △表示与利培酮组比较P<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 P>0.05。
2.3 药物经济学分析
经计算, 奥氮平用药8周的药费为 (2 256.64±1 180.8) 元, 利培酮为 (560.90±245.39) 元。由于两种药物的疗效差异无显著性, 故采用最小成本分析法。治疗8周, 每组人均药品费用, 利培酮组明显低于奥氮平组 (P<0.05)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 很多难以控制的因素对分析结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经济学中应用的数据常有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偏倚性。如果经过假设或估算后, 结果变化不大, 说明此结果可靠。因此, 应进行敏感度分析, 假设药费下调10%, 其他费用不变, 调整后的成本和成本/效果见表3。
注:﹡为t值, △为Z值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奥氮平与利培酮对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的症状均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两种药物治疗8周后, 显效率分别是80.64%和79.03%, 说明两种药物疗效相当 (P>0.05) 。但奥氮平起效时间早于利培酮, 奥氮平组在治疗1周末的BPRS评分低于利培酮组,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两组的BPRS评分渐趋于一致。魏贤玉等[5]研究显示, 在应用奥氮平治疗1周后, BPRS评分由治疗前的 (51.21±7.30) 分下降到 (38.21±6.20) 分, 表明奥氮平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的效果明显, 且起效果时间快, 在治疗第1周BPRS的总分显著下降。马长林等[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奥氮平治疗1周后的BPRS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另有研究显示利培酮的起效时间为2周[7]。李桂亮[8]的研究中对奥氮平与利培酮治疗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进行了对照分析, 结果表明奥氮平与利培酮的疗效差异无显著性, 两组患者在治疗第1周起,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总分、阳性症状分、阴性症状分和一般精神病理评分均开始下降, 但是奥氮平组在治疗1周末时各种评分下降更明显。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 老年期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发病人数将会逐年增加, 人们对其重视程度也在逐步加深。精神疾病已经成为世界疾病负担的一大部分, 根据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在全球疾病负担前十大疾病中, 精神疾病占了一半, 多数老年期精神病患者均不同程度地伴有各系统疾病, 且需要长期服药, 经济负担十分沉重, 所以对于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治疗除了要考虑疗效好、不良反应小的抗精神病药物外[9], 也要关注其医药费用等疾病负担问题。药物经济学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10]。它将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评价临床药物的治疗过程, 并以此指导临床医师制订出更加合理、有效的处方, 实现用最低的成本取得最佳治疗的目标[11]。该研究通过对奥氮平与利培酮粗浅的药物经济学评价, 发现在降低患者药品费用负担方面, 与奥氮平相比较, 利培酮更具有一定的成本-效果优势, 且药价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不影响分析结果。
综上所述, 利培酮治疗老年期精神障碍患者与奥氮平疗效相当, 奥氮平起效比利培酮快, 但利培酮较为经济。临床施治不但要注重疗效、不良反应和安全性, 其他医疗措施的药物经济学评价也应当成为临床医师的选择药物的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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