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宪政分析论文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不仅通常被认定为“右翼”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倡导自由主义，执政党内也出现了回归“新民主主义”的声音，民间的温和“左翼”学者则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不论这些学说是“对”还是“错”、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它们都有存在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然而，良性的社会变革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共识作为基础的。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社会主义宪政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社会主义宪政分析论文 篇1：

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1982年宪法;立宪主义;立法目的

1982年宪法被普遍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宪法，宪法学界对它的赞誉颇多，譬如，有学者称之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①有学者称之为“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②有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宪法新发展的里程碑”;③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④还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⑤等等。应当说，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天衣都是有缝的，宪法当然也是有缺陷的。从1982年宪法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我们或许会从中感悟一些缺失与遗憾。

一、立宪目的之一：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随着“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尤其是反思和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过程中逐步提炼、总结出来的，一般认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⑥在邓小平看来，在一个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思想政治上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⑦所以，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事实，之所以还要强调，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

邓小平明确地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因：(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才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便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真理。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就没有人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们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因此，邓小平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⑧

此后邓小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与重要性。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四项基本原则法律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规定。”⑨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因此，以宪法法律的形式将四项基本原则确认下来，就成为1982年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立宪目的。这就是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当然需要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问题是，如何坚持?是否是对权力有限制的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权力的根本与核心，执政党的权力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在宪法中有无限制是根本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是由党领导人民坚持与人民自己坚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其他两个坚持就失去了主体。由于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权与政权往往是一体的，从宪政的角度说，应当对一切具有决定和重大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力主体皆予以规制与约束。宪法只是规制国家政府权力的，若在国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不受宪法制约的权力主体，是难以建设真正的宪政的，所以应当把党章中所确立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化，以政党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领导权限、领导方式、领导形式、领导程序等固定下来，方才谈得上宪政的健康建设。目前执政党的权力一般是由执政党通过党规党律的形式进行党的自我限制与约束，而没有纳入宪法法律的监督体系，党的自我监督当然重要，但自我监督是一种忽视他律的监督，是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监督，所以，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出发，还是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更可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在1982年宪法中也未作出限制，立宪者给予了人民民主以绝对性的信任，即对全国人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监督，特别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缺乏违宪监督机制。一部宪法应当是对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予以作出规制的，而立宪者独独对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两个权力主体未加限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二、立宪目的之二：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的复兴。这一直是党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所确立的正确路线。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政治报告中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就是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战略方针，除非敌人大规模入侵;即使那时，也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实际可能的经济建设。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立宪者的角度考虑，他们主要是思考如何在宪法中确立国家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而缺乏深入考虑立宪的最根本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现代化建设中必定会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到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权力限制以及如何防范与约束的问题，才是立宪者认真思考的宪政问题。亨廷顿早在40年前就阐述了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他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在他看来，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集团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规范以及伴随着公民权利平等观念的传播，而那些按照传统规范被视为合法性的行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则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行为;二是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而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作的努力的产物;三是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而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所以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⑩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遏制权力私有与滥用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宪法的权力制约以保证现代化平稳实现的过程。一部要基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使命的宪法，必须对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权力腐败事先作出防范与限制，这就要求立宪者立宪时必须考虑怎样防止现代化中会出现的权力腐败问题，这才是立宪的主要目的。亨廷顿指出：共产党人对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B11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思考政府的建设问题时是不同的，“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B12可是在一个中国人看来会这样吗?事实证明是相反的。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而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因为，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即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然而，如果仅仅考虑了权威与秩序而忽略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自由的保障，权威有了，秩序有了，宪法也有了，但自由和权利却可能处于权力的侵害之下。所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立宪者如何通过宪法将确立合法权威与对权威束缚统一起来，是一个深刻的宪政问题，作为立宪者必须认真思考与面对。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过多地考虑了权威与秩序的确立问题，以此为国家根本任务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秩序保障，而忽视了立宪的本来目的在于权力限制。如果仅仅将宪法理解为确立国家最根本制度与根本原则的政治文件，那么这种宪法将无异于一部政治纲领。所以，既然是法律，就必须对权力限制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立宪目的之三：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

自“五四”宪法起，我国就确立起一个关于权力的边界为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架构， 1982年宪法继续延用了这一立宪模式。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国家权力的规定仍然是列举与概括相加，国家机构除了行使列举的权力，仍可行使未列举的概括权力。国家机构权力只能是列举式的，未明确列举的权力不得行使。这是厉行法治的基本原则。

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机构体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对全国人大的权力没有作出明确限制。第62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的15项职权，即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选举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决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以及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而缺乏对所授予权力的监督机制。二是对国家机构的权力规定是列举与概括相结合，从而确立了权力无边的体制。第6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14项列举的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第6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除了行使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制定和修改一般法律等18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第85条规定，国务院除了行使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等17项职权外，还可以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权力无限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就是对法治原则与宪政精神的违背。以宪法确认权力无限是近代中国人对来自于西方政治文明产物的宪法的误读。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迄今已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的中国宪政发展虽然有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与对国家的全部权力予以制约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仍有很大差距。立宪者如果不是基于对国家权力如何防范与限制，而是基于怎样确立一种威权的政府，也同样是与立宪目的相背离的。

四、立宪目的之四：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

宪法第52条至第56条规定了公民的宪法义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光荣义务;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宪法规定公民的义务是否合适，学界是存有争议的。笔者不赞成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原因主要在于：宪法的功能是限制约束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其违宪主体针对的是政府及公共权力行使者，一般公民不是违宪主体。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对应对象是国家政府义务，而不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换言之，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保障的前提不是以公民是否履行义务为要件，即使公民不履行宪法所规定的“义务”，其基本权利的享有也不能被剥夺。然而宪法一旦规定了公民的义务，则意味着公民也成了违宪主体，从而影响了宪法实质功能的发挥。

同时，由于公民的宪法权利具有资格性与应然德性，它与一般法律中所规定的权利具有利益性、实然性有根本的不同，宪法权利对应于政府的道德义务，而法律权利则对应于公民个人的法律义务，因此，一般法律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是正确的，而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由于与基本义务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宪法不适用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而肖蔚云对宪法上所确认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所作的解释是：“从我们的观点看，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即指：一个公民既要享受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既享有广泛的自由，又要受纪律的约束。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也就是说，一个公民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也不能只享有自由，而不遵守纪律。两者互相依存，而不是完全对立的。这一原则，贯穿于宪法始终。”所以，“我们主张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B13因此1982年宪法第23条规定了“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及第51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笔者认为，这是对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原则的误解。

从违宪主体而言，只有代表国家行为或政府行为或准政府行为的主体，才能构成违宪主体。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宪法权利必须对应于政府责任，宪法权利只有政府才能造成侵害，宪法也是出于防止政府对公民基本权利可能造成的侵害才以根本法的形式加以确认的，所以对公民而言，享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是以其人性尊严为基础与前提的，它不以公民是否履行宪法上规定的义务为要件。二是宪法以对国家政府权力的限制为目的，宪法上所确立的权力界限就是政府行为的界限，一旦超越宪法的界限，就是违宪行为，从而构成违宪主体。而1982年宪法除了规定国家政府的权限外，还将公民的某些义务纳入了规制之中，并将一般法律中所确立的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视为宪法原则，其造成的后果就是公民个人成了违宪主体。公民一旦违背了宪法所规定的譬如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等义务就可能成为违宪主体，而且由于这些义务是一种难以确定的义务，甚至是一般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所以公民个人很容易成为违宪主体。特别是将“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纳入宪法规范之中，这就意味着公民个人不仅必须履行宪法义务，而且必须履行法律义务，否则即使不履行法律义务，也是违宪主体。这就形成了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相一致的模式。而实际上，公民个人是违反法律的主体，不应当成为违宪主体。宪法本来是约束国家权力主体的，一旦将公民个人也纳入违宪主体，势必将宪法的功能人为地弱化与改变。

任何宪法的制定，皆应当首先以明确宪法是什么以及宪法的基本功能为认识基础，以成文宪法的出现作为立宪主义的范式必须考虑到宪法的目的与价值，必须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限制国家政府权力为立宪精神。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立宪目的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所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真问题。

An Analysis of and Pondering on the Constitutional Purpose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in 1982

FAN Jin-xue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 of PRC in 1982; Constitutionalism; legislative purposes

注

① 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页。

② 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③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6页。

④ 前引③，第196页。

⑤ 文正邦等：《共和国宪政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⑥ 《邓小平文选(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

⑦ 前引⑥，第165页。

⑧ 前引⑥，第166—173页。

⑨ 前引⑥，第358页。

⑩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62页。

B11 前引⑩，第8页。

B12 前引⑩，第7页。

B13 前引②，第54页。

作者：范进学

社会主义宪政分析论文 篇2：

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

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不仅通常被认定为“右翼”的学者一如既往地倡导自由主义，执政党内也出现了回归“新民主主义”的声音，民间的温和“左翼”学者则提出“宪政社会主义”概念。不论这些学说是“对”还是“错”、对中国未来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它们都有存在的权利和表达的自由。然而，良性的社会变革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共识作为基础的。即便在观念高度多元化的自由社会，依然存在超越左、右分野而为绝大多数人认同的基本共识，如共和、民主、法治、分权、平等以及对基本人权的尊重。一个没有基本共识的社会必然一盘散沙。处在大变革前夜的中国尤其需要寻找基本共识。其实，只要仔细梳理不同学说的理性脉络，不难发现这种共识是存在的。无论是“左”还是“右”，也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社会中温和理性成分的最大公约数。本文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认为两者具有价值的部分都是宪政民主。事实上，两者都存在各自的表述缺陷，而宪政民主更为恰当准确地表达了两者的基本诉求。

一、新民主主义“新”在何处

近年，执政党内有一种声音，主张回到“新民主主义”。(参见张木生：《改革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91～92页)这种学说原本是从苏联移植过来，在中国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改造后获得“本土化”。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包括革命、建设、政治实践等不同阶段和方面，在内容上不仅包容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而且有所超越。从中共领导人及其媒体在1940年代的阐述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还涵盖了新闻自由、议会选举乃至军队国家化等主张。然而，这些主张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的民主理论范围。新民主主义论者强调民主之“新”，但是究竟“新”在哪里?“新”是不是就等于“好”?这些问题至今没有说清楚。

在“回到”新民主主义之前，首先要看看“新民主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毛泽东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分为两步：传统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的(“旧”)民主主义(如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比，新民主主义之“新”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上。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特殊在什么地方?特殊在“中国国情”。事实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与其说是“新”，不如说是“旧”。毛泽东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其革命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认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必须基本相同，也就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依靠社会中占多数并有革命觉悟的阶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因为强大的工人阶级应运而生，但是20世纪初期俄国和中国的中世纪生产力显然不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尽管俄国或许比中国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就决定了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不适合中国，中国革命只能采取不同形式并建立不同形态的国家。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

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就是一种不彻底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或“初级阶段”)。它基本上体现为1949年《共同纲领》前言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共同纲领》第3条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但是不仅没有立即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所有制，而且还宣布“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总之，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尚未稳固期间，执政党可以宽容的社会各阶级组成“统一战线”，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统治权。

应该看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定性显然是不准确的。民国之后，除了日本大规模侵华之外，中国整体上并不受制于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控制，“殖民”从何谈起?在此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目的在于从道义上孤立国民党及其经济支柱——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并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革命胜利。1949年夺取政权后，政局尚不稳定，国民党刚刚退居台湾，“光复”大陆的野心未死，其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也频频企图颠覆新政权。在这种格局下，仍然有必要团结那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力量以巩固局势。更何况革命时期就已经对这些阶级做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妥协姿态，革命也是依靠他们的支持才可能取得胜利，不能一成功就翻脸不认人，至少在短时间内还有必要维持原先的承诺。等到大局已定，执政党自认为没有必要再和任何“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合作，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甚至连农民也没几年就失去了“打土豪”分来的土地，成为“人民公社”的“农奴”。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本质上是联合社会多数、取得革命胜利并维持政权巩固的斗争策略，在此不妨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策略版”。

在改革30年后，这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对中国是否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我对此持怀疑态度。事实上，现行宪法及其前身1954年宪法在意识形态上继承了《共同纲领》的基本脉络。宪法第1条规定了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修宪在宪法序言中强调，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9年修宪明确宣布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在宪法第6条中加入“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修宪更是将“三个代表”加入宪法序言，要求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从而变相否定了国家的阶级性;第33条则加入“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条款，表明不分阶级、“成分”乃至政治见解的普遍人权都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些规定虽然未能落到实处，但是足以表明中国社会的共识已经超越了原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现在再“回到”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策略，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甚至是一种历史倒退。

当然，“新民主主义”概念未必限于毛泽东的理解，而可以根据当时的中共舆论获得一种扩充的意义。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只不过这些在他看来不够“新”而已。他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就是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再看看其他领导人的言论，也都是极其自由民主的。譬如刘少奇在1940年代的讲话中驳斥“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董必武则明确反对党政合一，主张党政分离：“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选集》，第 54～55页)

与此相比，当时中共控制下的媒体舆论甚至更为激进。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让我们……继续奋斗，一直到‘人民的宪法’出现的一天吧!”(《新华日报》1947年2月22日)可想而知，在一党独裁、贪腐横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言论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它们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其实，也正是其所表达的打破一党专制、建设民主宪政的理念才赋予共产革命以合法性，并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不可否认，和作为斗争策略的“新民主主义”不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对于当今中国仍有重要意义，因而如果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就必须回到它的“宪政版”。在革命成功之前，憲政一直是中共宣传的目标。尤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作为对抗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策略，共产党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宪法权利。因此，宪政确实是“新民主主义”一以贯之的题中之义。问题在于，这个“宪政版”基本上就是经典的自由民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意。无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在其控制下的媒体，他们表达的诉求无非是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取消独裁专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真正的“人民的宪法”。其实这些东西在现行宪法里都有，因而只要认真施行宪法，也就回到了一直没有实现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版”。

既然如此，与其笼统提倡“新民主主义”这个很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口号，不如直截了当地打出宪政民主的旗号，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意义不在于它的“新”，而在于它表达了自由与民主的宪政理想;我们今天真正想要的与其说是某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还不如说是简单、朴素而货真价实的民主，哪怕这种民主很“旧”。事实上，没有任何前缀的“民主主义”比“新民主主义”更加简单明了，对当今中国也更有意义，只是民主和宪政尚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尤其在一个以前常常把“人民民主专政”挂在嘴上的国家，“民主主义”很容易沦为极权势力玩弄概念、操纵国家、奴役人民的工具。没有宪政，民主也会变质，因而在当下中国实行民主，还不能没有“宪政”这个前缀。换言之，只有宪政下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好东西”。(参见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上)，《领导者》2011年第10期，第84～90页)

二、“宪政社会主义”的困惑与出路

和执政党内的有限理论创新相比，中国民间的思想更为活跃。已故的谢韬先生曾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上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解释为西欧式社会民主，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暴力统治，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近年来，以胡星斗、华炳啸等为代表的中青年学者则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尝试用“宪政”重新诠释和界定“社会主义”。他们提出“只有宪政才能救社会主义”、“只有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主张，希望把宪政中的自由主义(“右”)和社会主义中的平等主义和集权主义(“左”)结合在一起，在现体制下形成一种可控民主。华炳啸指出，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目标是超越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宪政制度模式，试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宪政民主新路。(参见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按此设想，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既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中固有的平等主义理念，包括普遍平等、普遍自由、普遍民主、普遍公正、普遍幸福，又用自由宪政主义约束了社会主义内生的政府集权倾向，尤其是有助于克服斯大林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顽症。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倡者仍然保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战略共识”)，但是坚持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是“宪政”的。

这个设想听上去很完美，我也赞成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定位于“宪政”的，而非“集权”的，更不是“国家”的。问题在于，宪政社会主义的提法不仅容易引起概念混淆，而且似乎新意不多。首先，“宪政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一般宪政民主相比，它的独特之处何在?这些问题尚待解释清楚。宪政社会主义的倡议者希望“超越自由主义”，但是他们诉求和主张似乎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或者说通过经典的自由主义就基本上能够实现。譬如华炳啸将其定义为“以公民社会为主义，依宪治国即以宪政民主为国本”，其特征是“以公意为引领、以公民社会为基础、以共和治理为原则、以宪政民主为保障、以共同富裕为条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奋斗目标的共同体社会”。(另一个大同小异的定义是“社会主义简言之就是以公民社会为主义”，具体而言是“在尊重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以公民社会为本位，以人民为权力主体，以民主宪政为权力载体，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己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同上。)

然而，“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显然是相关而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假如公民社会、依宪治国、宪政民主、共同富裕就是宪政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美国也完全符合这种标准，因为联邦宪法不止一处规定了公民选举权，第一修正案保护公民的结社自由等各种言论自由，第十四修正案则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更是开创了司法审查先例，国会、总统及各级政府行为都受到法院的合宪性审查。因此，按照这种定义，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北欧等社会民主国家更不用说了。和它们在本质上相似，宪政社会主义“主张平等价值优先，尤其是强调平等的自由权利保障优先”，如果有差别的话仅在于左、右程度不同而已。事实上，所有的宪政国家都必然以公平、正义、平等为立国原则，因而也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概念界定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由于实行民主制度，宪政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普遍比较高，但是“社会福利”不等于“社会主义”，几乎没有人会把美国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便将北欧国家定性为“社会主义”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仍然是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主导，只不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税收杠杆等手段进行相对全面的市场干预和财富再分配而已，因而至多只能说这些手段取得了和社会主义殊途同归的效果。然而，因此而将它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言过其实。再说，假如当前所有宪政发达国家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就显得多余了吗?

关键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而“宪政社会主义”主张者恰恰对这个概念淡而化之、一带而过，只是笼统提到“以社会所有制为根本经济制度”。“社会所有制”是否就是国有制或公有制?如何实现所有制的社会化?如何防止政府在公有制经济体制下高度集权或滥用公权?这些才是必须回答的真问题，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却恰恰在这些问题上语焉不详。虽然“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是至少按照马克思的经典定义，其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实质性的公有制(譬如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很容易造成政府集权(甚至极权);名曰“公有”，实为无人所有，最后一概蜕变为政府乃至官员个人所有。因此，“宪政”和“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宪政社会主义学者只是定义了前缀“宪政”，而没有充分展开主语“社会主义”。一旦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放进定义来，绝大多数宪政国家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这也恰恰凸显了“宪政社会主义”概念的内在矛盾。

宪政就是宪政，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宪政。如果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宪政必然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特色，但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必要人为强调，否则很容易造成教条主义和话语混淆。既然有“宪政社会主义”，也就必然应该有“宪政资本主义”乃至“宪政封建主义”，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发达(即“宪政”)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宪政社会主义”，由此是否可以推断“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已经进化到“社会主义”，尽管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假如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成为无意义的文字游戏，本来颇有意义的学理探讨将淹没在当今美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口水仗之中。这些只能说明，无论什么主义，问题的根本在于有没有宪政，而不是那个主义。

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下，“宪政社会主义”或许有助于将宪政引入中国政治实践，但是这个好处也伴随着一个显然的弊端，那就是把好不容易已经基本解决了的“姓社姓资”问题又人为带回来，并徒然引发不必要的非议和争议。早先，邓小平的“猫论”已淡化了“主义”问题，九二南巡终结了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问题，尽管宪法中的“市场经济”和“法治”仍然带有“社会主义”的前缀。虽然宪政社会主义论者的初衷是“给社会主义戴上宪政的紧箍咒，强调以宪政规制社会主义”，并力图澄清“宪政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宪政”之间的区别，但是一般人恐怕很难分清两种高度相似的话语，也很难不将这种话语中的“宪政”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产生宪政究竟“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

以上分析基本上适用于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事实上，谢先生在文章最后明确指出：“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 2期)换言之，主义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主义的手段。如果采用暴力的强制手段，那么再好的“主义”也会异化;如果用和平的民主的手段，那么民主本身就足以取得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

总之，宪政强调民主、分权和资源的公平分配，因而施行宪政民主必然和社会主义强调的平等不谋而合，但是这并不足以将“宪政”、“民主”和“社会主义”绑定在一起。事实上，宪政民主完全可以实现“宪政社会主义”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公平、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等政治与社会诉求，因而“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提法也就显得有点累赘。既然如此，不如直截了当换为“宪政民主”。有了宪政民主，即便是美国这样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也带上了显著的“社会主义”特色;没有宪政民主，则几乎不论什么版本的“社会主义”最后都会蜕变为赤裸裸的垄断资本主义。

三、宪政民主是基本共识

本文分析了“新民主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两种左翼理论的基本脉络，旨在说明宪政民主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如果说“新民主主义”有任何值得今天回归的“新”处，即在于宪政的话，而“宪政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均富等价值目标则只能是践行民主的自然结果。没有民主，社会平等必然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梦想;没有宪政，任何招牌的“民主”都必然堕落为专制独裁。中国未来改革所追求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而就是宪政民主。假如改革还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进行，那么确实有必要将其纳入宪政轨道，但是在执政党自己都对改革“姓社姓资”没有兴趣的时代，把宪政和一个意识形态符号捆绑在一起究竟有多大意义呢?既然“新民主主义”之“新”不足以清晰表达其内在的宪政诉求，“宪政社会主义”又没有必要地陷于“姓资姓社”之争，而未能充分彰显民主制度的社会功能，那么对于两者来说，宪政民主似乎都是更为确切达意的表述。

作为理智温和的左、右双方都能接受的制度设计，宪政民主代表了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当然，各派仍然可以自由提出自己的概念、理论、诉求，但是都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宪政民主作为自己坚守的底线。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只能造成词不达意、表述不清乃至目的不明，最后背离“曲线救国”的初衷。既然宪政民主早在其执政前就是中共公开表达的追求，执政数十年后反而避讳这个追求是极不正常的。对于执政党当初的承诺，中国民间社会需要做的是提醒并要求兑现之，而不是帮助它隐晦之。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作者：张千帆

社会主义宪政分析论文 篇3：

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层次性

[摘要]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宪政是先进的仁人志士对符合人类理性和进步政治制度的描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所决定，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完全实现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为了明确宪政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区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这样的层次性。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层次性

什么叫宪政，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宪政作出了众多界定：“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邹平学教授认为：“宪政就是以宪法为起点，民主为内容，法治为原则，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宪政是先进的仁人志士主张通过制定宪法来对符合人类理性和进步的政治制度的构建，是现代民主政治追求的目标。宪政以“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价值密切相关联”，是现代西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主要模式，并为非西方国家所效仿。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必然要包容和吸收人类最新的政治文明成果，建立社会主义宪政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中国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致力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以法治为原则、民主为内容、人权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逐渐建立起来。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所决定，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必然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为了明确宪政建设的目标，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实现程度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性。由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政治文明特点所决定，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必然有一个过程，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宪政在中国的实现区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这样的层次性。

一、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低级层次——过渡时期的宪政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低级层次是指中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旧政权的结束，新的政治制度的诞生。那种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上确立的《共同纲领》“是我国宪政和宪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一经公布，实际上就成为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大宪章，成为各革命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在《共同纲领》基础上，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管理制度开始建立。从此，中国宪政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区别于新民主主义宪政来讲，已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开端，即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宪政向社会主义宪政的过渡。从政治方面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座大山已被推翻，旧的政权已被打碎，人民开始翻身解放作了国家的主人，管理国家大事，并对极少数压迫者、剥削者实行强有力的镇压和专政，将其排斥于民主之外，这些权利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就为社会主义宪政的建立提供了政治制度基础。从经济上来讲，这时，我们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没收了2千多家官僚资本企业，接管了1千多家外国企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占统治地位的国有经济，这就为建立社会主义宪政在经济方面提供了制度平台。这时，虽然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社会主义，也有资本主义，还有个体经济等，部分劳动者还受着经济方面的剥削，但由于他们在新宪政体制下政治地位的改变，可以随时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以实现经济民主和平等。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正式颁布以后，在宪法基础上的国家制度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宪法的实施就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人民的政治热情在宪法保障下得到很大的高涨。随着“一化三改造”的进行，人民大众在政治翻身解放之后，经济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并且最终摆脱剥削走上了经济上逐渐平等的道路。

我国《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和后来颁布的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性质，规定了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性质和立法原则，赋予了国家各项活动以法律上的根据，规定了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和国家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宪法草案，“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原则贯穿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是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我国五四宪法虽然在过渡时期制定，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规定了新的起点和方向，也是我国能顺利实现“一化三改造”，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保障。同时又要看到，中国社会当时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新政权，但毕竟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共同纲领》和后来的五四宪法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时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而是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宪政运动。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从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占统治地位，但还没有占绝对优势，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落后，多数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还从事私有制的小生产，被束缚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部分劳动者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社会主义宪政所要求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家只是实现了从阶级剥削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到经济平等的逐渐过渡，还未实现从政治民主到经济平等的实质性过渡。因此，过渡时期的宪政制度同未来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宪政比较起来，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过渡时期的宪政制度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在政治上体现得比较充分，在经济上只能说得到初步体现或部分体现。这也决定了这一阶段宪政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和实现的初级性。因此，有了宪法不等于有了宪政，只有实现了宪政，体现了宪政所要求的民主、法治和人权，才能说有了宪政。

虽然过渡时期所实现的宪政制度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宪政，但是我们又要看到它和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政制度的内在联系。它们有着共同的领导力量和宪法基础，有着共同的国家政权和追求着共同宪政价值(即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国家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过渡时期所实现的社会主义宪政是社会主义社会宪政制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它已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逐渐开始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政虽然带有初级性，但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认定它的社会主义性质：首先，

全国有一部统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开始时是《共同纲领》，后来是《五四宪法》)作为国家建设的基础，这样就把国家管理纳入社会主义宪政的法制化轨道;第二，实施和遵守宪法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第三，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能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来行使，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并有撤销、监督和罢免被选举人的民主和自由;第四，工人阶级通过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吸收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第五，随着“一化三改造”的进行和完成，公有制经济逐渐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宪政的经济基础得以确认。

但“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因而决定了这一时期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根本任务，在《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的基础上，确立国家制度和发展民主政治，领导全体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使生产力得以解放这一目的。

虽然过渡时期所实现的宪政制度还带有初级性，所实现的宪政制度是真正社会主义宪政的低级层次，但是，必须看到，它毕竟是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第一步。

二、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中级层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中级层次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制度。相对于过渡时期那种不完全、低级层次和带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宪政来说，这一阶段已经是完整意义的社会主义宪政。从政治方面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主要职能已从专政的方面转向经济文化建设方面，这种宪政制度的建立就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提供了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从经济方面看，我们已经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经济运行机制上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这些就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条件。从思想文化方面看，这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正逐渐形成共同的理想、道德和纪律，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开始逐步得到健康发展，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挥。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思想文化条件。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宪政建设进人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给社会主义宪政高级层次的完全实现创造了新的起点和基础条件。

一般说来，宪政在国家中具有双重的价值目标：一是让国家权力在法治规制下运行，实现国家权力为人民所有的价值目标;二是防止少数国家权力行使者滥用权力，牟取私利。总的来讲就是要在民主法治基础上实现国家权力的合法运转，消除国家权力以及私人利益被合法侵犯和非法侵犯。资本主义国家长达几百年的兴盛历史，充分证明宪政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的宪政相比，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属于不同的宪政类型。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就必须赢得比资本主义宪政更多的优越性。这样，社会主义宪政就要抛弃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建立一种平等公正的价值主导格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宪政生命力所在。而我国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在经济、政治、精神方面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样就造成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健全和完善，这一阶段的宪政价值目标更多地体现在形式方面，在实质宪政方面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表现在：

第一，国家虽然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但“宪法至上”还未能形成全社会的意识，违宪现象大量出现却不能得到司法审查。

第二，宪法规定的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权利在实践中还是间接形式，即还是以代表制民主为主，这种管理权利要发展到直接民主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第三，从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等宪政制度方面来讲，还存在着很多弊端和缺陷，如执法犯法，以权代法，以及官僚主义、家长制、权力过分集中等腐败现象还普遍存在。

第四，在经济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处在由贫困型—温饱型—小康型—满足型方向过渡和发展。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有限的资源还不能通过市场自觉地配置到国民经济急需的部门中去，各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都还不能完全起到一个基础性的作用。

第五，从社会分配来讲，这一阶段还严重地存在着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之间还存在着分配上的先富与后富、分配不公、劳逸不均等现象。

第六，在用工领域，奴役人的旧式分工仍然严重地存在着，人们为了获取生存条件不得不常常违背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服从社会的分工，丢掉自己的专业去接受另外的工作，这种旧式分工必然使人的发展呈现不同程度的畸形和片面。马克思曾经指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第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还没有完全实现，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各民族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八，在意识形态方面，科学文化事业还不发达。封建等级特权和迷信思想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党风和社会风气还存在不少问题，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社会主义宪政所需要的精神文化条件还没有完全培育起来。

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要建立一种科学的和完善的宪政模式，意味着在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各种困难可想而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我们摆脱了私有制对宪政发展带来的制约，但由于公有制发展的水平和程度还不高，它所支撑的政治体制也必然还很不完善。在这种生产力背景下，人们的兴趣和精力主要倾注于对经济民主方面的追求，而对政治民主及其道德、精神等方面的追求相比之下就少得多。为此，针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党的十六大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要全面发展和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通过科学发展带来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

虽然这一阶段还只是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中级层次，但同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宪政比较起来，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首先，他们承担的任务不同。我国过渡时期宪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创制新社会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则，

为新生的国家政权和当时的“一化三改造”这一中心工作服务，达到解放生产力这一目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宪政制度的主要任务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宪法和法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里虽然也有“解放”二字。但和前面含义不同。以前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革命”，而这里的“解放”，主要是对“旧体制的革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根本任务就是改革和完善国家制度，为宪法政治和依法治国提供制度保障。其次，社会主义阶段国家的管理职能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过渡时期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宪政体制中国家专政职能将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社会主义阶段，专政职能将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民主职能将逐渐扩大。

虽然社会主义时期的宪政建设也只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中级层次，它同未来的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程度比较起来，在国家宪政制度的完善化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有很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体制下，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大众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主导地位已经凸现，人权的尊重和民主的维护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法治建设将逐渐纳入国家管理的主要渠道。虽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宪政建设面临着各种思想特别是封建意识的阻碍，有的时候宪政发展可能还要走一些曲折的道路。但要看到，这一阶段的宪政建设毕竟是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和重要一步，是实现社会主义宪政高级层次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三、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高级层次——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宪政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的高级层次是指社会主义发达阶段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这时，在经济生活中，由于社会的发展，高科技的推广，劳动生产率必然有很大的提高。人们的劳动时间缩短、强度减轻，在职业的选择和劳动分工方面，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能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职业，束缚人的发展的旧式分工将逐渐开始消失，劳动由初级阶段那种生存的手段逐渐变为生活的乐趣;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将逐渐被能反映市场需求同时又能调节社会资源的经济管理体制所代替，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盲目性将逐渐被整个社会的计划调节所克服，经济逐步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走上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经济规律的轨道;在消费品和分配方面，这时社会集团的局部利益将逐渐丧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种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形式逐渐被完全的按劳分配(列宁讲是一级按劳分配)所代替，社会成员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将逐渐消失，人们消费的数量、质量以及结构和内容将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高;在生产关系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大发展，同它相适应的公有化程度也必然逐渐提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将逐渐消失;全社会将逐渐实行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时，社会主义宪政实现高级层次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在政治生活中，阶级差别基本消失，一个适合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又管理有序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在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基础上的国家机构和各种具体制度将更加完善，人民在宪法政治规范下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将由间接民主转向直接民主而居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自己的“公仆”行使着真正意义的选拔、任用、监督和罢免的权利。人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渠道畅通、程序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真正成为双向性的运行机制。从文化和社会风貌来看，人们都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新型的人际关系已逐渐形成，人们讲文明、守纪律、明法治。具有良好的道德风尚;整个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社会主义宪政的文化支撑已经建立起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工作时间必然缩短，使劳动者有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爱好的活动和发展自己的才能。一个自由的、和谐的、符合社会主义宪政需要的公民社会逐渐形成。这时，人们将在实现社会主义宪政高级层次的基础上创造各种条件，向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就是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虽然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比较起来，又是有很大差别的。在社会主义发达阶段，阶级差别虽然已经消失，阶级还存在，国家也还没有消亡;各民族虽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基础上实现了民族繁荣，但民族特征仍然存在，各民族还没实现融合;从生产力水平讲，虽然这时已有很大发展，但消费品的分配形式仍然是按劳分配，而不是按需分配，各社会集团仍然存在局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职业的选择方面，旧式分工虽基本取消，但还没最后消失，劳动作为生存的手段还没有完全变成生活的乐趣。这些都只有经过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宪政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宪政制度，也是宪政实现的最高层次，它将向人类社会展示一个法制健全的、公平公正的、具有自由个性的、和谐有序的宪政制度。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人类在进入全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类社会曾经追求的理想的宪政制度也就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四、研究社会主义宪政实现层次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把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大致划分为这样的层次性。这样划分，是根据社会主义宪政实现程度总体方面来讲的。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宪政发展这三个大的阶段过程中，在每一个阶段上宪政的发展又有小的积累，从而使每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又分为不同的小层次。因此，我们要根据宪政发展的不同层次，确定不同的战略目标，使每一个阶段宪政的实现都是可行的，从而为社会主义宪政高级层次的实现打下基础。

根据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经济文化条件对宪政的制约，我们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有利于消除法学界在宪政建设问题上的“左”的影响。目前，法学理论界一些同志存在着一种模糊的认识，他们从实质宪政出发，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宪政。如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得很笼统、很抽象，不顾及我国目前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忽略高度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把高度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当成近期目标。这种把将来要实现的目标当成近期目标的认识，必然在理论上要造成混乱，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将带来诸多问题。只有搞清楚了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又区分为不同的层次性，从而把宪政的实现程度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在不同的层次上确定不同的奋斗目标。做到在宪政建设问题上把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静态分析和动态把握相结合，使宪政建设既是可行的，又能做到按计划、分步骤进行。这样才使人们理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宪政逐渐实现的过程。才能减少宪政建设上的盲目性，排出思想上不切实际的急躁病，这样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二，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有利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宪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自治观念和民主意识，源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具有独立人格权的公民社会。历史发展证明，没有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宪政思想就不可能产生，没有经济发展的成熟。宪政制度就不会完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完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经济基础还不牢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不断推动宪政制度的发展，为宪政制度的完善创造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第三，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有利于创新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主义中国，对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建立虽然铲除了封建的根基，批判了封建的意识，制定了人民的宪法。但有了宪法并不能说就有了宪政，宪政的实现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社会主义宪政的实现程度进行层次性划分，它使人们懂得社会主义宪政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复杂过程，不能离开每一时代的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否则，会“欲速则不达”。这种层次性的划分，有利于使人民群众理解和支持党在这一时期关于宪政发展的方针政策，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宪政局面和管理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为社会主义宪政制度高级层次的实现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作者：陈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