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分析论文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学界对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监管重要性的关注越来越多。本文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出发，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评述。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分析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分析论文 篇1：

中日互联网金融发展对比分析

〔内容提要〕 从整体范围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情况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对不成熟，但近年来与之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却在短时间内蓬勃发展。本文以第三方支付为例，对中日两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说明，对其发展前和发展后进行对比分析，即中日两国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民众消费习惯，并探讨了中日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 第三方支付 金融体系

2016年1月，日本便利店巨头罗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引入支付宝，同年9月，日本关西国际机场同样引入支付宝结算系统，随后2018年7月，日本交通公司南海电铁售票窗口引入支付宝和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可谓国内第三方支付系统在日本市场全面开花。

众所周知，第三方支付是典型的互联网金融模式之一。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并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传统的金融机构通过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模式，而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传统金融機构“触网”开展业务。二是互联网企业进入到金融市场领域开展相应业务。与传统金融相比具有高透明度、协作性好、低成本的特点，而第三方支付则是随互联网企业而发展的一项业务，其实力和信誉兼备的独立机构通过与互联网的对接，方便了交易双方在线结算模式。

目前，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中的支付宝和财付通还保持着垄断地位，银联商务等企业也在默默发力。截至2019年2月，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10.4万亿元。反观日本，除了引入中国第三方支付巨头企业以外，在该领域并未出现能够与之抗衡的企业。为何会出现此种局面?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历程进行对比分析，从金融体系、金融监管、社会文化和民众消费习惯差异等方面详细阐述，解释其发展差异的原因，并提出对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建议和展望。

一、先行研究

卜政(2016)中指出，传统银行业的成熟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利率市场化程度高的调节作用，金融监管严格等方面是造成中美互联网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周芸夙(2018)通过对中美货币基金以及互联网借贷的发展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跟传统银行机构，金融市场化程度，监管体制以及家庭理财习惯相关。截至目前，先行研究只是针对中美互联网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并未对日本引入中国第三方支付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则针对该现象，对中日两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

二、中日互联网金融发展差异

1.中日两国金融体系的差异。一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形成较晚，是在改革开放后。通过1984年的第一次金融改革，中国全面开展了由财政部一元资金分配体制到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中国的间接金融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属于压倒性的存在，因为其几乎占了所有存款的三分之二，而这部分的资金大部分又借贷给国有企业。也就是说，由于大部分的银行存款都向国有大型企业倾斜，导致中小企业或者个人贷款的资金不足。二是利率限制。其也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之一，从中国金融体系建立以来，直到2013年7月20日为止，中央银行才决定全面解除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控制，2015年10月起才解除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限制。根据“金融抑制理论”，利率限制会导致利率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出现较大差距，最终使得金融市场资金无法得到有效匹配。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种种制约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垄断而获得庞大的利益，严重影响到社会整体资金的供求关系。因此，对传统金融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中国互联网金融就是在这种夹缝中生存，从而发展壮大。反观日本，20世纪50年代左右建立其金融体系，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该体系的确适合当时企业发展的庞大资金需求，但企业超贷超借的现象也给之后泡沫经济的产生埋下隐患，最终导致2000年初的金融危机，自此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低迷状态。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金融体系改革，实行金融自由化。金融体系的完善使得金融市场资金得到有效分配，从而使得日本互联网金融的可获利润小，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2.金融监管的差异。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相对发达国家而言，在法律制度等方面并不是很完善。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元年”，这可以看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还比较年轻，而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法律条规具有滞后性，容易产生金融监管的灰色地带。在这种情况下，给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整个社会互联网金融形成竞争激烈的景象。而日本从泡沫经济破裂开始，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确立了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撤销大藏省内部的银行局和金融企划厅等，建立金融厅独立负责金融监管领域。同时，日本方面为防止出现高利息带来的高风险而再次形成社会问题，也出台了保护投资者相关的法律文件。因此，严格的监管制度限制着投资者的蜂拥而至。

3.民众消费习惯的差异。据统计，目前日常电商消费的“淘宝”平台有近5亿的注册用户，可以说淘宝购物已经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而想要通过淘宝购物必须使用支付宝。截至2019年6月，支付宝的注册用户规模达到12亿，在中国整个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份额中，支付宝占53.21%，财付通占39.44%。在全球范围内支付宝合作银行达到180多家。由此可见，第三方支付的受众非常广泛，使用场景也比较多，对互联网金融产业经济的贡献率高，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在日本提到互联网金融巨头企业，不得不提“日本乐天”“Monex证券”等公司，其中“日本乐天”是类似于国内阿里巴巴的企业，主要包括乐天银行、乐天证券、乐天市场等业务。2004年9月和2005年6月，“乐天”分别以74亿日元的价格将信用卡融资公司AOZORA和以120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信用卡发行公司“国内信贩”后，首次发行了“乐天卡”。据日本乐天2018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乐天商城在该季度收益达到140.8亿日元。其中，至少有七成交易都是通过信用卡完成，因此在“乐天金融”业务中，最重要的是信用卡。除此之外，由于日本的信用体系完善等原因，如果在网络零售市场购买商品，其中有80%的日本民众在网络购物时采用信用卡支付，而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利用率只有6%。日本社会对现金支付也比较看重，对现金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现金支付不涉及到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对看重个人隐私的日本民众来说不失为好的支付方式。

三、中日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经七年时间，无论是第三方支付，还是大数据金融，或者P2P网络借贷都呈现出一片向好的景象。但其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在网络借贷中信息发布真伪的辨别，平台借贷资金流向的把控，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比较严重。对此，为了互联网金融行业更好地发展，应当逐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填补互联网金融监管空白区域，消除监管灰色地带，把控好个人信息披露尺度，为消费者、投资者营造良性的消费投资环境。而日本方面，随着东京奥运会的到来以及外国游客的逐渐增多，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升级融合，必然将促使其金融升级，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广阔。

(作者单位：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宋 爽

作者：廖若兰

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分析论文 篇2：

金融监管理论浅析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使得学界对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监管重要性的关注越来越多。本文从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出发，对金融监管理论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发展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其研究范式的变迁，在此基础上，结合现代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对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趋势进行了一定的评述。

【关键词】金融监管 研究范式 发展趋势 政策建议

一、对金融监管的内涵再认识

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监管是指，在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主导下，通过金融机构内部加强风险防范控制、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体系建设，进而实现防范化解金融危机、保持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等一系列目标的涉及金融机构进入退出和运作机制的制度体系。

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1933年银行法》为标志，金融监管开始在发达国家发挥重要影响。该法案尤其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明确分开，实际上形成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自由化浪潮席卷欧美，以允许混业经营为代表的放松金融管制措施开始实行，这在带来了银行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大大放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其严重后果之一便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工具的过度创新。这种创新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单个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汇总放大至整个金融体系下形成系统性风险，进而引发危机。同时，这次金融危机在安全性和流动性方面呈现出的一系列特点，使得许多金融监管规则面临调整，在此基础上，金融监管的内涵有所扩大，监管目标、主体有所调整，而更多金融行为学研究的进展和应用则不断促使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走向发展。

二、金融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需求理论与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最初的理论基础是以公共利益论为代表的需求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市场失灵同样发生在金融市场，导致资源配置存在效率损失，政府等监管机构的监管可以尽可能减少或消除市场市场失灵问题。一方面，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行为，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金融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收入分配调节也可以发挥作用。

金融监管的需求理论还包括基于内在风险的金融监管需求理论，该理论从金融体系的特性出发，对现代金融理论中的金融体系内在脆弱性进行了研究，认为加强金融监管可以对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行有效的风险监控。

(二)效应理论与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的效应理论是基于对公共利益论监管标准的不足而产生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被重视，监管的重心从防范过渡到运作效率的维护。该理论涉及了集团利益理论、金融监管失灵理论等。其中，利益集团理论的研究重点放在金融监管的必要性研究视角，为后续的金融监管理论提供了基础。金融监管的失灵理论则开辟了管制理论、管制俘获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从而使得效应理论逐渐取代了需求理论，发展为研究的主流。

(三)信息经济学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新发展

上世纪末，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自由化理论广受诟病，金融约束理论、中介理论诞生。一些学者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更加关注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产生的影响和需求，推动了金融监管朝着协调安全与促进效率方向发展，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要求进行了理论论证。另一些学者则提出功能性监管理论，认为金融功能的稳定性强于金融机构，促进了多样化和相机性监管机构的诞生。

三、金融监管的研究范式总结

综合上述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金融监管理论的研究范式分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种。

市场失灵范式下，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信息问题是金融监管的主要原因之一，主张通过政府监管披露相关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外部性是金融监管的另一个理论依据，认为银行业存在内在的脆弱性，集中表现为银行挤兑风险和挤兑传播行为，进而使得外部性发生，而基于银行在经济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外部性又极容易引发经济波动，因此，通过金融监管克服外部性，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进而熨平经济波动。金融监管的市场失灵研究范式还涵盖了自然垄断视角、货币公共性和代理视角。

政府失灵范式是研究金融监管的另一个重要视角。其基本观点是，政府干预和经济管制存在弊端，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场失灵。在此基础上，该理论范式重点研究经济管制的获利者、成本承担、管制形式和管制的资源配置效应问题。其中，代表性理论是“管制俘获”理论，认为政府管制存在着“被俘获”现象，导致政府失灵。这一研究范式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监管主体和被监管主体间的互动推动了金融监管，进而产生了一系列对金融监管进行批判的反思性理论。

四、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评价

从本质上说，金融监管是金融领域中政府权力介入的体现。一般而言，市场失灵金融管制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也是金融管制最初兴起时的理论基础，其代表性的理论是公共利益理论。然而，随着政府行为的深入和金融监管的弊端显现，“金融抑制”等现象的产生，使得学界开始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质疑，在此基础上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反思，逐步形成了金融监管的效应理论、金融约束和金融中介理论。因此，金融领域发展实践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的演进。

应该说，金融领域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普遍存在，金融系统的发展毫无疑问已经偏离了金融系统演化路径。由于金融系统的内在脆弱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金融的放任自由是不可取的，金融监管有其必要性。但同时，政府失灵范式下的反思同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该尽量减少不当干预行为，促进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这两种范式实际上存在理论上的互补性，而整个金融监管理论也是朝着互补而非对抗的方向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凯文·多德.竞争与金融[M].丁新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颖.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及问题分析[J].市场周刊,2008.

作者简介：张铮(1987-)，男，重庆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

作者：张铮

金融体系与金融监管分析论文 篇3：

金融监管演进的制度逻辑与中国的选择

摘 要：金融监管的制度演进遵循着特定的发展路径，十八世纪末至今美国金融体系所经历的冲击和变革，以及因此带动的金融监管体制演变，是研究监管制度变迁的重要背景与素材。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看似完善的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受到了空前挑战，也促使新的一轮监管改革全面启动。此轮改革不但重塑了美国国内金融业发展模式和监管体制，还将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持续影响。我国应当从美国金融监管的历次变革中汲取经验教训，适时推动我国监管体制改革以适应金融业发展需要。

关键词：金融监管;改革;金融体系

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是金融体系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反复和持续博弈的结果，博弈在现有制度环境下展开，又推动制度体系本身的演化和推进，其内在规律决定了监管体制的演进方向。基于历史的视角，分析研究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制度继承性和内源性推动因素，将有助于理解监管制度演进规律、驱动机制和约束条件等理论问题。同时，对于金融业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从制度安排和演进路径角度借鉴美国金融监管的经验教训，也有利于前瞻性地构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框架，在兼顾金融深化与发展的同时，提高监管有效性。

一、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形成

(一)美国早期的金融监管形式

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建立始于对银行业的管理，最早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末(1791年)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该银行是美国中央银行的前身和最早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从事代理国库、发行银行券和监管其他商业银行等业务。1811年第一银行执照期满关闭后，美国各州的银行业迅速发展，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约束和英美再次爆发战争，出现了严重的货币流通混乱，美国政府不得不于1817年成立了第二银行以恢复秩序。然而第二银行遭遇了与第一银行相似的命运，20年执照期限届满时也未能获准延期。从1836年第二银行关闭到1864年《国民银行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实际上不再承担对银行业实施监管的责任，美国银行业进入了“单一州原则”下的自由竞争时代。

(二)联邦政府监管制度的确立

美国银行业缺乏监管的自由竞争导致各州银行数量急剧增加，内部竞争不断恶化，出现了许多银行挤兑和破产事件。日益混乱的国内银行业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货币流通并进行银行业监管。1864年国会通过了《国民银行法》，该法要求银行建立最低资本金、法定准备金和贷款标准等制度，同时建立货币监理署对国民银行进行监管。但同时，《国民银行法》采取了自愿监管原则，监管范围仅是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国民银行。在自愿监管原则的限制下，《国民银行法》对银行业的监管并未发挥明显作用，银行业的混乱局面也只是暂时被遏制。

1907年银行危机的爆发几乎使美国信用支付体系全面崩溃，同时也让美国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建立独立机构施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提供支付清算服务以及扮演最后贷款人。1913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该法案直接促成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法案赋予了联邦储备体系监管银行业的职能，标志着联邦政府开始掌握对银行业的监管权，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正式建立。

(三)大危机冲击下的美国金融监管重建

联邦储备体系成立后，美国的金融监管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州银行不愿成为美联储的会员银行，再加上美国财政部的干预，联储在对银行体系的监管中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二十世纪2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相对照的是，联储既缺乏对银行体系的有效监管，又没有对新兴的投资银行业务给予充分重视。监管的疏漏刺激了金融市场的投机、欺诈行为，金融机构想方设法规避监管，并最终导致危机的大爆发。

大危机的破坏性结果迫使美国政府重新构建金融体系，并对金融监管体系做出重大改革。在整个30年代，美国围绕银行业和证券交易先后颁布多项监管法案，成立了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FSL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等金融管理机构，并促成了全国性证券交易监管体系的建立。

(四)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监管制度调整

尽管在大危机后的70多年中，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没有再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国际货币经济体系的调整和金融全球化发展，金融监管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适应性调整。6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的发展和来自欧洲的同业竞争推动美国金融监管目标再次从安全向效率偏移。特别是在80年代之后，美国为了强化市场效率原则，开始着眼于放松管制、清除金融机构重组并购的障碍并积极鼓励竞争，为此还出台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公平竞争法》等重要法律规范。

金融管制的放松为美国金融业带来了高度繁荣，金融业随之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和国际竞争力的标志，但是金融监管的放松也带来了风险的迅速蔓延，银行破产和危机开始袭扰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成为大萧条至当时美国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受到极大的冲击。此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入较为理性改革时期，监管目标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和效率兼顾，即实行审慎监管，将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市场约束和金融机构的自律相结合。

二、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2008年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涵盖了对金融体系全方位的监管，但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严重风险事件却使这种监管体制的致命弱点暴露无遗，曾经被人们广为推崇的美国分散制约式的功能型监管体系在危机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一)重复监管问题

多头监管是美国在危机前监管制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因为监管制度的改进远远慢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在金融混业经营日渐成为主流的背景下，美国依然坚持实行分业监管，这就导致针对同一家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可能存在严重的重叠和错配。有研究表明，一家经营所有金融业务的“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需要接受9家机构的直接监管，而在现实中，对花旗和摩根大通这样的金融集团拥有监管权的机构甚至远远超过了9家。然而重复监管并不意味着有效的风险外部控制，众多的金融监管机构中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拥有监控市场系统性风险所必需的信息与权威，而且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在应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大问题上缺乏必要和有效的协调机制。由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文化的不同，各监管机构在金融机构的业务准入、信息报送要求、风险内控制度、高管资格审查以及并购重组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甚至影响到了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内控的能力。

(二)监管真空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美国金融监管中存在重复监管问题并不意味着对风险的全面覆盖，相反监管权力分散造成许多领域出现监管真空。在传统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下，缺少与金融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新型投资产品和投资实体相适应的监管设计，而这些新事物恰恰是最近20多年来金融市场上最活跃的部分。面对金融市场上的新事物，监管当局既缺乏监管经验，又缺少监管职权，很难掌握风险的具体分布情况和潜在影响，只有在风险自我爆发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现问题的严重程度。直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内仍然没有一个机构明确承担对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对冲基金运作等实施监管的职责，这不能不被认为是导致一连串灾难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

(三)监管理念问题

克林顿政府于1999年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终结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对金融混业经营的长期限制，这表明效率因素再次在美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中占据了相对重要的地位。尽管此后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及《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 Act)等监管法规试图对这种监管目标的倾斜形成中和，但在多种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效率始终占有相对优先的地位，金融审慎监管并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格林斯潘等金融家甚至提出“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同时，美国对金融监管的“分权”偏好也被认为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一些实行金融监管“集权”的欧洲国家则在危机中表现出了更好的应对能力。

三、美国金融监管变革的路径特征

(一)美国监管制度演进中的路径依赖

1.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到，金融监管在美国的制度起点是一种非专业且官方背景较淡的弱势监管体制(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私人股份占比均在70%以上)。在第二银行关闭后，政府和公众对银行业统一监管缺失的容忍维持了近30年时间。即便是在《国民银行法》颁布之后，货币监理署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职权依然十分有限，监管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由被监管者决定的(银行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国民银行体系)。这种有限监管的初始结构虽然维持时间相对较短，但从此后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变迁的进程来看，其对监管制度路径的形成有着深远影响。

2.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推动因素。纵观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历程，十九世纪时隐时现的弱势监管制度与二十一世纪庞大、复杂的金融监管体系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看，制度安排在变迁中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其中必定存在某种具有足够影响力的因素改变了多数个体决策者对自身收益在不同制度路径下的初始预期，并最终打破了原有制度路径的“锁定”状态。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多次重要变革与金融危机事件的相继性和内在的紧密逻辑关系说明，危机在打破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一般路径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且危机越严重危机后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和校正越明显。这一点可以从二十世纪初的银行业危机和30年代的大危机给美国金融监管体制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中得到验证。

1907年银行业危机的爆发直接促成了《联邦储备法》的颁布和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与此前承担银行业监管职能的货币监理署相比，美联储在监管权力、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监管能力获得了明显提高。在30年代大危机后，美国重建的金融监管体系较之危机前更是出现了根本性变革，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既包括事前的风险监测、预防，又涵盖了更加细致的事后救助系统。监管当局基本上实现了对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全面覆盖，金融市场交易也被纳入监管当局的视野。可以说，大危机是推动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力量，大危机后确立的美国金融监管框架在此后70多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历次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监管制度变迁中，美国联邦政府都扮演了推动并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键角色，使监管制度在“突变”中被校正到新的均衡点。但在更为漫长的非危机时期，金融业利益集团在推动自发性制度变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战后美国金融监管不断放松的总体趋势，实际上是在美国金融业利益集团推动下，政府以保持本国金融业竞争力为名义而缓慢进行的“渐变”式的制度变迁过程。

3. 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内在约束。尽管实践证明美国早期的弱势监管制度并不足以有效控制金融风险、不是理想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在历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多次发生重大调整，但这种制度变迁的过程始终没有在美国确立起类似于一些欧洲国家那样强有力的统一监管体制。这说明，在金融危机不断推动监管制度向更有效率模式转变的同时，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内在约束力，各种因素的相互制衡形成了制度变迁的“外部边界”。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传统、行为习惯等“非正式制度约束”会深刻影响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变迁过程，因此，我们也可以从美国文化和政治倾向中找到其独特监管制度变迁路径的成因。一方面，金融市场交易方式和各种金融工具、金融业务的复杂化在客观上推动监管体制必须以更高效、更完整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方式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控制，这必然导致监管方式由“多头”向“统一”转变，监管职权由“分散”向“集中”转变。但另一方面，美国传统文化中对“分权”模式的倾向性以及政治体制中对“集权”部门的谨慎态度又限制了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向统一、集权的模式转变。

(二)金融危机后美国监管改革的趋势

1. 监管改革的新框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从一定程度上说是战后美国金融监管种种问题最终演化的结果。因此，危机后美国政府和监管当局从多个方面对原有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力图重建监管框架以矫正和弥补制度缺陷。

(1)新框架的支柱性内容。从已经公布的内容来看，新的监管框架主要由三大核心内容作为支柱：一是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危机前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并不能适应对具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需要。不同的监管机构只是分割的履行特定的监管职责，缺少对系统性风险的全面、协调监管。奥巴马政府在改革方案中授权美联储监管大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金融控股公司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并通过维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等措施限制高风险投资和高杠杆率交易，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二是强化对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金融危机的发生暴露出美国监管制度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不足，虽然危机发生后政府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力度有所加强，但这种保护仍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新方案强调了金融服务的透明度、简单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同时提出要成立独立的消费金融保护机构(CFPA)，以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不公平和欺诈行为损害;三是强调全面监管理念。鉴于危机前对衍生品市场监管存在严重漏洞，此次改革方案力图体现了“无盲区、无缝隙”的全面监管理念。从金融市场看，方案强调监管对场内场外交易的全面覆盖，强调了对资产支持证券和其他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监管。从金融机构看，方案扩展了监管对象的覆盖范围，将对冲基金和评级机构等纳入监管视野。

(2)新框架的预期效果。奥巴马金融监管新框架对那些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风险点都进行了重新审视和不同程度的修补，其中一些监管理念和措施与危机前相比出现了重大变化，甚至是逆转。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框架，美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希望达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是监管有效性的提升。金融改革法案将一定程度上重塑美国金融体系，“大而不能倒”的难题预期将逐步缓解，过度投机行为也将得到有效遏制。联储权力的增加和现有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也将起到提高监管效率，弥补监管漏洞的积极效果;二是美国的国际金融体系主导者地位得以延续。改革法案中强调了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这对恢复全球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重树美国金融业极度受损的国际声誉有重要作用。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金融监管标准的内容则是美国维护其在全球金融体系“领袖”形象和游戏规则制定者地位的策略。

2. 监管改革的未来走向。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新框架一经面世，金融界就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监管与创新博弈的开始。根据改革方案中的“沃尔克法则”(Volcker Rule)，银行业将回归传统的低风险信贷业务，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允许混合经营的投资银行业务与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也将再次面临被部分拆分的命运，商业银行的规模亦被严格限定于不会危及系统稳定性的范围之内。然而监管改革方案一旦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的“监管套利”空间，为其竞争对手创造发展机遇。因此，即便是在普遍强调和认同监管协作的今天，美国若单方面实施高压的监管改革方案，其金融业的优势地位也难免不受影响。这一预料中的结果势必又将反作用于美国政府，影响其实施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三)美国金融监管变革的制度特征

分析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总体历程和具有关键意义的监管改革可以发现，监管制度演进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其推动力一方面来自于金融业自我发展对制度框架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源于对风险事件治理和市场混乱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制度需求。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路径有如下特征：

1. 监管制度变迁的继承性。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监管制度变迁是缓慢和渐进的。在前文所述的整个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革过程中，除了少数危机背景下发生的制度变革外，监管制度的调整都具有较明显的惯性，总是沿着相对稳定的路径演进发展，制度在具体内容和总体方向上有较明显的继承性。30年代大危机以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处于逐步形成和成熟完善阶段，监管框架几经波折得以确立。但总体来看，大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较为松散的。这虽然与其联邦制的政治制度有密切关系，然而也说明，监管制度的演进和成熟不能一蹴而就，制度演化是多重推动因素长期、反复作用的结果。二战后，美国监管制度总体上由紧至松的变迁同样是在外部竞争、金融创新等众多因素的推动下逐渐完成的。

2. 监管制度变迁的适应性。监管制度变迁的继承性决定了金融监管变革的节奏，变迁的适应性则影响了金融监管变革的方向。在金融监管制度的渐进变迁阶段，变迁的推动因素本身就来自于金融市场发展对外部环境和内部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要求。因此，变迁的结果也体现了监管制度对金融市场发展要求的适应性。30年代大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从无到有，总体上体现了美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同时对风险管理和外部监督有迫切要求。在二战后的60多年间，监管的逐步放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的外部同业竞争压力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冲动的不断膨胀。在金融监管的突变阶段，如大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监管制度的大幅调整更是对危机前监管漏洞的全面修补，使金融监管重新适应控制和管理金融体系风险的要求。

3. 监管制度变迁的周期性。从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监管制度的变迁过程是一个包含了渐变和突变两种不同形式的过程，而突变又经常以与渐变不一致的方向使监管制度回到某个演进的起点，从而使制度变迁表现出周期性的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界普遍倾向于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框架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强化监管举措相比较。从改革方案出台的时机和政策倾向性看，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与30年代美国对金融业管制的加强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周期性的特征颇为明显。从更早的时期来看，美国第一和第二银行成立、关闭及其前后的美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也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我们认为，这里的制度周期性变迁并非简单的倒退和循环，而是制度供给者和需求者在各种推动因素作用下重复博弈的结果。尽管某些监管制度的废立似乎是一种反复和轮回，但金融体系在这场周期性的反复和轮回中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已非“周期”起点可比。

四、对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历次重大变革和金融体系的治乱更替分析说明，监管制度的设置应当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阶段紧密联系，准确把握现实中的障碍和难题才能有的放矢地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制度设置又应当具有前瞻性，对未来的风险演化和制度需求有所了解才能合理安排当前制度，减少制度变迁中的过渡和摩擦成本。尽管中美两国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有很大差异、金融制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未来金融体系的总体规划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金融监管当前面临的问题

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在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中，逐渐形成了监管主体多元化而协调能力明显不足的问题，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服务业的现代化。2000年人民银行牵头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了“一行两会”的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这一机制基本停止运作。2003年12月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指出，“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金融旬会制度和“应对金融危机小组”先后建立，成为发挥金融监管协调的重要组织架构。从实际运行看，现行各层面的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突显了诸如政出多门、监管真空和标准不一致、信息沟通不足等问题。总的来说，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对快速发展并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金融业实施有效监管的要求。

从前瞻性的角度看，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处置能力不足，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框架也远未形成。系统性风险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国尚未经历过自身系统性风险爆发引致的全面金融危机，但金融体系内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不可小觑。在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框架下，既缺乏监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明确主体，又没有针对交叉性金融业务以及跨行业、跨市场、跨境金融风险的有效监测预警机制，使我国的金融安全暴露于系统性风险的威胁之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管理作为管理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手段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宏观审慎管理仍受到监管职责不清、多头管理等因素掣肘，尚无法形成健全的体系并有效运转。

(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思路

第一，应当坚持金融监管的全面性，避免出现监管盲区。在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此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消除监管中的明显漏洞，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覆盖。在我国，监管部门虽然长期以来坚持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协调能力较弱，风险并未被真正实现全面地监测覆盖，诸如金融控股公司等具有综合经营特点的机构仍然无法受到有效监管。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实现对金融风险的有效监控，防止风险在监管视野之外滋生蔓延。

第二，监管体制应当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及时做出合理调整。我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监管制度既不能过严而制约金融业的合理发展，又不能过于放松而纵容风险累积，应当在明确符合金融业发展方向的相关法律框架下，灵活、及时地调整监管规则，以实现监管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步推进，尽可能地降低制度摩擦对金融业发展的阻碍。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性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空间。美国试图通过金融改革方案维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和规则制定者身份，而欧洲国家并不认同来自美国的单边“游戏规则”。同样，我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和多极世界中的重要力量，也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等多种途径参与国际金融业发展和监管规则的制定，从而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创造良好的空间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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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the Choice of China

——Based on the Reflections o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Guo Shuai1 Ma Lingxiao2

(1.China’s Financial Training Center;2.PBC Business Management Department，Beijing 100800)

作者：郭帅 马凌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