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学教育学论文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原创少儿出版;输出【作者单位】刘莺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随着我国国力不断提升，原创出版迎来春天。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大大激发了我国原创出版的活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原创小学教育学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原创小学教育学论文 篇1：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摘 要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12-1915年传播的起步阶段，1916-1926年传播的繁荣阶段，1927-1949年传播的变通阶段。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丰富了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反思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路径为：加强原创，自觉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扩展领域，多维途径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理性思考，批判分析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

关键词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中国;传播;影响

“职业教育”这一名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904年姚文栋所写的《添聘普通教习》一文[1]。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标志着西方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2]。西方职业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特点。通过对当前主流的数字化民国文献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搜集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著作102本，其中，翻译或编译的职业教育学著作23本，约占22.5%。这一系列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和职业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研究者对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鲜有系统、全面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和相关刊物刊载的论文为线索，梳理了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分析其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和职业教育实践的影响，以更好地促进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

一、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此性质决定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建立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的基础之上[3]。清末“西学东渐”的热潮以及实业教育的兴起，直接推动西方职业教育学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主要通过刊发论文，翻译、编译著作等形式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计量分析发现，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征呈倒“U”型。据此，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12-1915年)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政体的嬗变，教育上的革故鼎新势在必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先进性，开始在借鉴、学习的过程中译介西方职业教育思想，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综合来看，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传播动机以宣传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为主。1913年，陆费逵指出：“职业教育，则以一技之长，可谋生活为主……以吾国今日情状言之，人才教育、职业教育，怠较国民教育为尤急。非职业教育兴盛，实业必不能发达，民生必不能富裕。”[4]1914年，徐之澂认为：“普及教育之目的固宜注重国民教育尤宜兼重职业教育......无职业教育则实用之智能未備而生计维艰。”[5]研究者在关注西方职业教育学的过程中意识到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试图在国内宣传西方职业教育学思想。

第二，传播队伍较为分散。这一时期，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者有彭佛初、陆费逵、蒋梦麟、徐之澂、朱景宽、奚若、皕诲、钱智修，每位研究者发表了1篇期刊论文介绍西方职业教育学。1912-1915年，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该时期仍处于传播的起步阶段，尚无研究者对西方职业教育学进行全面介绍和引进。

第三，传播内容集中于简单介绍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概况。根据对“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12-1915)”文献资料的搜索，共检索到42篇文献，其中，有35篇文献简单介绍了美国学堂中各学科，如裁缝科、机械模型科等学科的发展概况，并附相关照片，占比83.3%。此外，1915年《教育杂志》刊发的译自美国柯雷的《职业教育论》及1914年《教育公报》刊发的译自日本佐佐木吉三郎的《小学教育与职业教育》，都对其职业教育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引进内容以介绍职业教育概况为主，并未上升到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

第四，传播方式以杂志为主要载体，并无著作的译介。以1913年彭佛初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的《论中国今日当振兴实业教育》、1915年朱景宽在《教育杂志》两次刊发的《职业教育论》等为代表，不同杂志通过对作者、文章等信息进行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从而使传播内容进入大众视野，促进了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

(二)繁荣阶段(1916-1926年)

1916-1926年，国人翻译或编译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共计15本，约占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在中国传播总量的65.2%，可见，这一时期是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期，表现出以下四方面传播特点。

第一，传播动机注重为职业教育研究服务。从翻译的15本译著来看，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其序中言道：“职业指导在吾国为最新之教育运动，在西洋教育先进国其有系统、有组织、有办法，不正确之研究职业指导是非常危险的，乃编译此书，介绍研究职业指导方法之大概，以供国人更好地研究职业指导。”[6]可见，该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不再单纯致力于职业教育重要性的宣传，更加注重为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服务。

第二，传播队伍逐步壮大。这一阶段，相关学者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团队，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员翻译著作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如表1所示，共有11位研究者翻译或编译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15本，其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邹恩润共译4本著作，占这一时期总译著的26.7%，为该阶段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传播内容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全书十章，分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内容更加丰富详尽，体系更加完备。此外，在1916-1926年间出版的15本译著中，除1本原著国别不详之外，有9本是直接翻译或编译自美国，德国有3本，日本有2本。其中，美国职业教育学著作占这一时期总译著的60%，可见，这一时期研究者们注重对欧美，特別是美国职业教育学的介绍和引进。

第四，传播方式趋向多样。这一时期翻译著作成为传播载体的核心力量，如1917年朱元善编译的《职业教育真义》和1923年邹恩润在斟酌中国具体国情基础上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都是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成果，后者更被学界称之为“研究职业教育最新颖最完全之善本”[7]。此外，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标志着一个以宣传、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的民间团体的诞生，不少受过欧风美雨浸润的职教社成员通过讲演、举行研讨会、翻译著作等，向国人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思想。

(三)变通阶段(1927-1949年)

1927-1949年翻译或编译的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共计8本，约占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在中国传播总数的34.8%，相比上一阶段译本数量有所减少。整体来说，该阶段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表现出以下四方面特点。

第一，传播动机与中国职业教育研究、实践相结合。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职业教育研究的需要进一步契合，如1927年顾树森翻译的《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指出，“供邦人君子研究之参考”[8]。同时，传播注重与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相结合，如1935年，刘钧在翻译德国凯兴斯泰纳的《工作学校要义》时指出：“此书中所阐述的原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今中国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9]。

第二，传播队伍平稳增多。这一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队伍平稳增多，如表1所示，传播者主要有顾树森、赵仰夫、任白涛、刘土木、莫若强、刘钧、尚仲衣、沈光烈，且每位传播者均有1篇译著。

第三，传播内容更注重对中国现状的分析和启示。如沈光烈在《职业指导概论》的序中言道：“职业指导为20世纪之新事业，在我国办理时期前后不过二十年有余......我国除在重庆、成都等地广设职业指导所之外，政府也注重职业指导的发展，实在为我国的一大欣事，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深感相关书籍的缺乏，故译此本著作。”[10]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们开始通过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斟酌及原作的推敲、涵泳、变通来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第四，传播方式仍以期刊论文的发表和著作的译介为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其成立以来，出版了大量关于职业教育学的著作，该社成员如顾树森等致力于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翻译了《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是我国第一本职业教育专业期刊，也是这一时期宣传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主阵地。

二、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七科之学’学术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学术‘地形图’产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塑造作用”[11]，在这一充满阵痛与繁复多歧的转型过程中，启动了西方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中国的传播，职业教育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一)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不仅催化了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创建，也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后发外生型特点，主要表现为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系，侧重于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12]。于中国职业教育学而言，随着延续千余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学式微，西学勃兴，为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契机，西方职业教育学正式引入我国。1916-1926年，国人共翻译或编译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15本，是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繁荣期;1927-1949年，不少译本在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已能结合中国实际做出变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学的特殊性，“尝试突破模仿的态势，探索并推进具有中国生命力的职业教育学研究”[13]。可见，研究者试图站在中国自身的立场上，探究西方职业教育学的适切性，进行更具针对性的思考，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萌生。总之，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如黄炎培、顾树森等有识之士的推动下，“职业教育”这一“东方教育辞典向所未载”的名词，在中国也“嚣嚣于口，洋洋于耳”[14]。

(二)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参考了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职业教育学发展的趋势，开阔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1912-1949年，共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学著作23本，其中，除4本原著国别不详之外，具体为美国9本，德国5本，日本4本，苏联1本，这些译著的引进，极大开拓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的国际视野。如1917年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编译而成的《职业教育真义》，该书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学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使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巧借他山之石，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学。1923年，邹恩润根据美国希尔博士著的《职业教育概论》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中明确指出：“本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家职业教育之名著，并参酌本国实际需要。”[15]虽然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但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新局面”[16]。整体而言，研究者凭借立足现实、放眼世界的全球眼光，在职业教育学的传播过程中，明确使命、正视比较，顺应时代需求，用智慧和行动浇灌、充实中国的职业教育学。

(三)丰富了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

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通过“引进式加工”“原创性发展”的探索，从而不断获得“扎根本土”的质变过程，也正是通过这一质变，丰富了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对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如1918年徐甘棠依据美国教育司长施讷登博士所著《职业教育问题》，参酌中国具体国情编译而成《职业教育》。虽然大部分内容是对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引进、宣传、总结和反思，尚未形成“中国化”轨道，但需要说明的是，引进丰富了研究者对中国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国人自编著作中，研究者模仿、参照西方职业教育学基本理论，努力描述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1937年江恒源、沈光烈所著的《职业教育》中，论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教育的目的、职业教育的范围、职业学校、职业指导等问题，并对今后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概括。总之，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对丰富中国职业教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起到了参照作用。

(四)促进了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

“引入西方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直接目的，便是引导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良性发展”[17]。因此，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在兼蓄西方理论、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开展职业教育实践的改革。1926年，顾树森编译的《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分别论述了职业指导机关与学校之合作、职业指导机关之组织及其事业两编内容，并在序中言道：“其中材料切实而应用，足供我国研究及实施职业指导者参考。”[18]同时，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职业知能测验法》，王文培编译的《青年职业指导》，沈光烈编译的《职业指导概论》等，不仅成为我国施行职业指导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对毕业生择业、就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外，王长平于 1926 年翻译的《实业教育》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19]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研究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过程，不仅停留于学术传播，也注重为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提供指导。

三、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启示

(一)加强原创，自觉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

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之初，受限于我国当时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介绍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确系当务之急，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学人勇于冲破照搬照抄和模仿的窠臼，在融合汇通中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之路。但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不能驻留于此，当前引进、模仿、转变已经不是工作的重心。中国职业教育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才能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

开展中国职业教育学原创性研究，必须做到以下三方面。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形成职业教育学领域“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及科学的思维方法”[21]，自觉更新职业教育学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作为建设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有效资源，整合到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建设中去。其二，继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是中国职业教育学建设的丰富资源及重要参考。加强原创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温故知新，对于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入新的要素，经过整合、深化、融入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内核，进而形塑“自我生成”“生生不已”的中国职业教育学。其三，敢于在全球发出“中国声音”。中国职业教育学人需要“从一种全球性视角出发，站在世界职业教育学已经达到的最高点上，筹划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原创之路。”[22]要勇于在全球性的职业教育学舞台上，以中国的立场、中国的视野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发出“中国声音”，这是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学踏上原创之旅的出发点和着重点。

(二)立足本土，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民国时期，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学“被动补课”[23]的一个过程，“适合本国及本民族特点的职业教育理论构思略显苍白”[24]。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学，首先必须研究本国的职业教育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认识，从而获得学术自主性，因此，新时代必须扎根中国实际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纵观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其输入也有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25]，研究者通过亲身的考察、实践、探索，为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知识的生成积淀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未来职业教育学研究应立足本土，直面中国职业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促使中国职业教育學知识的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着“以问题为中心”转变，构筑扎根本土实践的中国职业教育学。一方面，立足本土，直面鲜活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紧扣时代脉搏，深入中国职业教育实际，敏锐地捕捉其中重要的问题，积极回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并以“问题”为出发点进行反思和理论提炼，使得职业教育学知识体系中具有愈来愈多的“中国性”，增强对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指导。另一方面，加强联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职业教育学是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并适应职业教育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应以服务职业教育实践作为其终极目标。只有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耦合度，才能“通过应用研究向社会证明，中国职业教育学服务中国社会实践的能力和贡献”[26]，才能紧紧围绕中国现实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和理论探讨，创建中国职业教育学。

(三)扩展领域，多维途径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

教育对象等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教育问题产生的影响因素都不会是单一的。“职业教育学也应被看作一个复杂、开放和变化的系统”[27]，应走向开放的多学科研究。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研究者，对职业教育的内涵、目的、范围等基本理论做了简单介绍和研究，促进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的发展，但囿于其传播性、系统性较为有限，导致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单独的、互不关联的知识碎片，难以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因此，要形塑中国职业教育学，就必须在拓展中国职业教育学自身的研究领域，不断加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的多维媒介。其一，扩充中国职业教育学内部分支学科的研究范围，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学、农村职业教育学、比较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教师学等分支学科的壮大。其二，加强跨学科研究。“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学科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门学科要想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协调处理好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28]。于职业教育学而言，尤其应注意加强职业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如职业教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在职业教育学的研究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的职业教育子学科，促进其学科群的不断完善。其三，构建多维一体的传播媒介。在出版相关职业教育学书籍的基础上，适当融合进职业教育期刊、职业教育音像制品以及职业教育类网站等，形成多方位传播途径，“以各类不同媒介的不同功能推动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高效传播”[29]。

(四)理性思考，批判分析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

传播西方职业教育学，应将其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批判地传播。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便打上了“引进”的烙印，但纵观民国时期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其既有对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依附，也有理性认识之后的批判性传播，批判分析在各个阶段的传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推动了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的发展。就此而言，对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来说，做好西方职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工作，有赖于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正本清源，厘清传播内容。对西方职业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形成明确认知，从而将其纳入中国职业教育学的研究之中，才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学中国化。其二，时刻警惕，分析传播心态。要注意西方职业教育学输出时的心态和话语霸权，在引入过程中，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与其进行思想和问题的质问和讨论，在学术争鸣、相互切磋、平等对话中产生适应中国职业教育语境的建设性成果。其三，互补共生，汲取传播精华。中国职业教育学人应塑造强烈的主体意识，秉持有原则、有底线的接受和吸收，自觉汲取西方职业教育学的精华，籍由西方职业教育学的传播实现中西职业教育学的互补共生，从而使西方职业教育学真正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学发展的有效资源，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学自立自强于世界学术之林。

参 考 文 献

[1][7]谢长法.中国职业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95.272.

[2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01(12)：64-69.

[3]侯怀银.教育学“西学东渐”的逻辑探寻——西方教育学在20世纪中国传播的回顾与反思[J].教育研究，2020(8)：40-55.

[4]陆费逵.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J].中华教育界，1914(13)：1-6.

[5]徐之澂.论职业教育与国民生计之关系[J].吴县教育杂志，1914(3)：1-2.

[6]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M].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1923：1.

[8]顾树森，编译.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M].上海：中华书局，1927：2.

[9]凯兴斯泰纳.工作学校要义[M].刘钧，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8.

[10]增田幸一.职业指导概论[M].沈光烈，译.上海：世界书局，1942：1.

[11]侯怀银，王喜旺，李艳莉.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百年求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89-102.

[12]阎凤桥.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制度逻辑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6(11)：46-50.

[13]李艳莉，李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演变[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69-75.

[14]黄炎培.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J].教育杂志，1917(1)：1-9.

[15]侯怀银，李艳莉.昌明教育：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84.

[16]米靖，张燕香.民国职业教育译著及其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发展的影响[J].职业技术教育，2012(12)：70-73.

[17]闫广芬，陈沛酉.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学的求索[J].高等教育研究，2018(10)：55-62.

[18]顾树森，编译.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M].上海：中华书局，1926：2.

[19]利克.实业教育[M].王长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1.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1-342.

[21]徐勇，任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学科、学术与话语——以政治学恢复重建历程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21(2)：165-182+207-208.

[22]侯怀银.中国教育学领域的“接着讲”[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34)：8-11.

[23]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39-340.

[24]唐锡海，肖凤翔.职业教育学中国化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2014(13)：5-9.

[25]侯怀银，郭建斌.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8(6)：59-66.

[26]刘小强.高等教育学学科分析：学科学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7(7)：72-77.

[27]汤晓蒙，刘晖.从“多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高等教育學科的方法论转向[J].教育研究，2014(12)：24-29.

[28]张典兵，张忠华.建国70年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与展望[J].职业技术教育，2019(7)：21-27.

[29]侯怀银，李艳莉.20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研究[J].教育研究，2017(7)：139-148.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a; spread; influence

Author Li Yanl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Li Yan， master of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Shanxi University

作者：李艳莉?李妍

原创小学教育学论文 篇2：

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原创少儿出版输出新路径

【关 键 词】国际中文教育;原创少儿出版;输出

【作者单位】刘莺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随着我国国力不断提升，原创出版迎来春天。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时代发展的关键节点大大激发了我国原创出版的活力。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以及普通大众不断高涨的民族自信心与国家自豪感，使得中文原创出版迈上了新台阶。普通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生活及家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少儿出版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中文原创少儿出版内容主题愈加丰富、故事情节生动有趣，在艺术表现上既呈现明显的中国特色，又不断向国际理念靠拢。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速度与广度大大提升，短短几年间，普通大众对原创少儿图书的认可程度早已今非昔比。

“講好中国故事”是原创少儿出版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而汉语的国际推广也同样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两者都以文化输出为目标，虽身处不同领域，却暗含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语言教学与文化输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文原创少儿出版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丰富的语料;另一方面，出版行业也可借鉴汉语国际推广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为少儿原创图书的输出寻找新的渠道与方式。因而，在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思考原创少儿出版输出新路径，是出版行业值得尝试的新方法。

一、原创少儿出版的繁荣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局限

无论是市场图书还是主题出版，如今的原创少儿出版都呈现覆盖全品类、全年龄段的发展趋势。下至0—3岁的早期启蒙读物，上到13—17岁的青春文学，各种体裁与题材的文学作品都进入了原创少儿出版的视野，不仅作品数量年年递增，出版品质也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随着普通家庭对语言教育理论的认知不断加深，汉语儿童的阅读研究蓬勃兴起，儿童文学对语文教育的帮助、绘本的美育德育作用等关于阅读的影响力边界不断被重新定义，汉语分级阅读的概念也一次次被提起。儿童早期阅读在个体的语言能力、情商教育、智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受到了广泛重视。

相比之下，本应以培养“活”的语言能力为目标的国际中文教育，其教材和教学实践中的局限性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在语言本体的教学上。“针对性、实用性、科学性、趣味性和系统性”等原则要求汉语教材必须围绕语言习得规律进行编排，将“实用性”放在首位，因此文化输入与趣味性只能排在语言要素的学习之后。教材更新换代较慢，教学趣味性不足，忽略语感积累等问题，大多只能通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补充。同时，国际上中文学习的需求增大，国别、年龄、学习目的等因素的影响，都对学习材料提出了更细致的区分要求。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孔子学院的文化推广，使得海外汉语学习呈现低龄化趋势。目前，少儿汉语教材仍以中国编写的教材为主，海外各国的自编教材也开始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国际学校中，甚至可以见到《学汉语分级读物》《好朋友汉语分级读物(青少版)》《中文小书架——汉语分级读物》《我的第一本中文故事书》等儿童汉语分级读物。

对照国内的小学语文教育，“大语文”的说法流行多年，儿童文学的文学艺术价值与教育意义早已被证实。而反观国际中文教育，符合汉语习得规律，同时兼具审美与趣味性的教学语料始终缺乏，利用儿童文学进行教学仍只是汉语教师的个人尝试，其所用素材也大多停留在传统童谣、儿歌、童诗或故事传说等层面，数量庞大且内容优质的原创儿童文学、图画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价值尚未被开发。

少儿出版物，特别是图画书运用到外语教学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精美的图画与生动有趣的故事能更好地激发儿童甚至成人的学习兴趣。第二，少儿出版物中的语法、词汇、汉字的难度与儿童的成长阶段相适应;循环往复的结构不仅能促进语言结构的习得，也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第三，精美的插图更容易彰显和增强文化认同感。这些特点既能弥补国际汉语教学中教材趣味性的不足，也能在培养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的同时，提升其语感，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倘若对原创少儿图书在内容上加以筛选，在语言上进行适当调整，便能够使之成为非常好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料来源以及汉语学习的泛读材料。

二、利用国际中文教育推动原创少儿出版“走出去”的可能性

整体来看，在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我们除了鼓励版权输出，让中国的原创少儿图书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出现在国际市场上，还可以主动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需要，利用国际中文教育推动原创少儿出版“走出去”。

利用国际中文教育推动中文原创少儿图书“走出去”，不仅是对国际汉语教学的补充与帮助，更是对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信任，以及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积极响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与扩大，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已成为必然趋势。出版行业作为文化输出的重要力量，应提早关注这些方面，做好准备。

当下，我国的少儿出版已进入黄金期，不仅得到政府资金的大力扶持，还积极参与国际书展的贸易活动，还有IBBY等机构在不断扩大中国原创少儿图书的国际影响力。我国主题出版风头正盛，以“国际中文教育”“汉语国际推广”为目的，输出中文原创少儿图书是对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通过语言教学，借助孔子学院等海外汉语教学机构，直达潜在客户群体，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输出路径。这些方式，对专业儿童出版机构，特别是拥有大量原创版权、本土作家资源，且能够获得国家政策资金扶持的出版单位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三、利用国际中文教育推动原创少儿出版“走出去”的方法路径

1.打造、升级汉语学习材料

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已证明，儿童文学、图画书确实能够运用到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当中，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理论的指导，完全符合语言教学需求的作品数量有限，因此要把面向国内儿童的少儿出版物直接作为系统的汉语教材并不现实。但通过调整、改造，原创少儿图书依然能够成为很好的汉语学习材料。

(1)定制化的实物输出

有些原创少儿作品，其文本和表现形式十分适合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许多学者及海外汉语教师已经开始关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图画书等在各个年龄段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方式与价值。2015年就有人将《团圆》《荷花回来了》《小石狮》《长坂坡》等带有明显中国文化特质的图画书设计成汉语教学的案例。近年来，随着原创图画书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许多符合语言习得早期阶段需求的作品。2018年由和平出版社出版的原创图画书《别让太阳掉下去》，其中涉及“抬、举、拉”等多个常用动词，以及“起”趋向补语的常用结构就特别适合当作汉语学习的材料。这些图画书通过语言上的循环往复，能够帮助学习者自然习得句式。随着对儿童阅读、儿童语言认知发展研究的增多，国内儿童文学和图画书的文本、画面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其故事内容与表述方式也越来越贴近儿童心理;传统中国文化与图画、文本的融合更加自然，既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又不会因为过分强调文化差异而形成文化障碍。

通过“定制”进一步加工“实物”，使原创作品在海外直接获得市场，或许是图书“走出去”的另一种方式。比如将符合“语言学习”需求的原创少儿出版物根据国别进行分类，组合成套，必要时对文本进行微调，使之在内容与语言难度上更符合海外汉语学习的需求;改变开本、纸张及装帧方式，降低成本，通过相关贸易公司或汉语教学机构输出到对汉语学习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以解决海外华人家庭及汉语爱好者的学习需求。

(2)强势IP的延伸出版

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角度实现少儿出版的“IP延伸”，不仅可以提升IP的影响力，还能从国家语言文化政策上提升IP档次。我国出版企业将强势IP打造成汉语教学的教材，具有先天的优势。比如2013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安徽大学出版了《跟马小跳学汉语》汉语教材，这套教材的主角源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的“马小跳”系列。“马小跳”形象与故事贴近孩子的生活，符合孩子的心理认知发展，在中国市场有着极佳的市场表现。依照这个IP形象编写教材，借鉴儿童文学编写课文，能贴近少年儿童的心理与生活，使语言教材更有趣也更为实用。

2.编订对外汉语分级读物

构建汉语分级阅读体系，编订对外汉语分级读物，也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重要方面。“汉语分级阅读”既源于国内早期阅读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源于国内市场的强烈需求。“分级阅读”在英语教学中由来已久，比较成熟的有“蓝思分级法”“A-Z分级法”等。而“汉语分级阅读”起步较晚，2008年才成立“南方阅读研究中心”。由于汉语与英语在本质属性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汉语分级阅读的研究方法与英语有很大区别，标准制定也更为不易。我国的汉语分级阅读体系面向儿童，带有人文关怀的经验主义气质。虽然有一些国内机构根据“分级阅读”对图书产品进行分类和推广，但其科学性与适用性仍有待检验。而出于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目的，通过语言要素的难度、语言结构习得的先后顺序，给“分级阅读”提供量化标准，理论上虽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实际操作中却充满未知。例如，在作品中充分考虑词汇、语法的难度等级，会不会造成原创作品精髓的丢失?或是在对现有作品文本进行改造时，与作者沟通花费的成本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都需要认真考量。值得期待的是，目前已有机构在尝试联合汉语及汉语教学研究单位，编写面向海外市场的汉语分级读物。

3.跨界合作及多方推进

少儿图书是出版“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输出图书中所占比重较大，追根溯源，少儿读者更容易接受多元文化，因而少儿图书更容易实现“走出去”的目标。通过国际中文教育的渠道，输出中文原版少儿图书，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首先，以辅佐对外汉语教学为目的的中国原创少儿图书的出版与销售，需要专业的少儿出版单位、汉语及汉语教学研究机构、海外汉语教学机构、图书贸易机构的多方合作。例如，要符合作为语言学习材料的要求，就要专业的语言研究机构对语法结构、词汇、汉字的难度等级，以及词汇、语法的复现率等有专业的把控。其次，无论是专业的语言教学或是受到市场调控的图书营销，都要对图书的读者用户进行影响力预估。“国别化”应体现在中文原版图书的输出过程中，无论是文本或主题思想，都应最大限度与目标国家的汉语学习需求，以及该国对汉语文化的接受能力相匹配。图书销售在渠道上需要有前瞻性的细致准备和后续完备的精心运营，因此也少不了专业图书营销团队的介入。更重要的是，依靠“国际汉语教学”渠道推动国内原创少儿图书“走出去”，首先要获得国家官方机构的支持，例如在官方编写的教材里充分借鉴原创儿童文学的内容，并依靠海外汉语教学扩大海外的文化宣传力量等。并且，还要充分发掘海外华人圈子的汉语学习需求，多了解国外市场，尽可能使图书的推广营销方式进一步适应海外市场。

从版权输出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将目光投射在跨界合作过程中碰撞出的火花上。在跨界中互相影响、互相帮助，与不同机构的合作，能使得中文原创少儿图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有的放矢，适应不同国家的本土文化需求，还能使得我们的原创出版更具国际化视野。海外的汉语教学实践证明，用汉语展示学习者能够接受的文化内容，比用汉语直接展示特别的中国文化，更能引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出版行业应重视语言教学中跨文化交际的成果、经验和渠道，让不同文化的读者受众对中文原创出版物的接受程度进一步提高。

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我国近两年来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动原创少儿出版，使得中文原创少儿出版具有了一定的优势：IP运营、融媒体出版、阅读服务等多元思路，使得少儿出版能够运用最先进的出版形式与技术，来满足语言教学中的各种需要。随着国内儿童阅读意识的觉醒，儿童阅读推广方式的成熟，儿童文学的研究越发深入，我们在寄希望于祖国不断壮大、汉语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也应开拓思路，加强跨界合作，为文化输出铺设更广阔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2]吴勇毅. 对外汉语教学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周小兵. 对外汉语教学入门[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4]黄伯荣，廖旭东. 现代汉语(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王鸿滨，樊月美子. 北京国际学校少儿汉语分级读物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6(4)：23-31.

[6]万宇，朱颖华. 汉语儿童阅读分级与西方阅读分级的差异研究[J]. 图书馆杂志，2016(5)：106-111.

[7]周子渊. “图像驱动”与“故事驱动”：少儿绘本出版的双重动力[J]. 编辑之友，2017(11)：20-24.

[8]张维嘉. 对外汉语教材如何打造特色主题出版：以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为例[J]. 出版与印刷，2020(2)：40-43.

[9]邵滨，富聪. 世界少儿汉语教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 汉语学习，2020(5)：67-77.

[10]石梦. 对外汉语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以《中文小书架》为例[D].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2016.

[11]么爽. 基于四套读物的儿童对外汉语分级读物考察[D]. 烟台：烟台大学，2017.

[12]赵静. 少儿对外汉语教材《跟马小跳学汉语》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4.

[13]王少怡. 中国本土图画书在格鲁吉亚汉语的教学应用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5

[14]朱璐. 中國童文学图书“走出去”的障碍与主要策略[D]. 南宁：广西大学，2011.

[15]郝乔丽. 我国少儿类图书“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14.

作者：刘莺倩

原创小学教育学论文 篇3：

“ 整本书阅读”：开启阅读经典的钥匙

读完名著、读懂名著、爱上名著的全套方法成果显著、直接有效、高屋建瓴的阅读策略助力师生理解“整本书阅读”新理念引导师生学会“整本书阅读”新方法倡导“跨媒介阅读”、多维度理解文本提供“整本书阅读”全套解决策略

“整本书阅读”丛书高度落实核心素养要求，为小学到高中的师生提供整本书阅读教与学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整本书阅读”丛书每本书均关注一本重点推荐阅读名著，通过作品概观、整体梳理和深入探究三大部分，全景展示名著的版本流变、跨媒介阅读、文学地位、各层级阅读任务单和拓展阅读。教师上课直接用，学生课后直接学。

作者简介

吴欣歆，教育学博士，北京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李怀源，北京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特级教师，齐鲁名师。北京师范大学在读教育博士。叶圣陶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中国教育报“2015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舒芳，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教研员，北京市朝阳区阅读项目负责人。致力于区域阅读课程建设多年，荣获2018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称号。所授整本书阅读课例荣获北京市“京教杯”一等奖。

相信童话的世界都是真的

推荐理由

“来了·小花城”原创儿童文学书系是一套聚集海内外新锐作家、开放式的全新原创儿童文学丛书。丛书旨在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展示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新成果、新气象、新高度，力求以主题原创推动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立足于自身已具有雄厚基础的原创文学领域，主攻原创儿童文学板块，并将延续花城一直以来的名家精品图书战略。

丛书由著名童书策划人孙建江统筹主编，第二辑汇集了邹凡凡、万修芬、周静、小河丁丁、王路等六位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业界大咖高洪波、海飞、金波、张之路倾情力荐。

作者简介

“来了·小花城”原创儿童文学书系第二辑聚集了外籍新锐作家邹凡凡，具有网络文学创作背景的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王路，新晋儿童文学作家万修芬、黄晓艳以及成名已久的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周静、小河丁丁六位作家。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曾获“台湾牧笛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奖项。

内容简介

“来了·小花城”原创儿童文学书系第二辑的6 部作品确实是特色各异，亮点纷呈。

周静的《粉墙黛瓦，大屋人家》，以一组人物来烘托“瘸婆”这个形象，展现了平凡生命的坚韧和善良。小河丁丁的《蔷薇岗的小麂子》，讲述了一个奇妙的学堂，有神秘的老师，吵吵闹闹其乐融融的蔷薇岗。万修芬的《收集名字的小孩》，想象丰富奇特，情节曲折生动。收集名字的过程，就是与外部世界奇妙关联的过程，就是女孩成长的过程。王路的《穿越烽火时空》是一部网络穿越元素与厚重抗战历史结合的红色题材作品。重返残酷战争岁月，呼唤和平，珍视和平。邹凡凡的《又忧伤又美好》，那触动心灵的文字，充满着忧伤和美好的青春描述。是女生的故事，是青春的故事，也是成长的故事。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

黄晓艳的《鲸鱼之城》，像水滴一样的童话，由日常生活灵感汇集而成，就是一部极具新颖的日常生活的灵感指南，这是贴近我们日新月异现代生活的城市童话，也是撫慰我们奔波忙碌疲惫生活的心灵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