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比较热点且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安全问题，安全困境问题是国际安全问题难以回避的重点问题，研究国际安全背景下安全困境产生及演变显然对于国际整体安全的建构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篇1：

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关键词] 和谐世界;中国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摘 要] 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理念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追求什么样理想的国际秩序?二是崛起的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将理想的国际秩序变为现实?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但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规划了战略方向，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方向和与中国崛起紧密相关的研究问题。前者包括安全观念变化、国际安全制度/规范、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关系、国家间互信合作等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中国如何缓解崛起困境以及中国如何借助发展优势推动地区/全球的共同发展。要完成这些研究任务，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人员需要更加注重经验问题的研究，并且逐步加强与政策研究人员、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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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胡锦涛主席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后，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和积极回应。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出现了研究“和谐世界”的热潮，涌现出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探讨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意义;二是讨论如何落实和谐世界理念的相应主张，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讨论如何落实相应主张时，有学者提出，“和谐世界概念很好……但要形成理论，特别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难度较大。”

笔者以为，要克服“和谐世界”形成指导性理论的困难，首先需要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深入研究这一思想主张背后的学理问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论证和谐世界理念必要性和正确性的层面。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好地为丰富和落实和谐思想奠定学理基础。本文将沿着这一线索展开，集中探讨和谐世界理念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出了哪些重要问题。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

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具体包括四点内容：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二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三是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四是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概括而言，和谐世界理念包括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和谐世界的具体含义和实现途径;二是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建设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理念认为，和谐世界的核心特征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具体而言，首先，和谐世界意味着共同安全，而实现共同安全的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更新安全观念，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强化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的重要地位;三是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其次，和谐世界意味着共同繁荣。实现共同繁荣的主要方法是加快发展，以消除全球安全威胁的根源，同时要建立合理的贸易、金融、能源体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要担负更大的责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要联合起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再次，和谐世界意味着相互包容。要实现相互包容，各国就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中国能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一是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二是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尽自己所能为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简而言之，和谐世界理念回答了两个问题，中国追求什么样理想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将理想的国际秩序变为现实?两者紧密相连，相互补充，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有机整体，其核心主线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这集中反映了崛起进程中中国的总体对外战略和建设国际秩序的理想目标。

二、和谐世界理念引发的学理问题

和谐世界理念中不少有关理想国际秩序的论述都涉及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还是国际关系

学术界尚未充分重视但却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但有助于和谐世界思想的深化，而且可能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整体水平的进步。

1.安全观念变化与国际安全。冷战结束后，观念因素的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仅仅关注观念的作用，主要探讨不同观念对安全战略、安全合作的影响，观念发挥作用的方式等，普遍忽略了有关观念变化的研究。而和谐世界思想恰恰提出，实现共同安全要改变安全观念，放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随之而来的学理问题就是，国家安全观念变化的动力是什么?新的安全观念如何能取代既有的安全观念?如果像建构主义主张的那样，国家之间共享的观念已经内化，改变了国家的利益偏好，这样的观念还能否发生变化?为什么同一地区有些国家之间能够逐步确立有助于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而另外一些国家之间却难以确立同样的安全观念?有助于安全合作的观念确立后能否为不利于安全合作的观念再次取代?如果刻意推动安全观念变化，是否会引发更为激烈的冲突?不难看出，要推动安全观念变化，实现共同安全，研究人员必须要从学理上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尤其要说明安全观念变化的动力。

2.国际安全制度与国际安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制度发挥作用的方式、条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就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关系与新现实主义展开了近10年的学术辩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注重的是国际经济制度，而对国际安全制度的作用关注不够，对不同国际制度的效力差异和变迁动力也缺乏研究。和谐世界理念强调，通过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实现共同安全。这就对现有的制度研究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比如安全领域的国际制度和经济领域的国际制度发挥效力的条件和方式是否相同?为什么有的安全制度行之有效逐步强化，而有的形同虚设逐步失去作用?强化集体安全制度的效力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具体的途径和措施是什么?如果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哪里?目前，新自由主义尚无法证明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可以完全脱离美国霸权的支撑而单独发挥作用。如果国际经济领域的制度尚且如此，国际安全制度是否更需要大国实力的支撑?简而言之，研究人员要清楚地说明强化国际安全制度的途径有哪些以及为什么这些途径能够发挥作用。

3.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和谐世界理念明确提出，推动国家发展有助于消除全球安全威胁。不过，目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威胁之间的关系关注不多，因此更需要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相关的研究问题。比如，国家发展对消除不同类型的全球安全威胁效力是否相同?如果不同，更有助于消除哪些安全威胁?经济发展除了能够消除安全威胁外，是否也能够造成安全威胁?如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可能加剧水资源、全球变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社会发展变化可能给国家安全政策、国际安全合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国际移民改变国家的人口结构之后是否会弱化国家认同，从而造成国家对外决策中面临更大的社会分歧?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后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能否促使一国的安全政策更加内向?因为老年人更希望生活稳定，而不大在意国家国际地位的变化。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拓宽研究的视野，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与国际安全之间的联系，深入研究原本认为可能与国际安全毫不相干的经济社会发展因素产生的重要影响，这样才能丰富充实和谐世界的思想内容。

4.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和谐思想强调国家之间相互包容，要消除国家之间的隔阂和疑虑。如何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是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用学术概念表述就是如何克服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是中国研究人员也有不少可以进一步挖掘和探讨的问题。比如，经济时代发展变化(如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是否有助于国家求同存异消除隔阂?如果可以，其中理论逻辑何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因素可能增大或消除国家之间的疑虑?比如，两个老龄化国家之间是否更容易消除彼此安全上的疑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是否存在类似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欧美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成果，提出更富有中国思想特色的思考解决方案。如果能够从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中找到普适性的解决方案，那么和谐世界理念将更有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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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崛起引发的学理问题

和谐世界理念是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看待未来国际秩序的主张。崛起的中国必然要融入这样的世界，更要为建设和谐世界付出努力，做出贡献。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既推动国际秩序的积极变化，同时又能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这是中国学者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其中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重要问题。

1.如何缓解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是大国在实力迅速上升阶段面临的对外决策困境，其核心含义是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必然逐步扩展，另一方面扩展影响力必然会遭遇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体系主导国家、周边强国的牵制，一旦把握不好外部压力可能打破大国的崛起进程，于是崛起国家在对外决策中会面临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如何有效走出崛起困境是崛起大国必须解决的大战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尽管和谐世界理念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妨碍其他国家，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面临的外部压力逐步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步增大。因此，研究人员必须重视与缓解崛起困境相关的一系列研究问题，比如崛起困境同安全困境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困难当中哪些属于安全困境的范畴，哪些属于崛起困境的范畴?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哪些当前的外交困难?其基本原理是什么?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崛起困境的强度?不同的崛起战略选择对缓解崛起困境到底有何影响?中国为了缓解外部压力，应当增强还是减少战略透明度?应当坚持还是放弃不结盟战略?应当承担还是放弃一定的领导责任?简单地讲，如果研究人员能够从学理上清楚说明上述问题，必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外交实践的战略效果，才能使中国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如何利用本国的发展优势?和谐世界理念提出，要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和平，带动国家之间的共同发展。事实上，这一思想在中国外交的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中国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正是由于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中日韩与东盟(10+3)和中国同东盟(10+1)等地区经济合作安排才能得以发展壮大，有效地维护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促进了东盟国家和整个区域的经济复苏。但是，2005年后，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地区合作面临越来越多的牵制，突出的表现就是东亚峰会(10+6)的出现，究其核心原因在于相关国家担心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直至最终完全主导东亚合作。现实的外交困难不但为落实和谐世界理念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包括当前中国是继续主动推进10+3合作还是兼顾10+3和10+6合作?中日合作是否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如果是，中国需采取哪些政策推动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如果不是，其原因何在?东亚合作能否成为中国塑造周边秩序的战略选择?如果可以，那么中国如何利用经济发展优势推动地区合作，带动东亚地区整体崛起?以经济合作为主的东亚合作如何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深化?这种战略选择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国家营造周边秩序的选择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这些战略成败的条件和基本原理是什么?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优势会对中国以发展推动地区秩序建设产生怎样的影响?中美共治模式能否适用于东亚合作?过去10年中国参与东亚合作的实践为落实和谐世界提出的以自身发展推动共同发展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也提出了不少新的实际困难和理论困惑，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开创东亚合作新的辉煌，为和谐世界理念提供更具说服力的经验支撑。 

四、结 论

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不但为中国未来的对外政策规划了战略方向，同时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指出了深入研究的理论方向，提出了与中国崛起紧密相关的研究问题。前者具体包括安全观念变化的研究、国际安全制度/规范的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安全关系的研究、国家间互信合作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包括中国如何缓解崛起困境以及中国如何转化发展优势推动地区/全球的共同发展。如能在这些研究方向和研究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将为丰富和贯彻和谐世界思想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和学理基础。

不过，应当承认要完成好这些重要的理论课题并非一件易事，需要研究人员超越只重视诠释国家政策，而忽视相关学理研究的思维模式，需要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政策研究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的艰苦努力和通力合作，最终将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有机结合起来。首先，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应当更加注重经验问题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国外交实际困难背后的理论困惑。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可能具有普适性，但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一定是有祖国的。本国面临的对外战略问题通常是强国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研究的重点，也是推进其理论建设的重要动力之一。20世纪90年代，时殷弘、阎学通等学者率先研究中国崛起问题，为我们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年轻一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应当自觉地学习前辈的成功经验，将自己的学理研究同经验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不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更有可能做出世界承认的理论贡献。因为没有经验问题的理论研究必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员应与政策研究人员多沟通、多交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年轻学子对理论研究的兴趣日益浓厚，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事情。但是，在理论热潮的背后，也出现了轻视政策研究的倾向，认为政策研究缺乏学理性和专业性。同时，政策研究人员对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也缺乏应有的兴趣，凭借经验和直觉进行研究仍是年青一代从事政策研究的主要方法。因此，有必要促进高校和政策研究人员的交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开展联合研究。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高校研究人员可以发挥基础理论优势，政策研究人员则可以突出熟悉事实、政策敏感的长处，相互取长补短，拓宽思路，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政策研究人员还可以担当政府决策部门同高校研究人员的桥梁，将外交前线的困惑传递给理论研究人员，同时将理论研究人员的思考转化为政策思路影响对外决策者。长此以往，高校理论研究人员、政策研究人员和政府决策部门将逐步融为一体，不但有助于提高政策研究水平和决策能力，而且将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整体水平的提高提供强大的动力。

The Idea of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ese Studies 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Xuef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harmonious world; the rise of China;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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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蔚然]

作者：孙学峰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篇2：

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困境理论研究

摘 要：当前，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比较热点且常态化的话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安全问题，安全困境问题是国际安全问题难以回避的重点问题，研究国际安全背景下安全困境产生及演变显然对于国际整体安全的建构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从常规以及核武威慑视野下来剖析国际安全困境问题，并通过历史维度下的安全困境形势来承古鉴今，维持国际均势背景下的整体性安全是当前国际安全的首要任务，基于复杂国际形势研究安全困境可有效降低国际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影响，确保国际军控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提升常规安全和核威慑条件下的国际安全。

关键词：安全困境;国际安全;国际军控;常规安全;核武器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虽然趋向于整体和平的态势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际的整体性安全，安全困境依然是制约全球发展的瓶颈问题，在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对于国际平稳高效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鉴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安全困境理论的研究，仍然是当前乃至将来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焦点，对于丰富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只有保障国际整体环境的稳定，国际经济以及其他的国际领域的发展才能够实现，对于塑造新时期的均势格局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正是基于此形势而展开研究国际安全困境，旨在通过对国际安全困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来思考国际关系的发展。

一、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背景及演变

安全困境是基于两国之间或者多国之间的军事实力的不对等，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导致每个国家都想通过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感，而当一国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来提高本国的安全时，另外的国家就会感觉到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被感觉到受到了安全威胁的国家也会针锋相对地发展本国军事实力(军备)，而这种安全策略在发展自身军事实力的国家看来又是一种新的威胁，因此也会继续发展军事实力，从而陷入一种循环往复的安全恐惧之中。

1.安全困境产生的历史渊源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间的安全恐惧，也称为“霍布斯恐惧”，即在世界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生存得不到基本保障，而对于他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只能依据他国的军事实力而无法依据其对外宣示，因此就形成了这种相互不信任感。在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条件下，双方缺乏互信是正常情况。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假设对方是有敌意的，于是就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

一般来说，存在安全利益冲突的大国，其军事实力越接近，双方间的安全困境就会越严重，相互采取对抗性政策的可能就越大。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之间保持高度的战略互信，那么就不会发生安全困境，由于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不可能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度，只要涉及国家利益，就不可能实现战略的高度一致，国家利益是驱使国家外交乃至国防的敏感性的动态的变化。

2.安全困境产生的条件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互动双方的目标都只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2)双方都无法确定对方的意图;(3)双方都采取了增强自身安全实力的行为。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不具备就不会存在安全困境。双方只有增强实力和保持现状两种策略选择，这两种战略模式符合纳什均衡理论，也就是博弈收益的选择问题，双方都想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双方都取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有一方获得最大收益就意味着另外一方必须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彼此为了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都会希望通过增强自身的实力来消除由于对方增强了整体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安全恐惧。

第一次世界大战划分的两大对抗的阵营是安全困境的白热化的表现，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较量，虽然说表面上一战是两大阵营的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而爆发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是究其本质却是安全困境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两大阵营的国家为了寻求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而引发的一种变相的实力的竞争。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随着二战的结束，以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的冷战，其实质就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在两大集团对抗的过程中产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两大集团针锋相对地进行军备竞赛，尤其是核武器方面的竞争，形成了新的两极格局，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同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

冷战的出现是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较量，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不确定性的存在导致两大阵营在竞相发展各种军备竞赛以及其他方面的竞赛以确保本阵营的国家安全得以保证，而两大阵营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太低，一个阵营发展自身的实力提高了本阵营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阵营就会针锋相对地发展促进本阵营军事实力的战略策略，而发展了军备的阵营又会觉得自身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来自另外一阵营的威胁，又大力发展军备，如此循环往复，安全困境的危险系数就会越来越高，相互采取战略威慑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常规的安全困境

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所涉及的范畴是基于发展传统军事装备的形式，是相对于非常态化的军事发展模式，往往像这种军事实力的提升而导致的安全困境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同时这种传统的常规的安全困境很难继续升级，影响范围比较小，影响程度主要集中在局部地区。

1.基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局部的安全是相对于整体上的地区程度而言的，它所波及的地区范围有限，影響程度也不是很大。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事实上就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在当时来说参加的人数之多，地域也波及整个古希腊地区，算得上是当时的“世界大战”，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它只能说是局部的，因此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只能是局部的安全困境。另外一方面，从军事实力的角度来看，由于当时的整体军事发展的工艺水平并不高，基本都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局部的安全困境体现了一种界定威胁程度的大小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更体现了常规化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体系之下衍生出的国际安全困境的各种协调的国际秩序对于消除当时的安全困境是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的，在当时来说这种体系只能说是一种安全威慑。虽然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且战争规模波及古希腊地区，但是作为一种战略威慑的成分表现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军备竞赛，两大阵营的意图很明显，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少，因此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都属于局部的安全困境。

到了十九世纪，均势体系的形成使得安全困境相对来说变得趋于稳定，各国之间的威胁变得均衡，谁也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对方，开辟了协商对话的机制，极大地降低了彼此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以优先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稳定彼此局势的出发点。在均势体系理论的作用下，欧洲各国的整体实力都维持在一个均衡的水平下，这就意味着在这种均势模式下，谁也没有具备威胁他国的实力，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制衡。在现实主义学派的思维方式下来考虑均势体系是一种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体的一种安全困境学说，是稳定程度比较高的状态，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一稳定的国际体系能够使国际关系体系暂时摆脱国际安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被强化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强。

2.基于整体性的安全困境

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是属于全球范围的一种安全对抗的形式，是相对于局部安全困境而言的，从程度上来说，整体性的安全困境所带来的影响要比局部的安全困境大得多，对抗性的行动也要更加明显，在无政府状态下整体性的安全困境会表现出一种无序性。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就是整體性的安全困境的表现形式，两大阵营的军事实力的竞赛都是在公开化的环境中进行的，而且都是首先通过发展彼此阵营的军备开始的。安全困境的发生首先导致的是彼此间的军事实力的竞争，是国家之间国防力量的较量，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领域所采取的策略会对对方的安全保障形成一种威慑的作用，从而加剧两大阵营或者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的风险系数升高，其中由于两国或者两大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很高，因此导致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纵观一战和二战，安全困境都呈现一种上升的态势，两者的相似度也是比较高的，在现实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困境一旦升级就会引发战争，现实主义学派认为战争是自然的且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的。当代现实主义者倾向于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就会按照霍布斯的界定被比作“自然状态”。在他最有名的著作《利维坦》中霍布斯提出，只要人们生活在缺少公共权力使大家均有所畏惧的状态中，他们便处于战争的条件下。两次世界大战从军备竞赛的白热化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侧面说明了安全困境从发生到战争的爆发所经历的时间是比较短促的。在众多的国际关系流派中，现实主义所秉承的安全困境理论一直备受争议，各种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安全困境的现实存在性是毋庸置疑的。

到了冷战期间，虽然呈现剑拔弩张的态势，但是总体上仍然保持在可控的范畴维度，彼此双方的核武整体实力水平大体相当，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只能采取核武威慑战略而不敢真正意义上的使用核武。同时正是在核武威慑的背景下才使得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得以幸免，这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冷战期间的安全困境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军事实力的激烈对抗所致，但是维持这样一种格局的存在而没有爆发战争正是核武威慑使然。

三、核武威慑下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从古代延续至今的影响模式的转变，标志着安全困境从单一的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影响模式，安全困境所发生的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世界局势的云谲波诡以及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

1.冷战背景下核武安全困境

在冷战的背景下，由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的迥异而使得安全困境这一情形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自从核武问世以来安全困境总体上变得白热化，不可控的因素变得越来越多。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标志着核时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人类拥有毁灭自身的力量。“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指出，拥有核武器可以迅速扩大一个国家的实力：核时代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的变化，可以史无前例地改变均衡格局。一国拥有核武器之举，会比以往占领任何领土更深刻地改变势力均衡。”

由于拥核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的进一步升级，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者提出了国际军控的模型，试图通过国际军控这一手段来消除核武所导致的安全困境难题，从而降低拥核阵营之间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程度。核武的出现使得安全困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确定性因素进一步加强，但是同时由于在核时代的背景下博弈的双方必须得考虑使用核武进行战略威慑的代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于核武威慑的安全困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于彼此疯狂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白热化的安全困境。

2.新时期的安全困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冷战的正式结束，但是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世界不存在所谓的核武威胁以及新时期的安全困境。众所周知，安全困境始终如梦魇一样伴随着世界的发展，只要世界仍然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就永远不可能消失。同时只要涉及国家之间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就会永远存在一种安全恐惧，这种安全恐惧是来自对对方发展战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如果不具备应有的战略互信，那么安全困境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17年2月开始的萨德事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演化升级，美国导演的萨德事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亚太地区的整体安全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新时期的安全困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演化而成的，新时期具有新的内涵。在世界各国提倡的核不扩散机制本身主要是核大国为了维护核武器垄断利益并维护国际安全这两重目的而倡议并创设的，所谓的国际反核扩散基本价值观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认可。

萨德事件是新时代下安全困境的一种新型模式，因为这是局部安全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影响亚太地区整体安全进程的一颗定时炸弹。韩国政府部署萨德导弹无疑是对亚太局势的一种挑衅，中俄两国在对待萨德导弹的事件中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都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以应对韩国的安全威胁。毋庸置疑，此次事件是对国际整体安全的一种挑战，加剧了局部地区的安全困境的可能性，是激发一系列局部冲突的导火索。

四、安全困境下的启示

1.安全困境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战略性对话

安全困境的发生必然会加剧彼此之间的紧张局势，而在紧张的局势的条件下，各国就会寻求一条通过安全对话的交流机制，从根本上降低安全困境所导致的紧张局势，通过彼此间的安全对话消除由于不确定性因素作用而加深的安全困境，从根本上提高彼此间的战略互信，为树立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共同努力，避免国家之间的进一步对抗。

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只能够降低而不能完全地消除，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通过加强国际社会之间的交流对话机制，才能弥补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力量的彼此制约，双方力量大致均衡，处于互为威胁状态，是控制整体局势稳定的重要前提，而且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军控谈判能够使彼此达成一种妥协，有利于促进整体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2.安全困境从总体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进步

作为首要的安全困境前沿的军事工業体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军事工业的发展，提高国际社会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达到从根本上促进世界和平的基本目的，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的丰富内涵，提高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水平，扩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范式。

世界军事工业体系的发展离不开外部环境的促进作用，只有把握住整个发展的度的问题才能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安全，积极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1]楚树龙，荣予.美国政府和政治[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法]蒂埃里·布鲁克文.精英的特权[M].海口：海南大学出版社，2012.

[3]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唐静松，曹荣.大国阴谋[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11.

[5]刘卿.国际军控理论与实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6]韦民.小国与国际安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程晓勇.国际核危机及其管理——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8]高望来.核时代的战略博弈——核门槛国家与美国防扩散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

[9][美]卡伦·明斯特，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10][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作者：颜青 郑克岭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论文 篇3：

对国际机制发展的重新评估以权力和制度相结合为视角

摘要：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自助行为是权力相互竞争的产物，而和平稳定有序的国际秩序则来源于权力和制度的共同作用，国际机制就是为适应权力的合理分配而设计的国家间竞争合作的制度化安排。运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关国际机制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可以从权力和制度相结合的角度来评析国际机制的运行和发展。

关键词：国际机制;权力;制度

文献标识码：A

众所周知，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吸收了现实主义的所谓“处于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国际体系”的观点，采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断加强的现实情况的深入细致研究，适时地提出了国际机制理论。1983年斯蒂芬·克莱斯纳主编出版了《国际机制》一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国际机制的主要内容、基本特点和不同流派的观点。其核心内容是：改变国际利益的狭隘观念，主张以合作互利的长远利益代替争夺权力的跟前利益;国际机制并不意味着主权的转移或放弃，而只强调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采取一致行动;国际机制为国际关系角色同时提供机遇和限制。自此以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中国际机制理论日益明显地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但是，笔者认为，基于国际关系历史和现实，所谓国际无政府自助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权力和秩序的产物，和平稳定的国际社会来源于权力与制度的合力作用，而不是制度的单一规制作用。

一、国际机制理论的渊源与发展

国际机制理论源于国际间合作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相互依存理论的产生而逐步兴起。1975年，英国人约翰·鲁杰首先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了国际机制的概念，1977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正式运用国际机制的概念来研究相关国际问题。随之而来，国际关系理论界掀起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在1983年《国际组织》杂志召集的关于国际机制的研讨会上，斯蒂芬·克莱斯纳综合了不同意见，将国际机制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由行为体的期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这一定义在当时比较流行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权威性。

但是随着对于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克莱斯纳的定义逐渐受到许多学界专家的批评。比如，罗伯特·基欧汉将机制扩展为国际制度，认为“国际制度是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含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他将国际机制界定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专门成套规则的制度”。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机制是“对社会行为的期望与可接受形式的有原则的、共享的理解”。即国际合作与稳定来源于行为者对国际机制作用的共同理解和期望，强调国家对共享社会观念的认知，认为国际社会是人类观念实践的产物，观念决定着国际关系状态。将国际机制理论用于研究具体的国际问题时，就出现了方法和范式互不相同的结论。一方面，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相关问题时，权力、霸权、均势、博弈和相对利益等因素显得相当重要，国际机制仅被看做是一种在权力支配下的制度性安排;另一方面，在研究国际经济领域问题时，交易成本、信息费用、边际效应、不确定性和绝对利益等因素的作用日益突出。

而对于国内的学术界而言，大多数学者一方面接受了斯蒂芬·克莱斯纳对国际机制的定义，同时也采用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权力和制度的关系。比如，我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一书对国际机制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将“机制”译为“规则”。而王杰在其所著的《国际机制论》一书中也声称：“尽管其他学者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努力，他们的解释也确实有助于深化认识，但这些思路并没有从原则上超越克莱斯纳所总结的定义，也难以取代其地位。总体而言，他的定义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是有关国际机制讨论的基础。”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介绍和分析，本文认为国际机制的研究应采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对其分析当中的有益观点，如果只从一个角度来研究制度与权力的关系，则会缺乏客观性和合理性。因为国际社会是由自助性国际体系构成的，国家利益既有相对利益，又包括绝对利益，主权仍然是国家最基本的利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机制是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关系发展变化的客观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具有促进国际合作、减少权力竞争和冲突的意义。

二、国际机制的制度演变与权力态势变化

从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国家一直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者，而权力均衡结构是维持世界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国际制度能够体现权力结构分布态势，并随权力结构变化而不断改变。任何一种政治经济秩序安排要想发挥实际作用，就必须处于某种权力均衡的整体结构之下。

1640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形成之初，当时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就已经将“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原则。法国首相黎塞留为实现称霸欧洲大陆的野心率先依据权力制衡的观念将追求“国家利益至上”作为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原则，从而颠覆了欧洲中世纪在地区和国际事务当中起支配主导作用的宗教与道德的普世原则，使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逐步以“权力均衡”的观念来自觉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现存地区秩序。正是在这种政策观念的调控支配下，虽然各种战争仍然频繁发生，如几次英荷战争、北方战争、俄土战争等，但从整体上说欧洲大陆确实保持了100多年大体上的均势和平，这被学术界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一世独霸全欧洲的“雄心”一度打破了欧洲的原有均势格局，寻求建立以法国为主导的大陆体系，但在大国权力均衡思想和正统封建王朝秩序思想意识的影响下，欧洲其他国家不愿法国势力独大而对其自身利益造成威胁，便组建反法联盟与法国对抗并最终击败法国。而战后的欧洲则继续以权力均衡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追求目的，依靠“正统至上”和“补偿”的原则进行“欧洲协调”，构建了维也纳体系。相应地，这时的国际关系开始出现了大国协调的机制——“联盟外交”，即大国之间为谋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基于相互之间利益的共通性在军事、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作出协调整合以共同应对联盟外敌手。这种机制确实在当时对于维护该地区的国家安全与和平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缓冲和辅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并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德国于1871年统一之后，首相俾斯麦以“结盟外交”机制取代了以联盟外交为主的欧洲协调机制，企

图以新的外交手段来维护新兴德国的利益。而这也标志着欧洲协调的“正统”原则被“现实政治”势力均衡原则所取代。俾斯麦建立起的结盟体系(三皇同盟、三国同盟)进一步修正了维也纳体系对地区格局所做出的安排，使得欧洲大陆的权力均衡态势日渐缺少协调的因素，大国间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矛盾日益显露。这样的情况不可避免地使欧洲逐渐出现了以英法为首的老牌帝国主义集团和以德国为首的新兴帝国主义集团这两大军事政治同盟的对抗争斗局面，最终导致了一战的不可避免的爆发。从这些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关系的权力均衡态势必须依据某种协调机制对其制约以起到润滑和缓和的作用，否则任其自由发展则极有可能导致致命性的后果。

而在一战后建立起的新的均势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则明显在吸取以前制度安排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重新逐步重视大国间的协调机制的改进和完善。很明显的表现就是以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为标志，对大国间的权力均衡视为战争爆发的根源而予以否定排斥，取代它的是以大国充分协调合作以实现“集体安全”的国际联盟。但是，令这些新的“秩序”设计者没有料想到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的自助状态的严酷现实，使得“集体安全”这种人为主观构建的预防消除战争的国际机制，在其丧失国家间权力相互制衡的条件下，逐渐演变成大国在外交实践中推行绥靖政策的手段和工具(“慕尼黑阴谋”，“不承认主义”)，并使相关国家(英、法)陷入了难以逃避的集体安全困境，再加上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最终导致法西斯势力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沉痛的历史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不深刻地体现出国际关系的协调机制的正常运作必须要有权力均衡来予以保证，也就是只有在“均衡”与“协调”的双重合力的作用下，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国际社会的和平。

正是抱有这样一种信念，二战后，战胜国建立起了总体上包含“均衡”与“协调”因素的新的雅尔塔体系，即美苏维持两极均势与实行大国协调的联合国机制相结合的体系。因此，二战后在美、苏两国保持权力均衡的前提下，联合国发挥了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协调机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以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为宏观框架核心，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和国际经济领域逐渐构建出一系列长期有效的国际机制和制度，进而形成在权力均衡的新国际秩序下清晰可行的制度化安排。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制度性安排是在美、苏两大国势力相对均衡的条件下产生的，必然或多或少带有谋求争夺霸权利益的烙印，制度协调也相应地凸现出大国的操控和支配倾向，从而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其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大国间势力均衡的诉求也随之减弱，新的权力分布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于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迅速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提出：如果国际机制能够适应这种新局面的话，国际机制并不需要权力的维护和保障。他们举出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来美国霸权虽然在不断衰落，但国际机制却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的例子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然而。事实上我们却看到作为冷战最终胜利者的美国并没有放弃其所拥有的霸权地位，相反其霸权却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提升和加强。虽然当前的权力变化的态势发展方向仍不是十分明朗，但是美国力图掌控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化趋势的意图并没有改变。为了使其发展趋势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方法手段使国际机制的内容表现出新的变化，即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领域的原有制度化安排进一步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原先在权力均衡原则下建立的联合国机制，则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出现诸多的困难和问题，而联合国的自身改革问题(常任理事国地位、财政经费、机构效率等)也变得日益严重和突出，并逐渐限制了其在维和、人道主义、环境、医疗与裁军方面作用的正常发挥。

三、新世纪国际机制发展的走向和展望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机制与权力均衡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有机联系。两者应该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权力的竞争制衡结构制约着国际机制内容的发展变化，而国际机制反过来也制约着权力作用的发挥并确保权力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均衡。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当前国际条件的不断成熟， 当前国际机制的构建正呈现出令人乐观的价值取向，对国际关系的规范功能日益增强。

但我们也要看到，新世纪的国际格局将明显不同于20世纪，权力之间的竞争由冷战期间的两极均势已逐步演变为美国霸权下的一超多强的态势，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保持着强势主导地位，操控并影响现存大多数国际机制的运行。因此，有不少学者认定美国已经建立起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霸权体系。“美国治下的和平”是以制度与权力结合为核心的和平，思想根源是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思想，而实质上它是一种“制度霸权”。所谓制度霸权就是指构建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通过西方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体现出来的一种霸权形态。制度霸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利用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机制来制约他国，维护自己的霸权;二是在这一霸权背后，往往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利益，而且是代表整个国际资本的利益，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具体表现为这种“制度霸权”一旦建立之后，制度对霸权形成一定的制约，霸权国必须遵循自己创立的国际机制，有时甚至需要霸权国让渡部分利益，但这种让渡最终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而做出让步，则是要维持机制和体系操控的稳定性。美国的这种制度霸权具有某种相对性特征，它不以征服领土、控制政府、掠夺资源等纯粹的暴力方式和手段谋取绝对收益，而是通过采取国家合作、经济渗透、推行民主化、军事遏制、文化影响等手段来获取相对收益，从而最终建立符合其意愿的世界秩序。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呈现出了局部纷乱与动荡的态势，缺乏像冷战时期两极均势格局下的相对稳定结构。地区冲突、种族宗教矛盾凸现，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破坏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威胁。而美国在“9·11”事件后，认为其霸权地位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那些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无赖”国家，以及基于宗教动机和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一些决策者和分析人士认为，在冷战时期常用的手段如遏制、威慑、灵活反应战略等都失去效应的情况下，必须转而寻求新的手段方法来有针对性地各个击破这些“无赖”国家，从各方面来打击恐怖主义(“先发制人”战略便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鉴于此，美国认为有必要修正和发展原有的国际规范，以适应新形势下美国的霸权统治需要：(1)政治上构建由美国领导的、其他西方国家参与的民主联盟，以此为中心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相应弱化联合国机制的作用。(2)经济上通过控制世界贸易组织讨论议程，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建立为美国服务的全球经济新规范。(3)在军事安全领域积极推进以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为基础的防务安排，并加紧构建针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安全网络。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看，两极权力均衡格局瓦解后，在新的权力均衡格局形成之前，美国的制度霸权已逐渐丧失了权力对其的制衡，它对国际机制的单方面修正又缺乏合理依据与合法性特征，这使得新世纪的国际关系发展逐步地向远离权力与制度结合的国际多极化格局的趋向过渡。面对这种局面，要想更好地发挥国际机制的协调促进作用，就必须解决权力之间的均衡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1)用新的思维和视角理解霸权。我们必须明白，所谓反霸，尤其是美国的“制度霸权”，不是全方位地反对美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而是反对美国具体的强权行为及其利用国际制度肆意干涉和侵犯他国主权和利益的行为。(2)参与到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去。尽管原有的大部分国际制度主要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仍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和增进自身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机遇和一定的空间。(3)利用现有国际制度为发展中国家谋利益，同时积极倡导改革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应该联合起来，主动采取行动使自身利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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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尚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