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维权关系

维稳维权关系（共5篇）

维稳维权关系 篇1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交流全省各地依法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做法，提高化解社会矛盾、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法治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法治保障。省委书记、省依法治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切实以法为纲化解社会矛盾，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努力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汪洋指出，依法化解基层矛盾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近年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紧把握社会转型的新形势新要求，从建设法治广东的根本出发，不断转变维稳观念，整合法治资源，宣扬法治文化，引导广大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呈现出运用法治化解基层矛盾的良好趋势。

突出表现为：一是开始从被动抓维稳逐步转向主动依法化解基层矛盾；二是从注重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逐步转向注重用法治手段化解基层矛盾；三是从法治资源单独、分散使用逐步转向综合运用法治资源化解基层矛盾；四是从单纯依靠政府管治逐步转向政府、社会共治；五是从简单的法律条文宣传教育逐步转向法治文化建设。

汪洋强调，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必须有效发挥法律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调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功能作用，正确处理好四大关系。一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以保障权利促进相对的利益均衡，以利益的均衡求得社会的稳定。二要处理好法、理、情的关系。以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为主线，以法律为准绳，通过调解等方式，寻求法、理、情的有机统一，既不能简单、机械执法，更不能以情代法。三要处理好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的关系。在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情理等手段的同时，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四要处理好信访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依法信访、阳光信访，努力引导广大群众树立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依法表达和解决利益诉求，共同维护良好的信访秩序。

汪洋指出，我省地处改革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暴露得比内地省份更早、更充分，加强法治建设，有效化解基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抓好四项工作：一是立足于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切实依法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凡是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和重点项目，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评估，避免出现“政策一出台，矛盾跟着来”的被动局面。二是立足于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健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开展“在本行政区域按法治框架解决信访问题”的试点工作，探索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基层矛盾的路子，依法健全畅通有序的民意表达机制。三是立足做好群众工作，善于发挥群众在依法化解基层矛盾中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学会运用法律调处利益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力求“群众的问题首先由群众协商、群众的矛盾首先由群众化解”。四是立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探索良法善治。要抓紧研究矛盾纠纷大调解立法工作，对调解的事权范围、职责、程序及诉调、检调、公调等调解方式予以明确，为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制保障。

汪洋强调，依法化解基层矛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基础性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形成合力。要加强组织，落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把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工作放在幸福广东建设的大局中统筹安排，真抓实干。对因工作失职、决策失误、处置失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影响恶劣的，实行“一票否决”。要加强培训，增强能力。健全领导干部法治培训长效机制，特别要加强对 新任领导干部的法治知识培训，要重视培养基层干部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把提高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培训作为基层干部一门必修课和常修课。要健全机构，完善保障。

维稳维权关系 篇2

关键词：公民权利,社会稳定,执政理念

2014年1月7日到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 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 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 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习总书记的讲话, 不但为新时期政法工作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而且还抓住了化解矛盾的关键所在。

一、维权与维稳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 维稳目的异化, 激化社会矛盾。

维稳的根本目的, 是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从而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各项权益, 实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但是, 一些地方政府却将“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了政治任务, 任何工作都要给维稳让路。有些地方为了维稳甚至不惜给正常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和负面影响。这就使得维稳发生了异化, 使它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甚至嬗变为一些地方政府非法行政和维护部门利益乃至私人利益的借口。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使用暴力手段, 践踏法律尊严, 侵害公民自由, 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二) 维稳处置方式不当, 激化社会矛盾。

近年来, 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明确规定, “发展是第一要务, 稳定是第一责任”, 一些政府官员片面理解为“稳定压倒一切”。将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为了所谓的稳定, 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甚至动用警力, 暴力维稳。这种方式最大的危害就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虽然得到了暂时的稳定, 不稳定因素并没有得到根本化解, 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策。过激的处置方式, 不仅不利于社会稳定, 反而严重恶化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矛盾的不断集聚, 最终会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三) 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或缺失, 增加社会矛盾。

党中央包括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 畅通民意利益诉求渠道, 创新了一些工作方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信访渠道不畅。目前信访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主渠道, 但是, 由于信访体制存在弊端, 上级部门对于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与政绩挂钩, 实行一票否决, 导致地方政府为了政绩收买、截访、劫访, 甚至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打压信访。这些受损群众的利益在体制框架内得不到解决, 必然要寻求非正常的解决途径, 势必增加新的矛盾, 加剧社会不稳定。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发育健全的社会组织有两大优势:一方面, 它可以弥补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 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另一方面, 可以在政府缺位之处, 或在政府职能难以覆盖之处, 提供个性化、高质量的服务。但是, 目前由于我国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过高, 即依照现行法规, 我国社会组织仍需双重管理, 在民政登记注册前, 必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做业务主管。这种登记和管理的“双轨制”, 让社会组织无法摆脱对政府部门的依赖, 更难以“依法自治”。所以, 很多社会组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而是政府的派生机构。这些社会组织的人事权、财政权, 都与其业务主管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并受其制约, 使其稳定社会的作用和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功能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四) 司法不公, 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司法公正就是指司法机关通过运用法律解决各种争端以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或者价值状态。众所周知, 法院是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堡垒。然而, 由于目前法院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党政部门的管理体制, 使司法部门无法独立于政府之外行使自己的职权。尤其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模式下, 公民的维权活动, 往往被某些地方政府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 被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看待。不少地方政府打着保发展保稳定的旗号, 要求当地法院予以“配合服务”, 结果导致公民许多合理合法的诉求进入不了法律程序, 政府的许多侵犯公民权利的违规违法行为得不到司法审查。行政干预审判、领导“批示”案件、上下级法院“联手定案”等影响司法公正裁决的事例时有发生, 使司法公信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公民在法律框架内的维权道路不畅, 甚至被堵塞之后, 公民必然要诉诸法律之外的途径。实践证明, 法院无法输出正义, 公民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才是社会不稳定的真正原因。

二、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

(一) 政府要转变执政思维理念。

1. 领导干部要树立依法维稳的思维理念。

目前, 我们的政府以及一些官员在施政过程中, 重行政手段, 轻法制手段;重个人权威, 轻法制权威;重政策运用, 轻法治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要破除维稳困境, 维护广大群众的正当权利, 领导干部必须树立依法维稳的思想理念, 将法制作为维稳的基本方式, 摈弃简单粗暴的维稳方式和“摆平”、“搞定”的维稳策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通过法制路径维护社会稳定。通过法治路径维护社会稳定, 就是要确立法治思维模式,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2014年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中习近平又重新强调,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 带头遵守法律, 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 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领导干部只有依照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进行维稳, 坚持依法履职、依法处理涉稳案件才能取信于民, 群众的维权与政府的维稳之间的矛盾才能从源头上化解, 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领导干部创造政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 为了让人民能够过上更加富裕幸福的生活,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但是, 有的地方或是单位领导因为头脑中缺少正确的政绩观, 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 为了面子工程, 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 为了自己的升迁, 不惜违规违法, 侵犯、损害群众利益, 导致大拆大建、强占耕地、毁掉农民即将成熟的庄稼之类的恶性事件不断上演。这些做法, 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也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同时, 也制造了大量的不稳定因素。因此, 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杜绝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与面子工程, 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的主要部分投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 真正做到“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创造政绩, 是为了发展, 为了造福于民。只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时刻把群众的事情挂在嘴上, 冷暖放在心间, 落实在行动中, 才会得到群众的满意, 社会的和谐。

(二) 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维护群众权益。

1.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树立法制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政法工作会议中强调:“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 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政法战线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 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公正、高效、具有公信力、能制约公权的司法, 是社会的“减压阀”。要想使法院成为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堡垒, 一是必须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改变目前法院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党政部门的局面, 严禁党政部门直接干预个案审理, 确保法院真正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彻底改变行政权高于司法权的现状, 突出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而不是配合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一个部门。唯有“独立”才会有“公正”, 唯其“公正”才有真正的“权威”。正如马克思曾经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以外, 没有别的上司。”近代思想家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多次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 从中领悟到英国强盛中国衰变的原因, 感叹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 公理囸伸, 其端在此一事。”可见, 在一个将依法治国确定为自己理想图景的国度里, 法院及法官理应成为向社会输送正义的中心。唯有法院和法官成为向社会输送正义的的中心, 公民维权才有保障, 社会稳定才能持久。二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司法公开、透明的各类制度规范, 保证各方当事人都能获得平等表达诉求和获得依法公正裁判的权利, 避免因司法不公、不廉、不慎所引发的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促进民间社会组织发育, 激活社会组织活力, 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社会组织是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 是公民进行政策参与、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是从源头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一环。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 可以通过组织内部机制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 疏导不满情绪, 向政府提出建议保护本团体的利益, 减缓甚至避免其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作为政府也能够及时了解群众生存状态和集体需求。从而很好地弥补了当前其他各种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的缺陷, 也可以大大避免各种矛盾的激化, 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激活社会组织活力”;“限期实现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轨”, “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重构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法律体系, 废除“双重管理”这个改革障碍, 实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变“依附”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将更大程度上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减压阀的作用, 成为更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今后, 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上, 除了要加大资金、场地、政策等方面的扶持, 还要帮助社会组织开拓项目, 重点培养公共服务类的扶贫帮困的社会组织, 从源头上消除、减少不稳定因素。

3. 完善信访制度, 化解社会矛盾。

信访是我党首创的群众工作方法, 是群众表达权利诉求、监督党和政府工作、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信访制度为密切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面对当前信访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应从几方面着力解决。一是要转变信访工作考核机制, 将信访登记的惩罚机制转化为信访结案的奖励机制。逐步建立以信访结案率为重要考核指标的信访结案奖励机制。在信访系统内部, 倡导关注并提升信访总量与群体性事件的比例、来信量与来访量的比例、个人上访与集体上访的比例。鼓励街道、社区代表群众维权, 主动向上反映群众合理诉求。试点取消街道一级GDP考核机制, 将街道工作重心转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二是要建立和健全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更多地听取群众的诉求表达, 一方面降低了民众上访的成本, 另一方面也更方便政府及时快捷地处理信访案件, 避免处理不及时导致二次上访的出现。三是建立疑难信访事项专案制度, 引入第三方裁决和公示机制, 加大对疑难信访问题的化解力度。建立专案制度, 对牵涉面广、时间跨度长、久拖未决的疑难信访事项, 一案一例解决。形成第三方裁决机制, 依托法律专家、律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等建立“民间第三方评访团”, 用无利害第三方介入评判谁是谁非的方法, 加大对疑难信访问题的化解力度。建立公示制度, 公开疑难信访事项的化解过程和结果, 发挥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评议作用。

(三) 建立利益表达与均衡机制, 化解利益冲突。

维稳维权关系 篇3

中国股市这段时间之所以“跌跌不休”，固然不难从诸多方面去找到一些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中国股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不把股民的利益当回事，中国证监会的网站上堂而皇之写着的那一条“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不知还有几个人相信?

中国股市似乎从来只有政策顶，没有政策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大盘被创业板新股的“破发”折腾得疲弱不堪的情况下，还要发出“离推出国际板越来越近了”的声音。这与其说是对市场心理承受能力的一次测试，还不如说是政绩工程急功近利之心的迫不及待。要不，为什么一周连发8只新股还不够，还要新三板扩容?再加上一个国际板，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蓝图看上去很美，可股民的荷包连底都快被掏穿了，这又算是哪门子的“多层次”呢?

人们对创业板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募资额等“三高”还能稍有宽容，尽管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说不清的利益输送和利益交换，但好歹“肉烂在锅里”。但如果国际板也来个“三高”，那中国股市岂不就成了外国资本爱怎么取就怎么取的提款机?用中国投资者目前还算不上富裕的有限资金，取悦于财大气粗的国际资本，不知道要如何才能说得过去。

内地股民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创业板的到来。可是，创业板的启动虽对于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挥了作用，然而，它给内地股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除了“三高”，就是“破发”。虽然国际板承载着提高中国国际金融地位等重大责任，但国际板能给内地股市带来些什么呢?现在一时之间还很难说得明白，但对A股的冲击显然是不容忽视的。为什么对迫在眉睫的“维稳”需求，管理层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难道为了培养内地股民的国际接轨意识，也需要像创业板那样用提高发行市盈率和制造“破发”的方式，去打破“新股不败”的神话，从而使内地股民懂得什么叫做“买者自负”吗?

应该说，内地股民并不是不欢迎国际板，更不是不愿意看到中国股市尽早扬眉吐气地跻身于世界发达资本市场之林，但内地股市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速度方面的发展，都绝不能建立在牺牲投资者利益的基础之上。

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发展水平虽还远未能满足国内经济增长对提高直接融资水平的需求，但是，如果一味地靠加快新股发行的速度和加大再融资的力度去实现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则无异于拔苗助长、竭泽而渔。

这种只求数量、规模和速度的发展模式，最终所牺牲的将不仅是投资者的利益，同时更是资本市场本身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前景。至于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国际板，那就更不用说了。在从紧货币政策导致市场低迷，尤其是在创业板泡沫破灭、大小非和机构投资者大减仓的情况下，未来的国际板不管是大是小，对于市场资金都是一种分流，对于投资者利益都将意味着极为严重的雪上加霜。

找准维稳与维权的结合点做工作 篇4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因各方利益的失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维权与维稳的话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发展上去。人民群众为了维护自身权益，通过上访等方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种维权的做法表面上与维持社会稳定有冲突，但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主动维护国家利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基础上，维权、维稳作为矛盾的统一体，需要我们辩证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找准维权和维稳之间的结合点，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关键。

1.正确认识维权与维稳的辩证关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为应对这些风险，政府理所应当采取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随着国民权利意识的提高，民众开始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但有些国民不免会受到一些不良思潮的影响，往往会把对自己权益的争取演变成为一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致使出现严重的群体事件。群众容易受到不法分子利用以及利益诉求方式过于激烈，是强调维稳的最为深层次原因。

其实，维权与维稳在表面上有冲突，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原因在于，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人民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2.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下，找准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开展工作 经济社会转型阵痛，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社会矛盾，这给维护稳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军队来自群众，依靠群众，越是处于矛盾凸显期，越是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处理好群众关系，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

① 要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在工作中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军民关系的性质。“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是我军战胜强敌的根本保证。维护社会稳定，首先要将“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深入军心，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才能为履行新时期、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保障。

② 要增强法规意识

当前，在群众上访事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政策法规不了解或者误解造成的。因此宣传教育很重要，宣传教育做得好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要承担起宣传教育的角色，这就要求我们自身要学法、懂法，还要在工作实践中宣传各项政策法规，帮助人民群众全面、准确地了解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

③ 搞好基层维稳工作

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基层、暴露在基层。社会上如此，部队建设更加需要注意这一点。面对日益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军队依法负有反恐维稳、处突维和、抢险救灾、安保维权和保障重大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职责。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军人表现出心理准备不足、心理安全恶化等状况，主要原因表现在军人成长环境缺失、个体因素缺陷和部队教育缺憾。做好调适工作主要是要高度重视军人心理安全、加大战斗精神培育力度、积极开展心理安全防护、适时调整改善自我心境和不断加强安全文化建设。

3.对部队维稳维权工作的思考

维权与维稳落实到更为工作细节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处理好维护部队安全稳定与尊重战士人格、促进战士健康全面发展。在基层部队，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士的思想状况，是确保部队安全稳定的前提。然而，保护战士隐私权在内的合法权益，是部队贯彻以人为本思想的必然要求。在开展工作中，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一方面，维护部队安全稳定是保护战士隐私权的重要保证。部队整体环境和谐，官兵思想稳定，无重大违纪违法事故案件发生，才能为保护战士的隐私权提供重要保证。另一方面，保护战士隐私权又是确保部队安全稳定的重要条件。只有战士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官兵、兵兵关系才能团结和谐，才能为部队安全稳定消除隐患。

寻找两者的结合点，首先，要增强战士汇报思想的主动性。干部通过对战士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主动拉近与战士的距离，把“我要战士汇报，变成战士主动向我汇报”。其次，要把握好“度”。一方面，教育战士认清主动向干部如实汇报思想的重要性，把握好维权的度。另一方面，教育干部认清，把握战士思想动态，并非要使战士完全透明化。第三，认真探索思想工作规律。要根据战士个性、兵龄、地域、年龄、学历等差异和不同阶段的思想反映，按照思想发展变化轨迹，用主动的教育引导来统一战士思想，用超前的管理来代替“人盯人”的做法。发动群众，形成合力，这对于解决战士的难点问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多人参与的情况下，如何保护好战士的隐私权，直接影响到解决问题的效果，必须将两者统一起来。

事实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该如何维权 篇5

事实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虽然已经形成从属性劳动，但不符合劳动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的劳动力使用与被使用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现实中还是有不少数的用人单位不与所属职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致使劳动者维权困难。

虽然说事实劳动关系也受法律保护，但事实劳动关系毕竟不比劳动合同关系更合法，一旦发生了劳动争议也不容易解决。面对现实，作为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要最大限度的维护自身权利，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此提醒劳动者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一要取得用人单位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证据。如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尽快签订劳动合同时的谈话记录、录音、证人证言、用人单位出具的不签合同的证明等。

二要收集能够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比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类似合同的协议、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提供培训获得的证书及相关票据、工资卡、考勤卡、工作证、开会通知、报销凭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