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以宁波为例，介绍了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在组织、培训、宣传、内审、迎评、开拓市场等方面的经验，探讨了进一步做实做好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体育市场的基本对策，涵盖了提升社会知名度、信用度、效能、效应等多个方面。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管理论文 篇1：

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策略研究

摘 要：国家体育产业政策利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采用文献资料法及逻辑分析法对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现状和障碍进行研究，结果认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体育产业基地布局合理，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协同发展，协同运营体育场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障碍：体育产业资源分布不均、产业政策存在地域壁垒、协同创新能力不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大。从资源共享、政策协同、协同创新机制建设、全民健身协同发展四个方面提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推进策略。

关键词：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推进策略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Bei-Tianjin-Hebei; Sports Industr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mote Strategy

協同发展是指不同利益主体为了使整体利益最大化(或实现某一功能目标)采取统一的策略与行动以谋求共同进步或发展的过程[1]。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刚要》，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壮大京津冀体育产业集群[2]。2015年和2016年北京市体育及相关产业的产值分别为1 0631亿元和1 1546亿元 [3]，2015年河北省体育及相关产业的总产出为8361885亿元[4]，2015年天津市体育及相关产业的产值29583亿元[5]，以上数据表明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存在差距。如何缩小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差距，促进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2006年，河北省体育局提出环京津健身休闲圈的设想，关于京津冀体育产业的研究主要以环京津健身休闲圈的建设展开。王志辉等(2014)、韩新功(2014)、何胜宝(2015)分析“环京津体育健身休闲圈”的资源开发、分类、项目布局和产业融合[6-8];李国强等(2012)和王志辉等(2015)分别评价京津冀都市圈休闲体育产业竞争力和体育产业发展的路径 [9-10];李燕等(2016、2017)分析京津冀地区城乡体育协同发展、京津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京津冀体育旅游产业布局及协同发展路径[11-14];袁庚申等(2011)和郝秀君等(2013)分析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现状并提出河北省体育产业和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发展策略[15-16]。这些研究分别围绕京津冀健身休闲圈的建设、京津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育旅游产业、休闲体育产业和河北体育产业发展对策展开，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及致因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从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全局出发，对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现状、障碍进行剖析，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1 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现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至今，国家系列体育产业政策和北京冬奥会的筹办有效促进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当前，京津冀体育产业在合作机制、体育产业基地布局、赛事协同发展、体育场馆协同运营等方面稳步推进。

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机制稳步推进。京津冀体育部门于2010年8月3日在秦皇岛举办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战略高层论坛上签署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协议》，确定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工作机构、合作内容、目标和保障机制，明确了“梯度共进、优势互补、功能提升、产业聚集”的发展原则[17]。根据《京津冀体育产业合作协议》，京津冀体育产业部门从2014年开始展开一系列合作。2014年7月于石家庄签署《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议定书》，成立京津冀体育产业协会，就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以及密切相互沟通联系等明确了体育事业协同发展的路径[18]，并于2015年3月在河北省崇礼县签署《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议定书》，2016年12月于张家口市签署《深入推进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议定书》。2017年12月以“开放、合作、共享”为主题的京津冀国际体育产业大会在京召开，系统谋划、统筹推进京津冀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印发《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规划(2016—2025年)》[19]。京津冀三地体育部门将携手举办精品体育赛事、建设环京津体育健身休闲圈、推动冰雪运动发展、筹办冬季奥运会、积极促进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合作。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合作机制已经形成。

国家体育产业基地是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化形态，是体育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政府行为[20]。京津冀各省市通过合理布局体育产业基地来推动体育产业集群发展。目前，京津冀已有4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2008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设立“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2016年设立“崇礼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团泊湖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并将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纳入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管理，命名为“北京奥园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体育产业基地的设立明确了区域体育产业发展定位并产生产业集群效应。体育产业基地建设离不开体育产业基地政策支持，河北省于2012年出台《“环京津体育健身休闲圈”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命名资助办法(试行)》，北京市于2015年印发《北京市体育产业基地管理办法》、天津市于2016年印发《天津市市级体育产业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依托北京市丰富的赛事举办经验，发挥京津冀各区域资源优势，协同发展职业赛事和群众体育赛事，实现京津冀赛事产业协同发展。目前，京津冀已初步形成联合办赛机制， 2014年7月于石家庄召开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座谈会就已明确京津冀三省市将联合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全力支持天津承办2017年第13届全运会[21]，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2017年天津全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有效推进京津冀体育赛事协同发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是体育赛事的一种， 它具有体育赛事的基本属性，是以娱乐性较强、竞技性适中的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22]。目前，京津冀群众性体育赛事的协同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京津冀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举办群众体育赛事(见表1)，群众性体育赛事成为推动京津冀全民健身事业的协同发展和促进体育消费的动力。

京津冀拥有丰富的体育场资源。第6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显示(见表2)，京津冀三省市体育场馆数量共达到101 086个，体育场馆总数河北最多，大型体育场馆数北京最多，大型场馆的比例北京最高。在协同运营体育场馆方面，北京市作为推动京津冀体育场馆协同运营的领路人，打造了京津冀体育场馆实时订约平台，推行京津冀体育一卡通服务，建立京津冀体育场馆协同发展联盟。体育场馆协同发展联盟的建立和京津冀体育一卡通服务的推出有效衔接京津冀体育消费，盘活京津冀体育场馆资源，科学运营京津冀体育场馆。

2 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障碍及致因

21 产业资源分布不均

体育产业资源既包括可流动的赛事资源、消费资源等，也包括不可流动的自然资源。由于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等因素导致京津冀体育产业资源分布不均，进而造成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失衡。2016年和2017年北京市每年承办的国际体育赛事分别为27项和15项，国内体育赛事为54项和27项，远超津冀两省市承办的国际赛事和国内赛事(见图1)。在职业体育赛事方面，北京市拥有NBA中国赛、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国际马拉松、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等多项品牌职业赛事，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等众多国内体育职业赛事的主场，天津则次之，河北省仅有石家庄永昌、河北华夏幸福基业和保定容大的主场。北京还拥有众多职业体育俱乐部，天津、河北则相对较少;在体育消费方面，2016年京津冀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8 2555元、28 3450元和19 1060元，河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 0790元[23]，京津两省市的体育消费水平约是河北的3倍和2倍。京津冀区域可流动性体育产业资源分布结构失衡是制约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资源障碍。

京津冀区域间经济发展结构失衡造成京津冀体育赛事资源、职业体育资源和体育消费资源分布失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7》数据，2015年京津冀的人均GDP分别为118 128元、114 503元和42 932元，京津地區作为直辖市为体育产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对体育产业资源具有更强的虹吸效应，致使可流动性的赛事资源、职业体育资源和消费资源都集聚到京津地区，导致河北体育产业发展滞后。京津地区虹吸优质体育产业资源的方式包括：设立体育产业引导基金扶持场馆设施的建设、举办高水平体育赛事、发展职业俱乐部的发展、体育企业经营实施税费优惠等。因此，协同发展京津冀经济，优化配置京津冀各类体育产业资源，将是破解京津冀体育产业资源分布失衡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22 产业政策存在地域壁垒

体育产业政策的地域壁垒成为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产业发展任务方面，京津冀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实施意见》)中，仅北京市将“推动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作为重点任务，任务中明确要合理布局和集群发展京津冀体育产业，完善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在体育产业扶持政策方面，京津冀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管理办法地域差距较大，未起到协同发展效果。京津冀三省市分别于2010年、2011年和2015年设立体育产业发展引导资金，京津冀在体育产业引导资金资助范围存在地域壁垒(见表3)，河北省体育产业引导资金注重体育产业平台建设和体育人才培养，而京津两市的体育产业引导资金则注重各子产业的培育。在资助方式上，北京市的资助方式多样化，津冀两省市的资助方式以资助和贴息为主;关于高新技术体育企业的税费政策，在《实施意见》中京冀两省市均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天津的税费政策措施中无高新技术体育企业税费优惠政策。因此，行政区划不同而形成的体育产业政策地域壁垒是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障碍。

经济发展及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长期缺乏，致使京津冀各区域已形成独立生产系统，造成行政区域经济封闭，具体表现在制定体育产业发展政策时的信息沟通不畅、各自为战、产业资源难以整合等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对于北京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所推行的京津冀体育一卡通服务，津冀未开展有效对接。京津冀由于难以跨越各层级的行政隶属关系，难以形成有效沟通平台，导致三地在体育产业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上各自为战、难以统筹协调，进而使体育产业资源难以整合，影响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至今，京津冀尚无统一的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京津冀区域内未能实现错位发展和合作共赢。

北京国际大型体育品牌赛事、体育产业功能区建设、体育创意产业、全民健身服务业、青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体育用品生产销售业、体育场馆服务业、体育中介机构、体育消费和市政府确定的其他項目取贷款贴息项目补贴政府重点采购后期赎买后期奖励天津健身休闲业、竞赛表演业、场馆服务业、高端体育装备制造业、体育金融服务业、体育营销会展业、体育文化创意产业、体育中介服务业、体育产业集聚区项目补贴贷款贴息后期补贴河北重点体育用品生产企业和发展项目、体育用品产业品牌和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体育产业重点项目技术改造、产品创新升级、企业开拓市场和营销平台建设、企业参加全国性和区域性重点展会、企业建设总部经济、物流平台、体育竞赛和表演、健身休闲产业链建设体育广告宣传以及体育产业相关人才培养资助贴息

23 协同创新能力不足

协同创新要素分布不均及创新要素互惠机制难以形成造成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体育产业协同创新需要京津冀各创新要素突破区域壁垒，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创新要素互惠、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要素包括体育产业人才、高校及科研院所、体育企业等。京津冀体育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但产业人才分布结构失衡导致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从北京市统计年鉴、天津市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查阅发现，2013年京津冀体育及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河北省最多，但体育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津冀两省市分别为025%和026%，北京则高达062%。京津冀2025年体育产业产值发展目标分别为3 000亿元、1 000亿元、3 000亿元，从体育产业发展的体量目标来衡量，河北省体育产业人才极度短缺;2013年河北193万从业人员创造的体育产业产值仅为19178亿元，而京津地区132万和515万从业人员创造的体育产业产值分别达到86310亿元和27568亿元，河北省体育产业人才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京津;京津冀协同创新机构分布失衡。北京市拥有众多体育类高校及科研院所，是京津冀地区体育创新能力最强区域，而津冀地区体育类高校及科研院所较少，拥有丰富体育产业创新要素的北京与津冀地区未形成协同创新合作机制、产学研机制，难以优化配置京津冀体育产业创新资源。2016年京津冀R&D经费支出分别为1 4846亿元、5370亿元和3834亿元，河北省占京津冀的比重仅为159%，2016年京津冀专利授权数量分别为101万件、40万件和32万件，河北省占京津冀的比重仅为186%[23]，京津冀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也存在差距。因此，体育产业人才和协同创新机构分布失衡及创新投入产出失衡导致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不足，是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创新障碍。

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规章制度不健全和缺乏创新要素共享机制造成京津冀协同创新能力不足。京津冀在地里空间上毗邻，但京津冀体育产业结构相似度低，在协同创新方面难以形成制度衔接。其次，河北省体育产业从业人员特征是素质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河北省体育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京津地区，河北省体育产业从业者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工人为主，体育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难以超越京津地区。第三，京津冀体育产业的政府管理方式、产业规划定位等不同，造成创新要素市场断裂，难以形成创新要素共享机制。

24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大

京津冀不仅存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需矛盾，还存在着区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在全民健身基础设施体育场地的供给上，2013年北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25平方米，天津为212平方米，河北为14平方米[12]，京津体育场地供给能力分别是河北的161倍和151倍。在人均体育场地投入方面，京津分别是河北的6倍和35倍[13]。河北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在质量层次和服务水平方面都与京津地区存在巨大差距，京津冀区域体育公共服务投资失衡是导致京津冀地区全民健身供给能力失衡。因此，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是制约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核心障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应成为解决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根本途径。

全民健身公共服務的财政投入差距直接导致京津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地域差距。截止2013年，京津冀体育场地建设投资金额分别为3 912 546万元、1 724 385万元、2 424 971万元(以政府投资为主，未考虑人口及区域面积)，在体育场地投资资金上的显著差异直接造成京津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存在差距。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致使体育场地的投入也产生差异。加大政府资金投入能完善全民健身体育场地设施，提高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加大河北省体育场地投资，合理配置京津冀全民健身公共体育服务资源，是推进京津冀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关键。

3 京津冀地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推进策略

31 资源共享、互补，推进产业协同

京津地区拥有丰富的体育产业资金资源、赛事资源、人才资源、消费资源，而河北则拥有发展休闲体育的自然资源。按照突出重点、错位发展的思路，就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而言，三地的总体定位应是北京“做高”、天津“做强”、河北“做大”[24]。北京要“做高”体育服务业并实现集群发展。例如：龙潭湖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和北京奥园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以发展体育服务业为主。天津“做强”体育产业研发并实现集群发展，如：天津团泊湖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涵盖体育产业门类包括竞赛表演、场馆服务及体育科技研发等。河北“做大”运动休闲产业并实现集群发展，如：崇礼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借助崇礼自然资源优势发展冰雪运动产业。京津冀体育产业应错位发展、集群发展，充分发挥京津冀自然资源优势重视生态化开发[25]，实现了区域体育产业资源的共享和优势互补，进而产生京津冀体育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

32 消除政策壁垒，推进产业政策协同

造成河北与京津体育产业发展存在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落差大，而区划的行政壁垒是造成政策地域壁垒的主要原因。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缩小河北体育产业与京津之间的差距，吸引京津优质体育产业资源，提高河北体育产业发展信心。制定政策时各行政区域体育部门应加强沟通，就投融资、税费、土地等方面实现政策协同，推进体育产业发展的土地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信息与技术市场等方面一体化，消除政策壁垒导致的体育产业发展差距。发展京津冀各类体育社会组织，推动三地在体育产业协同发展方面突破政策和地域壁垒，增强体育产业领域的学术交流和信息、人才、技术交流，打造跨区域的民间赛事品牌，培养体育人口，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

33 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进创新资源共享

健全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规章制度，明确京津冀的产业定位，津冀承接北京的体育产业技术与服务输出。建立京津冀创新要素共享机制，通过共享体育产业人才、体育科研成果，优化配置京津冀体育产业创新资源，提升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体育企业应加强与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合作，利用高校雄厚的体育科研力量来提高企业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京津冀高校和企业应建立体育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和产学研合作机制，鼓励高校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开展科研合作，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校企协同创新[26]，推动体育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在产业创新人才培养上，应以人才需求为导向，在培养目标设置、培养形式、培养规模等方面实行水平一体化战略，联合培养体育产业人才[27]。重点培养河北省体育产业人才，以满足河北承接京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生产功能，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34 全民健身协同发展，培育体育消费市场

破解京津冀全民健身协同发展障碍应从京津冀体育公共政策一体化方面着手，以实现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给予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弱的地区更为优惠的体育公共服务政策。京津冀体育公共政策制定应重点关注京津冀体育基础设施，尤其是增加河北省体育场地投资，完善河北省的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创造条件，强化京津冀体育场馆协同运营，实施京津冀一体化的休闲养老制度，鼓励京津老年人到河北休闲养老。建立健全京津冀全民健身事业协同发展的保障制度，协同发展京津冀民间群众体育赛事，打造群众体育赛事品牌，协同培育体育消费市场。

4 结 语

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2022年冬奥会、雄安新区建设、体育产业政策利好等为京津冀体育产业的协同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当前，京津冀在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政府间合作已经形成，体育产业基地布局合理，联合举办高水平职业体育赛事和群众体育赛事，体育场馆实现协同运营，促进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但产业资源分布不均、政策壁垒、协同创新不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差距大等障碍制约了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为推进京津冀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应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现京津冀体育产业资源优势互补，努力打造冰雪经济、健身休闲经济、康体养老经济，为京津冀体育产业的发展增加活力。推进体育产业与科技、金融、医疗、养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体育公共服务精品工程，加强京津冀体育产业基地建设，推进体育器材装备制造业科技化、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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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华梅 王兆红

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管理论文 篇2：

体育服务认证分析暨宁波市体育认证试点介绍

摘要：以宁波为例，介绍了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在组织、培训、宣传、内审、迎评、开拓市场等方面的经验，探讨了进一步做实做好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体育市场的基本对策，涵盖了提升社会知名度、信用度、效能、效应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体育服务认证;体育市场;市场信用;宁波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目标。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出要加快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2004年3月，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这为我国推广体育服务认证制度，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就体育服务认证与建立体育市场信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着重介绍宁波市体育服务认证的试点情况，以推动我国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实施。

1 体育服务认证与信用的体育市场的关系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发布了《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并在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体育服务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证明体育场所、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推广等服务，符合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的评定活动。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体育主管部门为适应宏观管理需要专为体育服务行业设立的一项新的认证制度。体育服务认证采用统一的认证标准、技术规范和认证程序，执行统一的认证收费标准，使用统一的认证标志和认证标牌。它是继产品、体系认证后，国家在体育行业率先开展的第3种认证类型，由具有资质的社会第三方认证机构对经营性场所的服务进行认证，以达到规范体育服务行为，统一体育服务标准的目的。它的诞生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信用的体育市场，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规则、讲信用的体育市场。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之一，也是规范的体育市场经济秩序的根本保障。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对体育市场的良性发展和信用体育市场的建立能够起到强规范、软约束的社会作用，通过体育服务认证这一信用机制，可以规范、整合社会各体育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与行为，保障体育市场功能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信用交易中授信主体和受信主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这种非对称信息将导致信用交易前期的逆向选择和后期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实质上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性安排，打破体育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建立和健全体育市场主体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以满足不断扩大的信用体育市场的需要。中国过去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我国现代體育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要遵循这一规律。

体育服务认证与信用的体育市场具有“真”与“诚”的辨证统一关系。体育服务认证是“真”，信用的体育市场是“诚”，“真”是“诚”的基础，“诚”是“真”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信用缺失行为愈演愈烈，发生在体育市场经济中的信用缺失行为也屡禁不止。这与我国转型期社会信用制度的缺陷有着密切关系，究其原因，一是缺乏保证交易信息公开的机制和企业法人信息的记录、披露制度。由于信息不对称，失信、不讲信誉的行为就有了可乘之机。二是执法机关未能严格执法，导致政府信用形象不佳，公信力的不足，使整个社会缺乏信用成长的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三是对失信、欺骗等行为的惩罚额度远低于造假、欺骗获得的利益，导致失信行为屡禁不止。四是缺乏一个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行业自律组织。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规范机制来制止信用缺失行为，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首先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信用社会，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准确定位，以公民权利制衡公共权力，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制度。

推广体育服务认证，建设信用的体育市场，对体育市场主体而言，需要培育社会责任感，也需要有一种促进自身健康成长的社会能力。对消费者而言，主要是维护自身的消费权利，并且以公民权利制衡公共权力;对政府而言，要转变职能，推进“管”与“办”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推广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不仅仅是一种市场和法律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理念的道德实践。信，不仅是市场的道德规范，也是其道德内容。如果说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和经济秩序呼唤信用个人、信用社会、信用政府，那么，“信用体育市场”则是信用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地方协调并组织实施的体育服务认证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组成部分，实施体育服务认证，打造“信用体育市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从体育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看，目前国家对部分体育项目的经营已制定了技术性标准，但在服务标准和对消费者的服务承诺方面还是空白。为规范体育服务认证活动，提高体育服务质量，促进体育服务业的发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制定了《体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目前，这项工作已经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北京华安联合认证中心与各地方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2　宁波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工作主要做法

宁波体育服务认证试点工作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市体育局的正确领导下，自2005年底启动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进展顺利，截止至2007年1月底，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游泳馆与健身馆分别通过了“游泳开业条件服务认证”和“四星级健身房等级评定”。

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注重约束”的要求，因地制宜地加以谋划和部署。所谓“政府引导”，是指重点应抓好设立组织、政策激励和宣传教育三个方面。所谓“社会参与”，就是要大力支持各市场主体、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社会团体和社区、公众参与社会监督、评估等。所谓“注重约束”，亦即必须增强法律的约束性。

1)领导重视，组织保证。2005年12月中旬，宁波市体育局派人赴京，明确提出宁波愿成为全国体育服务认证首批试点单位，这一想法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接着，成立了体育服务认证办公室，由局分管领导任办公室主任，并从我局和体育系统内部抽调了5位同志具体从事体育服务认证

工作。

2)加强培训，宣传到位。为宣传贯彻体育服务认证实施办法，有关人员参加了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的体育服务认证基础知识培训班、全国首批审查员培训班。体育服务认证办公室领导还多次赴京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体育服务认证研讨会，结合宁波体育服务认证实际，商讨、解决体育服务认证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领导高度重视体育服务认证工作，先后多次召开员工大会进行体育服务认证动员和体育服务知识培训，公司总经理亲自给员工宣讲体育服务标准和认证的相关知识，还开展了体育服务认证知识考核、竞赛活动，增强员工对体育服务认证的认识。

3)集中力量，编制文本。自2006年6月开始，体育服务认证办公室就着手进行管理文本的编制工作，依据《體育服务认证管理办法》、《体育场所服务保证能力要求》及相关规定，结合游泳健身中心实际，抽调骨干力量，集思广益，编制完成《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体育服务认证管理文本(初稿)》并上报国家体育总局，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华安联合认证中心的审核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历时两个月，终于完成了体育服务认证管理文本编制工作，并在游泳健身中心旺季开放时颁布实施，试行两个月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4)严字当头，内审先行。为顺利通过体育服务认证的正式审查，负责领导不仅组织人员到上海健身、游泳场馆学习，而且还两次对游泳健身中心进行内部模拟审查，审查的方式方法完全参照体育服务认证审查的有关要求，严字当头，一丝不苟，对审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书面形式予以指出，并限期整改。通过两次内部审查，中心内服务目标、服务承诺、会员须知、岗位职责、工作规程、图示警示一目了然，不仅使整个中心布局更加合理，器械配备更加规范，服务功能更加完善，而且员工的服务意识、服务技能、服务态度、服务流程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为下一步顺利通过国家体育服务认证审查奠定了基础。

5)做实做好，迎接检查。2006年12月和2007年1月，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统一部署，试点场馆正式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华安联合认证中心的现场审查。分管副局长在审查前亲自带队两次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责令游泳健身中心迅速整改，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通过上下共同努力，终于顺利通过体育服务认证审查，成为全国首批体育服务认证场馆之一，开创了宁波体育场馆服务类认证之先河。

6)开拓市场，彰显成效。游泳健身中心经过一年多的体育服务认证准备工作，建立了科学的管理体系，全面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各项工作有了明显的成效：一是经济效益逐年增长;二是服务意识大大提升;三是健身环境明显改善;四是顾客满意度有所提高。目前，正在以“管理无盲点，服务无缺陷，顾客无怨言”为工作方针，持续保持场馆服务质量，不断打造体育服务品牌，为实践“全民健身、健康宁波”的经营宗旨而努力工作。

3　完善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几点思考

体育服务认证制度是由政府主导，服务于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一项新制度。推行体育服务认证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体育部门改变行政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引导百姓消费、规范市场秩序、提高体育经营场所的安全卫生水平和服务质量，打造“信用的体育市场”等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从宁波实践看，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推行，确实能够起到规范体育市场行为，维护公众利益，促进政府行政管理的进步，提高体育服务质量的作用。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者利益的统一，构成了认证工作顺利展开的社会基础，所以，加强体育服务认证工作，已经成为保持体育事业(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1)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知名度。

首先，要加大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宣传力度。要与新闻媒体合作进行及时有效的报道和宣传，宣传体育服务认证的目的、意义、做法与效果，体育市场监管信息，向社会公示体育服务认证结果，使体育服务提供者自愿选择认证，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提供合格的体育服务;让社会公众了解体育服务标准，达到借助体育服务认证结果选择消费场所之目的。

其次，各级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法律法规和认证基础知识的学习，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善于使用国家标准和体育服务认证来规范市场，从而推动体育服务认证的顺利进行。

再次，要积极培育一支从事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人才队伍，增强标准化和合格评定等观念，加大培训力度，增加培训人员认证实践机会，掌握并运用标准化、检测、认证等工具服务社会，不断提高体育服务认证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认证水平。

2)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信用度。

从制度上机制上保障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公平，是提升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信用度的重要条件。在打造“信用体育市场”制度建设的探索中，要以制度为基础，通过立法来保证体育服务认证制度的科学性、公正性;从立法角度解决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和自愿性服务认证的矛盾;通过体育服务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积极引导体育服务认证的需求;通过制定公共体育政策，明确要求政府投资的大型场馆和公益性场馆进行体育服务认证，以此来推动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进程。

3)增强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效能。

稳定而有活力的监督和管理，必然会给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带来文明的意识和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观，能大大降低实施体育服务认证及其健康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根据《体育法》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条例》的规定，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有对公共体育设施的安全管理和以健身、竞技等体育活动为内容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体育服务认证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责，保证体育运动者的健康安全和营造体育场所公平竞争的环境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因此，强化体育服务认证的信用监督和管理体系是必要的。政府应当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体育服务认证行业的规范发展。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体育服务认证信用中介服务行为的发展，并保证体育服务认证方面的信息向社会开放，让大家平等地取得和使用，保护体育市场的公平竞争。要加强对已通过体育服务认证场馆的监督检查力度，组织定期(一年一次)的跟踪评审。依据有效的管理办法，监督检查认证机构的认证活动，以保证体育服务认证的公正性、客观性和真实性。

4)打造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品牌。

2007年，宁波在总结市游泳健身中心体育服务认证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市推广体育服务认证工作，扩大体育服务标准的覆盖面，打造一批体育品牌场馆。各县(市)、区体育部门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积极扶持帮助1-2家(游泳、健身)场馆达到国家标准，成为本地区示范(品牌)场馆。以此来推动国家标准的全面实施和体育服务认证工作的开展，形成以行政监管、社会监督与服务认证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管理体系;结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

有关精神，全面推行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不断提高体育服务场所及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水平。

5)提高体育认证服务的社会承诺实现度。

所谓体育认证服务承诺制，是指体育服务认证机构按照认证职能的要求，把服务内容、标准、秩序、责任向社会和消费者作公开承诺，并且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组织实施，若违背承诺则依法承担责任。这种具有契约性质的认证服务机制，体现了公共体育服务的透明性与本质特征。从目前试点情况看，最重要的是体育服务认证机构依法认证，公平正义，以提高诺言的可实现度。体育服务认证机构向社会作出的承诺，只有建立在科学、透明的基础上，才能具有真正的高信用度。

增強体育认证服务的承诺实现度，是建设“信用的体育市场”的核心。各级体育行政机关是否廉洁、公正直接影响体育服务认证的权威性及公正性。践行认证服务承诺制，要求工作人员在体育服务认证管理中能够遵纪守法，秉公尽责，决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能够真正做到廉洁、公正，能在规定时间内让群众知晓，以便群众参与监督，并且能得到公众的普遍信任。

6)提高体育认证服务教育水平与专业人员培训力度。

我国信用体育市场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目前，高素质“体育认证服务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信用的体育市场深化发展的“瓶颈”，培养专业认证服务人才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我国信用体育市场建设的重要工作。进一步加强体育认证服务教育与专业人员培训，可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大力发展体育认证服务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为全国的体育认证服务提供高级专业人才。其二，大力加强体育认证服务管理职业培训，特别是高素质“体育认证服务人才”和体育市场信用管理人员应该成为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进行培训的重点。其三，面向市民和市场的信用知识普及，主要宣传信用体育道德、确立信用体育观念、防范体育信用风险、使用体育信用工具、推进体育信用问责等内容。

此外，可以考虑建立体育服务认证的社会预警机制，保证体育服务认证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我们认为，在体育服务认证信息畅通的前提下，政府要善于根据已有的资料，对体育服务认证可能发生的问题、公众对体育服务认证认可的程度作准确的分析与预测。建议采用“前景方案法”、“仿真模拟”、“网络分析”等方法，实现对体育服务认证现状与发展态势的科学预警，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编辑：黄子响]

作者：张荣昌　陈祖达

国家体育产业研究管理论文 篇3：

论国家体育管理体制变革的重心

摘要：当前，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心是变革性质单一、功能重叠的垂直分工型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建立性质多元、地位平等的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这对于创建具有普世性的体育组织，托起国家体育制度文明之希望颇有意义。

关键词：体育管理体制;组织结构;水平分工

先进的制度是社会和谐有序之根本。人类正是因为有了“秩序”，才摆脱了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享有和谐的公共生活。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秩序”，将社会的组织锁定在固定的疆域内，将个人铆钉在僵化的组织机体内，人的自主性受到极大限制。当今，国内体育管理受其影响很大。如果说，北京奥运会后国家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龙头是其职能的转变，那么重心就是变革性质单一、功能重叠的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建立性质多元、协作共赢的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因为国家体育职能的转变要依赖于组织结构的调整，若结构不变，职能难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神，贯彻国家第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解决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对其选择的矛盾，促进国家体育的集约化、民主化和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管理实践反馈法等研究方法;笔者查阅了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相关文献，与国家体育总局多位官员，以及多名专家座谈，并结合多年的地方体育行政管理实践，提出如下改革思路。

2结果与分析

2.1国家体育管理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现状与国际背景

2.1.1现状分析我国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是按照等级划分的垂直、多层次分化的结构。它共分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决策领导层;第二层次是管理层，由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社体中心和体彩中心等构成;第三层次是执行层。这种结构是20世纪末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而建立的“过渡型”的组织结构。它在特定时期，为实现国家竞技体育的“赶超"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其问题不断凸显：一是性质相对单一，这既不符合目前国内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也不符合“十七大”“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的精神;二是层次多，功能重叠，掌舵与划桨不分，“管办"难分。例如，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既有政府管理职能，又有具体操办的职责。既办运动队，又关注经营赛事等，并且都是“国企”，因而导致民营企业办队或搞健身俱乐部，在资源分配和政策导向上都无法与之公平竞争。社会学研究表明：“由垂直分化所造成的差别就叫做社会不平等”。[1]

2.1.2国际背景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国际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为首，针对层次多、成本高的“科层官僚制”问题，相继提出减政分权、改革体制、引进官民平等竞争机制，并提出政府“管得更少，管得更好”的思想，而且实施了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公开竞标”国家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2] 20世纪末，韩国以金永三和金大中为首，先后变革了层次多、费用高的集权政府，提出建立“规模小，效益高”的民主化政府，恢复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这些改革思路虽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但颇有参考价值。虽然近年来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几经变革，但都未从根本上触及政府利益的“神经”，今后的改革已步入政府“自我革命”的艰苦时期。他要求政府部门割舍局部利益，去建立官民共赢的“善治”的组织结构。以求开创国家体育的和谐环境。这是十分艰难的，但历史已不允许我们再疑迟，更不能再走回头路。

2.2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社会学中的水平分化，是按照某一标准将人分为不同类型的平等的群体。水平分工型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要求政府管理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协作”，和谐有序的民主关系。

2.2.1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依据理论依据。20世纪末，西方部分发达国家提倡用民主的“善治”(治理)替代官僚的“统治”。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市场的失效,又看到政府的失控。“善治”是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其特点：一是对环境开放，决策与管理既民主又透明;二是组织结构一般是扁平化，既有利于政府分权，又有利于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保持地位平等，其重心是以“顾客”满意程度为导向，打破“……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2]美国学者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在论述政府治理(善治)中指出“起催化剂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他在大量实际调研的基础上，论证了分权机构比集权机构更具有民主性、创新性、责任性和效率性。[3]这就是国家与社会“协作治理”的管理方式，也是公民对制度的“选择”。当今，中国社会要达到“善治”，建立政府部门与社团 “平等合作”的关系，为二者共同管理国家体育创造条件，这是符合“十七大”提出的“……扩大公民有序地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思想。因此，借鉴国外经验，选择一种政府部门与实体化的社团协作型的体制，应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创新的选择。

政策依据。国家“九五”计划指出，“进一步改革体育管理体制，有条件的运动项目要推行协会制和俱乐部制，形成国家与社会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格局，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民主政治中指出，“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并将加强“社会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首次纳入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中。这些都为国家积极支持社会兴办体育社团，加强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提供了思路。

2.2.2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基本思路依据国情，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要坚持“稳步进行，逐步实施”的原则，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是“分权”，建立国家与社会“结合型”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直接领导下，总局将管理的竞技、群体和产业的资源，实质性地分别授权给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体育综合委员会，并使其三者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实体性的体育社团，进而融合国家和社会资源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这实质是“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图1)。它既符合“十七大”提出的“政事分开”“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思想，又有利于在制度上促进国家竞技、群体及产业协调发展。

第二次调整是“整合”，建立国家与社会“协作型”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这是在国家民主、法制和市场等机制日渐完善的条件下，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中国奥委会、中华体育总会、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基金会等相关体育组织，形成地位平等、性质多元、协作共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其性质是多元共赢(国办、民营和中外合资等)，以实现国家体育投资主体多元化(图1)同时，伴随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体育有关监管部门将独立存在于各种权力部门之外工作，防过去体制内的“失监”与“虚监”，以实现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国家体育的“整合”效应。因此，国家体育机构第二次分化与调整的实质是“决策、执行、监督”的三分离，是三者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的要求。

在以上两次的分化与调整中，国家要逐步确立政府与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科学学会以及体育基金会的功能与地位如下：

1) 明确体育行政职能。建立官民“协作型”体育组织，政府工作的重点是要制定国家体育大政方针与行业法规，加强公共管理;其次是利用制度培育体育社团和体育市场，并加大对之监管力度。这尤为重要，因为体育社团的成熟和体育市场的完善，急需政府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以往政府在此严重“缺位”。所以，国内现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举全国之力的体制，而是一种“有国无民”的官方体制，真正的“举国体制”是国家与社会协作型的体制，即公共管理。

2) 明确体育社团地位。水平分化后，中国奥委会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宏观指导下，独立与国际奥委会工作，这是适应国际体育通则的文明之举。水平分化初期，体总对下属的社团，要“扶上马，送一程”，待他们成熟后，支持其独立工作。三是，政府要支持中国体育基金会和体育科学学会独立工作。

2.2.3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优点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组织结构经过两次分化与调整，最终是要建立政府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地位平等、协作共赢的新型组织结构，其优点如下：

一是能主动适应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伴随国家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完善，以及体育社团“自治”能力的增强，国家体育组织的国有成分要逐渐减少，民营成分应逐步增多，以适应“国退民进”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社会环境。

二是能促进要国家体育管理集约化。因水平分化的组织结构层次少，能使管理半径缩小，速度加快，成本降低，推进国家体育管理“集约化”。国家体育组织水平分化后，主要任务是确定大政方针，以制度协调和监督管理等方式宏观调控。这既能减少腐败，又能提高公信力，促进国家体育组织要素之间的和谐。

三是尊重个体自主选择。国家体育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后，既有利于改变政府过去独家向社会提供体育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更有利于尊重社会体育个体自主选择的权力，以真正实现国家体育“以人为本”。

四是实现体育的民主化和社会化。体育民主化是国家与社会共同管理体育，即体育的公共管理。体育社会化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为公民提供体育产品(公私皆有)，这是国家体育制度文明的象征。水平分工型体育组织结构是政府与社会共同协作管理国家体育体制的组织机构，它将有助于和谐社会，推进国家体育社会化。首先，国家体育的权力将由政府“独揽”转向分权协作，即官民共同“治理”——“善治”，以促进国家体育民主化。其次，国家体育资源要将政府垄断变为制度分配，这将有利于官民平等竞争，实现共赢。再次，国家体育制度法规，将由政府独自制定，变为官民共同制定，共同管理，按“十七大”的精神把人民应有的权力归还于民;“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第四，国家体育公共服务将由政府独家提供，转向政府与社会共同“运营”，以促进国家体育社会化。以上四点，也将有助于缓解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以求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真正实现国家体育“以人为本”，这是一种体育的“善治”，见下列公式：

国家体育公共管理模式=市场无形之手+政府有形之手+社团第三只手

五是创建有特色的普世性的体制。“十七大”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都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人追求自由平等、自助创新、自主选择是具有普世性的。国家体育管理组织结构水平分化是一种具有普世性的平等分化，一是国家宏观管理体育，以社会体育组织兴办体育为主，国家调节社会体育组织之间的矛盾，主要靠法律和经济手段;二是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地位平等，无等级差异。再者，水平分化后的中国奥委会是实体的独立法人单位，更便于按国际通则与国际奥委会对口工作。

2.2.4建立水平分工型组织结构的途径未来，若求国家体育组织结构向水平多元分化的方向发展，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型的管理体制，国家体育管理观念与工作方法的变革是重要的条件。

管理观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国家体育的再发展，也不仅是金牌的增多，更是其文化的全面繁荣，中国体育要“武事文取”，即国家体育管理要靠增加教育、科技和制度等文化含量。[4]所以，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首先要变革“官本位”思想，建立“民本位”的理念，以此促进国内体育的私德与公德的协调发展。

工作职能和方法要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首先，要承认民营体育组织是责、权、利相对独立的法人单位。国家要依靠制度，有秩序地管理有关体育活动，而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干预。这样，国家体育管理才能真正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由“善治”替代“统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方式。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国家要用制度去维护国内体育秩序。正如，亨廷顿在论述政府管理中指出，“首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也曾强调，“人们对文明的政治渴望，也正是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期待，人们对政治文明的理想寻求，也就是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这是很有道理的。

其次，国家要逐渐变单纯体育的“行政管理”为“公共管理”，并要强化政府的社会体育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传统的体育行政管理热衷于“统治”，未来体育公共管理追求的是“服务”(善治)，二者的特点见下表(表1)：

3结论

1) 国家体育管理组织要改革性质单一、功能重叠的垂直分工型组织结构，建立适应国际环境、性质多元、地位平等的水平分工型的组织结构。这是国家体育体制改革的重心，是促进其观念、职能转变，实现国家体育管理民主化、运行社会化、成本集约化的重要途径。

2) 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观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其工作职能与方法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这是其组织结构得以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国家体育管理由民主的“治理”替代集权的“统治”，即向“善治”转变的表现;也是转变国家体育管理作风，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竞技、群体和产业协调发展的措施。

3) 建立性质多元的水平分工型的组织结构，是从国家体育管理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到工作方式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创新的过程。这对于缓解国家体育制度安排与公民自主选择之间的矛盾，维护国家体育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建立具有普世性文明的国家体育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2): 224.

[2] 曹现强.公共管理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2-3.

[3] 美·戴维·奥斯本等.改革政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4-25，233-277.

[4] 赵峰佩.2003年《吉林省体育工作报告》.第31卷第5期

作者：宋继新　贡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