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论文

摘要：历史的辩证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论文 (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论文 篇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定位

[摘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就是一个从民族性、地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辩证过程，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这个过程的必经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民族地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又是具有特定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是在世界历史整体地发展中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积极文明成果，通过跨越式发展而从地域性、民族性走向和实现世界历史性的特殊历史形态和历史过程。

[关键词]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定位

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思想突出强调了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在消灭狭隘的民族地域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是一个从民族性、地域性走向世界历史性的辩证过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和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是这个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必经阶段。这就为合理界定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

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而言的。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思想，晚年马克思在思考东方杜会发展道路时使其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特指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联系和交往，打破民族、国家的地域局限，使世界形成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的历史过程，它开启于资本主义，并最终指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可见，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是对立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指向，以彻底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理论、实践运动和社会形态的统称。

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形成的前提。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民族历史间狭隘的“挑战一应战”式的文明交往方式，虽能促进社会文明的演进，但它终究不能造成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大工业、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历史才最终形成。近代资产阶级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而奔走于全球各地，他们“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和物化，是同人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相违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将自觉控制和驾驭这些异己力量，人们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将成为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共产主义的必要基础。

在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形成进程中，“跨越资本主义”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也曾出现过落后民族通过与先进民族的交往，跨越一个甚至几个发展阶段的现象。世界历史时代的普遍交往，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遭到的致命危机并存，为落后民族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两种可能：一是满足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的愿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在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就的基础上，跨越和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给落后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为落后国家扬弃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创造了物质前提。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一些落后国家，根据特定的历史环境，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光辉的典范。

在实现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过程中，民族特色社会主义是必经历史阶段。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目标的终极性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样性的统一。就多样性而言，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发展程度上存在着不平衡性，以及在制度建设和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存在着特殊性和差异性，使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表现出各自的特色。就目标的终极性而言，无论是地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实现后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都包含于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之中。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当然，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各具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有各自的表现形式，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各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特别强调其多样性，或特殊性、民族性与本国特色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民族地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又是具有特定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特色发展的有机统一。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从民族性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性扩展的进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坐标中具有独特历史方位。

从纵向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从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过渡和发展的特殊历史形态。按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社会主义应该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充分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历史性形态。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发达资本主义母体里产出来的，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而来。它一诞生就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落后，是其最大的国情。邓小平将这样的社会主义定位为“初级阶段”，强调要在此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从时间上说，这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止，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从内涵上说，这个阶段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阶段，这个阶段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

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历史方位的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应该从中国特色来把握，也应该从广义的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来进行历史定位。从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步建立和建设的阶段。是任何一个民族都要经历的阶段。但各个民族的具体过程和特征是不同的，概括起来应有三种形式：一是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后开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落后国家经过资本主义道路最后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发达国家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进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广义的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属于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未能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种形式。关于这一点，邓小平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是一个从民族性、地域性社会主义逐步走向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的进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逐步减退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而与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向融合。

从横向上看，世界历史整体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世界交往中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积极文明成果，通过跨越式发展而从地域性、民族性走向和实现世界历史性的特殊历史过程。马克思曾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现实社会主义所面对的世界历史性场景就是它们将长期面临与资本主义共存共处的局面，这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既然世界历史整体是某些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的前提，毫无疑问，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从世界历史整体场景中获取能够促进自身迅速发展的东西，最主要的就是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世界市场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中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文明成果，其惟一的途径就是不断融入世界市场，通过世界市场与其他国家建立普遍的联系和交往。这是一个艰难奋斗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创新和希望的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努力，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赢得“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存在。

三、世界历史性定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定位，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互动机制，内涵和规制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取向。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把握好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活的整体，它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有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企业甚至个人的经济活动，以世界市场和信息化为纽带。连接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开放、相互合作的开放性世界历史整体。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特点。从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另一方面必须以宽广的世界历史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世界历史时代，没有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的“国情”，也没有不受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影响的“世情”。把世情与国情的分析与认识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个扎根于中国国情的世纪性课题，又是一个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世界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改变人们往往从本国、本地区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狭隘眼界，更加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去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联系与交往中主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国力;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国际竞争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成功实践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联系起来，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新活力和新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性社会主义实现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这给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创造了条件，即可以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直接产物，它相对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并未完成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所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必然有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二百多年内完成的产业革命，而且还要迎接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挑战。特别是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必将使世界交往的速度高速化、空间趋小化，世界交往关系普遍化、密集化，进而促进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在这种情况下，要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赢取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就必须充分借助世界交往提供的世界历史性平台，利用新兴信息技术科技成果，走出一条加速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新道路。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普世性特征，早有定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揭示了人的主体发展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关系和自由个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典型形态，未来的社会主义无疑属于具有“自由个性”特征的计划经济形态。传统的观念，大多僵化地把落后国家由于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诞生的社会主义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高度发达和人们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那个社会主义，而忽视现实社会主义诞生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现实，排斥和仇视市场和市场经济，这无疑是对历史的割裂。现实社会主义虽然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直接替代物，也不是超越了资本

主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同现实资本主义并行发展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同属于人和社会发展三大历史形态的第二阶段。这就是决定现实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邓小平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论断，准确地把握了市场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必然要求突破狭隘的民族国家界限。使商品、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世界市场这个更大的范围内流动，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组合。这与世界市场在本质上是重合的。因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适应了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趋势，又为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市场竞争、促进各种文明间的交流与借鉴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实行对外开放。交往的普遍发展是造成世界历史的前提，“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同时，世界历史的深入，使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成为各个国家、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国际间的各种交往活动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方式。这种世界交往实践，一方面摈弃了各个世界历史主体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实现生产力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横向移植，另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获得生产力移植后实现跳跃式发展，从而加快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追赶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步伐。世界历史发展雄辩地告诉我们，在今天，孤立、封闭、对抗和静止必将导致落后乃至消亡，联系、开放、合作和发展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合理逻辑。因而，邓小平告诫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和利用世界交往，把借鉴与创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历史性发展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秦玉珍]

作者：黄　斌

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论文 篇2：

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摘要：历史的辩证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关键词：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

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产生的。16世纪到19世纪初，在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激化，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凭主观愿望对未来社会设计的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生产和消灭社会压迫，实现人与人的平等等，那时是一种不现实的改造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主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到了19世纪中期，伴随欧洲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各种社会矛盾普遍激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促使许多进步人士思考社会主义及其实践意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不断涌现，他们在工人运动中进行活动并发挥影响，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诉求逐渐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一场理论与实践运动。在这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运动当中，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颇为深远。

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常在《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中使用“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时也使用过“社会民主主义者”之类的概念，这一情况是由于1848年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特别是以德国革命应当同时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认识为根据的。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曾结成联盟(社会民主派)，同时表现出民主主义的色彩和社会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改良倾向和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立场，但对社会民主派并不是采取僵硬的排斥态度，他们既指出了社会民主派的实质是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同时也引导社会民主派朝着共产主义目标不断革命。

19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被很多工人派别所接受，形成不同的带有改良色彩的社会主义流派，并逐步统一到社会民主主义称号之下。如，英国的工联派、德国的拉萨尔派、法国的蒲鲁东派、俄国的巴枯宁派。这时，马克思、恩格斯从争取无产阶级斗争力量的策略考虑，使用了“社会主义”，而极少用“共产主义”。1873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首次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表述他们的共产主义立场。

从1869年起，欧洲很多国家先后成立的工人政党都称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凡是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国家则称社会民主党，意即肩负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双重任务的工人政党，其指导思想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然而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上都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为依据，在各自的党纲党章中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把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何有这样大的影响?笔者尝试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归纳。

1. 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赋予其科学性和阶级性，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切实可行的理论。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历史唯心主义为依据对未来社会制度进行设想，缺乏对社会客体自身状态的事实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为根据，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哲学基础，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等基本矛盾的分析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预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赋予社会主义价值观以科学性，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

2.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两个必然”的同时特别强调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以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容纳不下其生产力的发展时，为新的生产关系做好了广泛的物质基础时才能实现。

在研究俄国等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马克思、恩格斯又阐释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的东方国家并存的世界历史时代，东方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这种跨越是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借鉴“肯定”成果的横向依存为条件的，必须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仍然强调的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同样是东方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阶段。

3. 1871年5月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的特殊形势，要求工人政党在日常斗争中善于妥协，既不回避选举，也不放弃议会斗争，于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迅速流行起来。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又使得这些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情况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生了变化，尤其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随着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发展，将来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国家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新观点并没有否定暴力革命，恩格斯特别声明无产阶级“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而又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性，不仅适应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交往时所要达到目标，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新的手段为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注入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种因素的增长将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变化，使资本主义在量变中有了新的部分质变，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做好越来越广泛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运用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方法论继续展开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如何创造社会主义的现实价值世界的科学研究，使社会主义价值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并找到了社会主义由观念形态变为现实形态的可行性道路，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也有议会斗争的道路，以及社会内在的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自然原则。在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目标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有利于各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一个高级新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它不仅为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所接受，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所属各国党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已取得很大成就，于是迷恋议会斗争，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绝对化。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他们更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解释成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和平与合法的议会道路来使资本主义进化为社会主义的学说。因其学说强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仅仅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达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唯一方法，故社会民主主义又称为民主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国家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外，大多数都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成为以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为手段的社会改良主义政党。在列宁的提议下，各社会民主党左派迅速独立出来，组建共产党。1919年共产党建立了共产国际，继续坚持信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与各国占主导地位的工人运动思潮结合起来，形成各具本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在1923年也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仍将其政治思想归诸于社会主义。

由此，共产党与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差异，前者走上了开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道路;后者走上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妥协的道路。这种道路选择上的不同在20世纪尤其二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演变为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长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是值得思考的。

二、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长期对峙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一方面受十月革命影响，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为二战后的多国社会主义体系;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了由列宁的两种制度共存于世界经济体系到斯大林的两种制度对立两个平行市场发展的曲折过程，在苏美冷战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斗争异常激烈，严重制约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常发展。

二战后，苏联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固守“斯大林模式”并将其推广到东欧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包括人类文化值得肯定的成果绝然对立，被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视为“专制”，为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创造了条件，致使开始于5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东欧国家各自艰难的改革又陷入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迷途，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一体化加强的趋势，作为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其冷战关系走向缓和，各自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欧美各国的社会化、国有化改革和苏东各国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与西方先进管理方法的探索，使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转向“相互受益性”的“共生”与“共存”。随之出现了社会党与共产党合作趋势，西方共产党改名社会党，东欧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两党关系由对抗转向谋求相互理解与合作。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苏东共产党领导人丧失了被西方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导致改革的失败和社会主义夭折，给当代社会主义建设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

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邓小平所述，“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因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尤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理论课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正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在反复实践和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 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进而揭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围绕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把执政党建设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和执政为民的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刻的概括了社会主义，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思想道德基础，以社会公平正义为基本条件，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而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强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概括了29年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创新。胡锦涛高屋建瓴的总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一过程，正是在于恢复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价值性与社会主义科学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主线，创造性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为谁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主义，保持社会主义发展的后劲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信任，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从而在客观上形成对各种社会思想观念的指导作用。

这一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一定发展，尤其二战后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成为本国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内主要或重要的政党。有些党长期处于主要执政党地位，有些党同其他政党联合掌握国家权力，并且成效显著。这些党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适应资本主义议会制度而进行自己的民主活动，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现存制度的一种道德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价值性与社会主义科学性对立起来，与科学社会主义长期处于对峙状态。

1951年社会党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社会党国际组织，取代了战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成为各国社会党的国际组织，在其纲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中正式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来表述它的主张：思想上，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提倡多元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多元化，奉行“多元主义”;政治上，主张取消工人阶级这一阶级基础，使社会民主党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选民党”，信奉议会民主制;经济上，主张建立以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私有制和竞争成分以及公有制和计划成分并存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体系，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而应该用经济民主来取代消灭私有制;社会发展道路上，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惟一方法;社会目标上，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道德价值追求而不是客观发展规律，把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等等。

苏东剧变后，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重新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并不意味着向起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回归，它仍然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超阶级的多元化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由于社会党都是在坚持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经济民主的，因而对经济权力的民主监督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也承认，这种社会保障制度说到底只是起到一种社会矛盾“缓冲器”的作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痼疾。因此它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 对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处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但又都是特定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产物，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现象，且是发展变化的。历史的辩证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毫不动摇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与社会党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在社会主义学说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得和展现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是不同国度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所决定了的，列宁在落后国家开创的革命道路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开创的议会道路，都是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探索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不能将二者绝然对立起来。

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历史看，各自的指导思想社会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思想内容上曾有过很大程度的交叉重叠，社会民主主义更多的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既未以僵硬的态度排斥其它社会主义学说，也未一成不变的固守自己创立的理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只是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前者走向了右倾，双方从最初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相互指责和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党国际成立后，他们甚至把搞垮共产主义作为与批判资本主义同等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共产主义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充满了敌视和种种误解。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意识形态的长期相互指责，只能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因此抛弃一战以来共产党与社会党在意识形态长期相互对立的思想，历史的辩证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为两大政党求同存异的交流，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破除观念上的障碍是非常必要的。

从社会党的价值观看，社会党的价值目标是退缩了，从最初的主张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到后来的取消废除私有制的纲领，不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把社会主义视为对现存资本主义的不断调整，实现自由、公正、相助的价值的手段。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社会党自身利益的需要，争取了选民，为上台执政开辟了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现实;另一方面也被资本主义利用为对本国实行统治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敌视其价值观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提倡的社会保障、改善人民生活、达到充分就业、促进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主张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下层群众的要求和愿望，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价值因素，是具有进步性意义的。

所以，我们应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研究他们价值观中具有进步性意义的因素，充分吸收和借鉴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肯定”成果，但绝不能照抄照搬的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照搬了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其教训是深刻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时，务必十分警惕被西方和平演变的可能。为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做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科学发展促进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与此同时，我们应把民主社会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改良主义本质与其在实践中存在的某些合理的社会主义价值因素区别开来，实际上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改变着资本主义的部分性质，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更应清醒的认识到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前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代表了发达国家的人民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往往与资本主义制度是相矛盾的，实践中常陷入理论的困惑。后者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代表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人民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诉求，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统一的，实践中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更为重要的力量。

总之，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它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历史的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同的组成部分，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无疑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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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 萍

作者：唐　庆

社会主义与世界历史论文 篇3：

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契合

摘要：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契合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的建设都具有紧密的契合性。挖掘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出现了否定中华文化的声音，中华文明的优点被忽略，中华文明的缺陷被肆意放大。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一个延续不断的文明国家。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不断，必然有其优势所在。挖掘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启示，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感、民族归属感、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38年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大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融合，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实际的一部分”。中国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传统的中华文明中包含唯物主义的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很大的成就，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能够很好地融合，二者具有契合性。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指出：“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就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融合。“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

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追求。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存在剥削，人们生活贫困等原因，人类社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见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见证了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任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使用童工，残酷剥削压榨工人的罪恶。“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出于对社会矛盾的困惑，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实行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的美好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

两千多年的《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下一级是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地以为国，礼义以为纪。……是谓小康。”《春秋公羊传》提出了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这样三个阶段顺利进化的过程，最终达到理想的社会，大同社会。

1840年以来，中国一步步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列强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做过无数次的探索。从戊戌变法的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后的总统共和制、责任内阁制、委员会制，事实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方案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彻底改变了危亡的命运，实现了民族的独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概括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就提到的“实事求是”四个字。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生根、发芽，结出硕果，很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契合性。

二、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契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國提出的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包括公有制、共同富裕、市场经济等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内在联系。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公有思想。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HT6](P111)[HT5]由于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发生朝代更替，而造成朝代更替的重要原因在于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关于公有的论述。在《礼记·礼运》中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天下是大家的天下的思想。在《六韬·文韬·文师》一文中提出了天下不是一人的天下，而是大家的天下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二是传统文化的共同富裕思想。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逻辑，劳资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资本所得到的，正是劳动所失去的。资本主义会导致两极分化，财富在资本一极积累，而贫困在劳动一极积累。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才能解决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HT6](P123) [HT5]在中国古代也有共同富裕的思想。《论语》中，孔子就主张“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三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需要市场的硬件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软环境。而很重要的软环境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基础。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念对于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只所以效率更高，是因为通过法律和道德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人们在契约的约束框架下，自觉地进行市场的交易，降低交易的成本。但是由于立法者不可能考虑所有的可能，法律存在着一定的漏洞，要想使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作用，诚信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诚信问题。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把诚信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最重要的五个方面之一。《论语》中提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出一个人不能不讲信用，诚信是做人的规律或者说根本要求。

另一方面，传统的义利观对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也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体制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市场中尊重的法则是价值规律，如果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会导致人们为了追求利润，避免在竞争中淘汰，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引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语》中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四是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缺乏改革与开放的传统，《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历史上著名的改革有商秧变法、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等，体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传统。儒家经典《大学》也提出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指出周是一个旧的国家，但是他的使用是不断地革新。中国历史上也喜欢对外交流学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架起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物质与文化交流的桥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外交流，吸收其它文明长处的愿望。

三、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契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核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传统文化中包含的许多政治思想理念对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富有启发。

一是以人為本的思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以人为本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管子》一书“霸言”篇中，就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提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节约开支、爱护百姓的治国理念五原则。孟子在《尽心章句下》中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

二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按照传统观点，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但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法治思想，对现实富有启发。尤其是依法与以德相结合的思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荀子提出了“法者，治之端也”，强调法律是治国的重要手段。韩非子提出了近似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以德治国，就可以使人心归顺，赢得老百姓的拥护。

三是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理念。中国人崇尚中庸，崇尚和谐的理念，认为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以和谐共处，而不是一方强制另一国家实行相同的制度，或者侵略剥削别的国家。

一方面，不同的国家可以和谐共处。传统文化崇尚和的理念，《礼记·中庸》提出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和为贵”“和而不同”。传统文化重视“仁”，所谓仁，仁指相互关爱，仁由偏旁“亻”和二构成，即二人，进一步引申为两个人的相处之道，而两个人相处之道是换位思考，是关爱。按照“仁”的理念，国与国的相处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和”的理念，每个国家都有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由。

另一方面，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互利共赢。按照西方的观点认为国与国之间是竞争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修昔底德陷阱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定理。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最终导致战争的爆发，通过战争来形成新的大国地位。然而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侵略其它国家，更没有掠夺其它国家。而是与周边国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定期象征性进贡的朝贡体系。《孟子·尽心上》提出了“达则兼善天下”。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发展互利共赢的国际外交关系，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契合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包括丰富的文学作品、文艺作品、艺术作品等等，充分挖掘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成果，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也是相互契合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

一是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面。道德建设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的建设。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它提出了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既有规矩，又有荣辱观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二是以君子之风，加强个人品德建设。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君子之风，君子是古代仁人志士追求的理念目标。

君子之风有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君子思想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发，《论语》中多次提及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周易》中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应该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应该有宽厚的道德来包容万物。君子之风有助于提升个人的责任感。中国的文人以天下为已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强调“内圣外王”。《孟子·尽心上》原句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礼记·大学》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三是弘扬传统孝道。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孝道，中国传统思想的孝道思想对于家庭美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论语·学而》提出了孝道建设的意义：“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同时在论语在又多次论述了孔子对教的认识。如对长辈要尊敬，《论语·为政》第七章记载“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四是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小说、艺术作品、民间传说、戏曲等文艺形式，挖掘传统文化的宝库，赋予现代的形式，有助于开拓文化产业的视野和范围，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通过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

五、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收入差距拉大、劳资矛盾、环境污染等引起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中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其实，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这三方面和谐的思想。

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思想。人与人之间随时可能导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仁”，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和”，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论语·颜渊》里提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和是不同的事物能够共同存在。论语中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是社会的细胞，人与人之间和谐，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二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随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就有越来越多的公共事物需要处理。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是自然经济社会，但是许多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會状态。有关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描述，更是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六、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契合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由于大量使用资源和能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越来越多，环境污染与破坏越来越严重，环境污染和破坏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健康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中国把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念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中庸》指出了“致中和”的重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正平和的状态，天地才能各正其位，万物才能依其本性生长。

一是畏天命──尊重自然的思想。人同自然界的其它动植物一样，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来自于自然，人依靠自然界的氧气呼吸，依靠自然界的水维持生命，人依靠自然界提供的食物生存。而当人去世后化成化学物质重新回归自然。《论语》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相对于自然人是渺小的。人要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感恩之心，敬畏之心。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畏天命的思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二是知天命，顺天命，不逾矩──顺应自然的思想。自然界有其运转规律，《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只能掌握自然界的规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界，并运用自然界的规律，而不能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如果企图去征服、改造自然，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自然界的报复。 《论语》中提出了知天命，不逾矩的思想：“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是要保护自然的思想。人靠自然生存，要保护自然，否则就是破坏人自身的生存环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保护自然的思想。如《论语·述而》中提出了“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梁惠王》一文中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意思是只要不违背农时，那么粮食就吃不完;只要密孔的鱼网不入池塘，那么鱼鳖水产就吃不完;只要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以上记载均体现了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保护意识。

七、结论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着历史的文化底蕴和天然的群众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功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弘扬传统文化对于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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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