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摘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1：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与障碍

【摘要】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推进民主进程，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质量，保证公共政策“共赢”的基石。随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成潮流而渐趋成熟，但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障碍性因素。通过对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优缺点分析，探求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 制定 价值 障碍

广泛的公民参与是达成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前提和基礎。公共政策作为对公共资源进行权力支配的过程，其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既能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的合理社会需求。

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民主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持续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成为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趋势而不可逆转，这在理论上有必要对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进行廓清，以使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广大公民形成一致的认知，从而在公共政策制定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规避决策失误，使决策公开、阳光，在制度上和程序上尽可能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序、有据，充分激发广大公民参与公正政策制定的主观能动性。

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正面价值

彰显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迈克尔·罗斯金认为：“为什么人们需要立法机构，因为在这里他们能感觉到自己被代表了，当人们感到政府是在公平地代表他们，并且在选举官员和作出重要决策时他们拥有发言权，他们就选择了这种‘统治的同意’，由此政府也具备了其‘合法性’中最重要的条件。”①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首先要考虑的是公共政策的服务对象是哪个?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作为公共政策服务的对象—公民。

我国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这种民主的缺点是公民意愿代表的有限性，公共决策时实际上表现为精英政治;而除参与决策的民意代表外的大量公民，被认为他们的政治诉求或者愿望的表达缺乏理性，即便是让他们参与决策，公共决策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因此，政治生活中，如何搭建一个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平台，并且在这个平台上使公民能够广泛参与、自由表达、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对彰显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有重要意义。

力求公共政策的科学正确。正确科学的公共政策是达成政策目的，满足公民意愿诉求的前提。广泛的公民参与从不同的看问题角度、不同的诉求水平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决策信息与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同样公共政策的制定也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集中公民的智慧和意见，借鉴不同领域的知识和观念，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及时、有用的大量信息，既保证了公共决策的质量，还能培育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和民主意识，提高公共决策的认同感和参与决策的责任感。

公共政策与公民的公共利益息息相关，不仅包括公众关心的物价和各类收费，还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公共交通、医疗保险、道路建设、社区管理等，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倡议、草拟、出台，每个环节都备受公民关注，存在于公民中的领域精英也能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发挥出更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使公共政策制定达到公民和政策制定者的共赢价值追求。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在充分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质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可以避免公共政策制定的“寻租”现象，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充分彰显政策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充分体现公民的利益诉求。公共政策的制定有两个不可能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公共政策制定的环境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之下的，所以决定公共政策制定的不仅仅是它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其他的影响要素;另一个就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是有限理性的参与者。由于公共政策的受众是不同的个体，所以不同的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期待与制定的内容就有价值上的不同诉求，有些学者认为这些不同的价值诉求是非理性诉求，这点我认同。可以承认这些诉求的非理性，但是不能说这些诉求都不合理。如果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那么公共决策要代表最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可能仅仅是口头上喊、理论上讲，在实践中去体现就比较难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群体的多元决定了其利益诉求的多元，作为公共政策决策选择的原则也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使他们获得和政策制定者一样表达诉求的机会，使他们的利益得以关注并获得平衡，使公共政策的认同对象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和落实质量的提升。

促进民主进程和社会和谐。过度的权力集中必然导致公共决策偏离目标，甚至会滋生腐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决策失误和尽可能地避免腐败，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广泛的公民参与和进行监督，需要公开与透明。公民要及时获得与自己有关的公共政策信息，如选举活动、政策制定、制定法律、政策执行等，都要求政府行为要公开透明，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类媒介把这类信息发布以使公众及时知晓，这样公民才能有序有效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出，表达自己的诉求，并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地监督。

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既使公共政策说服力增强，还有利于建立人际互信。人际互信建立的前提是尊重、包容、理解。尽管公民个体间存在着经济、认知、价值诉求等方面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承认这些多样性与差异性，并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实行利益的整合，达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公民意愿为中心，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前提，以公开、透明、合作为基础，这必然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

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障碍性因素

制度虚设使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意愿不足。政府为促进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来信来访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但这些制度的落实及作用的发挥更多时候停留在理论和原则层面，离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目标偏差甚远。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例，其创设目的就是要集中民意，鼓励参政议政，对于形成的政策决议结合地区特点层层抓好贯彻。仅就其代表结构就可以看出来，“民声”住往被“官声”盖过，这使得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强，公民参与仅仅停留在意见表达，更谈不上提出创造性的建议和意见，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效果也微乎其微。

程序不清使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不足。美国知名法官福兰克·弗特认为：“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②这说明广泛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需要有程序过程的制度性保障才能得以实现，但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素质等都要通过程序化的演练才能养成和提高。而当前关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度或者说法规建设，在程序的细节上不清楚，尽管在总体指导思想或者整体内容上体现着公民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是重要的有效的参与者，甚至权力属于人民，可是在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程序规定上却是操作性不强，甚至可以用缺失来形容，并没有将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方式、内容、途径等加以程序上的明确，这就使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随意性较大。

我们一般把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分为两种，一种是制度内，还有一种是制度外。制度内的途径是指由政府主导和创设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这种途径程序统一有序，主要的方式有代议方式、信访模式、公推公选、恳谈会等;体制外的途径指的是由社会、公民个体或者群众组织自由形成的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这种途径随意性较大，主要的方式有游行、演讲游说、网络参政等。

信息控制使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认同不足。不可否认的是公民掌握的信息与政府控制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或者叫做信息不对称。公共决策者在信息的获取或者控制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掌握的许多信息资源是公民无法或者不可能知晓的，也就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建议，心理上必然难以认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不高、意愿不足，当然其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效率必然不会高。

更有甚者，部分公共政策制定者存在着不正确的政绩观，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出于个人政绩的需要，出于个人所谓权威的体现，对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部分信息，尤其是负面性的信息进行了人为控制，只公示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和采取该政策可能带来的公共利益，对该政策制定后不利于公共利益的方面不予以公开，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等，必然使公民对公共决策制定缺少认同，不能高效地实践民主管理。

非组织化使得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质量不足。公共政策制定实践中，公民个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公民更多时候是通过组织形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来，而这种通过组织形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一种间接性参与，组织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其组织化程度与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呈正相关。在中国现行的政治状况下，社会组织的力量与系统的政治力量进行博弈，政治系统的力量远占上风，像现有的各类公民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各种联合会等也都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建立与运行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看政府眼色行事”的特点，这些组织在代表公民利益时带有比较明显的政府色彩，使得公民的诉求表达受到抑制或不准确表达在所难免。当然出现这种状况，主要的归因还是公民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低与缺少社会精英。正如人民代表，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各行业、各民族、各战线的精英，这些精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样存在“经济人假设”的现象，他们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时有可能存在着“搭便车”事实，这必然威胁着其他公民的利益和民主的实现。

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措施

塑造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渐趋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已成潮流趋势。也有学者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称之为参与型政治文化，它对公民的要求是公民主体要有相当强烈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识，对公共政策制定者有信任、有尊重、有包容，并且具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和多样化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徑，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有效性的影响。这种参与型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理念不仅彰显着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又体现着公民的价值诉求，是一种政府和公民良性互动的公共政策制定文化。

要践行这一理念，从政府层面来看，主要由政府起主导作用，使得公民完成两个转变：一个是由公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使得公民成为国家治理系统中的主体，既有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能力，又能合理有效表达、维护、实现其利益诉求;另一个是由公民个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向有组织化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使得代表公民诉求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合作、协商，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认同，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从公民层面来看，就是要努力提高公民主体的综合素质，加强参政、议政的学习，既提高公民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朝着有序、高效的方向发展。

健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制。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愿不足、认同感降低、公共政策制定水平在低层次徘徊，所以有关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一定要公开透明，让公民享有公共政策制定的足够知情权。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个程序过程，程序合法才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才能有效地避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无序无效，所以要求国家管理者制定相关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法律规范，使得公民“制度化”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依法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有监督权，要充分利用好两个监督渠道：一个是公民个体、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群众监督体系;另一个是网络、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为主的舆论监督体系。

拓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平台。高效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平台可以确保公共政策“共赢”。当前主要是利用好以下几个平台：一是听证会制度。听证会制度源自于西方，却与中国国情结合获得了发展，目前在我国主要在三个领域用的频率相对较高，即价格制定、国家行政处罚与立法听证。听证制度有自己严格的程序和实施步骤，使用得当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大有裨益。二是来信来访制度。信访制度是密切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有效载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信访需要进一步规范来信来访程序、拓宽来信来访渠道、建立来信来访法庭，推动来信来访制度的改革，对于推进民主进程意义深远。三是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建立发言人制度，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及时、准确、充足的信息资料，让最大量的公民充分知情，通过透明公开让公民诉求得到充分地表达，对政府进行有效地监督，促进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民主化。四是网络参政。中国网民众多，手机、宽带用户逐年上升，拓宽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公民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反馈问题、表达诉求、实现利益;政府可以了解民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五是利用好短信、微信、电话平台。电话的高普及率，短信、微信的高使用率，使得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成为可能。

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法规。完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法规体系，使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按法参与。一是要健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法规体系，这类法规制度至少要包括保障公民依法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同时对违背法律破坏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行为进行惩处有章可据。二是加大普法力度，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普法是法律知识的启蒙，通过普法让公民了解法律知识，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牢固树立法制观念，使得法制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程序清晰。清晰的程序避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盲目随意，而且还能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保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序高效。

(作者分别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注释】

①[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第198页。

责编 /王坤娜

作者：莫兰　邹顺康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2：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摘 要：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有利于确保政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公民参与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困境。对此，必须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困境;对策

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意义

公民参与，是指以追求公共利益和实现公民资格为目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从事的所有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的行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是现代民主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保证政策目标公共性、政策制定科学性、政策执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首先，有利于确保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為准则。”[1]10“政府制定的政策必须服务于或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依据，以公共利益为政策的最高目标。”[2]26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表达利益诉求，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防止公共政策为私人或利益集团服务，保障政策目标的公共性。

其次，有利于确保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依据于政府自身掌握的信息，而任何决策者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有限的，相反，公众却真实地掌握着大量与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微观和具体层面的信息。安德森认为：“权力和知识的分离有可能损害行政管理决定的合理性。”[3]131因此，吸纳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才能保证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才能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更加真实和完整的信息，有助于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从而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再次，有利于确保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执行通常需要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对象之间的良性互动，政策效果的好坏一般取决于政策方案的优劣、政策执行主体的推行力度，当然政策目标对象(公民)的配合支持程度也十分关键。如果公民采取被动甚至抵抗的态度，那么政策执行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能增强政策的合法性，能使公民加深对政策价值的理解，能使公民自觉积极地配合和推动政策的实施，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

现阶段，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各方面条件不断好转，但现实中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深度和广度与公民的需求还有一定距离，面临制度保障缺失、政治文化制约、公民组织局限等方面的困境。

(一)制度保障缺失困境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大多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整合与表达，法律虽然规定了公民可以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但这些规定没有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内容、途径和步骤等用制度化的形态予以明确规范，缺乏切实可行的程序去落实，就如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但多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并没有法律作为刚性保障，这样一来公民参与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十分明显。另外，受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政府习惯于垄断信息，漠视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权利和身份，限制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把制度规定束之高阁，一些基本制度如信息公开制度、民意调查制度、决策听证制度等，往往只停留在空泛的原则上，而不能得到有效落实，就连被认为是我国公共决策体制改革重要成果的听证制度似乎也被异化，更多地表现出政府职能部门将某项既定决策借此公布于众而非征求公民意见。

(二)政治文化制约困境

一是官本位思想的制约。目前，一些官员仍然奉行官僚主义作风，习惯于替民做主，片面强调“专家”和“精英”治国，在这种氛围的主导下，公民只能被迫沦为服从的对象。另一方面，政府虽然意识到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权，却对公民参与效果有种种质疑。认为公民参与往往存在代表群体不充分、威胁政策质量、阻碍政府管理绩效提升等问题。这必然会导致公民与政府之间处于紧张、互不信任、冷漠甚至对抗的状态之下。

二是臣民意识的制约。传统政治文化的残余并未彻底消除，政治冷漠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政治情绪。公民把政策制定完全当成是政府的事情，摆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认为百姓理所应当的是听安排、随大流，这种定式思维影响了公民的主体认知，容易导致服从甚至是盲从的角色定位，抑制了公民表达自己利益主张的主动性，制约了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积极性。

(三)公民组织局限困境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参与的组织性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组织发育不成熟、组织化程度不高;二是公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扮演着政府的“帮手”角色。公民组织是实现公民利益整合的重要平台，能有效地减少公民在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形成合力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会团体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确实起到了表达、协调、综合公民意愿的作用。但不容回避的是：我国政治社会团体的发展还远不成熟，表现为多数政治社会团体尚缺乏充足的代表性，未能充分获得成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因而不能有效地把成员团结起来，形成统一意志。”[4]我国许多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大，业务活动受主管行政部门的指导，履行职责不到位。其对政策的研究、分析有时变成对政策的解释或论证，对政策实施结果的评价不符合实际，提出的政策意见带有片面性。可见，民间组织“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特点，严重阻碍了其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聚合作用。

三、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公民要求参与公共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我国现行政策参与体制还难以适应公民参与需求。面对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完善相关制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路径来消除公民参与的壁垒，最终达到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一)完善公民参与相关制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亨廷頓认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就是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可以通过完善以下制度来畅通利益表达渠道：

1.信息公开制度。“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5]131。信息公开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前提，政策信息的公开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公民参与的程度。因此，应尽快建立一整套法律保障体系来规范政府的信息公开行为，借助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行电子政务，保障公民方便快捷地掌握各种政策信息，促进政府对公民需求的回应性。

2.民意调查制度。民意调查是拉近政府与公民距离的有效手段，是倾听民意体察民情的重要方式，对于激发公众政治热情有重要作用。在对关系全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重要改革方案等做出决策时，应主动组织一定范围或全民性的讨论、评议，为政府决策提供更为充分的依据，以便让公共政策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决策听证制度。政府部门应根据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情况，恰当地确定实施听证的决策领域，正确地选择决策听证的运作方式。从我国现阶段情况来看，应当优先考虑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特别是民生领域实施决策听证制度。

(二)转变行政理念，培育先进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公众参与行为的指向、方式和程度，民主的、现代的政治文化是公众参与不可或缺的心理背景。为此，一要树立合作共治理念。政府部门拥有公共权力，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公务员对待公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作用的发挥，“如果没有行政官员个人认可公民参与发挥的作用，公民参与的各种创新行动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6]118。这就要求政府从“统治者”、“控制者”转变为有限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要求政府官员克服官本位思想，以民为本，相信和依靠群众，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二要培育公民主体认知文化。“使自由平等精神渗入到社会传统和习惯之中去，努力使传统的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转变。”[7]公民主体认知文化的形成有助于塑造独立健全的政治人格，提高公民的认知能力。因此，必须解除传统政治文化的束缚，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提升公民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将公民政治冷漠的参与情绪转化为一种自觉自愿的主动参与。

(三)加强公民组织建设，提高公民参与能力

“人民群众应该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如果人民群众处于一种无组织状态，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强大的力量，从而他们的利益要求也就很难引起政府的注意和被政府所采纳。”[8]因此，必须促进公民参与组织网络的形成，使公民更多地通过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参与政府决策，“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己能力的不足。”[9]29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加强组织的独立性，提高其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抗衡力量。社会中介组织能够有效地将公民的个体意见转化为一致的组织意见，形成可以向公共政策决策系统输入的利益诉求与政策信息。而这些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推动公民参与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弥补公民个体参与的不足与缺陷。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赵成根.民主与公共决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唐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4]梁丽萍.公共政策与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111.

[5]列宁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1.

[6][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M].孙柏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8.

[7]陈志新，胡传明.论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必然性及其培育与建构[J].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4，(5)：36.

[8]李景鹏.政策制定的两个维度：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1)：5-7.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罗志强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论文 篇3：

加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思考

摘 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认为应该从加快法制化建设、培育公民参与政治文化环境以及拓宽公民的参与渠道三个方面来加强和完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公民参与 公共政策 制定 现状 完善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是指,政府体系外的公民出于各种目的,以合法的行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所包含的问题确认、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环节中的全部或部分环节,并借以影响社会资源分配的政治行为。

一、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现状

(一)公民参与渠道不广泛。

目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正式渠道包括两个层面。在宪政层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实际公共管理的层面来看,它主要包括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社区自治制度等等。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第一种渠道来看主要是通过选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形式来实现公民参与。但第一种渠道的制度安排中,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能够直接参与国家重大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太少。在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层面,虽然政府采取了多种公民参与形式,但公民真正能够参与的范围却很有限。

(二)公共政策形式的被动性。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大多不是自觉行动,民间公民参与力量相对薄弱,公民参与和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强的依附关系,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引导和操控下完成的,这种参与过程往往无法真实地反映公民的心声。

在我国的公民听证会和公民社区自治当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国公民听证会的召开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对公民听证会的程序做出严格的要求,因此政府在听证会的主持过程中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参与代表的确定中都存在着与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真正代表普通公民的代表参会比例却十分有限。这样的听证会已经丧失了听证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本质。

(三)参与透明性的缺失。

公开和透明是保证公民参与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公民参与的公开性与透明性可以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政府政策被执行偏差的可能性。公民参与透明性的缺失,一方面是制定政策时的内部规定偏多,公民参与的途径和渠道较少,这样就难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政策议程都是由政治领袖和权力精英所创始。而这种政策选择和制定的“精英决策模式”就是制定之后强制推行,公众意见不起作用,难保顺利执行。

二、加强与改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对策思考

从以上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整体状况是“参与不足”。那么,我们应该通过以下途径来加强与改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一)加快公民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公共决策的领导说了算、公民不参与、群体性暴力事件等反映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缺乏制度化设计,这不仅不利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也使公共决策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主观主义、个人偏好、随意性等特征。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变更。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因此,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基础,从程序上保障公民的有序参与。

(二)培育公民参与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套关于政治的心理取向,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选择、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等基本要素。对于公民而言,首先要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其次要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是主体意识存在的逻辑条件和参与意识生成的逻辑前提。

(三)拓宽公民的参与渠道。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方式和程序多种多样,除人大选举制度外,公开听证会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民意调查制度都是实现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及科学化的基本渠道。

1.公开听证会制度。

听证属于政策制定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听证具有信息、咨询、参与、控制、监督、反馈等多种功能,对于优化公共政策的公民参与,确保公共政策效用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最为切实有效的制度安排之一。

2.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资本市场存在的基础,它要求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的企业公开会计和非会计信息,信息披露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民间社团,且由于民间社团具有服务公民的使命,并享有减免税待遇,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与其突显的社会责任相适应。

3.民意调查制度。

建立民意调查制度是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需要,也是加强政府服务和政策制定的需要。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政府的重大政策出台前都要进行民意调查,以保证政策符合民意。通过民意调查,还可以宣传政府的政策,获取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掌握民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民意调查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作者: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问题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志.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现状及其路径选择.理论月刊.2006.

[2]李学会.公共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吉林大学社会学学报, 2005.

[3][美]拉雷•N.格斯顿.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庆出版社,200l.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作者：王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