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精选8篇）

公民参与 篇1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被提上日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参与式公民教育备受欧美国家推崇。那么,为什么要实施参与式公民教育？什么是参与式公民教育？如何开展参与式公民教育？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借鉴欧美国家公民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一、消极公民向积极公民转型的时代背景(一)参与式公民教育适应当代公民转型的需要

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取决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公民。不同的公民观念,决定了不同的公民教育理念。

公民概念始于古希腊城邦。城邦是一个民主聚合体,由公民组成,城邦的公共事务由公民共同协商决定。因此,城邦的公民是参与公共事务、具有公共精神的自由民。学术界把古希腊的公民观念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公民只有城邦共同利益,没有个人的利益,公民只有对城邦的责任,参与公共生活,谋取公共福祉。

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个人利益的萌生和权利意识的唤醒,以及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就催生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维护个人的权利为核心。它坚持个人是第一位的,个人权利和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权利而派生的,是第二位的。自由主义公民观把个人权利作为第一追求,国家要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至于公共事务,公民是否愿意参加,是个人的自由,国家无权干涉他们。自由主义的公民只需要遵守法律,承担必要的诸如纳税、投票等少数义务。因此,相比于共和主义公民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可谓是消极的,它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种公民观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成为西方公民的主导观念。西方社会的公民以捍卫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首要诉求。

从古典共和主义到自由主义,个人得到了解放,个人利益不仅得到了关注,而且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唯一诉求。这既有历史的进步,但也要看到过于关注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在当代社会中的问题:公民个人主义盛行,公共自我与私人自我分离,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原子式的自我”,人与人之间关系淡漠,社会责任感消失；公民对于公共生活、民主社会以及诸如选举等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不断降低。自由主义公民使当代社会出现了显著的“公民唯私综合征”,进入一个“公共人衰落”的时代。公民只关注个人利益,不关注公共利益；只强调个人权利,不为社会谋福利,使社会成为原子式个人的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有机共同体。

面对自由主义公民导致的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的发展出现了共和主义的回归,形成了当代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反对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观,重拾古典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观。但新共和主义不同于古典共和主义,古典共和主义中没有公民个人的权利,新共和主义经过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来,自由主义尊重个人的权利,成为近代公民的基本特征。新共和主义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加以平衡,强调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平衡,转变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观为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公民教育观。自由主义的消极公民没有参与，共和主义的公民需要参与。因此,参与式公民教育,是适应当代自由主义公民向新共和主义公民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参与式公民的培育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自由主义到新共和主义,从消极公民到积极公民,参与式公民教育有其西方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必要性。问题是这种转型也适用于中国吗？以西方自由主义公民思想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的封建宗法社会只有臣民、草民,没有公民。新中国成立后,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压抑了个人的主体性和个性。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这种情况得以改变。因为市场经济是以个人为核心的自主经济、等价交换的平等经济、开放的竞争经济。市场经济对人的要求是独立、平等和开放,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服从、听话与封闭。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只能成为臣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则是注重个人利益的自由主义公民。我国虽然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但市场经济的恶果已经显现:在提升公民主体意识的同时,也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孤独的公民”,他们把个人的权利视为唯一,对他人疏离、排斥,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道德冷漠和社会责任感的消失。2011年10月,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就是中国社会公民道德冷漠的典型表征。社会对“小悦悦事件”的关注,以及近年来不断讨论的“老人摔倒,扶不扶”都是对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拷问。有学者已经洞察到中国公民的利己主义问题,呼唤超越个人主义,通过重建公共生活,提升公民的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由此可见,当代中国虽然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但市场经济已催生了个人的自由主义,由此也带来了与西方自由主义公民同样的危机。因此,中国公民教育,一方面需要培植个人的主体性,赋予个人的权利；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公共价值、公共精神引导公民个人的健康成长,使个人在公共参与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公民。

二、参与式公民教育与积极公民的培育

(一)参与式公民教育旨在培育积极公民的公共性

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的方法。它旨在培育积极公民的公共性,包括公共精神、公共道德、公共理性、公共参与能力等。

第一,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民区别于私民,就在于公民具有公共精神。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公民对待公共事务、公共生活的行为态度和思想境界,它是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在行为和性格上的体现。公共精神超越了个人的狭隘利益,而致力于公共福祉、公共利益。当代自由主义公民的危机就是因为缺少公共精神,出现了“公民唯私综合征”。所以,矫正自由主义公民的危机,必须重塑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形成于公共生活中。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要鼓励和推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实践,在公共生活中确立公共理念,强化公民社会责任感。

第二,培育公民的公共道德。公共道德,即公德,它区别于私德,就在于私德是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公德是公共生活的道德,不仅包括社会公德,还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群体所提倡的道德。公德是公民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道德要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然“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所以,必须加强公民道德教育,重要任务就是培育公共道德。

第三,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理性是一种理智能力、道德能力以及行为方式。一个人的行为,必须基于理性,但不同生活需要不同的理性。公民的公共生活需要的就是一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因为它的目标是公共的善,它的本性和内容是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对民主社会公民的要求,因为民主社会是多元一体的社会,公民要在多元的状态下形成一体关系,必须诉诸公民间对话、协商而达成“重叠共识”,形成公共理性。

第四,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公共参与能力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平等交往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公民的公共生活是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协调和平衡,所以,公民必须在公共生活中学会合作与交流、沟通与协调、协商与妥协,能够理性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进行交流理性地解决冲突。这些都需要公民在公共参与中形成与发展。(二)参与式公民教育的特征

第一，公民参与是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参与。参与是参与式公民教育的核心词。首先,这里的参与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参与有积极主动参与,也有胁迫被动参与。主动参与是作为主体的存在状态,被动参与是作为客体的存在状态。公民作为主体人,其参与应该是积极的。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主人,具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能够通过与他人或群体之间的合作影响公共决策,创造公共福祉。其次,主动的参与行为并不是无节制的,对于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而言,过度或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是不理智的,因此也是有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公民无序和过度参与的典型表现。因此,公民参与必须基于理性,而且是一种公共理性。

第二，公民参与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实践。公民作为一种身份,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公民之间出于公共利益而交往。因此,公民的参与不是你争我斗的利益纷争,而是一种多主体间的平等交往。交往中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而且公民之间是互惠和合作的平等关系,而非权力的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公民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而解决,他们之间也是一种相互宽容、信任和尊重的关系。个体不是作为原子式个人参与其中,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一员、作为一个平等交往的主体参与其中。个体参与生成的是孤立的个人主体性,平等的交往实践生成的是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在保证个人独立人格的同时,也与他人平等对话、合作、协商、妥协,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互识和共识。所以,公民参与是一种主体间的平等交往实践。

第三，公民参与是一种公共生活的参与。“参与”回答了公民教育的活动方式问题,但公民在哪里参与，参与的场域是什么，这是由公民特质决定的。自由主义公民是孤立的公民,不强调公共参与,个人消极履行其义务即可。参与式公民教育则基于共和主义理念,强调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投入。公民是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公民的参与只能发生在公共场域中,过一种公共生活。这是由公民的公共性决定的。“公共生活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参与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它以公共领域为场域,以公共事务为中介,以公共参与、公共交往为手段,以公共伦理为调节,以公共性的形成为目的。”所以,并非任何情况下的学生参与都是参与式公民教育。只有发生在公共场域中的公共参与,才构成参与式公民教育。学生为了获得知识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就不属于参与式公民教育的“参与”范畴。所谓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学生参与公共生活的教育实践活动。第四，公民参与的目的是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公民有积极和消极之分。自由主义公民只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对国家尽义务和负责任,是消极公民。自由主义的公民只承担公民基本权利所要求的公民义务的底线,是被动的参与。共和主义公民强调参与公共事务,关心公共福祉,是积极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的参与不仅要公民履行消极的义务,更强调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参与式公民教育是针对自由主义消极公民的问题而提出的,它以培养负责任的积极公民为目标。积极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理性和公共参与能力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才能得以实现。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对参与式公民教育作如下定义:参与式公民教育是引导学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学校、社区和社会公共生活之中,通过主动参与和交往实践,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公共道德、公共理性和公共参与能力,使之成为负责任的积极公民。

三、在参与公共生活中培育积极公民 参与式公民教育要引导学生积极、理性地参与每一个层次的公共生活。学生的公共生活包括学校、社区和社会的公共生活。虽然学校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域,但学校生活未必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场域,因为学校生活未必是公共生活,即便是公共生活,也只能是一种准公共生活。社区生活、社会生活才可能是真正的公共生活,也是锻造公民的真实生活。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要引导学生作为公民在学校、社区和社会,通过参与到学校、社会、社区等共同体的生活中,以便改善他人的境遇或是改变共同体的未来。公民参与类型主要有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道德参与。笔者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论述学生公民参与的途径。(一)学校公共生活中公民的民主参与

学生的学校生活主要有三类:一是课堂的学习生活,二是班级和学校的管理生活,三是学生的社团生活。参与式公民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建构具有公共性的课堂生活、班级生活和社团生活。学校生活是学生生活的主体,公民教育必须充分利用学校生活,尤其是课堂生活和班级生活。第一,开展以公共话语为核心的合作学习与辩论。课堂公共生活不是教师的一言堂,也不是学生对标准答案的顶礼膜拜；课堂公共生活反对教师的灌输和说教,也反对标准答案和要求学生对标准答案的无条件接受。民主的课堂是一种公共言说,一种公共话语方式。公共话语是围绕着公共议题展开的自由言说。虽然议题是公共的,但参与讨论的公民可不受任何人支配地自由言说。而自由言说不等于乱说,个人言说必须对公共生活负责。知识虽然需要个人的建构,但这种建构是主体间的商讨。因此,公共话语通常以沙龙形式呈现,通过开展辩论和批判,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让每个人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意见,但需要形成共识和遵守已有的共识,从而使个人知识转化为公共知识。

第二,建构学生参与的班级公约和学校的民主管理生活。如果把学校作为公民共同体,学生无疑是占最多数的共同体成员。学生作为公民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决策尤其是与学生权益直接相关的决策,都应该有学生的参与,听取学生的意见,体现学生的利益。班级公约是班级生活的公共法则,是由包括教师在内的班级成员共同制订,也是对包括教师在内的班级成员的共同约束。班级公约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和例外。班级作为学生直接参与的民主共同体,要实现民主管理。学校管理也要吸收学生直接参与到公共管理决策,在事关学生利益问题上,学校有责任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听证会或者公共事务的辩论会,听取学生的意见,让学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尝试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机制,构建民主的学校管理生活。第三,建构以自治为核心的学生社团组织生活。学生社团不属于学校的正式组织,它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目标、兴趣,自愿组成的某种社团形式。例如，学生公益社团、志愿者社团、社会服务社团等是学生活动的自主天地,是学生的自由结社,因此,社团由学生开展自治活动。早在1919年，陶行知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指出,“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从学校这方面说,就是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在今天的现实中,一方面,中小学生陷入应试教育漩涡之中,社团生活不丰富,有的学校也不支持社团活动；另一方面,具有政治参与性质的社团,如学生会、共青团,也会受到外界的政治干预和控制,少有学生自治的权利。社团是公民联合体,是学生在学校里的公共社会生活,对于培养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自治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学校中的公民参与必须引导学生组建各种社团,积极参与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二)社区公共生活中公民的社会参与

学生不仅可以在学校,还可以在邻里、教会、社区以及公民社会的其他群体和场所中学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学生在社区和社会,是作为一个公民参与社区和社会生活,这种参与从性质上说包括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政治参与主要是公民的政治生活,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选举,作为一个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政治管理和被管理；社会参与是公民的社会生活,主要指公民参与社区公民自治活动,参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团活动。只不过,社区生活更多的是社会参与。社区的社会参与有社会服务、做义工和服务学习等多种形式。

第一,社会服务。社会服务是指参与社区活动与社区管理,为社区谋福祉的活动,如志愿者活动、慈善募捐活动、帮扶活动、助残活动等。社会服务形式多种多样,不在于形式,关键在于公民所具有的社会服务精神,这就是公益精神、奉献精神、志愿精神等。社区服务作为社区公民教育的形式在西方比较成熟,在我国虽有社区存在,但社区还没有真正成为社区公民的共同体,社区居民基本上是各扫门前雪,社区的公共事务难以得到全体社区居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培养社区公民意识,建构社区的公共生活,社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做义工。在社区公共服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做义工。实践证明,做义工是进行参与式公民学习的重要途径。社区要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义工活动,培养他们社会关怀的理念,缔造互爱关怀的社区文化。从香港的成功经验看,政府有必要成立公民义务工作的专门协调与管理机构,与社会各界沟通联系,合力推动义工的参与,提供义工服务。

第三,社区服务学习。服务学习是西方参与式公民教育推出的一个有效方法,它将学生学术课程学习与社会服务以及学术成长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把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围绕着社区的问题开展研究性学习为社区服务。服务学习既加深了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服务社区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西方具有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利,可以自主开发社区服务课程。我国学校也可以开发校本课程,同时也可以结合已有的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等,开展社区服务学习。

(三)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的政治参与

社区是公民直接的生活场,公民参与社区生活,服务于社区,也服务于自己,因此,公民更愿意参与社区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必须超越社区的局限,承担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社会生活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生活实践。学生的社会生活,除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参与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公民的本质体现，参观学习、直接参与和网络参与等是学生参与政治的主要形式。

第一,参观学习。政府有关部门或者社会团体要积极协助学校开展公民参与教育,组织参与式的公民教育项目,提供青少年到政府部门参观学习、观摩实习的机会,为青少年提供政治参与的相关教育和训练。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如2006年美国国会授权并资助“美国国家和社区服务中心”实施公民参与和社区服务项目,组织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到美国教育、环境、公共安全、国土安全等政府部门实习、观摩等,其受众达到150万美国公民。美国联邦教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等也大规模资助公民教育的实践项目。在这方面,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还没有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需要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经验,建立相关的组织,为学校开展参与式公民教育提供资助和帮助。

第二,政治实践。政治实践,不仅是公民教育的最好形式,也是公民本身的义务。公民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无论是学校和社区里的政治参与,还是社会上的政治参与,都是公民政治实践的好机会。公民教育要使学生珍视这一机会,使学生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履行好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同时,还要使他们明白这一活动对其成为公民的意义所在。第三,网络政治参与。在网络化时代,青少年几乎普遍介入网络,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公民的政治参与也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网络的开放性、隐匿性与广泛性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空间。事实已经表明,网络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网络的匿名性,也导致了少数网民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要培养网络参与的责任意识,使每个网民都能够成为负责任的网络公民。

公民参与 篇2

一、民众的心理趋向

我们的国家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寻找途径引导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衡量利弊劝说更多的公民不反对参与社会治理, 我们还在不断地调整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以求能真正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所有这些努力, 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公民的积极主动与消极被动的比率。就像卢梭列举的那些权力制约的比率一样, 这种积极与消极之间的比率同样能够影响 (甚至决定) 公民能否参与社会治理。因为公民参与不是某一个体行为, 而是一个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行使的同等行为;一旦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公民没有意识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而冷漠对待这种政治诉求, 那么很多规划就不具备启动资格, 很多路径就没有数据可供参考, 最终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宏伟蓝图只能堕落成局部领域的小规模挑战, 而那些美好的政治景象也只能是望洋兴叹。所以如何推广这一政治性的理念, 使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成为运动中的元素, 是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必备期待要见之一。

尽管现在情况有所变化, 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上的自由, 以一种近似于极端功利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明显的标志是民众开始公开的问这样的问题:这项政策我能获得什么利益?如果我的权利被侵犯, 我可以怎样救济?但是牵扯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却没有人愿意发声, 除了抱怨。尽管这也可以理解, 但百姓对政治过冷的态度是更大范围的存在, 每每都指责政府举措失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失公允的, 因为再无私的政治蓝图也打动不了千万冷漠的心。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法治覆盖不全面, 政府公信力不足, 公民道德观不统一, 这一系列问题都对普通民众的心理产生影响。怕民众容易愤怒而带来局部动荡, 又怕民众冷漠而丧失群众基础, 所以对公民的心理引导非常重要。需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 就要给予公民充足的动力, 如果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心理趋向势力不足, 百姓参与政治生活的各种尝试即便持续了上千年也依旧是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 激发公民对政治的热情的同时, 绝对不要轻视群体的情感, 这点从愈发汹涌的网络暴力事件中就能看出。不得不承认我国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涵义认识很肤浅, 表现之一就是莫名其妙地将国家、社会、个人割裂开来, 而且我国公民参与程度较低的原因之一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个别情况下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界定能力。如此一来, 不知道、没兴趣就导致“心理趋向”这一工程无法下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 民众本就浮躁而只顾及眼前利益, 如果这项心理工程没有做到位, 那么结果必然会一塌糊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实现

公民的概念本就不同于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意识更是与臣民意识相对, 意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因此为了使自己更加协调地适应国家的运转, 积极地参与其中进行治理, 利用自己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参与治理, 正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的体现之一。就这一层面而言, 社会治理成为一道相当有效的路径沟通了国家和公民, 提升了公民作为国家主体的生存能力。

参与的中心主张都在于“缩减治理中的层级节制和技术统治”, 不仅如此, 参与的含义也无非围绕着“公共组织管理以及这些组织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参与式管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有着积极的牵制作用, 从而在促进行政结构优化方面也有着现实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形式, 让公众参与到关乎切身利益的事件之中, 作为权利的相对方, 公权力组织也会费心协调出更有诚意的方式配合公众的参与热情, 以求能够降低自己的行政阻力。

考虑到公众日渐觉醒的参与心理和社会治理的真实效果, 公权力组织的行政方式是屡次受到考验, 并且会一直被考验下去。这也是政务公开等一系列很有诚意的行政监督手段在形式上发达起来的根本动力之一。敢于敞开门让公众监督, 不仅能够体现出政府的公益决心, 也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入门基础, 不管因何初衷, 既然能够有一个平台参与其中, 公民的社会治理就不会仅仅是一句口号, 而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全民努力的实践。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增强, 可以迫使行政部门妥协, 有限制地敞开公众参与的大门, 这只是第一步, 告知公众公权力在表面上是如何运作, 这远远不够, 在某些领域的活动中, 公众不想只是成为被告知的对象, 而是成为发出声音、做出影响的一方。所以即便听证会越来越像模像样也不能满足需要, 公民还需要在政策制定的源头上做出影响。

公民积极参与下的治理模式, 显然能够对作用于自身的政策制定起到制约作用, 在这层意义上, 这一模式的运用可以间接地限制权力扩大化。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 确实需要这种良性的参与式的治理模式, 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恢复主权应有的力量。

如果仅仅看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可能会对公权力的使用造成牵制, 而没有看到公民参与治理可能会分摊政策践行的风险, 没有看到公民的参与对政策推行的促进作用;仅仅认为让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添乱”只需要事后的通知和强势执行, 而忽视了让公民参与其中对政策合理性的助益。这样种种都是有失公允的不理性评价, 公民是所有政策的最终承受者, 而制定者一旦和承受者中间存在过大的间隙, 又怎么可能期待政策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呢?所以需要沟通, 需要公民的参与, 也才能让一些理想的预期最终实现。

参与模式可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与社会以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之所以有这类的治理模式, 就是考虑到“官僚体制内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 (Majone, 1989) 。因此, 如果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 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 (2) 由此, 参与式的治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三、公民权利的有效实现

(一) 有效的民主权利

对民主不切实际的过多要求是一种天真的行为, 当年雅典城邦式的民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现代的民主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妥协, 但绝对不可以轻视这种妥协, 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完美民主, 这种利益均衡后的民主就显得更为实际, 而且还会逐步发展完善。“在一种基础更为广泛的政治体制中, 对于权力予以限制的要求又会获得多么巨大的增长。” (3) 如前所述, 公民身份其本质就是一个政治性的客观身份, 因此在目前这种广泛政治体制内, 如果每个公民都想获得更大的自由, 更大的民主, 直接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人多势众的得偿所愿, 而是公权力的掌控者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不利局面的出现, 甚至不惜代价做出一种牺牲的假象, 例如清朝末年时, 满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又或者是一种压制, 以迫使民众屈服, 这种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就更是屡见不鲜。因此, 但凡是理性的掌权者, 都会期待一种损伤更小的形势, 那就是在民主问题上的妥协, 只是妥协或展示的方式不同而已。当然, 这不是悲观主义者对民主抱有一种绝望的心态, 而是不过分要求以至于失望而引起没有必要的动荡, 毕竟如果没有实现良好民主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国民环境, 还要强求完美的民主更像是制造混乱。

所以最终阐明的观点其实很明确, 公民想要真正意义上参与社会治理, 不仅需要一种可以参与的治理模式, 同样需要能够使这种政治模式合理合法的民主权利做支持, 而有效的民主比起完美的民主更加切实可行。尽管有些人总倾向于讨论美好的“应然”, 但如果要解决问题必须得观察我们实际占有的“实然”, 也即有效的民主权利。

(二) 公民基本权利的可适性调整

马克思·韦伯将现代理性国家定义成遵循法律规则的职业性官僚机构所经营的拥有政治权力的企业, 通俗一点就是我们常言道的国家机器。它“只是一个由理性政府统治的国家。其目的和政策都符合理性的程序。决策经过讨论过程, 而讨论过程则通过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工具向公众公开。” (4) 而这一系列可观察的现实正是由公民的基本权利赢得的, 并且不断更新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正是促使公民和国家始终处在调适以求平衡的过程, 从而确保公民权利的有效行使, 以实现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目的。

无论如何, 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需要公民基本权利作保障的。一方面, 它是我们参与到政治体制内部的合法依据;另一方面, 它的实现水平测量着公民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最优化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理想状态下涵盖的领域有多全面, 而是所能实现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助力于我们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迫切需要的基本权利能否得以实现, 这才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资本和资源。

总结

公民固然有顾小家而舍大家的正常心理,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应有的公民意识的觉醒也非一日之功, 因为“公民的公共意识归根结底只能随着生活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升。” (5) 然而我们已经开始努力。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虽然不是一个新鲜的理念, 但具体的操作仍然是艰巨而复杂的活动, 它需要很多的路径作参考, 庞大的数据作分析;它要调整体制内部, 还要协调体制外部;它要激发人们产生愿意参与的心理趋向, 还要提供给公民如何行为的平台……不仅如此, 就连每一处细枝末节也关系到公民的基本利益, 那些公民很有可能自己都没兴趣理会的政治利益。当然,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要件远不止心理趋向的引导, 参与式的政治模式, 能够有效实现的公民权利这几个方面, 还需要在经济、法治、道德等方面的综合运作;然而即便是这几个方面, 也经历过臣民心理、公民意识, 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政治国家, 自决、自治等等的理念的出现、适用、淘汰、调整的过程。这不是绝望的不可知论, 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 良性政治理念的实现, 不仅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 还需要自身的进化, 而我国关于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理念还处在胚胎阶段, 我们既要设置条件又要实现条件, 这本身难度就很大。

建立一个理性的政治国家本就任重道远, 如果我们迷失了方向而绘制出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 无疑会让我们自食恶果, 所以客观地分析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民众, 用中国化的方法论解决中国公民自己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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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柳飒著.近代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变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回顾公民参与研究 篇3

关键词：公民参与；政治参与；激励；评估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6—0089—08

公民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内容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与“公民参与”或“政治参与”相关的词汇出现了10多次。从四个方面对“参与”进行了阐述：第一，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第二，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公民在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公开听取意见；第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推进厂务公开，支持职工参与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第四，完善社会管理方面，“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系统、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参与的基本要求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

基于文献评论，回顾公民参与的研究历程，探索公民参与发展的轨迹，以对中国公民参与提供借鉴意义。

一、学术谱系中的公民参与

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公民参与的研究源自政治参与，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者之间的区分是不清晰的。尽管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形成的标准之一，。但是对其研究却是二战以后政治行为主义革命的产物。按照亨廷顿对民主化浪潮的划分，第一次民主化长波是1828—1926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0而把政治参与纳入政治学研究视野却得益于政治行为主义革命的推动，其原因有：拥有分析大量数据的技术手段，公民个人成为分析单位，投票的数据容易收集等。代表著作有：米尔巴斯的《政治参与》(1965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佩特曼的《参与与民主理论》、伏巴和尼的《参与在美国：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1972年)。

这个时期对政治参与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以选举为核心的政治行为上，而且政治参与与公民参与之间的概念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区分。197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手册》把政治参与的模式划分为四种：投票、竞选活动、公民主动接触、合作活动。1987年出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把政治参与和民主的关系分为两类：强调公民参与和限制公民参与。参与制民主主义者的代表有：卢梭、J.S.穆勒、佩特曼、巴勃等，倡导公民的积极参与；限制公民参与者的代表有：熊彼特等人，反对大规模的公民参与，主张程序民主、精英民主。1995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没有对“政治参与”设立专门章节，以政治行为为主题，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工具，关注行为产生的原因。2002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发展的最新状况》以公民权、认同和政治参与为主题，讨论认同政治与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简要地说，政治参与属于政治学研究主题，关注以选举为主题的相关参与活动。

在文献脉络中，公民参与源自美国20世纪40、50年代国家职能的扩张，特别是“大社会”(GreatSociety)法案提出社会项目设计中需要关注公民的需求和偏好。由于这个时期各类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代议制民主在运转过程中遇到了内在的困境，民主出现了危机，调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的方向之一。它对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研究传统和范式提出了挑战，奠定在启蒙运动基础之上的科学理性的假设提出了疑问，“行政中立和专家的科学理性”背后被遮蔽的行政能力不足、自我利益的考量等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公民直接参与社会项目和公共政策制定摆在政策制定专家面前。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推动公众更加关注政府决策过程，地方、州和联邦政府决策者感受到更多的压力。

1969年阿恩斯坦(Arnstein，s.)在《美国规划师学会杂志》发表了“公民参与的梯子”(a ladder ofcl—tlzen participation)一文，他认为公民参与是公民权力(citizen power)的一种分类，根据对联邦政府三个社会项目(城市改造、反贫困、模范城市)实施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实证研究，关注到社会弱势群体(have not)参与到项目的规划和执行，这些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过程中一直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因而参与也就意味着权力的重新分配，弱势群体获得了权力。阿恩斯坦按照权力分配的形式，把参与分为三种类型和八种形式。非参与的形式有：操纵和治疗(这是掌权者用来教育和治疗参与者)；象征性的参与形式有：告知、咨询、安抚(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来自掌权者的信息和发出自己的声音)；按照公民获得权力的程度，参与包括伙伴关系、授权和公民控制。

《公民参与的梯子》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学科领域出发关注参与问题，有别于政治学学术传统，关注具体案例研究，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政策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它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政府强制性的规定推动了公民参与的实践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公民参与联邦项目的数量已大幅度的增长。尽管如此，公民参与的发展还遇到了来自行政专家的抵制，参与的积极效果也难以得到检验。

全面推进公民参与还需要更多的力量推动。这些因素有：

第一，随着公民教育素质的提高，公民对公共政策知识的了解在加深，行政官员和政策专家的知识优势在下降。公民对政治的热情在下降，但对公共决策参与的积极性却在提高，对涉及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的决策，公民需要参与并发出“声音”。公民权的发展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机构的改革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改革的目标是针对相对封闭的官僚运转机器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新公共行政运动(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NPA)、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和治理运动(Governance)的持续推进，使行政权力的结构、运行机制与行使方式都发生了变革。公正、透明、公开、责任、回应、效益等价值观成为改革主导方向，行政决策的“黑箱”逐步打开，内部决策规则受到媒体、公众的关注。在长达数十年的有关正义的政治哲学争论把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的权利主张前所未有地成为社会的公共话语。公共机构把公民参与纳入到改革替代性方案之一。

第三，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促进了公共信息在社会的扩散和传播，公民更容

易接触到各类公共事务的知识，更容易找到偏好和需求表达的途径，更容易通过网络发出“声音”。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推进了公民参与的蓬勃发展，研究文献也相应地增长。。国际机构的推动，如联合国1992年在《21世纪议程》中专门论述了可持续发展与公民参与，强调环境公共决策中需要发挥公民的作用。专门性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项目开始增多。1990年国际公民参与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 Public Participation)成立，这个组织旨在推动全球各国公民参与的发展。其成员从1992年的300多人发展到2007年的1050人，来自世界26个国家。。公民参与的研究已成为公共政策学科建设的一个部分。冯(Archon Fung)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了《把公众放回到公共政策之中：公民介入与有效治理》课程，讨论现代民主体制下的公民参与。

在公民参与的文献谱系中，2001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结成伙伴的公民：政策制定中的告知、咨询和公众参与》，2005年由克赖顿(James L.Creighton)的《公众参与手册：通过公民卷入实现更好的决策》，是对公众参与实践的总结。这说明了基于公众参与实践的解释框架已基本形成。2007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发表的“全球公共部门报告”，就是以“人民至上：公民参与公共治理”为主题，讨论全球公民参与的现状、作用与发展趋势。

二、公民参与的研究主题

公民参与研究的文献可以归纳为四个主题：公民为什么参与?公共机构如何适应或推动公民参与?公民参与的路径、方式和效果?公民参与的领域有哪些?

1公民为什么参与

在规范层次可以分为理性选择理论和共和主义两种类型。理性选择理论是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应用到政治过程中的产物。它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上进行区分，广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包括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流派在内；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科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的主要特征有：对演绎方法的偏爱，从一些合理的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导出利益(反对本能和直觉)的假设；关注均衡分析；方法论上坚持个人主义，个体理性的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具体地说，理性选择理论承认政治行为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行为是选择的结果，选择的标准是为了有效地达成既定目的。这就是理性选择的过程。理性选择理论最鲜明的特征是，尽管承认人类的动机是复杂的，但为了分析和假设的需要，它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也就是利益人的假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一致)。个体是有充分的理性能力，在选择行动的最佳路线的过程中不受时间和情感的因素以及各种复杂条件的影响。行动和结果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个体能够对各种可能的结果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比较。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公民参与的主要方法是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分析。公民参与的动力来自于与利益关联的程度、自身的行动能力和占有社会资源的状况。

共和主义则基于强调公民对公共性的参与。从术语角度看，共和主义与君主制相对而言；从思想渊源来看，有两个来源：一是“公民人文主义的复兴”，即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共和国共和主义思想的再发现；二是由美国革命意识形态起源的争议引发的对美国立国制宪思想的“共和主义修正”。共和主义认为公民参与的原因来源于公民对美德、公共性、共同的善(common good)、公民权的追求，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是一种责任和崇高的使命，所以它强调协商、对话，反对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理性选择理论。

公民为什么参与?在实证层次，关注的是公民参与的动力系统。公民个体参与的激励因素分为内在的激励(intrinsic motiavation)和外部的激励(extrinsic motivation)。外部激励来源于行为理论，为了外部的目标，而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行动而进行公民参与。内部激励说明了公民参与的行为来自自身因素的考量，因为参与本身能给个体带来一定程度的愉悦或挑战。

激励因素的效应发挥取决于特定经济社会条件。1972年伏巴和尼发现了公民参与与其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教育、职业地位、收入以及其他一些量化指标来表达。1995年伏巴等人意识到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对参与有着较强的预测作用，但缺乏理论基础，所以他们提出了公民自愿模型(the cuvic volunteerism Model)，用来解释缺乏参与公民的原因。参与活动有三个维度构成：资源(resources)、介入心理(psychological engagement)、招募网络(recruitment network)。资源包括的时间、金钱和技能。介入心理包括对政治活动的兴趣、对参与活动效果的主观感受、履行公民义务的心理满足。招募网络指公民通过一定的社会网络或社会动员来进行公民参与。

进一步的整合性分析力图把社会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和经济社会因素的解释结合在一起。奈德哈特(Neidhart)提出一个解释性模式：

PARTICIPATION=f(ATP，CWIR，PLC，CO，SC)

ATP，attitude towards participation，对参与的态度；

CwIR，conformity with important referents，遵从重要的规范；

PLC，perceived 1evel of control，知觉控制层次；

C0，citizenship orientations，公民倾向；

SC，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

奈德哈特运用公民参与解释模式分析公民参与交通运输规划的决定性因素。

2公共机构为什么需要公民参与

在规范层次上，公共利益理论和法治国家理论为公共管理提供了哲学解释。公共利益理论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公共管理的哲学基础，它强调公共机构授权的性质，行政权的行使奠定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基础上。波利特等人指出：“统治的过程被视为力图使公众同意(或至少是知晓)为公众(一般的、全国的)利益设计的措施。它承认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有时甚至以非常对立的方式进行。”。公民参与有利于更为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并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法治国家理论是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公共管理的哲学基础。根据法治国家的观点，“大多数高级公务员将接受法律训练，而且确实有许多分别的、专门的行政法将被制定出来。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官员的本能立场将是按照规则、根据先例行动，而公务员个人和公民的行动都应该处于这种正确性的环境和法律的控制之中”。法治国家理论强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公民参与是通过法律机制保障公民权的实现，换言之，公民参与是来自法律的要求。

在政府管理过程中，公民参与是公共机构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在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浪潮中，普遍

出现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公共机构被描绘成繁文缛节、效率低下、不负责任、缺乏公平等形象。改革沿着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内部权力结构的调整，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对公共机构的核心功能进行重构，采取了授权、放权方式对行政权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管理的重心普遍“下移”；二是对政府管理工具的变革，普遍采用了电子政务、合同、外包、战略管理、绩效管理、社会化手段，强化竞争机制在公共服务中供给中的广泛运用；三是强化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导向，以此来引导改革的方向。公共价值是政府通过服务、法律、管制和其他活动创造的价值。在民主体制下，这种价值最终由公众自身来定义，由公民偏好来决定，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来表达出来，通过政务官的决策折射出来。尽管从多个角色来称谓公民，如“消费者”、“客户”、“顾客”、“利益相关者”等，但共同点都在于改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些研究关注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和技能的转变。在公共事务管理向网络治理转变过程中，公共管理者从服从和执行的角色向网络线路管理的角色转变。公共管理者在包容性管理(inclusive management)过程中，其主要技能是进行关系构造、信息的交流、增强与公民之间的信任。

3公民参与的政策领域

公民参与的政策领域与现代国家职能扩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托马斯整理了美国公民参与发展史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关注点。这些领域有社区和经济发展、住房、学校废除种族歧视、犯罪和警察、交通(包括建设计划和其他)、环境(空气、水、公共设施等)、核能、有害废物等。在所有实质性的决策领域中，社区和经济发展问题都受到了最多的关注。

目前公民参与的研究文献大多数分布在专门的政策领域，尤其集中环境、城市规划、公共交通、社区发展、公共预算等领域。由于环境领域是当前最典型的公共政策问题，大量文献主要集中在对这个领域的公民参与研究。2003年美国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发表《公民参与政策》报告，强调了环境政策领域公民参与的目标、参与的政策阶段、地方政府作用，并提出了公民有效参与七个步骤。七个步骤是：第一，对公民参与活动进行规划并提供预算；第二，识别利益相关的公众；第三，对参与的公众提供技术或设施的帮助；第四，给公众提供充足的信息；第五，引导公众咨询和其他参与活动；第六，及时反馈公众；第七，评估公众的参与活动。

当前的研究关注环境公众参与的对话机制建设。哈密尔顿(Hamilton)和威尔斯一托克(Wills—Toker)认为环境领域需要公民与环境保护机构之间共同决定，而不是简单地对专家的评估作出回应。公民参与的形式有工作小组、圆桌会议、公民咨询小组等，这些形式都建立在对话(dialogue)基础之上的。尽管早期的对话强调了公平、开放、理性协商和达成共识，但是它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如不能很好解决差异、多样性和权力的不平等问题。重塑对话的理念强调两种类型的对话：意义构建(sense—making)的对话(强调对话过程中的谈判和通过参与者的对话来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和产生新的意义)和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的对话(强调在问题定义和方案定义阶段进行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关注两种类型的对话机制运用。

城市规划、社区发展、公共预算、公共交通等政策领域的公民参与研究也是比较多的。它反映了公民参与政策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4公民参与的路径、形式与效果

与公民通过选举参与的形式相比，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和形式则丰富、多样。阿恩斯坦按照非参与、象征性、实质性三个标准，把公民参与的形式分为八种，主要有：操纵、治疗、告知、咨询、安抚、伙伴关系、授权和公民控制。他认为只有伙伴关系、授权和公民控制才是实质性的参与形式。

后来的研究都关注到公民参与的多种形式问题。参与的主要形式可以概括为三种方式：告知、咨询和积极参与。在具体的领域内，比如在环境领域治理方面，也出现了把公民参与的形式细分为五种：即告知、公民反馈、咨询、联合规划和公民控制，这是从低到高逐步发展的五种形式。实际上，前三种形式包括了后五种形式；而且从OECD所倡导的公民参与形式来看，三种形式是主流。

告知、咨询和积极参与是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主要形式，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这些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各国政府所普遍采用。OECD非常重视这些参与形式的推广，并于2001年发表《成为伙伴的公民：OECD关于政策过程中告知、信息和公众参与的手册》，既是对成员国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总结，又是指导成员国如何有效地进一步推进公民参与。

如何对公民参与效果的评估?这个问题是公民参与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评估框架，包括评估的主体、过程、工具和评估结果的用途。从评估的分类看，分为内部评估、独立评估和参与评估。内部评估掌握的信息比较多，但评估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不足；独立机构的评估能力比较强，速度快，能够带来新的观点，但评估信息收集不足，影响力受一定的限制；参与性评估能够强化相互学习，经验能够得到及时的应用，但能力不足，速度比较慢。评估过程包括评估的目标、评估的组织(评估的成本、持续的时间)。评估的工具有问卷调查、访谈、观察和资料评估。有的学者提出运用前后对比(pre-and post一)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的信息用来进行相关各方的沟通，用来改进公民参与的绩效，提高参与的效果，给决策者和公民提供下一步行动的指南。

第二，评估的标准。如何确立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估标准是评估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目前对评估标准的研究集中在规范、定性和操作化概念、定量两个方面。规范和定性的标准援引哈贝马斯“理想对话情景”理论，从参与的公正性方面论述，把民主治理和协商民主的价值引入到公民参与的评估。公正性体现在四个方面：有能力设置对话的议程和主题范围、参与对话规则的指定、参与合作和建立共识、准入过程的平等性。从民主治理和协商民主理论来看，OECD提出了十项原则标准：承诺、权利、清晰、时间、评估、目标、资源、协调、责任、积极的公民权。

操作性概念和测量的标准强调评估过程中能够收集到数据、资料和社会事实，其定义和标准更为清晰。罗威(Rowe)和费威尔(Frewer)在《公民参与的方法：一个评估框架》和《评估一个协商性会议》中提出了评估的9个一级指标和若干个二级指标。欧文(Ren4e A.Irvin)和斯坦斯伯里(John Stans—bury)在《公民参与决策：是否值得?》中提出从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评估公民参与和政府之间的优势和不足。

第三，评估的测量。评估的测量决定了评估是否成功，它还是评估决策有效性模型的主要依据。其主要成果的代表是托马斯的《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者的新技能与新策略》。托马斯依据大量的公民参与案例，构建了测量决策有效性的模型。

三、结语

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机制 篇4

——以北京市为例

徐君

2013-1-28 9:12:41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4期

【内容提要】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我国城市街道事务管理的任务量和复杂性急剧增加，街政治理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为主线，依据“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街政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形式塑造了街道公共决策的民主化机制，扮演着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或为其增能的角色，开辟了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其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式、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 键 词】北京市街政治理公民参与 非政府组织(NGO)

一、引言

就基本涵义而言，“街政”(sub-district governance)是指我国城市街道层面的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在行政层级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地区的“乡政”(township governance)。但与乡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级完整的政府，而是城市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城市空间内国家与社会最基本的接触面和互动平台。在城市政府层级中，街道(街道办事处的简称，是街政的主要承担主体)的管理层次是较为独特的。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社区居民的需求日益增加且异质化，个体意识快速觉醒，社会日趋多元化，街道辖区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程度空前增加，当下的街政正面临着不可治理的风险，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实践表明，城市基层管理改革源于两种力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这其中，公民参与尤其是以组织化形式实施的参与，在推进基层民主治理和街政流程再造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各类民间组织，尤其是扎根于社区的草根性非政府组织(NGO)不断产生和发展，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和平台。根据北京市社会工委2009年8月的全市普查，北京市16个区县在社区范围(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辖区)内开展活动的民间自发组织大约有1.2万家(不包括以工商注册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这部分的数量也较可观[1])。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市相关街道的实证调查，按照“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对2007年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以来街政治理创新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的机制，进行分析和探讨，主要内容涉及公共决策环节的组织化参与、社区服务组织的孵化与能力建设，以及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途径三大方面。

二、相关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街政治理及其改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概括起来看，其基本的研究取向有三种，即“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和“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

“国家中心”取向的研究看重城市基层治理与国家政治在结构上的同构性，强调街政治理变革的动力来自上级乃至中央政府。[2]在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体由政府组织扩展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主要是通过规划指导、下放权力、提供经费等方式支持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构建，然后通过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的有效运作，逐步实现社区事务的良好治理。

“社会中心”取向的研究深受公民社会理论的影响，力图为街政治理变革寻求社会支持因素和社会化的解释。对于公民社会的理解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和分支，但大多基于哈贝马斯对西欧社会近代历史的梳理而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在社区自治模式下，社区事务管理的主体主要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政府对社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一种间接和协商的方式进行。[3]对“社会中心”取向更复杂一些的研究认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疆域很难划分清楚，即使公民社会独立于政府的直接领导，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党的领导而服从于整个国家权威，成为国家建立其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在地方自治的框架下构建“社区政府”，则是街政治理改革的正确方向。

“国家—社会融合”取向的研究实际上是在治理理论的范畴中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在我国学术界开始风行，它关于政府与公民共治、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为许多学者所推崇。鉴于对国家和社会二分法的不满，有些学者开始扎根我国历史和现实，来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治理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宗智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centralized minimalism)[4]。源于历史传统的这种治理基因，历经民国、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革开放时期，都能看见其影子，只不过有时候侧重于国家化，有时候侧重的是去国家化。在此观点启发下，有学者以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得出了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实施基层治理的结论。[5]

应当说，治理取向的街政研究具有其学术上的很大合理性。治理理论框架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缺乏治理能力”和发达国家“治理能力超负荷运行”现实的总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综合性。这不仅体现为治理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更体现为国家—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是一种可以适合多种社会情境的解释模式，三者间不同份量的组合可以应对不同性质的问题。[6]这就为我国城市街政管理与变革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借鉴，其对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三、街政治理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界定街政，将其看作是街道与其环境之间生态学意义上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见示意图)，“街道”与“环境”是两个核心变量，作为两者相互作用的“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是四个过程变量。现对其基本含义做如下界定：

(附图：街政治理流程示意图)

“街道”是街道办事处(含党工委)的简称，包括其内设机构。区政府职能部门在街道的派出单位(如公安派出所、工商所、房管所等)，是广义街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活动也是街政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在街道辖区的派出机构，从法理上讲，它对区职能部门在同辖区的派出机构享有协调、监督甚至是领导的权力。本文在行文中所说的街道，主要是指街道办事处，当用到“街政”概念时，则既可指狭义概念也可指广义概念，这从上下文中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来。

广义上的“街政环境”是指环绕街道办事处的一切外部条件、因素及行动主体，在狭义上则指与街道办事处相互作用和博弈的居民、组织及单位，其中NGO是一类重要的行动主体，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收缩研究的范围，本文将街政环境主要限定在社区层面上，侧重研究的是街(道)—社(区)关系。在这里，社区是一个核心概念。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自治意识和能力都非常弱，单靠社会自组织来“发展”社区速度显然不快，而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目标的实现又要求有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区系统作为支撑和依托，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采取了“建设”社区的路子，强调上对下的主导作用。常见的一个口号是，“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大中城市，这项“工程”的政策层是市政府，协调层是区政府，操作层则是街道。在实际工作中，绝大多数城市也是把街道作为社区建设基本单元来规划和实施的，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受理中心等一般都设在街道，社区资源共享的范围一般也是街道。由于街道所处理的事务主要是和居民日常生活及生产密切相关的社区性事务，从长远来看，必然要通过社区自治的方式进行治理。从这一角度看，将社区定位于街道(意指街道空间内的生活共同体)亦有其合理性和前瞻性。

在街道与社区相互作用的各个环节中，街道对社区环境的“输出”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社区对街道的“输入”变量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性输入”和“行政性输入”。每一类输人中又具体包括“要求”(愿望、诉求、意见或抗议的表达)和“支持”(资源方面或行动方面的)这两项内容。在本文的研究中，街政实际上是被作为一个社区政治系统来看待的，街政治理研究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上进行的，这与目前街政研究主要集中在“输出端”，或者说是集中在街政流程的“下游”(如对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有较大的不同。从整体来看，学术界对街道社区及居民的利益表达、决策参与，以及社区组织或居民对街政的网络式反馈等“输入端”或街政流程“上游”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本文拟从社区居民参与的角度对这些问题做出补充和回应性的研究。

四、街政治理创新公民参与机制相关案例分析

截至2011年，北京市共有街道141个、社区2717个。十余年来，它们在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社区发展、服务社区居民等方面一直在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2007年12月，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市社会建设办正式成立(分别作为市委的派出机构和市政府的工作部门，实行合署办公)，着力在研究制定和组织协调首都社会建设与管理总体规划、政策及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街道和社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其中的一大重要方面。其后，《北京市加强社会建设实施纲要》、《北京市社区管理办法(试行)》、《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等推动基层社会建设与管理的“1+4”文件相继出台，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践愈加活跃。本文在对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三个典型示例，分别对其在街政治理创新中的作用方式、程序及功能等机制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

案例1：“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交道口街道输入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①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辖区面积1.4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万余人，下辖7个社区。辖区以胡同、平房为主，分布着一批重要的中央、市属和区属单位，属于北京市33片平房四合院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2008年，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社会办等部门在部分街道开展了“社区规划公众参与平台”试点工作。交道口街道积极响应并参加试点，创新性地采用了“开放空间”的会议形式(其功能类似于“社区论坛”)，举办了以“社区活动用房的规划和高效利用”为主题的讨论活动。其中，尤以辖区内菊儿社区的“居民参与活动中心规划”活动最为成功。该商谈活动以菊儿社区居民为主体，街道及规划技术方面的相关人员参加，共计有60余人。通过小组讨论、意见协商和集中投票，最终确定了5个改造项目，并由社区居民自己制订出详细的改造方案，解决了原来通风不好、阴冷潮湿、缺少无障碍设施和活动用房利用率不高等诸多问题。在这次活动中，居民不仅参加了改造方案设计，还全程参与施工监督、活动室布置、志愿服务组织等后续项目，实现了社区用房的自我管理。

案例2：“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清源街道输出端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②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于2001年底成立，位于大兴新城北区，总面积30平方公里，现辖28个社区，人口近13万。在这28个社区中，新建小区、老旧小区毗邻，回迁楼、经济适用房、高档商品房相近；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混居，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群体并存，呈现出社区异质性强、人口需求多元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于2007年开始试行。

“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的运作流程是“社区需求调查—项目方案申请—筛选审批方案—建立项目执行小组—组织项目实施—监督实施过程—开展成果评估—推动项目扩展”[7]，涉及多元行动主体。其中，居民执行项目行动小组是在社区需求调查基础上，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承担项目申请与执行、具体服务生产与传递的社区功能性组织，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改变了社区服务中居民“被服务”的局面，增强了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和性能。例如，在以TOWNHOUSE为主导风格的康隆园社区，随着居民的陆续入住，装修污染、闲置花厅洋房空间浪费、循环水系统夏季水容易产生异味、高频率换水造成水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开放空间讨论会，该社区最终确定了“康隆园绿岛生活馆”项目，旨在优化原有绿色生态植被，合理利用社区空间，从而美化社区环境。根据功能任务的需要，该项目又分设了4个活动小组：花卉种植组、果蔬种植组、再生资源组和水生植物组，居民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参与到各个项目活动中，共同为社区环境做贡献。

2007年，街道所属的一个社区居委会主任接触到“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③，并逐步与其加强联系。这是一家致力于社区能力建设的专业性的NGO组织，以向城市社区提供社区参与信息、咨询和培训为专长。在其与清源街道有关居委会开展合作的过程中，街道逐渐介入，将其作为社区服务与建设的孵化器和助推器而引入。[8]从具体工作上看，“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在“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中的主要功能是：为项目运作提供参与式的工作理念和操作方法，通过对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项目行动小组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供全程指导服务，将参与式治理理念转化为现实行动，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组织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案例3：“街政监督的公民社会路径”：右安门街道监督环节街政治理创新示例④

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创新实践相对比较少，其中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玉林西里社区所尝试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示例。玉林西里社区位于右安门街道西北部，辖区面积29.3万平方米，有2001户5800余人，属于老旧小区，是右安门街道最早开展社区规范化建设的试点社区之一。它所推行的“三会一评三监督”，就是“三会”(社区党委会、社区协商议事会、社区联席会)以定期或每半年一次地组织党员、居民代表、辖区单位负责人对街道部门进行民主评议的“一评”，评定结果可以作为评先评优和改进工作的依据；“三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小组、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以点面结合的方式深化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社会路径。所谓“三监督”实际上就是社区监督的三个步骤：第一步“社会监督”，就是把关系到“党居站”的社区事务，及时向社区各楼门、周边单位张贴通报，扩大社区的知晓率，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的知情权，定期采取后续跟踪走访、入户随访、电话询问、问卷调查、民主测评等方式收集社区事务反馈意见。第二步就是依托社区“民主监督小组”开展经常性监督，赋予小组更多的监督任务，不仅对社区“三重一大”事务进行监督，而且要监督重大事务每个阶段直至全过程的实施情况；小组实行动态和定期跟踪监督，对社区事务落实有随时反馈和主动咨询的权利。第三步是重点服务对象监督。为确保社区人人有监督的权利，人人尽到监督的义务，对那些低保户、边缘户、行动不便的优抚人员、残疾人员等重点服务对象，通过上门宣传、传达，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利用受访表格记录在册，保持电话畅通，随时接受重点服务对象的意见反馈，政策性强的事务社区还会特邀重点服务对象列席，并接受现场询问和监督。右安门街道试行的社区“三监督”机制，力求做到全方位、全时段覆盖，避免监督的“空挡”和“死角”，可以看做是监督环节上街政治理创新的一个示例。

五、分析与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给予街政治理变革以从政府单一管制走向社会多元治理的期望，这一期望的实质就是在城市基层不断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真正走向公民治理。这其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社区范围内公民参与组织的发展和成长，具体地说就是在政府之外，由公民围绕自身利益自觉地凝聚起多个权力中心，承接或参与承担原先由国家单独承担的社会职责。在公民治理状态下，社区内并不是完全不要政府，而是由社区的主人——公民们以公共选择的方式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管理、服务及产品。

本文以公民参与和街道行政之间的互动协变为思考线索，对于北京市委社会工委成立以来三个街政治理创新的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区的公民参与行动及其组织在“决策—实施—监督”的街政流程中，初步发挥出了利益表达机制、服务生产或传递机制、公民监督机制的功能作用，其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在交道口的案例中，街道在进行社会活动室重建的设计规划、财神庙前空地的利用等与居民活动相关的决策时，“公民论坛”式的组织形式在吸纳和平衡社区各方面利益方面发挥了作用；在这种组织形式下，社区居民可以通过与社区组织协商的方式，积极反映自己的意见。这种协商不但有利于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减少决策施行的阻力，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源街道的创新案例实际上是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运作为纽带，采用“参与式服务项目”的网络化运作方式生产和传递社区服务，这其中“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对其他各类社区服务组织起着孵化器和能力建设推进器的作用。就全国而言，相对于输入端和输出端的街政治理创新，街政监督环节的力度相对要薄弱些。在这种情况下，右安门街道案例中“民主监督小组”对社区和街政监督的常态化，以及重点服务对象监督的组织化和便利化，就具有比较宝贵的借鉴和启发价值。

可以说，社区范围内的公民参与及其组织化形式在推动街政由低分权、封闭性、单向度管理向开放性、参与型的公民治理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在城市基层简化社区NGO组织登记注册程序、去除不必要的控制和干预、扶持孵化器发展以加强各类社区组织能力建设、出台和落实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等，尽快为社区自主治理和公民治理的发展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和环境，就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只有这样，城市街政治理变革和创新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而不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才不至于使表面光鲜和热闹的基层改革在经过若干年再回首时却发现原来离开起点并没有多远。

注释：

①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和北京市交道口街道办事处2009年编写的内部资料《交道口街道社区参与机制及实践探索报告》改写。

②本案例根据实地调研及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2010年12月编写的内部资料《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街道办事处参与式社区服务项目案例精选》改写。

③“北京社区参与行动服务中心”，又名“北京灿雨石信息咨询中心”，是一家促进城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非营利民间机构，成立于2002年12月，2003年9月进行工商注册，2009年2月在北京市东城区完成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组织的使命和任务是推动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发展，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推动以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服务项目化管理；培育社区服务型组织推动社区自治；通过“开放空间”等一系列公众参与民主协商讨论会，调解社区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等。(参见 .com)

④本案例来源：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三会、一评、三监督”工作机制案例.北京市委社会工委编.2009年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报告[R].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参考文献】

成年公民民主参与意识问卷调查 篇5

性别政治面貌职业

1、您过去主要生活在（）

A、农村B、城市

2、您认为民主是（）

A、国家应有的政治制度B、社会意识形态

C、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D、国民信仰

3、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A、人民当家做主B、有钱人当家做主C、多数人当家做主

D、广大群众当家做主E、领导者当家做主

4、您是否愿意参加区(县)人民代表的投票选举活动?（）

A、非常愿意B、愿意C、不太愿意D、不愿意E、无所谓

5、您会主动检举揭发任何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吗？（）

A、会B、不会C、看情况D、其他

6、您之所以不主动揭发党内的违纪现象是因为（）

A、揭发了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B、怕打击报复

C、没有机会实行监督D、其他

7、您认为提高公民民主意识最重要的是（）

A、法制意识的提高B、公民意识的建立

C、一定的政治素养D、充分的民主参与活动

8、如今网络舆论已成为监督党员干部的重要手段，您赞同这样的监督方式吗？（）

A、非常赞同B、基本赞同C、不太赞同D、不赞同E、无所谓

9、您愿意利用网络舆论去监督党内的党员和干部吗？（）

A、非常愿意B、愿意C、不太愿意D、不愿意E、无所谓

公民参与 篇6

(1)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在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即在守法和司法上的平等，而不是在立法上的平等。因为我国的法律只能反映和体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能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在立法过程中不能对敌对分子讲平等。但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所有公民而言都是平等的。

(2)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是指绝对的平均主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要求法律赋予公民以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平均主义则要求取消一切差别，在各方面实行绝对均等，这种主张是不切实际的。

(3)我国宪法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权利的平等，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平等。例如，由于种种原因，男女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要消灭这种不平等，需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努力。

3．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1)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公民在法律上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2)从法律关系角度看，坚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任何国家都具有的共性，但是从阶级关系角度看，剥削阶级社会的权利与义务的实现往往是相互分离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实现了二者的统一。

2.正确理解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在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时，要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产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是公民爱国的表现。

正确理解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注意以下几点：

(1)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指的是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而不是立法上的平等。任何法律，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2)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都要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一点是平等的，但不等于所有人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都一样。如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享有权利方面就不完全相同。

(3)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必须反对一切特权。我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说明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

(4)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男女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要消灭这种不平等，不仅要运用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全面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物质生活水平。原则 内容 要求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的原则

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

则 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 在我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离 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受 到法律制裁 一方面，要树立权利意识，珍惜公民 权利；另一方面，要树立义务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

相结合的原则 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家尊重和保

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某

当代我国公民参与问题的探析 篇7

一、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存在现状

虽然我国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在很多情况下, 公民并没有分享到参与和影响政府决策的权力, 我国的公民参与机制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具体来说:

(1) 参与程度较低

公民是现代社会的主体, 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关系到自己的利益。然而, 目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愿望较弱, 热情较低, 政治冷漠化现象严重, 导致公民参与程度较低。

(2) 公民参与体制改革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公民参与的法律机制不完善, 既定的法律条文, 也只是形式上的相关规定, 对于实际行为并没有付诸实施;其次是公民参与制度的供给不足, 也是导致公民参与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浅析公民参与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影响公民参与的限制性因素着实具有多样化, 因此, 厘析公民参与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是提高公民参与, 增进社会和谐的前提。而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 政府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化,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 但传统暗箱行政以及自上而下的权威型决策惯性的影响依然存在, 而且对官僚制度改造的不彻底与对信息控制领域的开放不够到位, 使得我国目前的公共行政透明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不仅影响了公民参与范围, 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的参与热情。

(2) 外在制度环境方面

长期以来, 受政治体制发展滞后的影响, 人民代表大会制、听证制、信访制、社会协商对话制、基层群众自治制等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从而导致公民参与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 缺乏合法的参与途径。

(3) 公民方面

目前来看, 公民的参与热情不高, 导致政治上的冷漠化, 而且前面也说过一些程序的不到位和法律规范的缺失, 使得参与过程出现紊乱与无序, 从而使得整个参与过程的低效, 更加降低了公民从参与的热情。此外, 由于公众知识培训的不到位, 以及自身能力的有限性, 造成对政策质量标准中包含的专业知识和常识的误解或者扭曲, 所以有可能会反对专业领域或科学界认定的正确的质量标准, 造成决策质量的降低。

三、构建公民参与机制的途径

针对公民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构建公民参与机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梳理:

(1) 政府层面

首先政府要做到政务公开化、透明化, 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与程度。这就要求政府做到明确知情权在宪法中的宪定权利和地位;为信息公开立法, 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满足公民知情权;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素养。

其次,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公民的参与需求与社会的参与渠道之间经常会构成一对矛盾, 出现某种张力和冲突, 这就要求政府要为公民的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开辟新的参与途径, 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提高参与的效率, 最大限度实现公民的愿望与需求。

(2) 公民层面

要想实现公民参与的积极有效, 还必须对公民自身作出一定的要求和规范。第一, 公民在参与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自觉维护社会和谐, 使得整个参与过程正确有序, 合法合理;第二, 公民要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重要性, 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 发挥主观能动性;第三, 公民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参与能力, 加强培训与学习, 掌握参与技巧, 提高参与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四、结语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讲, 其根本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提高行政效率, 二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 加强公民参与参与地方治理不仅能将公民的各种利益诉求融合进去, 更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目标及公民参与诉求之间的双赢, 重建政府一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 构建和谐的政府一公民关系。

参考文献

[1]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5.[1]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5.

[2]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N].学习时报, 2006-12-19.[2]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N].学习时报, 2006-12-19.

[3]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J].社会, 2005 (5) .[3]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J].社会, 2005 (5) .

努力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篇8

一

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了自身和社会整体利益而采取的自下而上地影响政府人选、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行为等政治活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而且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规定，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并意味着人人直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从而实现当家作主。但是，要使这种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能够真正代表人民意志，正确行使国家权力，维护人民利益，还必须有人民群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离开民意的充分表达和各种形式参与的决策，很难代表人民意志；离开人民群众监督，就很难保证权为民所用，甚至导致权力腐败。如果这样，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为一句空话。为了避免人民当家作主流于空洞，不仅需要完善我们的各项制度，还要扩大人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支持公民参与选举、参与立法、参与决策、参与监督，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二）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利于解决复杂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

社会是在不断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中不断前进的。其中，政府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中，具有一般个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千头万绪，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怎么解决，有时很难权衡，甚至导致决策失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于政府了解民意、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正确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健康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各地诸如环境保护、拆迁补偿、住房、医疗、教育、福利、腐败等等关系到公民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上，有的就是通过公民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使问题引起政府的重视，得到及时发现和有效的解决，从而有利于社会进步。

（三）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对实现社会安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仅有利于搞好生产和分配，防止贫困和两极分化，而且有利于国家政权获得大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的忠诚，对社会安定稳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搞好生产和分配。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贫困和社会分配不公是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要想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就必须发展生产，搞好分配，防止贫困和两极分化。发展生产，搞好分配呢，首先靠科学的决策。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决策。离开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决策，就不能克服个别人拍脑袋决策，拍胸膛贯彻问题；就无所谓集思广益，也不能真正实现科学决策、搞好分配。其次，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也是现代国家权力合法性获得的重要因素。现代政治，国家权力能不能获得公民的心理认同和社会的忠诚，直接关系社会的安定和稳定。一个国家的宪法合法律是否规定充分的民主权利，政府行政过程是否切实兑现公民的民主权利，直接影响公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进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稳定。而公民政治参与就是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表现。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存在一些群众诸如示威、静坐、群访，甚至过激行为。这种制度外的、违背民主法制原则的、缺乏理性的行为，是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的表现。无序政治参与的存在，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一）公民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与政治参与途径相对不畅的矛盾。

当前，无序政治参与的存在是由群众的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和我们的政治参与途径相对不畅通的矛盾造成的。一方面，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随着公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关乎自身利益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通过一定形式的政治参与，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途径不能满足公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参与的需求。长期以来，受制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还不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既缺乏法制规范，也缺乏制度保障。总的来说，占人口大多数的基层群众，政治参与途径是不够畅通的。由于种种原因，在有的地方，一些基层群众不仅想通过参与基层决策、基层管理、行使监督权以维护自身利益缺乏制度保证，甚至连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利益受到损害时，通过来访信访上诉等方法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无序政治参与的发生。所以那些背离民主法制原则、缺乏理性的无序的政治参与，是和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相对不畅有密切关系的。

（二）公民无序政治参与现象存在，有着复杂的认识的因素。

当前，一些干部群众对公民政治参与错误认识，是造成公民无须政治参与现象存在的思想因素。一方面，一些群众信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决策失误，在损害群众利益后没有及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解决，非得等群众“闹”起来才给予解决。这就使一些群众在利益表达和维护问题上逐渐形成“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观念。在表达和争取利益过程中，不是理智地采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而是热衷于“闹”，而且喜欢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一些干部由于不能正确认识，没有看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社会意义，只看到无序政治参与对安定稳定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的一面，对群众政治参与采取阻扰干涉，甚至粗暴措施，从而激怒群众，导致过激行为的发生。

（三）许多公民还缺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

公民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内容，其积极有序地进行，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的培养基础，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民主法律意识，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的技能和技巧，充分估计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然而，我国基层广大公民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民主法制意识不强，缺乏组织，运用宾主法制手段进行利益表达和维护的能力不高，其政治参与也必然一定程度地存在无序和消极现象。

三

公民政治参与宪法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序的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违背民主法制原则的、非理智的无序政治参与对社会发展又具有消极的作用。公民过高的福利要求会用于今后社会发展的资金用于应付这种需求；过大和过于频繁的政治动员不仅给政府权威带来挑战，而且给社会的安定和稳定带来威胁。所以，面对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不断提高，为了保证社会有序健康地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努力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培养公民意识，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能。

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意识，使广大公民具有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技能。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借助学校、媒体、团体、家庭的途径，加强民主法制教育，提高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和权利义务意识，才能提高公民依照民主法制原则参与政治的自觉性；還要不断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认知和评判能力，提高公民对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是非得失的认识的评判能力，才能使公民在参与政治行、使当家作主权利过程中，自觉遵循民主法制原则，充分顾及自身行为的社会后果，比较理性地参与政治；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公民借助民智法制手段参与政治，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的技能。

（二）正确认识和对待公民政治参与。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首先要求广大干部对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具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政治参与具有很多变数，既要看到无序政治参与具有消极负面的作用，加强对公民政治参与加以引导，防止无序政治参与的发生和蔓延；但是，我们不仅不要因为无序政治参与的负面效应全盘否定公民政治参与，相反，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意义，努力引导和支持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三）努力畅通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