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

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通用7篇）

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篇1

关键词：奢侈品；消费；主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1

一、奢侈消费的内涵

桑巴特(1863-1941)认为奢侈包括量和质两方面的内涵：量的奢侈指对物品的浪费，质的奢侈指使用高品质、昂贵(非生活必需)的物品。沃尔冈·拉茨勒则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而奢侈消费则是消费者为获得舒适、快乐的生活享受和体现自身的财富、地位及品位(不重视产品的实用价值)，而对价格远远超出同类产品的社会平均水平的奢侈品进行购买的行为。奢侈消费会随时间、地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变化，比如生产能力的加强，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膨胀的消费欲望，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更高生活水平的心理感受等因素。

二、奢侈品消费行为现状分析

(一)年龄结构上过于年轻化

与西方国家的奢侈品消费者的年龄结构相比，我国主要集中于25-45岁之间，而不是30-70岁之间，年龄明显偏低。通常，全球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而中国的年轻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高档商品，甚至不惜透支收入来购买名牌，这是非理性消费的表现。

(二)奢侈性消费的取向异化

我国消费者进行奢侈品消费的目的多是炫耀和盲目跟从，只在乎所购买的是否名牌，却不清楚各个不同品牌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差异。消费理念中持有“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的观念，导致国人奢侈品消费行为的不断涌现。奢侈品牌一般都有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所以有其特定的目标消费群体和明确的定位。产品从设计构思、成分选择到成品上架都是一个独特的历程，每一款都被赋予一段美妙的故事，产品的鲜明特征表达的是使用者的不同气质和品味。我国奢侈品消费者缺少欣赏和探究的态度，而更多的是通过奢侈品来使自己成中上层社会的一员。

(三)奢侈消费的动机异化

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动机有社会导向的炫耀性动机、个人导向的追求品质、享乐主义与自我礼物等四个方面。由于社会效应，上层社会对奢侈品的消费，导致人们会有意模仿社会上流人士的行为，以此获得社会认同和自我实现。如法国香槟曾经只有皇室贵族才喝得起，因此代表了皇族的身份与地位，人们便纷纷追求喝香槟。这一心理也是中国消费者多数停留在购买单一配件上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有许多存上几个月的薪水只为买一个lv包包的白领。这些奢侈品消费没有与自己的收入水平、地位、声望相匹配，我国消费者还处于一个“局部”消费奢侈品的阶段。

三、公民奢侈品消费的危害

(一)对主体意识的危害

消费的意义本来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而我国目前奢侈品消费却违背了消费的本来目的，使消费和人的真实需求失去了联系，成为满足人们虚假需要、炫耀和占有的心理的手段，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奢侈品消费更多体现的是商品的符号性，即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消费主义除了把物质商品看成是“物质”以外，更多的是把商品看作一种符号，一种代表身份或地位的象征，即把物质消费看做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和生活质量高的标志以及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消费主义不是建立在人对物品物质效用的需求之上，而是建立在这种象征性的“符号”系统之上。既然消费追求的不再是对需要的满足，那么它也就不再追求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从商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出售食品还是服装或大件的家用电器，商品的包装也越来越讲究，有许多消费品的包装已经到了主客不分，甚至反客为主的地步，诱使消费者进行购买。现代消费中，大量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消费品被抛弃、被符合时尚的新的消费品所取代就是消费主义背离需要、背离使用价值的集中表现。总之，消费主义的本质是对使用价值的背离，其结果是对资源和财富的挥霍和浪费、对环境的破坏，从而导致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

(二)危害人身体健康和精神境界

一方面，消费主义过度地消耗物质财富不利于人的健康生存。人作为一个生命机体，其基本生存需要是一个相对不变的常数，但由于人均消费的物质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加，必然导致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机能的冲突，从而引起各种生理疾病。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崇尚物质消费，使人陷入了在奢侈品消费中认识不到自己真正需求的境地，使人类本质上的多维性被简化为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这一单维性。物是人创造的，但在消费社会里，物包围人、困扰人，使人成了消费物品的机器，人被“物化”。消费主义从物中找到自己的灵魂，恰恰是人真正灵魂的失落。可见，人的需求如果长期停留在物质享受层次上，不但会破坏自然环境，而且最终也将摧毁人类自己。

(三)引发社会危机

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篇2

上海市知行试验中学作为一所由陶行知先生亲手创办的、在原育才学校旧址上改建的完全中学,创造性地借鉴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深刻认识到学生公民主体意识的培养仅仅靠“说教”式的思想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德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真实有效的德育必须走进学生的生活世界,必须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为此,学校变“知识”德育为“体验”德育,通过引入德育生活资源,以生活为媒介和载体,着力对学生加强做班级主人、做学校主人的意识培养,积极在学校创设各种学生自主参与、主动构建和多向互动的政治公共生活(如公共程序设置、公共契约制订、公共岗位设立、公共活动参与、公共舆论建立等),确立了各年段公民主体意识培育目标(预初、初一年段的“感知公民身份,渗透公民主体意识”;初二、初三年段的“体验公民生活,积累公民主体意识”;高中阶段的“关注民主表达,拓展公民生活,形成公民主体意识”),努力营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育人环境,使学生在学校自我管理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内化公民主体意识。

我的班级我做主

所谓公民的主体意识,即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臣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主体而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到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中的。班级是学校教育的基层单位,是学生校园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班集体中的公共岗位是让学生认真履行义务、正确行使权利的重要平台,也是落实学生公民主体意识最基础的单位。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倡导的自治教育模式,即“养成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学生自治,不是自由行动,而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而是大家立法守法”。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是班级的主人,从而自觉遵守行为规范,自觉维护规章制度,自觉履行班级职责,自觉行使管理权力。为此,学校鼓励各个班级将“自主自律”作为指导思想,进行班级自主管理创新;以推行“小先生制”为突破口,实现班级学生民主自治,逐步达到培育学生公民自我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教育目的。

1.“班级日志”彰显自我意识

如何使学生在亲自参与班级管理过程中,体会到自己是班级的主人,是班级不可或缺的一员?班级日志是实现学生自我意识觉醒的有效途径之一。班级日志由学生自主对“班级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和记录,它能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能动作用,激发学生自主管理的激情。我们把实行“班级日志”与“值日班长制”相结合,即:在班级管理中,每学期初首先安排班干部每日做一天值日班长,全面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此后再按学号轮流,让班上每一个学生人人当一天班长。值日班长的主要职责是:维持当天的课堂纪律和“两操”情况,统计作业完成情况,督促各岗位上的有关人员做好本职工作,填好“班级日志”。“班级日志”主要由“班级事务”“表扬栏”“批评栏”“值日心得与体会”四个栏目组成。“班级事务”栏要求值日班长真实地记下班内学生当天的学习、思想、卫生状况等;“表扬栏”和“批评栏”则要把当天学生中的好人好事或存在的问题客观公正地记载下来;在“值日心得与体会”栏中,值日生可以把自己当天值日过程中的感想写下来,可以针对班级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班级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第二天由值日班长利用晨会课时间进行宣读,带领全体学生针对所记内容进行分析,引导学生辨别是非。然后利用班会以“一周一统计,一月一表彰”的形式进行总结并予以奖励。

“班级日志”和“值日班长制”的实施,让学生在参与班级管理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自己是班级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一举措也成为学生体验道德准则的一种方式。班级每个学生感受到自己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既是干部,又是群众;既有责任督促他人的行为,也有义务接受他人的监督。学生的公民自我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培养。

2.“岗位意向贴”凸显责任意识

公民主体意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公民的责任意识,即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社会和国家负有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公民一方面要承担起法定义务和道德义务;另一方面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逃避和推卸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在班级管理中,我们实行“人人岗位责任制”,每个人都是班级的管理者,每个人都在集体中负有一定的责任。班主任通过“班级岗位意向贴”的征集,鼓励学生创设各种为班级服务的岗位。如,在班级中设立班级活动的开展、班团队干部会议的召开、班级环境的布置、黑板报的更新、班级卫生的管理等班级日常工作岗位,岗位按需产生、自主申报、民主竞聘、集体考核。

“班级岗位意向贴”的征集活动,使每个学生在班级内都有了一份明确的职责,为每一个学生创设了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各负其责,各施其长,各尽其能,使其成为班级的主人。同时,让学生感受到班级的荣辱与集体中的每个成员息息相关,人人都有义务为班级建设添砖加瓦。

3.“特色班规”促成自律意识

通常情况下,班级公约往往是由教师制定的,学生常常感觉班级规章制度是“要我遵守”而非“我要遵守”,故缺乏自律意识。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校开展了制定“特色班规”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各班根据自己班级的情况建立适合班级特点、体现民主特色的班规,从而做到“我的班规我遵守”。各班在制定班规的过程中,班主任放手把主动权交给学生,经过民主协商,征求广大学生的意见,抓住班级自身的特点,制定班级奋斗目标、班风、班训、班级名片及合适的班级规章制度,并张贴在班级公告栏上。由于班规是由学生自己制定的,因而作为班规执行者的学生就会根据班规的要求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也清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特色班规”的制定,有助于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律意识。

4.“主题班会”发挥自主意识

主题班会是班级活动中最喜闻乐见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师生、生生沟通心灵,学生展露才华、充分发挥自主性的有效途径。为此,我校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性,在开展主题班会活动中,通过“自主选择、主动参与——独立自主、自我教育——自我反省、锻造升华”三个活动过程,满足学生的需求,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例如,开学初,班主任发动全体学生就如何安排好本学期的班会献计献策,提出每次班会的题目、内容、形式、要求、大体实施方案,再根据学生的意见与建议,由班干部整理制定出本学期的班会活动计划,班长发动全班学生自主申报每一次班会的设计者、编导者、执行者、主持者等。为了能让全班学生主动参与,班主任与班委将协调大家的申报,合理作出安排,尽可能确保每一个学生都有参与组织班会的机会。这样,学生能根据自己的需要、愿望和爱好自主选择、设计班会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达到发展学生能力的目的。

我的学校我做主

在班级公共生活中,我们着重通过创设学生自主构建的班级公共生活来培育学生的公民自我意识、责任意识、自律意识和自主意识。而在学校这一更大的公共生活平台中,我们致力于营造多向互动、公正法治、自由平等的教育环境,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等公民主体意识。在学校层面,我们成立了由学生会、团委、大队部、社团等成员以及志愿者共同组成的“学生自我教育管理委员会”。为了使这一学生组织真正体现出活力、生命力和吸引力,更好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学校的教育管理工作中,我们把主动权交给了学生。

1.参与民主选举

学代会、少代会每年都要举行公开换届选举。选举前,由学生会、少先队发起倡议,在全校招募报名者。然后通过自荐、笔试、面试,最后进行公开竞争演说,并以直播演讲视频的方式向全校师生展示竞聘者的个性和风采,全校学生公开投票选举,选举结果公布在学校公告栏上,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整个学代会、少代会的选举流程规范、环节公开透明,学生们充分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民主气氛。通过在校园中创设这一政治生活情境,学生学会了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慎重对待民主选举,从而培育了学生的公民意识。

2.参与活动计划与章程的制定

在我校,学生会、团委、大队部、社团、志愿服务队等活动的计划和章程都是由“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相关成员在广泛听取学生意见和建议后起草制定的,并交由学代会和少代会修改、表决通过。实践证明,让学生参与活动计划与章程的制定,能更好地激发学生自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

3.参与听证会

凡要制定和实施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的规定时,学校都会召开听证会。在校纪、校规具体执行时,学生如有异议,可依照规定程序,提请听证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听证委员会和学校审议的听证决定或结论,必须及时在校园公告栏中向师生公示。

[案例]开学初有相当部分学生不愿意穿校服,有的反映校服样式不好看,有的觉得校服口袋太浅容易掉东西,有的认为校服材质不好。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组织学生会、团委、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等学生团体就学生提出的有关校服问题展开讨论,初步拟定了此次听证会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尽可能将这一信息传达到全校师生,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鼓励学生充分交流和讨论;与此同时,接受学生的报名,筹建学校听证会代表团,然后召开由师生共同参与的听证会。第一次听证会主要围绕“要不要穿校服”的问题展开,通过激烈讨论后,初步达成了“学生应该穿校服”的共识,但是对“校服的样式和材质由谁选择”这一问题认为需要进一步讨论。于是又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在这次听证会中,“学生校服的样式和材质由学生选择”的决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于是学校在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重新设计了几套更受学生欢迎的校服样式,然后由学生代表从厂家带来的多套“候选”校服中进行遴选,填写选票,选出令他们心仪的校服。学生在参与校服的订制过程中明白了他们有权知晓自己要接受的校服,有权选择自己校服的款式、比对价格及质量等,并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可能的责任。听证会的召开,让学生不爱穿校服这一难题得到顺利解决,不仅提高了学生穿校服的积极性,而且锻炼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及责任意识等。

学校每半学期召开一次“听证会”。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涉及食堂管理、手机携带、体育场馆利用、自主学习时间安排等方方面面。学校通过推行“学生听证会制度”,真正做到了尊重学生,让学生有了表达心声的渠道。学生由于自己的利益和诉求能得到学校的保障与及时的回应,从而更加愿意参与学校管理。

4.参与德育活动策划

“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有权参加学校的全体教师会议和德育工作会议,以及学校文化艺术节、体育健康节、科技节等重大德育活动的筹备会。学校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把学校一些重大德育活动的规划与实施交给“学生自我管理委员会”策划,并广泛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充分彰显学生的自主权。在学生会、少代会的日常工作中,学期规划、纳新活动、例会探讨、期末总结等不断趋于规范,通过“部门活动计划让学生订,活动管理形式让学生选,活动管理效果让学生查,部门活动总结让学生做”,不断提高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和学校主人翁的意识。

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是新形势下培养学生自主参与意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方式。我校的社团活动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参与社团的建设和管理的原则。例如,我校的特色社团——“小陶子”社团,其社团徽章就是由大队委员小庞同学设计的。图案的主体是一个话筒,代表了“小陶子”社团的主要角色——陶行知事迹讲解员。整个图案的寓意是:由少先队们组成的,以讲解陶行知生平事迹为主要特色的红领巾社团。社团成员制订了社团的工作条例,自主选举设立了组织机构,他们还聘请了大队辅导员韩老师担任社团的指导老师。社团吸纳新成员采取自愿报名、综合评比、晋级加星、自主管理的模式。在为行知育才旧院和陶行知纪念馆志愿讲解的同时,“小陶子”们还自主联系周边的社区和学校,为社区群众和师生进行义务讲解,每次活动之后还会主动向团委递交详细的活动记录。

在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学校通过生活德育的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重构班级、学校公共生活,优化学生的公民成长环境,搭建公民成长平台,提供各种公民成长活动。如今“自主自治,我是主人”已成为我校学生响亮的口号,学生的公民主体意识逐步得以形成和内化,其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生的主体意识得以强化。学生开始对于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有了明确认识,对依法参与民主生活的能力有了提高,对自身在公共活动中的价值有了正确判断。无论是课堂的自主参与,还是日常的自我管理,学生都能意识到“我是自己的主人,自己对自己负责”,尽可能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其二,学生的责任意识不断形成。通过公共生活实践,学生明确了自己在班级、学校各个部门、活动环节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学校为学生开辟各种承担责任的机会,使学生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能力,促使学生将责任感内化为个人品质。

高职生公民意识现状调查篇3

为探明高职生和本科生在公民意识方面的差别，更加客观地反映出高职生公民意识的现状，从而为高职生公民意识教育提供可靠的依据，笔者选取了江苏省常州市的5所高职院校和3所本科院校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涵盖了常州所有的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共发放问卷1600份，其中，在高职院校发放1000份，回收926份，有效回收率92.6％；在本科院校发放600份，回收562份，有效回收率93.7％。除了问卷调查形式，还对部分学生进行了访问。在此基础上，对高职生公民意识现状进行了分析。

高职生公民意识现状

公民常识逊于本科生

在涉及公民常识的8道题目中，全部回答正确的高职生占56％，本科生中全部回答正确的占68％，两者相差12个点数。在座谈会上被问及“您是否时刻以公民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时，只有个别高职生回答“是”，而大部分本科生的答案是肯定的。调查显示，高职生在对公民常识的了解方面差于本科生，原因可能在于高职院校过分强调培养学生的职业性和技术性，忽视了对学生基本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态度差距较大

调查显示，在“您对待政治和国家大事的态度是什么”的问题上，308名高职生选择了“积极参与”，占被调查高职生的33％；211名高职生选择了“尽可能少参与或不介入”，占23％；而回答“无所谓”的高职生有407名，占41％。与此相应，80％的本科生选择了“积极参与”，只有20％的同学持“尽可能少参与或不介入”和“无所谓”的态度。

由此可见，在高职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相比之下，本科生更愿意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显示出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公民态度。

高职生相对于本科生所表现出的对政治和国家大事的冷漠，部分原因是受自卑心理的影响。很多高职生觉得就读高职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对未来缺乏信心，不能积极地去面对现实，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对他们来说是“天方夜谭”，因而只好“漠不关心”。

公民意识比较淡薄

在关于“是否参加过投票选举”的问题中，68％的高职生表示“参加过”，27％的高职生表示“没有参加过”；70％的本科生表示“参加过”，29％的本科生表示“没有参加过”。这一问题上两者没有明显的差距，这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环境相关，基本上各个学校差异不大。

在被问到参加投票选举的原因时，60％的高职生表示是“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关心政治”，但也有40％的学生表示是“学校要求的，必须参加”。而本科生中有80％的学生表示是“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关心政治”。但在关于投票选中的候选人的问题上，93％的高职生选中了选票中预定的某候选人，至于“为什么这样选，选中后有无当选”的问题，大多数同学则保持了一种比较淡漠的态度。在座谈会中，有同学表示“选谁、当选与否、当选后能否代表公民意志和高职生没有多大关系”。

在被问到“在教室里如果看到有人在破坏桌椅，你会怎么办”时，有25％的高职生选择了“事不关己，不管他”这个答案；在被问到“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给需要让座的人让过座吗”，有25％的高职学生选择了“偶尔让”，3％的高职学生选择了“从不让”的答案。而“在诱惑面前能否保守商业秘密”这个问题上，仅有1％的高职学生选择“泄露秘密，得到巨款”；在被问到“您如何看待父母的养育之恩”时，99％的高职学生选择了“非常感激”。调查显示，高职生公民行为在公共道德领域表现差强人意，而在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领域表现较好。

公民意识教育缺失

现行的教育体系中缺乏系统的公民意识教育，有90％的高职生表示“只接受过零星的公民意识教育”，另有5％的高职生几乎没有接触到公民意识教育(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只能说，过去的公民教育在他们身上的体现效果太低下了)。与此同时，12％的高职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准“没有什么变化”，23％的高职生认为整个国民的道德水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而“逐渐下降”，不过，有85％的高职生认为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创建文明、进步的社会充满信心，有96％的高职生赞成在高职教育阶段进行公民意识教育。

如何开展高职生公民意识教育

高职生公民意识的强弱关系到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培养其现代公民意识，是当前高职院校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一课题能否取得进展，需要国家、高职院校、教师等方共同使力。

明确高职生公民意识教育目标

要把“树立自立自强的现代公民形象”作为高职生公民意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大量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把高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当劳动者素质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瓶颈时，传统大学教育以“知识本位”为代表的办学理念以及重学术、轻技术，重理论、轻应用，重知识、轻能力的培养模式，日益显现出与现代经济社会的脱节。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更趋多元化，不仅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型人才，同时也急需技能型人才。可以说，高职生有着美好的职业未来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高职生要准确定位、自立自强，以成为高素质的技术人才作为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发挥技术专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奋斗的过程中，以国家公民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类改革，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从而向国家、社会展示出良好的公民形象。

加强高职院校民主管理

高职院校民主式管理的实现是高职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现实保障。高职院校民主管理的实现，关键在于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学校改革发展的重大事项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审议的基本制度。二是建立一线老师定期咨询座谈会制度。三是建立高职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学校的重大事务尤其是事关学生管理的事务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进来，倾听学生心声，给学生表达的权利。这既是尊重学生公民权利的体现，也是对学生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契机，同时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校园内部环境，让学生在参与管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学校是我家”的思想，进而树立“我是国家公民”的意识。

创新公民教育模式

高职院校要改革当前课程体系，在技能教育基础上增加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公民意识教育内容，同时融入当代离职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公民意识教育，并通过实践内化为自身思想道德认识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对高职生的思想和行为起到应有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公民交通意识的调查报告篇4

首先，我找了四个同学帮忙，分三天大批次在县城的主要街道上对过往行人，非机动车辆，机动车辆做了逐人逐车统计分类的一个标准的调查，并作了如实的记录、统计，结果如下：

表一：行人统计单位：人

表二：非机动车辆统计单位：辆

表三机动车辆统计单位：辆

从上面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行人违规的最多，非机动车第二，机动车较好。行人的正确行走只占48.3﹪，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在过马路时不遵守交通法规，也有近半数的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法规，从这个调查中可以看出，机动车较好，原因是如果违反了交规就要被罚款，而行人和非机动车则不同，最多只是被交警口头教育一下，虽然机动车违规占少数，但造成的危害极大，一不小心就出大事，所以机动车更要做到遵规行驶。行人闯红灯过斑马线，两边没车，认为很安全，就闯红灯，这习惯很不好，既然有了交规，我们大家就要不折不扣的去遵守，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侥幸心理，迟早要出大事。

我觉得不管是行人还是车辆，都应该增强安全意识，文明行车，文明走路，以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为重，做到安全的驾车和行走。

为了实践调查做的更加全面一点，我还在社区里、街道上随机对100个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如下：

1.过有红绿灯的马路时你看信号灯吗?

A.看(64﹪) B.偶尔(26﹪)C.不看(10﹪)

2.你平常是否按照信号灯指示行驶?

A.严格按照(29﹪)B.偶尔不按照(50﹪)

C.不按照(21﹪)

3.你是否知道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

A.一点不知道(85﹪)B.不很清楚(9﹪)

C.知道一些(6﹪)

4.你开车会超速吗?

A.看情况(67﹪) B.经常(24﹪) C.偶尔(6﹪)

D.从不(2﹪) E.不知道(1﹪)

5.你开车的时候会抽烟、打电话或做其他事吗?

A.经常(60﹪) B.有时(31﹪) C.从不(9﹪)

6.你认为超载有危险吗?

A.超的不多应该没有多大问题(68﹪)

B.有(30﹪)C.不清楚(2﹪)

7.你对乱穿马路的行为有何看法?

A.应该批评(40﹪)B.车少就没事(35﹪)

C.无所谓(20﹪)D.不关我事(5﹪)

8.你觉得你周围人的安全意识怎样?

A.很好(9﹪) B.还可以(31﹪)

C.比较差(52﹪) D。很差(8﹪)

9.你认为增强安全出行意识有必要吗?

A.有必要(92﹪) B.没必要(8﹪)

10.你认为如何改善交通环境?

A.需要每个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40﹪)

B.政府宣传教育(24﹪)C.用法律规范(21﹪)

D.没必要(8﹪)

结合问卷调查结果，这几天的实地统计与平常的观察分析，我发现造成交通事故频发的原因众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出行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道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法律法规存在漏洞等。而提高公民交通安全意识并最终付诸行动是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关键所在，通过这次问卷调查，我了解到人们对交通安全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但自觉遵守交通安全规则的意识却依然薄弱。

为什么人们的交通意识这么薄弱?其一，人们贪图方便，许多人为了方便任意横穿马路;还有些车不顾单行规定而逆向行驶，殊不知他们这小小的方便，却给他们自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一不小心便会酿成大祸，许多人因此而残废甚至丢掉性命。其二，驾驶者违规，就在今天，电视报道有一辆长途客车为了多挣钱，严重超载，在货物箱中还搭载了几位旅客，将交通安全法规抛到了一边，最终酿成惨祸。其三，便是人们的自觉性不够高，像酒后驾车、闯红灯等违规行为就是因为人们的自觉性不够高，不能自制，归根结底，就是要提高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还有一点，虽然政府的宣传工作是从未放松过，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可谓用心良苦，但为何了解了交通规则的人们仍然要违反呢?我想，一是他们了解的不深，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潜在的危害;二是个人素质有待提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里，遵守交规是做给警察看的，没有交警的时候就我行我素，车辆少或行驶缓慢时，虽然是红灯，但人们仍会见缝插针，抢行半步，实际上这时就是考验我们国民素质的时候，据报道，美国的车是我们的几倍，但每年由行人引起的交通事故却是中国的几十分之一，我们需要的就是形成一种气氛，人人都以这种违法现象为耻，都不以身试法，我想我们的交通秩序就会井然有序，国民的素质自然就会提高，才能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交通环境。

同时，我也想对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提出一些建议：

1.加大处罚力度，做一系列的交通安全意识的教育，德治与法治二者兼顾。

2.交通安全意识要从小抓起，当父母与孩子同行时要注意为孩子树立遵守交规的榜样，这既是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3.在各交通路口增设《交通安全法》宣传栏。

4.做好道路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交通设施更加完善，跟上社会交通发展的需要，道路规划要走在前面，公民素质还需提高。

此外，提高人们的交通道德意识也是必不可少的，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爱护交通设施，树立相互礼让、健康文明的交通意识需要依赖社会道德习惯的养成，只有提高国民的素质，是人们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才能有效地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公民环保意识的调查报告篇5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调查形式：调查问卷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同时大量的各种废弃物也被制造出来，它们严重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危及我们的生存。随着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状况的不断重视，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日益受到不断地重视和加强。人们改造自然的同时也遭受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尽管我国政府不断加强整治力度，但是由于其他人为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还不容乐观。为此，我和同班同学王刚利用暑假时间在家乡展开了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看法，同时对我们的周边生活环境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针对性的对家乡居民宣传环保知识。

本次通过发放调查问卷随机调查的形式对汝州市居民的环保意识以及周边环境状况展开了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100份，又想问卷100份，通过分析调查结果，我们发现汝州市的环境现状以及攻门的环保意识依然堪忧。

一、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有83％的人表示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家乡街道上经常有废纸废物、附近的河流湖泊浑浊不清；有17％的人表示还可以，但是不是很好，有一定的差距，人需不断改进。说明本地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仍然影响着居民的日常生活。有73％的居民认为目前环境问题已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十分担心后代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差，并且想为环保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看来环境问题已经为广大人们所关注，已经成为了一个众人瞩目的重大问题。

有52％的人认为当个人利益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会优先选择环保；另有48％的人选择会优先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犹豫不决。看来，虽然与以前相比，目前人们的环保意识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还有一些不顾生态平衡蓄意破坏环境的人，而他们为的只是一些个人利益。

在如何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上有55％的人认为应加大宣传力度；有77％的人表示要加强相应的教育。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环保教育；另有56％的人认为应该加大管理力度，加大惩处力度。在增强人们环保意识的问题上有待不断加强与提高。

在限制塑料袋的使用上，有78%的人认为限制塑料袋的使用利于环境保护，十分支持并且自己准备了购物用的纸袋或布袋；另有22%的人表示无所谓或者认为限制了塑料袋去超市购买东西十分不便，认为超市此举是为了买塑料袋挣钱。大部分人还是具有较高的环保意识的。

对于每年农民焚烧秸秆的问题上，城镇居民几乎全部表示对大气污染严重，影响日常的出行生活，应加大处罚力度、严格禁止。但是在农村居民中，大部分仍认为虽然焚烧秸秆污染环境，但是确实是当下最为经济方便的一种处理秸秆的方式，因为当前并没有其他有效的处理方式，如果政府监管不严的话，还是会在农田中焚烧掉的。

对于农村沼气工程的建设方面有87%的人认为沼气十分方便，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的同时又发展了庭院经济。其中已经有60%的居民家中已经在政府的号召下建设了沼气池，另有25%的人表示有意愿建设，并且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沼气建设的投入力度。仅有13%的人表示使用沼气气味难闻，不如使用液化气煤气方便，不计划使用。

二、调查结果的分析和建议

这次的社会调查使我对汝州市部分市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一定了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中可以明确透露出我们的市民有着比较强的环保意识，但是其环保行为却远远落后于他们的环保意识，良好的环保意愿也难以付诸实际行动，再加上市有关部门的工作未做到位，执法力度不够，对环保工作的管理不善等诸多因素的存在。

通过对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环保意识有一定的关系：第一，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环保意识越强烈，对目前的环境状况越不满意，更为迫切的希望改善目前的环境状况。因为文化水平和知识层次越高，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认识得就越清醒，从而造成对环境状况满意度的下降，对环境意识的认识程度更清晰。第二，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系。所处环境越好，居民的环保意识越强，反之亦然。大多居民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下意识的不会乱扔垃圾，这也是政府治理环境的一个出发点。第三，老年人环保行为强于年轻人，从调查结果中发现，综合分析环保意识较强的人群中，5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居民的年龄也是影响环保意识的一个因素。这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提高人们环保意识的有利途径，我们的宣传行动可以从老年人带头做起。

针对目前我们的居民环保意识现状和我市环境保护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应如何加以处理和改善呢？我个人认为可以从政府和市民两方面同时着手，双管齐下，从而使汝州市的环境越来越好，还我们一个碧水蓝天。

第一、从居民自身着手，这是改善我市环保现状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加强居民环保意识，提高居民的环保素质，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新风气，加强居民环保意识，关键是要提高全民素质。环保事业是集文化素质与公共道德于一体的事业，是人们对国家集体关注的表现。只有素质上去了，居民的环保意识才会相应地加强。同时，居民还要关心并支持政府的环保工作，留意关于环保的各种宣传，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宣传媒体进一步了解和丰富自身环保知识，牢固自己的环保观念。

应从行动上切实支持政府的环保工作，响应政府号召，使自己良好的环保意愿能付诸行动，起到良好的环保效果，为沈阳市的环保工作尽一份力。另外，市民还应尽力用自己良好的环保行为去影响和带动周边的人，对于那些污染环境的行为应加以批评并即使制止，用积极的实际行动去带动更多人加入环保队伍。

第二、加强政府的环保工作，可以以政策规定的形式有力的改善我市的环保现状。广泛深入的开展宣传教育，定期举行大型关于城市社区环境建设宣传工作，使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让宣传进入家家户户，大到老人小到儿童，人人皆知。让人们了解到自己环境的重要，从而自觉保护环境。要提高居民对环保重要性的认识，建立新的环境观和价值观，使居民自觉的按照环保要求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当人们的意识健全时，才会控制自己的行为，使环境保护意识成为一种心理，并转化为一种环境责任，尽力使其实际行动与环保意识配套。由此可见，环保意识对环境保护的重要，而加紧宣传是迫在眉睫的。

坚决贯彻和执行各项环保法律和法规，继续作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加大监管力度，对对不保护环境的个人或企业要依法处理，从严处理。严格执行环保责任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使排污单位有章可循，执法人员有法可依。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提供新技术，疏导群众采取更为环保的措施。如政府一直严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的焚烧秸秆的问题，不是农民想烧秸秆污染环境，也不是农民不讲道理。事实上，农民并非不知道焚烧秸秆的害处。问题在于，除了焚烧之外，目前还没有更经济、更便利、更实用的处置方法。秸秆禁烧在“禁”更在“帮”，在“堵”更在“疏”。要彻底根除焚烧秸秆，关键是要给秸秆找个好出路，让其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如果秸秆能给农民带来效益，谁还舍得烧它？

通过这次的社会调查可以明确地反应出汝州市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

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篇6

[调查对象]本市的公民、大学生、外来工作者等

[调查目的] 我们要加强宪法理论的研究，引导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大力提高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让我国公民对宪法意识的更新和发展得到加强，引导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朝着宪政的方向发展。

[调查方法]本调查报告采用查阅资料、实际查看、填写调查表、采访等方法进行调查。

[调查地点]我市火车站、汽车站、广场、公园、街头巷尾、店铺摊吧、各乡镇。

[调查时间]2011年2月。

前言：

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的，至2002年12月4日已经整整20年了。我们不禁要问：宪法公布实施20年了，我国公民对宪法的了解程度如何、对宪法的认识水平怎样、对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是怎么评价的？为此，笔者组织了一次公民宪法意识的问卷调查。现将这次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高达96.9%的被调查者知道《宪法》，表明我国公民已经比较普遍地知道了宪法。这可以说，是现行宪法公布实施20年来的主要成效之一。但是，仍有3.1%的被调查者不知道宪

法。

（二）特点

通过调查得到目前我市公民对宪法了解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现行宪法对公民实际生活的关系不大，宪法还没有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

二、存在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公民基本权利。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被调查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老百姓一定要守法，而干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遵守法律”的说法，表明我国大多数公民已经具有平等权利意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仍有超过7%的被调查者同意或基本同意干部在某些情况下享有特权。更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查中，虽然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老百姓一定要守法，而干部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不遵守法律”，但普遍认为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事实。一位老干部气愤地说：“法律面前不平等，干部百姓不一样！”

三、原因分析

多数公民对目前我国宪法的作用还是评价不高。被调查者认为根本不起作用的占4.90 %，认为基本上不起作用的占12.29 %，认为作用不大的占25.67 %，认识有一定作用的占

1.20 %，表示不清楚的占9.59 %（不清楚，本身就说明宪法对其影响不大），这几项累加起来为53.65%.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对我国宪法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评价不高。在调查中，一个被调查者说： “宪法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

基本看不见，对老百姓来说是空的。”这种对宪法作用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什么在总体上我国公民对宪法实施所起作用的评价不高？在调查中，一个私营企业主讲：“这里只有土政策，不少收费规定都没有国务院批文，我仍要交钱，宪法哪管得了那么多！”一位工人说：“每天十几时工作，到家就睡觉，这种生活方式哪里用得着宪法，我们目前是解决温饱，再创家电时代，法律时代还有一段距离。”其实，他们所说的“乱收费”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正是宪法应当管的问题。由此看来，目前我国宪法远离公民生活并不能直接保障公民权利，就是公民对宪法实施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

四、提高办法

宪法意识是人们对宪法现象的心理活动。一国公民的宪法意识直接关系到一国宪法文化的形成，而在一个国家广大公民中占主导地位的宪法文化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宪法的命运。一般地，公民宪法意识差，宪法文化层次就低，宪法的制定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就差，宪政程度也就低；公民的宪法意识好，宪法文化层次就高，宪法的制定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就好，宪政程度也就高。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还不够理想，由此看来，我国的宪政建设是任重而道远。为此，我国必须大力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

我们要加强宪法的宣传，推动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正如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讲话所指出的：“必须加强宪法宣传教育，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宪法，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宪法不仅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

我们要加强宪法制度的建设，促进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宪法意识影响宪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但宪法制度对宪法意识又有反作用，宪法制度的创立和实施能带动宪法意识的形成和提高。我们要加快建立宪法诉讼等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的制度以及宪法节、国家领导人就职宣誓效忠宪法等制度，通过宪法制度的创新和实践来促进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

我们要加强宪法理论的研究，引导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宪法理论是宪法意识形成和发展的源泉，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需要先进的宪法理论指导。在大力提高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过程中，宪法学理论工作者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加强宪法意识的理论研究，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更新和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和营养，引导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朝着宪政的方向发展。

公民主体意识调查报告篇7

［关键词］新民；人民；公民；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93-05

New people-the people-citize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in the gradual process

LV Wei-hua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Cent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As a sort of representation and necessity of modernity, civic education experienced three gradual processe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moulding new people,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start stage of civic awareness of Modern China; 2. purifying the people, which engraves the designed brand of social citizenship; 3. returning to citizen, which should be the remodeling pointing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om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of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gain perhaps can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t present.

Key words：new people; the people; civic education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个人解放的历程。因此，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问题的核心。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格独立和主体性的确立，而人格独立和主体性确立又是现代公民最本质的特征。公民教育不仅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主要渠道，是个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百年梦想的深刻诉求。从这个意义出发，重新梳理中国公民教育主体的历史演进脉络，或可为现时中国公民教育提供一定的镜鉴和启示。

一、塑造新民：近代中国公民意识启蒙的发轫

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中国的公民教育虽然是在辛亥革命后伴随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生方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已然萌发。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均以中国屈辱战败、列强割地索款宣告结束，这一系列创深痛剧的事件一次次让中国人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混乱无序、满目疮痍的现实图景。一直以来，个体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三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趋于崩塌与瓦解，“意义危机”“生存危机”“存在迷失”不断动摇着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日渐加深的民族困境使得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饱受质疑和责难，处江湖之远和庙堂之外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社会有机体论等理论的启发下开始将思考的视角，从关注文明的客体转而投向文明的主体—国民，探索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

国家皆是由“民”构成，其强弱盛衰自然取决于“民”的状况和素质，“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 ［1］“一个国家的国民整体素质普遍较低，其国也必然落后”，正所谓“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2］。反之，国家强盛需要藉由“民”的强壮加以实现，“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2］当时的陈独秀也曾经谈到：中国之所以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族深重危机，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以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3］“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2］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下，维新派知识分子渐次认清了世界，意识到民族危机实质根源于国民劣根性。

基于这一思考，维新派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塑造“新民”的主张，“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评，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4］在他们看来，只有改造落后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拯救民族于存亡之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但凡真正抱有拳拳救国爱国之心的人士，皆应以塑造“新民”为毕生使命，正所谓“今日舍此一事，别无他图。”［2］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新民”学说理论体系清晰、严谨，指向的塑造目标明确、果决，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他们已经转化为“新民派”知识分子。在其摇旗呐喊下，中国致力于塑造新民、改造国民性的热血人士前仆后继、竭力虔心。对近代中国人的新人格、新形象的描摹与设计，从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新人”、陈独秀的“新青年”、冯友兰的“新原人”、李大钊的“青春说”，到毛泽东的“新人说”，几乎从未间断。

“新民派”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人人格缺陷加以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公民思想的基础上，从民力、民智、民德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和构建中国公民的素质结构：“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5］严复首先公开倡导培养“民力、民智、民德”健全的新国民，率先构建了中国近代公民的素质结构。梁启超则在上述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详尽阐释了理想“新民”的素质构成：“新民力”是新民的基础性前提，因为身体素质是新民的最基本要求；“新民智”是新民的根本性标准，源于民智发达是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新民德”是新民的关键性内涵，在于公民道德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坚强基石。在上述三者的辩证互动中，居于思想意识层面的公民道德尤为重要，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模式。“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若吾国有公民，则以吾四万万人选公民至多，以多公民与少公民者较，吾国必较列强而尤强。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6］而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号称四万万，但受过教育而具有真正公民能力的凤毛麟角。如何培养公民？当时的教育家开出了一剂良药—公民教育。

必须承认的是，“新民派”知识分子建立“新民”理论体系的思想初衷，并非为个体中国人之个性解放、主体性提升—人的现代化主旨—去改造国民劣根性，而是将改造和祛除国民劣根性当作民族脱离深重危难、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循此前行，“新民派”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由始至终徘徊在工具理性的层面，而未能上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瑕不掩瑜的是，尽管“新民”作为近代化的思想人格，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在“人之近代化”及至“人之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新民”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环节，对于引导个体本身逐步走向完善，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方向和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近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先导的重要意义。

二、纯化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身份的设计

在西方语境下，“人民”的最初涵义指人的集合体、平民。将“人民”理解为民、公民主要源自它的希腊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民”特指一种身份资格，它包括组成城邦的每一个自由的公民，“如果一个希腊人的父母是某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那么他就是城邦的公民”［7］。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人民”一词经历了“法律—革命—法治”的嬗变，而“人民”的意义也越来越广泛，它几乎包含了个人、平民、家人、国人、国民、个人的集合体，下层阶级的联合体等等意思。人民、国民与公民这些词语，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比如，在《孟子•尽心下》中就有“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说法。当然，这些语词的含义和形式都不固定［8］216，比如，人民偶尔也会被写作民人，其意义基本上与人民相当，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人民、国民还是公民，在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中，其内涵更多偏重于“民”。相别于指称社会地位较高阶层的“人”，民一开始指奴隶，而后来指平民［9］。单音节词的“民”在具体的语境中发展成了“人民”、“国民”、“公民”等双音节词，主要原因应是出于汉语修辞对仗的需要。不过，在“人民”一词词义变迁的过程中，其含义日渐趋近于现代汉语中“人们”一词的含义，但仍然保留了平民、群众或者普罗大众的含义在内。

追踪“人民”一词在中国的演变，必须重视苏联的深远影响。苏维埃革命的经验使得“人民”与阶级高度关联，并指向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相同社会地位的人群。列宁曾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员连为一体。”［8］220这个观点长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一经与大众结合，政治意味变得浓厚起来。李大钊曾经著文明确指出，“人民”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实质上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为严格地限定了“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判定哪些人可以划入“人民”阵营的问题上基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原则。此后，“人民”的内涵几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既所指明确，但所指又不断微调；它既明确划分，但划分又一直正在进行。这个“人民”正是本文所指现代概念的“人民”—建国后频繁使用的词汇。

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是这样对“人民”加以描述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从文中关于判断人民与敌人的标准可以发现两种倾向，一是政治本位，“公民”被“人民”所代替，全在于“人民”更能契合当时的政治氛围。由于划定标准过于单一，人们无法感受到个性自我的存在，个体只能淹没在“人民”的“洪流”中。二是义务本位，是否能被“人民”接纳，完全取决于是否尽到了“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义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时期，“人民”的内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让人不堪回首的是，“人民”甚至成为一些人迫害和打击异己的合法性工具，在被“神圣化”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恐惧对象。

在当时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社会体制下，能否倡导实施公民教育不是教育本身所能决定的事情。

从狭义的视角分析，当时人们的“人民”身份称不上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学校教育也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其实质是一种革命伦理价值取向的学校政治教育。从广义的公民教育角度分析，当时的学校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公民身份意识和公民教育理念的某些成分，但可惜的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异化”，教育主体—“公民”—被异化（纯化）为了“人民”，而公民教育则演变成具有浓厚革命伦理色彩的教育［10］。由此，对公民教育的现代性追求渐行渐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现代性追求的集中表现。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11］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公民”内涵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偏离和替代，其成因应归于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片面单一和政治纯化的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需要建立元身份来保障每个成员的正当权利，保证所有人在竞争、合作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共同的观念基础和可预期别人行为的身份条件。”［12］中国的国民身份设计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样复杂曲折，这可以从人民与公民的纠葛中加以管窥，在此不再赘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社会结构与伦理观念渐次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的内在主体素质诉求，再次唤醒和激发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表征，正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回归公民，由此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国民教育，成为现代中国公民重塑的指向。

三、回归公民：现代中国公民身份重塑的指向

近30年来，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空前受人关注的程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同时几乎渗透到社会科学所有相关的新旧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公民身份话语［13］。在1978年以前，人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公民身份概念在政治思想家中已经过时了。”［14］而在15年后，公民身份却又成了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思想家中流行的专业术语［15］。进入1990年代以来，citizenship（公民身份，又译作公民性）的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诸多学科的学术刊物。从citizenship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又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于国内学者而言，假以这样一个纯粹的西方理论概念并不仅仅止于解决现实困境，而更多是希望用其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探索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理想框架。

1979年《人民日报》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加之1978年中央已经为所有“右派”分子摘帽，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普遍的公民身份重新开始启动。紧接着在198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是否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质疑与讨论，则在另一方面代表了人民话语影响力的逆转。公民身份包含的普遍政治参与和社会公正当时正成为西方各国主流社会关注的热点，并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行进目标。中国也在这个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人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等诸多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特别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开启了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并在前进中不断探索“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面临的已不再是“宏大”的理论构建问题，更不是西方民主实践的盲目“仿制”，而是需要针对中国现实进行经验分析、社会改进和制度探索。事实表明，人的因素—公民性的塑造或曰公民身份的重塑尤其不可或缺，甚至更具根基性、关键性和迫切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健全，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继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认真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具体强调，“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在社会领域，一些志愿服务团体、行业公会、专业协会、社区组织、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教育领域，公民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泛开展。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2005年底，公民教育在全国绝大多数小学、初中进入新课程，另有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和江苏五个省的高中列入新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会同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合作签署了“中美合作公民教育项目”，上海、江苏、山东、云南、山西等五省（市）参与了该项目的首批实验。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逐步带有现代公民教育体系的意味；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公民主体意识正在觉醒，公民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国民”身份认同、“人民”身份认同走向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认同［16］。

公民性身份或者公民性表达了新的人格理念，这是一种自由和自主的人格，它摆脱了外在强迫意志控制和奴役的隶属人格；它在共同的公共生活中寻求自我认知、自我了解和自我悦纳，体察个人生活的过程意义、超越价值和终极目的，并且在和谐、合作、共赢的人我交往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肯定。这就是公民品格的本真蕴涵，这种品格不是离经叛道的桀骜不驯，也不是一味追求自我表现的标新立异，更不是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不是藐视社会伦理道德和法纪规章的特立独行，也不是甘于庸常的随波逐流和自我放纵、自我沉沦；更不是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当做人生成功的唯一目标，而是把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视为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抉择并自觉自愿地身体力行；它以平等权利的诉求和共同生活的德性在重新审视人我关系的同时，不仅仅追求个人自我选择的生活理想—自我梦的达成，而且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中国梦的实现；它不对他人和共同体加以功利性的手段盘算，也不喜欢被他人操纵和计算，更不容压制或压迫。拥有这种品格的公民通过自我价值培养个体性情，也通过共同生活培养公共情怀，把公共参与作为个人获得人性提升与自我超越的主要渠道。这既是自由、平等、利群的公民，又是积极、丰盈、实现自我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证和拥有了公民身份的人，再被问到诸如“你幸福吗？”“爱国让你想起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78 ．

［2］梁启超．新民说［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5，659．663．

［3］陈独秀．亡国篇［M］//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0．

［4］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8．

［5］严复．原强修订稿［M］//王轼．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8．

［6］张木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M］．北京：三联书店，1960：172-174．

［7］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2．

［8］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郭沫若全集：第1 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70-72．

［10］李艳霞．公民资格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10（10）：31-37．

［1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