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 也是一部杰出的历史散文名作。一般认为, 《左传》成书于战国早期, 是在儒家创始人孔子去世之后完成的。但是, 细绎其内容, 我们不难发现, 《左传》中记录的大量古代思想资料, 尤其是一些文学批评思想, 其产生却早于孔子生活的时代, 从《论语》中所见孔子论诗论文的一些见解来看, 往往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定, 《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源头之一, 它对后世儒家文艺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以下我们将就中和之美、文质并重、诗言志等几个方面, 一一进行分析。
关于中和之美, 在先秦典籍中早有体现和发挥。如《周易》一卦六爻的位次, 第二爻处于下卦中间, 第五爻处于上卦中间, 两者都象征持守中道。根据《易》理, 能够持守中道, 就意味着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境界。又如《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关于“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及“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说法, 已经表现出要在审美活动中力图实现和谐的理想。同样,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的晏婴答齐景公问, 进一步论述了“和”与“同”的区别, 表示出崇尚异端相济之“和”而反对单调专制之“同”的强烈倾向。在晏子看来, “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 以烹鱼肉, 燀之以薪”, “和”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综合统一起来, 创造出一种“相济”“相成”的全新的审美境界。否则, “若以水济水, 谁能食之”, 单一的味道不可能使人感到美味, 当事物中相互对立的因素消亡了, 该事物也就不复继续生长和发展。此外, 如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中对于中和之美的大力肯定, 也很具有代表性。
到了孔子那里, 他把这种认识概括为“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 , 换而言之, 就是“不同而和”了。除此以外, 孔子评《诗》称“无邪”, 即归于正, 这和《周易》中体现出的中和精神也是一致的。孔子要求诗歌抒发情志, 要“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 孔安国注云:“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 言中和也。”孔子所说的中和之美是受礼的制约的。作为孔子思想的传人, 他的学生有若做了这样的论述:“礼之用, 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礼本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 商代甲骨卜辞中就有“礼”字。《说文解字》曰:“礼, 履也, 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 它是人们祭神祈福的一种仪式, 也是中国最早的行为规范体系。随着国家的出现, 礼逐渐被统治者利用, 礼的内容也由过去的单纯习俗仪式, 发展成为约束人们婚姻、血统、亲属、君臣等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到了周代, 周公姬旦借鉴夏礼和商礼, 创制出一套适应周代社会的以突出等级尊卑为特征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世称周礼, 礼包括礼仪、礼制、礼器等。春秋时期仍很重礼, 具体到《左传》,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 《左传》中的“礼”字一共讲了四百六十二次, 另外还有“礼食”一次, “礼书”、“礼经”各一次, “礼轶”一次, “礼仪”三次 (1) 。《左传》中对于“礼”的论述比比皆是, 如“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民人, 利后嗣者也” (《左传·隐公十年》) , “礼以体政, 政以正民” (《左传·桓公二年》) , “夫礼, 所以整民也” (《左传·庄公十三年》) 等等, 可见整个春秋时期礼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有着较高的地位, 它标志着道德的崇高与秩序的和谐, 这和孔子努力要恢复周礼的一贯思想也是相同的。
朱自清先生曾将“诗言志”视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 (2) , 堪为确论。早在《尚书·尧典》中, 就有“诗言志, 歌永言”的记载, 虽然这不一定是上古时代的原始文献, 但应当还是有其较早的渊源, 可算做《诗经》中关于诗歌功用的另一种说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似乎已经将其作为成语来引用了, 也可见此说自古就有。赋诗言志, 表情达意, 当然是要展演给别人看的, 这就衍生出了“观志”问题, 也即怎样通过诗歌了解赋诗者的创作意图和心理动机, 为施受双方的进一步互相理解创造条件。《左传》中的外交辞令通常都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来表情达意, 引《诗》既可以使辞令显得典雅华美, 又可以委婉含蓄地表达出辞令背后潜藏着的功利性诉求。如文公三年“公如晋, 及晋侯盟。晋侯飨公, 赋《菁菁者莪》。……公赋《嘉乐》。”这是一个诸侯国间的宴会场面, 双方在酒桌上都有谋取自身利益的打算, 但没有在席间展开唇枪舌剑式的讨价还价、利益交换, 而是用了诗歌作为表达自己心意的工具。
春秋时代, 君主和士大夫们的赋诗活动, 往往是断章取义的, 所以孟子说“赋诗断章”。断章取义便于喻志明志, 有时还可以用来影射时世, 嘲讽人物, 所以在外交场合不便直说的问题, 也可以借赋诗来表达。
令尹享赵孟, 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 (《左传·昭公元年》)
当时楚大夫令尹“自以为王”, 所以赋《诗·大雅·大明》首章:“明明在下, 赫赫在上。”晋大夫赵孟对于令尹的这种“不义”, 没有直接指责, 却赋《诗·小雅·小苑》, 取其“各尽尔仪, 天命不义”以批评告诫令尹。
在孔子看来, 诗歌的学习与自身修养密切相关, 他说:“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论语·泰伯》) , 实际上讲的就是文艺的教育作用。同时, 孔子继承了“诗以言志”的传统, 给学生教授《诗经》时侧重其实用的一面, 以实现“文辞以行礼”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的表达效果。他所说“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季氏》)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论语·阳货》) 、“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等都是从外交活动中实际运用的角度来说的。孔子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 与《左传》中体现出来的实用主义思想一脉相承, 对后世学者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周人很早就对言辞极其重视, 并注意其文采修饰。《诗·大雅·板》云:“辞之辑矣, 民之洽矣;辞之怿矣, 民之莫矣。”强调了言辞对于民众的重要作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的成语, 证明其前人已经认识到言辞的价值和对言辞的审美要求。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论乐的记载, 是流传至今的孔子以前最完整的文艺批评文献。两周诗乐不分, 季札观乐, 从诗、声、容三方面进行综合批评, 表现出对于文艺内容与形式并重的倾向。《论语·雍也》载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在前人的基础上, 孔子明确提出“文”应与“质”并重, “文”与“质”的关系, 实际上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一原则的提出, 对后世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具有积极影响的。
总而言之, 在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史上, 作为上古文艺思想集大成者的孔子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在儒家文论传承方面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他及他以后儒家学派, 将散见于《左传》等古籍中的文艺思想归纳整理成为系统的文艺理论, 影响久远, 厥功至伟。或许,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 儒家文论思想和《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从来就是同源一体的, 环环相扣, 不可分割。
摘要：《左传》虽成书于战国早期, 然细绎其内容, 我们发现《左传》中记录的文学批评思想, 其产生却早于孔子生活的时代, 从《论语》中所见孔子论诗论文的一些见解来看, 它们往往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本文试图采用“左孔互证”的方法, 从中和之美、文质并重、诗言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探讨《左传》中的文学批评思想对后世文论发展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左传》,文论,孔子
[1]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2] 蒋凡, 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4.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 1990.
[4] 童书业.春秋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