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领域对于空间权应如何定义, 存在分歧, 以具有代表性的梁慧星教授和刘宝玉教授为例, 前者认为, 地下空间权是指对土地地表下一定范围内的空间享有的一种权利, 而在后者看来, 地下空间权是空间权的一个下属概念。刘宝玉教授认为, 空间权的本质是一种不动产权利, 它的客体包括两个, 一是地表以上的一定空间, 二是地表以下的一定范围。
我国最早对空间权作出规定的是,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颁布的《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43条。到了1997年, 原建设部颁布实施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 在2001年的时候此项规定被加以修正。就目前来说, 2007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 是迄今为止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地下空间权最具影响力的一部法律, 因为《物权法》首次对空间权的法律地位作出了确认。
目前我国没有就地方地下空间权进行系统性立法, 但随着我国地方经济飞速发展, 以上海和深圳为代表的国际化大城市,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地下空间权的发展进步,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 出台了地下空间相关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例如2008年, 深圳市颁布实施的《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暂行办法》。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 首先以判例的形式确认地下空间使用权, 随后通过单独立法的模式制定空间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俄克拉荷马空间法》的颁布, 标志着空间权的确认不再简单依附于判例的存在, 而是单独成法予以规定。
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成文法国家, 选择将空间权纳入民法典, 在相关章节中予以规定。
综合立法是指将单独立法和民法立法两种模式结合并用, 以我国台湾为代表的地区选择的就是综合立法。
我国地下空间权的立法模式究竟应如何选择?对此问题, 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声音, 这三种声音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均被充分表达。首先, 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不必将地下空间权单独设立, 应该将其置于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领地利用权中, 并在其中对规范空间权作具体的规定;其次, 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应该用独立的章节将空间使用权置于用益物权部分, 然后在此章节中对空间权的含义、设立程序和流转等内容做具体的规定;最后一种观点是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 应该在《物权法》建设用地使用权部分为空间权预留立法空间, 把空间地上权和普通地上权区分开来。
通过分析国外地下空间权立法模式的选择,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笔者认为在对地下空间权立法的时候, 应采取在将空间权独立成章的前提下,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
1. 科学利用。地下空间的不可再生性, 决定了我们在利用时应当科学有效。
2.统一规划。首先统一规划立法体系, 然后相关地方政府和其它组织应该结合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 以地方法规等法律文件来进一步的规范地下空间权的内容。
在《物权法》中单独设立成章, 将空间权置于用益物权, 并就地下空间权的内容作详细规定。笔者认为, 地下空间权并是非绝对的被包含在土地使用权中, 它不仅有着自身的独立价值, 还有着不可替代的经济价值, 在《物权法》里集中性的对地下空间权加以规范是十分有必要的。这种规范方式, 有利于满足地下空间权的充分运用的需要, 也可以为司法实践的裁判提供更为确切和可靠法律依据。
在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领地利用权中对空间权作进行进一步规范的同时, 完善相关法律, 从不同角度有力保障地下空间权的行使。
摘要：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从原来仅对地表空间的利用, 延伸到了对土地上下空间的利用。在这种发展趋势之下, 地下空间权应运而生。但由于相关立法的欠缺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导致权利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从分析世界各国现有的立法模式出发,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进而对我国地下空间权立法模式的选择提出建议。
关键词：城市地下空间,空间权,立法
[1]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5:484, 492.
[2]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理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395.
[3] 常孝永.地下空间权研究[D].复旦大学, 2010.
[4] 王利明.空间权:一种新型的财产权利[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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