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阶级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
〔摘要〕 文章自阶级分析的视角,探索了转型中国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状况。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稍小于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较强,但其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小于农民阶级家庭,所以,要启动消费,就需要首先增加底层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所有的阶级中,连一套住房都没有的成年人很少;在中产阶级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较高,这会拉大中国各个阶级之间的财产占有差距;各阶级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上涨对其消费能力的负面影响;医疗负担重的问题对农民阶级家庭影响尤为严重。在遇到家庭生活问题时,虽然各个阶级都以家人与朋友为最大支持源,但农民阶级更依赖乡土社会的支持。最后,令人高兴的是,各个阶级都感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和睦。
〔关键词〕 转型中国;家庭规模;家庭生活;阶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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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两阶级加一阶层的社会(两大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转化为更为复杂的多阶级阶层社会。这多元的阶级阶层,大体上可以根据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分类为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不仅会给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造成重大影响,而且还会作用于家庭生活,对其家庭结构、家庭户规模、家庭消费与负担等形成显著影响。事实上,如果一个阶级的成员的文化程度不同、职业劳动方式不同、生活文化环境不同,则这个阶级的家庭生活方式也会随之而不同。莉莲·B·露宾在《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一书中〔1〕,对此就有非常详实的描述。李宝芳在《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仪式化研究》一文中,也描述了家庭生活中的饮食、衣着、住房等带有显著阶级特性的问题。〔2〕
有关中国不同阶级或不同阶层家庭生活的新闻报道比较多,但专门从阶级阶层的角度研究家庭生活及其诉求的文章,则很少见到。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不仅会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而且会改变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由此也会影响赖以生活的家庭。下文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描述当前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背景下的家庭基本生活及其变化趋势,为家庭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三大阶级”及其操作性概念
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理论立场,会对一定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给出不同的描述。本文在这里定义的三大阶级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一)中产阶级
毫无疑问,中产阶级是居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级。但不管是在社会阶级的金字塔型结构还是在鹅蛋型结构中,对于哪个阶级处于高层、哪个阶级处于中层、哪个阶级处于底层的分析,都取决于阶级分析所依据的指标体系。虽然收入分层、职业分层、教育分层经常被综合使用于阶级分层过程,但在不同的社会——即不管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还是在东方通过转型而步入市场经济的社会,职业在一般意义上,都深受教育文凭或教育资本的影响并通过职业的分流过程,进而影响劳动者在其就业的职业中的收入水平。所以,社会学家经常通过职业而定义一个人所在的阶级属性。
在英文中,中产阶级是middle class,所以很容易被理解为中间阶级。在中文中,因为翻译的原因,将英文的“中间阶级”翻译为“中产阶级”,就强化了人们对其所持资产或持有生产资料的认识。因此,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产阶级,主要指的是阶层位置排序中的中间阶级,而非在产业占有意义上定义的“中产阶级”。应该说,绝大多数理论文章中的中产阶级,都指的是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阶级,而非产业占有意义的阶级。
在西方国家,会将大资本家与政府高官等定义为“上层阶级”。有中产阶级的定义,就在学理上应该有上层阶级的定义。但所有国家的所谓上层阶级,都是一个在劳动参与人口中比重很小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将那些占有生产资料并雇佣其他劳动者劳动的人员,也并入于中产阶级展开分析。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既包括了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居于技术性工作岗位的管理人员,也包括了那些虽然不在管理岗位,但其劳动的技术程度较高的人员,还包括了拥有生产资料并雇佣了其他劳动者进行生产劳动的人员。
(二)工人阶级
我们将那些居于体力劳动岗位、不占有生产资料,以受雇的方式获得工资的劳动者定义为工人阶级,这与蓝领阶级的定义基本相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著的阶级结构的变化,就是农民阶级的缩小和工人阶级的扩大。农民工产业工人化,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来源。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农民工的人数已经达到2.74亿人,而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的人数也达到了1.68亿。〔3〕在操作性定义中,我们也将那些居于半技术半体力劳动岗位的劳动者,以及那些对体力劳动者具有监理职责的管理人员,也并入工人阶级的队伍。
(三)农民阶级
中国的农民阶级,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了户口所属地村庄的集体土地,并通过对土地的耕作而获得生活资料与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也具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土地流转权。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操作性定义中,将那些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了大规模土地的承包商划归到农业业主基层,最后归并到中产阶级。将那些完全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而仅仅通过受雇劳动并以自己的计酬劳动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者——即农业工人或职业农民归并到了工人阶级那里。这两类人的人数虽然很少,但在学理上不同于传统意义的中国农民阶级,所以,这里的分类区别是有意义的。
二、各阶级的认同家庭与实际生活家庭户规模
通过对2013年CSS调查问卷数据资料的加权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前文所定义的中产阶级占比为31.6%(在中产阶级中包括了13.9%的老中产阶级,即小业主阶层与自雇阶层),工人阶级占比为33.6%,农民阶级占比为34.8%。
在学术界,有些人将同吃同住作为家庭户(household size)规模,有些人将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并且在一起进行经济收支生活的家庭成员计算为家庭户。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并一起生活的成员,才应该是普遍意义的家庭户成员。但由于人口流动的缘故,“一起生活”很难定义——虽然在理论上这是清晰的,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上学住校的学生,周末会回到父母亲那里团聚,但平时住在学校。这就是说,这部分人有时候同吃同住,有时候不同吃同住。还有一些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白天在城镇打工,在工地吃喝,但在晚上会回家睡觉。这就是说,会发生不同吃但却同住的问题。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觉得这些人应该是他们的家庭成员。所以,这就发生了“认同家庭户规模”大于“实际家庭户规模”的情况。
因为以“同吃同住”定义的家庭户与被访者认同的家庭户差距较大,我们采用“同收同支”来定义实际家庭户规模,即将在调查时共同核算经济收入与支出的、具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长期或定期在一起生活的成员,定义为“实际家庭户”成员,而将“实际家庭户成员的和”计算为“家庭户规模”。而将被访者自己认同的家庭人口数的和定义为“认同家庭户规模”(identity family size)。
通过表1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的平均数是2.53人,中位数是2人。但其认同家庭户规模的人数则是4.28人,中位数为4人。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人数为2.49人,中位数为2人。其认同家庭户规模为4.28人,中位数为4人。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家庭的认同家庭户规模与中产阶级家庭的认同户规模基本相同。
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实际家庭户规模为2.96人,中位数为3人。其认同家庭户规模为4.87人,中位数为5人。
一般而言,中产阶级家庭的实际家庭户规模会小于工人阶级家庭,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会小于农民阶级。但为什么在我们的调查中,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反倒会小于中产阶级呢?这是因为:第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城镇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即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中产阶级,计划生育政策是统一的。第二,中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来自于由农民阶级转化而来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离开原户籍地而进入城镇打工维生的人,于是在他们中间,会既形成留守家庭也形成流动家庭,即使是携带了家庭成员而流入城市或城镇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的家庭户也会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其与中产阶级认同家庭户规模等同的原因。
三、各阶级的家庭收支与家庭住房占有情况
(一)家庭收支状况
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人均消费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以及这个家庭未来的发展潜力。因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较小,而农民阶级的家庭户规模较大,所以,在这里我们使用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来做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中产阶级家庭在2012年的家庭人均年收入达到了43831.42元。在某种程度上,收入决定着消费,所以,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消费水平也最高,达到了34840.06元。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29207.54元,人均年消费支出为23820.75元。农民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4653.71元,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为13948.64元。从这里可以看出,不管是在家庭人均收入,还是在家庭人均支出方面,中产阶级都高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都高于农民阶级。
从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为79.49%,工人阶级为81.56%,农民阶级为95.19%。这就是说,如果要刺激消费,就必须提升下层阶级的收入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公报的数据,在2012年,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4〕而我们的抽样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农民阶级家庭的人均年收入为14653.71元,这远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7917元。究其原因,这两个统计指标存在一定差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在排除了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和税金之后的纯收入,但我们计算的则是被访者对象自报的家庭人均收入。
因为恐于露富,一般而言,自评的家庭收支情况,往往会扩大支出而缩小收入。所以,在抽样调查中反映的家庭经济收支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小于支”的比例。正因为如此,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自评说“收大于支”的占比为36.31%,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3.78%,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29.61%。
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回答说“收大于支”的百分比为31.59%,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4.64%,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33.77%。
在农民阶级家庭,回答说“收大于支”的百分比为18.95%,回答说“收支相抵”的百分比为30.75%,回答说“收小于支”的百分比为50.30%。
很显然,如果农民阶级家庭中有50%以上的收入小于支出,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速度就不像现在这样迅速。但尽管如此,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回答说“收小于支”的占比较小,工人阶级家庭次之,而农民阶级家庭最高。
在考察不同阶级家庭收支状况的同时,我们还计算了各个阶层家庭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百分比。从表2的最后一行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3.60,工人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0.00,而农民阶级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则为39.18。
(二)家庭住房拥有状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家庭住房状况逐步改善。但在以往,只是国家统计局公布城乡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而对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住房套数,则缺少相关权威数据。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2.9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7.1平方米。
但中国居民的人均住房套数占有情况如何呢?
根据2013年我们的调查数据,在中产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5.18%,至少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73.91%,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7.90%,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3.01%。
在工人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6.51%,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76.45%,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4.95%,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2.09%。
在农民阶级的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家庭住房(有0套)的人口百分比为1.57%,至少有1套住房的百分比为83.87%,有2套住房的百分比为13.53%,有3套及以上住房的百分比为1.02%。
在这里,从列小计可以知道,在被访者中,回答说没有住房的人口百分比只占4.37%左右,有2套住房的比例有15.38%左右,回答说有3套住房的百分比达到了2.01%。因为原来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所以,如果仅仅从是否有家庭住房这个因素分析,中国人基本上可以说已经都有了住房。“居者有其屋”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中国的住房市场价格,已经不可能再大幅上扬。但如果人口流动继续加速,则住房市场上换房的比例还会维持。而如果流动人口的数量增速有限,则住房市场价格的上涨态势将不可能继续大涨。
当然,也可能我们的入户调查所涵盖的人口,与住房需求所涵盖的人口会有所出入。毕竟,入户调查的“户”,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有住房”的被访者被找到以完成问卷的可能性,也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口在被访者中的比重。尽管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对样本进行了加权,但人口年龄分布不均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
即使考虑到以上因素的影响,我们仍然认为,在长达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促进之下,中国人的住房状况大大改善了。①所以在未来,中国家庭的住房问题,将不再以是否有住房而发生问题,而主要是房屋居住质量的提升问题,或者因为人口流动而带来的住房需求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当前人口流动的影响上就是:伴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也伴随小城镇和小城市人口向中等以上城市的流动,越是人口增速较快的城市,则住房需求会越旺盛;越是人口增速较慢的城市或者人口处于负增长态势的城市,其住房需求会长期处于疲软态势。
四、各阶级面临的家庭生活问题
各个阶级的收入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能力不同,其所碰到的主要生活问题就会不同。
在2012年的调查中,各个阶级感受最严重的家庭生活问题是“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实际上,中国的物价,自2009年以来就处于不断上升的通道。应该说,因为工资增长指数小于物价上涨指数,所以,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对物价上涨所形成的负面影响感受颇深。比如说,有69.26%的中产阶级认为物价上涨影响了其生活,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回答说物价上涨影响了其生活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72.63%和63.06%。
如果收入上涨的速度超过物价上升的速度,则负面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但因为收入增长的速度有限,所以,各个阶级在主观上产生“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比例也比较高,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达到了36.38%、45.70%和58.79%。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阶级地位越低,其遇到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农民阶级比中产阶级高出了22个百分点。所以,在当前,如何提升农民阶级的收入水平,仍然是家庭生活能否改善的主要举措。另外,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其中的新增队伍,主要来自于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主体,又是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于城市的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抵御物价上涨方面,还是比较脆弱,因此,工人阶级对“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的主观感受,也非常强烈。
另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现在基本都有房住。实际上,在农村地区,宅基地就是根据家庭中已婚儿子的数量而平均分配的(在有些村落,给已婚女儿也分配宅基地,但占比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基本都有宅基地和住房(除极少数情况特殊者外),但住房的质量却存在差距。即使是在城镇与大城市,有住房也并不一定意味着住房质量已经达到了消费者满意的程度。所以,希望在未来更换住房的人数所占百分比还比较高。为此,中国政府启动了城市棚户区改造计划,仅在2015年就计划安排740万套保障性安居住房的建设,其中棚户区改造数量达到了580万套。〔5〕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分别感到存在“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问题的人数百分比分别达到了36.26%、40.49%和42.20%。应该指出的是,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各个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肯定会进一步提高,因此中产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一定会高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一定会高于农民阶级。这不仅是一个住房区位的问题,还是一个建筑质量与所在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
中国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为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平常的人情投入也会比较大。因此,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感觉到“人情投入大、难以承受”的人数百分比分别达到了28.76%、27.39%和35.53%。因为农民阶级生活在村庄之中,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支出更加重要,因此,农民阶级对这一问题的感受也严重一些。
感觉“工作负担较重、吃不消”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的表现,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分别为25.37%、26.61%和23.13%。在城市,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的加班等,使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会感觉比较疲惫。在农村,因为年轻人都进城了,剩下的劳动力大都是年龄较大的长者,其对体力劳动的感觉,也会是“吃不消”。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工作相关的问题是“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应该说,在劳动力新增人口逐步下降的态势下,“无业与失业”的压力在逐步减弱,但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的问题,却会因为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加大。再加上中国属于转型国家,即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养成的稳定的工作安排,会因为市场经济的竞争而变动不居。所以,对家人工作不稳定的担心,在各个阶级那里,都有所表现: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被访者中,分别有24.03%、31.45%和31.65%人感觉由此而承压。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感觉存在此项压力的百分比是高于中产阶级的。
在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观中,子女是否有所作为,占据很大成分。所以,在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投资于子女上学与教育的费用,一直占比较高。我们调查发现,在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和农民阶级家庭中,感觉“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30%、22.58%和23.56%。而感觉“子女管教困难、十分累心”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也分别达到了22.22%、21.20%和18.99%。总体而言,在对子女教育与管教方面遇到问题的家庭占比,各个阶级相差不大。
虽然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多时,但“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还没有最终缓解。因此,感觉“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的人数百分比,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占到了23.56%、24.38%和36.11%。在这里,农民阶级感觉“医疗支出大”的百分比,明显大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一个重要的方面,可能在于城市的医疗资源优于农村地区。当农民患了相对较重的疾病后,就不得不转院到城市治疗。但按照现行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规定,转院治疗的报销比例,会依转院到县医院、省会城市医院到省外医院而依次降低——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其治疗成本。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在老龄化大背景之下,感觉“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人数百分比,却仍然处于低位,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占比为11.04%、12.83%和13.00%。需要分析的是,不同阶级感觉到的赡养压力可能不同: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最需要的是家庭劳务的支持;对于工人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既需要家庭劳务支持,也需要资金支持;但对农民阶级家庭的老人而言,可能最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因为在现在,绝大多数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都是每人每月55元。虽然在2015年会增加到70元,但所增加的额度,还不能抵消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另外,让人比较高兴的人,中国人由于“家庭关系不和”而引发问题的比例比较低,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分别只占4.36%、5.05%和4.34%的比重。这就是说,在集体主义与家庭利他主义的影响下,中国各个阶级的家庭关系,都还比较和睦。
五、各阶级遇到生活问题的求助渠道
人们在社会上生活,总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风险。一旦出现风险或困难,会向什么人求助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表现了一个社会人际关系的“强关系”特征,也表现了这个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特征。
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其在“遇到困难”时,在问到是否会向自己的家人寻求帮助时,有81.11%的人回答说“是”。相对应的,也有85.82%的工人阶级回答说“是”,有87.12%的农民阶级回答说“是”。这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其所处于什么阶级位置,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将“家人”视为最大的求助资源。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比较,具有乡土情结的农民阶级,其可能向家人寻求帮助的概率最高。
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对个人关系网络的强调,即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否向“朋友等私人关系网”寻求帮助时,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分别有76.54%、75.74%和65.87%的人回答说“是”。虽然各个阶级都会向“朋友等私人关系网络”寻求帮助,但在可能性上,中产阶级高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于农民阶级。
伴随现代化程度的加强,家族和宗族对个人的支持力量既低于“家人”,也低于“朋友等私人关系网”,而居于第三位。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回答说会向其求助的人数百分比分别为38.34%、39.89%和48.60%。在这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低于农民阶级。这可能源自于农民的家族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族在居住区位上比较分散,也可能是农民阶级更倾向于依赖家族与宗族关系。
对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言,在其遇到困难时向“居委会或村委会”求助的人数百分比分别为24.31%、26.45%和40.35%。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农民阶级当中,还有较多的人对自己所在的“村委会”具有依赖感。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作单位具有很强的“单位制”性质,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变化之后,人们在遇到困难时向“工作单位”求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其分别占17.23%、20.60%和2.17%的比重。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处于家庭联产责任制下,除少数受雇在种粮大户的农业企业外,绝大多数都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因此,其基本没有“工作单位”可以依赖。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虽然每天工作在“工作场所”,但因为“单位制”的工作机构已经被改造为功能相对比较单一的盈利组织,这些组织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也逐步演变为雇佣关系,所以,经济理性主义的作用,断裂了人与组织之间的其他关系,使人们在应对困难的时候,没有将“工作单位”排在重要位置。正因为如此,不管是企业组织,还是事业单位;不管是雇佣了中产阶级的公司,还是雇佣了工人阶级的企业,都需要关注自己的文化建设和企业责任建设,将企业或事业单位建设成一个相对比较温暖的场所。
因为家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问及“今后5-10年您是否将家人的健康、团聚,家庭幸福与和睦视为最大愿望”时(如表7所示),就在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那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回答——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回答说“是”的百分比分别达到75.85%、75.83%和79.52%。
六、结论与讨论
第一,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家庭规模相当,农民阶级的家庭规模较大。家庭规模的缩小,一方面是受着人口流动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受着家庭子女数减少的影响。在中国的家庭主要转变为核心家庭的情况下,家庭子女数的减少在根本上决定着“实际家庭户规模”的大小。在2010年GSS 调查中,我们专门询问了被访者的生育意愿,其结果如表8所示。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已婚成年人的理想子女数已经大大减少。不管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绝大多数人希望生育2个子女。在生育“3个子女”和“4个及以上子女”的选择中,中产阶级小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小于农民阶级。虽然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某些企业主超生的案例,但从阶级属性上考察,伴随阶级地位的提高,人们的理想生育子女数会趋于降低。伴随中国阶级结构的转型,相信未来整个社会的生育率会处于下行态势——这会降低实际家庭户规模。
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中国人的认同家庭规模还比较大。尽管我们在调查中没有进一步询问认同家庭的家庭成员结构,这里无法给出具体的家庭成员来源,但在访问中发现,被访者回答的主观认同家庭成员经常包括了自己的父母亲:这就是说,丈夫会在认同家庭上,经常将自己实际生活的家庭成员加上自己的生身父母亲,而较少认同基于姻缘关系而形成的岳父母;而妻子也会在认同家庭上,经常将自己生活的家庭成员加上自己的父母亲,但却较少认同自己的公婆。而很多有成年子女的父母亲,也倾向于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视为认同的家庭成员,但却较少视成年女儿为认同家庭成员。
第二,阶级地位越高,消费能力也越高,但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比较低。虽然很多人强调消费结构的变化更准确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不管怎么说,消费支出的多少还主要取决于收入。正因为如此,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才远远高出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但农民阶级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远远高于中产阶级。伴随中国未来农民阶级的逐步缩小,也伴随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中国家庭的消费能力将逐步提高。但在现在,对于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提高收入是这些家庭的主要政策需求。
在家庭消费中——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中,住房既属于财产范畴,也属于各个阶级的生活品质范畴。在我们的调查中,中国成年人的住房拥有率已经大大提高,没有住房的家庭只占成年人的4.37%,有2套住房的家庭已经超过15.38%。不管是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工人阶级家庭,大家基本拥有了作为财产意义的“住房”。所以,未来的家庭住房问题,将主要是在提高住房质量过程中的“换房”或人口流动趋势下的结构性短缺问题。比如,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阶层的住房需求或从中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之后的住房需求。
因为中产阶级的住房拥有率高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因为农民阶级的家庭住房,主要来自于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位于农村地区的自建房的价格远远小于城市地区),所以,当我们将住房视为财产时,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财产差距将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物价上涨对各个阶级的家庭消费与家庭生活都具有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管是中产阶级家庭,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家庭,在通货膨胀面前,都会大大降低生活品质。但可喜的是,各个阶级都认为其家庭关系比较和谐、面临的家庭养老问题还不是很严重。需要强调的是:现在的成年人,尤其是35岁以上的成年人,其兄弟姐妹数量还比较多,故各个成年子女家庭面临的养老压力虽然在增加,但尚能够承受。但在未来,在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阶段之后,养老压力会逐步显现,那时,不管哪个阶级,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养老压力。
伴随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人情支出”也成为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因为农民阶级的收入增速有限,所以,面对婚礼、过寿、拜年、送丧等开支,农民阶级越来越难以承受其压。
中国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社会节奏的加速让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感受到了“紧张”。在“工作负担重”与“工作不稳定”上,在各个阶级中,都有超过四分之一人或将近四分之一的人自认在过去的一年遇到过此问题。
中国还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社会,所以,家庭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难以承受较高的教育费用支出与家庭对子女的管教。到现在为止,家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功能。虽然整个国家的教育支出大幅度增加,但家庭承担的教育开支却也伴随物价的上升而增加,尤其是在特长教育与校外补课这些方面,更不堪其负。
最后,对于农民阶级来说,一旦遇到家庭成员生病——尤其是遇到家庭成员身患大病,则基本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医疗体制改革了很多年,但“看病贵与看病难”的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
第四,家庭成员与私人交往的朋友等,仍然是中国人的主要社会支持网。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将家人与朋友视为困难时求助的主要对象。宗族与家族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构成为支持网的一个部分。原来曾经起过主要作用的“工作单位”,在市场化过程中,已经丧失了支持网的作用。但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其赖以生活的村落社区,对其仍然具有很强的社会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1〕〔美〕莉莲·B·露宾.沉默的大多数——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生活〔M〕.汪泽青,张卫红,译.北京:国际文化传播公司,2001.
〔2〕李宝芳.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仪式化研究〔J〕.历史教学问题,2009(1).
〔3〕经济日报.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 二百万人返乡创业〔EB/OL〕.(2015-03-01)〔2015-04-12〕.http://nongye.ce.cn/gbgdxw/201503/02/t20150302_2357408.shtml.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5-02-23)〔2013-03-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2/23/c_114772758_3.htm.
〔5〕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15-03-05)〔2015-03-10〕.http://www.gov.cn/wenzheng/2015-03/08/content_2830186.htm.
(责任编辑:周中举)
作者:张翼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本文是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反对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而写的。1925年12月发表在《革命》半月刊上。为了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指出:地主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有着既赞成又怀疑的矛盾态度,幻想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拥有最广大的人数,经济地位低下,因而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别是贫农,人数最多,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是中
一、充分估计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这只有靠发动农村大革命才能完成。农民是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就是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二、指出了建立农村民主政权和农民革命武装的必要。文章说:"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三、分析了农村各阶层对革命的态度,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文中强调: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村革命运动的中坚,"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四、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指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发动和组织亿万农民,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在革命中出现"反常"的举动是完全必要的。文章列举了农民协会做的十四件大事,给予充分肯定。文章的发表驳斥了一切反动派对农民运动的攻击,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成
为中共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决议的一部分,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文章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经验,并针对党内存在的右的和"左"的思想倾向,科学地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由于中国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从而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使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的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也是红色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文章指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并以大量事实论证中国革命政权之所以可以存在并发展壮大的道理;对中国革命的蓬勃开展,对激励工农群众、鼓舞革命斗志,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8年4月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以弱小的兵力,与湘赣两省前来"会剿"的敌军斗争达4个月之久,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进攻,边界进入一个全盛时期,边界党组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整顿党风,纯洁组织,并于1928年10月14日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特点,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右倾悲观主义,确定了巩固发展根据地的大计方针。11月14日,毛泽东领导召开了红军第六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并对如何反对敌军"会剿"作了详尽说明。至此,边界的险恶局势有了根
本好转,革命力量又蓬勃发展起来。本文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写给中央的汇报。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个问题。第一部分是"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第二部分是"割据地区的现势"。文章有助于全党正确认识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以及进行武装斗争、加强党政建设的重要性;对革命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对革命力量
迅速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为答复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究竟应如何估计而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对此,林彪及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时局作了悲观的估计,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势力和影响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改,并定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而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走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强调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反对本本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了《调查工作》一文,同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后遗失。1961年1月在福建龙岩地委处发现。经毛泽东本人校订,收入1964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均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收入199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主要内容:(1)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著名论断。(2)文章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即"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quot;,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明确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因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具体阐述调查的技术。此文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第一次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反对唯心主义,克服"本本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创刊号写的发刊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了显著增长,党组织发展很快,但是许多新党员没有很好地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的教育,因而党内许多非无产阶级现象又有所抬头。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写下这篇发刊词,发刊词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系统总结了党创立以来18年的历史,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第二部分主要阐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发刊词从历史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对我党在今后的革命工作中少犯错误,加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这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与其他几位在延安的同志合写的一个课本。原拟写三章,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同志起草,经毛泽东改定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党的建设"因执笔的同志未完稿而停止。原文刊载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第4至5期。当时写作此文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击国民党在舆论上的进攻,二是为了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全书两章共10节,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提
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
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四、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该文是标志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代表作。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发表于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解放》杂志第9
8、99期合刊登载此文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加紧反共活动,他除了在政治上、军事加紧对我党我军进攻外,在思想战线上则利用反动文人大肆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所谓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的"一次革命论",提出取消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等反动主张和观点。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人民对于如何继续坚持抗战以及革命前途如何等重大问题,困惑不解,忧虑重重。为了驳斥顽固派的反动宣传和教育全国人民,回?quot;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重大而迫切问题,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理论,全面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毛泽东这一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对于中国民主革命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亦称《八一三指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结束了,而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前途,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还是建立一个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当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前途。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正确地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在这篇讲演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根据蒋介石对人民所采取?quot;寸权必得,寸利必得"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有充分准备,不抱幻想,组织群众,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这篇报告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方针,使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形势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作了思想准备。
《关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至10月11日返回延安。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对谈判结果进行评价。这篇报告主要内容是:(1)肯定了重庆会谈的成果;(2)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于《双十协定》应抱的态度是不轻信国民党的诺言,重庆和谈是各方面力量共同促成的,但它还是一个纸上的东西,内战如果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将从自卫立场出发,坚决地维护人民的利益;(3)强调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向人民宣传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前途,使人民树立起胜利的信心。报告对重庆谈判的结果进行了分析,说明这是针锋相对方针的正确运用,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并对共产党人的使命和工作方法作了一定阐述,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作了思想准备。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次谈话实录。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国际形势方面,主要表现在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美国依据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聚起来的雄厚的经济力量,大力推行扩张政策,妄图称霸全世界。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力量也相当强大,肩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历史使命,是阻碍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因此,美国极力进行反苏宣传,着手准备反苏战争,妄图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形势方面,蒋介石依靠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向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面
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断,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指导人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为准备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全国形势,毛泽东的报告因此而出。报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新形势,提出了革命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政策问题。报告正确分析和总结了二年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成为全军的行动指南,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败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了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准备,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作了这个报告,分析了当时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动方针和指导思想。报告共分10分部分,其主要内容是:(1)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2)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结束,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方式就要开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3)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并不值得骄傲。全党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报告为夺取全国胜利,为全党进一步领导全国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础,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变化的方向,是一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文献。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一篇政论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到1949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正在商议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即将诞生。为了回答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及各种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建立新中国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描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人士寻找革命真理所走过的道路;批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说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及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阐明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它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时首次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本文以苏联经验为借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阐述了国内的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献。全文以十大关系为标题,即:
(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十大关系也即十大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毛泽东对此作了全面的深刻的论述,且许多思想和观
点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该文是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重大发展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观点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经过补充整理于同年6月公开发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文章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过,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quot;。文章把繁纷复杂的社会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强调"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战胜反对派之后,已掌握大权,踌躇满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加强党的机器的作用;通过伏罗希洛夫指挥红军,通过雅哥达指挥安全机构;并通过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与斯大林联系起来。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了近乎迷信般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俨然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归于斯大林,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象征。
1929年12月为斯大林五十寿辰举办的盛大庆祝活动。报刊上出现了对“伟大”的甚至“天才”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斯大林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大谈这位“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但是与此同时,另一种倾向也是存在的,并形成一股潜流。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越来越依靠由他挑选提拔的年轻干部。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绝不会有青年一代人对斯大林的热情、忠诚、崇拜。因此斯大林对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轻蔑态度逐渐转变为仇恨。他坚信必须把那些不同意或怀疑自己政策的人赶下历史舞台。这些人对他所设计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起妨碍作用。
另外,苏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产党中央书记组成的秘密联盟。据猜测,在这次大会刚开始或大会前夕,一批党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谈过话提出必要时撤换斯大林。从后来参加谈话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命运来看,斯大林通过秘密渠道知道了这项谈话的内容。对斯大林个人来讲,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几年击败反对派一样,他要消灭、清洗新的一批敌人,虽然这些人曾帮助他战胜反对派,但这些人已对他统治构成威胁。从政治经验来讲,他知道历史给每一个人一次机会。假若没有战胜对手,对手就要利用这个机会打倒自己。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肃反运动的后果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
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他手中不仅掌握全部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而且把经济全部命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他能够不受监督地,随心所欲地支配全国的物质资源与财富。斯大林个人有权决定对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领导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肃反运动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步。
第三,大规模的恐怖镇压给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由于成千上万的干部被镇压,生产在无组织状态下进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连续二年钢铁产量处于停滞状态。此时国际形势越来越险恶,苏联面临被侵略的危险。
林聚任先生是今日山东大学社会学的统帅。向林大帅 致敬。今日中国社会学,成就辉煌,吃水不忘挖井人,专此向领导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费孝 通先生、陆学艺先生、李培林先生致敬。李培林先生就是我们山东大学的杰出校友。 很荣幸再次来到山东。八六年上过泰山,拜过曲阜,在青岛住过一个月。这几天上了孟 良崮、英雄山、千佛山,看了黄河、大明湖、趵突泉,看了山东博物馆。不由得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秦国统一天下,而不是齐国统一天下?(此处略去五分钟。)
(不念)二十年来,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 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理论研究上,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认识逐步深化, 由1979 年之前只有阶级分析,发展到否定阶级分析、只有阶层分析,直到近年来又否定了 对阶级分析的否定(仇立平,2006;仇立平,2007;冯仕政,2008),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 并重。在实证研究上,更是硕果累累(李拓,2002;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培林, 2004;邱泽奇,2004;吴波,2004;李春玲,2005;扬继绳,2006;朱光磊,2007,李毅, 2008;李强,2010;梁晓声,2011),对新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发展演变,或从阶级分析角 度,或从阶层分析角度,或从两者结合的角度,做了多方位的描述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珠 联璧合,蔚为壮观。
(不念)瑕不掩瑜,美中不足的是,在众多实证研究中,很少有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分层 全貌的数字化模式。仅有的两、三个数字化模式,只反映近期某个时刻的静态的状况,没有 反映历史的沿革,不能直观把握新中国六十多年社会分层结构发展演变的宏观大趋势。理论 研究和实证研究,社会结构与发展演变,最后都可以落实到数字化模式上面。在数字化模式 面前,理论观点更容易深化,实证研究更容易检验。
芊蓓
在群里朋友的影响下,我开始接触毛选,跑步的时候听,听完觉得有意思的再看原文,学到了很多益处。更妙的是群里还会有讨论,于是我汇总了群文件的思想与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分享。
对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在当时的划分是:地主和买办阶级(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无产阶级(包含产业工人与农村无产者)。
时移世易,在建国近七十年的现在,我认为阶级应该划为:统治阶级,官僚与大资本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统治阶级包含我们在新闻联播里可以看到的国家领导人;官僚与大资本阶级包含大家在次一级的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的高中层官员以及大型国企的领导;中产阶级仍然是大型私营企业主;小资产阶级是目前号称中产的一批人;半无产阶级:小型国企工人,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无产阶级:基本在中国绝迹了,可以理解为被精准扶贫的那些人,以及戒赌吧的老哥,算是极少数了。
而我想详细分析论述的即是小资产阶级,就是平日里号称中产的那一批人,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按照温铁军的说法,中国没有无产阶级全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按生产关系的大方向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小资,一种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小资,两种资产阶级之间,有1成的浮动小资,我直接定义为半无产阶级:在农村里有资产,但是资产的收益无法养活自己,在城市里又扎不下根来;城市里,有一套原来单位的老公房,拿着最低的工资,没有任何资产性收益的城市底层贫民。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帮人,我们几乎可以用网站鄙视链来定义小资阶级的上中下层,知乎是高层,微博中高层,天涯中低层,贴吧底层。而目前来看,中国有5成的小资是只强调权利而不强调义务的也就是浮动的1成+工业的4成。他们希望有社会主义的福利,有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外交,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原始社会的性开放,封建主义的个人荣誉,帝国主义的私产保护。他们不会强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只强调自己的权利
而这一点其实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特色,全球都一样。要福利不要加班,没事示威罢工。跟路边理财项目那帮被坑的人一样,只想高利息,从不想高利息是从哪里来的,被骗了就跪求政府,政府解决了之后,他们换一个项目继续上当受骗,做发财的美梦。如此周而复始。
而剩下的40%就是建立在农业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们,他们就是曾经的那种胆小怕事的小资。农业人口很少闹事,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警察一去就都窝着了。不团结里形成一种无组织状态的散兵游勇。又无法对抗大资本阶级。也无法对抗官僚。就像列宁说的,这帮人就是深夜里拿着黄金蹲在街边的小女孩。你觉得他们不可能被抢吗?他们被抢了,只会放声大哭,而他们的哭泣会迎来恶狼。中国有一句类似的论述:三岁小儿持金于市。抢走他们手里的黄金的是官僚及大资产级,他们的哭泣引来的是中产对他们的掠夺。对,就是那群中产,民族资本家,创业成功人士,他们会打着帮助小资的旗帜来进一步的掠夺小资。
所以,列宁认为,中产是应该属于严管的那一类。就如同,当下的中国,当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出现了消费恐慌而导致了全社会的恐慌的时候,小资的哭泣迎来的是中产的无限度诈骗,他们做互联网+,做现货期货交易,做P2P,做校园贷、路边投资公司——欺骗小资,无所不用其极。
而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在做什么呢,小布尔乔亚们自以为读了两本书,看到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看到了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惶恐不安,生怕自己的那可怜的一丁点财产在顷刻之间被所谓的暴民夺走,就反复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对上谄媚,对下污蔑,就算在阶级兄弟之间,也要通过看什么网站,追日韩剧还是欧美剧,孩子有没有英文名较个高低。城市的土著各种诅咒外地人,认为外地人打破了他们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城市里刚落下脚的体面人却也各种鄙视拆迁暴发户的嘴脸,甚至禁止自己的孩子与没有英文名的小孩交朋友。他们无不是刚刚上升了一个阶层——还不是阶级——就要摆出高贵的嘴脸,最好家里的保姆也要换成“拎得清自己位置还会讲英文”的菲佣。
一旦阶级矛盾爆发,上层要牺牲他们安抚下层,下层首先就要斗倒他们来发泄愤怒。然而小布尔乔亚始终做着小确幸的梦,不清楚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宁肯相信资本家的良心,也不肯相信共产党的党性。
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下一代,幻想在高额的教育投资下可以提升子女的阶级,所以我所见所闻的亲子产业链各种兴旺发达。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老而弥坚的口号就像传说中永不停歇的永动机一样,让小资们把自己的辛苦钱花费在永无止尽的攀比上。只要是有关于孩子的东西,每一个父母都会用到自己收入的上限来消费。
他们这样的努力有没有用处呢?有,但是不明显。至少我国还不是美国日本这样的阶层板结的成熟社会,中国社会飞涨的GDP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读书改变命运更是整个社会千百年来的惯性,但是不可否认,这个口子是会越来越窄的。改革开放时期提升阶级的难度比现在简单更多,而我们这个年代应该会比我们孩子的年代要容易一些。
时不我待,即使我们是被放弃的一代人,但是我们自己不能放弃自己。要健身,要读书,要学习各种技能,在浅说这个框架下,把我们自己组织起来,用组织的力量给我们的后代带来更多的可能——光宗耀祖,福泽后代。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读书心得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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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
对于我们很多人,毛主席思想从唱儿歌时就开始接触了,加上中学的思想政治课、历史课、高中时读的中国革命史等等,接触过的时间不能说不短。但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以后,发现毛泽东思想其实并不过时,当今社会上不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功例子。例如著名的企业家华为的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奇瑞的尹同耀、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等。比较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艺术圈的人士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爱好者,比如电影《集结号》中“谷子地”的扮演者“张涵予”等等。抱着学习的心,重新翻阅了当时买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不禁感慨毛泽东思想的确是继孔子等诸子百家时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思想。手上的《毛主席语录》和孔夫子的《论语》,其共同的特点是思想深刻、文笔流畅、言简意赅、发人深省。于是分享一下自己对毛主席作品里面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读后感,权做目前大学时代的想法的一个延伸。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在共产党人的直接参加下,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起云涌。在这个革命的高潮中,中国社会各阶级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表现。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了共产党人面前:怎样判断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发展前途?无产阶级怎样对待自己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在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
等,都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探索和论述,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集中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回答了中国革命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辨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毛泽东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为五大部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毛主席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通过这样的阶级分析,毛主席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我们可以看出这解释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特别领导权问题,与革命的同盟军问题,这是毛主席首次提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
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为他在日后进行的农民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革命这是极其重要的,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革命的政治和政治的革命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是中国在当代的声音,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是二次革命。革命的时代仍在继续,并未结束。
孙中山的声音还在荡漾:革命仍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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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阶层已日趋复杂,如何正确分析和把握中国现阶段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各阶层,代表和整合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
通过读毛泽东的社会各阶级分析,使我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有了较深的理解!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斗争的前奏是思想上的斗争,斗争的结果也是为了统一意志和思想。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曾经是党的高级领导,他们错误的思想倾向和观点,即是自身立场有偏差,也是思维能力不足的表现,看不到真正的方向和掌握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首先指出了中国过去革命斗争成效甚少的原因——敌友不明,并明确指出为了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分清楚敌友。接着毛泽东同志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别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阶级,从经济地位、生活状况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几个方面一一做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右翼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则都是我们的敌人。 阶级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最后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阶级的历史性决定了我们在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与当时社会发展的阶段相联系,并且考察它在历史上的渊源,所起过的作用。既然某一阶级在社会中现实存在,那么在社会生活中就必然有其存在的深厚土壤。在本文中毛泽东同志对小资产阶级左翼进行分析时,就是通过对这一阶层的现状与历史上的比较,判断出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进而得出小资产阶级左翼可能是我们朋友的结论。了解了某一阶级产生的深刻根源,才能在现实的分析中入木三分,这是我们在进行阶级分析时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通过对社会各阶级按照经济地位逐渐下降、革命性逐渐增强的顺序进行分析,明确地指出了今后革命的对象、方向、领导权及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旗帜鲜明地驳斥了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革命的对象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在对这些反动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不能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住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不能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的工人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工人阶级必须与农民阶级结合起来,建立起巩固的同盟来进行革命,此外还有注意团结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革命才会有胜利的把握。
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颇有感触,毛泽东用他那敏锐的目光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看得透彻而深远。
文中,毛泽东一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让我们对各个阶级的革命性有了一定的了解,明确了革命的对象、方向、和之后的指导权,最后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如今,我们以当今社会的眼光来看待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仍具有许多现实意义。如今的社会阶层同那时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文中所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这个等级分化问题,放在我们这个崇尚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社会,依然存在。当今社会,虽然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广播里、课本里„„很难再看到或听到“人有三六九等”“人有贵贱”等说法,但这并不能表明当今社会等级分化现象已经完全消除。不管舆论怎样宣扬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文明开放,在人们心中,依然还是不时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的大,看似公平的社会是如此的不公,那些挣扎在最底层的人的希望是如此渺茫,那些活在角落里的人是如此简单的遗忘,或许人们还不愿承认,这是阶级的不同,他们只是安慰自己这只是出身的不同、亦或是付出努力的不同。但我想说的是,这就是阶级的不同,只是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与洗脑的情况下,阶级的概念已经被人们错误的理解、模糊甚至被人们遗忘。什么是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又是无产阶级?难道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资产阶级?难道我们13多亿人口都同属于无产阶级?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同属无产阶级却感到人与人的差距如此的大?为什么某些所谓的“无产阶级”却有“无限产”?
阶级的定义为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的人群的集团。那么很明显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同以前一样被分化成了三个集团。那些有钱、有权、有势的富豪、官僚及其富二代、官二代自然属于上层阶级;那些城镇里的职员、工人、教师、白领及千千万万为更好的生活努力工作的人属于中层阶级;而那些处在最偏远地区,处在社会最角落,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每天却还在为生计奔波,却还要忍受中上层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贬低与歧视,他们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中抑或无尽的绝望里,他们则属于底层阶级。
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为了要开展阶级斗争,为了团结一些阶级以打倒另一些阶级。我们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什么?也开展阶级斗争?显然不是,今天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切不可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但是阶级问题不容忽视,否则必然会引发“斗争”在这之前我们应该努力将阶级差距缩小,甚至消除,即将“敌人逐渐变成朋友”,我想这才是现如今阶级分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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