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术范式在公共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成果评析

2022-05-12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近来阅读齐守印博士所著《新公共经济学要论》(以下简称《要论》)一书,读之品之,比之较之,深感该书不仅确如管荣开研究员所言,实属“公共经济理论体系整体创新的独到尝试①”,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术范式改造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一项重要学术创新成果。基于此项理论探索与开拓,不单使得中国公共经济学面貌为之一新,而且大大提升了公共经济学服务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功能。

如所周知,西方公共经济学于1960年代初正式产生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并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渐次引进我国,经过中国学者不同程度的改造相继形成目前流行的各版本公共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着多方面的缺陷或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尚未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②”。应该说,这的确是现存公共经济理论体系所有缺陷中最具根本性的一项。主要理由在于:首先,我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执政党一再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017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③”。公共经济学作为与执政党治理国家的社会实践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门社会科学自然更需如此,否则,它将难以适应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其次,现有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存在的重要缺陷包括,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范畴和理论主线;缺乏公共物品再生产理论;缺乏对公共经济规律的揭示,以及与财政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粘连不清、在理论内容方面大量重复等,也大多与其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和范式直接相关。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经济学范式对现有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加以系统改造,有效克服这些缺陷,使之变得更加科学,对于有效发挥其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伟大实践的理论服务功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术范式改造现有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不仅极为重要,而且具有极大的可能。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创立了相当系统、深刻和科学的公共经济思想体系,而且恩格斯早在1844年就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①比起现代欧美经济学界马斯格雷夫最先在书名中使用公共经济学早了110多年。我国一些学者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经济思想也曾做过研究,并发表过不少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但终究未能从总体上改变我国现存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两张皮”状态。与此不同,齐守印博士新近出版的《新公共经济学要论》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术范式将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主要表现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构建起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基于唯物史观的公共物品理论现有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是基于市场失灵的政府职能理论,即以通过一般市场交换机制提供还是由政府提供作为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划分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之间界限的标尺,并且几乎所有公共经济学教科书都将提供公共物品作为政府的多项职能之一,从而难以使其公共物品理论具有整个理论体系基石的品格。进一步说,即使那种内涵狭窄的公共物品理论,也建立在以崇尚或优先选择市场机制的主观治理理念基础上。与此不同,《要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和有关论述,一方面从历史唯物论出发,以构成人类社会生产源动力的生活需要具有不同属性作为区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依据,从而将公共物品理论建立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这一客观事实基础上;另一方面,运用抽象法,舍去社会公共机构所执行的诸多事项(如配置经济资源、克服外部性和垄断、维护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等)全部归结为公共物品这个具有可生产性的经济范畴,或曰将政府的所有职能统一归纳为生产或提供公共物品,从而使公共物品真正成为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中所有其他范畴赖以产生的核心范畴,进而使公共物品理论真正成为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

(二)依照马克思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学术范式,系统改造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主线和板块结构

受制于公共物品概念范畴狭隘的局限,在现有公共经济学视角下,提供公共物品仅仅是社会公共机构众多职能之一,致使公共经济学因缺乏统一的基础理论而只能作为财政学的扩展和延伸而存在,依然以财政运行作为理论主线和基本内容,既缺乏对公共经济再生产全过程的阐述,也不重视揭示公共经济运行规律,因而本质上属于分配型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此不同,《要论》因为将公共物品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扩展到政府所有职能,由此而使公共物品如同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剩余价值那样在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从而能够使公共经济理论研究以公共物品为主线,从作为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财政事务转移到公共物品生产提供领域,继而系统阐述公共物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整个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依此揭示公共经济运行规律,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范式对整个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进行丰富和发展,构建起生产型公共经济理论体系。①与此同时,对公共经济财务(资产)、体制、政策、管理、监督等各横向侧面的论述也一无例外地围绕实现公共物品以最佳结构、最佳规模、最佳效率、最佳效果提供这一主线循序展开。这样,就根本改变了公共经济学著作在研究范围和内容构成方面以财政收支及其经济影响为主的状况,从而彻底消除了这两门学科理论内容难解难分的弊端。

(三)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概念引入公共经济理论研究《要论》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公共经济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构建起公共经济生产方式理论,不仅作为公共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板块,而且作为构建公共经济体制、优化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揭示其中的运行与发展规律。

(四)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各层次经济规律的论述,分三个层次系统阐释公共经济规律体系包括唯物辩证规律在公共经济领域的体现、一般经济规律在公共经济领域的体现和公共经济特有规律。其中,依照马克思关于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从社会总劳动时间和社会总产品配置视角分析阐述了公共物品最佳供给条件以及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一般均衡关系;同时运用图示法,设置由上下限构成的弹性区间,创造性地论证并阐述了共同体资源总量在公共经济与民间经济之间合理切割使用的规律,以及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理论抽象规则。

(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进行前所未有而又简明扼要的系统概述

《要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范式系统性地丰富并发展了现有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广泛涉及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若干层次。为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体系有一个完整的把握,该书在系统阐述新公共经济学核心理论各大板块之后,专设一章以超过3.5万字的篇幅,分六个侧面集中阐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共经济思想理论的总体框架。其中包括:混合经济视野下的公共经济观;直接建基于社会公共需要的公共物品论和公共机构论;以公共物品论为基础的公共财政论;公共经济生产关系与公共经济体制论;对阶级社会公共经济性质的辩证认识和关于公共经济演化进程的唯物史观,以及未来社会公共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在如此规模和深度上归纳、概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公共经济思想理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可见,该书之所以名之为“新公共经济学”,最大的创新之处莫过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范式改造现有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通过这种改造,整个公共经济学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从理论主线和板块结构,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使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整体面貌为之一新,而且在科学性和系统性等方面较之现有体系也远为增强。据此,首先应该说,这是作者在公共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号召,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创新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思想理论支撑”。①其次可以说,作者所创建的这套公共经济理论已基本克服了我国财政经济学领域泰斗大师陈共老先生22年前所指出的“目前的公共经济学”由于“内容并没有超越作为公共财政深化和发展的现代财政学”而“名不符实”的根本性弊端,近乎实现了他所赞同的那种“切实以公共物品为研究对象”,“恰恰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的“名副其实的公共部门经济学”②。再次,也基本上实现了齐守印博士本人19年前在《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对西方公共经济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按照与时俱进的创新原理”,正确处理公共经济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分工关系,“创建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为我国国家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整个国民经济竞争力大大增强作出应有的贡献”③,以及他在6年前提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范式系统改造创新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目标④。

当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范式系统改造西方公共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经济科学理论体系难以一蹴而就。冀望经济学界在此基础上“积跬步以成千里”,最终构建起科学而又完善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

①《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www.chinanews.com,2017-05-16。

②陈共:《关于财政学基本理论的几点意见》,《财政研究》,1999(4):6。

③齐守印:《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8-321。

④齐守印:《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财贸经济》,2015(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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