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精选8篇）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篇1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探析

本文主要从哲学史的角度,结合马克思文本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深入探讨实践概念的`本质,明确实践既是人类有目的地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又是人类的深刻的自我改造的活动.

作 者：陈伟平 作者单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800 刊 名：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COMMUNICATION POLYTECHNIC 年，卷(期)： 3(4) 分类号：B023 关键词：马克思   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篇2

(一) 虚假的观念体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 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象的, 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 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当做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一个基本含义。这里说它“虚假”, 主要是说它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 从根本上混淆了主宾、本末、头足。这些观念形式之所以是“颠倒的”正因为它们所来源的那个世界本身就是颠倒的。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提出这种颠倒的例证, 就像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 土地是地租的源泉, 资本是利润的源泉, 劳动是工资的源泉, 这种颠倒的反映是一种虚假的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把它的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生产商品, 不是它和其它生产方式用以区别的事情, 使它和其它生产方式互相区别的事情是, 变为商品, 已经是它的产品的支配的, 决定性的性质。”[2]这就是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是第一位的, 是“为买而卖”的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价值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 变成了“为卖而买”。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从商品交换的媒介摇身变成社会财富的体现, 变成了人们追逐的唯一目标, 一种普遍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经济特征产生了所谓的一系列的“拜物教”、一系扭曲的价值观。这就使得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被掩盖、剩余价值的源泉被遮蔽。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意识形态界定为“虚假的意识”主要是针对当时德国思想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作辩护、统治阶级支持的那些意识形态流派而言的。

(二) 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历史观。

“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 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从而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历史领域, 变成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恩格斯还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结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这样一来, 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 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4]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等具体的意识形式, 是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并且, 意识形态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5]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把意识形态指认为“虚假的观念体系”是一种价值判断。同时, 意识形态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是生产关系在观念领域的反映,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观念体系”参与到当下的生产方式中。统治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巩固现实的社会制度, 当它维护一种已经过时的社会制度时, 表现为虚幻的观念, 表现为颠倒的观念世界。并且把这种颠倒的观念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后, 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才能把它们消灭”[6]重新颠倒的方式就是利用“武器的批判”。马克思的一生都在寻求资本主义倒台的时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旨趣是“改变世界”, 代表着更先进生产力的一定阶级, 要求推翻旧有阶级的统治。

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第一次赋予了意识形态以肯定的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 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宗教意识形态是“虚假”和“非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和客观真理相联系的, 是科学的, 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服务的“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 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 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 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争, 也就不足为奇了。”[7]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着更广大的人们群众的利益, 在特定时期它在一定程度上同人类最普遍的利益相联系。所以, 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够发动、鼓舞广大人民进行革命行动, 推翻旧体制, 建立新制度。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没有本阶级特殊利益的, 它真正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 所以它不需要用那些虚假的观念来掩饰什么, 它是始终如一地同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的。所以无产阶级并不是不需要意识形态, 而是应该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精神指导功能。另外, 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科学, 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包括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内在统一的, 因此要发挥意识形态巨大的社会功能, 始终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当代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 我国又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它的革命性批判功能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国家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在这种情况下, 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也应从“革命的逻辑”转变成“建设的逻辑”。既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制度化辩护功能与此同时又要避免其丧失自我批判, 自我超越的能力, 防止其变成僵化的教条, 如何发挥意识形态的主导价值功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 对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属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8]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了拨乱反正, 指出:“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也才能顺利地发展。”[9]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又一个里程碑。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地位, 立足我国革命建设的实践,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 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新思想、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 增强民族精神信仰和凝聚力,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社会思想文化的灵魂和支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52, 第1卷

[2].马克思.资本论[M].上海:上海昆仑书店, 1930:1033, 1034, 第3卷

[3].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2～73, 第1卷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65, 第3卷

[5].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8, 第1卷

[6].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72, 第1卷

[7].列宁.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 第2卷

[8].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 (下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768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篇3

关键词：物质；消解；客观实在性；哲学范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3－0043－05

展阅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的文章，有一种非常熟悉的研究方式，那就是将“传统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引以为靶。进而反其道，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式上对其驳斥，这样的学术手法比比皆是。其合法性奠基于以恩格斯为肇始经由斯大林的“传统教科书”彻底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重新理解马克思”成为了学界一种新的标向。彻底批判教科书成为了新的教条。依次而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概念、范畴、规律作了重新的界定。其中，物质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始”，并且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剥离的“质性”，所有对此总是以一种隐性“悬置”的方式加以非难。诸如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遭到了曲解，正确的看法是，马克思的物质概念主要是辩证法的；恩格斯和列宁的物质概念主要是唯物论的、客观实在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是对马克思的“实践和历史中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哲学范式转型的反思一个部分，不揣浅见，献疑以求于方家。

一、辩证的物质观仅是“属人的”物质观吗

熟知并非真知，流行亦须陌生。那种认为马克思的物质观是一种经由“实践和历史中介”的“属人世界”的理论根据，通常在于：其一，物质客体，其意旨在“思想客体、感性客体或属人的对象”。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把自然消融在主客体的辩证法中，世界以主体为中介。物质的实在性实际上只存在与人的社会实践和意识相互关联的关系和相对性中，现实中的物质世界与以往的朴素的实在论或形而上学唯物论不相容。其二，认识的对象、劳动的对象、物质的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宰制下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和关系中，任何时候物质对象都不能够作为最高的存在原则。其三，历史的概念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论至关重要，自然规律也只有在运用社会范畴中才能定型与适用。对此提供的文本依据是，1844年手稿中的“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

对此，我们认为，首先，将马克思的物质观局限在与人勾连的实践世界，切除自在世界是违背常识的。实践的人化世界是人根植其中的世界是毫无疑问的，论争的焦点主要在“自在世界”问题上，比如实践本体论者。但客观地讲，人类的认识与实践的范围相对于整个宇宙来讲，还处于有限、局部、表层，尚待研究与开辟的领域正向人们提出一个接一个的严峻问题。试图将人化世界等同于整个人类世界，完全陶醉于自我构想的“总体世界”，势必在诸如汶川地震似的灾难面前彻底崩溃。人类实践的发展程度的提高绝不意味着人类穷尽“自在世界”。实践是改造世界不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而且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世界客观性也是存在足够文本支撑的。马克思指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其次，“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以及上面提到的论据常常被解读为马克思对待物质观念的态度。抛开1844年手稿自身的理论定位不谈，就这个论据来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用这句话来证明马克思否定尚未进入实践的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否定马克思承认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论断。其实，马克思这段话用意恰恰在于批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批评绝对唯心主义把自然界变为纯逻辑范畴，变为与人相脱离的在纯思维范围内自我演化的精神精灵，这种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所以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说“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所以， “对他说来，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另外，自在世界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是所谓的抽象存在，马克思要否定的是那种将自然与人割裂并作抽象理解，才对人来说是无意义的。

最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不能如上述作者那样做非此即彼的理解。马克思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但是这里不存在把对象、现实、感性等同于人类的实践对象，把实践所理解的对象局限在人化世界，把现实感性世界与人化的世界划上等号，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解，而是外在解读的强加。就是说，“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包含了双重意蕴：既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又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前者的意思是，把客体当作客观实在性。这是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谓。后者

的意思是，立足于能动的实践活动才能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关于世界的客观性问题是一个前提性根基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如果不能处理世界的物质客观性和人的实践的关系，坚持实践范围外的世界就是无，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一切有关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问题都会陷于混乱。例如，在认识领域中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主张物质与意识混合论，认为在人的实践中，人的意识与对象始终是胶着在一起的；反对唯物主义反映论，认为人在实践中只能是对对象在认识中的选择和重构：反对存在社会发展规律，认为社会生活本质是实践的。只有选择没有规律。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把具有一定真理性的论断推向极端，原因就是把实践范围世界是无当作整个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故而，对于“物质观”问题的正确处理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基础“工程”。

二、“主客二元”问题：范式转型的核心所在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从物质的客观性走向客体必须以主体为中介，即历史的或实践的中介，其主要的哲学合法性根基在于西方现代哲学的“转型”。现代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新康德主义化的逻辑思路，其运行与遵守着康德的“哥白尼变更”，不是我们的概念去适应事物，而是事物适应我们的概念，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主客两分。即如有学者分析指出，“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这并不都是简单地否定主客、心物、思有等之间的差别和联系，而往往只是要求将它们看作一个不可分割和统一的过程。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主体(人)的能动和创造性活动。康德的‘哥自尼变更’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客两分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论和唯理论等的对立，他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和道德自由的理论也超越了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认识论哲学模式的界限”。“这是对二元分立哲学模式的超越”。

我们看到，正确认识“主客二分”问题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的关键，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的关键。反对“主客二分”不仅成为西方哲学的时髦，同时它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一部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因缺乏对范式转型的前提反思从而走一种模仿“西方现代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路径。

我们认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主要的意思在于它在思维中把世界区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或者把实践看作是主体改造对象的活动。但是，“主客二分”与二元论的混淆是错误的。当人们面对外部世界进行思维活动时，必然首先确定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区分，但这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在本体论上，精神世界依旧基于物质世界为本原，这就是一元论，区别只在于唯心主义一元论将本原确定为精神。而唯物主义一元论将本原确定为物质。这样我们清楚地看到，正因为客体与主体这一认识论意义上的范畴替代客体与主体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导致了对马克思物质观点的误读。

接受了世界是以主体为中介的观点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型中出现了“面向现象界”的呼声，隐性地遵守了新康德主义的逻辑演说。主体与客体二元被看成了以主体的介入而达成的主客一体。问题是，这只不过是哲学的自我玄思罢了。客体依存主体作为西方现代哲学家的新哲学思维，鼓吹为这样的思维真正消除了主客体对立，走出了僵化、机械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同样也被学界强行使其进入这样一种逻辑中，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正是消解了主客体二元。“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原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原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原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依次逻辑，只要我们承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或者我们认识还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列宁阐释的反映论的三个论断上，那么，我们就是形而上学。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曾在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指出：“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是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何在?正确反映对象从何谈起?说主客二分不是指主客“绝对分立”，当然也绝不会导致“二元论”。本体论上讲主体与客体都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种意义上，当然是合一的。但是在认识论上，如果我们抛开一些“哲学家们令人晕眩的哲学话语”，在我们之外确实有个客观实在世界，它是不依存于任何人的世界。人能够在主体中自行造就对象?这绝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区别的，也绝不是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者坚持“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任何否定“主客二分”的人必然导向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消解掉唯物主义这一后缀，因为旧唯物主义的错误绝不是如消解“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学者所渲染的，只要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就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实际上旧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就在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可惜的是，他脱离了实践活动来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不懂得我们面对的外部世界是由人的实践活动而得以改变，即“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这里能够得出马克思取消“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客观地讲，“主客二分”并不像学者们炒作的那样是什么晕眩高深的哲学问题，而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常识而已。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物质性是人类以主体的地位去认识与实践时，须加以首先确认的事实。应该说，当现代西方哲学渲染这一种“主客体”不分的思维方式时。我们应该清晰地分析其背后的逻辑方式，比如海德格尔的“无知无化”，维特根斯坦的“对不可说的保持沉默”，所有这些的作用就是将原先主客二分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否定，将问题直接回溯到主体的层面上来，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石”是不容消解的。

三、“西马”的物质观曲解与转型的

反思原则

为何国内学者频频道说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的“客观论”与“实在论”的物质概念呢?主要基于认可了由卢卡奇、葛兰西、施密特等人创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物质观”。卢卡奇首先将物质概念放置于历史与社会实践的范畴加以理解，并以此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加以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认，“恩格斯最根本的误解在于认为在辩证哲学的意义上，工业和科学实验的行为就是实践。而事实上，科学实验在它的纯粹意义上是直观的。为了能够在检验中不受干扰地观察规律不受约束的运转，消除主体和客体的一切不合理因素。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的、抽象的环境”。而在葛兰西看来，恩格斯的物质观是一种常识，“它和许多信仰与偏见，和几乎所有的人们大众的迷信(巫术、幽灵)紧密联系”。施密特更加明确认为，“只有像马克思那样。承认物质实在一开头就被社会中介，才能够正确对待恩格斯的关于物质本身是—个抽象，以及只存在物质的特定的存在形式”。

上述观点，根本就是将物质概念判定为与人相分离的物质是“无”，物质只有对于人来讲才有意义，一切对于物质概念的理解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实践的维度中才具有合理性。由于在第一部分我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物质观不能仅仅理解为“属人”的物质观，从而指认出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物质观的误读，因为国内有些学者只不过是“西马”物质观在中国的“复述”，“西马”的物质观的误读问题与中国有些学者的观点一致，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在我看来，这将会造成严重的本体论消解问题，以及误导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方向。

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是在物质观问题上开启所谓的“教科书改革”的反思哲学时代。我们看到，从原先的辩证唯物主义到现在的“千面马克思”的哲学景观，范式林立，哲学转型俨然成为了学术界的“共同呼声”。但对于上面的“西马才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物质观的本意”的观点，我们还是应该明确提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基本原则。

首先，从“以西解马”的路径走向“以问题解马”。严肃地讲，改革反思哲学的三十年，我们马哲界在汲取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的同时，却对“西学”自身问题的反思认识不足。比如现代西方哲学的“哥白尼变更”是否是一种进步的转型?西方马克思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材料公布是否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自身的时代有着体悟的同时，我们是否还得追问的是，“他者”问题能成为我们的问题吗?想必面对这样的反思，我们更多的是对“西学”接着说，事实上一旦承认如此的“做学生”的方式，马哲界的各种转型也就闭塞了它应当具有的原创的可能性。同时与“西学”展开“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填补自身不足的大话。因而。转到“以问题解马”的意思是说，将中国问题凸现，深刻地用哲学的逻辑捕捉住时代的内涵，以此为整个理解马克思的旨归，将“以西解马”等“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互文性勾连起来，深刻理解马克思。可以肯定地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绝对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习古斋院似的做法，那种游离沉醉于词句与学术技艺上的满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

其次，从“彻底批判教科书”的路径走向“客观评价教科书”。目前国内学界通常将“传统教科书”认定为，由恩格斯肇始，到前苏联20、30年代的以前苏联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蓝本，在我国是指以艾思奇、肖前和黄楠森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由于在马哲界沉醉于“西学”的文本崇拜中，而“西学”一个背景就是从批判“以苏解马”的套路开始的，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国内的一种说法，是“传统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要原理的片面性理解、曲解和甚至错误的理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于是将“传统教科书”中的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任意批判割舍，比如上文的“物质观”问题，否定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以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这一特性淡化。认真审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我们发现，在认识论上试图取消反映论，在历史观上试图取消客观历史规律。在本体论上试图悬置对本体的追问，而取消“唯物主义”，这样对待“传统教科书”显然是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客观评价教科书”意味着，当前学界的一个迫切任务是，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对其转型的背景，即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实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与反思，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西学”的“学术仿制”。

再次。从“重新理解马克思”走向“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术界这些年提出“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中“重新理解马克思”在我看来，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一个典型话语，它标示的是在割裂马克思与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重新解读马克思。在这一路径下，存在着马克思的解释路线与恩格斯的解释路线，如“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者指出的，两者显著不同。这样的观点，意图在于让马克思回到整个西方哲学的谱系中去，从哲学重新理解马克思。但是这忘却了马克思的思想自身的整体性。我们讲“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意图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能将马克思仅仅作为一种在哲学高度上的“批判理论”，它还应当是一种“改造与发展”世界的理论。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在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分析中，去将马克思带出哲学襁褓，从哲学之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最后，从“马克思哲学范式转型千面化”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客观地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缺乏对其自身研究的方法论的普遍的共识，“平权的解读”在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上获得了合法支撑。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这一“平权的解读”却是造成自说自话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在西方哲学中，我们可以将其研究称之为一种学术趣味，甚或我们对其解读是一种意见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中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这是一种政治方向标。它直接规制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能只是“意见”，而应该为寻求出其“政治向度”努力，所有的解读也莫非是说，要让马克思的“政治向度”更加突现而有效。鉴于此，我认为，如果说在改革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年来，我们还是以“手工作坊式”的对马克思持有一种拒绝“大一统”的解读，而展现出的林林总总的“个性化”的马克思的话，如今，学界应该有一种“集体式”的研究共识的趋向。才能更加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才能有资格说“与西方对话”。这种共识在我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的意图在于审视时代和中国现实的时代需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强化它的学术性，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篇4

行为主义与认知心理学对概念形成的理论评述

概念是包括重要属性或特征的同类事物的总称。根据某些事物共有的重要属性或特征，将其归为一类，就形成一个概念。概念形成也称概念学习，概念学习是现代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概念是经由什么样的历程学到的?一类事物的重要属性或特征又是如何认定的呢?对于这些问题，行为主义和认知学派的.观点是不同的，本文拟将对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述评。此处的认知学派乃指狭义的以信息处理为主的认知心理学。

作 者：刘春燕 乔梁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刊 名：健康心理学杂志 ISTIC英文刊名：HEALTH PSYCHOLOGY JOURNAL年，卷(期)：9(3)分类号：B84关键词：

实践概念的历史根源 篇5

实践哲学发端于古代哲人在生活世界中对于生活实践的关注与反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 促使了实践哲学思想的萌生。柏拉图在对理想国的构建中提出了早期的实践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把实践问题提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借助于对人性的理解来把握实践, 分析了实践的若干特征,提出了古希腊实践哲学的基本构架。康德则提出了实践理性的概念,区分了实践活动中的“按照自然概念的实践”和“按照道德概念的实践”。黑格尔则把精神的外向性活动称之为实践。马克思着重从反方面发展了实践的传统,将感性的人的活动纳入实践范畴,并指出实践作为现实社会总体生活的三层含义,从而奠定了科学的“实践”观。

柏拉图对于善、美德、正义等的追寻尤其是对于哲学的理想塑造与教育中, 表达了他的实践思想。柏拉图的实践思想突出地表达在他的社会理想和相应的教育思想中,以至有的人认为《理想国》实际上是一部最重要的早期教育学著作。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就是“以自身就是目的”的活动。一般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实践概念,并构建了历史上第一套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和当代西方实践哲学都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概念有着历史上的渊源”。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的具有开创性和包容性的诸多阐述, 奠定了西方实践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实践问题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 并对其做了系统的论述。“在亚里士

多德哲学中, „实践‟概念还是多义的, 它并不专指人的行为。实践,或行为可用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 上帝、众神、宇宙、星星、植物、动物和人, 甚至有生命的东西的部分和器官, 及政治共同体。在宇宙学的语境中, 实践指行为的运动和运动的引起。在有关生物学的语境中, 实践与„生命‟的意思相近。只是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 实践才不再具有宇宙学和生物学的意义, 而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类学范畴。”[ 4] ¹由于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对于实践概念的使用比较宽泛, 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p r a x is)一词的使用也有多重含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加以理解。在最一般的层次上, 实践与运动概念相关, 指运动和运动的引起, 是在宇宙万物中普遍发生的现象, 具有宇宙学的意义。在生物学意义上, 实践与行动(a c t io n)具有等价的意义, 指动作者有意所做的任何事情, 与之相对应的是言说和被动作, 是人类(包括儿童)及人以外的其他动物都能有的行为。[ 5]º在较为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 实践仅限于执行理性的选择,限于那些只有人才能做的事情, 它是行为者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而要求行为者对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种意义上, 实践成为道德哲学的中心范畴, 与自由意志和义务问题密切相联。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看作一种目的性行为, 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 它是自足的和合理的, 趋向于美德和至善。在对于实践的以上界说中, 亚里士多德所特别关注和重视的是人类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实践。这与他对于人的看法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他的人学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

康德哲学中的实践：首先, 实践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其次, 实践是一个本体界中的范畴。再次, 实践是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范畴。“我将所有通过自由意志而可能的东西称为实践的"这是康德哲学中有关实践的核心定义。我们从康德哲学中抽取出两种意义的实践概念，一种是通常意义的实践,一种是哲学意义的实践。前者是一种其目的的实现被设想为是某种普遍规划过程的结果的原则之后果的活动;后者是实践理性通过作为单纯先天立法形式的道德律而规定意志的道德实践。康德哲学本质上来说是实践的，这是康德自己明文表达过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哲学,这是康德哲学的一个自我理解。康德哲学的实践性体现在这种实践的道德性之上。康德对于实践哲学的强调,最为核心的方面可能就是他对于道德的强调。康德相信,如果自己的哲学活动对于恢复人类的权利没有助益的话,自己由此所付诸的生命的价值甚至就不能够与一个普通的工人相提并论。可以说,这是他的哲学的实践性和实践的道德性的体现。康德在《论通常的说法: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中对于实践的定义是与理论相对的,并非每种活动都叫做实践。

黑格尔将实践归结为“善”的理念,认为实践“这种包含于概念中的,相等于概念的,把对个别的、外在的现实之要求包括在自身之内的规定性就是善。黑格尔特变强调理性的作用，是因为他把一切都归结为概念的自身运动。而他的实践概念中，这种理性作用就表现为实践的目的性。他的实践概念包含着通过实践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思想、实践包含理论又高于理论的思想、实践作为检查真理的思想。在他的实践

概念中，以其特有的唯心主义形式发展了实践的能动思想，指出实践的过程是在主体目的指导下对客观世界进行能动改造的过程。

略论三个实践性的哲学概念 篇6

略论三个实践性的哲学概念

我们党一贯重视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哲学不仅解释世界,而更重要是指导实践.在十六大报告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这三个概念,我认为是最响亮、最醒目的.,也是最精辟的、很深刻的哲学概念,具有强大感召力和长远的指导作用.

作 者：郑孟煊  作者单位：中共清远市委党校 刊 名：岭南学刊 英文刊名：LINGNAN JOURNAL 年，卷(期)：2003 “”(2) 分类号：B0-0 关键词： 

形式主义的阐释结构之视觉概念 篇7

关键词：形式主义,阐释结构,视觉

海因里希·沃尔夫林, 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 是形式主义美术史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对艺术史的研究彻底转向了视觉形式的分析和描述, 企图以此揭示视觉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他认为艺术风格存在着个人风格、民族风格、时代风格等几种, 各种风格的产生是由于艺术家不同的气质造成的, 而个体艺术家又从属于大的专业流派、地域、民族、历史时期的风格。沃尔夫林认为这些艺术作品的精神内容, 是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 但无论是个人的气质表现还是一个时代和民族的性情表现都未触及到艺术的本质, 不能解释为什么两个时代的艺术家通过不同的方式都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因此, 他找到体现了纯视觉的发展的自身无意义的纯形式因素作为艺术研究的起点。然而并非任何时候都存在一切可能性。视觉本身有自己的历史, 而揭示这些视觉层次应该被视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

沃尔夫林以文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 归纳出五对包含着辩证关系的基本概念, 并把这四对概念系统地阐述为两种普遍的相互对立的视觉方式, 即这五对概念适用于视觉艺术的所有媒介, 每对概念又是两种视觉观察方式的两种历史。沃尔夫林通过四对概念的辩证发展过程建立起他的形式主义的阐释结构。

一、线描和图绘

线描和图绘, 或者可称为触觉和视觉。这对概念的代表人物是丢勒和伦勃朗, 同时它们还可以推广到不同时代的风格。这对概念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视觉方式, 前者通过线条来观看事物, 后者通过块面来观看事物。“线描的视觉意味着首先在轮廓上寻找事物的感觉和事物的美———内部的各种形体也有其轮廓——意味着眼睛沿着边界流传并且沿着边缘摸索, 而在按块面观察时则注意力撤离了边缘”。线描风格中, 固体的、平静的、具有清晰轮廓的事物是它表现的对象, 持久的、可测量的、有限的形式是它表现的特点, 它充分体现了手依据物质世界的塑形内容摸索这个世界产生的触觉的效果;图绘风格中, 处于各种联系中的、边界轮廓模糊的事物是它表现的对象, 运动的、功能的形式是它表现的特点, 体现了眼睛对各种各样极不相同的纹理极为敏感的视觉效果。

二、平面和纵深

古典艺术把整个形式的各个部分归纳为连续的平面, 而巴洛克艺术轻视平面, 强调深度。在古典的线条风格中, 所有的线条都被束缚于平面上, 因此平面和线条密不可分, 线条和平面的风格保持一致, 以至于对古典平面的分解与贬低线条的过程是平行的。

在绘画中, 巴洛克绘画实现了由平面向纵深的转换, 当纵深能够呈现为运动的时候, 它表现得最为强烈, 这时“主要的东西是有纵深感的各种形状, 而不是这些形状左右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可以完全没有具体的对象, 然后新的艺术才真正得到承认, 这时画面要求观者把普遍的空间深度同时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三、封闭的和开放的

这对概念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构图风格:封闭的形式将艺术作品处理成一个独立的统一体, 并处处引向自身, 古典艺术的构图是典型代表;开放的形式是自由的, 它指向本身之外, 以巴洛克艺术为代表。

古典绘画首先因具有明确的水平和垂直方向而表现出清晰性;其次它追求对称的构图, 使画面的两半部分达到清楚的平衡;再者物象与框架 (边线) 特定的空间关系使画面呈现出完整性, 即使不得不割断边缘, 画面看上去仍然是完整的。与此对立, 巴洛克绘画隐蔽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对立, 以便实现更生动的表达;它反对纯粹对称, 致力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常常用单侧夸大来弥补左右对称的构图;它尽力防止图画看上去受框架的制约, 虽不能完全回避对完整性的要求, “但是它避免图画空间和图画内容的任何明显的一致性。”

四、清晰性和模糊性

古典艺术展现了完美的清晰性的理想, 一切美都意味着形体的毫无遗漏的表现。而巴洛克艺术的美根本不存在于完全可理解的清晰性中, 它不再将主题的明确性作为唯一的目的, 用那些不能完全被理解的形体表现出模糊性。

古典绘画始终把描绘的清晰性作为指导原则, 所有妨碍清晰性的因素都应该被去除掉。在巴洛克绘画中构图、光和色彩不再只是服从于客观的清晰性的需要和用来确定形式, 而是具有它们自己的生命, 使艺术家能够表现偶然寻觅到的富有意味的东西, 这反映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清晰表现客观内容的思想。当绝对的清晰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弃时, 模糊性便作为一种包罗一切地再现方式创造了使各种形状看上去好像是某种在变化的、朦胧的美。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中的规范概念 篇8

[关键词]建构主义规范概念研究方法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111－07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文化和认同重新回归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再度兴起，文化和规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近十多年来，在对规范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对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规范作用方面的不同认识，曾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然而，对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方面存在的差异却缺乏必要的探究。尽管有些文章也涉及到两个学派在规范方面存在的某些差异，但他们对这些差异怎样对它们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产生影响并没有进行必要的分析。事实上，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含义的理解是不同的，这种认识差异对它们的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它们涉及的规范概念与其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之间存在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个学术传统和研究风格迥异的理论流派的认识。

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的规范含义

规范和规范问题一直是政治研究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与建构主义关注的核心内容。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都把国际政治的基本结构看作是社会的，而不是物质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承认规范、价值和制度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信国际体系是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围绕行为体之间共享的、主体间的理解建构而成的。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国际社会定义的核心，就是强调共同利益观念和共同价值以及受法律和道德规则约束的共同意识，也就是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维度。他认为，“如果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在此意义上，这些国家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受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并且它们一起在共同制度下运作，那么一个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就出现了”。亚历山大·温特也指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这种观念结构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其本质是知识或观念的分配。这种观念结构有时是通过规范、规则或制度的形式为行为体所共有的，它不仅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也建构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建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马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认为，规范可以指导和制约人们的行为；规范往往也限制了人们可以选择的行动范畴，因而约束了人们的行动。因此，关于适当行为的共有观念、期望、信念等因素使世界有了结构、秩序和稳定。

尽管两派学者都强调规范、观念和认同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对于规范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目前学界对规范的定义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坚持对规范进行狭义界定的研究者，他们所作的界定通常是一种直觉定义，即主张将规范与规则等其他行为准则区分开来，认为规范是指“根据权利和义务界定的行为准则”，它包含了应然和共同道德评判的伦理内容，而规则是指“对行动所作的规定或禁止”。虽然英国学派学者没有对规范作过明确的界定，但他们所涉及的规范基本上是这种狭义意义上的规范，因为他们所说的规范是指行为标准或道德评价标准。另一类是主张对规范进行广义定义的建构主义学者，他们具有相当的根据假设通过演绎推理对规范进行界定的性质，认为规范本身包含了规则等其他形式的行为准则。这种对规范的界定方式，它不再简单地按照权利和义务特点来划分和认识规范，而是把规范从广义上分为“限制性的”和“构成性的”两大类。彼得·卡赞斯坦认为，规范是指“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的共同期望”，不同的规范所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限制性规范涉及确定合适行为的标准，进而塑造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协调它们的行为；而构成性规范表明了行为体的认同，也规定了行为体的利益。规范既可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也可通过界定产生社会认同的集体行为标准直接地发挥作用。马莎·芬尼莫尔接受把规范划分为限制性规范和构成性规范的做法，但对规范概念作了另一种界定。她认为，“对于规范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即具有给定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准则”。她指出，政治学中建构主义称之为规范的概念与社会学称之为“制度”的概念实际上是同样的行为准则。根据社会学理论，“规范”和“制度”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聚合性问题：规范指的是单独的行为准则，而制度强调的是诸多行为准则的组合汇集与相互关联(即一组实践活动和准则)。根据这一定义，规范不仅包括规则，而且还包括制度。所谓制度，实际上也是规范的一种组合和表现形式。

根据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观点，政治生活中涉及的规范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法则”(natural laws)，它是客观的、并能够通过经验予以检验证实的社会行为模式；另一类是“规范性法规”(normative laws)，它指禁止或限制人们行为方式的规则。实证主义者所涉及的规范主要指前者，而传统人文主义者(humanists)所讲的规范主要指后者。从上述对规范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建构主义使用的规范概念是与英国学派所涉及的规范不同的。英国学派所说的规范是一种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规范，即判断人类活动对错、好坏的一种行为标准。而建构主义所说的规范则是一种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即它既涉及行为体“适当”或“合适”行为的准则问题，又被看成是存在于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实在。“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创造了行为模式——社会科学试图解释的那种行为模式”，“这些模式可能是社会实在——规范与理解——和主流范式强调的物质实在的结果”。也就是说，建构主义涉及的规范虽然是主体间持有的行为准则，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因而并不包含对规范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内涵。马莎·芬尼莫尔对此曾明确地指出，建构主义规范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考察规范对国家行为产生的作用，也就是侧重于考察构成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是怎样构成、创造、修正了行为体和利益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这本

书主要想从经验上证明：社会规范事实上确实影响了国家的行为，并阐明影响的方式。她强调，我们“说社会规范在国际上起作用并不是对这些规范的伦理和道德进行价值判断”。

总之，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含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英国学派是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来界定规范内涵的，而建构主义则主要是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定义规范含义的。两派学者对规范概念的不同界定，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规范的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

规范研究的不同方式及其特点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类型总是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分不开。而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与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规范概念的不同界定，自然会对其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产生不同的影响。英国学派研究世界政治方式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强调规范和价值。根据政治领域流行的规范性假定来理解国家间世界，是英国学派理论关注的中心。在这派学者看来，人类世界是由有意义的行为标准的规范构成的，而规范是建立在赋予这个世界以明显特征的基本行为标准的基础之上。价值是规范研究的主题，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包括和平、安全、独立、秩序、正义、人权、环境保护等等。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在处理对外事务的过程中经常会面临这类或哪类的规范性难题，不可避免地要对各种现象、事件和实践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他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根本不存在价值中立之类的东西，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总是有一个价值判断和规范假定问题。任何政治领域的学术研究，必须考察和评论带有价值判断的假设，把道义问题和政治问题视为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而不应当排除价值判断的假设。当人们从事于某个政治主题研究时，最重要的是要考察作为这个政治主题一部分的伦理和政治假定，并清晰地阐明其伦理内涵。而且，这些规范和价值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存在，它们是在现代主权国家的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大多数问题是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有关国际社会和治国方略的道德。国际伦理是在国际关系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由国务活动家在特定时间内设计出来的道德标准，它主要用于规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行为，具体反映在治国方略的实践之中。因此，要理解国际关系的实践伦理，学者就必须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深入国家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当时所处的情景和角色中去，通过分析他们普遍接受的道德标准和想法，来理解他们的行为。否则，规范研究就会脱离严重国际政治的现实而失去任何价值。也就是说，英国学派研究规范的方式是阐释性的，它包括观察、辨别、质疑、判断和阐述，目的旨在理解和阐释国家领导人在从事某种政治行为时所做出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

在英国学派的传统中，国际社会规范基础的途径是通过伦理维度来表达的，这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国际政治中人权规范的研究之中。这种伦理维度的明显特点就是它的道德世界的二元性，即在政治领域之外还存在一个个人道德领域，它假定跨越国界的人类道德责任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善的生活和社会连带原则的个人道德的理解之上。鉴于政治涉及的内容表现为对国际关系中正义的自由主义理解，所以国际关系是由政治和个人的道德价值所支撑的。马丁·怀特(MartinWight)曾对国际社会传统与被描述为责任伦理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内在关联作过系统论述。他认为，理性主义传统坚持“双重道德标准”，即以仁爱为原则的个人道德和以正义为原则的政治道德，伦理的有效性在于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他指出，政治道德具有近似和暂时的特点，它的基础是理性主义的人性论。“政治是从一个暂时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永恒运动。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具体处理方式中反复出现的接近于实现正义的状况。因此理性主义的政治家总是面临现实与期望之间的道德紧张”。对理性主义者来说，所有治国方略和政治行动的模式都是妥协，而指导妥协的原则是选择次恶。政治是一个追求次优和在“两个坏的”解决方式之间不断进行选择的领域。“理性主义对待政治道德的典型态度，就是坚持唯一可能的道德选择是‘坏的和更坏的解决方式之间的选择。”选择次恶是政治道德的原则，但它在政治上并不意味着存在一套适用的检验标准，怎样在特定形势下适用这个原则是一个政治判断问题，而判断是经常变化的。因为确定次恶需要对难以判定和偶然的形势作出评估，而这样的评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实践伦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进行道德哲学的纯理论思考或阐述国际伦理的一般理论，而是探究国家领导人处理内外政策时所适用的规范标准，其核心是政治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形势下的道德选择问题。在英国学派看来，这涉及到如何平衡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的问题。政治家在处理外交事务和重大国际问题时必须尽量兼顾国家责任、国际责任和人类责任三者之间的平衡，把政治审慎与道德义务结合起来。理性主义的伦理内涵在于：国家不仅受到审慎和权宜之计规则的约束，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和法律原则的制约。可见，国际社会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对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而且也体现了它关于国际法、国际义务和国际伦理的一种基本观念，是对人类政治行为的一种规定。

实际上，国际社会理论既是一个有关国际关系怎样起作用的经验事实，又是一个有关在国际关系中应该怎样做的规范性主张。这种两重性被英国学派视为国际秩序问题的基本特征，同时它也是英国学派的社会和秩序观念的一些来源。马丁·怀特关于国际思想三大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区分，三大传统根据各自对国际政治性质的认识，分别提出了一套国际行为规则和国际伦理原则。这种双重性特征在赫德利·布尔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布尔一方面认为秩序是国际关系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它植根于国家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有关国家关系的思想之中。但另一方面，他又把秩序看成是规范的，认为任何一种秩序如果要得以维持和获得，国际社会就必须要有一定的规范和制度。英国学派内部关于多元主义和社会连带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有关多元主义“薄”的道德观和社会连带主义“厚”的道德观的争论。

虽然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利益和行为的建构作用也是建构主义关注的主要内容，但是他们涉及的规范并不具有英国学派那样鲜明的伦理内涵和人文关怀。尽管建构主义的规范定义也包含了“应然”和共同价值评判的实质(因为规范涉及适当国家行为的准则问题)，但由于他们将规范看作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一种社会实在，它是客观的和中立的，因此为了使其研究可操作化，他们主张将规范与它所要解释的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分离开来。也就是说，规范的客观实在性，构成了建构主义对规范进行实证研究的可能基础。于是，他们试图明确界定建构身份的条件，设定可以证伪的科学假设，通过对规范的经验研究来发现新的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和行为

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国际规范对国家身份、进而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影响；二是研究规范本身的演化，即国际规范从兴起、扩散到内化的生命周期，关注规范的形成、社会化机制等内容。前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彼得·卡赞斯坦等人的著作之中。彼得·卡赞斯坦侧重从文化规范的角度考察了社会要素是如何塑造日本安全政治的不同方面，进而影响国家行为的。他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形成的制度化规范(如日本的精英们对重经济增长、轻军备的集体认同，以及这些精英们采用多数一致原则的程序规范)，塑造了日本的集体个性并影响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利益集团。它们使确定行为体认同和行为标准的内容具体化。进而，制度化的规范塑造了政治行为体在这个充满不确定选择的世界上所追求的利益。制度化规范在国家和社会的不同部分之间创造出稳定和一致性，而如果制度化规范的存在，这种稳定和一致性也不会存在。

马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斯金克提出的规范生命周期理论，则是建构主义的规范研究的另一类典型例子。她们认为，国际规范的作用可以用规范的生命周期来表示，它包括规范兴起、规范普及和规范内化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行为体、行为动机和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在“规范兴起”阶段，其主要机制是规范倡导者的劝服。规范倡导者——个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有效的组织平台，力图说服关键的国家(规范主导国家)接受规范。一旦规范倡导者说服了关键国家，并使它们接受新的规范并成为规范的领导者，这时，规范达到了临界点或倾斜点。在“规范普及”阶段，其主要机制是社会化。当规范一旦达到倾斜点之后，效仿机制开始发生作用，规范主导国家试图通过社会化过程使其他国家变成规范的追随者，而其他国家接受规范的主要动机是它们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因处于国际“伙伴压力”作用下，出于增强合法性以及领导人希望加强自尊感觉等动机的考虑，其他国家开始模仿、学习规范的倡导国，从而导致规范的迅速扩散。在“规范内化”阶段，国家接受规范的动机是遵从，习惯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机制。在规范迅速普及的最高阶段，规范得到广泛的接受，以至于行为体将规范完全内化，使规范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时，对规范的遵守就成为自动的行为。不过，她们同时也认识到，规范的经验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这类研究认为规范是行为的原因，但这一论断实际上没有做出多少解释。人们遵从规范有着许多理由，学者在研究中对于行为体遵从规范的动机有着不同的见解。

由此可见，建构主义并不是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规范理论，而是关于世界实际是什么样的科学理论，亦即它是一种有关规范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对规范的研究是解释性的，它包括用科学方法对规范进行观察、描述和分析，目的在于解释国际规范怎样影响了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行为。因此，建构主义本质上并不涉及国际关系应该怎样做的规范性主张，而且也不考虑规范所隐含的价值内涵和道德主张(因为科学理论坚持价值中立原则)以及国际规范遭受侵蚀的危险。显然，建构主义研究规范的方式和特点，是与英国学派根本不同的。因为英国学派并不寻求建立与检验以建构国际关系的科学规律为目的之假说，也不试图对国际关系进行科学的解释，而是努力去理解它、阐释它。

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所涉及的规范概念，与其理论建构和规范研究的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不过，研究者所处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环境的不同，无疑也是导致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不同的重要原因。例如，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美国学者寻求把国际关系学科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坚持采用经验不断累积的定量方法论和使用科学哲学的概念在所谓中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国际问题，确信科学可以找到解决各个问题的关键钥匙；而且大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定量分析和统计方法的训练。因此许多美国学者倾向于将实证主义方法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而英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植根于传统的哲学、历史和法律的研究之中，大学教育非常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从事国际关系教学的学者最初接受的是历史训练，他们强调历史知识作为当代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价值。因此英国学者一般主张采用传统方法而不是使用量化数据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然而，造成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不同的根本原因，本质上来自于英美学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解释以及他们有关知识生产的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因为“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论视角和研究旨趣，或者说研究者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不同理解，就会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来建构理论”。

虽然英美学者都把国际关系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解释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学者普遍相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统一的，认为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一样存在着客观规律。尽管有些学者也承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重要差异，但是他们仍然相信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发现这些规律的可能。因此，他们力主社会科学可以采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通过建立严格的科学研究议程、经过科学验证而获得关于社会世界的客观知识。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曾反驳了一些人认为建构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批评，指出虽然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类别不同于自然类别，社会现象主要是由人的观念建构起来的，而自然类别是自行组织的、物质的实体，其因果性力量是由内在的、独立于心智的结构建构起来的，但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以观念为核心的社会类别仍然具有客观性性质这一论断。因为社会类别在不同程度上植根于物质，它是自行组织的现象，这种自行组织能力决定了其客观存在的特征。他认为建构主义虽然承认像国家和国家体系这类社会类别不能独立于建构社会类别的集合体话语的，但却通常可以独立于试图解释这些类别的个人话语的，是实在的(本体论)和可知的(认识论)，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我们仍然相信任何社会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都可以用科学实在论方式进行解释。为此，他们注重科学方法，强调理论的超历史特征、价值中立性以及经验实证性，倾向于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界定规范概念和研究国际规范。

而英国学者大都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不同的，社会事实不同于自然事实。对于自然事实，人们可以采取发现规律和说明因果关系的实证主义方法，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没有办法发现规律，因为类似自然界那样的规律在社会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其意义。在社会世界中存在一个由行动者通过其实践活动建立起来的意义网络，这种意义网络是社会独有的特征，这个东西是自然界没有的。人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只有通过这一意义网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可能采取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在这派学者看来，国际关系是一个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规范性领域，它具有其自身特殊的语言、规范和价值，如权力与法律、秩序和正义、主权和人权等，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来自于人们自身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对国家在法律和和道德方面权利与义务的对立认识。因此，国际关系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阐明规律或靠法则预测人类的行为而获得理解，使用非规范性的科学方法无法解读这个涉及诸多人类道德和伦理问题的规范性领域，而只有用人文科学的方法，用直觉、判断和有感情的理解和解释才能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社会世界，理解行为体在决定采取外交方略时经常面临的相互矛盾的政治价值与目标等难题，解释国际关系实践者的思想和行为。所以英国式的研究思路与美国流行的研究思路相反，他们注重基于人类理解、判断、规范和历史的传统方法的重要性，强调理论的思辨性、历史性以及理论必然具有的价值内涵，倾向于从历史、法律和哲学的路径来研究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研究宗旨，就是力图建立一种“探索国家体系的本质、外交的前提与观念、外交政策的原则、国际关系和战争的伦理”的国际政治理论。

由此可见，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所涉及的规范概念的不同，英美学者所处的不同学术传统和环境，以及两国学者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解释和他们有关知识生产的不同的认识论立场，是导致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在规范研究上出现差异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