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实践及其价值——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的视角

摘要: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也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推动者，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弥合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之间进一步分化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对农民及富农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着重要的启示，必须重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重新理解个人富裕和集体富裕的关系，团结组织好小农户为教育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

关键词:毛泽东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新型职业农民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小农户仍然是我国粮食生产的重要供给者和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小农户的特点是小规模的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较低，经济地位不稳定，难以应对市场竞争。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要想实现小农经济下的农业现代化，就要克服小农经济的难点，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同时也是连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重要纽带。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主要经营者，与小农户密切关联，新型职业农民在示范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带动广大农民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实现乡村社会全面小康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新型职业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易过度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众多小农户作为个体小生产者，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灾害影响更大，收入低且不稳定，相对来说，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具有一定市场应对能力进行规模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则具有很强的初始优势，若不进行人为的干预，农村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不利于农业的集体化、乡村的全面振兴。毛泽东一直很重视农村社会的公平与稳定问题，其丰富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实践，对于新时代新型职业农民和小农户间出现的分化问题具有积极和重要的借鉴价值。

目前学界将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联系起来的研究较少，学者们更多的是从教育重要性、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三个方面研究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对培育新型农民的当代价值，他们一致认同农民教育对培育新型农民的重要作用，在教育内容的研究上则有所差别，有学者认为从思想、文化、技术三个方面展开培训，还有学者认为从思想、文化、技术、军事或经营管理四个方面展开;在教育原则或方法上，学者们的观点比较统一且成果丰富，如始终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紧密结合农民的切身利益等原则，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则采取丰富多样、农民喜闻乐见的教育方法，如榜样示范法等。而在研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文章中，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知识技能、文化素养、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培训，对其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则甚少涉及。既有研究只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农民教育的部分内容，或仅限于研究毛泽东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鲜有文章从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角度有针对性的论证其对新时代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义所在。鉴于此，本文试图针对新型职业农民与小农户间的分化问题，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借鉴研究。

一、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武器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人，农民的教育水平影响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农村的现代化程度，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农村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一通百通。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使农村产生大的变动，就要对农民进行广泛而迅速的政治教育，对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延安时期，党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的“物质利益”原则。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利益出发点，对广大农民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出农民的革命热情，推动了战争胜利进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强调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政治工作是生命线，是经济发展的后盾。

毛泽东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能启发我们去思考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存在的问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新情况和新问题，“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新的时期仍然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农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是塑造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武器。

二、服务性: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服务于时代和农民需要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党的中心任务相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与党的中心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服务于时代的需要，不能孤立地去做。“党的中心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发展规律、基本国情、民众根本利益等条件下制定出来的，既符合发展实际，又符合民众呼声和愿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党的外部宣传内化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教育与生产结合，以生产为中心，这更符合农民的文化心理”;对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毛泽东主张对农民进行包括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农业技术教育等方面内容的有机结合教育;关于思想教育方面，毛泽东认为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民众更为有效。

今天，党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与时代共振，围绕着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时代任务展开。首先要统筹利用好农广校、涉农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农技推广机构等培训资源，充实职业道德、思想教育方面的师资，加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此外，还可以邀请职业农民中的优秀代表，以其先进事迹教育感染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及宣传党中央政策的支持与倾斜性。其次，对于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和小农户间出现的分化问题应提前加以引导，积极借鉴毛泽东对农民及对富农的教育方式。一方面注意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教育，使其重新理解财富分配和个人发展的关系。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资源的倾斜下，允许新型职业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及优势条件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民共同富裕，国家大力建设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带动农民共同富裕;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其特点是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承担着带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助力乡村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责任，在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技能和市场经营管理能力等“硬实力”的培训时，也要注重职业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软实力”的培育养成，使其能更为深入理解个人富裕和集体富裕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湖北省，特别重视农民精神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把“爱国、尚农、勤勉、诚信”作为班训融入职业农民培训实践中，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及增强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责任感具有特殊意义。

另一方面从组织化建设角度出发，使新型职业农民懂得团结组织小农户，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合，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并通过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帮助小农户对接市场。毛泽东领导新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尝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对农民进行包含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及农业合作社的重要性等方面的教育，此外，毛泽东针对当时农村两极分化加剧，新富农出现，农村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等问题，通过吸引富农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和社员们一起进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新时期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也要注重对其进行农业合作化思想教育，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在进行生产时各成员要团结互助和相互尊重，共同劳作共享劳动成果，而不是把农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产业工人一样进行剩余价值的索取。实践也证明，以新型职业农民为基本组成单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已自发地形成了互促共生的关系，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小农户的改造，增强了小农户的农业生产能力、组织化程度以及社会适应能力，还与小农户建立了利益联结，形成了有效的耦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贴近农民生活实际

理论只有通俗易懂才能够为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抽象的理论语言和说教方式对于农民来说难以理解也难以深入人心;毛泽东向农民进行教育宣传时，非常善于用“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把政治性文件转化为生活口语，把深刻的道理“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的话语。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反映了农民的现实利益需求，把农民紧密团结在党周围;解放战争时期，用“纸老虎”说明反动派的色厉内荏、虚张声势，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鼓舞人民决胜信心;还有“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国民党压迫士兵，共产党解放士兵”等针对性极强的标语口号，用口语化、乡土化的语言，直指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引起强烈共鸣。正是因为紧密结合了农民的实际和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以在建党初期和革命时期，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群众语言来源于群众生活实际，“将政治放入民众日常生活中娱乐文化中”，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日常话语让群众更能够听得懂、记得牢、做得来、用得上，更能够达到知行合一的效果。与传统农民相比，新型职业农民学历较高、能更迅速地接受新事物，信息技术接受程度也更高，而目前对于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更多的是专注于其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上，综合素质教育方面相对滞后，而综合素质的提升耗时长、见效慢、精力投入更大，更需要以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创新培育内容，普通话地方化、官话生活化，辅以“云上智农”信息服务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培育方式，线上线下同步进行，提高培育效果;此外，在生产生活中对农民进行教育，是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精髓，新型职业农民本质上是劳动者，完全脱离农民生活实际进行理论上的教育是培养不出真正的职业农民的，结合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设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而非空洞说教，这样的教育更符合农民需要。

三、多样性: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实际采取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一)说服教育法

说服教育法是毛泽东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直坚持和提倡的重要方法。1933年毛泽告诫全党时指出:“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把说服教育作为处理思想性质问题和人民内部争论问题的有效方法，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是需要细心、耐心与恒心的。毛泽东对农民的说服教育法对于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

在《“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培育发展，而不能强迫参加;政府可以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支持，引导更多的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人员加入到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还可以利用文化教育的广泛性、形象化等优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文化工作中，以地方的乡风民俗、乡规民约等为载体加强农民教育，或借由当前的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来弘扬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旋律，增强教育效果。

(二)分层教育法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层次教育对象的特点，有区别的、有针对性的设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大特色。由于农民群体在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及从业经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导致其培育需求呈现多样化局面，要在关注农民个体实际利益和真实诉求的前提下，对农民实施分层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这就使得党在进行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层次农民群体的诉求差异。

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时，按照类型、产业、渠道等不同的分类原则遴选重点培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对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骨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等重点人群以及广大普通农民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培训内容从共性上主要包括综合素质、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这三个方面，但要分类型、分产业、分层级、分模块制定各自的培训标准，逐渐形成满足不同层次培训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探索建立按初、中、高三个等级开展分级认定，基本确立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物质利益法

利益是社会关系的关键连接点，“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教育目的，就要在不损害被教育者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教育。无论何时，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引导农民认识并团结起来奋力实现自己的根本利益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抓住了动员农民的利益核心———土地，土地革命时期，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发动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把从地主那里没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建国后，三大改造时期变农民土地私有制为公有制，极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土地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农村实际和农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来，是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所在。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实质就是自身实际需要及利益的内化，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始终站在广大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对待农民运动是这样，对待农民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是这样。

在新时期推动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仍然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质量结构不断优化，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轻，视野相对开阔，他们是否拥护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和政府是否解决了他们的实际困难，对他们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也取决于其理论内容满足实际需要的程度。而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仍然存在着的高水平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