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民由之的儒家价值观及其复兴的现代意义

摘要：《四书章句集注》对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和分析，而“使民由之”的思想占据了极大的分量，值得学者们的重视。它主张建立一个深深根植在民族的血液里，被世代传承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规范(所由)。民众能从“所由”规定的道路中修养自己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境界。该主张在历史发展中饱受争议。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在社会日渐信息化虚拟化的现实下，重建“所由”对指导个人实现人生目标，建立与人为善公平公正的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四书章句集注》;民本思想;“使民由之”主张;

以民为本是儒家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四书章句集注》体现的传统民本思想中，儒家圣人们关于“使民由之”的主张引起了笔者的思考。“使民由之”的主张是《四书章句集注》中表达的关于传统儒家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论语》《孟子》和《中庸》中都有所提及。在该篇文章中，笔者将对“使民由之”思想的两个方面进行集中论述：“使民由之”思想的内容及结合社会现实，论述复兴该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1 如何理解“使民由之”的民本主张

知止修身是《四书章句集注》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观之一。根据笔者学习的理解和体会，孔子根据不同的人的本分，对他们修身达到至善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即在《大学章句》的三纲领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1]。然而孔子对大众和君子的教化是不一样的。君子个人努力修己的同时，还要带领百姓同归至善的境界。“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2]。”知识分子不能将自己设置为百姓的价值偶像、理想榜样，这样的榜样规范往往是人民难以触及的，他们也就失去了止于至善的动力。因此，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同时，对该主张具体内涵的解释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近现代许多的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持批评态度，认为其中有愚民思想的倾向。

对于“民可由之”这一概念，笔者认为可以从“由之”的内容和对争议的思考这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即什么是“使民由之”和对愚民争议的思考。

1.1“使民由之”的内涵

《论语·泰伯》中记载，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笔者认为这里的“由之”代表的是一个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每个人必须遵循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与共识公约。

因此我们必须明晰一个社会拥有共同的行为规范(所由)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一个地区人类共同认可的生活要素，如衣食住行和道德规范。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在进学之前，形成中国人民族性格和民族血液的正是存在于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所由”。

《论语集注·子张》中记载了子游和子夏的一段对话：子游讥笑子夏的弟子只做“洒扫、应对和进退”这类末节小事，根本没有学到真正的道理。此处的注释中提到了程子的看法：“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扫应对上，便可到圣人事。”[4]对于所知道理尚浅的弟子来说，做好了洒扫这等细枝末节的小事也是遵循了他们的“本分”，这也是修身的一部分。而子夏门人所做的洒扫、应对在过去是传统的童蒙之学，也就是在真正进学之前对“所由”必要的修习。因而我们要明确“所由”对中华民族传统传承和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个民族若是失去了根植在血液里的所由，那么这个社会里的人们将会无从遵循，只能受其本性的驱使随心所欲毫无禁忌的生活。人人难以修身有成，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也只能成为空谈。

1.2 对愚民争议的思考

从古至今，学者们对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在当代的一些学术研究中，更是将之视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的直接证据。如冯友兰先生在《论孔丘》中说道：“孔子认为‘民’是‘下愚之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5]”。这类学者的观点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思考认为，孔子提出的这个主张并未体现他有愚民的思想。

《论语·子路》中记载：“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又有：“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解释了孔子所认同的“王道”。司马迁也曾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又说：“副《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道大者也。”可见，孔子的“王道”并非局限于当时一国之内的政局，而是上升至整个天下的道德层面来讨论的。与其说是一种君主驱使、降服人民的政治权术，孔子的治世“王道”更是一种道德和礼乐教化之“道”。《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则进一步说明了此“道”是统治者和天下人民应共同遵守的最高楷则，王与民当共由之。

同时，《礼记·中庸》中记载：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故君子以人治人。”其下朱熹注：“以人治人，则所以为人之道，各在当人之身，初无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道不远人”人人生来就有符合自身发展的道，所以君主依据民众本来的“道”来对其进行教化引导并保证其能遵循规律稳定地发展自己，就是孔子所追求的符合道德和礼乐教化的“王道”。

《中庸》的最后还告诉我们，“道”对人最好的教化不是形式的外在的，而是无声无息的、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意识与言行。而如何对人施以教化也是有要求的。前文已有提及，大众对于至善的追求不应着眼于过于高尚的目标，凡事过则不及，要具体根据其“本”来进行修身。因此教化广大民众，让他们知道在特定的时机该怎么适当地处事是最重要的，这种处事方式因何制定则无须他们深入理解。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价值观的载体，肩负着继承和发展价值观的使命，他的“本”不同于广大的民众。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教化不仅要让他们了解怎样适当处事，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样为人处世的道理。

综上所述，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张不同的人根据上天所赋予的不同天性，在恰当的层面修养自己以达到人人同归于善的最高目标。这并非是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权术、宣扬自己的愚民思想，而是着重体现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尊重他人之本，保障人人能修其本的人本思想和政治理想。

2 复兴“使民由之”价值观的尝试及其现实意义

2.1 现代社会中“所由”的缺失

在约瑟夫·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写出了在追求独立富强的近代中国，传统文化被近代知识分子们视为现代化的阻碍被批判和反对。但在与西方的思想战争中又需要传统文化作为强有力的武器。传统文化被它的传承者们无情地抛入了尴尬的境地。民族革命成功后，传统文化带着历史的遗辉被送进了博物馆的防尘罩中。但它仍未变成一件只能陈列的文物，“文革”时期传统文化被狼狈地拖出，进行全国性的批判。至此，传统文化的所由彻底与前断裂了。

诚然存在于人类本能中的文化基因与文明情节还在推动当下世人对伦理道德和价值认同保持怀念与追求，但也仅仅只维持在肯定“理论”的态度并没有“知行合一”地进行实践。换言之，人们停留在只价值判断而不付诸行动的意识层面，缺乏通过行为实践将思想观念和价值意义转化为现实或者说客观层面的伦理力量。

人民不再有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规范，无所遵从则意味着个人精神和行为的缺失。中国20世纪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一地鸡毛》，以改革开放时期西方价值冲击下社会转型为叙述背景，真实反映了在社会价值嬗变的年代知识分子们价值观混乱的普遍生存状态。即便现代社会正逐渐趋向虚拟化、空洞化，所由的价值观对现在仍有绝对的思想价值。

2.2 复兴“所由”的现代意义

2.2.1 梁漱溟对存于乡村的“所由”的复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有载：“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6]”。近代思想家梁漱溟在他的乡村建设方案切身实践了孔子的这句话。他相信其乡村建设方案不仅能带领中国走出制度毁灭和社会秩序混乱的漩涡，而且可以避免西方社会中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精神及物质上的罪恶。从而创造出一个对全人类都有意义的全新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在他的复兴实验中运用了以道德为核心的乡约同时结合了传统中国家长式社会组织结构。同时，梁漱溟构思了一种实践性的新教育，重视教化在农村的作用，以此来促进人类美德的发挥，恢复残存在中国农村的儒家理性价值。

虽然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最终变作泡影，但我们绝不可否认他取得的巨大成果，对现代乡村组织和思想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借鉴意义。

2.2.2 复兴“所由”对个体的意义

上文已有提及，儒家为政的最高原则便是“以人还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民为目的并通过“使由之”的教化、为证方式，最终让百姓能通过自身之道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获得价值实现。

《郭店楚墓竹简》中《尊德义》一篇中也十分强调这一点：“善民者必富，富未必和，不和不安，不安不乐。善者民必众，众未必治，不治不顺，不顺不平。是以为政者教道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将争……先以德，则民进善焉。”

同时还有：“为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邮而传命……德者，且莫大乎礼乐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

因此，“所由”的涅槃意味着它可以指导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个人提供社会生活的规律和规范。使传统的是非评判标准和价值追求得以重塑,而不仅只是塑造出一个无私奉献的雷锋形象让民众只能仰望，而未想过能真正在自己身上实践并得到成功。使得不同的人在他们所处的层次达到至善，这对个体坚持修养自身，实现个人最高价值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如今现代信息化社会正高速地运转和更新，此时需要一个社会规范对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和价值观混乱的现状进行重整。在时代的波涛中“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吾道”。

2.2.3 复兴“所由”对社会的意义

儒家重视“使民由之”对于营造社会风气、完善社会构建的作用，实际上是通过强调德政德风和伦理秩序来实现的。

(1)塑造“德”的社会风气。

儒家认为社会治理应“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经》)“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上》)。即以德政教化的治理手段完善人民本性中的良知和德行，并将其作为“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的必由之路。《郭店楚墓竹简》的《成之闻之》篇对此有所论述：“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从?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命》曰：‘允师济德’。【何】此言也，言信于众可以济德也。”

《礼记·乐记》也有与之一脉相承的部分：“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率民向方”便是“率民以明明德”，进一步说就是“使民由之”。

结合以上两则笔者认为，儒家要求领袖们首先反求诸身以明己德、落实德行，再凭借以身作则获得百姓的信服。其德行的表现会成为无声无息的教材，感化人心，引导人民自然而然地效仿。儒家重视德政是因从中可获得“为德”的社会风气，也是其能内化为中国社会数千年的“由之”，引导着世世代代的人们向善向德。

(2)完善社会整体秩序。

另一方面，《四书章句集注》中有：“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孟子·滕文公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儒家对伦理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是一个文明社会所必需的整体秩序。其本质并非侧重地讲君臣父子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担任君担任臣、担任父担任子中的每一个角色时都应该安然尽力地守住自己的本分，在伦理要求和社群关系基础上的联结出社会凝聚力，以此来坚守社会稳定和人民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秩序，其必然是在这个群体里被普遍认可和遵守的圭臬。那么它对于群体中的个人就有着绝对的权威。一旦这种绝对权威与不合理的政治相结合而被肆意使用，那么便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对人民施暴的工具。当其发展至极端时便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存在，并于五四运动被“打倒孔家店”的反传统思潮彻底摒弃。

可即便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之后人们获得了绝对自由，权威的绝对制约因素也随之消失，人们还是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依靠无归宿的处境，失去了价值认同的来源。所以当现代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同样可以制造出“一个人”时，人们的认知和情感受到了切实的冲击，同时也将本就丧失了慎终追远的文化能力、已存在即为偶然的人类心理，助推成了面对新科技时对自身存在和既有价值的怀疑与焦虑。

由此，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中没有一个既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失去其伦理凝聚力，民众不知道所求为何时，这个社会的秩序混乱和价值崩塌就不可避免了。

而当被破坏的秩序和标准开始重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应该遵循的道路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人人得以修身，使价值观从自己身上推及他人。慢慢地一个公平公正，不损害人民利益，人与人为善的社会才能被建立起来。同时，朱子在《传习录》中说的：“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的良知德行也能重新回归到每一个社会公民的本能领域。这样，以修身为本进，平天下的终极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3 结语

该文主要论述了儒家“民可由之”思想的内容并结合社会现实，论述复兴该价值观的现代意义。在研读《四书章句集注》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孟子和孔子的思想和言行都饱含着引人思考的人生启迪，于人生甚至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能有所验证。同时，也结合了《郭店楚墓竹简》里的《尊德义》《成之闻之》篇对文章观点进行印证论述。在有幸研读过这些永恒的经典后，我们应该对怎么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怎么看待我们所处的社会产生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宋)陆九渊，(明)王守仁.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7]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8]冯友兰.论孔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李景林.“民可使由之”说所见儒家人道精神[J].人文杂志,2013(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