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精选8篇）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1

[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设计也不例外地要融入国际现代设计中。发达国家各种艺术思潮的涌入，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传统文化在设计中的传承与创新的问题 那种对西方现代艺术纯粹模仿、简单挪用将使我们的艺术丧失民族性。我们应该意识到，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内质和精神，是当代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现在时[1]。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他蕴含着合理的、可延续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内容，与现代化发展有着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一面，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前提、立足点和出发点[9]。在此，我将对传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城市环境设计、本土服装设计现代室内设计等设计领域说明，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主题]

艺术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也更加注重产品的品位、文化内涵，因此，对现代设计的深层次内涵有了更多的要求。为了适应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具有传统特色的审美追求同现代现代设计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个性的设计风格[2]。当今设计领域五花八门、良莠不齐，要在“众多”中凸现“唯一”，在“雷同”中彰显“个性”，就要选择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设计的血脉中。从传统文化中提炼更多的精神元素为己所用，在传统的基础上力求创新才可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化市场格局

[4]。

一、传统文化在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联系

二位作者在《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一文中如此表达：“国人欣赏具有‘高雅’、‘雅致’格调的物品，实际上是受传统老庄美学思想 ‘恬静淡泊’的影响。对竹、梅、兰等的特殊喜爱，也是受到古代文人思想和作品的影响而形成的特殊文化情结。”中国各民族文化是我们的设计有更多营养、选择、依托、发展取向。加入传统文化元素可表现神秘的东方色彩，也可弘扬我国文化[3]。在《浅谈现代艺术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中，宋晓建议，对传统文化，要“在在理解的基础上取其“形”，延其“意”，从而传其“神”。用传统文化的精粹，以现代国际化的语言来表达，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之中，使民族文化精神和世界设计语言，共同融汇成现代艺术设计的主流[2]。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标志设计

标志不仅是产品的识别符号，更是表达企业理念和企业文化的载体。作为一个企业或团体最直观的视觉认知和识别符号，对企业形象的确立和传播有深远意义。作者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标志艺术设计》一文中用汉字、篆刻、纹样在标志中的应用表明，只有充分挖掘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才能设计出一流的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民族风格的现代标志，才可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化市场格局。此外还通过传统哲学思想对现代标志设计的影响阐明，要“以形写意、形神兼备”“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著拙”为中国的造型

艺术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创造空间。现代标志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设计中将二者结合,设计出既具中国特色,同时又不失时代性的设计作品,赋予它新的时代感和生命力,才能让古老的艺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断的延续下去[5]。

三、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

城市环境设计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外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中国现代的城市建筑和城市发展一样迅速，但这种轰轰烈烈欣欣向荣的迅速发展带来——中国的城市与建筑正在失去其特有的文化与品格——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张春秘，洪京在文中列出了城市环境设计的矛盾：1.建筑与环境设计的矛盾：忽略了建筑本身和环境的综合设计。2.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额矛盾：为体现“现代”精神，为了跟国际接轨，雇来的具有民族传统的建筑正在消失。而克隆千篇一律的建筑，盲目西化，缺少民族特色。他们提出建议：要根据各种因素定位城市文化，保护民族特色：建筑要考虑建筑文化与民族精神；审美与道德观念结合。

四、传统文化与本土服装创新设计

作者指出，我国本土服装起步晚，不成熟不完善，一直处在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再现状态而没有突破创新的现状。提出服装设计师们要“提高自身修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积累、消化、吸收，将这种精神文化内涵化为一种自然的情感，巧妙的体现在现代设计中”。“在服装创新设计上体现出世界性、传统型和现代性的平衡与融合”[8]。

五、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作者在文中指出，“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风格相融，孺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合理运用和借鉴传统空间分以获得独特的装饰效果，并使室内界面及组成室的家具、陈设、灯具等要紊带有传统色彩或具有传统韵味；最后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摇要借鉴运用传统的象征的表现手法，创造具有深层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饰形式 ,最终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并举出在空间的隔断、空间的装饰、中式家具陈设中融合传统的屏风、碧纱橱博古架、和带有寓意气节情操品行等的装饰。

[总结]

设计大师们若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挖掘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韵致，就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即共同的民族心理认知。“传统文化是共同语言，是让设计与人走到一起并带着一定的时代特性向前发展的语言。[6]”所以我们应该去传统文化之精华，去传统文化之糟粕，扬长避短，让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让古老的艺术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不断的延续下去[5]。”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以现代化国际化语言来表达，把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之中，使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世界的设计语言，共同融汇成现代艺术设计的主流[4]。”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昨天的传统文化，我们正在创造明天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曾经成就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辉煌，它也必将对人类不可能终止的文明发展，继续发挥着巨大的，无处不在的影响。“传统文化元素之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艺术设计，如鱼得水，须臾不可离开[4]。” 参考文献

【1】 肖慧芬。当代设计中传统文化的现在时[A]。Writer Magazin(作家杂

志)2009 08期227-228

【2】 宋晓。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的关系.Arts Circle 2009

01期

【3】 岳伟 夏祺。浅谈现代艺术设计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成功（教育）2009

03期 262

【4】 张鹏。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标志艺术设计[A]。WriterMagazine 2009 08

期 217-218

【5】 刘斯。传统文化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体现。New West(新西部)2009 02

期 140-142

【6】 陈超。从传统文化的继承看现代设计与人的关系[A]。科教文汇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2009 01期 263

【7】张春秘 洪京。从中国传统文化谈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国校外教育

下旬刊 2010 02期 163

【8】 李晓鲁 张媛媛。论本土服装创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融合。Art and

Design(艺术与设计)2010 02期224-225

【9】 李振化 齐霞。浅议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美的契合。文教资料 2009 02

期 71-72

【10】姚彬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室内设计的融合[A]。Charming China(魅力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2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中华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和”的文明[1]。回眸传统，挖掘那些积极的和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张载在《西铭》中以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如何相处来观察社会，从儒家的本根发生学上为当下社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理想范式：如何达到“天人合一”，如何做到“民胞物与”，具有丰富的和谐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西铭》中的所蕴涵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资源。

1 张载《西铭》的和谐思想

《西铭》是张载在学术探索上的思想结晶，不仅代表了其哲学的最高精神境界，而且也包涵了他的全部著作精华。冯友兰在其晚年讲到“张载《西铭》与人的精神境界”时，以他自己的“境界说”高度评价了《西铭》的超道德精神，认为“《西铭》所讲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3]分析冯先生的阐述，可以看出《西铭》所包含的就是一种和谐思想，精神境界、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和谐追求。下面就《西铭》的和谐思想逐一论述之。

1.1 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

天人关系是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体系，人来自大自然，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合一”既是这个体系的起点，又是它的终点，即从天、人开始，经过主体自身的认识和实践，重新实现二者的合一[4]，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家整体思维的基本特点。

儒家从积极入世的方面提出“天人合一”，注重人在天地中的主体价值，不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而且还认可“天”的超越性。孔子主张多言“人事”而少言“天命”，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汉儒董仲舒积极宣扬“天人感应”，强调天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张载则认为：“知人者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能知人矣”[6]，其实，这就分开了天人两知。这是因为，张载要克服和清算秦汉以来的“知人而不知天”之“大弊”[6]，将自身的理论任务致力于构建儒家的宇宙论哲学。然而与之相反，佛、道两家大多都是从消极避世的方面表述“天人合一”，即使他们谈“宇宙”和“本体”，然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否认现实人生的条件下，提出的回归自然。所以张载说：“略知体虚空为性，不知本天道为用，反以人见之小因缘天地。”[6]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传统儒学是“知人不知天”，而佛道两家是“知天而不知人”。对于儒学本身的缺陷以及佛、道的片面性，张载从独特的视角，重建“天”的超越性，全面地、真正地处理了天人关系问题。

张载《西铭》开篇言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6]”显然，张载一开始就把天、地、人三者统一起来。张载以“太虚”之气为天，“由太虚，有天之名。”[6]“太虚”在张载哲学中是一个超实体的终极存在，“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6]，“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出于太虚，太虚者心之实也。”[6]这样以“太虚”为“天地之祖”，自然就会认为万物一体，从而为天人合一奠定了本体论基础。对于“天地之帅，吾其性”，王船山解释为：“帅者，志也，所谓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性所自出也。”[7]张载言：“合虚与气，有性之名”[6]“性”所涉及“虚”，就是“太虚”。张载从整合虚与气入手进而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于是，天与人在张载的“性”论中得到了统一。张载说过，人能“大其心”，则能“合其心”，就是超越自身形体之小，而与天德合一。“天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6]但天地之心，只是以生物为本，并不是真有一个“心”，心则只有人心。人“为天地立心”，就是以人心为天地之心。“天则无心无为，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与此合，乃是己有。”[6]人能大其心，去其形体之小，心便是性。心虽是己有，却能体现天地生物之心，这就是为天地立心，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可见这种天人之学是有体有用，体用合一。

《西铭》“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是张载哲学的思想精华，把人与天之间贯通起来，就能达到“天与人”的和谐相处。

1.2 民胞物与的和谐思想

“民胞物与”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反映了张载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新的高度和水平，主张万物、万事、人人之间的平等和谐相处。

《西铭》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6]从以上论述中可看出张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长幼有序、尊卑有等、强弱扶持的和谐的“大同”社会,这是对儒家经典思想的发挥。但张载的“大同”是否会等同于墨氏的“兼爱”?杨时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求教于他的老师程颐,程颐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8]程颐以为墨氏“二本而无分”即“爱无差等”,故流于“兼爱”。张载虽说过“兼爱”等字眼,如“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6]当然,张载这种“兼爱”思想是基于封建社会而提出的,根本上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我们应该继承的则是他所提供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范式。

张载在《西铭》中构想的社会十分美好。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互相亲爱，大家和睦相处，既无等级差别，又无尊贵之分，还能把别人能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正是从“天人合一”的和谐相处思想进而升华为“民胞物与”的和谐共融思想。

2《西铭》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西铭》所蕴含的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西铭》文字虽然较短，但是价值并不齐同。文中由“于时保之”到“伯奇也”，每句都在用典，可谓“名言警句”。对于熟读经史的古人而言，这些用典之句会让他们有一种亲切之感；但对于绝大部分的今人来讲，若不加注解，难以搞懂。在这些用典之句中，虽然向我们阐述的是“即事亲以明事天”的道理，然而，对于“无所逃而待烹”、“勇于从而顺令”等句，未免有过于严重的封建思想，早已脱离了现实意义。《西铭》的首尾两段则不同，思想精一，立意高远，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要吸收的精华所在。

2.1 人与自然的平等合一价值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肯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张认知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要，甚至破坏自然。

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呼，民无能名焉”，意即尧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国君，就因为他能效法天。孔子主张以“仁”对待人、对待物，以至于以“仁”对待天地万物，即“推己及人”、“成物成己”，达到人、社会、自然的平等合一。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就是主张对自热界的顺应，尊重自然，不要违背自然。而“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则首先是由张载提出来的。他说：“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而主张“明理尽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则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具有终极关怀意义和永恒借鉴价值。

2.2“民胞物与”的人际和谐价值观

在《西铭》中，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直到“凡天下疲癃残疾，鳏寡孤独，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6]，可以看出，张载强调的是不管是贤人还是圣人，甚至是遭遇各种不幸的人都应该以兄弟相称。即一方面应把他人看成同自己相同的人；另一方面还要将他人看成是自己的骨肉兄弟。这不但是一种美好的信念和高尚的情怀，更是对儒家“爱人”思想的一种继承。“和为贵”、“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孔子），他所向往的是“大同之世”，也就是“人不都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友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及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讲“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张载的“民吾同胞”说与它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其实，儒家所提出的此种爱还要推己及人以及从近到远，这就明显地表现出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品格。此种爱可谓一种人生境界，其意境十分高远，张载在以往圣哲的基础上继续追求仁，追求礼，他所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就是以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来观照宇宙，增强了对宇宙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就为我们当今社会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范式，如果能有这种“民胞物与”的品质与情怀，那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会更为和谐。

在张载看来,在人伦关系中,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人”的存在,“人”既不是分离的个体也不是的独立个体,其所凸现的亲情,最终回到对家和国的责任上。当今世界也已经步入“地球村”,假如“民胞物与”的思想可以成为解决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基础,则这个世界就会到处“充满爱”,和谐社会就会终成现实。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J].北京大学学报,2007,(5).

[2]孙玉杰.中国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重要地位和正确导向[J].新华文摘,2007,(5).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38.

[4]汤一介.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真、美、美问题[C]//中国哲学范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25.

[5]朱熹.四书章句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3:78.

[6]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8,9,21,62,113,234,324,326,386.

[7]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315.

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3

一、孝文化是提升个人道德素质的基础

孝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处于百善之首的地位，被看作“德之本”，修身即修德。孝是德之根本与起点，是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以孝为起点培养个人品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子女生下来后，最先接触到的人际关系是父母，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世间的爱，父母是生我养我之人，爱双亲是合情合理之事，然后推己及人，把仁爱之心推广到社会。孝还是人们道德实践的起点。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想要报答父母的恩情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一个人在家庭中做到孝敬父母，才有可能在学校里做到尊敬师长，在社会上做到尊老爱幼，爱朋友，爱社会，爱祖国。孝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已深深积淀为人们头脑里的一种基本思想意识，一个人如果真能从孝做起，修身养德，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必能做到与自身、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德行相依，必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二、孝文化是实现家庭代际和谐和社会安定的关键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民族，自古以来，人们就十分重视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家庭稳定是社会大治之基础。孝的本质是一种调节亲子代际关系的道德规范。今天，虽然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亲子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正如钱逊先生所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孝作为维护宗法制度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它尊重的基础，但作为亲情的表达和维系家庭关系和谐的道德规范，却还有很重要的意义。”[1]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元素，社会是由无数个家庭组成的，家庭的和谐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孝是家庭美德建设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现代家庭中提倡父慈子孝、夫妻恩爱的孝道，是实现代际和谐和社会安定的关键。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很多方面因为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心态的差距被越拉越大，出现了所谓的“代沟”，代际关系的不和谐无疑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和谐与否，小而言之，关系到家庭每个成员的幸福；大而言之，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代际和谐呢？无疑，孝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作为一种天然的推动力，不仅促使代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关爱，相互支持和帮扶，而且建立了良好的代际沟通，代际和谐了，家庭才能健康运转，小家庭的和睦发展，才能保证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和谐地发展。

三、孝文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前，老龄问题已成为21世纪公认的世界性三大社会问题之一，“银色浪潮”悄然袭来。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　8亿，约占人口总数的20%，相当于美国的总人数，两倍于日本的总人口，80岁以上的老人也将达到2500多万，远远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2]我国提前进入“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时期，老龄化问题严重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本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我国是农业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社会保障機制尚不健全，社会还不能完全担负起照料老人的重任，指望社会保险和养老院来完全解决沉重的养老任务也是不现实的，这就决定了家庭是多数人的养老归宿。缓和代际危机，解决老人问题，除了提高经济水平，逐渐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增加社会性服务外，最重要的还是发挥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价值，发展社会保障，继续鼓励和实施传统的反哺式循环养老模式，而不能像西方那样的接力式循环模式，把老人推向社会。[3]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尊老敬老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老”之背后是就是“孝”。满足老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情感的关怀，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

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孝最初具有尊祖敬宗的意识，中国人不管走到世界哪里，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爱国也就是爱祖。古来，中国人视报效祖国如同追孝先祖，是人世间最大的孝，天下华人皆同胞，血缘亲情深四海的这种孝意识的潜在作用是无穷大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孝是联结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认祖归宗，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对自己的终极关怀，是其归一感的落脚之处。这是中国孝道文化产生的一种特殊感情。[4]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精神血液，国家要发展，民族要生存，必须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这是国家繁荣富强的保证。而今，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台湾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华民族的核心战略利益的重大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有赖于这一集聚中华民族向心情感的孝文化的发挥。维护祖国统一，弘扬光大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在孝文化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崛起之伟业，为把世界建设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钱逊.先秦儒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2]沈毅.从小康目标看老年人困境与出路[J].浙江社会科学，1993（2）：15.

[3]朱岚.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发展史[M].国家行政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页.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化价值 篇4

民族传统体育不但能够健体强身、维持民族的`强壮与生存,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体育这一特殊的文化形态中发扬民族的精神情趣.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作 者：刘远航 任作良 LIU Yuan-hang REN Zuo-liang  作者单位：刘远航,LIU Yuan-hang(湖南湘南学院,公共课部,湖南,郴州,423000)

任作良,REN Zuo-liang(武汉市七一中学,体育组,湖北,武汉,430010)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5

中国传统孝道在现代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考

在现代道德建设的`过程中,汲取中国传统孝道中的合理内核十分必要.中国传统孝道在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家庭道德建设、社会公德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作 者：姚家春 YAO Jia-chun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3刊 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YANG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6)分类号：B82-02关键词：传统孝道 现代道德建设 价值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6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随着社会的转型正在经历着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价值观与价值体系的建构也势在必然。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特点，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命运，研究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建设的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中国文化的客体化及其历史机缘

晚清以降，中西文化遭遇使原本为一自足系统的中国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故，以致于有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对此可以从表象上作出种种描述和刻画，迄今为止已经不知有不少人做过这项工作，但其实质究竟如何，仍有探究的余地。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近代以来国人的一个无可逃避的任务。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认识中国”的必要性还是它的可能性，均源自同一个事实，即中国与西方的相遇(其实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西方”对“中国”的“发现”，请注意“中国”的“被动”性)。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中国文化面临着双重客体化命运：一方面，中国文化沦为西方文化的对象和他者，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想象、中西文化的交往不是互主体性的关系，而是主一客体关系，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异己的他者被塑造着，其存在仿佛只是为着显示作为征服者的优势文化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姿态而已；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原本即为中国人的自我，但在现代性语境中，它却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对象化了的规定，即主体的客体化。对于国人来说，中国文化本来是主格的，然而在西方文化镜像中，它面临着被宾格化的境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的客体化境遇一旦积淀为国人的自我审视方式，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卑情结，就将不可避免地步入“自我殖民化”的误区和歧途。我们知道，任何“解放”归根到底都只能是一种内在性的行为，即自我解放。对于文化或文化意识而言，同样如此。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心态既是文化上丧失自我和自主意识的结果，同时它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丧失。对于一种文化而言，“传统”和“过去”不是一回事，“传统”是“活”的，“过去”则有可能是“死”的。

其实，文化只有作生命观才是本真状态的，才是鲜活的。这恰恰是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深意之所在。牟宗

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1958年合写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作为新儒家的文化宣言，其意义非同小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算对于中国文化的恰当态度——对文化作生命观的态度——的确立和贞定。该宣言指出：“我们首先要恳求：中国与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者，须有肯定承认中国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因而不能用“凭吊古迹”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文化”，否则，“中国之历史文化，在他们之前，必然只等于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的确，由于我们对本土文化采取了一种对象化的审视方式，就将必然地导致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论态度。应该承认，这种知识论的“客观的”态度，恰恰是我们逐步丧失掉对本位文化“温情与敬意的了解”的深层次原因。

与此相反，那种内在体认式的、反身性的姿态，才是看待生命的态度和尊重生命的学问。“这种学问，不容许人只先取一冷静的求知一对象，由知此一对象后，再定我们行为的态度。此种态度，可用以对外在之自然与外在之社会，乃至对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对吾人自己之道德实践，与实践中所觉悟到之心性。”(而中国文化的秘密就存乎现代新儒家之所谓的“心性之学”。

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作为本体论规定时才是有生命的，一旦被对象化为客体(亦即被知识论化)，它就变成“死”的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由知识论态度回归本体论态度，从体认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本土文化，以恢复其内在的生命力。

2．中西古今之争是“假问题”还是“真问题”

自东西方文化近代相遇以来，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文化论战中，人们喜欢对中西文化作二元划分并把它们对立起来，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都表达了这种思路。这种划分不免有简单化之嫌，但的确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具有本质意义上的真实性。因为它不仅仅是基于想象，更是基于东西文化实际冲突的历史事实，且为后来东西文化交往所遭遇的尴尬进一步证实。

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明显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问题不在于中西文化有无差别，而在于如何确认差别的性质。“五四”时代有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认为“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如张君劢、梁漱溟等的主张。胡适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Materia1)，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1)，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1)”[]‘丹。然而，吊诡的是，胡适又提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这说明，他不仅承认中西文化有着根本取向上的异质性，而且承认这种差异体现在西方文化外向探求和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之间的分野方面。显然，这里隐含着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潜在判断，从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难怪当年就有人指出：胡适的这些说法“很容易使人误解他所谓东西文明仍然有‘根本不同之点”。胡适在文化比较问题上的观点的这种不自洽，客观地意味着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关系的某种真实性。事实上，物质和精神在一种文明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主次的问题。胡适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来反驳“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有学者认为，学无中西。所谓“‘学’有真假之分、高低之分、精粗之分，但没有中西之分”。因为据说“中学和西学其内容不同，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作为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来说，哪个民族和国家根本上都是一样的”L4J。其实，这里混淆了两个层面的问题。让我们以西方的“科学”为例：就“科学”的“所指”而言，它是普遍有效的，是没有中西之别的，例如我们不能说牛顿力学定律只在西方有效。但就“科学”的“能指”而言，它一定是特别地隶属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不然就不会提出“李约瑟难题”来了。对于后一个方面来说，它又体现着中西之学的互盲和互斥关系，从而“学”必有中西之分野。所以，强调科学作为知识的普适性，并不能消解学问的中西之分这样一种二元关系。

其实，中西古今之争不过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维度在文化交往中的体现。它并非“假问题”，也就是说它决不是一种人为地制造出来的问题，而是历史本身的结论。中西文化自晚清以来的实际冲突的历史，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用“假问题”来解释的，近代以来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异，并非一场历史的误会，亦并非一个“假问题”，它既有其真实的历史内涵，也有其真实的学理意义和价值。

3．文化上的“体用之辨”及其面临的困难

按通常思路，西式的物质生活加东方的精神生活、西方的科技工业加东方的情趣格调，应该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图景。但现代新儒家给出的“药方”——由“老内圣”(儒家之道统)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的失败，似乎证伪了这种可能性。胡适当年就反对“体”“用”的剥离，他拒绝“中体西用”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认为有西用必有西体，有中体必有中用，用总是体之用，体也总是用之体，强调“体用不二”。因此，不可能分离体用，整合出一个所谓的“中体西用”。这正是他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根据之一。其实，这同那种极端的保守派在根本方法上是一致的，其差别仅仅在于各自所坚持的“体用不二”的根基截然相反罢了。应该承认，尽管胡适的“全盘西化”立场不能成立，但他在体用一致问题上的见解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诚然可以设想“当归上帝的归上帝，当归恺撒的归恺撒”，但两种异质文化的结合，不能在“体”的层面上得以实现。也许，一种文化传统的某些碎片可以被镶嵌在另一文化传统的系统之中，甚至这种“移植”可以“成活”，然而，当这些碎片一旦被“植入”异体文化，就已经改变了它原本的性质和功能了。此即所谓的“系统质”概念的意义所在。

文化可分为器物、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这三者的内在关联是无法彼此剥离的。精神构成文化的内核，它统摄着整个文化的各个层面，使文化成为一个有机体；器物层面作为外在的形式，不过是文化的物质外壳，充当着文化的物质承担者或载体；制度层面则作为中间环节，既是价值取向的规则表达，又是物质外壳的秩序来源。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器具都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规定，同时还是特定文化观念外化的形式和文化偏好选择的结果，它因此总是折射着特定的文化取向。在此意义上，任何器具都不是中立的，它总是有其文化负荷，隐藏着特定的文化承诺。按照梁漱溟的说法，文化无非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器具代表着“活法”，因为它本身固然是工具性的，却蕴涵着更隐蔽的文化观念。“麦当劳”、“肯德基”是一种食品，但作为一种“快餐”，却意味着追求效率的文化偏好。美国的阿米什人对于现代器物的拒绝的例子，就颇为耐人寻味。阿米什(Am—ish)人是l6世纪早期激进宗教改革形成的瑞士再洗礼教派后裔。他们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为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即为了保持自己的清教信仰的纯粹性，迄今仍过着l8世纪欧洲式的传统农村生活，拒绝使用现代化的日用器具，如电灯、电话、汽车、计算机等等。这种文化选择在被现代化了的人们看来是一种痛苦，但在阿米什人看来却是一种满足。阿米什人深知，一种文化观念总是首先借助于器物的传播而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地认同和接受的。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一种有信念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和儒学的情形。20世纪的基督教面临着世俗化际遇，却逼出了原教旨主义。

这归根到底仍然无法逃避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不改变基督教的存在方式，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从而难以融人今天人们的现实生活；为适应现代生活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又不能不离开原生态意义上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两难处境，不啻是宣告了那种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相妥协基础上的变革的失败。对于一切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变革来说，这种失败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这在跨东西方传统的中国文化那里尤其如此。有学者把东亚现代化归结为“儒家资本主义”，问题在于，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证伪了韦伯命题即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个案只能发生在西方的事实，还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儒家资本主义”其实应该被解释为西方文化在取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置换过程中此消彼长的短暂并存状态罢了，它并不能证明二者已经达成了内在的有机整合关系。就此而言，“儒家资本主义”这一称谓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掩盖了儒家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非有机性质。基督教和儒家在现代社会遇到的问题，不是证明了体用剥离的可能性，相反，恰恰证明了这种剥离的不可能性。

秦淮文化的现代价值探究 篇7

一、历史观的秦淮文化

关于秦淮文化的研究, 在文人学者和政府号召的结合下, 迄今著述颇丰, 文人着力研究挖掘秦淮文化的历史脉络, 向世人及后人昭示其文化形成的踪迹, 当如数历史珍宝件件桩桩, 另外, 则着力于研究秦淮文化发展的当代价值, 诸如遗迹保护、旅游开发。金陵客认为秦淮文化是一种地理文化。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 秦淮文化是南京的母体文化, 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秦淮文化的历史底蕴异常丰厚, 历来为世人瞩目。从秦汉以来, 中经六朝繁华, 虽隋唐宋元一度衰落, 却已成为文人墨客幽然怀古之地, 到了明朝, 朱元璋统一天下, 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末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在南京的殊死战争, 辛亥革命定都南京与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无上光荣, 日本侵略者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辉煌胜利, 这一个半世纪以来南京城里的风风雨雨, 成为南京历史文化中最令人难忘的章节, 也是秦淮文化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历史因子。

秦淮文化作为一种历史记忆, 对当地人们的理念、行为有深刻的影响。一个特殊地域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观念, 已经成为某种深刻的记忆, 在秦淮河水滋养的地方世代相传。因此, 尽管近百年来, 传统文化不断地遭到批判否定, 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在鳞次栉比中远离地基, 不同的城市开始越来越相似, 人们需要寻找城市的独特性依据, 需要在城市古老历史中发掘其与众不同的元素, 这时候, 地方传统文化宛如儿时的记忆开始悄然回归。

二、社会的秦淮文化

秦淮文化还是一种社会文化。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看, 秦淮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从文化性格上分析, 南京虽是古都, 却是偏安王朝的都城, 又地处富庶的长江下游, 所以南京人形成了不思进取的、悠闲风雅的故都文化心理。南京人之悠闲风雅, 如《儒林外史》里描述的场景, 是“劳动人民”卖完货后, 到永宁泉吃壶茶, 然后到雨花台看落日。 (1)

秦淮文化洋溢着香艳气息, 对此研究也颇多着墨, 这一方面确实是秦淮河房深赋的魅力, 另一方面从侧面体现着某一时期的文人气节和文化潮流。 (2) (3)

秦淮文化更突出的是塑造并影响了每一个时代的文人群体, 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读书观。秦淮自古就有爱书、读书、藏书、著书、刻书的风气。从周处读书台、二陆读书台传说开始, 到六朝中, 秦淮书香四溢, 咏吟声通及秦淮河两岸, 此风源流不绝。南朝宋人谢弘微是史载第一位秦淮藏书家, 虽贫贱, 但藏书数千卷。梁武帝萧衍爱藏书, 影响天下, “四境之内, 家有文史”, 这是秦淮读书藏书的顶峰。南京历代藏书达十万卷以上者有焦斌、朱绪曾、丁雄飞、黄虞援、袁枚、孙星衍、甘福等人, 成千上万卷者不计其数。千顷斋、五车楼、津逮楼名满天下;从无想山人、青溪居士、四音山人、梅痴居士、愚园灌支、无不悔翁等雅号上, 可想见读书人的稚趣志向;文学社团如社、白社、长干社、苔岑诗社等星罗棋布, 秦淮青溪是文人经常吟咏的场所;秦淮二妙、东城三金、长干三诗僧、秦淮四姬、金陵二王、白门四俊、石城七子、江东三大家等, 这都是秦淮文化中的佼佼者。 (4)

在秦淮文化的研究方面, 在文化的历史性和文化的实用性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了解秦淮文化的由来发展, 以及秦淮文化的内涵规律提供了极好的帮助, 也为在挖掘基础上的文化利用提供了资料史料, 故有今日南京之秦淮旅游开发吸引每年大量观光客前来消费, 古为今用, 发挥温热, 而我们认为秦淮文化的已有研究不仅有学术上的价值, 而且具备学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功能。

三、现代性的历史文化题材

从历史上看, “现代化”一词是用以代替“西方化”的, 因为人们承认现代化过程的普遍意义。 (5) 现代化过程虽起源于西欧, 但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其余各地, 因此表达这一过程的概念不能局限于地理上的“西方”, 而应当比它更广阔。 (6)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追求, 不仅在于普遍以西方为标准, 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古为今用的意识。在对待各有特点的地域文化的认识和开发态度上, “现代化”的要求日益清晰地表现出价值实现的急功近利。

文化通常不仅指文化的有形表现, 如音乐、语言和礼仪传统, 而且指与创新有关联的态度和价值观。而在中国当今, 开发利用古老文化的策略变得越来越趋向一致, 那就是重形式轻观念。在今日中国之城市文化研究和城市旅游中, 老街开发和项目多如牛毛, 几乎成为城市开发之必选。名气大的如云南丽江、湖南凤凰和芙蓉、杭州宋城、上海老街, 江南的周庄、乌镇、南塘、屯溪、高淳, 更有许多对游客影响不大的。老街跟风潮中典型的是传统建筑式样 (以式样为主, 材料上掺杂大量现在建材冒充古材) , 沿街商铺以售卖传统商品或地方土特为主, 有些老街项目还出现古装打扮。这些形式上的仿古, 成效显著者, 是极易被模仿山寨的, 因为其“仿古”主要在于形式上的高“仿”。故而, 急需深刻挖掘地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 整理和提升其文化的独特性。

历史研究在重纵向性的同时, 也要重视其横向的比较。秦淮文化之盛年, 与中国同期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表现为其领先的特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对, 了解当时秦淮文化的先进性, 后人在理解秦淮文化的内涵之时, 不仅要了解其构成成分, 更要了解这种文化对比其同时代的先进度, 以这种精神内核指导新秦淮文化的发展和价值实现。由于明清时, 秦淮河夫子庙 (贡院)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科举考试场所, 极盛时超过2万个考试席位, 出产了超过历代状元总数一半以上的考试明星, 而明清时候国人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途径就是以科举为绝对之主要,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当时因科考而繁华的秦淮文化应该能在某种程度上有领先朝局的先进性 (被模仿) 。

因此秦淮文化的价值意义, 应该表现在它对文人思想的影响性, 它对社会大众生活追求境界理想的影响性, 它对后世的影响性, 等等。

城市历史的保护, 绝不单指建筑物实体、街道形态等物质外壳进行复原、保护, 还包括历史文化内涵等在内的整体文化环境保护, 这才是根本。

秦淮文化作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历史社会文化形式, 除了以乐律书画、文学文字、建筑桥梁等实际形式标明它的独特性之外, 更主要的是秦淮文化具有地域的认同感, 吸引人们形成趋同的价值观。因此, 在文化发展的追求上, 有必要对文化的认同感、价值观引起足够重视。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 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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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结合, 使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载体, 日益渗透文化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 (7) 城市是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成长起来的, 地域文化是城市的名片, 每个城市都不同程度地闪现着它的文化光彩, 沉淀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曾说:“作为世界人们普遍向往居住的城市环境应该是拥有历史传统, 有新的文化艺术发展的城市……”城市本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 最能引人入胜、最能打动人心、最值得细细品味的东西, 是在这个城市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人文魅力。历史和历史所造就的独特人文魅力, 才是这座城市的真正意义所在。一个城市曾经营造的历史文化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 直接关系到它能否延续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 能否引导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的方向。

摘要：秦淮文化发端于秦汉、六朝、隋唐宋, 繁华于明清民国, 历史观的秦淮文化是经历朝代而绵延不息的;秦淮文化又具有鲜明的社会性, 包括广泛的社会内容;从现代性角度出发, 秦淮文化之盛年, 与中国同期其他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表现为其领先的特质, 挖掘其领先特质是现代价值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秦淮文化,现代价值,历史文化选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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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史海书山到桨声灯影———秦淮地方志工作与秦淮文化.江苏地方志, 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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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悦.秦淮船宴的研究与开发.美食, 2004.01.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8

文化既是人的创造物；又是人的标志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产生和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社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文化的意义在于它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种认知和评价的文化价值：一方面要满足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更要满足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完善性、高尚性和超越性的需要，而现代图书馆文化应适应和契合这一需要。

图书馆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提出并不是新问题，但是，目前对有关图书馆文化这一问题，应当着重从它的创造性及其意义去加以思考和研究。从图书馆的组织机构来看，它是保存、积累、传递人类智慧成果的专门机构，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社会独特的“图书馆文化”。从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和服务范围来讲，它本身又是一种独特的行业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规范和价值观的总和就是一种文化——图书馆文化。进一步讲：一是图书馆具有的知识底蕴。主要指馆藏内容的规模，文献的丰富；二是图书馆具备的人文环境。指的是图书馆本身具有的文化职能和教育职能、学术性和特色性服务；三是图书馆应有的文化品格。指的是图书馆人员的素养和能力，敬业精神及图书馆工作的高尚与文雅的品味，这些方面构成了图书馆文化的三个基本的要素。并且，从图书馆作为一种媒价的角度来看，对知识的需求与获得和对信息的交流与传递，也是图书馆文化的重要因素。我们研究图书馆文化，当然要从图书馆的发展变化、特点及客观规律中去加以研究，但是，只局限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因为，图书馆文化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其一，说明了图书馆文化的价值程度；其二，丰富了图书馆文化的科学内涵；其三，体现了图书馆文化的进步性和先进性。因此，图书馆文化实质上就是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的综合反应和具体体现。在构建图书馆现代化的过程中，图书馆文化为图书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