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

摘要：中南地区是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包括一批民国时期经济学教授在内的中南地区六省六校经济学资源并入中南财经学院，学校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本文从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经济史学三个方面，对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总结梳理。研究发现，这些教授的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和鲜明的应用型特色。

关键词：民国时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中南财经学院

一、引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日趋完备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日渐壮大的经济学学者队伍、日益丰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推动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南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汇集了多所知名学府和众多专家学者，成为近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财经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批正规化的财经类院校，其前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1948年8月创建的中原大学。在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家在中原大学原财经学院基础上，合并河南大学经济系，武昌中华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的财经学院，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及南昌大学经济系，广西大学经济系及会计银行系，中山大学社会系劳动组等系科，组建了中南财经学院。

上述院校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中山大学1924年开设经济系，在后来的办学历程中，岭南大学、勷勤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科并入，使其经济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之初即开设经济系和商学系，国立商学院、民国大学先后并入，荟萃了众多学者和学科资源。河南大学1927年开设经济系，南昌大学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广西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也都较早开办近代经济学教育。

通过院系调整，中南财经学院事实上集合了中南地区大部分经济学资源，学科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学校先后设立财政信贷、合作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会计、统计、国民经济计划、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经济地理等系室，构建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学高等教育体系。1953～1957年间，学校有教授87人、副教授22人①，远远超过全国高校平均水平②。他们中间大部分毕业于海内外名校的经济学或相关专业，接近一半拥有海外学习经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为学校财经类学科整体进入全国领先优势学科行列奠定了基础。因此，透析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南地区经济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概貌和整体特征，从区域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中南财经学院所汇集的民国时期教授群体的论著，被当时的学术界广泛关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下文分别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介绍相关研究成果。

(一)论著在民国时期的反响

钱穆、马寅初、顾颉刚、萧一山、唐庆增、商章孙、秦佩珩等民国经济学界和史学界知名学者一致给予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高度评价，认为该著作是国内经济史学界难得的佳作。《图书评论》③杂志1932年第1卷第2期和第3期对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进行评介，指出该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特征。李权时在《经济学季刊》(1935年第6卷第1期)和《复旦学报》(1937年第4期)发表书评，评价胡善恒的三本著作(《赋税论》《公债论》《财务行政论》)为“吾国近年财政文献上之可喜现象也”[1]。陈正谟关于民国时期农工和地租问题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关注，薛暮桥在《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7期)对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进行了述评;《图书展望》(1936年第1卷第12期)、《农报》(1936年第3卷第28期)、《经济统计月志》(1936年第3卷第9期)等期刊评价陈正谟关于各省地租形态与租率、农工雇佣制度及供需状况的调研为土地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赵兰坪、陈岱孙对曾仲谋的《广东经济发展史》申请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进行审查时，评价该著作资料丰富、态度严谨、理论体系完密，在广东地方经济研究论著中极具参考价值④。《乡村建设》杂志1933年第2卷第22～23期推荐了刘光华的《农业政策》一书，评价其“是研究农业政策者不可不读的一部书”。邱瑾在《华年》1937年第6卷第2期“读书副刊”评价侯厚培、侯厚吉合编的《农业金融论》虽译自日本学者小平权一的著作，却克服了原著冗长重复的弊端，且能结合中国实际，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张人价的《湖南之谷米》(生活社，1940年版)、《湖南之矿业》(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1942年版)，陈正谟的《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1941年版)在民国时期都曾被译为日文出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他们著述的研究

胡寄窗(1984)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列举了马哲民、朱剑农、胡善恒、侯厚吉、谭寿清、彭师勤、秦庆钧等学者的著作。杨祖义和冯兵兵(2019)认为罗章龙走出“欧洲中心论”为旨归的经济史学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是第一代经济史家群体建立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的典型代表”[2]。洪思予(2020)认为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比较注重从中国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自身特点出发，并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特点”[3](P5)。邹进文(2008)分析了胡善恒对超然主计制度的批判，认为胡卫之争实际是“英、美财计组织制度的引进与运用”之争;他指出蔡次薛的战时财政思想从财政经济角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口诛笔伐，对国民党战时财政政策的评价和肯定，在当时特殊环境、特殊时代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4](P259、281)。周诚(2003)、钟祥财(2014)对朱剑农的《土地经济学原理》在近代土地经济学研究中的价值给予了肯定[5](P25)[6](P429)。三田刚史(2019)在《明治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纪要》撰文评价了朱剑农的农村经济思想[7]。程霖等(2018)认为马哲民等学者在《大学月刊》1942年第1卷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视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8]。

张爱勇(2013)对金根宪、秦庆钧、蔡世英、罗云等在财政、会计领域研究成果的学术与实务价值予以高度评价[9](P19-40)。张申、信瑶瑶(2020)对刘耀燊和吴澄华的民生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刘耀燊将民生经济学的主张结合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分法”之中进行细化，“更贴近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吴澄华则阐述了民生经济学以价值、生产、分配的“三分法”为主要构成，强调了孙中山的价值论“是一种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价值论”[10]。倪俊明(2002)认为曾仲谋是较早对社会经济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所著的《广东经济发展史》一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1]。颜昌盛(2012)对方铭竹在《乡村建设》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农村合作社研究的文章进行了详细分析[12](P59-91)。夏国祥(2006)认为吕调阳根据国情灵活运用关税税则的观点“有相当的合理性，能反映当时国人对关税制度的认识水平”[13](P258-259)。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研究多为简要介绍，比较零碎，需要系统化的研究来抓住其中的特征与规律，从而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由于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的限制，本文选取了中南财经学院颇具代表性的29位教授(含副教授)作为研究对象⑤，根据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结合现今的学科分类标准，分为三大类进行梳理：第一类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经济学理论本土化发展;第二类是应用经济学与工商管理学研究，包括农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会计学等研究取得的成果;第三类是经济史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今的学科分类，经济史学应置于理论经济学中进行考察，但由于当时经济史学研究成果颇丰且影响尤大，故单独把它列出讨论。

三、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主要著述及其经济思想

(一)理论经济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本土化三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

中南地区具有传播先进思想的优良土壤和良好的革命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并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1921年，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名代表中，来自中南地区(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的代表就有11人。曾在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的李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并长期在武汉进行教学工作，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与同期京、津、沪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相比，中南地区学者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事业。其中，中南财经学院的马哲民、罗章龙、朱剑农等学者以讲台和著述为阵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马哲民是中国民主同盟老一辈卓越领导人之一，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南财经学院的首任院长。从青年时代起，马哲民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攻方向，同李汉俊、陈潭秋一起组织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哲民的《社会经济概论》(大东书局，1931年版)是为数不多的由中国学者自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著作⑥。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主要阐述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变革，下编介绍社会经济历史的发展。马哲民运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和社会形态转变，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和运动变化规律进行了详尽分析。《社会经济概论》中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刘英士评价该书是值得专家细评的马派(马克思主义)出版物[14]。傅筑夫以万字长文对马哲民的观点进行细评，他认为马哲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认识不深刻、不全面，甚至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15]。20世纪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渐的高峰期，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在不断深化，马哲民和傅筑夫的争鸣正是那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速发展的一个生动写照。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政治活动家，也是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罗章龙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德语翻译组组长，组织翻译了《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初稿⑦等。早年，罗章龙致力于指导和发动工人运动，开展产业工人状况调查，面向工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到高校任教后，罗章龙从学术研究视角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批判，他指出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以西方历史为源流、以他国国情为蓝本，必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提出对中国经济要从重构经济理论和革新经济组织等方面进行改革[16]。

朱剑农是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农业经济学家，曾任中南财经学院副院长。朱剑农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立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他的专著《土地经济学原理》(西部印务局，1947年版)是我国土地经济学初创期的重要著作之一，也是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土地经济理论的代表著作之一。朱剑农在书中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价值论等理论研究土地问题，主张运用暴力改革手段废除土地私有制。他将南京国民政府的自耕农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比较研究，揭露了国民政府土地政策维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及其虚伪性，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真正符合中国最广大农民群体的利益。朱剑农在国统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的土地改革实践形成了呼应。

2.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民国时期，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南地区也有一定的传播，但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传播相比，则显得相对滞后。除了武汉大学刘秉麟的《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湖南大学潘源来的《经济学原理》(国立湖南大学出版组，1948年版)等少数几本著作较有影响力外，中南财经学院几位教授的著作均是普及性的通俗读本。如刘光华编写的《经济常识》(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主要介绍了经济的概念、资本与资本家、需求供给理论、货币金融、失业、财富保值增值、通货膨胀、银行业务等基础知识。张人价在《经济学原理》(宇宙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对经济的概念、经济活动、社会经济关系与社会经济组织、经济制度、经济利益、经济原则等概念进行了介绍。罗云在《广大计政》(1948年复2第2～5期，复3第1～4期)连载书稿《经济现象》，综合了各派经济学说的观点，用人类主要经济现象来阐释经济学原理。谭云峰编著的《经济学》(广州实用高级会计科职业学校，1940年版)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流派，并用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分法”来解释经济基础理论。

3.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孙中山先生借鉴吸收西方经济理论，融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进行创新、改造，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在经济理论上进行的探索。民国时期，民生主义经济学一直为研究热点，甚至出现了畸形的“繁荣”[17]，这在中南地区经济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吕调阳的《民生主义经济学》(中国文化服务社，1948版)用生产、消费、交易、分配“四分法”解释民生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提出要“一方面统制私人经济，一方面计划国家经济，使依照一定的意识地目的而进行，以达经济的理性化”[18](P2-7)。刘耀燊在《养民经济论》(民族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中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要以养民为目的，以社会福利为前提，由全民共同建设，经济建设的成果由全民共同享有[19](P1-8)。吴澄华用价值、生产、分配“三分法”分析民生主义社会劳动的各环节，指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劳动价值论是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行了拓展，建议运用社会互助达到经济改进的目的，这是一种结合东西方经济思想的创新[20]。曾仲谋提出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民生主义的民族经济，即“进行其全民性、民主性与大同性的社会物质生产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的(三民主义)社会底真实基础”[21]。

总体来说，民生主义经济思想是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虽然民生主义经济学已经关注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问题，认识到西方庸俗经济理论的缺陷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弊害，甚至还使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表述，但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大框架内的局部改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着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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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研究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各部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由于区域特征，学科之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成果比较突出的主要有农业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学和会计学五个学科。

1.农业经济学

根据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的统计，民国时期经济学著作中关于农业经济研究的成果并不是最多的⑧，但中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学研究一直处在繁盛和高产的状态。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二是中南地区区位特征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位于长江中下游，历来是我国的产粮大省。民国时期，农业虽仍是国民经济的最主要部分，但受阶级剥削、租税、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普遍萧条，即使是一向富庶的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也处于迅速衰败的过程中[22]。

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对现实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经世济民的情怀，促使他们把农村经济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其中以朱剑农和刘光华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都曾参与发起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会⑨并担任理事，同时又代表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剑农对农村问题的分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以及对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判断。在《农村经济》(中华书局，1948年版)一书中，朱剑农运用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史料对中国农村经济状况做了全景式描述。他认为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7个方面：(1)土地私有高度集中，以川、康、滇、黔、陕、甘、宁、青8省为例，60%以上的土地所有权在占总人口不到4%的地主手里;(2)租税沉重，农民苦不堪言;(3)受剥削阶级压迫的农村劳动人口庞大，约占农村总人口的73%;(4)农业劳动力收入微薄，生活困难，农业平均工资只有同期美国农民平均工资的9.3%;(5)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下;(6)农村金融现代化程度低，高利贷现象严重;(7)农产品的运销被买办和官僚资本垄断，层层盘剥。对此，朱剑农提出解决农村危机的根本途径是铲除封建地主、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层，改革农村经济结构，建立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制度，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形态，彻底解放农村土地生产力[23](P1095)。

刘光华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实际，参考西方相关理论成果，对民生主义农业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完善。他在《农业政策》(南京书店，1932年版)一书中提出，增进农村福利的四大政策，即农业土地政策、农业劳动政策、农业金融政策和农业合作政策[24](P65256)，后又陆续补充了农业生产政策、农业经营政策、农业分配政策等[25]。刘光华认为农业政策的核心是土地政策，他主张以照价抽税和照价收买、增价归公、扶助自耕农、推行限田制、国营垦殖事业等方式，和平渐进地实现“土地国有”，同时还提出整理田赋、规模化经营等改进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的主张[25]，与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取向如出一辙，体现了当时国统区经济学界为配合国民政府发展农业、振兴农村政策的施行，在理论上进行的铺垫和解读。

陈正谟、张人价两位学者以农情调查见长，基于大量扎实的调查统计开展农村问题研究。1934～1936年间陈正谟主持了全国地租问题和农工问题调查，调研报告《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山文化教育馆，1935年版)和《中国各省的地租》(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先后出版。受西方经济思想影响，陈正谟对土地私有制多有维护，他认为土地高度集中引起地价高涨，地主即使不断加租依然获利不多，地主与佃农面临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他主张在维持现行租佃制度的情况下实行减租政策[26](P79)。陈正谟的著作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薛暮桥对陈正谟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批评，他们在立场上的分歧决定了两人在“三农”根本问题上的歧见。张人价1934～1938年在湖南省经济调查所、湖南省总行经济研究室担任研究员期间，参与了湖南资源与特产调查，其主笔的调研报告《湖南之谷米》于1936年由湖南省经济调查所印行。张人价在调研中发现，湖南谷米价格受生产过剩或不足、供需不能调剂等因素影响而波动，易造成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现象，对此他提出要兼顾生产者(农民)与消费者(一般人)利益、从国民经济整体出发，实施谷米生产政策和谷米调剂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