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边疆治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研究

[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关键词]乡村振兴;西南边疆;智识来源;发展路径

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这是“十四五”时期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目标。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切实抓紧抓好。”[2]这是习总书记对未来一个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定位。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从笔者在西南边疆地区的调研来看，脱贫攻坚甚至乡村振兴中面临的最大困难主要是如何解决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断，这次又提出“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的论断。关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笔者把它概括为“文化‘内驱力’”，认为“文化的内驱力是未来边疆乡村发展的最大动力”Ⓒ。“扶志”与“扶智”以及文化“内驱力”建设，首先要解决智识来源问题并在实践中探索出发展路径。2020年8月底9月初，笔者就西南边疆农村的智识来源及其实践效能等问题，在云南和广西进行了调研。Ⓒ就调研情况来说，智识基础、智识开发和智识服务三位一体构成文化“内驱力”建设的逻辑理路，为深入探讨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智识来源与发展路径奠定了客观学术框架和现实功能灵感。

有关边疆乡村文化建设话题，很多学者已经在理论层面进行过讨论。贺雪峰认为，“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文化建设。当前乡村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经济方面，而是在文化方面。乡村的破产是文化的破产，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3](P.52-72)。何慧丽提出“文化本位”的乡村复兴路径，想在“当代乡村建设中探索出一条‘重合作、重生态、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之路，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实现生命意义”[4](P.142-162)。目前政界和学界似乎已达成共识，即要发挥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但目前学界对文化建设的智识来源及其发展路径研究不多，尤其针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学界更是鲜有涉及。总体上看，已有的成果及相关探讨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借鉴，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边疆文化发展建设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中国一些知识精英逐渐认识到边疆地区的价值所在，关注到文化戍边的问题。如秦永红立足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域文化特色，阐释了“文化戍边”理念的新发展，强调“文化戍边”从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升华到物质建设的蜕变。[5]刘永刚提出了中国边疆治理中的文化建设论纲。[6]

第二，边疆地区的乡村振兴研究。廖林燕提出应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并从乡村振兴视角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④方天建从乡村振兴视角、胡美术从富民兴边角度关注了中越边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丁忠毅关注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与整合的特殊使命与着力点，提出聚焦“四维度”，强化“五认同”。[7]徐俊六从族际整合、经济转型、文化交融与协同共治等方面探讨了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问题。[8]曹昶辉、沈权平探讨了边疆地区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障碍及破解之策。⑥何明、陈浩探讨了边疆地区在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优势。[9]这些研究关注到边疆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边疆地区乡村振兴之策。

第三，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关于西南边疆治理的讨论和研究有较多成果。方国瑜等前辈学者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云南历史的地方性之间的关系。Ⓒ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对清末与民国时期边疆治理的治理思想、治理模式与相关政策及影响与作用进行了阐述，并总结这一时期西南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10]秦和平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地域主要涉及云南沿边民族地区、(旧)西康地区及西藏地区等。[11]

第四，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文化扶贫、民族融合方面。毕晓红等以云南省为例，探讨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对策建议。[12]有学者从理论探讨、政策体系及制度创新角度关注到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13]，也有学者看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对策。[14]

总体而言，现有成果大多倾向于对乡村振兴的整体性探讨，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内驱力”建设关注不够，尤其是在乡村振兴中发掘传统文化资源、探寻文化“内驱力”建设源头及其实践路径上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以文献与调研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依据调研座谈、入户访谈等资料，对西南边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智识来源与发展路径进行系统研究，目的是探讨边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路径和方法，及其与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丰富中国边疆学的内容。

一、西南边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智识基础

云南和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边界线长4060公里。云南区位优势独特、历史悠久、民族种类众多、民族特色显著，有彝族、傣族、哈尼族、苗族等25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在6000人以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1621.26万人(2018年)，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6%。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2%，共27.67万平方千米。[15]广西与越南交界，有壮、瑶、京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数227.82万人(2018年)，占全区人口总数的84.38%。广西陆地边界线长696公里，国家陆地边境口岸12个、边民互市点26个，有防城、凭祥等8个边境县，7个县(市、区)属革命老区，5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或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16]2019年底，尚有那坡县36个村1353户、4454人未脱贫摘帽(其中，边境0-3公里还有5个边境村195户、773人未脱贫摘帽)，截至2020年底，已全部脱贫摘帽。就调研情况来看，笔者发现西南边疆地区的智识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地文化传统

边疆地区的地方文化传统是文化“内驱力”建设智识的重要来源，也是与当地社会结合得最为紧密的文化智识。这里分别列举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澜沧县、德宏州、广西)边境地区的文化智识来进行说明。

首先，澜沧县地区的当地文化传统。笔者调研的澜沧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境内居住着拉祜、佤族、傣族等8种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79%，拉祜族人口有21.5万人，占全国拉祜族人口的1/2、全世界拉祜族人口的1/3。澜沧县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充分挖掘“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民族文化优势，着力保护、传承、发展这一优势并带领拉祜族同胞以“唱歌跳舞”的方式实现快乐脱贫致富。澜沧县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民族文化的政策法规的同时，先后建成了酒井老达保、糯福南段等一批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基地，以及民族科技馆、牡帕密帕葫芦广场和民族博物馆等惠民项目，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基础保障。每个村(社区)都组建了一支文艺队，累计有161支，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文化传承活动。澜沧县在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上下功夫，积极扶持“达保五兄弟”组合、“小佤”组合等民族原生态文化艺术团体以及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公司+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快乐拉祜》《实在舍不得》等原生态歌曲多次在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等主流媒体舞台上大放异彩，拉祜文化得到全方位的宣传与推介，拉祜文化走出了拉祜山寨，走向了世界舞台。拜年习俗(春节)、葫芦节、山康节等民族节庆，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澜沧县旅游，促进了贫困群众在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中脱贫。陪同笔者调研的Z乡乡长就是拉祜族，晚饭时他唱起了《快乐拉祜》《拉祜族敬酒歌》等歌曲，使笔者深刻领略到拉祜文化的独特魅力。Z乡乡长时而讲述自己十几岁时还不太听得懂汉语、上课跟不上老师节奏的故事，时而畅谈着拉祜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他很感慨，说拉祜族作为“直过民族”，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祜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拉祜族在唱歌跳舞中就实现快乐脱贫了!”

其次，德宏州的本地文化传统。云南德宏州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其中全国95%的景颇族、85%的阿昌族、75%的德昂族聚居区在此。傣族的果占壁文化、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文化、阿昌族的阿露窝罗文化、德昂族的哀牢文化、傈僳族的阔时文化，丰富多彩的泼水节、目瑙纵歌节、阿露窝罗节、采花节、阔时节，以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服饰、民族工艺等都吸引着德宏群众和外来的游客，丰富多彩的德宏民族文化成为德宏州的文化品牌，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价值认同。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YS村，笔者看到一个景颇族特色村，村容村貌很整洁，村里的墙上有反映景颇族传统习俗的图画，如耕作、狩猎、“山官议事”“过草桥”“万人舞”“目瑙纵歌”“新米节”以及婚丧嫁娶等场景。陪同笔者调研的一位女干部也是景颇族，讲起景颇族的传统文化滔滔不绝，尤其讲起“目瑙纵歌”时，绘声绘色地讲里面的角色，讲她每年在“目瑙纵歌”表演里扮演的角色，不知不觉地还边跳边哼唱起来。看得出来，她特别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而且有很强的自豪感和获得感。

再次，广西边境地区的本地历史文化传统。

广西是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区，历史悠久，世居民族有壮、瑶、苗、侗、京族等12个[17]。民族文化类型很多，如东兰“补粮”习俗、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宾阳炮龙节、桂林恭城桃花节、武鸣“三月三”歌圩、那坡白彝族跳弓节、龙胜红瑶晒衣节、环江毛南族分龙节、东兴京族哈节、隆林彝族火把节、罗城仫佬族依饭文化节、瑶族盘王节、中越边关(凭祥)国际文化旅游节、阳朔漓江渔火节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令国内外游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广西还形成了现在的大型国际文化节“三月三”，著名文化名片“刘三姐”，拥有多个文化遗产聚集区(含与云南交界的部分地区)。如以东兴市为中心的京族文化区，以宁明为中心的左江岩画景观文化区，以凭祥为中心的边关历史文化区，以龙州—大新为中心的壮族侬峒文化(包含天琴艺术文化)区，以靖西—那坡为中心的侬智高信仰文化区，以富宁为中心的壮族坡芽文化区，以麻栗坡—马关为中心的壮苗文化区(以阿峨壮族版画和苗族踩花山为特色文化)，等。

(二)现代文化

在上述地区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都有手机，边境地区的村民们也会用微信、刷抖音，现代文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每个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云南澜沧县的村民对科技文化的认可和赞美。

澜沧县竹塘乡是典型的边疆“民族直过区”，

全乡少数民族人口占87%，其中拉祜族占80%，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698户、16620人。2015年，中国工程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全面定点帮扶澜沧县脱贫攻坚工作。也正是在2015年，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院士来到拉祜族聚居的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向群众推广冬季马铃薯、林下有机三七、冬早蔬菜等高产新技术种植和养殖产业。他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种好示范田，让群众看到实惠。朱院士带领团队租赁100亩土地，种植新型冬季马铃薯。5个月后，最高亩产4.7吨，平均亩产3.3吨，总产值达90万元。村民们看了既惊讶又激动:“马铃薯能亩产9000元，还是读书人会种田!我们要跟着朱院士干。”二是举办培训班。朱院士亲自授课与示范，并组织200多人次院士和专家到拉祜族群众中手把手传授技术，田间地头就是教学场所，累计培训1500余名农民群众，在当地树立了科技文化、科技致富的新观念。

(三)戍边文化

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指出，长期以来，广西边境一线的边民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一个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哨兵，为国家戍边守疆作出了重大贡献。[18]笔者调研的地方大多是抵边村落，所到之处都感受到了浓浓的戍边文化。

我们村民都是为国守边，这个很自豪。我们村也特别重视国防教育，依托道德讲堂推进国防教育，使国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把国防观念“种”进百姓的心田。(广西宁明县KA村干部)

2020年起，广西各个抵边村镇推行边长制，强化稳边固边。如广西宁明DL村距县城35公里，全村下辖6个自然屯、13个村民小组，共630户，总人口2555人，设立村级党总支部1个、屯级支部5个，建立有党建工作站、党建联合体，实行党员联户包片工作。全村区域面积21.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098亩，山林32165亩。2020年，充实抵边自然屯巡边护边队人员，增加巡边护边工作力量。抵边屯每月结合党日活动开展1次巡边护碑活动，践行“村庄就是哨所，边民就是哨兵”的责任，达到守边、固边、稳边的目的。

边长制有三级，第一级为乡级边长，由乡党委书记担任;第二级是行政村边长，由村党总支部书记担任;第三级是自然屯边长，由自然屯支部书记担任。边长工作职责包括:一是抓党建促兴边富民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协调管理本区域边境事务各项工作，落实上级兴边富民有关政策。二是负责贯彻落实乡镇边长联席会议决定事项，管理兼职护边队伍和专职护边员队伍，组织引导村民制定和遵守村规民约、参与边境管理保护，维护边境和谐稳定。三是负责管理屯级事务，组织引导村民参与村屯建设，守护好边界线。

(四)党建文化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党的建设。毛泽东就曾说过:“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9](P.602)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党建工作作出指示。笔者在云南和广西调研时看到党建已成为一种文化，在西南边疆各地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云南德宏州HBZ村位于镇政府西南部，共有农户537户、2300人，汉、景颇、德昂、傈僳4个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6%，是一个集山区、边境、贫困、民族“四位一体”的贫困村。2013年末贫困发生率为13%;2019年末，全村101户、361人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是因为通过抓实基层党建、建强基层支部而实现的。HBZ村的对口帮扶单位是当地州委办公室，州委办公室与村党总支研究制定了《HBZ村基层党建责任书》《HBZ村支部考核实施方案》《HBZ村支部考核细则》，2018年、2019年村党总支书记分别与8个村小组支部书记签订党建责任书。2020年1月，又对8个支部2019年党建工作进行考核，按照考核各项分值最终评选出支部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8名优秀党员。支部之间形成赶学比超氛围，优秀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凸显，支部凝聚力、战斗力提升。

总之，通过长期全方位、多层次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西南边疆尤其是边境地区各族群众的国家认同感和守土固边的使命感不断增强，“一村一堡垒、一户一哨所、一边民一哨兵”成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家家户户房屋顶上悬挂的国旗，成为边境一线最亮丽的风景。西南边境地区各民族友好往来，相互通婚，加快了民族文化和党建文化的融合发展。

二、西南边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智识开发

在智识开发过程中，西南边疆在文化“内驱力”建设层面取得了积极的实践成效，并且具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主要体现如下。

(一)当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民族文化+旅游”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2]笔者在调研中发现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不断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出一套“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模式，其中云南澜沧县老达保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老达保组隶属于云南省澜沧县酒井哈尼族乡勐根行政村(以下简称老达保)，距澜沧县城约40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贫困村寨，共有拉祜族群众119户、494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92户、387人。老达保村民小组先后成立了“雅厄”艺术团表演队、“达保五兄弟”组合、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等原生态艺术团体、组合和公司。老达保以李娜倮的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为依托，按照“保护文化—挖掘资源—打造品牌—构建产业—促进增收”的思路，采用“支部+公司”“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吸引很多年轻村民留在村里，发展民族文化。

根据笔者的追踪调研，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的演员全部是村里的村民，总人数大概两百多人，既有八十出头的老人，也有两三岁的小孩，但外出演员以16-45岁的青壮年为主，他们年收入1万元以上，最多的年收入有2万元，对家庭收入是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这些演员“有一身技艺”，让村民有明星感、成就感和获得感，所以青壮年劲头十足。除了民族文艺演出外，老达保有村民开展特色餐饮、民宿、农活体验、特色旅游商品等旅游活动。2019年末，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27万元。在李娜倮的带动下，村民自创民歌300多首，就地和受邀演出累计930余场次，总收入407余万元，群众分红占80%，剩余20%用于村中帮扶老人、资助学子等公益项目。演员结构如表一。

老达保“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与脱贫模式，带动村民致富，也帮助92户建档立卡户累计387人实现脱贫。在澜沧县委、县政府扶持下，老达保的村民们用智慧将独特的民族文化转变为经济收入，转变为发展的内生动力。老达保的脱贫模式入选联合国“中国扶贫成就展”。自此，拉祜文化走出云南、走遍中国、走向世界，拥有很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在这样一条创新的文化致富之路上，2019年普洱市澜沧全县实现乡村休闲旅游业总收入达5亿元，惠及群众2.5万户、10万人(包括建档立卡户0.8万户、3.04万人)。

(二)打造“边”文化模式

“边”文化模式是边疆文化“内驱力”建设的重要模式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治边”[18]。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要求广西“立足独特区位”，“做足‘边’的文章”，为边疆发展指明了方向。

云南德宏州有“孔雀之乡”的美称，区位优势独特，三面与缅甸交界，国界线长503.8公里，有3个国家一类口岸、2个国家二类口岸，此外还拥有瑞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2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国内首家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的姐告边境经济贸易区。德宏州利用这些区位优势，着力发展“民族/口岸文化+玉石/咖啡文化产业+旅游”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