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精选8篇）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篇1

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李 珍

当前，全球化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它正在突破以往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把世界的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为一体，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紧密。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作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无疑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文化创新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范畴，是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识和观念形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可以说，文化乃国家之精神。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国际情况来看，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领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竞争领域，尤其是文化霸权主义者利用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将其创新的网络标准推广为全球标准，通过因特网向世界全方位、全时 空、全天候地倾销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迫使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创新能力方面形成对它的依赖，并借此进一步侵蚀、消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能力，从而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从国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现代化全面、深入的进展，人们的现代观念、现代意识逐步确立，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审美观念等在内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系正在形成。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加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使文化发展也呈现出全新态势，表现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日益激烈与频繁。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

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强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这个问题，不仅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且要使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意识。”江泽民同志的这个论断可以验诸世界文明史：凡是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国家和民族，就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反之，就要停滞，就会没落。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是一种“人化形式”,是人类在创造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起来的有关世界和自我的经验与知识,是有关生命意义的价值判 定及其表达。因此文化是发展的，没有哪一种文化是固定不变的。从历史的发展看，有的文化发展了，有的文化消失了，这就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历史学家汤比因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20多种文明，而今其中很多已经绝迹。在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中国外，其他三大文明都消失了，其文化原因在于丧失了文化创新的功能和能力。而当它们作为世界古文明发展的代表的时候，它们具有很强的文化创新能力。中国文化以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并延续下来，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其间奥秘如同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所指出的，中国文化有一种吐故纳新的能力。这种文化创新能力，来自中国文化所固有的“自强不息、求变图强、日日维新”的文化精神。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兴衰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能否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前进，不断创新，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安全。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文化创新“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持其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通过全面的创新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建设先进文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在全球化背景下观察与思考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在国际环境中来考察，放在人类发展的大势中来考察，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眼界要非常宽阔”，“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同样，江泽民同志还从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高度提出，我们党尤其是新一代政治家要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要大力拓宽中青年领导干部的视野，使他们能够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文化创新，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下，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作出的战略性选择。

二、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化创新

（一）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沟通、交流、联系、影响的社会活动进程。文化全球化是由经济全球化过程所决定的、以文化传播技术为媒介的、以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上的大规模交流与互动为内涵的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从文化的角度讲，全球化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各民族本土文化通过广泛的交流、相互的渗透和补充、交相融合，不断地突破民族本土文化各自的地域界限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民族本土文化固有的疆域并在世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上的认同，不断地将各民族本土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同享用的资源。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认为，全球化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国际关系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日趋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历史和现实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断的预见性和正确性。

文化全球化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以来导致本民族文化突破地域上的局限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共性，构成人类共享的公共的文明财富和资源。而由于资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全球流动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革命的出现，更使得文化产品及文化生产方式跨国界跨民族的传播与交流得到空前的扩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本身就具有一些共同的文化心理、文化需求和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的问题，因而人类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创造便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一面。显而易见，文化全球化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是人类共同体验、创造的结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客观上有助于 各个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以至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

事实上，当我们在国内畅饮着可口可乐饮料、品味着麦当劳快餐、欣赏着好莱坞电影、在同一时间内惊诧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崩塌时，当我们在国外穿行在唐人街上、走过洋大夫们所开设的中医针灸与按摩诊所、看到外国人认真地练习太极拳及国外电影中潇洒飘逸的“中国功夫”时，都会体验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悄无声息的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参与者，因为在信息时代，许多经济产品、经济现象同样也是文化产品、文化现象，如图书出版、影视、音乐作品、传播技术与传播内容，直至餐饮、旅游等。的确，经济全球化本身蕴涵着经济与文化的不可剥离性。只是当人们再度回眸时才发现，原来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比，人们更为直接、也更强烈地感受到的还是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二）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汇融合，彼此取长补短，一定意义上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中国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华文明成果，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的同时，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使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它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胸襟，使我们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来考虑问题，而是积极思考、关注一些具有全球化或全人类的文化现象和课题；它促进了我们同其它不同文化的接触、对话和交流，使我们能够分享世界文化的资源和人类文明的成果；它也给我们提 供了更多文化参与的机会和更大文化创造的舞台，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文化全球化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使不同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无法消除伴随着文化交往和融合而来的文化冲突与矛盾。相反，文化全球化的过程反而使这种冲突与矛盾更加复杂，更加激烈。事实上，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弱两极的不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文化全球化本身既是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是西方强势文化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在这场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或者说，与其他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它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等得到扩张，文化主体性得到张扬，是文化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它们作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凭借经济、科技和文化上的优势，主宰了全球的文化生产和信息传播。随着文化产品的推销，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其文化明显处于守势和边缘地带，甚至有失去自主性和生存空间的危险。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我们就有武器。”这就提醒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中,必须高度警惕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文化霸权。但要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最根本的还不仅仅在于这种“警惕”,而 在于必须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用发展的眼光，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否保持前进方向,不断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将最终取决于在竞争和选择的环境中的文化创新的能力。

由上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过程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渗透的过程。这一过程有可能风和日丽，也有可能电闪雷鸣。但不论是友好的交流，还是激烈的冲突，中国文化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国文化要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就必须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事实上，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竞争的加剧，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显得更加重要，也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文化的兴衰，全在于创新与否。中国文化的创新，就是这样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被鲜明地凸显了出来，成为我们无法回避也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三、中国文化创新的维度

建设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先进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臶。按照江泽民同志的思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讲文化创新，根本目标是建设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发展需要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用宏观的理论思维和整体的战略目光来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文化面临的新问题，推进全方位的文化创新。

（一）推进思想理论创新

思想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发展先进文化，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重大变化和崭新课题，要使先进文化的发展不停顿，首先在理论上不能停顿。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灵魂，其指导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反复证明了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代表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 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价值功能和凝聚作用。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之初，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理论，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性问题。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思潮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形势，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二）推进文化观念创新

以崭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迎接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哪一方面的创新，都是首先源于观念、理念的创新。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面对经济方式多样化的趋势，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必须解放思想，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际、新要求，把丰富多彩、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生活实践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确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价值、新观念、新道德、新规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在新的实践中变挑战为机遇，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

（三）推进文化内容的创新

第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实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内容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化艺术作品，都应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以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去适应全球化进程的需要。第二，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和实践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和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 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第三，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为着力点，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第四，要积极进行教育和科技创新。坚持教育创新，必须把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臵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作为教育创新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还要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只有积极跟踪高新技术发展，及时运用科技进步最新成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升级，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才能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夺取和保持优势地位。

（四）推进文化体制创新

推进文化体制创新，必须加强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积极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文化的发展虽由经济的发展所决定，但它又有滋生发展的规律。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文化体制的改革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当代中国先进文化要求、遵循精神产品创作生产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生 产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优秀作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球化条件下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异质文化之间才具有交流、融合、更新发展的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大量传入中国。中国要融入世界潮流，首先就要让世界了解开放的中国。全球化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会。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充分利用互联网在内的各种现代传媒手段，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传播出去。把开放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同时，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应多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反映人们生活和传统道德，积极向上的文学艺术形象，大力发展影视产业，打入国际市场。认清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经济化是知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西方的一些大型国际传媒和娱乐业公司对中国的文化市场窥伺已久，面对挑战，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立足民族文化的创新来改变文化市场中民族文化产品的短缺，遏制音像制品盗版和非法出版物出笼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健全法律法规制度，严禁资本主义文化垃圾的传入。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越来越高，它必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四、文化创新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一）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

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落后的传统，也有优秀的传统。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天人合一的终级关怀，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想，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和而不同的文化胸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全世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当然，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也存在着浓厚的官本位、等级观念、保守封闭心态、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思想以及迷信成分，对国民习性产生消极影响。长期以来，在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需要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弊端，也无论对传统文化持怎样的批判态度，我们都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文化母语，是我们承袭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创新的密码。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和负面因素有着清醒的认识是必要的，但一味对传统文化进行否定和抨击，无疑是一种文化自戕行为。它不仅将使传统文化自身无法更新，而且也将使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破旧不能立新，只有承旧方可创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要以 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根。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内在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经过现代的诠释，给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创新，实现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

（二）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两面性。西方文化有其缺失的一面，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中国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个民族如果能发扬民族文化的积极方面，改变消极方面，该文化则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民族的发展则应予以革除。目前，在世界诸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无论是其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凡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是任何民族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受到的冲击，关键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这种冲击和影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吸收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发展中国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面向世界。所谓立足本国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国情、民族习惯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进行，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所谓面向世界就是说我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文化封闭。近代中 国和世界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一种矛盾运动：一方面它要维护自己的民族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壮大自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民族逐渐形成了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文化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我国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极其深厚、哲学智慧十分丰富的文明古国，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那些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行动的源泉就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中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今天的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它要迎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挑战，把自己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需要以民族文化传统为依托，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否则就不能自豪、自信、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西方各国或东方日本现代化的翻版，而应该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勇气、信心、智慧和力量的产物”。

我们在肯定民族文化意义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文化的全球化，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只能积极应对，主动迎战，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在同其他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才能更新和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对于我们来说，面对全球化的浪潮，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宏大的气魄，敢于正面对各种外来文化加以分析权衡，去取得 当，促使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创新。

（三）文化创新与文化安全的关系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篇2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世界的发展版图。然而, 另一种声音也开始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就是“全球化陷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全球化带来的更多的是危机。这一危机不仅表现在经济上, 而且已经渗透到文化层面, 使其文化遭受破坏, 丧失自身发展能力, 变得受制于人。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种文化危机, 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博弈失去优势的结果[1]。当前, 我国正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经济高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我国的文化在于西方的博弈过程中却处于一个不容乐观的境地。西方国家一方面宣扬全球化理念, 一方面其谋求遏制中国, 在文化上也积极推进文化包围与渗透。这种文化包围的恶劣后果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丧失文化自信力, 盲目跟风西方的价值理念等等现象普遍存在,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 文化博弈的战略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 对于国家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文化作为一种战略力量, 以文化博弈作为一种国家博弈的重要手段, 是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国家战略, 这一战略在冷战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这一点上, 美国将文化作为武器, 在国家整个战略利益的层面上安排国家的对外文化工作, 以文化和意识形态“演变”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核心内容。而苏联的最终失败, 也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在这场文化博弈中的失败[2]。

冷战结束后, 西方国家的这种文化先行的扩张战略并没有告一段落。相反, 在高举全球化大旗的背景下, 加紧了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渗透, 企图建立以西方文化为基准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价值体系, 作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重要武器。这一现状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威胁[3]。其主要表现为所谓普世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妨碍国家主权的重要手段, 成为挑起民族矛盾的重要不稳定因素;使得发展中国家丧失民族自信力, 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4];对民族工业造成了冲击。

3 当代中国的文化博弈现状与不足分析

当前中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同样受制于上文所说的种种不利条件, 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 并且造成了许多恶劣影响。主要表现为:

3.1 对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跟从

一百余年来, 中国一直是向西方学习的局面。改革开放后, 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 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 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对于西方价值观念的盲目跟从[5]。这主要表现在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 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 全盘接受。

3.2 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下降

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而在当代中国, 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入侵已经使得相当一部分国人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认知度。在他们盲目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 实际上是对本民族共同价值的抛弃, 这已经造成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的危险。

3.3 价值观念的缺失, 恶俗文化抬头

由于文化博弈造成的民族文化萎缩, 传统价值观念缺失, 造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 从而引起了大量恶俗文化的抬头。诸如低俗搞笑、拜金主义、黑厚学等充实文化领域, 并正在影响一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4 中国文化的博弈条件和优选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 首先要明确我们自身的优势, 这一优势主要表现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沉淀, 文化传统优秀而深厚;没有强大的宗教文化, 对外来文化具有开放和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有着悠久的人本思想和天人合一的理念;有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发挥上述文化优势, 制订文化博弈的优选策略, 是我们进行全球文化博弈的紧迫要求。

4.1 抢占文化的道德制高点

西方国家一直宣扬其文化具有道德上的优势, 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也确实具有道德上的迷惑性。然而,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揭露了西方道德虚伪的一面。西方社会多年对全球环境破坏造成的恶果, 却试图强迫其它发展中国家来承担。人们不仅要问, 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念所宣扬的平等和人权吗?实际上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 以个人主义为基础, 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众人只是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 而人与人之间则存在着残酷的竞争关系。所以, 其自由、平等、人权等口号具有很大的道德虚伪性, 往往是实现利益制衡的手段。

在这一点上, 我国的儒家文化则更具有道德优势。儒家文化强调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 主张积极入世, 兼济天下。同时在善待他人, 众人平等的问题上, 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一建立在俗世基础上的和谐情感为基础的, 从而更具有人情意味, 也显得更为真实。与此相对应, 西方文化中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则具有先验性和强迫性。

4.2 摆脱西方所谓的全球化的普世价值理论和观点, 提出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经济发展目标

西方的所谓的全球化的普世价值理论和观点, 如低碳排放、环境保护, 虽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本质上还是实现其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盲目追随则无异于为自己的发展道路加入了一道紧箍咒。因此, 我们需要摆脱其影响, 提出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经济发展目标, 这一目标必需考虑中国自身的现状, 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4.3 弱化文化的政治色彩, 从文化本身出发, 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我国长期以来文化宣传中的政治色彩较浓, 这就给予了西方进行文化攻击的口实, 也不利于文化自身力量的发挥。因此, 弱化文化的政治色彩, 从文化本身出发, 大力发掘和倡导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 注重传统文化教育, 这对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也有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4.4 大力培养文化产业, 以经济杠杆作用推动中国自身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经济社会中, 经济的杠杆作用对于文化自身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全球强势是与此文化产业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因此, 要想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就必需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文化产业。必须要借重经济杠杆作用, 即使将文化产业的投入作为一项经济活动, 进行良好的管理, 以期取得有效的市场回报, 只有这样, 才能使得文化产业能够良性发展。

结束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 人们也越来越感受到全球文化博弈带来的紧迫感和冲击力。国家之间的文化博弈不仅仅是文化的较量, 也将最终影响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力量对比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而言, 要想在文化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 就必需发挥我们自身的文化优势, 抢占制高点, 从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进行资源整合, 提高我们的文化竞争力。这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博弈之路, 也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通力协作。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中国必将摆脱在文化竞争上的劣势地位, 使得中华文化重新焕发新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陈安国.论“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J].社会科学, 2000, 10.

[2]胡惠林.论文化冷战与大国文化战略博弈[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7, 3.

[3]黄献国.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战略博弈[J].解放军艺术学报, 2008, 2.

[4]代璐遥, 罗莉.种族主义的解读[J].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警惕全球化中的文化陷阱.攀枝花学院学报, 2007, 24 (2) .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篇3

关键词：中国文化产业；战略性政策；文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49-07

全球化是一种逻辑，以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为表征，以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为内核。在此意义上，全球化过程外在表现为全球共享的游戏规则的形成、扩散、博弈和不断调整、修改、补充、完善的过程，其内在的实质则是人类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在不断碰撞、冲突和融合中逐步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过程。现在，全球化的逻辑，完全不顾及那些反对者的主观意愿，已然渗透到了文化领域之中，威胁着传统的人类文化发展范式，并开始展现出新范式的雏形。这种人类文化发展的新范式至少有两个基本构成部分，一是文化生产的市场化，二是文化交流的贸易化。人们普遍担忧的全球化逻辑可能导致的文化同质化问题，正在通过政府间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同能力，转化为所谓“创造性的文化多元共存”。的政策行动。与此同时，文化的冲突和竞争却前所未有的频繁和激烈，为捍卫文化权利和争夺文化利益的较量甚至在意识形态基本相同的国家间展开。

随着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逻辑及其影响下的国际文化发展新趋势，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可以称得上是对这种影响的积极回应，它集中表现和反映着中国的态度、政策和应对战略。有学者认为，“确认‘文化产业，合法性的首先意义就在于，它代表着对前现代文化观念的‘去魅’，对计划经济时期旧文化观的深层解构，它使当代中国文化政策获得了全新起点。”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并试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深入探讨和全面评估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及其影响。

严格地说，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一词包含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应表述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政策，即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的政策，或者说是关于中国要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第二种理解应表述为：中国文化“产业政策”，重点在于产业政策，即关于中国文化的产业政策，或者说是关于中国要发展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之所以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理解，是因为它们要解决的是两类不同的问题。第一种理解解决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现行政策的回答是肯定的，很显然，这一决策的结果具有不可逆性，正是由于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政策，因而是一种“战略性政策”。第二种理解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很明显，这类问题是操作性的问题，对应的政策属于政府经济政策的范畴，决策的结果相对容易逆转，因而是一种“操作性政策”。作为本文论题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指的并不是操作性政策，而是战略性政策，所要讨论的正是这一战略性政策出场的背景、理论内涵和政策影响。

一、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形成与背景

作为战略性政策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于2000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经过2001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正式批准，最终于2002年10月召开的十六大上正式形成。

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概念，首次明确出现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正式提出。2001年3月，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采纳了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的提法，发展文化产业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正式认可和承认。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二分法”，并且鲜明地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的重要观点，进一步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法”和“发展文化产业是……重要途径”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作为战略性政策的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正式形成。

大卫·赫斯蒙德夫指出：“政策既是对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状况的回应，也是结果。”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是改革开放基本精神和总体战略作用于文化领域的必然结果，是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自觉选择。在改革开放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战略性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有三个内在推动力：

(1)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和大众娱乐需求相结合催生的文化市场推动力。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的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被认为是我国文化市场兴起的标志。此后，歌厅、舞厅、录像厅等相继出现，并很快遍及全国。这种自发形成的、以营利为目的的、以满足被压抑多年的大众娱乐需求为内容的“文化市场”，在1987年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于1988年2月文化部、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获得了明确的法律定义和规范。文化市场的合法化，进一步激励了更多经营者进入，刺激了大众娱乐需求的日趋增长和不断升级，文化市场也因此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启了新一轮扩张的序幕。电子游戏厅和书刊发行第二渠道诞生，演出穴头和演员走穴等现象也开始在文化市场中出现。应该指出，这时的文化市场还相当原始，其主要形态是在简陋的娱乐场所提供简单的自娱自乐式的娱乐服务市场，真正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还没有形成，要素市场等市场形态还在萌芽之中，大量的优质文化资源仍然控制在国有文化单位手中。但是，就是这样原始和初级的文化市场的出现及其不断扩张，开启了中国文化市场化发展的新路径，成为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第一个推动力。

(2)经济改革的示范效应和文化事业面临的生存压力相对比引发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生存模式创新推动力。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领域，走出了一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对于面临生存压力的文化领域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并以极快的速度被引入文化领域，引发了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生存模式创新热潮。从1978年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公社文化站举办的某些活动收费开始的各种形式的“有偿服务”，到1981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承包北京京剧团开始的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始于群众性文化事业单位生存模式创新的热潮，迅速漫延到剧团、影剧院、图书馆、博物

院、文化馆等专业性文化事业单位。据统计，1988年，全国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以文补文”活动的网点达11458个，全年纯收入1.8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家所拨文化事业经费的12％左右。体制束缚和财政预算约束共同导致了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生存困境，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为谋生存借鉴经济改革成功经验进行的生存模式创新，突破了僵化的文化管理体制，为国有文化资源进入文化市场打开了一个通道。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生存模式的创新，成为继文化市场之后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又一个推动力。

(3)结构调整的需要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相叠加造就的文化发展客观需要推动力。其实，早在1992年，“文化产业”概念就已经进入政府相关部门的视野，文化部更是在1998年设立了文化产业的主管部门“文化产业司”，至此，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呼之欲出。如果说是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敲开了紧闭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大门的话，那么可能正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将这扇大门彻底打开了。当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10年的后期，中国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趋加剧。199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根本性措施。要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并且特别指出，“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不是暂时性、局部性的调整，而是战略性的调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Q00年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中，首先是在发展服务业部分提出发展文化产业任务的，当时的提法是“引导文化娱乐、……等产业发展，满足服务性消费需求。”然后在发展信息产业部分，提出要“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垄断的文化生产形式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是经济结构调整所提出的发展文化产业的迫切需求，正是这两种需要相叠加，成为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最后推动力。

二、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形成的理论基础

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标志着在中国由政府全面包揽文化生产时代的结束和全新的文化生产时代的来临。所谓全新的文化生产时代，实际上是由两种调节机制三种不同的文化生产方式构成的。第一种是“看得见的手”——政府调节机制，第二种是“看不见的手”——市场调节机制。政府调节机制下的生产方式是继续由政府全部资助的所谓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市场调节机制下的生产方式是由市场调节的所谓“经营性文化产业”，它对应着两种生产方式，一是相对简单的中介机构或个人组织的文化生产，如演唱会、音乐会、艺术品展览会和拍卖会等等；二是较为复杂的各种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公司组织的文化生产，如电影、电视剧和动画片的生产，等等。

当代中国这种全新的文化生产方式，似乎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划分的文化生产的三个时代(era)，即资助(Patronage)时代、专业市场(Market Professional)时代和专业公司(Corporate Professional)时代相对应，也和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乎席卷全球的文化市场化浪潮有着某些共同的特征。这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可能遵循着某些共同的规律，然而真正支配不同国家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却是各自的特殊性和这些共同规律的特殊表现。理解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或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方式的转型，可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发展理念或理论基础的变化。

人民群众是否具有文化消费上的选择权。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文化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家长式的作法根本取消了人民群众在文化消费上的选择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这些基本问题都由主管部门及其领导决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好坏也由他们来评价。生产什么你就看什么，或者说让你看什么你就看什么，不让你看你就不能看，想看也看不见。这种状况到改革开放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娱乐需求释放而引发的文化的“娱乐属性”得到承认开始，在逐渐获得合法性的文化市场上，人民群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地位逐渐得以确立起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大批国外文化产品开始进入中国，加之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渐渐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渐显现并日趋明朗化，也逐渐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以此为标志，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主体地位得以巩固和最终确立。承认人民群众文化消费的主体地位，也就意味着承认人民群众具有文化消费上的选择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预算约束和时间约束在文化市场上自由地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这种变化的意义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它意味着文化生产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根本无视群众需求的状况，相反，必须从群众的文化需求出发去组织文化生产，做出文化生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后来，这种变化在2003年被概况为“两个面向”，即，面向市场、面向群众。两个面向是统一的，其实质就是要将政府包揽的文化生产方式彻底转变为市场调节的生产方式。人民群众具有文化消费上的选择权，构成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理论基石。

政府是否应该垄断文化生产的权力。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使政府干预文化生产成为一种国际惯例，连最崇尚新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美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长期以来选择的却是最为严厉的干预方式，即政府生产，也就是由政府垄断文化生产的权力。在中国，政府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基本做法，是由政府全资设立文化事业单位，然后将文化生产权力赋予这些事业单位，由这些文化事业单位具体组织文化生产活动。支持政府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理论依据有两个，一是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全能政府理论。文化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质，集中反映着文化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但是，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明显增强，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特别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消费上的选择权的确立，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日益离不开其产业属性，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越来越依赖于其产业功能。只有占领市场，才能占领群众。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产品如果不能在市场上被消费者所选择，那么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文化产业属性的确立，特别是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这种关系，从根本上消解了意识形态属性成为政府应该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理论基础。全能政府理论是支持政府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另一个理论依据。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全能型政府理论的根基被彻底动摇了，转变政府职能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的确立，使政府继续垄断文化生产权力变得既缺乏理论依据，也丧失了获得所必须的充足的公共财政支持的理由。上述两方面证明，政府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理由已经不再存在，政府必须转变其在文化领域中的职能，让出其不该拥有的那部分文化生产权力。政府不应该垄断文化生产权力，成为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重要

理论基础。

文化是否应该市场化。很显然，政府不再拥有垄断文化生产权力的观点部分地成为支持文化市场化的理论根据。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自从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创立“文化工业”(Culturai Industry)一词以来，在西方世界对文化商品化或市场化的批判就没有停止过。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开始的娱乐市场化，到后来国有文化事业单位“以文补文”和企业化经营引发的文化市场化，改变了文化生产方式，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化产品短缺的局面，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的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所导致的各种问题，如有偿新闻、出版低级趣味的书刊杂志、买卖书号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为反对文化市场化的人提供了口实，有人甚至将这些问题概括为是“人民币当了总编辑”。但是，在这些表面问题背后支持反对文化市场化的真正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认为，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是对立的；第二个理由认为，文化具有卓越性，文化生产应该由精英决定，而不能迎合大众的需求。对于第一个理由，决策层提出了根据公益性强弱进行分类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并不将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或市场化，只将那些公益性弱的部分推向市场。第二个理由表现的是精英主义的文化观，而这种文化观在历史观上是错误的，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当然具有追求精神文化需要满足的权利，而且这种追求也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实，文化市场化并非其反对者所想像的那样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是要改变过去那种政府垄断的文化生产方式，让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促进文化发展。文化应该市场化，成为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关键。

三、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重要影响

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它结束了中国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历程，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方向，对全球化背景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文化发展理论和中国文化发展实践都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中国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出场的第一个重大影响，就是提出了应全面改革现行文化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实践课题，引发了中国文化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因为中国现行的文化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宏观的管理体制，还是微观的运行机制，都根本不能适应全球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的客观要求。

尽管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也是改革的结果)，但是，这次的改革却有着以往改革完全不同的全新特质。对此，有论者认为，这次改革不同于以往，“它的目标不再仅仅指向体制内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而是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体制’当作基本宗旨”。也有论者评论说，这次的文化体制改革“加速发展、全面推进，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还有论者强调指出，“文化体制改革到这个时期，已经由被动改革向主动改革转换，由主要模仿经济体制改革向把握文化体制改革自身规律转换。”并把这次的改革概括为“推广型体制改革”，以与此前“应对型体制改革”。相区别。然而，除了全局性、全面性和主动性之外，这次改革更重要的特质是在全新的文化生产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从宏观的文化管理体制到微观的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革，以使我国的文化体制更好地适应文化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特质为视角，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质和意义。首先是要使文化体制和经济体制并轨，以从体制上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与文化“两张皮”问题，实现经济文化一体化。关键是将市场机制引入文化生产领域，使其成为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其次是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角度，或者说，从有利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进行文化体制的重构，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实现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关键之一是培育新型的文化市场主体，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成为文化创新的主体，“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关键之二是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立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是明确区分政府与市场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解放长期存在的政府错位、越位和缺位问题。关键是“管办分离”、“政企、正事、正中分开”，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健全新的文化监管体系。

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同时，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也从未间断过，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可以说就是这种探索的最重大的成果，它改变了中国文化生产的基本格局，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新方向。

中国的文化产业从边缘走来，走向核心地带的边缘，并开始由边缘向核心地带渗透。其间，既有创新的文化业态，也有原有业态的产业化发展。但是，不论何种形式，总体上走的都是一条“增量”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在政府包办的文化事业之外，又新增加了一个文化发展路径。当然，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政府包办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其经历了开始阶段的萎缩、中间阶段的迷茫到最后重新定位的痛苦历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出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要的目的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其余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完全交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过去全部由政府垄断的文化生产权，除了现在认为必要的之外，大部分已经分权给了市场，文化生产进入了上面描述过的“两种调节体制”、“三种生产方式”的全新时代。

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既是对这种全新文化生产格局的固化，也为这种全新文化生产格局的调整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但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政府生产。政府也可以不生产，而通过购买的方式提供。也就是说，出于效率的考虑，未来中国文化生产格局中，政府生产的部分具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与趋势。但为了保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公平和公正的分配，以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力度和范围具有加大和增加的可能与趋势。为了推进改革而提出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二分法”，根据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未来将不再重要，事业和产业的区分是不科学的。文化生产都要遵循相同的文化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配遵循的是另外

的法则。经过不断的调整，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将会越来越清晰。

文化发展的理论课题。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实践总是为理论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同时也为新课题的解决准备了素材。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竞争时代；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迅速普及，改变着文化生产、存储和消费的方式；特别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引发的多媒体、多频道化以及通信、互联网和广播电视融合的趋势，为文化内容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需求和广阔的空间。在文化发展面临着这些全新的经济、技术和国际环境的条件下，在20多年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思考和研究的文化发展的理论课题。从理论上研究和回答这些课题，是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有效实施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理论基础的客观要求。

文化当代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意味着对文化在当代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的承认，特别是表现出来的实现其经济价值最大化的政策诉求。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以下几个具体内容，除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外，文化在当代还具有哪些价值?这些不同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着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哪些价值应该优先考虑?文化当代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具有哪些新的特点?等等。事实上，这个问题既涉及文化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也涉及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政治日趋融合，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用产业化或市场化的方式发展文化，必然会使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在过去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文化通常处于附属地位。但是现在，文化不仅本身可以创造经济价值，而且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甚至连经济发展的目的本身也需要用文化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赋予文化产业以合法地位，意味着文化领域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转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文化利益格局，文化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将给政治带来哪些影响，政治对文化产业发展又会具有哪些新的约束，同样需要思考和研究。

文化卓越性的保持问题。赋予文化产业以合法地位，意味着承认大众文化的合法性，而大众文化的大众性、通俗性、普及性和易变性特点，决定了卓越性不是它的主要追求。但是，保持文化的卓越性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要求，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文化品味和文化发展水平。在全新的文化生产格局中，谁对文化卓越性的保持负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卓越性，并使其与大众文化形成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其引导和提升作用，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

四、结语

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已经6年了。在过去这6年里，操作性文化产业政策相继出台并已经渐成体系；文化体制改革也已完成了试点任务，正在全面展开；同时，提出了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并初见成效。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中国的文化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中国文化发展显现出了新的气象。所有这些都表明，战略性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出场，的确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毫无疑问，它的深远历史影响还将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实践中继续显现。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 篇4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篇5

文章从分析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入手,揭示强势语言传播与普及对弱势语言及其文化构成威胁的一般规律,然后在美国语言学家Kachru有关世界英语的理论框架内,探讨英语在核心、外围和延伸国家内对其他民族语言及文化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得出英语全球化削弱全球民族语言及文化多样性的普遍性结论.文章最后指出,英语全球化的.确能促成众多民族在经济及科学技术上获得发展的机会,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民族语言及文化在和平与发展中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作 者：贺芸 HE Yun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年，卷(期)： 4(4) 分类号：G0 关键词：民族文化   全球化   民族语言   语言文化多样性  

关于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 篇6

论文关键词:文化多元化 文化安全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同时，世界在经过冷战、霸权主义之后，在21世纪的今天也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当“我们赢了!”的欢呼声伴随着“申奥”成功响彻长空时，更加验证了“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这一事实。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dream”更加深化了这一内涵。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文化多元化的呈现，除了关注经济发展外，文化这个“软实力”成为了另一种竞争的因素，它的重要性越来越有所提高。而且朝着两种趋势并存的方向发展，即:文化多元化—各国文化并存共同发展;保持并发扬本国文化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一、文化多元化

文化具有多样性。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的民族文化。”其含义就是支持文化多样性。“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小组认为，人类已经达到了多样化的极限，缺乏整合，实际上会任意把某种一致性强加于人，从而损害多样性。没有整合就没有最深远意义上的生长、进化和发展。统一性不是同一性，而是在多样性基础上的飞跃。正如日本宇野重昭教授所指出的，每种文化在保持自我的同时要面向全人类，使自己的特殊性更加普遍化。普遍化不能像西方列强所作的，以实力把自己的特殊性作为人类的普遍性，也不能强加于人，似乎承担什么天定使命。各种文化一定在解决人类共同课题中不断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最后形成普遍性。各国都应确立追求普遍性的共同意识，抓住文化自我更新的机遇。文化的多样性，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过强势文化试图以自己为标准改造弱势文化的挑战，而且对弱势文化来说，这种挑战在当代来势迅猛的全球化大潮下显得更为严峻，但任何将自己的文化定于一尊的说法都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相悖，必将受到抵制而无法发展。除非西方国家对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主体采取灭绝性的屠杀，否则只要那些受非西方文化熏陶的群体依然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必然会顽强的固定着自己从先辈那里接受过来的文化传统，并且使之在应对外部强势文化的挑战中获得复兴，在传统中融人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处于守势地位。从西洋节目与传统节目在青年人中的感召力的对比，到教育界对英语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汉语教学的重视，从大学生们中文水平的严重退化到高等教育文史哲学科的萎缩，从充斥的外来影视节目到民间传统艺术的衰落，从个人主义的盛行到传统美德与礼仪的失落，从中式建筑，如胡同，四合院被西式楼房所代替，到西方学术话语在中国学术界的主宰地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化被传播，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不努力提倡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到我们终于在物质上实现了现代化的时候，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特殊印记的东西可能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中国处于这种文化弱势地位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第一: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由于长期处于内外冲击和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在文化价值观的提倡上出现了相当的混乱，不仅影响国内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损害了对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自从鸦片战争中西方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化争议和救亡图存的斗争纽结在一起，使得中国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和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接近，为中国的文化认识涂上了新的底色。十年浩劫中“反对封资修”，_造成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愚昧主义，贻害难以枯计，至今遗毒未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全面融人世界体系，世界上所有文化蜂拥而至，人们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文化潮流变化如此之多、之快，波及面如此之广，举世罕见，使得中国的文化出现了断层现象。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由于本国实力雄厚，出现了文化上的“强势”。第二:从意识形态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曲折成长且远未成熟的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生命力与仍不断爆发活力的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生命力相比，并不具优势。马克思是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文化的“根性”并未确立。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原发性”，经历四百余年的锤炼已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第三: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核心价值观与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在靠天吃饭的时代里，所遇到的变化是极少的，大家的行为都有成规成矩可循，人们创造的动机是发挥不起来的，这些实际的情况都培养了中国人保守的心性，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和传播。其次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化积淀深厚。人们从骨子里有一种优越感，觉得我们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祖宗传下的东西是辉煌灿烂的，这种天生的优越感使得人们抗拒文化的变革与创新，也很难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文化。再者从文化创新的意识形态看，我国政治体制中的“苏联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执政模式下的文化活动完全依附于政治活动，因而文化难以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发展，意识形态与政权的相关性完全转变为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使得意识形态创新极富脆弱性，最终会导致意识形态创新的不稳定和不完整。

中国处于这种文化弱势地位与中国文化传播力分不开的。首先，从意识形态传播力来看，当前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及思想舆论和文化上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国家政权来推动和保障的，主渠道，主旋律，主流媒体，党的喉舌等概念直视的反应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情况。但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思想观念呈现出空前的多元态势，信息来源与传播途径纷繁复杂，主流的传播力在今天大打折扣。其次，当今世界，随着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平民化和智能化程度的提高，通过无界网络传播生存观念和生活信息，已成为现代各民族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主要方式。与此高科技形态相反的是，我国大量传统文化精华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限制，被封存，被搁置的现象十分严重。再次，文化强势需要实力支撑，全球化增强了文化互动力，商品、娱乐、旅游都是传播文化的手段，更不用提各种媒体和文化产业，时时刻刻的传播着文化价值观。中国在价值观的继承、发展和传播上出现了混乱和断裂，是世界上十分少见的现象。

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展强大，文化上的创新与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多样性没有提供判断和区分的标准，应当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准，判断哪些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精华，哪些是必需批判、抛弃的糟粕，判断的标准不是西方或是东方，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而是文化的先进性和落后性。

世界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各民族、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文化，因而经济全球化将会使文化更加走向多元化，有的学者将这个多元化结局归纳为几大文化区，即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区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文化区。

二、文化本土化

综上所述，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是指各国文化共同存在、发展。不会以某个国家的强加意志而受影响，但是在共存的这个“地球文化村”里，各国的文化影响力和传播力有强有弱，文化永远在竞争中演变，以往历史上，曾有许多支文化被淘汰。那么积极发展和传播本国的文化，由文化“弱势”变成文化中的“强势”，在“文化村”里能占到多大的席位，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成为各国发展的焦点。文化的竞争同经济竞争一样，被提到了国家安全及战略层面上来。

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文化”是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这大体上可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层次。在这种国家文化利益的博弈中，决定国家安全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际文化环境，二是国家文化实力，三是国家文化战略。上面已经提到了前两种因素。现今，国家文化战略已经成为提升国家实力的重要战略。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对全球的无形影响和渗透，文化领域的扩张与反扩张、渗透与反渗透逐渐形成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免受异质文化的渗透、控制、同化和侵犯，保持本民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民族性和独特性以及本国意识形态的自主性。特别值得强调的是，美国有一套完整的、专门针对中国并力图瓦解中国人民意志与价值观的战略图谋。仅从美中央情报局对华《十条戒令》的部分内容就可见一斑。该戒令提出美国要“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条戒令》第一条)“一定要用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决定，衣、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十条戒令》第二条)“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头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条戒令第九条)。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单凭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拼斗，已经难以赢得各国尊重。独创的、传统的、与自然协调的人文力量将受到世界各国青睐。对任何国家来说，文化传统不仅对一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塑造出了与其它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最基本特征。琼斯认为，一国战略文化具有三层次:它的基本因素来源于地理，民族文化和历史变量;社会的经济特征;以及政治文化，这些变量的互动产生了一国的战略文化。

日本内阁所属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最近发表了一份《推进日本品牌战略》的研究报告，呼吁国民要大力向世界介绍日本的魅力，通过增强日本在世界的“软实力”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借助动漫，游戏，生鱼片等在世界的影响力增强“软实力”。在由委内瑞拉，乌拉圭，古巴等拉美国家共同组建的南方电台的播出打破了美国的新闻垄断，使本地的思想得以推广。法语已经成为“国策”。近年来，由于英语的人侵，法语在世界上的阵地逐年丧失。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法国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方式，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法语保卫战”。尽管法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捉襟见肘，但在推销法语方面却舍得花钱。

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首先在汉语传播方面，随着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汉语热正茬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汉语离世界上的强势语言已不远。而且我国在世界上主要国家开设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汉语。韦政通教授曾经说过，一种文化，它的辐射弧线愈广愈远，它的辐射力愈强愈久，可以证明这支文化的品质愈高、潜力愈厚。中国文化在唐代，西方文化在近代，都是很好的例证。要想使中国的文化继续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倒，就要改革中国的文化，发展创新民族文化，科学应对时代变迁。整合中国的文化，使文化也具有现代化。中国国家文化整合传播是在应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展现真实自我和树立和平形象，加人国际组织和溶人国际社会，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等现实需要和历史使命的推动下展开的，而这些现实需要的满足和历史使命的实现则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建立积极的国际认同，形成国际影响，形成全球范围的“软实力”作为支撑。

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 篇7

一、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冲突的表现及根源

(一)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先把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整体。”在这个定义中, 文化被视为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复合体。无论我们从广义上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生活方式, 抑或从狭义上把文化视为单纯的符号系统, 我们都可以发现文化并非是自然生成的, 而是人们为了生存必须适应外界环境, 以控制各种自然力量, 过有组织的群体生活, 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文化是人类社会性的产物。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也不难看出, 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不否认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

(二) 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化冲突的表现及其根源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种表现, 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错误解读就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的强势文化支配、吞噬其他弱势文化, 建立文化霸权以推行文化殖民, 目的在于获得经济、政治效益, 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世界。这种文化霸权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是文化主体间不平等的文化交往, 是当代国际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不平等格局的反映, 也是当代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所散布的“全球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这种“文化全球化”也是我们必须予以抨击和坚决反对的。

另一种表现即是价值观上的冲突。我们暂时把时间拉回到全球化之前的世界历史。各民族各国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专属于自己的稳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从而用这种价值观念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指导和规约人们的社会生活。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自己的轨道上不断发展自己。直到有一天, 经济的发展打破一国的界限,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世界各国都被不同程度地联系在一起。各个民族原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也都交织在一起, 从文化的交流开始就注定会产生文化的碰撞甚至是冲突。

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文化冲突究其根源不外乎与经济的事实中。正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阐述的那样:“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那么由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自然离不开经济因素的作用, 全球化给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带来的机会是不平等的, 再加上历史原因造成的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格局以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因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会给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也不利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任由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的发展, 必然会导致冲突加剧, 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和世界性的战争。因此,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寻找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共生将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全球化大背景下如何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共生”

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 任何一种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发生、发展、衰退、再生的过程, 这是一个客观的普遍规律。文化发展就是选择、吸纳、同化不同系统的文化成分并将其变成自己的构成性要素, 这在中国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都是屡见不鲜。因此,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着的系统, 它的发展、壮大永远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沟通和传播。这也正是使“文化冲突”走向“文化共生”成为可能的重要前提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按照这一思想, 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 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 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一思想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任何由于担心全球化会带来文化冲击和消极后果而主张在文化上“闭关自守”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相反, 为了把我们中国的文化发展壮大成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 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吸取营养, 来改革更新传统文化中一切过时的价值观念。

因此, 如何从当前这种“文化冲突”转向“文化共生”, 关键是各民族国家要转变观念, 放弃那种企图同化其他异类文化, 以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念,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创造出的全世界“和而不同”的文化发展局面。只有这样, 各民族国家才能既发展自己的文化又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贡献。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必然面临着程度不同的碰撞甚至冲突。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摆在各民族国家面前的是如何才能在激烈的文化冲突中站稳脚跟并且不断发展自己。因此,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文化共生是解决文化冲突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冲突,文化共生

参考文献

[1]王德胜.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化”的陷阱[J].东方文化, 2000, (5)

[2]段伟.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J].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2007, (12)

全球化“新常态”下的中国外交 篇8

希腊债务危机引发了对欧元区未来的忧虑。乌克兰危机使人们对欧洲安全乃至全球安全架构塌陷忧心忡忡。美联储将于年底前加息的信号，强化了全球资金回流势头，发展中国家金融再次面临流动性危机。

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势头迅猛，进入了新时代和“新常态”。凡此种种，需要各国进行深刻反思，并探讨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全球化“新常态”五大特征

之所以说全球化进入“新”时代，而且已成为“常态”，主要因其有以下五大特征：

一是随着全球化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至于是否能成为命运共同体，现在还难以下结论，因为这涉及各国在政治、安全、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入合作。

目前，全球生产要素的流动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看，都是空前的。过去那种“某国制造”的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除了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以外，工业产品和消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等都已经全球化、扁平化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

中国是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从全球范围计算，中国的顺差并不大，因为中国需要从世界各地进口大量的资源、原料和零配件，来生产最终的产品，再出口到其他各国。

二是“去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同步发展，全球化出现碎片化和无序倾向。

在世界贸易领域，世界贸易组织（WTO）已经名存实亡，作用式微。而各类双边和区域性自贸区安排却如雨后春笋般纷至沓来，包括《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中韩、中澳、美韩自贸协定等。有的已经结束谈判，即将进入实施阶段，有的正在积极推进。

再如，在核不扩散领域，超过190国签署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框架岌岌可危。条约规定的有核武器国家仅有五国，但事实上现在大大小小拥有核武的国家不下40个。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权威性和监督能力不断削弱。国际社会面对伊朗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重大挑战，只能依靠“临时性”的谈判机制。伊朗核问题靠的是6+1，即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德国加欧盟，而朝鲜半岛核问题则依靠“六方会谈”机制。

三是全球化打破了边界和领域的界限，使全球性挑战增多，风险和危害跨国界、跨领域传递速度惊人，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而国际社会团结应对的决心不强、机制不灵、办法匮乏。

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到至今还在发酵的欧洲债务危机（希腊就是最新的案例），从核武器和核材料扩散，到应对气候变化，各国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整体利益往往错配。人类利益共同体的意识依然淡漠。今年年底将在巴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各方对此期望很高。目前看，能否如期达成有实际意义、可操作、符合各国期待的协定，尚难确定。持悲观看法者也不在少数。

四是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资本主义依然主导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走向。金融资本主义虽然经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威风不再，但是金融资本继续控制着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支配着全球的利润财富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只要国际体系包括全球治理体系没有重大调整，这一局面就难以改观。

五是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已经外溢至政治、安全、社会等其他领域，经济停滞、失业高企、债务沉重、贫富差距扩大等经济顽疾成为导致许多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国家破碎的主要根源。

中国应对“新常态”的五大重点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卷入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的重要一环，现在正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核不扩散条约》规定的五核国之一、20国集团（G20）核心成员，2016年将接任G20轮值主席国。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性大国，责任重大，需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补充和完善，以适应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化“新常态”。重点可以从五个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相关机制的改革、补充、完善。

一要增加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包括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决策权和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份额的改革与调整首当其冲。二要加强大国之间的深入合作，增加共识和互信，尤其是中美两国需要减少疑虑和摩擦。现实是，全球治理离开了中美的合作将“寸步难行”。我们需要考虑“G2+”的模式，来处理许多棘手的全球挑战。

其次，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减少过度依赖美元的跨国金融风险。金融是经济运行的命脉，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教训太刻骨铭心了！金融危机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以后，对金融体系改革的势头明显减弱。这点需要引起G20的高度关注。

G20应该加大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协调；主要储备货币国应该有大国担当，负起稳定货币币值和利率的责任；大宗商品定价货币需要实现多元化；全球金融监管要继续加强，IMF和金融稳定论坛（FSB）等要按照G20的授权，制定监管规定并加强各国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尽快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国自身则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第三，尝试并推广新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模式。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引下，倡导并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构想。这是中国在总结近年来全球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核心，提出的全新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模式，以期与沿线国家结成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商定，将“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就是体现了这种合作共赢的精神。

中国积极推动、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上海合作组织银行等，有的已经成立，有的即将问世，标志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希望补充、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以亚洲为例，到2030年就需要基础设施投资11万亿美元。

第四，国际社会需要高度重视发展议程。可以说，没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有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这是常识，但也是过去被长期忽视或者“口惠而实不至”的领域。

今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收官之年，9月联合国将制定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目前各方正在紧张地谈判。各国务必重视这些目标的制定和实现，加大一国国内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扶贫减贫力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大国，不仅要继续大力提供国际援助，更要与各国分享自身的发展经验。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访问蒙古时所说，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和“快车”。

最后，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及其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运用“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思想”和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并身体力行，提供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合适技术、产能及配套资金。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现代化”，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相辅相成，密切相关。我们需要有全球主义的胸怀，有大国的担当，站在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