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精选9篇）
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话语情结
一、“中国话语”的.可能旨趣 虽然“中国话语”四个字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地使用,但的确尚无一个比较明确的统一的内涵.要对某一问题想“有所说”,就应该对此问题的一般性含义有所界定.那么,“中国话语”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显然,对“中国话语”提出的背景作一简要考察和检讨是很有必要的.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河北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HEBEI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 关键词：有关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热点, 而作为有思想、有文化的一代, 当代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显然值得关注。我在某大学校网论坛上看到了一个关于“处女情结”的争论, 参与发言者基本为男生, 只有一位网名为Line的女生参与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出, 参与讨论的男生基本都抱着“女性在婚前不应有性经历”的态度, 为男性的“处女情结”辩护;而Line则试图用各种理论来驳斥他们的观点, 认为“处女情结”是幼稚而可笑的。他们的讨论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社会对该问题的一个缩影, 即大部分男性或多或少都认同“处女情结”, 而大部分女性羞于公开谈论该话题, 少部分敢于提出异议的女性则往往会遭到男性的围攻。
二、中国“处女情结”的历史渊源和社会传统
大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禁忌的话题。事实上, 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 前4000年对性的态度都是宽容甚至肯定的。春秋时期, 国人的性观念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无欲论, 认为人无欲则无求, 无求则无烦恼;第二种是儒家提倡的节欲论, 即在肯定性欲的基础上进行节制, 使之有益于“生”;第三种是以道学家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 主张纵欲, 认为欲是自然的需求, 人生苦短, 应及时行乐。但不论是哪一种态度,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平民百姓, 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性”。
到了汉代, 性被认为是男女间的私事, 不宜在大庭广众下讨论, 但也没有被看成是淫秽不堪的事物。同时, 汉代对于女子的婚姻问题持相当宽容的态度,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中可见一斑。以著名的《孔雀东南飞》为例, 女主角刘兰芝被婆婆休回娘家后, 仍然有许多达官贵人上门提亲, 这说明汉代对于女性的改嫁没有限制, 也不存在对改嫁女性的歧视问题。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 女性的贞洁是被提倡的, 但对此并没有严格限制。
真正对于贞洁的强调始于宋代。以朱熹和程灏为首的学者重新解读了儒家学说, 推出了“程朱理学”。该理论随后获得了广泛传播, 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统治和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程朱理学”呼吁“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 认为女性应该遵从丈夫的所有指示, 且无论婚前、婚后或丈夫死后都应保持贞洁, 即守节。在众多对女性的限制中, 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对婚前贞洁的重视, 即所谓的“处子之身”。守节的女子可以获立贞洁牌坊, 被人称颂, 而所谓不贞的女子则遭世人唾弃和辱骂。这样的思想到了明清时代愈演愈烈, 甚至到了今天, 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心中还是存在着“处女情结”, 即希望自己未来的妻子能保持处子之身和自己完婚。
三、福柯“知识与权力”理论对中国贞操观的解读
法国思想家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阐明了关于“知识”的理论:“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 任何事物或行为存在的唯一目的, 就是有意义且成为话语中知识的对象。因此, “处女情结”和“贞洁”只存在于有关这些词语的话语之中。
在此, “处女”已经不再指特定的物理上的人, 而是一种概念化的对象, 借由这一通道向人们施加各种限制。“贞操”一词被概念化和神圣化, 上升到比生命还重要的高度, 成为不可置疑的真理。但究竟什么是“真理”呢?福柯认为, 真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历史范畴。事物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有意义或具备真实性。因此, “贞操”并非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一成不变的客观事实, 而是在某一限定的话语构成下才表现为一种有意义或可以理解的构成。“贞操”观念在宋代之前并没有被过度神化, 因此在那时, “守贞比生命重要”的观点并不会被认同为“真理”, 而这在当代的西方社会同样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因此, 关于贞洁的知识和实践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和特定性, 在特定话语之外并不是有意义的存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按照自己的信念、价值观等构建“真理制度”, 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说出真理, 而是进驻真理, 并使其成为所谓的“真理”。
如果要探寻“守贞”成为垄断性话语的原因, 以及对于违反该话语之人的反应, 就不得不提及福柯对于“权力”一词的重新定义。在传统定义里, 权力是单向的———从统治阶级那里传递, 由上至下进行贯彻。这样的权力和司法系统相关联, 形成一种固执的法规, 主要通过惩罚和杀戮来维持统治秩序。这种权力以鲜血和暴力为象征, 实施过程往往伴随着武力、折磨和死亡。违反规则的人将在公众面前被施以惩罚, 比如中国在菜市场将犯人斩首示众, 西方把异教徒绑在火刑柱上施刑, 等等, 都是为了让人们聚集起来观看别人的死亡过程, 即让大批人群观看少数的目标对象, 以“展示性”的方式来规范社会。
按照传统的权力理论, “贞操”和“贞节”应该属于政府问题, 即统治阶级会采取惩罚的手段来处置那些没有守贞的人。在西方历史中, 不守贞的女性确实曾一度遭受严酷的刑法迫害, 而在中国,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女性自身坚信贞洁比生命更重要, 并不需要靠惩罚来贯彻。比如在宋代, 常有牺牲生命以保持贞洁的女性。那些为了守贞而自尽的女性往往会获得官吏和众人的尊崇, 人们甚至为她们设立贞节牌坊来表彰她们的行为。从这点来看, “贞操”观念已经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脑海, 这点用单纯使用暴力控制的传统权力理论无法解释, 因此有必要引入福柯提出的崭新的权力观念。他认为, 权力“并非以链条形式发挥作用———它是一种循环”, “……权力是通过一种网状结构的组织来实施并实现的”。权力永远指关系中的权力, 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福柯定义的权力和传统权力不同, 如他所说:“到1830—1848年间, 当众处决行为已经几乎彻底消失了。”他用著名的边沁环形监狱说明了权力的运作模式。在环形监狱中, 所有的犯人都分布在单人囚室里, 无法看到身在了望塔中的监视者或别的犯人, 但监视者却能轻易看到所有的犯人。福柯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放大的、更趋完善的环形监狱, 即他口中的“规训社会”。环形监狱固有的这种权力运作机制 (即全景敞视权力) 是规训社会最常见的权力机制。这种权力渗透到整个社会机制之中, 它是监督式的, 也是生产式的;是控制式的, 也是增强式的。它和君主式粗暴地针对肉体伤害的权力截然不同。君主式权力的目的是消灭和抹擦, 而规训式权力的目的是产生效用, 让对象变得有用和有效, 通过话语对每一个个体发生作用。相对于古代的“展示性”权力社会而言, 现代的规训社会是“监视性”的, 让少数人, 甚至是一个人能在瞬间看到一大批观察对象, 每一个人都处在权力的监督和观察之下,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被改造、驯服。
这种新的权力并非是对个人身体上的暴行和处决, 而是规范他说话行事的方式。表面看来, 每个人都在抒发自己的想法, 而从根本上来说, 任何所说的话都打上了对已知知识体系的“理解”的烙印。这样的知识体系通过各种话语, 控制并规范每个人的言行。福柯用“生物权力”这一称呼来指代这种作用于个体的新生权力, 因为它已然和我们的血肉融为一体, 形成一种自发性行为。这种权力可以以任何形式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效力。由此, 我们可以得知为何“贞节”和“贞操”情结会在中国人的脑海中如此根深蒂固:有关“贞操”的话语形成一种知识, 通过生物权力的形式对每一个个体产生影响, 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旧存在。从附录可以看到, 参与讨论的男生体现了生物权力对人们的影响, 如:“我不知道现在的女性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男人改变了女人, 还是女人在寻求更新的自由而不断地挑战传统的底线?”“其实这样的道理男性都懂。不过很多时候无论是历史因素还是社会环境, 很多男性都不愿意接受。”
四、西方“性话语”的历史转变和后现代女性主义
西方历史上, 对于“性”的话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古希腊对于性完全没有任何限制, 甚至连同性间的性行为也是得到尊崇的。这点从古希腊神话中可见一斑:其中所有的神只在现代人看来, 都是乱伦的产物。那是一个享有绝对性自由的时代, 性行为本身也被神圣化。随后, 随着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 禁欲主义盛行于整个欧洲, 也就是所谓的中世纪时期。在那时, 性被认为是邪恶和淫秽的事物, 是人的原罪, 只有为了繁衍后代产生的性行为才是可以宽恕的, 任何婚前或婚外性行为都被严格禁止, 而贞操则被提高到了绝对的高度。如《圣经·申命记》中所说:“但这事若是真的, 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 (22:20) “就要把那少女带到她父家的门口, 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把她打死, 因为她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 在她父家行了淫乱;这样, 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去。” (22:21) 此外, 在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进程中, 有无数年轻女性以“女巫”之名被处以火刑, 原因仅仅是因为她们长得太过美丽, 对于他人能产生性吸引力。
这种对性的压抑态度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直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随着对人文主义的推崇, 人们开始意识到性本身并非罪恶。当时的艺术作品, 尤其是绘画和雕塑, 开始描绘裸露的人体。然而到了19世纪, 即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贞操观念重新被提倡, 女性地位明显低下, 而性则成为社会的禁忌话题, 人们不能离婚, 手淫也被看作是对上帝旨意的亵渎。正是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弗洛伊德发现了控制性人格、神经症人格与性压抑的联系, 从而创立了“泛性论”学说, 为解放人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对性的态度最具戏剧性的转变则是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的“性解放”运动。“性解放”运动刚开始只是反对性别歧视, 为女性争得和男性相同的权力、地位和婚姻自由。随后, 人们逐渐接受了“性行为只是一种与生俱来个人行为和权利, 任何个人和社会都无权谴责或批判”, “贞操观念是荒谬的, 应该提倡婚外性行为和同居行为”等观念。因此, “性解放”便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话语, 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性相关话语产生了极大冲击。
另一个对中国传统性话语产生冲击的是女权 (性) 主义思潮。在这里有必要区分现代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现代女权主义源自女性想与男性享受平等社会权利的要求, 以“平等”为关键词, 侧重点在于为女性赢得选举权和财产权, 反对父权社会。但这些政治上的成功并不能消除基于生理特征的“女性特质”所造成的女性社会角色的差异, 即认为女性的最佳角色是妻子和母亲, 家庭才是体现女性价值的真正所在, 而教育和工作会阻碍这种价值的实现。社会性别 (gender) 和生理性别 (sex) 不同, 而后者却是前者产生的基础。在中国, 这段时期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是争取婚姻自由。
然而, 现代女权主义很快就遇到了瓶颈。一方面, 它承认男女的生理差异, 另一方面, 它又要求和男性相同的权利和机遇, 这就造成了女性社会身份认同的障碍。因此, 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思潮开始涌现, 代替了以前的“性别两分说”, 认为生理性别不是天然的, 而是被构建的, 社会性别是行为表现出来的, 而非本身固有的,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都是在特定情境或实践中产生, 关注重点不应放在整体而应是具体的个人。男女性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呼吁以“平等”来掩盖其差异, 而是承认并鼓励这种差异。同时, 我们不可能要求世界上任何一个女性都对同一问题有相同的观点, 她们可以拥有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实践。
同时, 福柯的生物权力理论也为后现代女权主义带来了重大启示。后现代女权主义认为, 女性生活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压力之下, 因此会遵从规训的行为模式, 让她们自己呈现被“驯化”的面貌。而之前的现代女权主义则陷入压制和禁止的模式, 其逻辑是建立在父权压制的基础上的。比如, 如果一个女性进行了整容手术, 现代女权主义可能将之解读为男性命令女性去接受手术, 而女性这样做的目的纯粹是出于男性的要求, 是个纯粹的受害者。而按照福柯的权力理论, 同一件事将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女性接受整容手术, 并非来自男性的强迫, 而是纯粹自发的行为。正如福柯关于“规训性凝视”的观点, 仅仅是规训的凝视即可让个体成为自身的监视者, 而这种表面上自上而下的监视实际上是由他本人实行的。
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以性观念为例, “性”在西方历史上长期被视为一种罪恶, 失去贞洁的女性将遭受严厉的刑罚。福柯研究了17世纪以来的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自白, 发现人们为了忏悔和反省, 必须无休止地谈论性, 谈论与肉欲相关的事情, 并且事无巨细。因此, 有关性的话题事实上并非被压抑而是被加强了, 这种性话语的增加, 最终道致了性知识的建立。可以说, 西方历史上对性和贞洁话语的限制, 主要采用的是传统权力对肉体的伤害性。因此, 当性解放运动兴起后, “性”的“罪恶”属性被彻底抹消, 将人们从传统权力的伤害中解放出来, 人们可以尽情享受性带来的快乐而无需担心受到惩罚。因此, 西方的性解放运动可以看成是一场性“革命”, 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中国一贯盛行的是“耻感文化”。在中国, 性本身从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 而只是一种不应被谈及的禁忌, 那些谈论性的人应该感到羞耻。有关贞洁的话语同样如此。在程朱理学影响下的中国女性如果在婚前丧失了处子之身, 并不会像中世纪的西方社会那样被惩罚或处死, 而是会遭到别人的谴责和批判, 包括来自家庭和邻居的批判。这样一种“耻感”, 尽管没有任何身体的惩罚形式, 但对个体的精神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和痛苦。这种“耻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生物权力, 在一点一滴中渗透了每个人的思想。因此, 当性解放传到中国后, 并没有产生在西方社会同样的效果。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对性观念的差异相当明显:在西方, 谈论性是很正常的事, 而中国人仍然羞于谈论, 尤其是女性之中;在西方, 有许多关于性的学术性话语, 而在中国, 性仍然属于私人领域, 敢于公开谈论性的人还是会被人中伤和误解 (比如李银河) ;在西方, 女性会因为达不到高潮而去见医生, 而中国女性恐怕有很多根本不知高潮为何物;在西方, 同性恋者在长期被视为“罪犯”之后终于得以公开“出柜”, 而在中国, 同性恋从来没有被认为是非法的, 同性恋者所需忍耐的只是来自普通人的嘲笑和歧视;在西方, 对“贞操”的重视早已成为历史, 而在中国, 有关“贞操”的话题却能激起广大范围的讨论。在许多中国人的眼中, 婚前失贞就等于性行为的随意, 因为女性无法用处女膜的完好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正如文章开头所提的某大学校网论坛中一位男性大学生所说:“至于是不是处女总会让人想到她的过去, 总会让人怀疑是人品或者其他方面有问题吗?并不是生理上的异同那么简单。”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现代女权主义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 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反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包办来达到“性别平等”。直到今天, 很多中国人还是狭隘地认为所谓女权主义只是某些激进的女性聚集起来要求获得平等政治权利, 且对那些没有站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女性进行抨击和谴责。因此, “女权主义者”反而成为了某种带有贬低意义的词。在中国, 被称为“女权主义者”的女性往往被误视为一种傲慢、毫无女性特质且难以相处的负面形象。这样一种对于“女权主义者”的歪曲形象理解源自对“女权主义”这一定义的知识匮乏。人们并不清楚女权主义自身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早已抛弃了所谓的“平等”而转向“多样化”。而当论坛中唯一的女生提到“女权主义”一词的时候, 所有聊天的男生都变得非常不耐烦, 对这一词语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而该女生所指的“女权主义”, 也只是想表明男女应该平等, 仍旧属于现代女性主义的范畴, 因此当男生进行反驳:“只不过, 女权主义是争不来这方面的公平的, 毕竟生理因素。”, “更多的时候女权主义似乎不只是停留在为女性争夺一些权益上吧, 似乎更应该侧重提高女性的自我意识”, 该女生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五、结语
本文无意讨论“处女情结”的是非问题, 只想以批判话语分析理论为指道, 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一话语产生的根本原因。综上所述, 当代中国关于“处女情结”是非的讨论, 其实是传统话语和现代西方话语碰撞后的产物。有关“贞操”的话语早已成为一种知识体系, 以生物权力的形式内化并作用于每个人, 让人们不断地自我监督、警醒。而西方社会关于“贞操”的话语主要是通过传统权力的暴力威慑和惩罚方式作用于个人, 因此当性解放和女权主义思潮消除了人们对“性”的罪恶感之后, 有关“守贞”的话语体系也就被打碎了, 取而代之的是“性解放”这一新的话语知识体系。因此, 现代的西方人已经不会再对“处女”、“贞操”之类的问题过于关注, 这类讨论也不足以上升到话语的高度。反观中国, 由于生物权力对个人产生的效力远远大于仅凭物理威慑的传统权力, 因此“贞洁”观念在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而同时, 受到了“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 一些女性开始主张“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 想要反抗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束缚, 这样两种矛盾的话语体系在不断交锋, 因此整个社会表现出对“贞操”问题的不同立场和对立观点, 也让“处女情结”问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摘要：几千年来, 中国人一直受到儒家学派的影响, 对女性的婚前贞洁一直非常重视。然而在各个文化理念相互碰撞的今天, 这种观念受到了以“性解放”和后现代女权主义为主的西方话语的冲击, 造成了人们对婚前贞洁观点的争议。本文试图以一网络辩论为切入点, 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处女情结”问题。
关键词：当代中国,“处女情结”,“性话语”,女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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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南海维权 国际话语权 国际传播
以2012年的中菲黄岩岛事件为标志，中国的南海政策从过去强调维稳，转变为维权与维稳的动态平衡。此后先后经历了仁爱礁事件、“981”事件、岛礁建设等一系列维权行动。与历次维权行动相伴生的是，中国被菲越美等国贴上了“强势”“不遵守国际法”“破坏地区稳定”等标签。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增多，以及菲越美等国联合对中国维权行动的指责，增加了中国进行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南海维权行动中国际话语权的界定
国际话语权概念在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都有运用，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提出话语即权力，认为话语权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而得以运作，通过语言的运用而得以体现。关于话语对客观世界的建构，美国新闻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现实世界太过复杂，民众只是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环境”中，而非现实世界。话语权决定了现实世界如何在民众的头脑中得以呈现。对于中国南海维权行动来说，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描述和演绎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权力。
现阶段，对于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利用新聞学的特定理论，选取若干媒体，对媒体在报道南海问题时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例如，廖雷以信号传递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主流媒体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沈国麟和王倩以中菲仁爱礁事件为例，研究了中国媒体报道此次争端时的话语结构以及这种话语结构在美菲等国媒体的“二次传播”效果；张昆和陈雅莉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分析了东盟英文报纸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甘莅豪通过媒介话语分析，研究了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吴瑛等人以南海航行自由为例，分析了周边国家如何建构南海争端的议程。上述研究表明各国媒体在报道南海问题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呈现，而是受到国家利益、固定成见、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
现有研究以媒体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虽然有利于理解南海问题报道中信息传播的过程，但却忽略了各国政府和学者分别作为南海维权行动报道中的重要信息来源和论证来源的作用。与一般的国际新闻事件相比，国际媒体和公众难以通过亲自调查的方式获得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的详细信息，其信息一般需要通过中国以及菲越美等国的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发布。同时，南海问题作为涉及复杂的历史、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的国际性问题，一般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才能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因此，在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报道中，首先，政府成为主要的信息源，媒体难以通过自身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其次，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学者的专业分析与论证构成了媒体报道意见倾向的主要依据；第三，媒体对各国受众的影响受到不同国家利益的干扰，导致媒体在塑造受众看法上的作用降低。当然，媒体在决定哪些政府和学者的观点能够获得更为广泛地传播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议程设置作用。
二、中国争取南海国际话语权的主要策略
在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以外交部为代表的政府机构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2012年之前，坚持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低调处理的姿态。黄岩岛事件之后，随着南海维权行动的增多，中国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到信息发布中，通过提供更多符合国际法的、针对菲越等国行为弱点的信息，进而影响国际话语对中国维权行动的描述和演绎。
南海维权行动数量和类型的增多，促使中国逐渐加强了向国际社会传播中方南海维权信息的力度，多个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信息传播上进行合作。这一转变在黄岩岛事件期间已初露端倪，并在“981”事件期间获得了明显展现“981”事件期间，在国内层面，除了外交部发言人之外，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和印尼外长马尔迪（Martv Natalegawa）通话，介绍了与“981”事件相关的历史经纬，事实真相及中方原则立场。②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多次单独或联合中海油相关负责人举行专门的记者招待会，解释了中方钻井作业的合理性，并揭露了越南出动船只、潜水蛙人、释放障碍物威胁中国人员和国际正常航行安全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向国际社会发布了专门的《“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文件，详细阐述了中国“981”钻井平台的位置，越南的挑衅行为，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沙群岛的管辖以及越南当局在历史上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在国际层面，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欧盟等国通过接受媒体采访或发表文章的方式阐述中国的立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通过多次照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发言等方式，对越南出动大批船只干扰中方作业以及纵容国内不法分子破坏中方在越企业的行为予以了揭露和指责。“981”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政府多部门利用多种场合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信息的趋势，成为中国争取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新常态。这在随后的南海岛礁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同样地展现。
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益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维权行动，有利于证明中国南海维权行为的合理性和防御性，避免“中国强势论”。黄岩岛事件期间，中国强调事件的起因是菲律宾使用军舰试图抓扣普通的中国渔民，突出了菲律宾在民事行为中非法使用武力的形象。“981”事件期间，中国强调钻井平台的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为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至156海里，两处作业位置均位于无争议的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突出中国的钻探作业是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南海岛礁建设期间，中国强调中国的岛礁建设规模与在南海承担的海上搜救、航行安全等国际责任相称，并愿意邀请国际社会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突出中国岛礁建设的民事性质和国际公益性质。
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为依据，不以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非法侵占造成的所谓“事实占领”而改变。因此，中国在维权过程中多次针对菲律宾、越南南海声索和行为的缺点与弱点发布相应的资料，揭露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的非法侵犯。在黄岩岛事件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不仅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国际条约不包括黄岩岛，而且菲方也曾明确表示黄岩岛不在其领土主权范围以内。这突出了菲律宾对黄岩岛的声索不符合国际法。在仁爱礁事件期间，中国强调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撤走坐滩军舰，而现在却企图对军舰非法加固，不仅违反承诺，还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相关规定。“981”事件期间，中国强调越南当局在历史上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并公布了相关历史文件。南海岛礁建设期间，中国强调菲律宾、越南早已在南沙岛礁进行了大规模填海造地修建固定设施部署进攻性武器的事实。
三、中国在南海国际话语权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中国政府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和传播南海维权行动基本信息以及反击菲律賓、越南、美国等国的污蔑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原本可以向国际社会论证中国维权行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内学者，以及可以向国际社会及时传播中国南海维权信息的国内媒体却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中国学者和媒体在国内对南海问题关注度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在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这反而容易对中国政府南海维权行动的灵活性造成压力。
近几年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吸引了中国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持续增加。以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数据库为例，以2005-2014年十年为时间跨度，以“南海问题”为主题进行检索。数据库显示符合条件的论文在2005年为76篇，2006年为73篇，2007年为74篇，2008年为60篇，2009年为68篇，2010年为125篇，2011年为208篇，2012年为498篇，2013年为278篇，2014年为367篇。可以看出，关于南海问题的学术论文数量自2010年开始快速增长，在2012年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保持在一个高位。
与上述国内学术繁荣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能力在国际水平上还稍显不足，尤其是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排在前50名的智库中，仅有3家是中国智库。同时，在国际社会上能够代表中国就南海问题及时发表有力见解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数量依然较为有限。一方面，鉴于众多学者是在近几年才进行南海问题研究的，学术积累尚有欠缺，能够熟练地参与国际交流，并且就南海问题发表英文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学者数量太少。在已发表的英文学术论著中，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南海权利的论述，属于一种静态的观点描述。因此，在黄岩岛事件、仁爱礁事件“981”事件，岛礁建设事件发生时，中国学者能够及时在国际学术界发表成果的事例还不多。另一方面，学者在论证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与国际法契合度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使得中国学者的很多文章存在大量的重复性观点。这不仅造成了人力和资金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难以满足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合法性的需求。
国内媒体作为塑造民众舆论的重要媒介，在报道南海问题的文章数量上也经历了快速增长。在中国知网的报纸数据库中，以2005-2014年十年为时间跨度，以“南海问题”为主题进行检索。数据库显示符合条件的媒体报道数量在2005年为3篇，2006年为3篇，2007年为7篇，2008年为7篇，2009年为20篇，2010年为96篇，2011年为318篇，2012年为367篇，2013年为217篇，2014年为255篇。可以看出，国内媒体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数量在2010年开始迅速上升，在2012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并在随后的年份里维持在一个高位。
国内媒体在报道中国南海维权行动时，主要信息源来自于以外交部、国防部等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主要传播渠道是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官方色彩浓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信息的信任度。同时，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与美国相比还比较弱。这造成中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南海维权行动时，针对国际社会的信息投放和议程设置能力仍然比较薄弱，最终导致中国媒体在国内拥有看似“繁荣”的南海问题报道“景象”，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国际话语权。
国内学者和媒体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在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插手南海问题后开始急剧增加，在2012年随着中国维权行动的展开而达到近几年的最高点，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国内民众在南海问题上的爱国主义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中国学者。媒体以及民众对南海问题关注度的增加，难以转化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造成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在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上存在明显的落差，反而可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灵活调整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四、菲越美三国对中国南海国际话语权的挤压
在南海维权行动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中国主要面临着来自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的联合挤压。在信息发布上，菲律宾，越南两国政府的发声频率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菲越两国的高级别政府官员经常针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发表看法。美国政府经常站在评判者的角度对中国的维权行动进行指责，尤其是以双重标准多次指责中国的维权行动，却对越南、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在信息传播上，菲律宾借助其使用英语的优势，其学者和媒体针对中国维权行动发表大量的评论性文章：越南则自2009年开始连续举办年度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成为越南向国际学者宣传其南海政策的重要平台。同时，美国利用其强势的学术和媒体优势，在塑造有利于菲越的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上对中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相比，虽然综合国力较弱，但菲越两国政府的高级别官员经常就南海问题为本国行为辩护，并对中国的维权行动进行指责。在黄岩岛事件期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称，中国在黄岩岛的行动将危害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商业活动，所有国家都应该关注中国在黄岩岛的行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 III）宣称，“我们要向全世界表明，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Voltaire Gazmin）则叫嚣，菲律宾将为“保卫领土”，与中国斗争到“最后一人”。“981”事件期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Truong Tan Sang）、越南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等越南主要领导人分别针对中国的“981”钻探活动发表了谈话。阮富仲宣称，“很多人问我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我们应该为所有的可能做好准备”。张晋创称，中国单方面违反两国高层领导达成的公示，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一向在对华政策上较为强硬的阮晋勇则表示要把中越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与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相比，这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讲话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传播范围更广，在争夺南海话语权时也更有“优势”。
与中国相比，菲律宾和越南的媒体与学者在帮助本国争夺国际话语权时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菲律宾拥有像《菲律宾星报》（The Philippine Stal）、《每日问询者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马尼拉时报》（The Manila Times）等一大批可以独立发布英文报道的媒体。当中菲在南海发生冲突时，这些英文媒体可以迅速地把有利于菲律宾的信息传播给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熟练的英文运用能力使菲律宾学者在向国际社会及时宣传本国南海政策和主张时，比中国学者拥有更多的优势。越南虽然没有英文优势，但越南政府大力扶持越南外交学院（Diplomatic Academy of Vietnam）、越南律师协会（vietnam Lawyers Association）等机构从事南海问题研究，并创办了专门的南海研究网站，分别以英文、中文、越南文搜集支持越南南海主张的新闻报道、学者文章、各国政府言论等。越南自2009年開始连续举办的年度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已成为各国学者进行南海问题学术交流以及越南宣扬本国南海主张的国际平台。“981”事件期间，越南借助这一平台迅速组织了专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与会学者参观“被中国撞沉的渔船”。
美国针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一方面扮演着观念制造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发挥着舆论传播渠道的角色。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却不顾客观事实一味地指责中国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对于中国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建筑材料的行动，原本是菲律宾企图通过加固坐滩船只，增强其对仁爱礁的非法侵占。美国却提出菲律宾自1999年起即在仁爱礁保持存在，因此菲律宾有权向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生效之前的地点实施定期补给和人员轮换，进而指责中国对菲律宾船只的阻拦破坏了南海地区现状。“981”事件期间，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发言人以及国务卿等不顾越南派出大量船只企图破坏中国981钻井平台的事实，反而指责挑衅行为主要来自中国。针对中国的岛礁建设，美国对于菲律宾、越南多年来进行的岛礁建设视而不见，却指责中方近期填海造地的大小、范围与速度大幅超越其他国家。
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还进一步通过美国学者、智库、媒体等渠道进一步扩散。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拥有诸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世界知名的智库和研究所，拥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自2011年开始举办的年度南海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以及诸如国家利益杂志这样关注南海问题的学术性新闻网站。在信息传播上，美国拥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世界性的新闻服务机构，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世界性的知名报纸。因此，美国学界在南海问题上的研究实力以及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远远超过中国。这使得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指责极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导致中国的观点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有效认同，造成中国在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提升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国际话语权的对策
在南海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国的南海主权依然不时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必然会继续进行。这增加了中国争夺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以解决在南海维权行动中向国际社会传播什么以及怎么传播的问题。
从政府层面来讲，这首先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做好协同合作，对维权行动进行综合性的预案研究，对未来维权行动中可能涉及的问题提前准备应对措施，以便在维权行动过程中，可以迅速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相关信息，让中国提供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占据国际媒体的报道，才能避免中国的维权行动被菲律宾、越南，美国发布的信息所建构。其次，在坚持提供基本的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对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南海地区稳定的行为提供更加形象的图片、视频等资料，更为详实的资料可以对菲律宾、越南等国混淆视听的言论进行有效反击。第三，现阶段，我国驻外使馆在向所在国和国际组织解释南海维权行动时尚未形成制度性的安排，未来可以考虑在影响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重点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常设性”的信息发布制度，以便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向所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介绍中国的维权行动。
从学者层面来讲，鉴于中国学界研究南海问题人数增多但对外影响力较弱的现状，首先通过学术奖励机制的引导，促进部分学者在提升中国的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为学者参加南海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和专著提供更多的动力。其次，建立专业性的南海问题智库，把全国研究南海问题的人才力量有效地汇集起来。一方面分工协作，避免研究工作的重复浪费；另一方面重点突破，及时为中国的维权行动提供丰富科学的论证资料。第三，打造年度性的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不仅可以向参会的外国学者更加近距离地宣传中国的南海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设定会议议题等方式，邀请外国学者就中国关心的历史性权利与国际法的契合度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共同开发问题等献言献策。
从媒体层面来讲，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尚难以支撑中国赢得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权。鉴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在国外的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以及受众的接受度等难题，中国可以首先借助网络媒体运营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的特点，打造一个专门报道和研究南海问题的精品网站。这个网站一方面要做好政府网站的信息整理和翻译工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南海主权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在考虑立场公正性的基础上，把网站建设成为中国学者发表关于中国维权行动英文时事评论的平台，进而成为各国学者获取南海问题有关信息的权威网络平台。
结语
能否赢得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事关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现阶段，在南海维权行动中，中国政府各部门在信息发布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学者尚未充分发挥在国际社会上论证中国维权行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作用，媒体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维权信息时也面临着受众范围有限的困境。自身的不足，加上菲律宾，越南。美国等国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国际话语权的联合挤压，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学者、媒体在信息的发布、话题的建构、观点的论证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同合作。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思想
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思想.一是整体观点,即把世界和人看成是一个整体,主张用整体的观点看问题.二是矛盾观点,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研究问题就要研究对象的.两个方面.三是运动变化的观点,即认为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事物的运动变化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形态,“反复”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
作 者：曾庆福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河南,郑州,450002刊 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NAN FINANCE & TAXATION COLLEGE年，卷(期)：17(1)分类号：B2关键词：传统哲学 辩证思维 整体观点 矛盾观点 运动变化观点
建筑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化和思想。中国传统建筑装饰通过图画、象形、表意、表音的形式表达文化内涵。在中国传统建筑创作中，充分照顾到传统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人文精神，创造出了有民族特色的、符合当地人群生活习惯的、并具有多种文化特征的建筑风格与建筑环境。中国古建筑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性格，表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而俊秀、博 大而亲切、神秘而浪漫的特征。中国古建筑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注重人生（现实），强调“实用理性精神”，加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尚 俭的民族，这种价值观，表现在建筑艺术上，则是一种很现实的实用观点，即“适形”与“便生”。
中国古建筑的适形而止，是以“度”为基础的。“度”即是建筑物的尺度、造型、体景以及施工过程中的重要参数。对“度”的规定在《考工记》中就有规范：“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车九，宫中度以寻.....”。中华民族的“实用理性精神”，决定了其审美尺度是人性的尺度，中国人把与生活联系的最紧密的住宅审美功能作为最基本的尺度，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建筑的“度”，使从建筑到城市，都在统一中变化，而这种变化统一，都是以人性的尺度去创作、认识、欣赏的。
“便生”，就其意来讲，一是指便于现世的人，二是便于生活。这种思想，也是中国哲学思想中重要现实人生的写照。从皇帝的寝宫，到衙署的后宅；从寺庙的方丈院到村野的农舍，虽等级千差万别，但其“便生”的思想，却有许多相通之处，都是从生活的方便，生活环境的良好出发，创造出便于人生存、生活的空
中国古建筑始终是以现世的君权为核心，渗透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如城市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所有建筑不论大小通常按礼制来建设，这些建筑都是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街道纵横正支，方格严整，全城对称均衡，外廊方正。如明、清的北京城，唐代的长安城，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礼制观念。左右对称是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显著特点。中国建筑无论是单体还是群体，往往都有一个中轴线，整个建筑或建筑群是沿中轴线按左右对称的格局分布的。这种布局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严谨正统的感觉，因此，皇家的宫殿、陵墓大都采用这种布局方式，著名的故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故宫南北方向有一个明显的中轴线，在这个中轴线上，依次布列了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等建筑，中轴线的两侧分布着朝房、太庙、社稷坛、东西六宫、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性建筑，它们基本上是东西对称的。古代的合院式民居，纵向也有明显的轴线意味，横向则左右大体匀称，主要建筑物如厅、堂、长辈住房等，排列在中心轴线上，附属房屋则分列两旁。坐北朝南也是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另一个特点。尤其是古代统治阶级的宫殿或是府第，它们的大门都是面向正南，院内的主要建筑也是坐北朝南的。这种现象和建筑思想至今仍然
可见，许多地方的政府大门还是面向正南。
实际上，这种带有礼制性质的建筑制度，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和《礼记》的宫室制度就是当时的宗法礼制在建筑上的物化。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等级观念除了体现在布局方面之外，还体现在建筑的规模以及室内外的装饰、装修上。孔子曾批评管仲用国君专用的“树塞门”为越礼，批评臧文仲建造住宅时用“山节藻棁”为不智，说明建筑上的礼制观念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这种礼制观念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时期的中国古代建筑。
在以儒学思想为统治思想的中国古代，视乐观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孝悌，上至君臣，下至每一个家庭，都很强调这种尊卑秩序。这在中国传统住宅建筑中也有深深的痕迹，中国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在建筑物中寄寓着浓厚的思想观念。在这些观念当中，最突出的是讲究秩序，注重等级。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观。在同一个建筑物组合中，建筑物之间的排列有着明确的正偏、内外之别，这种区别象征着使用者的地位尊卑。
儒学思想使中国人形成和平、宁静、含蓄和内向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贯穿于整个中华文化之中，建筑艺术也反映了这种冷静、和平的气质。德国诗人歌德曾说：“在那里的建筑，一切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这就是对中国建筑的一种赞叹，更是对中国文化的叹服！
中国最典型的住宅型制是四合院，分前、后院，前院设辅助用房，后院中轴线上没堂屋，是院中规格最尊贵的建筑，是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和举行家中重要礼仪的地方。然后依次是长辈、晚辈住房。可见，住宅与宫殿的布局原则是一致的。中国传统建筑的这种礼乐实用的伦理观念，延绵几千年，贯穿于一切建筑的型制中，这正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相对于西方古建筑的宗教化、神权化，中国古建筑却是始终以君权为核心，神权相对君权来说，始终处于次等的地位。中国的宗教建筑虽也宏伟精丽，但与代表君权的宫殿建筑相比，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无论在型制的规定上，还是在布局上，都只是皇权建筑的陪衬。其建筑艺术风格也没有象西方那样注重表现人们心中的宗教狂热，没有神秘感。佛教说“色即是空”、“诸行无常”，寺庙建筑的形象主张在个人的内心中去寻找平和、宁静与解脱。而中国帝王的宫殿往往是规模宏大，气势凌人。它以充分体现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为基本建筑理念和格调，追求严肃和庄重，给人一种绝对性的权威感和威慑力。
中国建筑风水文化是建立在周易文化的基础上，是周易应用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周易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才有了“灵魂”，那就是基于“天人合一” “人天和谐”原则的风水理论。中国自古以来，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即强调“天人合人”的宇宙观，中国古建筑充分体现了这种观念。中国古建筑和自然环境是相融合的，不是与自然对立的，并借助于自然环境，以构成视野广阔，富有生气的画面。
中国的周易也是一种文化，它也有一套与自然打交道、应对自然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只不过它对待自然的智慧是：中庸为上，过犹不及。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和诞生了中华堪舆学（风水）。简单的说，堪舆学是通过观察自然来选择和营造优美环境的理论和方法；通俗的讲，它是一门以周易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按照“天人合一”、“人天和谐”的原则，用依形辩气的方法，寻找阴阳调和的生气聚集之所，并选择最佳建筑环境，最合理建筑布局方案，合适的建筑时间，使生气聚而不散，行而有止，进而营造适合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的学问。
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堪舆学解决的是怎样选择和营造优美建筑环境以及怎样理气的问题。很久以前中国古人就认识到了自然界的所有事物对人都有影响，这些事物包括看的见的有形物质和看不见的无形物质，但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他们那时并不知道这些无形物质是什么，他们把那些看不见的无形物质在堪舆学里叫做“气”，对人有益的、有生机的“气”叫做“生气”，选择和营造“生气”的方法叫做理气。从这一点足可以看出中国古人的先见之明和智慧。自然界里看的见的物质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会影响人的情绪、心理，进而影响人的生理健康以及其它方面；自然界里看不见的无形物质对人健康和生理也都有影响，如果它们超出了人体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围就会损害人的生理和健康，进而影响人的学习、事业、家庭、甚至后代。这些都已经得到了医学、生理学、人体科学等现代科学的证实。为了防止自然界对人的不良影响，更好地享用自然界赐予人类的美好环境，中国古人提出了“天人合一”理论，这里所说的天就是指自然界，并创建了堪舆学来解决自然界的事物对人的影响问题，其中选择优美环境的理论和方法解决的是自然界有形物质对人的影响问题，理气的理论和方法解决的是自然界无形物质对人的影响问题。
在中国北方的许多地方，还有这样一种习俗：家里要是人去世了，这家在三年之内是不允许动土的，也就是不能修建任何房屋。这种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中的“孝道”，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守孝”思想。
中国建筑文化由于其内涵和形式的独特风格，形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独特的语言体系。中国古建筑没有高不可攀的尺度，没有逻辑不清的结构，没有节奏模糊的序列，没有不可理解的造型，也没有莫名其妙的装饰。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和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的祖辈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体现中国光辉灿烂文化的建筑遗产，为世界灿烂的建筑文化贡献了力量，成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阴阳五行;饮食养生观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p馁肉p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精*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参考文献：
[1][3] 张登本，中医学基础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2)
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代中国哲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36-01
前言：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发展中国社会的核心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几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前进的过程中，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导。当前我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引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为发展着思想，与实际紧密联系，对中国实际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理解：首先，要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门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审视、反思以及改造，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精华，使马克思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能够被中国人民认可并接受；其次，在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中国社会现状，包括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现状，而不是一味的照搬照抄，做到从实际出发，用实际来丰富理论，用理论创造性去指导实践，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动态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依据，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
（一）基本论题。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建设中国当代哲学，都离不开以下几个基本论题：首先是思想源流，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流在哪，当代中国哲学建设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被引入中国以后实现了怎样的发展；其次是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世界人民对工业社会探索与体验的总结，进入中国以后迅速得到发展，代表着几代中国人的思想结晶；第三是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广为流传，对各个国家的建设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其是基于事实和经验的理论思想，中国人民在应用这些理论思想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曲折，是在实践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最后是内在规律，当代中国哲学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内在规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一致，一方面体现主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规律，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2]。
（二）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当代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言而喻的，首先，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依据；其次，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离不开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同时涵盖了这两点，建设中国当代哲学时，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根源、历史进程、基本经验以及内在规律作为依据和方向，这样，中国当代哲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才能既不脱离根源，又紧密联系中国实际。
三、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方法
（一）思想依据。
从建设思想上来说，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通用思想作为根本依据，就是说当代中国哲学无论怎样发展，都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思想，否则就偏离了正常轨道，无法对中国社会实践进行正确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目标也就无法实现。这一过程中可以吸取国内外优秀思想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内容，同时也丰富当代中国哲学内容，一方面保证实事求的根源思想不被同化，另一方面不能故步自封，保证思想活力，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
（二）经验依据。
建设中国当代哲学过程中，一定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建设哲学根本目的是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因此没有任何一门哲学能够脱离实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积极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遇到了怎样的问题，最终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总之就是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脱离中国实际，要对中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形势相当符，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有效指导[3]。
（三）保持科学精神与创新态度。
改革开放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体现，这一创举为当代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建设也是一种重要启发。新时代面临新的发展任务，世界大环境以及中国社会环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一方面要保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另一方面要勇于创新，与时代接轨，在发展中反思，在反思中探索，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哲学，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指导。
总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前进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不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本文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的联系，提出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建设方法。
参考文献：
[1]王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12，12（10）03：168-169+171.
[2]史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哲学建设的启示[J].当代社会与经济，2008，13（10）03：76-80.
[3]张金凤.中国哲学建设研究[J].邯郸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13）03：113-116+124.
学院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西方哲学参照系问题的探究,是以辨析和确认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为前提的.而中国哲学史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根本上既不是道统的传承和道统的现代复活,也不在于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而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谱系的客观理解和如实叙述.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要对西方哲学实施彻底的现象学“加括号”程序,或者说,完全排除西方哲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和不现实的.但西方哲学的思想、概念和框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把“尺子”;不过,把西方哲学作为“镜子”和“窗子”,对于我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却可能是有益的和富有启发性的.
作 者：宋宽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陕西,西安,710062 刊 名：内蒙古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6(5) 分类号：B2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 西方哲学 参照系 镜子 窗子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三、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