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精选8篇）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1

二、以化解矛盾纠纷为主线，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认真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积极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引发矛盾纠纷增多的态势，加强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和生产经营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积极参与土地承包、环境保护、劳动争议、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物业管理等事关民生的社会热点和难点纠纷的调解，特别是要针对“两岸三地”交往不断增多所引发的多元化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的新情况，积极探索涉台、港、澳纠纷的调解新方式。

三、以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为核心，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工作主体作用，组织开展多形式、多类型的教育矫正活动，努力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和问题。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不同的教育矫正方案，突出教育矫正的个性化，加强教育矫正工作的针对性，确保社区矫正对象基本不脱管、不漏管，把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

四、扎实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努力把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下。进一步加强刑释解教人员信息化管理，加强安置帮教工作考核，逐步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帮教社会化、就业市场化、管理信息化、工作规范化”。切实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帮教、安置工作，巩固强化监所教育改造质量，拓宽安置渠道，提升帮教效果，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力争使安置率达到90％，帮教率达到95％，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3％以内。同时探索开展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的“三无”刑释解教人员和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重点刑释解教人员无缝衔接工作，促进教育改造帮教安置一体化进程。

五、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切实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和岗位学法制度，加强廉政建设法制宣传教育；认真落实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意见，依托“村民法制学校”、“文化中心户”、“法在农家”等平台，广泛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发挥街道法制辅导站作用，加强社区工作者的法律知识培训，用法定息止争，有序推进社区普法阵地建设；继续推进学校法制教育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开展未成年人学法用法实践活动；建立和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开设“企业职工法律学校”，开通“海西职工维权热线”；深化“法律六进”和“一学三讲”内涵，促进法制宣传向市场、工地、家庭等领域拓展；注重发挥“法制宣讲团”的作用和新闻媒体的优势；积极推进普法广场和法制公园建设，建立一批面向社会、面向海西实践的法制教育基地。

六、以依法治省为推手，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依法治理工作。紧紧围绕地方立法、司法、执法、普法、法律监督和法律服务等环节，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和创新地方、行业和基层“三大”依法治理工程的实践形式，在地方扎实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在部门和行业积极开展依法行政、依法执业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在基层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2

一、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 环境问题的产生

环境问题自古有之, 它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环境问题分为两种, 一种是传统意义的环境问题, 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另一种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 它是指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工农业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除了上述自然资源的破坏加剧外, 也引起了“三废” (废气、废水、废渣) 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和农药污染等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1. 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当前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已发展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全球性的大气污染, 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和酸雨;二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 如大面积的森林被毁、草场退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 如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漏油、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因地震导致核泄漏等。

针对中国而言, 生态环境日益呈现出恶化趋势:大气污染居高不下, 水资源持续短缺, 水土流失加剧, 水质污染明显加重, 土地退化和耕地占用严重, 森林减少, 草原退化、沙化面积不断加大, 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快, 污染事件不断增多……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城市居民正呼吸着悬浮微粒浓度日均值比国际标准高出10倍的污浊空气;全国酸雨覆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9%, 仅此一项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40亿元;全国七大水系近一半的监测河段污染严重, 86%的城市河段水质超标;全国有2/3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标的噪声环境中, 工业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已累积70亿吨, 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50万平方公里, 受污染耕地达1.5亿亩以上。另外, 1998年6月中旬中国发生的特大水灾以及2008年1月下旬在中国中南部地区发生的特大暴风雪, 都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都与环境遭到破坏有很大的关系。

2. 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 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经济体制的改革, 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 有的地方对资源开发无计划、无节制、乱采滥伐、破坏严重;有的地方背后甚至喊出“宁肯毒死, 不能穷死”的荒唐口号, 上马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项目;有的工程项目因种种原因, 导致人为拆毁、垮塌、重复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还有的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 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大搞“面子工程”、“亮化工程”等等, 这都对当地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和破坏。 (2) 环境影响评价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 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 评价结论含糊不清, 模棱两可, 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 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 编造、伪造数据, 或者隐瞒事实, 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 使之流于形式。 (3) 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中国人口众多,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如生活垃圾数量庞大, 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而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滞后;根据公安部最新资料, 截至2010年11月25日,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99亿辆, 由机动车引发的污染不容忽视;另外, 在用电、水、油、气、煤、纸张、一次性木筷、废旧农用薄膜、包装用塑料膜、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等等方面, 都存在着惊人的浪费,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4) 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 大多数人对于中国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有的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事, 与个人关系不大;有的认为个人应参与环保, 但因对自己要求不严, 经常不了了之;有的认为环境污染主要是大企业、大公司造成的, 个人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小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5) 突发事件引起的环境污染。“1998—2002年这五年, 中国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了387起, 2003—2007年中国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90多起。”这是北京大学环境法学教授汪劲的统计数据。特别是近几年来, 国内也发生了很多突发性的污染事件, 如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件、2011年8月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等等。 (6) 外资企业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于中国境内较为宽松的环境质量标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些国外污染行业将其生产地转移到中国, 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通常会面临到的发达国家环境寻租的问题。有数据显示, 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2/3在东南亚和拉美, 欧盟在中国的投资行业中20%属于污染密集型。

二、对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更好地保护中国的环境资源, 让环境不再哭泣, 还人民群众一个适宜的生存环境, 在此笔者就对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作以下几点思考:

(一) 立法观念的转变与立法实践的加强

中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 法律的调整范畴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事实上, 环境保护不仅包括对已有污染的治理, 还包括对现有环境的保护。各地在发展地方经济时, 要逐步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积极实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的新型环保路线。

地方环境立法在制定时, 也必须坚持强化环境管理, 突出重点, 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一盘棋的指导思想, 统一考虑, 坚持为环境管理服务, 以环境保护为环境立法的重点, 具体说来, 有如下原则: (1)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所谓“可持续发展”, 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它的核心是发展, 其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 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重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当然,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保障。 (2) 改变地方政府成绩考核的GDP导向, 把环境保护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及时公开环境信息, 对影响公众环境权益的政策和立法建议、规划与建设项目, 要充分听取专家及公众意见, 做到科学决策, 使二者之间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 造福一方百姓。 (3) 强化污染责任制原则, 谁污染谁治理, 地方立法应将国家立法中污染者责任具体化、明确化。在责任承担上, 唯有让污染企业为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才能引起他们对环境保护的足够重视。另外, 对于那些严重违反环保法的规定, 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单位或个人, 应当依法提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而不能“以罚代管”, 偏袒或放纵相关责任主体。 (4)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 坚持和完善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执法监管体制;国家加强对地方环保工作的指导、支持和监督, 协调解决跨省域环境问题, 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 组织完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

(二)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是指根据法律的授权, 一切单位或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由法院追究违法者责任的诉讼制度。那么, 谁适合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顺位原告呢?笔者认为, 环保部门是最适合的主体, 首先是其职责所在;其次拥有其他主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人才、设备等环保资源, 同时, 也可支配财政资金而具有承担诉讼成本的能力。另外, 在没有适当主体或现有主体无法行使环境公益诉权时, 检察机关可作为最终的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三) 加大法律监督和完善执法环境

由于中国实行环境保护行政主导, 权力相对集中, 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 因此法律监督尤为重要。我们知道, 法律监督则是使法治在法律状态各个阶段得到有力保证的重要法律措施,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严格有力的法律监督, 也就没有法治。严格依法行政, 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对执法人员的不作为、胡作为、渎职的, 要依照规定严肃处理, 以期不断完善中国的执法环境。

(四) 公民环保意识与守法观念的加强

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环保意识和守法观念, 再完善的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 因此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宣传当前中国的环境状况, 提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迫切性, 倡议大家节能减排、低碳生活, 积极加入到“人人参与环保, 共建美好家园”的活动中来。

(五) 对环境构成物的物权归属思考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构成环境的主要方面, 在中国, 这些财产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尽管法律明确规定使用人“有管理、保护、合理利用的义务”, 但使用人往往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逃避这种义务。例如中国为了保护环境而实行的“退耕还林”政策与“休渔期”政策, 这显然会减少农民与渔民的收入, 若政府对他们没有补偿, 势必影响政策的贯彻执行。“私人的物品往往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 笔者认为, 中国人往往有珍惜自己财产的传统, 给予私人更长的承包期, 相信人们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 对环境资源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政府再加以宏观调控, 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六) 运用一系列的经济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立法

所谓市场机制, 是指通过价格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 使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 争取最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资源。在环境立法中引进市场机制, 就是利用法的规范性与强制性功能, 对各种可能产生污染的企业在源头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 引入税收机制, 政府征收一定的环境税, 又称绿色税收, 主要可分为排污税和产品税两种。

前者主要是针对污染企业, 从污染源头、污染行为进行控制, 如造纸、化工、冶炼等等。产品税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 如塑料制品、一次性电池、石油、碳、煤等。

2. 引入收费机制, 主要是对企业排污进行收费, 通常是拟定排放标准, 超过一定标准则收取一定费用。

另外, 合理确定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收费标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鼓励污染治理产业化, 培育市场化运作机制。

3. 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 主要是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

排放权利, 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那样买入或卖出来进行污染排放控制。政府先要设定某区域内的总量调控, 对该地域或空间内可容纳的最大排污总量面向企业进行分配, 在初始分配后允许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 这样通过市场手段将排污权从治理成本低的企业流向治理成本高的企业, 最终实现社会以最低成本减少污染物, 从而使环境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4. 押金制度是指通过强制性的措施, 使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时, 凡涉及有玻璃或塑料等容器 (或包装物) 时, 在商品价格以外预存一部分钱作为押金, 待消费者退回这些容器或包装物, 商家再把押金退回消费者。否则, 其所支付的押金将不能退还。

三、结束语

为了我们及后代共同的利益, 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环境现状的实际情况, 去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道路, 加快环境法制建设的进程, 不断完善中国的环保法体系, 对中国的环境资源进行有效地保护, 以求更有力的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保障社会公众的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Z].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

[3]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4]洪大用.当代中国环境问题[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1998.

[5]贾爱玲.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J].环境保护, 2002, (10) .

[6]吴志春, 等.排污权交易市场将步入广阔空间[N].中国环境报, 2001.

董必武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 篇3

在中国现代史上，董必武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人。1920年，他与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他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作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当中，唯一在国外学习过法律、并以革命家的姿态最早主张依法治国的人。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政法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缅怀先烈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回顾董必武探索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学习和研究董必武的法制思想，对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提出法制国家观

董必武法制建设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创造，是提出了法制国家观。他以自己深厚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阐述了法制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董必武认为：法制是人类文明的主要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1]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习惯于用暴风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来夺取政权，因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对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针对这种情况，董必武及时提出了加强人民民主、创建法制文明的口号，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2]在上述论述中，董必武把法制与文明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没有法制国将不国，没有法制也不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董必武法制思想理论中的一大亮点，它有力地驳斥了法律虚无主义。

2.确立依法办事的根本原则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健全和加强法制，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1956年9月，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讲话，高瞻远瞩地指出：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3]依法办事的论断是董必武总结自己长期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得出的。董必武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少有的专修过法律和从事过律师职业的领导人之一。在革命战争年代，董必武从事过律师职业，主持制订过惩治和审判土豪劣绅的有关法律，担任过苏区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发起组织过宪政协进会等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文件，在这一系列法制实践中，董必武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思想。董必武的依法办事思想，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第一，必须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前提，是要在重要的社会生活领域制定法律，使人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第一步就是要立法。董必武认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4]在党的八大上，董必武再次论述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人民民主法制。

第二，必须有法必依。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有法不守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尤其是在一些党员干部队伍中，出现了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法律是管别人的、自己可以逍遥法外的错误思想。对此，董必武敏锐而深刻地指出：“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5]董必武认为，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有了法而不去了解，有什么用呢？如果以为有了法，就可万事大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明确强调，凡属明文规定的，必须严格贯彻实行，按规定办事，不许有任何违法现象，要在人民中确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3.倡导党员干部带头守法

树立守法意识，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法律，是董必武一贯的思想。早在延安时期，董必武就提出，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的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如果我们党员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新中国成立后，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居功自傲，不把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不自觉遵守法律的现象，董必武更是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提出严厉批评：“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法律、法令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正确地执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于认为自己对革命有贡献，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不把法律、法令放在自己的眼里，以为这些只是用来管人民群众的，而自己可以不守法，或不守法也不要紧，这都是极端错误的。”[6]在这些讲话中，董必武反复强调了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守法，才能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的观点，坚决主张对那些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违法的党员干部，不论其地位功劳，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4.强调正确处理党政、党法关系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于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和政府权力的关系，当时不少人思想上存在着错误认识，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什么都管，就是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而事实上，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我们的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颁布的，它不仅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也是党的政策和主张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但党不能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依法办事，就是依据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法律办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应该是统一的。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董必武明确指出：“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党是依靠机关里的党组来领导。”[7]他还提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应注意：“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8]

二、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积极推动法制教育

鉴于新中国初期我国法制建设面临不少的问题，如对法律、法令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少数党员干部对法制不重视和不遵守等，董必武提出，要加强法制建设，就必须积极开展法制教育，以此培养人民的守法思想，增强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努力设法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的现象，使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风尚，否则，将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同时，董必武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国家，由于新中国刚成立，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法制和法纪教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决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成，任务将是相当艰巨的。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推翻一种旧制度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把千百万小生产者的习惯改变过来是很困难的。这不能靠下一个命令来解决，而要做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要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散漫习惯等作长期斗争，并且要依靠法律进行这个斗争。宣传法纪的教育更是长期斗争，在工人阶级内部、外部都要做这个工作。[9]

2.全面推进立法工作

依法办事离不开完备的法律。要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法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准绳和规则。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了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可以说是呕心沥血。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董必武就直接参与了《共同纲领》的起草，并主持起草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之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又主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此外，董必武还主持或参加了另外几部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等，全面推进新中国的立法工作。

3.建立健全新中国各级政法机关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制建设一系列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董必武迎难而上，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权一切旧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新中国法制体系的重大工作。他高度重视中央与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努力着手建立新中国的各级政法机关。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组建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等部门，之后，各地又相继建立起公证机关、律师机构。1951年5月，董必武领导政法委员会讨论并决定省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明确其职责主要是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监察委员会等机关的工作，同时负责处理相互间的组织与工作关系。

为了正确处理司法系统内部各机关的关系，董必武还及时提出了公、检、法“分工负责”的权力制约观。他认为，公、检、法互相制约有助于加强三者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利于保证各自职权的正常行使，防止和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或偏差。同时，在人民法院内部，董必武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又确立了公开审判和辩护制度、陪审员制度、合议制度、审判委员会制度等重要的诉讼制度。董必武为新中国人民司法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大力进行司法改革，培养政法干部

旧政权的被推翻，一方面使国家的本质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新国家又面对大批旧政权遗留的工作者，惟有对这批人员进行改造，才能使其继续担负原来的工作。为此，围绕提高司法队伍的政治思想觉悟，纯洁其组织，1952年5月，董必武指示中央政法部门派出四个联合视察组，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等地，对司法干部队伍的组织和思想状况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在董必武的建议下，1952年下半年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将司法队伍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清除出去，肃清司法工作者头脑中旧法观点的遗毒。

董必武深知，有了法，还须有具备起码的法律科学知识的人去运用，否则不可能不判错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律专业人员极为缺乏。因此，董必武不仅多次呼吁要加强法律干部的培养，而且于1952年10月具体地提出了训练政法干部的意见，要求依靠各方面的努力，开办各级政法学校和政法干部轮训班，解决法律人才不足的问题。在董必武的关心和推动下，不久，北京、上海、重庆陆续成立了政法学院，这为提高新中国政法干部的素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董必武的法制建设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法学思想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尤其是董必武关于党员干部要学习和掌握法律，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护法，成为群众表率的告诫，更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同时，目前我国社会上权大于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甚至腐败的状况并未完全杜绝。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免遭严重挫折，我们今天尤应高度重视董必武当初的教诲，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切实贯彻落实依法办事这一治国理念，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使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早日实现。

[1][2][4][5][7][8]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51.413.218.452.458.309.

[3][6]董必武法学文集 [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52.222-223.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4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其实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积极影响，另一个就是消极影响。

1．积极影响

在我国，“民本思想”历来有之，例如儒家思想著名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贵君轻” 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民本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虽然实行的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但是也不乏一些平等的思想的出现，像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就与今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着异曲同工之意。这些“民本思想”和平等的思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消极影响

除了积极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消极的不利的因素掺杂在其中。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向来就缺乏民主的传统。在我国封建制度下，皇帝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并且在封建制度下还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往往被分为三六九等，至于所标榜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在封建等级制度极其严密的封建社会，它的现实性还是很小的。

在我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从汉唐建立以来一直到明清封建制度的结束，它的制度的基本框架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法律是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它应当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然而，在中国几乎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法律却没有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千年不变的法律制度理所当然的会不适应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

关于中国农业法制建设 几个问题 篇5

一是，通过法律手段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入世挑战的根本性措施。通过农业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构建有一定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带；通过农产品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切实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通过农村就业结构调整，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今后，农业法制建设就要体现新形势下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和目标，促进和保障这一战略性调整的顺利进行，从而使我国农业发展达到一个新水平，整个农村经济形成一个新局面。

二是，建立健全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利用《农业协议》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健全农业保护措施立法。同时，要利用《农业协议》例外条款，健全农业间接保护措施立法。主要是：(1)建立健全援助贫困地区的法制制度。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实现政府对贫困地区援助计划下的合法支付，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力度，促进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西部大开发立法工作的研究，通过立法为西部大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和发展环境。(2)建立健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重点加强面源污染的控制、改善农产品生产环境，通过实现政府在环境计划下的支付，达到为农业提供多种支持的目的。(3)建立健全农业灾害救济方面的立法。通过对自然灾害的救济支付，保障农业生产者的最低利益。(4)完善农业投入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方面的立法研究，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中的“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微量允许标准”条款，建立健全农业投资援助和补贴方面的立法，通过对农业结构性缺陷的支付补偿，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服务，特别是要重点研究改革农业补贴的方式、环节、对象，将原来流通环节的补贴，重点转移用于生产环节，并补贴给农业生产者。(5)加强农业保险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支持，降低农业生产风险，保障农民收入。同时，还要抓紧完善农产品进出口管理、农产品质量标准、动植物检疫、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

三是，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强化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培育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生产、经营主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经营；加强农业合作社方面的立法研究，通过政府对合作社提供的合法补贴，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研究制定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引导、鼓励和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注重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市场主体的培育，鼓励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建设重点小城镇，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就业；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扶持龙头企业、专业性服务组织和市场中介组织等市场主体，实现农业的规模效益；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竞争能力。

四是，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建立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以粮棉为重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流通市场；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法律手段促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信贷服务，鼓励投资农业。注意加快改进和完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改变农业保障水平低、保险索赔难的状况，切实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通过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消除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性障碍，推广应用农业先进适用技术，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二)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切实贯穿于农业法制建设中，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

自然资源是最重要的农业秤要素。农业领域的许多立法项目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有些立法本身即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立法，如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动物法等。现行农业领域的一些资源立法由于受立法时认识的局限，未能

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9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要求人类在利用环境和资源的过程中认真协调好社会、经济和生态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认识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转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专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和有关的行动方案，并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相关的立法中引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要求的法律调整手段，突出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与统一。但是，如何在农业法制建设中全面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三)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现行农业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许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制定的。由于当时，改革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转变、并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必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比如：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忽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注重对资源的一般性管理，而对资源的资产性管理重视不够，导致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不到真实的体现，使资源性资产长期处于粗放利用的状态，浪费比较严重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显化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建立自然资源使用权流转制度，充分发挥价格杠杆的作用。农业法制建设如何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及如何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研究。比如，如何使农业承包成为合理配置农业生产力和生产要素的重要手段，以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何实行水资源的有偿使用，充分发挥取水权转让在合理配置水资源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完善投入机制和补贴方式；如何提高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组织化程度等，需要在将来的农业立法中认真处理、逐步完善。

(四)应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新的法律问题，运用法律手段引导和规范农业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所引发的高科技革命，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法律在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环境的同时，应当积极引

导和规范科技的发展。农业科技要发展，法律保障必不可少。当前，在农业立法领域，迫切需要高度重视并抓紧研究科技发展给农业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既要利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造福人类，又要避免其对环境和人类可能产生的危害或潜在的危害。建立、健全促进和规范农业科技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措施。在农业科技领域，农业生物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生物体遗传性状发生了重大改变，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也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可能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这已引起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并直接影响到生物技术的向前发展和广泛应用。建立生物技术安全管理法规以及科学、合理的安全评估体系和防范措施，成为世界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和配套规章，建立了安全评价、进出口管理和标识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措施。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好这些制度和措施，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加快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挑战，从根本上讲都与农业管理体制有关。农业对外开放实际上是我国农业进行以市场取向为改革目标的继续和延伸。应对农业加入世贸组织，必须加快农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创造必要的体制条件。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转变农业行政管理职能，从过去的农业生产管理，向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转变，从计划管理和行政干预转变为提供“绿箱”公共物品服务，从过去的单一产量目标，向增加农民收入、质量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重多目标转变，从过去的农业政策管理，向农村发展综合规划转变，强化政府在农业领域的统筹协调与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对农业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做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理顺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体制，合理配置行政执法权，防止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提高农业领域的行政执法效率。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管理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规定，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六)研究、借鉴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世贸组织成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农业法制

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成员在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和支持农业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

考、借鉴。一是，通过严密的法律制度和措施来干预、支持和保护国内农业，实施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就制定《农业调整法》，通过立法并在法律的框架内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在美国，不管民主、共和两党谁来执政，法律始终是政府干预农业的重要手段。1996年的《美国联邦农业发展和改革法》，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法案。该法案通过无追索权贷款和农产品销售贷款确立了农产品销售保护价制度；通过制定促进农产品出口计划、潜在市场开发计划以及市场发展计划等贷款或援助形式帮助本国农产品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对农业政策进行调整，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例如，1998年的《欧盟2000年议程》，通过将价格支持补贴转为对贫瘠低产地区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和市场营销的支持来保护成员国的利益。韩国的《世贸组织履行特别法》规定对受加入世贸组织影响的农民进行补贴。三是，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宏观调控和强化执法等实施对农业的干预。例如，在美国任何组织一旦发展到足以实施行业垄断或者价格垄断的时候，司法机关就会以“反垄断法”为由，强制将其分解或者责令其退出，但只有农业合作社是个例外。也就是说，农业合作社在规模和市场价格的形成方面不受“反垄断法”的限制。四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本国农民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合法利益，促进了整个国内农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印度诉美国、欧盟对大米、海产品进行不正当限制案件就是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解决贸易争端的着名案例。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6

暨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学术研讨会

简报

（第二期）

主办：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 承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

第二阶段主题发言

2010 年11 月 19日下午，台下宾朋满座，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其才的主持下论坛继续进行。

高其才 ：

各位嘉宾下午好，经过中午短暂的休息，现在会议继续进行。现在有请刘俊教授发言。他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我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户籍改革中农民土地权利与社会保障待遇之关系。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社会发展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业人口，农民变为市民，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在农民变市民过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他们在农村的土地权利，农民土地权利与转为城镇居民后社会保障权利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是我国城镇化改革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之前，各地为此而进行的改革创新，基本上都基于同一个理论逻辑：农民在农村的土地财产与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权利是相同性质的法律权利，二者具有关联性。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才形成了“以承包地换社保，以宅基地换住房”的全国各地较为普遍的改革实践模式。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现行制度的误判，既有理论误解，社会改革实践的误导。

户籍制度改革的制度基础究竟是什么？我国最初的农村法律制度，完全按照 对农民的生存保障价值目标进行设计，其核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拥有集体土地。在当时的城乡完全分割封闭，生活困难，物资极端缺乏，土地作为农民生存唯一依赖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制度机制是科学的。在城镇。国家主要通过促进就业，使得城镇居民获得劳动报酬的方式，保障城镇居民的生存权，通过福利住房制度，保障居民“居者有其屋”对于那些无法就业的城镇居民，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救济体系，使其生存权获得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前，此二者具有相关性。而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法律制度改革，已经完成了从生存保障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向效率价值目标为基础制度的转换，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逻辑。如果再以以前的理念和理论评价现在的改革，不仅会形成理论误导，而且还会使得改革的社会实践偏离科学轨道。

基于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类型。那种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按照不同的比例缴纳社会保险金，按照不同的标准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政策，仍然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具有歧视性的社会政策，应当逐渐废止，以实现劳动者﹙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镇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各项权利平等的法治目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感谢刘校长的精彩发言，刘校长对农民土地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关心进行的精彩的演讲，我想对我们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让我们再次感谢刘校长。有请下一位，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农村土地承包权退出的法理依据分析》。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谢谢大会主持人给我找个机会！首先申明一点，我们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研究了这么年，始终有一个立场就是保护农民最基本的财产利益。不管是在城乡统筹中遇到的承包土地问题，还是宅基地问题或建设用地问题，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农民利益和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上面，即怎样在一个强势包围弱势、争夺土地的环节上，从法律的角度去维护农民的利益。这是一点我首先要向大家申明的，因为下面我试图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读，所以我想先明确我们的基本立场。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思考着，事实上作为每一个研究土地法律制度的人，我想大家也一直都在纠结困惑着以下的问题：新增人口为什么 2 没有权利承包土地？如何看待返乡农民要地的现象？《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家庭承包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优先，那么是强调实质公平还是形式公平？是强调动态公平还是静态公平？我们在强调统筹城乡时，明确要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也应当享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但农民不同于城市居民的是有土地。到目前为止，土地仍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那么共享统一的社会保障的福祉的时候，如何看待作为农民身份而享有的土地权益？土地权利作为承包权是农民独有的权利，那它是给农民的社会福祉，还是源于世代对土地的贡献？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成员身份，而事实上，成员身份已经消灭的仍享有土地承包权利，比如死亡，我们坚持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理依据在哪里？立法追求的承包经营关系的稳定的制度目标在现有体制下能否实现？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在农村土地的家庭承包关系中，家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传统的民商法意义上，作为民商事主体的只有两类——法人和自然人，那么家庭是一种什么法律地位？《民法通则》中规定了家庭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中都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样一种权利赋予“户”这样一个独特的组合类型，“户”是什么？“户”享有什么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退出的法理依据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承包权应该以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为基础，那么非农业经营群体是不具有成员权的身份或资质，因此不应享有承包经营权。当然在这样一个体系下，我们现有的关于稳定经营承包关系的相应的制度可能都需要重新梳理，会产生许许多多的新问题，所以我一再强调我今天所谈的仍然是困惑。

从《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中的相关法律规定看来，我们现在的承包土地制度体系设置无疑是，将承包权规定为以家庭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权。那么这个成员的概念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的而不是对于“户”来讲的，实践中我们是以“户”为单位来分地的，这仅是对法律的一个误读。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里“户”是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而非是一个权利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因为“户”本身不能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现有的体制的弊端在我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中已有陈述，在此不再展开。再回到谁是成员的问题上，我们要回答的是：成员是不是要有民事行为能力；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来讲是否应当有农地耕作能力；农地的耕作能力和作为承包 3 主体的自然人成员的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实践中的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及长期外出务工已享有了城市市民才享有的社会保障的人还是否是成员。这些问题也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问题。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讲，关于什么是成员权的问题，没有过明确的法律界定。在实践中还会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即成员概念和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这个概念之间的混淆。在刚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实际就将村民概念和集体经济组成人员概念混为一体。将二者混为一体在实践中将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某些外来务工人员落户于某个村庄，我们把他们视为成员就意味着他们要瓜分原集体成员的财产利益，所以新成员和老成员形成严重的利益对抗。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有一些国外的立法例可以借鉴，比如法国，其法律明确规定农业土地经营转移的年金制度，所以如果农民将其农地让渡出来，可以获得政府的补贴，而日本则有老年农民退休金制。事实上不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就应当把土地让渡出来，以使土地发挥更大的资源价值。当然，如果我们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落到具有农业耕作能力的自然人身上而非“户”身上，由此可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问题，而最核心的是怎样保障农村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长久不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所以我仍困惑着，借这次大会的机会把这个问题摆出来，求教各位。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一，成员权应当作为土地承包权赋权的依据和基础；第二，成员权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农业劳动者为标准确定的；第三，成员权是以自然人为主体，家庭在承包关系中是管理者身份而不是权利主体；第四，成员权因身份属性、农业经营能力丧失而消灭；第五，成员权丧失，其承包权的主体资格消灭。

请大家多批评！

高其才：谢谢任大鹏教授对土地承包权退出的问题所作的深刻讲解。现在有请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张谦元。他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张谦元（甘肃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一次发言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取消户籍分割与立法完善。我的题目主要是承担了一项国家项目课题 4 的基础上形成一篇论文，请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我建议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首先，制定《户籍法》有其实现的必要性，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制定《户籍法》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需要。迁徙自由是指公民在国际所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居住的权力。从国际上来看，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被大多数国家宪法予以确认。同时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其次，制定《户籍法》也是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平等权力的需要。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必然衍生出城乡劳动就业权力的差别。第三，制定《户籍法》也是实现政府人口管理职能转变的需要。户籍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人口行政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城乡户籍分割制度受到严峻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人口管理尤其是人口登记中的问题较为突出，如有人无户、有户无人或一人多户的问题，人口信息不一的问题，“黑人黑户”的问题，常住都市的暂住人口问题等。从实践来讲，出台户籍法的时机也基本成熟，各地户籍改革的不断突破，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健全，国家相关法律的完善，这都为《户籍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户籍法作为专门规制人口的户籍的法律，在内容方面首先应该反映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其次，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第三，户籍法应保障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对相关的权力保障及必要的救济措施作出规定。

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制定户籍制度改革的国家中长期方案。目前，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整体上可能，目标不明、思路不

一、指导方针不确定、局部改革和全局性改革不统一，一些省份虽已经实现了一元化的管理，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实行户籍一元化的改革，在实际工作中还遇到不少问题。出台户籍改革总体方案是各地户籍改革的实践需要，也是改革本身的内在要求。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人口管理制度。传统的户籍制度是以户籍薄登记为手段进行管理，其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户口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与此同时，我国居民身份证制度已实行多年，在人口管理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管理应当及时实行以身份证为主的管理。这中人口管理制度的特点和有点在于把公民户籍管理与公民流动管理分开。

我的第四个建议是统筹城乡发展，完善相关配套立法。第一是制定《农民增 5 收和农业发展支持法》。第二是制定《城乡就业服务促进法》。第三是制定《县域城镇发展规划和土地控制法》。第四是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张谦元研究员的发言。有请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江帆。她的发言题目是《从价值属性变化看中国农地制度的变革》。

江帆（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各位学者，专家下午好。我所演讲的题目是《从价值属性的变化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我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我所主张的是土地私有化。当前改革步履艰辛的原因在于无法突破意识形态和观念的束缚。土地制度变革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思想和观念问题。

土地所承载的双重属性使土地的权利配置和利用方式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土地权利的财产性和保障性之间的关系。我从四个方面来讲：

一、土地财产属性对地权配置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极其重要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必须通过确权和交易实现其资源配置和合理性与利用效率的最大化。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下，土地的保障属性越来越小，财产属性越来越大。对土地价值属性的认识决定着我们的制度选择。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土地财产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土地资源的保障性和社会性，需要对土地的归属和利用进行适当的限制。要处理好土地不同价值属性之间的冲突与平衡。

二、我国农村权利配置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宋代开始，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不再追求多所有权进行的绝对控制，国家也不再作为具有政治特权的一个主体参与对所有权的争夺和竞争，而是担负起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职能。这反映了中国土地制度思想的不断成熟。新中国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断裂。近年来农地改革的制度措施和方向并不令人鼓舞和乐观。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所表达的政策导向，可以清晰地看到，农地的财产属性任然被极大的弱化。

三、我国农地价值属性现状：保障功能渐行渐远。

现实表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越来越小，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为农民提供 6 了很多改变身份的机会。农民也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农民也会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改变自己的身份。

四、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私有化是必由之路。

西方各国历史发展经验及我国30年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表明，生产要素只有在市场中才能实现其最大价值。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尤其是土地自由转让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把土地分配给私人，再有公权力对其进行正当合理的限制才能保障资源优化配置，也能保障土地私有会导致的负面影响。私有化并不意味着一步到位，私有化是方向，但改革的节奏可以是渐进的。

制度必须及时回应现实的变化。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称，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价值目标已经丧失了它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我们需要改革既有的关于农地财产属性与保障性关系的认知，需要进一步对农地“还权赋能”，需要解除农地抵押和流转的限制，并真正落实农民地权的稳定性和支配性。当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还需要农地产权和政权的关系，需要约束国家在农地产权变革中的权利限度，需要克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路径依赖，尤其需要尊重农民意愿和广泛的社会协商，由此方可避免因农地产权变革而产生的社会动荡。

谢谢各位！发言完毕！

高其才：谢谢江教授的精彩发言，她从实际出发，大胆预测土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学术无禁区。她的发言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创新态度和探索的精神。谢谢江老师。有请下一位，来自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陈彦彦教授。她的发言题目是《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考》。

陈彦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副院长、教授）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下午好，我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黑龙江垦区土地经营中的法律问题。首先我对进行垦区简介。黑龙江垦区位于我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辖区总面积5.62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4000万亩。下辖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总人口166.8万人。垦区是在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内，行使相应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行政执法权，对国有农场实施管理的经济社会区域。农业经营方式是以农场统一经营为主导、以家庭农场分散生产为基础、通过土地承包关系建立的双层经营体制。土 7 地承包政策是垦区的土地承包政策经历了大组承包、分包到户、两田制等发展阶段。黑龙江垦区现行土地相关法律制度 主要是欠缺专门性的法律法规 和法律规范层级较低 还有政策性规定较多。

当前垦区土地经营中的热点法律问题有很多，首先是“被城镇化”下的土地问题。主要有房屋补偿、安置和外来落户农民的待遇 以及征地补偿。其次是关于垦区土地规模经营中的问题。目前普遍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其实有个度的问题，就是适度经营。还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问题，土地经营中的管理问题以及农场机关人员承包土地问题和土地流转问题。最后是场县共建中的土地问题比如说农机作业中的问题，农村和农场的体制差异等。

建立健全黑龙江垦区土地法律制度的思路主要是立法理念的调整和法律体系构建。在立法理念方面，首先不能过分夸大GDP的地位，因为GDP不等于财富，只能说明在增长，是否保障和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不一定。这就要求在立法和制定政策对土地调整和管理时既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又要保障和改善民生问题。其次，实现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共赢。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中对国家的利益考虑的比较多，而轻视了垦区土地经营中的利益。在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首先对垦区土地作出专门的规定，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调整垦区特殊的土地，以实现其本来的功能和价值。其次是制定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行政法规，容许各地国有农场土地搞试点，成熟后在上升到法律高度，以提高规制层次。最后是出台针对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的管理办法，保证对垦区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经过短暂的休息，现在进入下午第二轮发言，有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任永强。他的演讲主题是：《“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划对策》。

任永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

大家下午好，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研究。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呈迅速发展之势，城市商品房价格也在不断攀升。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以及对城市商品房的购买力不足促使许多人将眼光投向了小产权房。但是，小产权房无论是开发销售还是监管都游离于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

首先先认识一下小产权房，严格讲，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制定法上的概念，8 学界对此也表述各异。我们认为，小产权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有一些村集体组织，村民或者开发商出售的建设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约定俗成的称谓。它有以下特征：一是权利的巨大瑕疵，产权不完整。二是小产权房价格低廉。三是它的利益主体复杂，易产生纠纷。小产权房的开发交易过程中就形成了涉及集体组织农民、城市居民和开发商的利益相关方。

小产权房之所以面临这么大的困境，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集团的阻挠：

地方政府往往能在出让土地中获得巨额财政收入，而小产权房无疑不交土地出让金，这让政府失利颇多。小产权房不能用于抵押，很多银行以抵押贷款为主要业务，银行不会通过小产权房获得利益，所以它得不到银行集团的支持。另外房地产商集团的阻挠，小产权房的开发打破了房地产商的垄断，他们惧怕巨大房地产业利益的丧失。

那么对小产权房是禁止还是引导呢？我们认为应当引导而非一律禁止。小产权房进入市场首先会给农民带来利益，农村也在小产权房的流转中改变落后状况。大量小产权房的产生还会平抑目前高昂的房价。当然小产权房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们可以通过制度上法律上的规范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对符合规划的小产权房可以采取政府回购，作为廉租房的房源。这样做一方面使小产权房变“大”了，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廉租房。

其次大部分小产权房由于修建前并没有进行过土地建设规划和审批，所以不符合现有规划要求，也有很多建筑不符合目前建筑设计规范。对这些小产权房应予以拆除，但是应协调好各方利益。

对小产权房做好引导规范要坚持以下原则：做好城乡统筹，坚持城乡平等。城乡规划法律法规城乡的房屋建设作出统一安排。禁止在基本农田上建设小产权房。应当允许并引导农民发展小产权房而非一律禁止。

这是我对“小产权房”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任永强所长对“小产权房”问题及规制对策所作的精彩发言，我想大家也深有启发，现有请华南农业大学王权典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解析广东“三旧”改造土地整理之政策障碍、法律风险及调控机制》

王权典（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讨论一下广东“三旧改造”的一些问题。一是问题的缘起及探讨的意义。在广东珠三角地区，由于多年来城市化工业化粗放型扩张，土地利用效率并不乐观。城市用地普遍存在利用集约度不高和土地利用浪费严重的问题。该区域目前已处于后工业化城市群膨胀阶段，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尖锐。显然，再沿袭既往粗放型土地利用的发展模式确实难以为继。要缓解当前所面临的土地供需矛盾，必须摒弃以土地经营规模扩张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而要通过土地整理向存量要增量，向效率要空间。只有科学整理盘活目前有限的存量土地，才能缓解用地紧张的危机局面。

可以说，三旧改造是现阶段广东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破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土地整理的重要创举，借此可成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建设宜居城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抓手，这事关城乡统筹的全局。

二是基于村民（居民）利益保障的视角对法律障碍及风险进行分析。以往都是通过改变农民户籍，把土地征收过来，现在看来是不明智的。城市中为什么不能有集体土地？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不能剥夺农民，房屋作为农民最后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予以保护，不能为了工业化城镇化而简单粗暴的强制拆迁。

㈠关于村社集体经济发展转型的依托问题。三旧改造之旧村旧城改造最终目的在于有效利用土地政策，改善村民居住条件及提高环境品质。㈡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法定标准不统一且无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这一问题，要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统一而又符合实际情况的标准，让矛盾不仅可以通过协商解决，还可以通过法定救济如裁决诉讼等途径来解决。㈢关于实施主体及其权限问题。三旧改造的方式包括以政府为主体，原土地使用人为主体以及任意市场主体为主体进行改造，此外还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开展三旧改造。㈣关于违建的处置。对“违建”要进行鉴定。在这一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㈤关于程序机制方面的障碍。在三旧改造中要提高可操作性，提高程序性。对如何规划，报批报建，办理确权，进行筹资或市场化运作等重要环节要予以明确。

三是指导三旧改造的基本原则。规划先行，统筹发展原则。明晰产权，保障 10 权利原则。政府引导，民主参与原则。规范运作，有序推进原则。市场运作，提高效率原则。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原则。

好的，时间有限，有时间在和大家深入交流，谢谢各位！

高其才：谢谢王教授的发言，他围绕着广东省人民政府09年的78号文件关于推进三旧改造的政策，进行了深刻分析，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眼。有请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曾玉珊发言，她的发言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曾玉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大会给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我在这里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论“城中村”的土地改造》。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法律制度”，“城中村”是位于城市建设区，是被城市包围或位于城市的边缘，但其大部分农业用地已被政府征收，留下少部分的都是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它的土地性质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民的户口也依然是农村户口，行政管理上依然由村民委员会管理。所以在“城中村”这样一个区域，城乡在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权益保障上的落差有充分的体现。“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现行的土地二元制的土地所有制形态，土地一种是国家所有一种是集体所有，由此产生的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和集体土地使用权，而现行法律制度实际上给予了两种权利不同的待遇，因此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享有和国家土地使用权一样的权利，集体土地的效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城中村”的村民基于利益的刺激，加盖违章建筑等现象严重，而基于利益的需求也产生了地下的土地交易市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城中村”的土地进入了地下的土地产权交易市场，非法流转现象严重。因此对于城中村的土地改造就成了改造“城中村”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于“城中村”改造的通常模式就是土地征收制度。在“城中村”形成的初期，土地征收模式对于政府和“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都是一种双赢行为，因为政府得到了城市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土地，而村民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价格急剧上升，村民对于征地补偿数额不满，许多矛盾都凸显出来。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土地征收是一种国家强制 11 性手段，作为被征地主体的村民和集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参与土地征收和利用方案的决策与制定过程，村民在没有任何选择之下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得他们对“城中村”改造缺乏积极性；第二，土地征收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方式，往往只适用于具体项目，被征收的是“城中村”的部分土地，因而容易形成“要多少，征多少”，而未被征收的土地往往是“抢地”后留下的“难啃的骨头”，这既不利于城市建设的进行，也为全面改造“城中村”人为制造了障碍；第三，土地征收目的的孤立性，通过征地行为，“城中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改变，用地者按照事前制定的用地规划进行土地建设，而对于原土地上的村民，他们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又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其生存和发展，因此有限的补偿费用远远不能补偿“城中村”村民失去的利益。因此许多地方开始了解决“城中村”土地问题的新的尝试。

这种“城中村”土地改造的新尝试是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法律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转为城镇居民的，原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该规定表明，集体成员身份得转变和农村社区性质的变更是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的原因；同时，“全部”表明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必然是一次性、整体性进行的。相对于土地征收这种形式，我们认为国有化转制的方式对于保护村中的村民的利益更加有利：第一，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整体性和一次性的特点，保障了村民权益，一次性改造可以避免村民为争夺利益而久拖不决，并且转制的整体性满足了城市建设对“城中村”大批量的土地需求；第二，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为“城中村”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保障改造顺利进行，“城中村”土地实现转制后，一部分纳入土地储备，一部分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和流通，有效盘活了原有资产，真正实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权”，为“城中村”的进一步发展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这样就能实现自筹资金、自我改造、自我安置的效果；第三，集体土地国有化的转制方式，不但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发生变化，“城中村”村居民的户籍也由此改变，村民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保障“城中村”村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避免了土地征收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无保障的弊端。

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土地权属的变更；第二，12 基层管理体制的变更；第三，经济管理体制的变更。同时，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下要求：第一，以“城中村”村民利益为核心，“农转非”不仅体现在户籍证上，原集体经济转制后财产利益的分配，应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使村民公平地享受经济权益，同时完善的村民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其享受与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第二，以土地权属变更为途径，“城中村”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的核心是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变更，国有化转制的方式是政府通过将原属于“城中村”行政区划内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有，但是土地的合法使用权人和土地功能用途不发生改变，相对来说，改造的成本与阻力也会减少，并且在改制完成后，城市政府将对土地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确保权利的合法性；第三，以城市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城中村”的改造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完成国有化转制的“城中村”土地必须符合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国有化转制的土地打破“城中村”的原有行政界限，成为城市土地规划的一部分，因此其土地使用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用途相一致。

不管是采取传统的政府征收补偿的模式，还是国有化转制的模式，最后都将带来一个土地整理的问题。“城中村”土地整理是指在“城中村”改造中，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对经过长期历史变迁形成的“城中村”土地重新布局，对土地集中进行整理规划，以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土地整理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坚持公众参与，以充分实现土地整理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土地整理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利益关系的处理，要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土地政策，使“城中村”的土地在整理后产生相关的土地增值的利益，能够得到合理的分配，使各方都能够从中受益。

这就是我对我的论文的简单介绍，谢谢大家！

高其才：谢谢曾玉珊教授的精彩发言，她就城中村土地流转的一些障碍，特别是城中村改革的一般模式和新的尝试机制。谈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些观点。有请下一位发言人，来自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的张志辽副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地票的法律性质探讨》。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谢谢主持人！各位专家、各位同学，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学 13习！首先，感谢会务组给我安排这个机会和大家共同探讨这样一个新生儿的成长问题——地票；第二，感谢让我成为最后一个发言的人，因为大家在享受了很多美味大餐之后，最后一个小炒已无足轻重！

上午，重庆市地票交易中心的易主任已经就地票交易的流程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所以为了更好地讲解我对这个问题研究和思考的部分内容，现提出十个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个问题，地票究竟是什么？目前能给地票下定义的是重庆市政府的一个规范性文件，即《农村土地交易所暂行办法》，在第四条和第十八条中，将地票界定为农村建设用地指标。

第二个问题，建设用地指标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个人认为，建设用地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土地的配额，即专门用于土地建设项目的一种配额。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设置配额？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关键在于供需矛盾。在地球村，除北极和南极之外，地球上的土地已被瓜分完毕，我们不可能通过扩张去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我们的土地总量是恒定的，而我们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又是无限增长的，这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只能是在有限资源的基础之上进行有效的制度设计。

第四个问题，产生矛盾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我认为，关键性的问题在于代际利益冲突。自然资源不仅要养活我们现在参与讨论涉及土地制度这些人的生存问题，还涉及了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因此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为何代际利益和地票制度发生关联？这是由土地的自然资源属性所决定的。

第六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自然资源有其特定的价值功能，那么自然资源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有生态性、经济性、社会性，而我们谈的最多的是经济性和社会性，经常忽略生态性。经济性，即我们刚才所谈及的财产功能；社会性，即自然资源的保障功能；生态性，即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当前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利用。

第七个问题，地票何以生成？在土地的生态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和利用的情况下，地票应然而生。地票制度的产生除了有意识的制度设计，我个人不同意 14 现在制度所提出的是一个关乎级差地租效用的问题，我认为地票制度的产生是由土地自然资源本身具有生态价值而决定的。我们可能需要换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去看待土地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八个问题，目前，地票的性质是什么？通过研究重庆市的地票制度，我认为地票制度运行的四个环节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复垦，一个是确认。复垦这个法律事实实际产生了两个很明确的法律效果，一是消灭了建设用地使用权，二是产生了转换的效力，即把建设用地转换成了耕地，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地票体现的绝不是体现对权利的交易。确认是政府自己来设计的，复垦了很多土地，而建设用地的功能依然存在，这个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时需要去认真思考的，有点自己为自己找正当性的意味，但我个人认为这在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地票在使用时并不当然产生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功能，只是说买到地票的人可以申请用地，即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指标，那么可以投放相应的指标，政府或购得地票的人可以去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票也不发挥任何权利上的效用，甚至于也不具备什么资格。我之所以得出地票是结算凭证的结论，是因为所有持有地票的人只有这样一个权利，即将来通过竞争性手段获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可以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和耕地开垦费，它仅仅在财务上可以作抵消，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还要遵循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地票实质上只起了一个结算凭证的功能。

第九个问题，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我们在对规定的四类土地作出复垦之后，怎么动态保障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不增长，即现在城市需要土地，而国家不给指标，我们就去复垦农村的土地让农村的土地减少，那么将来农村发展了，我们如何去动态保障农村对土地的需求，我们的制度设计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目前地票制度最大的隐忧。

第十个问题，完善地票制度的路径如何确定？我个人认为，作为地票制度，要真正去寻找它的价值、寻找它的增长点，最核心的就是从它的生态价值入手。要重新看待土地，我们占用土地不仅仅是有经济和保障功能，同时也拥有了一定额度的生态价值。所以，需要用地指标人可以通过投入一定成本来购买地票，购买以后可能获得了相应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必须接受国家整个土地资源的管控，这种管控同时是以规划为前提的，而这种规划不仅是一般的土地总体规划和 15 城乡规划，还包括生态功能区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就是按照这种逻辑进路，来保障我们的土地资源在必须用而且不影响生态价值的前提下，进行一个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在生态价值方面去寻找出路，而不能够在传统的权利体系下去思考。

这是我的初步的研究，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指正。

高其才：谢谢张教授的发言，他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地票的法律性质。非常感谢。今天会议的主题发言全部结束。

自由发言

高其才：现在进入自由发展阶段。有请发表文章的各位，没有上发言的优先。

李平博士(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大家好！今天会议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在城乡统筹发展下研究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标准：一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买单？二是城乡统筹发展下谁受益？三是谁受益最大。拿地票制度来说，根据重庆市的补偿标准。各种补偿费用加起来是8万六。而在拍卖时排出100万，或者200万，其实在重庆主城区已经高于400万，受益最大的是谁一目了然。谢谢大家！

高其才：有请下一位：

王景新（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 地票制度毫无疑问把城乡建设用地的一次超越，将农村集体土地盘活了，但它有没有考虑过国家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我们如何去防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请一下张教授了解一下。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于教授，我们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不挂钩，但它一定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有一个关系，其中有没有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配置问题，比如农民加入到一个社区，有没有考虑到他退出集体经济组织和加入社区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户籍制度改革是不是在户口本上盖一个戳，改成城市户口就完了，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财产权的加入，农民很难真正进入一个新的组织，有没有考虑过农民如何进入新的经济社会组织的配套措施问题，第三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究竟是该界定到农户、所有农业人口还是劳动力的问题，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房建恩（河北农业大学讲师）: 今天参加会议，我收获很大作为一个法学教师，我们也一直关注农村法制发展的困境，借此机会我也把我们的一些观察和司考做一下汇报：在长时间内，随着农村人口变动，出现了些农村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农村土地升值比较慢，农民并不在乎这些变化，但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土地价值在上涨，这引起了农村土地分配不合理而产生的矛盾，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定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在农村土地分配中更应该注重公平价值。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的方法来修正下这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状况。谢谢大家。

黄小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作为一个大四学生代表我的老师参加这次会议受益匪浅。我觉得今天大多数老师没有谈到关于农村发展的救济制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规范土地征收程序的问题，虽然是先说的是先征收后补偿，其实现实中是先征收后补偿。并且政法在征收土地中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与一身，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我觉得物权法在对土地征收程序中要做革新，并且在司法救济上要做合理安排。

刘兆军（东北农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通过今天的研讨会，我对地票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可以说地票制度很好的解决了农村发展的社会保障问题，那它是否能解决日后的发展问题，在解决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下能否使农民更好的享有发展的成果是我，地票的后续制度设计应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张文洲（上海市法学会农村法制研究会副秘书长）: “农村”，“农民”，“农业”，“三农”是什么？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农业的内涵是什么，三农内涵如何界定。特别是农村，农村不能依附城市，要给农村预留发展空间。关于地票制度，我总感觉是为了解决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而解决指标问题的。农村的发展要尊重农村的自愿，不能加强给农民。城乡统筹要必须为农村，农业的发展留下很好的基础和发展空间。谢谢大家！

杨大春（浙江财经学院东方学院政法分院院长副教授）: 首先，今天听到各位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我觉得现在农村土地流转说到底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失地农民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问题怎么解决？二是流转之后政府取得了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政府如何使用才能更加使农民受益的问题。重庆地票制度，使政府不断取得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17 然后不断地投入到市场，地票是政府把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投放市场的工具，我认为可能是政府的根本目的所在。那么失地农民的保障如何解决。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方法，一是土地一次性转让；二是以典权的方法出让土地使用权；三是采用股权的方法。谢谢大家！

隋文香（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经贸系教授）: 今天听了这个报告很受启发，我就感觉我们讨论的是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是不是围绕最原始的农村土地问题，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关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能不能同等对待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产权问题，我就不太理解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把集体土地产权与国有土地产权同等对待。如果同等对待，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谢谢大家

陈亚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今天听了报告深有体会，但我还有一些疑惑，我们年会的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但我觉得，第一，我们是不是在统筹城乡发展来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问题。我觉得第一个主题发言人讲得很好，他提到我们现在不管是农村建设用地也好还是其他农村土地的周转也好，无论是采取地票的方式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为我们的政府掠夺农村集体土地埋下了一个形式的正当性。这就如同说：因为我进行了价格听证，所以我有权力涨价。这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涉及到我们整个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是不是在一个平等的宪政的基础上设立的。我国现有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制度，它关于国有的和集体的土地的规定是不平等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查阅，我这里不多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农村的土地怎么进行流转，怎么进行保值升值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基石问题，那就是我们设计的流转等制度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问题，现在虽然提“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我们的一切都是在为城市服务，为居民服务的，我们的农村和农民很可怜，谢谢

高其才：面对王老师的提出的问题，刘老师、任老师需要做个回应吗 张志辽（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我个人认为土地地票制度是一个繁复的问题，需要大家具体地去研究。针对王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土地用途管制的问题。重庆市是这样做得，第一，关 18 于土地复垦的范围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申请复垦。第二，所有复垦的土地必须要打造成耕地的标准，经严格验收后才能核发地票，复垦的土地不能零星存在，要与其他耕地同块存在，这是严格限定的一些条件，所以对土地用途是没有影响的，还有浙江财经学院那个老师提到的问题，地票实际上不意味着政府获得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不是这个概念。复垦这个行为，如果从法制上分析，实际上复垦完成以后，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消灭了，地票实际上是我们城市扩张当中国家给的土地指标，简单点说，是征收土地的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耕地增长了，所以国家给指标，这样就可以在城市扩张中争取土地，为集体土地的征收找到一个依据。但重庆市为了规避风险，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的，其中，每一年不超过国家配额指标的15%，也就是说每年在国家指标之外，不能超过15%。地票与建设用地使用权没有关系，不是说地票为逃避国家监管，为城市扩张找到了一个正当性依据，是不是正当性呢，我发言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逻辑基础问题，在我国国土资源部或其他土地管理部门没有对历史上我国究竟投放了多少建设用地指标进行过普查的基础上谈论这个问题，本身就失去了一个基础性依据，只有在这个统计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讨论，从动向的土地实施角度，怎样将已经投放的建设用地指标有机的整合起来，而不再扩张新的用地。

高其才:谢谢张老师

任大朋（中国农业大学农业与农村法制研究中心主任任大鹏）: 立法过程中，曾多次讨论到承包经营权是怎么来的，我们甚至有时候连什么是集体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说清楚集体成员是谁呢？刚才我在演讲里面提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成员”肯定是农民，已经不是农民的还算作成员是没道理的。成员是村里面的，村里面有各种人，有的是农业劳动者，有的不是，有的是将来的农业劳动者，而有的永远都不是。成员不包括已经死亡的人，而现实中，已经死亡的人却还有土地，这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所以我很纠结，总之，我仍是在农业劳动者的角度看待成员权概念的，我也想问个问题，地票的原由是建设用地控制，我国建设用地的审批是按指标来审批的，关于地票上指标的概念不是一个权利上的概念，这一点张老师谈的非常的清楚。地票不表现、不代表或不承载建设用地使用权，而仅仅是给上一级政府谈判的筹码。但是我获得的指标太少，我也没有违反保护耕地面积 19 不减少的要求，这就涉及到一个讲理的问题，至于这个讲理中的“理”有没有，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高其才:刘校长要不要对大鹏老师的问题回应一下? 刘俊（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地票制度虽然还存在很多争议和问题，但我还是觉得把政府指标下的一部分利益给远郊的农民，这是值得鼓励的，比其他地方还没有将指标下的利益分一部分给远郊农民而言，前进了一大步，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面进一步研究。地票制度是一个多元的，涉及到很多深沉次的问题，张老师说了，首先地票是什么样的性质，指标不是一种权利，它是一种行政性的资源，但它的确蕴含了很多利益在里边，所以要解决一个问题，怎样搭建一个桥梁，由政府之手将土地资源利益集中起来以后，全部用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取代目前以土地作为农民保障的这个深沉核心问题。当然地票制度与“增减挂钩”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增减挂钩”也就没有地票制度，所以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指标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严主任提到的，三农问题的定性，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首先搞清楚农业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能过多地要求它承载一些它不能做的社会功能。我们的国情就决定了，农民是不可能靠经营农业实现全面小康的，所以应该建立一个“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常态的真正有意义的资金体系。粮食安全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完全引进市场机制，既然不能完全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对三农问题的定位就应该定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去，不要期望它自己就能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全面小康，它自己解决不了，必须依靠“以工哺农”的机制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刚才罗教授提到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转入城镇户口，农民的集体成员权肯定就随之消失。农民转为城镇户口之后，转入各个社区，当然，重庆市已经明确了我们的公租房政策是面向所有转户农民全部开放的，再加上住房保障等配套措施的跟进，农民进入相应社区就直接纳入城市社区的组织体系，配合相应的公共产品服务等渠道，户籍改革工作是这样进行的。第四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土地的价值当中隐含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益是来自于土地资源，我们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同地同权同价”。我们如果真的实行“同地同权同价”，那么结果可能是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征地暴发户”“拆迁暴发户”。实行“同地同权同价”绝对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因为偏远地区的农民还是那么穷。严格实 20 行“同地同权同价”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贫富悬殊问题一点作用也没有。要认清土地市场价值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资源利益，我们只能是把耕地在拍卖中得到的收益，通过立法，在“以工哺农”的理念下，让政府把这笔钱全部用于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这样做，我想政府对征收集体土地不会再那么积极。谢谢大家。

大会总结发言

骆友生（中国农业经济法研究会会长）：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7

一、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以科学世界观为基础的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指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精神、利益决定思想为基本出发点, 揭示当代社会发展的源泉、动力、过程和目标, 阐述当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中的理想信仰人生和价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面: (1) 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 利益是生产力乃至社会发展的内驱力。 (3) 利益关系是经济关系的表现, 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利益矛盾。 (4) 上层建筑的任务就是代表那些在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 维护和调整一定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科学的利益观, 它揭示了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 揭示了人的关系中的利益性。利益驱动着社会的发展, 利益同时在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 利益不仅是历史的、经济的、政治法律的范畴, 利益也同时是哲学的范畴。哲学上的利益绝不是将利益定格在个人或私人之间, 它着眼于利益在整个社会运动过程中的机理和作用。

环境法在中国的产生历史并不悠久, 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出现, 环境法在中国也应时出现。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由20世纪70年代被动立法发展到现在的主动立法, 这不是国家树立国际形象的作秀之举, 而是对于本国几十年来发展路径的深刻反思。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凸显使执政党敏锐地意识到, 在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物质文化利益的同时, 必须关注另一种利益, 即公众的环境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关乎当代人的利益, 也关乎后代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仅关乎某一国公众的利益, 而是关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必须对此利益的变化做出回应。而要如此, 必须深刻理会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环境法制建设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 不仅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巨大发展的三十年, 也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取得巨大发展的三十年, 还是中国环境立法取得重大进展的三十年。

1979年9月13日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环境法律问世。自1982年以来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 都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环境法制建设。此间制定了大量的环境法律。1989年12月, 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环境保护法》。标志着中国环境法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到1997年, 中国环境法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张。这对中国的环境立法是极大的支持和推动。到目前为止,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历程表明: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要把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与遵循生态规律结合起来, 要把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 要把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发挥各方面的立法积极性又要反对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于环境法制建设的探索, 是我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深刻理解的结果。环境法制建设的成果说明,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是科学观。当然, 在新的时期, 随着环境保护领域新情况、新思想的出现, 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的同时, 必须与时俱进的予以发展并赋予它新的内容。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观, 维护环境公益

人类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开发者, 人类也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人类须臾也无法离开。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 人类不得不转而向环境法求救以遏制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但是, 传统环境法并未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传统环境法赋予人的环境权本质上还是私权, 比较而言, 这只是环境资源分配的一种新路径, 人们原来该怎么用现在还怎么用, 只是合法化了而已。这种权益观不仅没有解决环境问题, 反而使得环境的外部性具有了身份上的差异, 表现出了极端的非正义性。反思传统的环境法理论, 当代环境法应以义务为本位, 环境法要从为人谋利转到为人防害、治害的宗旨上来。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下, “以自然为本”比“以人为本”更加必要。维护环境应是全球的普遍责任。由于地球环境是一个不可分的系统的整体, 而作为主体的人类是一个集合的概念, 作为集合概念的人类中不包含组成人类的自然人的个体特性, 因而作为集合概念的人类所享有的权利也并不必然地可以落在作为人类的分子的个人身上。为此, 环境权应是人类的环境权, 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这个利益不是私的财产和精神的需要, 而是通过人类的协作, 更好的预防和处理环境问题, 杜绝环境危机。人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危机的焦虑反映出其对现有的生存环境的不满, 而创制环境法、思考环境权体现了人们恢复在舒适、美好的环境中生存的愿望。

人类保护环境, 其归根结底是在保护人类本身。所以, 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变化, 并不能说明法律关系的调整基础发生了革命。法律仍然调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法律关系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法律的调整对象未发生变化, 那么环境法意义上的主体必然存在利益上的纷争。事实上, 环境法上的利益冲突不仅比传统法上的利益冲突表现的隐蔽而且异常激烈。因为环境利益从根本上说是最大的公益。这种公益性表现为时刻与每一个主体有关而又无关。当某个人或单位 (包括) 国家的具体的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或被剥夺时, 他就会表现出强烈的维权意识, 有时甚至将其举动上升为公益的角度。否则, 人人都漠然视之。其实, 仔细剖析, 公益背后更多的是维护私益的考虑。虽然这种行为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有利于公益的维护, 但也难掩饰其私利性。环境法的建设从本质而言不是应主体维护其私益而存在的。其出发点在于如何协调发展经济与维护环境的关系, 在于如何保护人类的环境利益而不是具体地维护某一个个体的环境利益。地球环境的封闭性决定了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真意义上的环境损害其受害的主体是全人类, 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环境法应立足于这一认识, 立足于整个地球环境的保护。但是, 由于世界尚未大同, 地域分割的现实性暂时还不具备人类协调一致来应对环境问题, 这一切需要政治实体间通过谈判来实现。尽管如此, 也不能歪曲环境法的公益属性。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虽然不否认私益的作用, 但是, 在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中, 其着眼利益的整体性。换句而言, 只有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事件和发展, 才可能影响人类认识并改造环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 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强调了利益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无不透视出利益的积极性。国家的利益, 政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等等。而执政党的利益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显然始终左右着社会的利益数量和质量。其一个最好的物质展示方式便是法律文件的数量和质量。在环境法领域, 我们清楚的发现, 其追求的利益方向无论对于政党而言, 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而言, 最终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预防和合作是必然的, 也是可行的。在国际,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有关治理环境的谈判, 并积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国内, 我们应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深刻去研究利益的生成机制和运作原理, 将其运用于保护人类环境利益的实践中来。总之, 环境法制建设确定的目标应是唤醒人的良知良能, 激发人们在环境利益上的社会责任、社会使命和社会理性。

摘要：当前在环境问题上, 人们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人类必须保护环境, 必须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效途径, 否则人类社会将不可能可持续性地发展下去。环境保护应是全人类的公益。就中国而言, 环境法制建设应冲破传统法制以惩罚为理念, 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藩篱。环境法制建设应立足于唤醒人的良知良能, 激发人们在环境利益上的社会责任、社会使命和社会理性。

关键词：利益观,主体性,环境保护,环境法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王立峰.惩罚的哲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4.

[4]孙佑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 (4) .

[5]孟庆垒.主流环境权理论的错位与出路[C].2007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 (2007.8.12-15兰州) 论文集, 2007.

[6]徐祥民, 邓一峰.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J].法学论坛, 2006, (2) .

建设法制中国的措施 篇8

关键词：经济法制；法律成本；法律资源

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立法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一，在经济法律中，其需求和供给出现了失衡的情况。首先，民商法不论是在体系化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能使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经常表现出供给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经济行政法在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使用过剩的情况，已经不能停留在只发机关、司法、立法的范畴之中。第二，在实施经济法律后，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能与立法预期的效果相互吻合，经济立法在行使过程中主要是对指导思想在经济上进行诱导，在此过程中经常出现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差，造成经济法律结构中出现比例失衡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强制规范达不到一定的效果时，還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法不责众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成本

（一）经济法律的立法成本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律成本指的就是在进行经济立法过程中，在财力、物力、时间方面的支出，其中包含了从调查一直到法律文本制作其中所有活动的支出费用。由于立法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整个国家中经济立法的成本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包括机关、社会全体以及个人都要支付的一项费用。制法成本的费用主要由机关支付，而社会和个人主要支付的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式规范的成本。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项问题：第一，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法律过程中，一般是将国家立法机关作为实施的核心，然后强制性的对法律条文进行改革和更新，近些年立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这就造成我国使用在法律中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耗费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费用相当大。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参与并且起草与本部门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调研费用。第二，在创立一些并不正式的经济法律规范时，经常出现将一些日常的业务与法律创设条件融为一体的情况，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最终就造成了费用支出过大的情况，例如：一些企业和行政部门在定力企业标准或者设立企业规章制度时就会采用此类方法，最终造成费用消耗过大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实施成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投入称为是经济法律实施的成本。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投入：第一，国家机关的投入，这部分投入一般主要应用一些教育以及宣传活动中，通过这种实施方式，使人们旧的法律意识得到改善，从而更充分的了解新的法律规范。第二，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投入，这部分经费的来源方式一般是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所要支付的劳务费用，审判结束后违反法律规定一方所承担的赔偿金。经常被提到的守法成本一般是指社会公众在进行经济法律活动时所支出的费用，例如：企业对企业中的产品进行抽检，需要提取样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这部分的支出就属于是守法成本。

三、影响经济法律成本的因素

（一）经济立法成本

与经济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与调整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产品的稳定性和其机制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导致经济立法成本发生差异的情况。在我国定力民商法时一般会经过这些步骤：先由个别意思对合同的条款进行抉择，然后将这项条款呈现给大多数人看，用来寻求大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订立相关的合同，最终根据立法的惯例制定出准确的法律条文。这种由非正式逐渐向着正式演变的过程将其自发性和市场需求的内在性充分的反映出来，这就使民商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素使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出现冲突情况，所以造成我国经济立法出现机会成本过高的情况。

（二）消费者偏好与经济法律实施成本

公众消费法律的过程与经济法律实施的过程是相互同步的，在消费者进行一般商品消费时，对商品拥有一定的偏好，对法律的偏好也是如此。法律的偏好情况会影响人们自觉的使用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民商法的宗旨就是使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得到促进，它的规律与追求个人偏好时将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相一致。由于经济法则存在差异，造成社会短期利益、集体、局部利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使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在市场中会出现将自身的损失转嫁于他人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中需要有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专门对市场交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这种方式使实施的费用得到增加。

四、降低经济法律成本的措施

（一）设定科学的经济法律政策

第一，将民商法作为指导基础。在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首先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将这些资金用于经济法自身管理中，从而使经济法的整个体系得到规范，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将民商法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民商法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自民商法颁布以来，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将给经济法带来一定的有利因素，从而使其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第二，应当将有较高交易费用的领域作为其突破口，在一些经济领域中，由于其交易的费用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对法律的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就能使运行的成本得到降低。一般情况下，如果想要使市场交易得到正常的运行，那么就应当不断的完善债权制、物权制等。通过目前市场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义务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在市场主体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使市场经济受到了阻碍，并且使市场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民法会将合同法和物权法放于优先地位。

（二）经济法律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实现了经济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所运用道德法律形式和调节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法律的功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经济法律是多非常元化的。

五、结束语：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在立法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立法数量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在我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经济法律，不仅能使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在经济法律立法过程中法律成本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作为我国立法部门，应当不断探索和研究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成本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的找出这些问题后，通过设立经济法规、增强法律多元化等手段，解决我国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成本的问题。（作者单位：平安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参考文献：

[1]李淼.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2]吴群刚.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及应用[D].清华大学，2002.

[3]陈蔓生.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模式与战略进程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南京大学，1997.

[4]建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5]马淑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伦理的历史变迁和理论思考[D].南开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