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心得体会

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心得体会（精选8篇）

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1

从高原深山里，到湖泊，大海，所有我们平常能见到或者鲜见的食物，原来它们是从那里获取的，香格里拉的松茸要早上三四点出门，步行二十多公里到原始森林里找寻，没错，就是找寻，仔细而艰难的找寻这上天赋予的珍宝，说珍宝一点也不过分，在北方一盘碳烤松茸的价格是1600元，而她们的找寻只是为了一个夏天5000元左右的收入。

还有一颗看似普通的莲藕，必须由专业的挖藕工人每天从淤泥里挖，那种劳动强度让他们都或多或少的有肩周炎和腰肌劳损，餐桌上的雪白的莲藕里有挖藕工人满是泥浆的汗水。

那些最原始的获取食物的方法艰辛而繁琐，那份辛苦里饱含了多少汗水与情感，我们可想而知，而那些用最原始的烹饪手法做出的美味，才是你的味蕾与胃和心灵真正需要的，看过你才知道自己碗里赖以生存的那些，真的是你的天。

舌尖上的味道不只是食物所带来的馨香，还有历久弥新的那份热爱，童年的味道，远去的味道，食物所承载的情感世界，所有的关于吃的记忆和我们最初的舌尖下深藏的信念。

饮食，表面上看是一道道由各类食材组合而成的菜，供你果腹，免受饥饿之苦，其次才是满足味蕾的愉悦。

可是另一方面它代表的就是文化，饮食的这种文化，代表着你内心最深处的那种记忆，你小时候吃过什么，它们都会像烙印一般跟随你一辈子。

这话一点不假，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适应，可是唯一适应不了的就是自己的胃，正因如此中餐馆开遍了全世界，也试图用中国的美食去征服世界人的胃。

五千年历史的沉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都是精华，尤其在现在这样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人都爱吃，人人都讲究吃，随处可见精美菜品的图片四处流传，教授人做美食的相册教学贴比比皆是。

可是大家眼中更多的是这五颜六色，卖相极佳的成品，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些食物背后的故事。

《舌尖上的中国》虽然听起来应该是介绍各地美食名吃的，但是实际看下来却是在讲述一个个和食材相关的故事，一个个食材背后，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

所以一部分吃货失望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想象中的东西。

没有新奇的菜品，纪录片展现的人文内容远比美食要多得多，那些在火上翻腾的食物倒更像是为这些故事的点缀，所以在他们看来喧宾夺主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整个纪录片有了深度，有了更能打动人心的筹码，也才能使我感动。

尤其是海外的学子们，看到这些熟悉的情景与人群，大概思乡之情会更切，很多人大概已经开始动手预定暑假回家的机票准备回去大快朵颐了吧。

中国幅员辽阔，饮食的种类更是千千万，在一个52分钟的纪录片中展现这些繁杂的美食，用剪辑技巧，灵动流畅的把几个故事串联起来，还前后承和，不得不说制作组是花了心思的。

而且南北方相对比，内陆与海相映衬，不失独特风味，也更加反映了完整的中国，在片子的结构上来看的确是佳作。

舌尖上的中国》将生活中熟视无睹的食物给予一个新的视角，开创了美食类节目的新篇章。

该片在立意上，不但表达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传承，更弘扬了一种敬业和做人的本分。

该片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常态，突出了一种人情，辛勤的劳作，把烟火气的饮食节目，拍摄得美轮美奂，形成特有的诗意。

它在整体上有系统的连贯性，主题鲜明，却又能各自成篇。

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2

文化冲击, 原本指一个人从一种文化环境移居到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之后所产生的不适应。现在也指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是建立在文化渗透的基础之上的。当一种文化向一个地区渗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对该地区原有的文化环境产生影响, 时间越久、程度越大, 影响也就越深, 甚至改变该地区的文化环境。这, 就是文化冲击。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政治、经济、主权, 当然也包括文化, 就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 强行开展贸易交往, 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外, 还对中国实行文化渗透。他们披着宗教外衣, 进行侵略活动,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尽管在西方文化冲击中, 我们学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 产生了社会进化观念, 国家诞生了民族资产阶级, 引进了西方教育制度, 兴办新式学堂, 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产力的现状, 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 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们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 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阶段我们受到的文化冲击, 是被动的, 是西方帝国主义强行加给中国社会的。引用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概念, 这是“抛来”的。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 革命先驱们不断引进先进的政治思想和科学精神, 终于在新文化运动中, 掀起了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 从而为外国各种思想流派传入中国敞开了大门, 激励着人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涌现了一批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 其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条件。从此, 中国有了与先进政治文化思想结合的政党, 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胜利, 获得了解放, 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1984年以后, 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伴随着经济上的密切交往, 我国的文化市场也相应开放。此时, 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利用网络、书刊、影视等传播媒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因而我们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 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 民族文化 (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等) 的独立性特征。

文化安全是构建中国先进文化的未来走向和总体发展脉络的基本保障, 是维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能够保护价值观、行为方式对于本国人民的相对稳定性, 文化科技成果不被掠夺, 保护文化的民族性, 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的文化风险, 抗拒外来不良文化的冲击, 保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 以确保自己国家文化主权不被侵犯的文化状态。没有文化安全, 就谈不上建设先进文化。

今天, 我们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 它们为了控制世界, 通过生产输出大量的文化产品, 妄图破坏其他民族的文化, 而将他们的思想灌输给全世界。

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例子:端午、七夕、中秋、重阳, 这些中国的传统节日竟然呈现出了衰败之象, 甚至要靠国家的法令才能“度日”, 一年一度的春节如今也“沦落”成了鸡肋———“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维持着不温不火的现状。而西方的节日, 如感恩节、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等却在中国的市场上成为了抢手货, 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外来的和尚”不仅“好念经”, 而且大有反客为主之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曾经被批为落后文化, 但其中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爱幼敬长等品德至今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作用也在随着西方价值观念的渗入而消减。这些都是西方国家对我国惊醒文化渗透的表现。

从这些情况来看, 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已经对中国文化造成了冲击。不仅如此, 西方国家在文化输出的背后, 还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渗透, 如日本侵华期间, 向其占领区的中国百姓传授日语及日本文化, 就是想以此方法同化中国人, 达到其侵略统治的目的;再比如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企图以文化冲突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渗透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 使我们在“疏离政治”的陶醉中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预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我国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日趋严重的文化冲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会越来越复杂。这一方面为我们吸收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条件, 但也会使消极文化糟粕侵害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从而影响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 这必然对我国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主权构成损害, 甚至可能引发民族离心力而威胁国家安全。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随着社会与时代的进步而不停发展的。我国的文化发展虽然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但也不能排除在这个规律之外, 一样必须不停发展, 包括吸收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 中华民族才能更进一步发展, 国家才能崛起, 社会才能和谐。抵制西方外来文化冲击的最好办法就是吸收其精华, 使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进行交流碰撞与融合, 把它变成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冲击, 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要提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大力发扬本民族文化, 积极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项目, 同时注意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例如, 我们可以通过举办文化节、文化活动和举行纪念著名历史文化人物的研讨会等方式, 向青年一代介绍和传输这些历史文化人物的思想, 从而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心, 让他们知道我们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文明, 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传统的崇高的文化和思想, 就可以影响甚至吸引他们。因而在抵御西方文化冲击方面, 我们不能处于被动的地位, 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 面对西方文化, 我们要采取客观平等的态度, 应该尊重因为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行为方式的差异, 要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点、长处。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发展进步, 并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经济、管理、贸易等诸多现代领域展现出更多的指导意义, 这样才能不被外来文化所侵领, 才能被更多的现代国人所接受。

但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时候, 我们必须有取有舍, 要做到“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只有这样, 才能在日趋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以传播文化为名的意识形态的渗透!

参考文献

[1].李丽敏.论西方文化冲击下中国传统节日的回归[J].鸡西大学学报, 2009

对中国文化的乡愁 篇3

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1904～1980），生于日本神户市，著名汉学家。曾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代表作有《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是日本研究中国断代诗史的先驱。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文化的精神里面，历来就有确信事物应该归于一，并对差异极度敏感的传统。

分裂成千差万别形态而存在于天地间的万物，作为现象，虽是千差万别，却仍被统合为一，强调这种感觉的是宋儒，亦即宋代的懦者们。这种同一性，宋儒以“道”或“理”来表示，因此宋儒的学问，就叫“道学”或“理学”。“道”或“理”，为万事万物所共有，当然也表现于人类，在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道”或“理”，又叫“性”、“德”。人的责任，就是把普遍存在于万物中的，因而也是先天就有的“道”亦即“理”、“德”、“性”，予以说明，以使自己的行为与普遍存在于万物中的“道”相一致，这是宋儒的意思，所以他们的学问又叫“性理之学”。“性理之学”的集大成者朱子（1130-1200）的“语录”中有这样一段话：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蕙、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口口。方解凭地。尧所修此道而成尧的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朱子语类》卷十三）

类似的话，在（朱子语录）中，大概随处可见。

然而，如此强调万物的具有同一性，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理一”的宋懦，同时也强调“分殊”，或者毋宁说更加强调“分殊”。所谓“分殊”，说的是尽管万物有着共同的“理”，实际上却方向各异。因为“理”虽然只有一个，它所呈现却是千变万化的样子。人的责任自然在于探究“理”，使自己的实践符合于“理”，可是怎样去做，才能弄清楚“理”呢？既然个体的形态千变万化，势必要把这千变万化的形态逐个加以彻底细致的考察。

上而无极大概，下而至于一草一术、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

上面这段话，反过来也可以说，万物的共通之“理”，并不会在万物共有的某一种形式上轻松得到。以为能够轻松得到的，是佛教、道教的看法。儒者的“道”与佛教、道教的“道”的不同之处，其实正在于此，这是朱子经常强调的另外一个原则。“若只说大本，便是释老之学。”释指佛教，老指以老子为教祖的道教。

不只是释老之道和儒家之道的分歧在这里，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也在这里。孔子的谈话，往往是以事物间存在细微的差别为前提，不厌其烦、娓娓道来，自然导出一个结论，而孟子却能够灵活地抓住“道理”的“大头脑”处，倾向于单纯的理论阐述。

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下面节节，只是此理散为万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说个道理，未尝说出大头脑处。然四面八方台聚凑来，也自见得大头脑处：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说出太极，已是忒煞分明矣。（《朱子语类》卷九）

最后的“周子说出太极”云云，指的是宋学的创始人濂溪先生周敦颐。称赞他的学说“忒煞分明”，既包含有对他创造“理学”、确认“理一”的敬意，也包含有对他忽略了“分殊”、至少在后人那里造成影响的批评。

上述朱子的观点，可以说不单是朱子个人的看法，也是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经由这位哲学家的反省累积而成的。

此外中国人的实践，也常常深刻地体现着这一传统的世界观。首先是学问的方法，中国人的学问，总以博览群书即博学为必要的前提。如前所引，既然“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这便是理所当然的结论。清朝的考据学，就实现了朱子的这一理想。“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话虽这样说，但在过去的中国文化里，自然科学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发展，却是件不可理解的事情。对差异性的高度敏感，妨碍了对同一性的追求，或许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不仅学问的方法，就在日常的生活伦理中，好像也能经常看到对他人与自我之不同的反省。当然，在人皆为人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人伦社会。“人性皆善”也好，“仁即人道”也好，讲的都是这一点。可是，个人与个人的立场，则又千差万别。自己的立场与他人不同，他人的立场也与白己不同。在为他人考虑时，必须要好好地想到他人，站到他人的立场上去。“体贴”这个词，说的就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但要把中国人日常频繁使用的这个词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难上加难。译成“关怀”都不够。同睡懒觉的人约时间，即使得意于自己的早起，也不能约得太早。就是说，虽然早起对自己来讲是美德，却不可将它当作绝对的美德强加于人，要能站在睡懒觉人的立场上去想，这就是“体贴”。与中国人有过交往的人，一定会想到他们曾经感受过的这种“体贴”的美德。而这种“体贴”的美德，在缺乏对于事物多样性的敏感并有包容精神的人身上，当然是不会有的。

我最近正好从堀正人君那儿得到他的新著《阿尔图斯·赫胥黎的研究》，对其中引用的这位英国现代作家的下面一段话很感兴趣：

当然，分裂与变化正是生存所需的必要条件……完全的万物合一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尽管如此，合一还是必要的。所谓善，就是要归于“一”的，所谓恶，强调的则是“分裂”。“一”是宁静、和平的海底，“分裂”是波涛汹涌的水面。如果没有水面上的风波，就没有“存在”，没有对“善”的认识，没有震慑“恶”的狂暴的努力，海底的和平也就不可能再度发现，更不会觉悟到“狂暴”的实体与“和平”的实体具有同一性。

要把这段话直接解读成朱子式的看法，大概不合适。“完全的万物合一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尽管如此，合一还是必要的”，赫胥黎的重点，与其说在前面，不如说恐怕在后面的“尽管如此，合一还是必要的”。不过这一观念，可以说并不是中国式的。他在“分裂”与“恶”的关系上的论述，尤其不是中国式的，至少不是朱子式的，因为在朱子看来，“分裂”并不是恶。然而，“如果没有水面上的风波，就没有“存在”，“海底的和平也就不可能再度发现”，这一说法，倒跟朱子接近。因为“理”是万物应该朝着的同一方向，“气”只是这一存在的表现，这是朱子的根本主张。

赫胥黎的话，究竟是西洋的正统思想，抑或是对正统思想的某种程度的逆反，对不熟悉西洋思想史的我来讲，知之不详。然而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意的，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

中国茶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4

昨天下午我参加了在马连道举行的名为：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奥运冠军游走马连道，体验中国茶文化”活动。同我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射击奥运冠军李对红，游泳奥运冠军钱红、乐靖宜等10余名奥运冠军。

在主办方的陪同下，我们亲身的体验了中国茶文化，并且还参观了马连道茶城、茶马大厦、京闽茶城、茶缘茶城、得天福缘茶城、北京茶叶总公司、普洱茶都、更香茶叶公司等马连道地区较大的茶城。我们不仅可以和老将军们一起展示书法、交流品茶体会，还可以亲身体验炒茶和制茶的过程。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得体会 篇5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中让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修生养性，提高自身素质！格物致知，发展社会经济！而我在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方面的知识，因为传承让我们更加理性的了解历史而发展会要我们更加理性的创造未来。因为文化影响着后来者，后来者又传承、修正并补充着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文化在碰撞中平稳地发展与进步着，波澜不惊。而现代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我们多数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即使有所涉猎可能也会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也有人可能会说：在现今时代，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了，太保守了。传统文化究竟是不是过时了？对我们当前社会还有没有价值？我们通过下列的事实来证明她亘穿古今的强大生命力和日益凸显的社会利益：

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以传统文化为立国之基的中国在世界上存在了长达五千年，对比在历史上强盛一千多年的罗马帝国，却早已不复存在。

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近期统计表明，其青少年犯罪率为6900万件/天。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为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乱象深感不安，有识之士已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崇尚个体，倡导竞争的理念是社会**的根源。他们开始在东方文化中寻找救世的良方。许多著名大学纷纷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努力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世界需要中国古老文化理念的推广和实践；已被费黜达近百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急需拯救。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手捧着金饭碗，在外流浪找饭吃啊。

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复兴必会带来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长治久安，可持续地发展也就得以平稳实现。这难道不是我们共同的期盼吗？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迄今十多亿中国人仍然哺之于中的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一棒子打死，妄自菲薄、数典忘祖，搞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行的；但抱残守缺、照抄照搬、全盘吸收，大搞复古主义也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理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不贰选择。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经典文化也应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价值，强调以民为本。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治国须利民、裕民、养民、惠民。我们继承发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当做主体、把人当做目的，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坚韧刚毅，强调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奋发图强、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所展现出的进取精神、创造热情与顽强毅力，在应对各种艰难困苦和严峻挑战中焕发出来的伟大力量，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写照。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而不同”，强调社会和谐。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和合”的思想，追求人际和谐、身心协调、天人合一的境界，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好人格，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便是对注重社会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协和万邦”，强调亲仁善邻。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今天，我们继承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团结统一，强调独立自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家庭，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团结统一的意识深深积淀、内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中华民族万众一心、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近代历经屈辱的中华民族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重新站立起来。今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始终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

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作为历史产物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既包含有许多优秀成分，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某些糟粕成分。特别是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根深蒂固。这种糟粕成分，集中表现为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比如，官僚主义、等级观念、特权思想、家长制作风、迷信活动等。在当今社会，这些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腐蚀人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影响和阻碍社会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制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关键是要对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科学梳理，在继承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们要采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析、剔除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成分，同时结合时代特征，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努力在承前启后、推陈出新中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6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规范，是集信仰、观念、组织、制度等于一体的复合体文化。一般认为它于两汉时期从古印度传入中国，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佛教中的“空”的思想与中国本土道儒的“道”“天”思想非常接近。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对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 佛教对哲学的影响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只会，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国古代哲学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其先作为佛教般若学传播的媒介，其后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终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虽说儒释道齐头并进，但佛教毕竟是最强大的思想潮流，甚至成为思想界的骄子。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至于宋明理学，在“理一分殊”的本体论建构方式、“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维成果。佛学在中国近代哲学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近代哲学开端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然正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清代学术概论》）。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本人以及谭嗣同等。可以说，不懂得佛教哲学，就很难理解魏晋以后中国哲学的具体形态。当然，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用分析感觉、概念、物质属性等手法来“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便包涵不少精微、思辩的内容，蕴含大量的逻辑分析方法和辩证法观点，这一切都丰富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哲学。另外，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无神论总是在同唯心主义有神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佛教在这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反面教材的作用。

二 佛教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佛教为史学增加了新的记录和研究对象，丰富了史书的题材，同时史学材料也深受佛教观念的影响。史书中吸收了佛教传说的故事，也出现了佛教论著、注疏、佛教经录、佛教史传等史书形式。比如：汉末三国时牟融《理惑论》、刘宋时陆澄撰《法论》、萧梁时宝唱撰《续法论》等。自东晋道安注疏佛经22卷后，注疏经论日益成风。出现了合本子注的形式。此外，汉译佛典的钞略编目、佛经目录的考订、佛教史传的编撰，一时也蔚然成风。如慧远《大智度论钞》、慧皎《高僧传》、僧佑《出三藏记集》、杨玄之《洛阳伽蓝记》、魏收《魏书•释老志》等。

三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首先，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许多汉译佛经文笔畅达，词句典雅，善用譬喻，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为文学计，《法华经》、《华严经》不可不读。”随着佛经的流传，许多佛教用语演化成为汉语的日常用语，大大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以及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其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使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主要增添两种成分，一是佛教提倡就人生、世界而观苦、空、无常、无我，主张四迁流相，对自然人事多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从而得到契悟；二是中国文学原来很少对超时空、超现实有想象力，偏重于写实，显得简单拘谨，但佛教则不同。如《维摩诘经》描述维摩居士身居丈室，而有神通变化，与文殊师利等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思想，批判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同时，由于佛经的传译受到了冲击和渗透，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诗歌和俗文学等发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等书里讲凡间的业报，把形形色色的故事嫁接在一起的例子可资佐证。《黄梁梦》和《南柯太守传》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其原型也远植于佛经中的“幻梦”和“魂游”一类故事，后来又进一步演化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里的若干篇章。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更是以唐僧西游取经为主题。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来看，可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俗讲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的渊源所自。此外，历代禅师们的开示和法语的记录所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各种语录。

四 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古代绘画、建筑、雕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历史记载，佛教绘画、塑像、建筑是和佛教经典一并传入中国的。汉明帝时，从印度带来的佛像置于洛阳白马寺中，并在佛寺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于壁，标志着我国佛像、佛寺、壁画三大艺术的肇始。中国绘画，在佛教尚未传入前，已具独特风格，后受佛教影响发生重大变化。东吴画家曹不兴，接受西域佛画艺术影响，所画佛教人物传神逼真，被称为中国佛像画的“始祖”。佛教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不仅在绘画技巧上，更主要的是创作思想上有突破。王维将参禅领悟的意境引入诗画，他的画以气韵为主，变钩研之法为水墨渲染，表现了高远淡泊的“南宗”画风。禅宗精神影响绘画，使山水画脱离死板风格志向与大自然结合。唐宋以至明清画坛，大凡有大作、有名气、无不深得佛教思想熏陶，表现在作品上往往深远宁静，大有反净其意、超然物外意境。禅宗兴旺时，绘画道盛，禅宗衰退时画坛冷落。也算是中国画史上一个特殊现象。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此后经数代传衍流变，至盛唐时，终使绘画、建筑和雕塑三大艺术达到灿烂辉煌、登峰造极的程度，至今仍属于中华文化中的瑰宝。

五 佛教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

首先，一些佛教作品本身就是重要的语言学著作，如古代用来解释佛经音义的《一切经音义》、《续一切经音义》等。中国古代的《一切经音义》有两部，均成书于唐代。一部是初唐僧人玄应所撰，又称《玄应音义》，共25 卷，解释佛经音义，详注反切。另一部为中唐僧人慧琳所撰，又称《慧琳音义》或《大藏音义》，100卷，博引古代韵书、字书以解释佛经的音

义，并录玄应、慧苑各家音义编纂而成。辽朝也是一个十分崇尚佛教的政权，辽僧人希麟在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基础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共10 卷，可补《慧琳音义》所未备。这些作品对研究中国古音、词的古义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慧琳音义》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尤为突出，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十分重视，已出版研究专著数部。

其次，佛教对中国的音韵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传入，带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语言学的交流。从汉末开始，梵学传入中土，开阔了中国音韵学的视野，反切的广泛使用、四声的发现、等韵学建立，都多少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反切是中国古代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反切的产生，是为了补救读若、直音注音方法的不足，是汉字注音方法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汉语语音学的开始。清初编纂的著名字典《康熙字典》就采用了这种注音方法。

再次，佛教对中国的文字也有影响，如我国藏族使用的藏文，据记载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扎参照当时的印度字母创制的，共有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历史上曾用藏文翻译和编写了大量的书籍，留下了珍贵的文献，不但促进了藏语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祖国的传统文化。

最后，佛教丰富了汉语词汇，为我国语言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词语。佛教的专门用语很多，有一些已进入全民的语言里，如佛、禅、寺、庵、塔、菩萨、罗汉、三藏、居士、法名、受戒、沙门、沙弥、行者、方丈、主持、禅杖、衣钵、施主、化缘、忏悔、地狱、阎罗、涅、刹那、僧多粥少、大吹法螺、大慈大悲、菩萨心肠、清规戒律、丈六金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还有些佛教用语，受了汉语的影响，人们已经不能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如梦幻泡影，原是佛教名词，见于《金刚经》的记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指的是梦境、幻觉、水泡和影子，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一切，就像梦中所见、幻术变化、水中泡沫、镜子影像那样虚而不实，后来比喻虚空不实的东西或不能实现的妄想。源于佛教的常用典故也很多，如三千世界、天龙八部、千手千眼、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极乐世界、拈花微笑、泥牛入海、口吸西江、借花献佛、呵祖骂佛、痴人说梦、蒸沙成饭等等。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7

关键词：佛教,宗教

一、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 起源于印度。佛教虽为宗教, 但具有很强的思辨性, 是多种文化艺术哲学成分的集合。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是人类文化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从古至今都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间,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根据一般传说, 也是被学佛者所公认的, 是汉明帝遣使西域求佛之说。也有文献记载, 是秦始皇与印度阿育王同的时代。实则, 佛教之传入中国, 应始于秦而盛行于汉, 至隋唐间, 更日趋兴盛, 及玄奘义净由印度归国, 大事翻译, 尽量介绍印度文化, 致使佛教,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宗教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特别是佛教。佛教使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 很多典故、成语, 中国的民间传统风俗都打上了佛教的印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诗歌、小说、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石窟等, 所以说佛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

(1) 国语内容的扩大

中国自汉朝后, 学者唯古是尚, 不敢稍有创作, 虽然有新观念, 但都只有古词, 使学术毫无生趣。佛经刚开始被翻译时, 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 其相象语者亦袭古, 后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感觉旧语与新义, 很难配合在一起, 若一直保持使用古语常常是词不达意, 所以要创造新语, 这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 现在的佛学大辞典, 虽然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 但看后足以使人叹为观止。

(2) 语法及文体的变化

佛经的文体与普通书籍有所不同, 其中最显著的是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等字, 也不用绮丽的词句, 同时佛经中不仅倒装文法很多, 而且形容词, 重牒语和同格的词句也不少, 尤其在一篇中, 散文与诗歌交错, 不管是诗体的偈颂, 或散文式的长行, 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皆兼有之。

(3) 文学艺术风格的发展

自六朝至两宋, 佛学盛行, 许多诗人涉足佛教, 与僧侣结交, 诗歌创作受到佛教很深的影响, 著名诗人王维、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就崇信佛教, 他们的很多作品往往寓佛理禅意于其中。唐宋之后, 禅宗盛行, 许多诗人以禅入诗, 如王维的《过香积寺》等。另外, 佛家也出现了一些以诗讲佛理的诗僧, 他们的诗, 自然洒脱, 言浅意深, 对当时的诗风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代的王梵志、拾得以及宋代的佛印就是著名的诗僧, 而慧能的“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更是禅诗的经典之作。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对小说的影响上, 有很多佛教感应、报应志怪小说, 如:刘义庆的《幽冥录》等。到后来章回体小说在题材、人物和情节等方面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出现了《西游记》、《济公传》等完全以佛教为题材的小说, 《水浒传》、《红楼梦》等也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另外, 在我国民间, 以佛教为题材的传说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这些都充分说明佛教对我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 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

(1) 对建筑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建筑, 虽然没有西洋的实用, 但却力求精美, 如房屋前后的陈列布置, 左右美妙的点缀, 又不是西洋建筑物可以媲美的。特别是佛寺的营造, 结构及其精致, 气派更是弘伟庄严, 都是效仿印度原始佛教的状态, 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的佛塔, 更可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 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 对绘画和雕刻的影响

绘画和雕塑更能显示出佛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 印度以及西域的石窟艺术也跟着传入。古印度的佛教艺术主要就是石窟壁画和雕塑, 中国的石窟艺术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其影响路线, 就是的“丝绸之路”。但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 则逐渐吸收和融合中国艺术的风格, 造象也模拟了中国人的形象, 当然也保留了印度雕塑世艺术的某些特点。以佛教为内容的宗教壁画迅速发展起来, 出现了象吴道子著名的宗教画家。在表现手法上, 释迦牟尼在印度的生活, 加入了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下, 使中国人在感觉上更为接近和亲切。

(4) 对音乐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音乐很丰富, 但佛教进入中国后更有新调加入, 使中国的音乐有了新的突破, 如‘寺院钟声’等乐曲, 都是模仿佛经中极好的梵音, 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 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 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 即使是现代乐府, 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 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三) 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

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 是着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 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 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 都是存而不论。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也只寄望于个人的后代子孙, 其实, 从现实的史实上看, 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因此, 自从佛教传入之后, 因果观为中国民间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 均由各自负责;善恶报应的问题告诉我们, 一切行为均由各自负责, 善报属于自己, 恶果也属于自己, 现生不报, 来生必报。这一点鼓励了人们, 要积极地去除恶。

对中国文化战略路径的思考 篇8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历史复兴，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也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这个快步前行的巨人给世界带来的震动。中华民族的复兴注定不可能是静悄悄的事件，它注定要成为全球瞩目的大事。对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影响有种种猜测是很正常的，中国国内的民众也容易对自身的未来有种种不确定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将何去何从，的确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人们对此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同样关注于经济实力背后的文化。因为文化会决定经济实力如何使用、经济增长后劲是否充沛，以及我们将会成为怎样的社会。

找到与传统割裂的起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核心要素——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体现了国家对当前及未来文化建设的新要求。三个自信要素提炼的很到位，非常符合实际，但问题是如何去建立这种共识并使之形成自信延续下去。

我认为，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有一个具备连续性国家文化战略，去主动修复因快速发展造成的内外文化割裂。而要使国家文化战略具备连续性，不光要重新审视改革开放的30年，还要去审视改革开放前的30年，甚至还需要再往前追溯，找到割裂的起点，找回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

“全盘西化”的悖论

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种种猜测。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很能理解西方世界这一不安猜测的原因。西方文化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文化，西方大航海时代500年以来，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扩张，无一不伴随着武力征服和侵略。

当我们今天某些人强烈主张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时候，西方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很容易就产生重大的疑问：难道未来中国强大了，也要像西方一样，在全世界实行武力征服和侵略？当我们在文化上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时，不管我们如何强调“和平崛起”、“韬光养晦”，我们都无法消除西方的这一怀疑。中国只有明确树立不同于西方惯于侵略的“和平竞争文化”，才能让西方国家的无端揣测与指责慢慢消失。

由谁塑造新理论体系？

放眼全世界看，30年的计划经济历程作为一场彻底的社会实践，对中国而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让我们认识到理论存在阶段性作用，不能盲目照搬，更不能走极端。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如此，打开国门之后，本土的与外来的应该如何相处，种种又提醒我们再做内功的时候到了。可以说，在新发展阶段下对理论创新的需求，早已不是口号式的背书，而是主动寻找并构建与传统文化合力的方式。《红旗文稿》2010年第15-17期刊发的云杉文章《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中已有表述——“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显然后者意义更大，也更符合中国文化土壤的特性与传统。

因此，现阶段要求的理论创新不是一次性的研究报告，是不断根据实际情况链接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创新，是从今到古的桥梁，客观上要求具备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对于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根据过往的经验，单靠政府投入的效果并不理想，仅仅是某些课题小组出几篇报告、几本书，是很难在理论创新上取得突破的。而“政府引导”本身，也易使外界对研究成果的独立、客观、公正持有疑虑，从而难以达到理想中的效果。

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是，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向往并追求西方的体系与制度，存在着一股逆向种族主义思潮，更不可能完成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理论创新重任。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很多西方智库纷纷来到中国成立分支机构，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智库宣扬的依然是西方价值观或美国价值观，是西方中心论或“美国梦”的支持者。倘若冀望与由隶属西方价值观领导，或受西方资金支持的智库来做关于中国梦的理论创新，明显是无稽之谈。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行炒作“民国时期的大师”。对这些“大师”如何评价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民国时代的一些大师由于不具有明确而强烈的政党意识，因此保留了一部分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其之所以可称为“大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其传播能力与传统的电视网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同时也沾染了电视网络金钱为王的恶习。不能说它们传播的全部是有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负面信息，但至少在华夏共同文化的维护上，没有起到更好的引导作用。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更快，辐射面更广，所有权问题更加复杂，在利润驱动下，更难保证以后的内容选择上到底倾向“谁的梦”。

在传媒业市场化以及学术机构市场化的影响下，如果由我们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去做这件事，很容易在效率与效果上失分，变得事倍功半。因此，对能够承担责任并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本土民间智库，不妨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并成立由国有企业资金支持为主，民营企业和社会其他散户力量为辅的专项资金，既能对话语权有所保证，又能淡化政府色彩，由其着力去解决代表中国梦的理论创新的文化内容与当前媒体环境的对接问题。

改变“谁有钱谁有话语权”的局面

国家文化战略一方面是要构建自身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官方及民间的研究机构、大学、智库等承担。文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对此，媒体将肩负重要的职责。但是，结合西方国家的现实，我们会看到在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传播上，财富或金钱的力量往往起着巨大的主导作用，这必将导致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从内容到传播都倾向于资本势力。

美国是智库相当发达的一个国家，生存状况好坏千差万别。我们不难发现：凡是符合大资本利益的智库，活得都挺好，否则就未必。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各类智库，同样存在于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术研究机构中。资本主义社会在用金钱力量推动有利于资本势力的理论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还大肆利用资本手段在全社会传播符合资本势力的价值观念，非常鲜明地树立了“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的规则。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中国的国家文化战略在构建和传播核心价值体系时，应对这一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国政府将文化产业化、文化市场化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些人长期主张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开放报禁等。这些主张纯粹从理论上说并不都错，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谁有钱谁就有话语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行市场化规则必然导致这个结果，产业化也必然导致这个结果，其手段主要有两个，一是所有权私人化，二是广告，广告就是钱与话语权的结合体。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也已开始呈现，虽然我们在媒体及文化传播机构的所有权方面还比较慎重，但广告或者说资本力量主导文化传播的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这一现象如不加警惕，即便我们形成了合理有效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也很可能难以获得有效传播，在与资本势力钟情的价值观相抗衡的传播较量中处于下风。我们不能只看到文化产业的经济性，却忽略其中潜藏的风险。对此，我们也不必简单化地反对一切市场化、产业化的做法，而是应该看清资本主义制度“谁有钱谁有话语权”的实质，改变或修正他们的市场规则，避免私人垄断资本操控话语权的不良局面。

深层次文化交流打消偏见

另外还需要有对外交流的通道。对西方大众与西方学者要采用灵活的交流方式。对于大众的宣传影响要尽量简练，以产生快速留下深刻印象为主。对西方学者要更侧重于文化的深层次交流。 如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书，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亨廷顿本人对中国几乎就不了解。如果我们跟类似亨廷顿这样的人有更多的交流，可能书里对中国的描述就不是那样，可能就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另外一种影响。组织与西方社会中的学术、思想界精英阶层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打消他们的偏见。

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就是具有极大包容力的，多元化的概念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鼎盛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是一种常态。共同文化作为多元化的基础，是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纽带，它的繁荣程度体现着文化融合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明思想也循例成为了多元化中的一员，文化融合的进程又一次被启动，只要我们对历史发展观有充足的认识，能够通过审视得出两者选择必然性的辩证关系，主动做出文化战略的调整与创新，就一定能够师之胜之，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增添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