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数量经济学硕士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随着近年来数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突破。但是为了促进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提升其“问题观念”，通过问题导向的意识使之进入数学化经济学的范畴，产生一种新“范式”的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复杂，经济政策制定难度越来越大。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数量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及其变化规律，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应用方式，能够为决策层提供更具全面性与系统性的数据支持，提高决策准确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本文主要分析了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的应用。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前景
数量经济学主要将质的分析作为基础，结合数学方法与计算技术，针对经济数量关系以及相应变化规律进行研究的全新学科，具有非常良好的应用前景。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实现对数量经济学方法的科学应用，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值得深思。
1、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以我国现行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为依托，数量经济学在新时期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
1.1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针对供给侧推行结构性改革政策属于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之下的重要内容，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的前提。而实现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放弃社会过剩产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等多种方式促进产能结构的发展。具体而言，是以去除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为着力点，针对产品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从而实现与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充分适应，以此为主要内容构成当下国家经济战略发展的基础。而通过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可以建立起用于去除过剩产能的经济学模型，为决策层制定计划提供依据，同时构成相应评价机制。
1.2助推民生保障工程建设
通过对社会经济水平的调节与控制促进民生保障工程实现健全化建设，属于一项具有长期性，且贴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国策。而在这其中，社保水平属于关键点。我国所设置的社保机制推崇现收现付制度，这也会使离退休人员所获养老金水平的逐渐提升，因此会加大社保缴纳人员的负担。反之，如果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又很难有效应对目前我国在社保规划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而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价值则主要体现于分析论证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是否合理，同时依据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形成优化建议。
1.3助推土地资源高效分配
国内研究领域层提出保证全国耕地面积不少于18亿亩的红线，但是在城市化建设进程逐步加快的现实条件之下，怎样有效保证它的安全性，同时明确怎样保证国内粮食安全，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国家发展的关键。对于这些问题，都可以借助于数量经济学在分析计算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提供准确而完善的决策数据支撑。
2、大数据时代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前景
经过上文对数量经济学应用价值的分析，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发展环境与需求，总结数量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前景，具体包括：
2.1优化数量经济学建模及现实契合度
自数量经济学传入我国之后，国内专家学者一直在积极分析此方法与现实经济问题之间的契合点。其中，对数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使用最广泛的是金融领域。不过，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条件的影响，不管是针对国内资本市场进行经济分析，亦或是针对国家实体经济进行分析，都会出现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情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但却会直接提高决策者需要面对的决策风险。而将大数据资源向数量经济学进行导入，可以针对数量模型在检验过程中给予材料支撑，针对数据按照实际需求进行修正之后，便可充分贴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
2.2强化数量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经世济民”属于国内学术领域针对经济学应用价值的一种判断，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之间具有较大差异。所以，广大学者在通过数量经济学针对具体经济问题加以分析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等内在需求，不应该只顾及“是什么”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可以将数理统计当作数量经济学分析活动的重要辅助，从而持续强化数量经济学所呈现的分析力度，并且在具体规范分析范式之下为决策者及社会大众供给经济学问题最为合理的解释。
2.3解决数量经济学相关的形式化弊端
古诺模型属于一类双寡头数量模型，其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化作用要超越实际化。如果将此模型当作学习数量经济学的基础内容，则能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但如果将结论“N/N+1”当作企业确认自身所占市场份额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出现。这一情况的出现也证明了当下对数量经济学工具的应用，所展现的形式化特征仍然太过明显。大数据来源于实际社会生活，其中包含了各种已经结束整个过程的经济事件，因此，对大数据进行导入可以有效缓解形式化方面的缺陷。
2.4提升数量经济学的宏微观决策价值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像统计学、会计学一样针对宏微观决策形成完善的政策性建议，必须要首先脱离传统分析模式所处艰难局面，结合数据分析方式针对数量模型开展修正处理，并经过各种转化过程最终获得软件分析系统，为决策者提供支持。
3、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着力点
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量经济学的应用，需要有效抓准其着力点，从而实现为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服务。结合目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数量经济学的发展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供給侧结构性改革方面
目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分析论证过程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领域，但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推广与落实，微观层面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若想去除过剩劳动要素，需要具体转化为劳动力概念方面，这也意味着有大量人员要进行转岗。我们这里未使用“下岗”一词的原因在于中共中央已经表态，坚决杜绝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引发的社会问题。所以，对数量经济学的应用，其着力点在于依据企业实际发展情况，构建起以基础系数为支撑的动态调整模型，让企业可以在去除自身过剩产能的前提下，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员工转岗方面的问题。
3.2民生保障工程建设方面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横向比较，我国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偏高，这主要决定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与当下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相互适应。而随着离退休职工数量的持續增加，延迟退休年龄等解决方案逐渐落地实施，怎样分结构科学设定养老金的缴费比例，成为决策层要首先考虑的问题。对数量经济学的利用，需要通过建模的形式对各类职工结构养老金缴费比例进行测算，并全面分析此比例与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适应性。
3.3土地资源高效分配方面
对农用土地进行合理配置属于一项系统性工程，直接关系到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际实施成果，也决定了国家粮食安全的程度。通过数量经济学的应用，以既有农地“产出/投入”比例关系作为基础，针对各地区农地流转与粮食补贴政策，就宏观层面供给更为科学、准确的决策数据。
4、大数据时代应用数量经济学的保障措施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在大数据时代实现高效运行，为社会经济发展形成强大支持，必须配以适当保障措施为其应用过程形成保护作用，积极促进各方的努力与协作，创建出一套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应用体系。
4.1学术领域加强数量经济学利用的问题意识
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对其的应用仍然维持在专业层面。在大数据时代，若想实现对大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必须充分发挥数量经济学的优势。对于学术界来说，需要积极强化对于数量经济学利用方面的问题意识，聚焦上文提及的三大领域，同时紧密跟踪国家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情况，主动通过数量经济学方式与手段为社会经济建设供给数据支撑。
4.2组建基于大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专家队伍
若想使大数据分析由概念转化为具体方法，必须要有高素质专业人才形成智力支持，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所以，组建一支以大数据收集与分析为核心的专家团队，成为目前的重点任务。但是，对于专家团队进行组建有着明显的正外部性效应，如果单纯依赖于市场，其效果必然不够理想。基于此，各级政府部门需要就市场干预的角度出发，以体制之内的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为核心，促进专家队伍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专家队伍可以供给有偿性的社会服务。
4.3构成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融合的方法论
在通过数量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与解决的过程中，方法论层面需要积极脱离西方经济学所带来的不良倾向，将实证分析作为重点。因此，国内学术界需要充分遵循数量分析和价值判断之间相融合的方法论，并且将关键点设定为向决策者供给决策依据方面，同时为社会大众供给问题的解析。
4.4推崇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
若想使数量经济学充分贴合经世济民的根本要求，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各种繁杂的经济发展问题。基于此，必须要推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科学学术观。作为青年经济学者，需要积极学习老一辈经济领域专家的精神与风范，坚持亲自获得第一手资料，促进数量经济学实际应用价值的提升。
5、结束语
数量经济学属于大数据时代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方法，对于提高经济政策制定者决策准确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其应用效果，为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形成强大助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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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瑶.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量经济学应用前景分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7，8(12)：70-71.
[3]李金华.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J].经济学动态，2016(03)：146-158.
(广东省佛山市美的集团 广东 佛山 528311)
作者：刘体纯
[摘要]当前，社会各界对出租车业是否有必要加强数量管制持不同态度，但是从本质上看都在于对出租车业固有特质中不同侧面的考虑和强调。文章目的旨在提供一种科学的决策思路和经济学分析方法，强调应充分权衡各方利弊，通过经验观察和实证研究，谨慎、科学地做出决策，实行最有利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
[关键词]出租车行业;数量管制;可行性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2.132
近年来，各地出租车业的司机集体罢运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司机全城罢工，“份钱”过高、起步价低以及黑车猖獗等问题引发出租车停运事件;2011年8月1日，杭州发生大规模出租车停运事件，抗议补贴力度不足、高油价、交通拥堵、“份子钱”被盘剥过重等;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专车的兴起，出租车行业的利润被进一步挤压，罢运风波也愈演愈烈，2015年1月4日沈阳千余出租车罢工，抗议相关部门对黑出租、套牌出租整治力度不够，以及对“滴滴”“快的”等专车蚕食行业“蛋糕”表达不满，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武汉、济南等诸多城市。
以上各类事件的背后存在一个争议，即“数量管制”——严厉的出租车牌照管制导致车标成为稀缺资源，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议价能力，一边是出租车行业取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另一边则是底层司机艰难处境，从而导致出租车司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发生罢运等事件，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出租车行业的管制政策。
学术界对出租车业数量管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数量管制依据、方式和效应分析，一部分学者认为数量管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因而是合理的，其他人则认为数量管制阻止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缺乏效率，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1数量管制的经济学依据
寻求数量管制的经济学依据之前首先要对出租车行业性质进行分析。按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对物品进行分类，出租车提供的服务产品更接近一种私人物品，然而出租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其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高低，是城市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出租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造成交通拥挤，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此外出租车还会排放尾气会污染空气，由燃油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
显而易见，自由市场无法对具有外部性的物品资源进行有效率的配置，市场上的买者与卖者不考虑外部成本从而使市场上生产的量大于最有效率的量，下图说明了出租车业这一情形。由于自由市场在消除负外部性上的无效率，因而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出租车业负外部性分析[1]
2数量管制的收益——成本分析
以上说明了出租车业政府干预以控制出租车数量的必要性，然而政府干预可以有很多政策，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呢?如果要实行数量管制，那么，对其进行收益——成本权衡则成为必要，因为只有当其收益——成本权衡还不错时，数量管制才是可取的。
2.1收益分析
(1)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状况及减小出租车空驶率。对于交通拥挤外部性的考虑，从来都是对出租车行业数量管制的一个重要理由，交通拥挤的大城市更是如此。由于出租车占城市交通流量的比例较高，对出租车业进行数量管制从而改善城市交通的作用不容忽视。
(2)防止过度竞争，促进资本合理流动，引导消费。出租车业是一个进入门槛低的行业，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也不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如果允许经营者自由进入这一行业，很容易造成过度供给，促使司机之间打价格战，影响出租车服务质量，最终影响到消费者的利益。政府如果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管制，而大力发展公交、轨道等公共交通，不仅缓解了城市交通紧张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减少污染和环保。
2.2成本分析
(1)数量管制对自由竞争的限制必然导致出租车行业的高额利润。处于弱势地位的司机在支付了高昂的风险抵押金和“份子钱”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透支自己的生命。相反，没有任何经营贡献的公司却凭着特许经营权瓜分了行业大部分收入。基于数量管制的特许经营权的存在，无论是在公司化的模式下，还是在个体化的模式下，都造成了掌握经营权的公司或车主不劳而获的局面，而千辛万苦经营出租车的司机却收入甚微，这显然违背了公平和效率原则。
(2)数量管制可能导致寻租行为。管制会产生各种租金，从而引发人们对租金的竞争，寻租通过各种非法途径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在出租车业，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出租车经营权的垄断，用管制手段发放给出租车公司，有可能导致公司寻租，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福利达不到帕雷托最优。而要防止非法的寻租行为发生，就必然要发生监督成本。
(3)数量管制必然导致出租车业经营和管理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行业的服务质量直接取决于竞争，数量管制保护了出租车行业的高利润，出租车公司没有动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服务质量也不可能提高。因为缺乏竞争，出租车公司没有动力去改善管理，以节约成本。
3数量管制的可行性分析
数量管制的可行性集中表现在管制的数量能不能低成本地确定，使供给量最大限度地接近最适需求量。因此，如何确定数量成为决定供需均衡的关键，也是判断管制政策是否达到目标的标志之一。目前“黑车”泛滥，说明政府没有投入最合适的出租车数量造成市场供给短缺，表明管制政策没有达到有效目标。
实际上，政府往往通过经验观察得出近似的出租车需求量，具体方法有[2]：每千人拥有出租车数量的比例、等车时间、有效载客率和呼叫回应时间等。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出租车管制数量，供给过少或过多，也是导致目前数量管制政策引起诸多矛盾与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加强市场研究，通过引进一些科学合理的数量评估机制，得出合理的出租车数量需求，才能达到既定的管制目标，有效缓解出租车行业矛盾。
4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出租车业提供的服务产品既有私人物品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外部效应。对私人物品特性的强调，主张取消现行的管制政策，引入市场竞争，根据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打破行业高额的垄断利润，从而体现社会公平。而对负外部性的强调，则支持数量管制政策。收益——成本权衡观点认为现行数量管制政策的代价较高，但结合数量管制政策的可行性及经济性分析，这一政策确有可待改进之处，而且改良后的数量管制政策有助于改善当前出租车行业困境。相关建议有：
(1)加快转变出租车业的服务方式，促进从巡游揽客为主的服务方式向以电话叫客、网络约客为主的服务方式转变，这可以有效降低空驶率，缓解交通拥挤状况。
(2)构建科学合理的数量评估机制，结合使用几种经验观察方法，反复调研，制定合理的管制数量，平衡供给与需求，有效解决供给不足而导致的“黑车”泛滥的情况，同时也缓解行业其他矛盾与问题，降低数量管制政策的代价，增加收益。
(3)改革数量管制的实现方式，改以发放特许经营权的方式为资格考试的方式，强化行业服务质量管理。
(4)规范引导专车市场发展。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整合闲置运营资源，把社会车辆通过交管备案、考核等审核机制，引入到约租车体系服务中，成为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或重要补充，提供安全、优质、受欢迎的出行服务，满足民众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参考文献：
[1][美]N.Gregory Mankiw.经济学原理[M].3版.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陈明艺.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合理性分析及评估机制研究[J].中国物价，2006(8).
作者：王小丹
【摘要】随着近年来数量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突破。但是为了促进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提升，应该提升其“问题观念”，通过问题导向的意识使之进入数学化经济学的范畴，产生一种新“范式”的经济学。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 数学化 问题意识
从数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虽然其不是传统意味上的经济学，但是其仍然是基础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已经逐渐数学化了。总的来说，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但是很多人对于“数学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误区，认为“数学化”会将经济学转换变成数学形式。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数学在经济学相关理念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而限制了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提升和变革[1]。
一、经济学的数学化的涵义
“经济学的数学化”的第一种涵义就是通过数学思维方法和手段的使用，不断提升经济学的变革和发展。我们应该认识到数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经济学相关理念的突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将微积分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从而促进了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产生，完善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此外，在必然数学到随机数学的转变过程中，人们使用概率论代替了过去的定数论的理论，从而导致了计量学的产生，促进了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得经济学的实践性不断发展，而数学也从本质上得到了提升，不断影响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考方式。
“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二种涵义就是指，经济学理论按照论证的角度出发，参考数学理念，最先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建立需要经过三个步骤：假设前提、推导逻辑、导出结果[2]。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只有经过论证的命题才能够成立，但是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由此，经济学的理论就变得绝对化了。因而，在当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理论的构建方式也应该朝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在没有经过严密论证前，理论观点只能是一种理论抽象，以“假说”的方式存在。假说是关于一套命题的集合，其具体内容需要有待于现实、历史等的进一步验证。
“经济学数学化”的第三种涵义就是说，在经济学的交流和沟通过程中，由主要使用文字形式进行交流转变为借助数学语言。作为一种严密的逻辑组成，数学语言的表达具有清晰简洁的特征，并且能够被科学证明其真伪[3]。当前很多理论没有被证明的原因就在于潜在假设或者前提条件的模糊，使得文字表述存在不清晰的情况，都是众说纷纭的情况出现。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借助数学语言进行描述。通过严谨的数学语言，不仅能够提升学术研究的效率，还能够减少模糊的争议，促进现代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学数学化”是借助数学的语言形式、论证方法以及思维习惯等对于过去的经济学进行变革和发展，从而实现从旧的研究模式向新的研究模式的转变，这应该当前数量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二、经济学的“问题意识”
任何的科学探索都是从问题的提出而发展的，而“问题意识”就是指对于所要探究问题的回答的意向的指导，是一种对于潜在可能进行回答的研究方向上的主觀感觉。具体来说，“问题意识”主要是经济学家根据对现实的感受、体验以及观察等，在不同的时代，经济学家在不同现实问题的导向下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在欧洲18世纪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竞争处于自由上升的阶段，社会上不同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主观决策不仅没有导致市场衰败，反而促进了市场最优化配置效率的产生。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对此进行了解答：正是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但是，直到一百年后瓦尔拉斯才将这一理论归纳成一般均衡的问题，将其转变为具体的数学公式。这是由于这一理论的产生需要使用线性代数的理念，而线性代数的数学理论直到19世纪才逐渐成熟，被广泛使用在物理学、力学等领域的研究中。由此可见，虽然社会情况影响经济学观念的问题层面，但是经济理论的突破和发展需要依赖于一般科学的文化背景。瓦尔拉斯由于其所处时代数学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过证实，仅仅是一种假说，而到了19世纪中叶，德布鲁才使用拓扑学的理论进行证明，将其变成严格的定理，构建起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从斯密到德布鲁，这些经济学大师的思想促进经济学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这一切都有赖于他们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也受益于数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数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数量经济学过于重视方法论的指导，忽视“问题意识”，这是由于该学科创立伊始将数量经济学认定为方法学科有关。由于数量经济学过度强调数学的计量作用，发展其工具效用，导致其逐渐朝着使用方法对于现实进行套用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从问题的角度出发进行新方法论的创设。在本世纪的6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被认为是整体庸俗而仅仅方法论有效的一门学科，于是形成了“以马克思质性分析为前提”，辅之以方法上的使用的模式，这种数量经济学的前身被认为是“经济数学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对于促进学科发展、打破理论局限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观念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还是由于计量经济学发展之初，很多经济学研究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科学训练难以参与其中，而主要的研究骨干都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人员，比较重视技术方面的研究，没有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因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论导向的观念使他们较为容易采用。而随着80年代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大批模型技术由国外引入，出现了“模型研究热潮”。在这一时期很多人认为数量经济学的特征就是以模型为导向，借助计量模型，获得较为丰富的信息，提升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但是，虽然数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学者逐渐认识到仅仅进行模型模仿的局限性，逐渐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他们认为没有经济学理念支撑的计量是不存在，需要逐步构建我国的数量经济学体系，增强其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能力。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对于数量经济学学科进行重新定位，认为其实数学化的经济学。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希望借助数量经济学获得持续的发展，就需要逐渐从“方法论”观念转变为问题导向，明确数学经济学的经济学价值。
四、总结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框架，数量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较快发展，并且与传统研究模式并存。可以说，在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历程中，就是经济学新旧研究模式交替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逐渐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当新的经济学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就将产生巨大的变化，在那个时候，数量经济学与经济学在名称上的区分，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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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庆石.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及专业发展问题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03)：79-81.
作者简介：唐森(1991-)，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
作者：唐森 李丹 智迪迪
摘 要：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与系统化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国内外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大数据等发展趋势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集导师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国际联合培养和企业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四维一体”培养模式，总结了改革的进展，并对进一步完善培养模式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相结合，以数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预测和决策研究的交叉学科，它包括数理经济学、统计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经济学分支。数量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自己提出并命名的，学者们不断在理论上创新并尝试使用各种计量模型和方法分析并解决各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和热点问题。时至今日，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研究日趋科学化与规范化，正逐步显现出巨大的功能性和普适性(齐建国，1997;邓创和赵珂，2017)。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数据背景下，为了深入理解并把握经济的运行规律，萧政(2019)基于大数据的三个特征分析了大数据方法对计量经济学建模、预测以及评估或模擬社会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为经济分析和预测开辟了新的可能，但大数据并不是灵丹妙药，只要现实世界仍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概率论的统计分析以及对经济学、制度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依然是必要的。
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数量经济学的地位不容忽视。在“双一流”背景下，为了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提高数量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不同学者分别就国内外高校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培养现状进行研究并建言献策(刘美秀和张晓琳，2017;苏梽芳和肖威，2017;陈磊，2009)。目前对于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安排，鲜有研究涉及博士培养模式中涉及的其它环节及可能的形式。
综合国内各大高校的数量经济学培养情况，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博士生导师与所指导团队结构不合理。2.学术研讨小组结构不合理与管理制度不科学。3.博士生国际联合培养资源利用不充分。4.传统的导师培养模式重理论而轻实践。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本文着重对于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除课程以外的培养环节及培养模式进行研究，提出集团队导师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国际联合培养和企业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四维一体”培养模式，并对目前实行的措施进行介绍，希望可以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与培养模式的建设有所启示。
一、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义
(一)导师团队建设的意义
传统博士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导师团队的建设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团队建设的质量，进而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由于博士生导师规模的扩大以及兼职博士生导师的增多，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管理成为一个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导师队伍的素质，维护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培养环境，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二)学术交流小组建设的意义
学术交流有助于快速高效地了解到金融数量分析领域及相近领域的学术发展前沿，有机会获取当下实时资讯和宝贵资源。借由学术研讨与学术会议，开拓学术思路，激发科研灵感与创新，进而丰富研究思路，发展研究生当前研究，同时能够促进学生不断重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估，提高科研鉴赏能力，提高学术品味。而学术讲座则主要锻炼博士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自己观点和沟通能力。学术交流活动无论对于博士研究生本身的学术素养还是职业发展均有着积极作用。
(三)国际联合培养的意义
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部分，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由于研究生教育连接着学生、导师、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因而推动博士生出国联合培养，加强博士生培养国际化建设，既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同时对促进学科发展、国际化教学、前沿科研、师资培养等都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导师合作间的“共建实验室”机制有助于深化联合培养目的，丰富中外双方研究团队构成，进而孵化学科前沿科研成果，同时借助于回国博士生的后续优势，能够提升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
(四)企业合作交流建设的意义
传统的导师培养模式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对专业领域的知识原理较为熟悉，而与社会、真实的企业工作环境接触较少，对所在专业的工作现状和走向了解较少，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和就业方向不够明确。校企合作模式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潮流的选择。财经类院校的校企合作是高校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有效途径，企业也能通过校企合作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最前沿科技成果和人力资本(邹景璐，2012)。博士研究生通过进入企业、行业协会走访，可实际接触到企业、行业协会的工作环境，了解业界当前的研究需求，与已经工作的校友进行交流，从而对企业的文化、运作情况以及本专业就业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更有效地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使学生能力满足企业需求。
二、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維一体”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导师团队建设
导师团队指导建设主要通过对博士新生定期约谈、制定未来学习计划、确定研究方向、共同合作成果等方面开展，通过积极引导学生交流为基础，搭建适合每一个学生的个人指导计划。研究方向的选择结合专业的具体研究方向，比如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团队内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确定了如下五个方面的研究方向：1.非线性金融时间序列模型;2.高阶矩投资组合问题研究;3.高频金融数据分析;4.混频数据模型研究;5.情感计量金融大数据分析。导师根据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与学生共同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汇报研究成果等。组间也有讨论与互动，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拓展了研究中的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方面需要在“做中学”，另一方面，学科基础知识也将为未来从事的研究奠定基础。因此，基于导师组设置专业课程金融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金融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高级金融时间序列分析，高级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等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同时，当今时代的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现有的数量经济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大数据背景。因此，将超高维数据分析，机器学习，金融计量经济学R语言应用等课程引入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能够使博士生更快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更有效率的完成学习计划。
(二)学术交流小组建设
通过博士生建立学术交流小组，强化博士生之间的交流，促进博士生的讨论与合作，产出更多高质量的论文。学术交流小组主要以举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研究生论坛和会议这三种形式进行建设。主要内容为：
1. 学术研讨会
学生根据研究方向自主开展每周一次的定期学术研讨，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共同攻关、汇报研究成果等。此外，学术交流小组借助学校的各个平台参与各学院组织的专业相关度较高或其他具有借鉴意义的研讨，以达到学科融合的目的。
2. 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
在每学期初，通过网络查询，利用其他优秀高等院校资源，获得本专业领域内在全国各大高校或知名学术交流组织机构所开展的学术会议安排和基本日程，组内学生赴国内外参加优秀的学术会议，并争取机会作学术报告。小组重点关注相关学科领域，参加海内外学术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的学术演讲，学习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
3. 研究生论坛和会议投稿
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积极关注所研究方向领域论坛投稿，鼓励博士研究生合作投稿，通过投稿研究生论坛参与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交流、学术问题研讨、专题报告、学术讲座以及科技创新成果与创新文化展示，积极参与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的论坛，以论文投稿的形式就本学科领域及其相关领域发展前沿热点和有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三)国际交流合作
国际化是目前国内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的一个趋势，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就很有必要加大数量经济学博士的国际交流合作。第一，以导师合作为主导的博士生培养需积极搭建国内外合作平台，推荐博士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和学校出国留学项目，与国外一流大学的高水平研究学者联合培养优秀博士生;第二，开展导师小组和导师团队的国际学术交流，鼓励或带领所指导的学生赴国外高校、学术组织及机构参加国际交流，参加海外学术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的学术演讲，学习并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和最新成果;第三，以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为轴心，邀请来自国外著名专家和研究者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交流访问，鼓励博士生以自身研究成果为载体进行交流学习，不仅节省了一定的国外访学成本，同时也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拓展了国际视野;第四，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议，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开展研究，宣讲其最新研究成果，举办相关学科前沿问题的 Workshop，以开拓博士生科研视野，进一步深化课题组间的国际合作。
(四)企业交流合作
为更好契合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学科建设方向，以了解企业行情和就业为目的，分行业积极开展企业交流活动。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金融竞争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为更好的把握就业形势，从金融市场政策法规、宏观背景、市场供需状况等方面入手，与金融控股公司进行详细的企业合作。此外，也可以利用数量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为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活动提供参考。通过前期对券商以及互联网公司等进行调研，尤其侧重从市场行业现状、发展模式、竞争格局、经营策略、发展动向等角度进行了解，进一步分析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探索合作机会，为企业交流合作的建设做铺垫。
结合项目规划，团队成员去往高校研究机构、券商以及互联网公司进行调研。通过本次调研，对于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从项目角度出发，可以参考的方面具体包括：
1. 宽口径、厚基础：借由学校与学院提供的资源，夯实学生在数学、统计、计算机、金融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让学生对于金融数量分析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同时为进一步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打好基础。
2. 为学生提供锻炼的平台：借由学院与新网银行合作的数据分析大赛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提前接触业界的实际数据并进行建模的机会，让学生“做中学”，学以致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利用学院的资源尝试与金融机构建立联系，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业界情况。
3. 一专多能：帮助学生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业界不同领域与有意从事科研的分別形成小组，定期对相关材料进行研讨，也可以一起参与相关的竞赛。在研讨和竞赛中，一方面增强专业性，在讲解、互动和思考中提升对专业的认知，另一方面，在研讨和竞赛中提升团队中成员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
三、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总结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在国内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数量经济学专业应正确认识并发挥自身特色，在人才培养中注重经济学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经济金融领域的数据量激增、金融服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引入新闻报道等非结构化数据，这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及实践经验，在导师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建设、外导联合培养、企业交流合作四个方面，根据财经类院校学科特色和优势，提出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维一体”的培养模式，制定合适的导师团队建设措施，从而形成导师队伍，在此基础上完善课程设置;建设多方向交叉的学术交流小组;借助学院的平台，导师的合作拓展教学资源，以联合培养形式丰富学生视野;此外，依托实践基地积极开展多途径多方式的实践教学。最终形成面向科研和业界，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数量经济学专业特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达到导师指导、自主学习、聚焦科研、服务实体、立足本土，接轨国际的目标。
数量经济学专业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席卷而来的浪潮，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与探索。这方面的探讨与实践任重而道远。如何针对科研与业界的需求分层培养，如何完善考核机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而不施加过度的科研压力，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我们在培养过程中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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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万波
摘要：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并运用耦合模型测度了这11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发展度与协调度。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分析，得出了当前湖北省经济仍处于数量增长强于质量增长阶段的结论。根据这一结论，结合适宜性跃迁理论及新常态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数量;经济增长质量;熵值法;耦合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中央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中国经济在数量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果。但同时，还应注意到，虽然我国经济在数量的增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问题，譬如经济增长效率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民福利水平改善缓慢、资源环境日益恶化等等。特别是2012年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深度调整和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到中高速，进入新常态。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从以往片面追求数量的增长模式，转变为保就业可持续的兼顾数量与质量的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提高经济质量的政策，成为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心。
理论上来看，经济发展不仅包括数量上的增加，还有质量上的规定，是数量与质量构成的有机整体。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没有妥善地解决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会产生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局面。反之，我国经济数量增长的同时，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提高人民福利水平、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等措施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优势，就能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数量的增加。因此，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成果时，不应将经济增长数量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还应考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并综合考虑二者相互作用的机理。本文利用耦合模型有效测度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旨在为政府推进二者有机协调发展的相关决策及政策调整提供理论依据。
作为华中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省份，近年来湖北省经济数量的增长亦开始逐渐回落。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等经济质量问题在湖北省表现得同样明显，窥豹一斑，通过对湖北省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我国的总体情况，基于湖北省情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全国也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现有耦合分析的文献主要是对宏观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如环境系统、人力资源、科研投入等因素与社会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黄瑞芬等，2011;逯进等，2013)。鲜有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直接的作用进行耦合分析。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同属于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属性，离开了质量支撑的数量无法保持稳定地增长，离开经济数量支撑的质量缺乏物质基础。理想的经济增长应该是数量和质量相互协调下的演进过程。将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系统性地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经济质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耦合模型恰好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具体来看，为保证耦合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首先须合理量化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我们选取的测度经济增长数量指数的指标为总量GDP和人均GDP。总量GDP和人均GDP是考量地区经济数量水平最常用的指标，具有简洁性与代表性。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则较为复杂。经济增长质量本身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就是指经济效率。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是考量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以及资源环境的具体状况。
对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起源于卡马耶夫(1983)，他将经济增长质量定义为生产资料效率的提高。国内该类研究中，一般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也有学者将经济结构、环境、科研投入作为要素投入加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当中(马宇等，2015)。但郑玉歆(2007)指出，只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TFP只能衡量生产要素即期的经济效果，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实行的城市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投资较多，因此很难在即期或短时间内就获得与投资水平相匹配的产出;其次，TFP反映的是最大产出与有效投入数量之间的关系，无法衡量中国经济现实中资源禀赋利用的现状，亦无法体现劳动力质量等投入质量因素对结果的影响。叶初升、李慧(2015)认为，只使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既无法揭示经济结构、制度等因素相互作用机制，也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应从提高人民可行能力的角度，围绕人民的营养、知识、闲暇、生活环境等微观方面衡量经济增长的结果。我们认为，叶初升、李慧(2015)的研究侧重于从微观视角上衡量发展的质量，但所得出的结果不具有综合性。譬如，我国现阶段具有高水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如果政府大大降低基础设施的投资，转而增加社会福利的投入，在其模型中无疑会提高经济质量的水平，但长远来看，这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同时，微观方面的经济质量研究更容易受到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地域特征等因素的影响，这也增加了指标选取的难度。综上，无论是从经济效率还是人民可行能力的单一角度定义、研究经济增长质量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对于广义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钞小静、任保平(2011)从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出发，采用PCA法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及资源环境代价等多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出1978-2007年间，我国总体层面和各省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各省之间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差距明显的结论。马强文、白稳(2015)使用同样的方法，得出2000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稳步提升，并根据各维度的主成分得分提出增加经济质量的相应政策主张。采用类似研究方法的还有张继海和李发毅(2014)，刘小瑜、汪淑梅(2014)等。该类研究从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全面评价了经济增长的质量，相比于狭义的经济增长质量，更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涵义。但依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多是选用存量指标而非增量指标，无法突出“增长的质量”的增量含义;二是将部分增长过程指标和结果指标同时纳入评价体系，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首先改进指标体系设计，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同时只选取代表数量和质量增长结果的指标以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
在经济质量指数的测度方法上，以往学者在度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大多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的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该方法虽然在处理指标相关性和简化指标体系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损失信息量、含义模糊的缺点。近年来，刘小瑜(2014)等一些学者开始使用熵值法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度量。熵值法源于信息论，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它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响来决定其权重，比主观赋权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除了被用作客观赋权之外，熵值法还能通过将各指标权与对应的权重相乘再求和得到各样本的综合得分，实现综合评价的目的。相比于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赋权更具有客观性，同时能有效避免信息的损失。因此，在对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量化过程中，本文引入信息论中熵的概念，使用R统计软件，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求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数。
综上所述，基于对经济发展数量、质量指数量化的基础之上，本文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参考逯进、周惠民(2013)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所构建的耦合模型，并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及2003-2013年湖北省的相关数据，充分研究经济增长系统中质量和数量相互作用的关系。使用无差异曲线来刻画湖北省经济增长的现状与趋势，从中提炼出适合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效耦合的方式，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三、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与处理
1.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指标的确定
现有文献在确定经济增长的数量时，一般以收入法核算的GDP总量指标和人均GDP指标为准。由于湖北省GDP总量和人均GDP均是流量指标，因此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
关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的确定则要复杂很多。根据前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在确定相关指标时，本文参考钞小静、任保平(2011)提出的指标构成方法，将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科技创新、环境代价作为度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选取上，本文尽量使用增量指标，对于出现的存量指标则进行一阶差分处理，转化为增量指标。此外，本文三级指标全部选取体现经济质量增长结果的变量，并未选取涉及原因及过程的变量，从而尽可能避免选取的指标间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具体指标请见表1。
经济增长效率衡量的是生产投入转化成产出的效率，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往往在要素的使用效率上更胜一筹。郑玉歆(2007)的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在衡量经济质量的可行性上存在着诸多局限，这里不再赘述。因此本文采用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单位GDP能耗进行核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衡量的是增长过程中波动的程度。超过周期性波动正常范围内的过度波动会影响人们的预期，进而影响未来经济的增长，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本文采用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波动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其进行衡量。福利变化主要考量的是人民福利的改善，本文主要从交通、住房、消费上进行衡量，其中消费水平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消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为此，本文采用高校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技术市场交易额和产品质量优等率三个指标来衡量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本文从废水、废气角度进行衡量，并加入旅游业的相关变量间接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反映的是经济增长中要素配置和生产分布。考虑到我国的现状，本文主要从国际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收入结构进行衡量。
表1中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三个指标作为存量指标，根据前面的分析应该进行一阶差分，转化为增量指标后进行运算。从表1可知，所有选取的指标均为正指标或者逆指标，不存在适度指标，这也为后文指标的量化提供了便利。
2.数据的来源与指标处理
本文旨在研究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耦合度情况。在保证数据完整性的前提下选取了2003-2013年间湖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部分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
为了避免数据口径不一致对研究造成的影响，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对于正指标和逆指标我们分别进行如下处理：设Xij为第i年第.j项指标的值，α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大值，βj为各年j指标中的最小值。针对正指标和逆指标均按照(1)式作均值化处理。经过均值化处理之后的指标既具有相同的量纲，同时也都转化成了正指标，为后文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二)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测度
1.研究方法
根据熵值法计算步骤，将经过均值化处理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相关指标代入，得到各指标的相关权重请见表2。
2.结果分析
根据熵值法所赋的权重，将均值化后的指标与对应权重相乘并求和可得各年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评分。再以2003年的评分为基准，评价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情况，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都保持了平稳增长的趋势。但总的来说，经济数量增长的趋势要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二者之间的差距呈不断放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这一结果，笔者进一步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耦合分析，研究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以及两者演变的深层次原因。
四、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耦合分析
(一)耦合机制的理论分析
耦合原本是物理学上的概念，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它既包括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影响，又包括了相互破坏的恶性影响。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系统的两个范畴，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机制。经济质量的增长可以提高数量增长的效率，经济数量的增长可以为经济质量的改善提供物质基础。反之，经济质量若长期低水平增长甚至负增长将大大降低经济数量增长的效率与可持续性，经济数量若增长缓慢则无法为政府改善经济质量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经济增长中只有将质量和数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的增长。因此，本文引入耦合概念，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实际进一步分析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的发展趋势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
假设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分别代表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水平U1、U2。我们首先对相关概念进行如下定义。
1.经济增长发展度
本文假设增长系统的发展度函数具有严格拟凹性，且规模报酬不变。T表示增长系统的发展水平，即系统发展度指标。本文发展度函数采用Cobb-Douglas的形式：(2)
式(2)中，θ(0≤θ≤1)，1-θ分别表示数量和质量子系统的发展弹性，反映二者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θ=0.5，A=1。即假设经济增长数量指标与经济增长质量指标对系统发展度有着相同的影响。把式(2)绘成图2。在图2中，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数和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数，T1、T2、T3分别表示不同的发展度水平，距离原点越远的曲线表示发展度的水平越高。
2.经济增长协调度
协调度是衡量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协调状况好坏的指标。协调度计算公式为：(3)
式(3)中δ是调节系数，当经济增长数量指数与质量指数存在不一致时，中括号内多项式的值小于1，δ越大，C值越小，代表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度越低。为突出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协调的重要性，参考现有文献常用的方法，我们令调节系数δ=5。根据式(3)绘成图3。图3中直线C=1上的点表示经济增长系统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相等的点，是系统协调度的最高水平。而与直线C=1相对距离越远的点经济数量指数与经济质量指数相差越大，根据协调度计算公式可知协调度随二者差值绝对值的增大而不断减小，C<1。需要注意的是，协调状态好差并不能完全决定耦合状态的优劣，因为耦合既要考察系统协调度水平又要考察系统发展度水平，只有同时满足高协调度与高发展度的调节才能称为良性耦合。
3.经济增长耦合度
综合上述分析，耦合是协调和发展概念的综合。结合图2和图3，绘成图4。从图4中可以看出，若一味强调发展度而不顾及协调度，可能带来协调度的损失。图4中C点、B点处于等发展度线上，但B点的协调度明显要高于C点，即C点未发挥增长质量的优势，若此时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水平，可提高协调度，从而提高耦合水平。因此B点的耦合度优于C点。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协调度而忽视发展度，就可能引致低耦合度带来的“低水平发展陷阱”。图4中B点和A点具有相同的协调度，但A点发展度低于B点。一旦不能实现增长数量上的扩张，该经济体将长时间处于低水平发展当中，无法实现发展的目的，因此B点耦合状态优于A点。由此可见，只有当协调度和发展度的指标同时处于一个高水平时耦合系统才处于良性耦合状态。
(--)适宜性耦合跃迁模式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良性的经济增长过程应当使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跃迁。但这种过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此，我们提出一种理想化的耦合跃迁机制。
近年来，许多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与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技术引进等后发优势并未能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缩小。对此，陈斌开、林毅夫(2013)提出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不能一味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必须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引入与要素相适应的技术。在这里我们将经济增长的数量类比为要素，质量类比为技术，经济增长系统要想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必须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使经济增长的数量能够为质量提供物质基础，使经济增长的质量为数量提供支撑点，从而实现二者的良性耦合。
以图5为例，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初始耦合点为A点，随后其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建设，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自然资源等优势实现经济数量的倍增，由A点跃迁至B点。
经济数量的倍增为经济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该地区可通过改善人民福利、加强教育等措施提高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B点移动到C点。在C点处，由于经济质量改善带来劳动力质量和科技水平的提升会促使经济的内生增长。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良性耦合，达到D点。
到达D点后，该地区人口、制度红利开始逐渐消失，粗放型增长模式开始受到制约。此时，该地区若适当放弃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努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效率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引导资源合理化配置，大幅提升经济质量，使经济体从D点跃迁至E点，将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的支撑点。结合我国现状，该过程亦可看作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思路。
到达E点后，经济质量的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开始体现出来，合理的产业结构、稳定的经济环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开始成为新一轮经济数量高速增长的动力，经济体跃迁至F点。如此，便实现了经济数量增长与经济质量增长的良性耦合。
从长远来看，上述过程能有效地刻画出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由低水平耦合向高水平耦合的跃迁模式。总的来说，上述过程可分为两个子过程，第一个子过程是由经济数量增长推动质量增长(A至D)的欠发达阶段，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体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动经济数量增长，为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该过程的特点是经济数量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质量的增长速度。第二子过程是由经济质量推动经济数量增长(D至F)的发达阶段，由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经济体须适当调整发展路径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在图5中的D点处，经济决策者若能提高经济质量，带动经济效率的提升，为经济数量的增长提供新动力，便能实现湖北省经济数量与质量的良性耦合。整个过程的重中之重则是D点处政府决策者的选择。接下来，笔者将根据湖北省具体的数据，对湖北省的情况进一步研究。
(三)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耦合分析
根据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数，我们可以得出湖北省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展度指标和协调度指标(请见表3)，进而作出耦合演进趋势图(请见图6)。
根据图6结合表3可以看出，2003-2006年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耦合情况较好，但从湖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来判断，此过程属于低水平耦合，不能保证经济数量和质量长期一致的增长趋势。从2007年开始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8年至2012年，GDP总量实现倍增。与此同时，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逐渐增长，但相比于经济数量的增长较为平缓。截至2014年，湖北省GDP增长率仍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但考虑到进入新常态后，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回落到中高速水平，湖北省经济数量增长很难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保持目前的速度。
根据前文的分析以及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湖北省经济数量和质量的耦合演进目前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并且即将遇到增长的拐点。该阶段的特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丰富资源储备的要素优势推动经济数量的增长，通过经济数量的增长给经济质量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但同时，伴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环境的不断恶化，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经济数量的增长难以为继。因此，不难预测出湖北省的经济即将面临拐点，此时政府决策者的选择将变得至关重要。
进入新常态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优化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观点无疑切合当前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在湖北省经济发展即将遇到拐点之时，新常态模式将为湖北省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新的机遇。根据前文分析，这一阶段，经济质量的增长将是经济决策者工作的重点。经济质量的增长不仅会带来人民福利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变、科技创新的提升将会更加合理地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结构、福利分配、科技创新以及生态环境等角度出发，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03-2013年期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引人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了耦合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2003年以来，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总体呈上涨趋势，但数量增长的幅度更大。二者所构成的耦合系统的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呈下降趋势。
第二，目前湖北省经济增长仍处于数量带动质量增长的阶段。要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之间良性的耦合，当务之急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将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稳定的经济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作为经济数量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以上两点结论，结合前面得到的2003-2013年湖北省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指标情况，笔者针对提高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耦合度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二)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福利水平的相关指标权重均较高，表明一定程度上提高人民福利对于增加经济增长质量十分必要。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目前湖北省这一指标还比较低，以教育支出为例，2013年湖北省地方财政人均教育支出为1200元，这个数字与北京市(3200元)、上海市(2800元)等发达地区差距悬殊。受滞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短时间内完成福利水平的巨大提升虽然并不现实，但若能保持长期政策的支持，提高人民福利水平对于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将大有裨益。从微观来看，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的福利水平有利于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宏观来看，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公共品的建设除满足居民福利外，还具有拉动需求的外部性。但同时应注意，人民福利的改善应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超越经济水平的限制。
第二，不断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率、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经济结构二元反差指数相关指标权重均较小，根据熵值法赋值的原理，可知相关指标近年来增长缓慢。表明当前湖北省产业结构中三次产业各自总量占经济总量比重变化及各产业内部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湖北省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缓慢。从理论上看，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满足社会消费需求，提高科技产出水平，是实现湖北省经济由数量带动质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带动数量增长的重要方式。因此，为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湖北省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升级既包括三次产业间的结构优化，也包括各产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前者促进社会供给需求结构的适应，后者促进产业内部技术的提升、要素结构的协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将引导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同时还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湖北省经济增长的质量。
第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本文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中，衡量城乡收入结构的城乡可支配收入比的权重略高于平均水平，而泰尔指数指标权重略低于平均水平，表明虽然城乡收入比的改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增加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湖北省各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较大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改善的实际情况并不理想。钞小静和沈坤荣(2013)的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既不利于全社会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也会影响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其所得收入越少，其用于食物、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也就越少，长期来看这显然是不利于我国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升。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带来劳动力数量减少，提高劳动力质量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
第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除上述各方面因素外，在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方面指标中，除产品质量优等品率外其余指标权重均低于平均水平，但不为零。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科技创新因产出投入比较低而很少由微观企业完成。政府应增强主体意识，充分利用湖北地区高校人才的优势，加大科研项目投入与科研人员激励，通过科技人才的规模效应建立技术的先发优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既源于其不可再生性，又有治理成本高的因素。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推行，也就是为未来经济增长的资源需求提供了保证。这也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长期良性耦合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 汪晓清
作者：程承坪 陈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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