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滴滴答答，流逝的是光阴，在季节轮回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留下了成绩证明。每周、每月、每个季度的我们，在工作方面都有着独特表现，获得成绩的同时，也有着众多的难忘时刻。面对成长过程中的我们，是该写一份工作报告，记录我们的工作之路。为便于大家更好的编写工作报告，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总结》，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维持经济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较好，但是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情况，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注重风险的防范。
我国在近十年建设中取得了可喜成绩，但我们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在经济建设方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经济总量继续稳居世界第二，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但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复杂的历史阶段，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环境变化，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但也会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经济运行会出现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我們既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推动经济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也要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和化解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风险。
也就是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以及艰巨繁重的新发展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也要维持经济健康发展。
“黑天鹅”事件，是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灰犀牛”事件，则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概率大、潜伏期长、危险系数大。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风险点有房地产泡沫风险、杠杆率过高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不良资产风险等等。
所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防范“黑天鹅”与“灰犀牛”，重点就在于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即由于国家宏观方面的因素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破坏和损失的可能性，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家风险等。
首先，来看我国当前的金融风险形势，经过近两年的治理，虽然潜在的金融风险已经得到有效缓解，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威胁依然很大。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在美联储的带领下，全球央行重返“负利率”时代。据《金融时报》统计，仅2019年内，全球央行降息就已达到30多次。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再加上日益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长期缺失的国际协调机制，使外部的金融风险变得无比严峻。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提升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做好科学防范工作，“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其次，一定要拓展监管视野，强化对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敏感性。互联网时代，信息更多，创新更快，“灰犀牛”也离我们更近，那么监管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金融市场上出现的P2P失控甚至“爆炸”现象，正是由于前期监管不敏感、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才导致了金融创新异化金融乱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压力，也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所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对于非法集资、P2P、重点企业债务等风险，更是要逐一检视排查。此外，健全和完善监管制度，尤其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构建一个让投资者放心、让金融机构小心、让国家政府安心的监管体系。
最后，我们要意识到，出现各种风险并不是孤立的、无缘的，很可能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凝聚合力，最终形成风险综合体。
当前，世界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更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提高对各种风险的识别、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制度化，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及其原因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作者：孙靖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21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对于经济领域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但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并要求我们做到“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加之国外环境复杂多变，由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变数依旧较大，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要求，并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由此可见，国家经济安全与金融安全是密不可分的。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防线，必须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需要坚持底线思维，需要问题导向，更需要全面深化经济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18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6.6%，实现了预期增长目标，GDP超过9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没有呈现出L型增长的成功筑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本次研讨班上再次强调“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稳”的背后，都需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我国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为基础，中央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极大降低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作用，实现了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中国特色宏观调控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又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当前，中央对经济工作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的重点就是稳住经济运行，防范经济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守住金融领域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做到“加力提效”，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尤其是要在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上下大工夫;稳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发挥“削峰填谷”的作用，既要防止因货币供应过多产生过度加杠杆和通货膨胀风险，又要采取“精准滴灌”的手段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供给和需求的统一性，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依存而非一去一存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国内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却还依赖进口，国内庞大的市场没有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风险。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让大量消费需求在国内就能得到有效供给。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为困难就忘记了经济工作的主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战略选择，应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而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在扩大内需，尤其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供给侧的主要矛盾不解决，那么任何基于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都将失效，只有从供给侧出发，才能建立起持续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才能真正地擴大总需求，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提高创新能力，以消除我国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
近代以来，我国由于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落后是吃过大亏的，教训深刻。核心技术如果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会受制于人，难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当前，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能否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决定着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家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每一次的产业革命都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就看该国能否站在新一轮科技创新的风口浪尖上，能否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是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没有“外援”的情形下自主研发出“两弹一星”，靠的就是这个法宝。二是要用好人才，重点是科技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让其“名利双收”。三是要发挥企业家在推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企业家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富于冒险精神，应当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开出去杠杆的长效药方
信贷膨胀和杠杆率过高，成为各国历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我国经济去杠杆的药方是深化金融改革。一是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继续优化融资结构。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制必然会不断推升杠杆率，潜藏系统性金融风险。资本市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能够引导社会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促进企业资本的形成，从而降低企业债务。发展多层次的股票市场，需要改进和完善股票发行机制，增强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和新三板市场的融资功能，增强市场活跃程度，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二是以“堵后门、修围墙、开正门”的方式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公开透明化。“堵后门”就是要整顿地方政府债务乱象，“修围墙”就是要规范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开正门”就是要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以规范透明的举债方式替代隐性负债，以更市场化的地方政府债券融资逐步取代融资平台融资。三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防止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破裂可能引发的连锁危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既能够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同时能够调节房地产行业的供需矛盾，抑制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化解房地产泡沫过大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四是把国企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破产概率很低，缺乏对杠杆率的硬性约束，容易产生更强的融资冲动。同时，国有企业考核制度导致国有企业有扩大资产负债表的强烈冲动。国有企业降杠杆应与整个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把国有企业市场化债转股和国有企业兼并重组作为企业降杠杆的重点攻坚方向，进而化解部分债务风险，实现降杠杆的任务。
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的格局已经悄然变化，不同类型金融机构间、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间以及不同金融市场之间出现了更为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多的资本通过非银行渠道成为表外业务。与传统银行业不同，这些新渠道将各类金融机构联系到一起，不同业态的分界越来越模糊，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叠，银行业正在从传统分业经营模式转为混业经营的模式。我国当前“一行两会”分业监管的制度有一定的优势，每个监管机构能够专注于各自的领域，做到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一一对应，同时还能避免监管权力的过度集中。但当前的监管制度对跨部门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不够，再加上监管人员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增加了金融风险隐患。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是构建基于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监管框架，工作重点是要保证市场之间、产品之间、产品与市场之间监管的无缝连接，建立起逆周期风险调节机制。金融创新的基本趋势表现为绕开资本监管，所以透明度风险在整个金融风险的权重必然上升。因此，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在于转型——从资本监管为主逐步转入资本监管与透明度监管并重。
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我国需要运用全方位的战略思维，维护自身的金融安全，这就需要认真挖掘贸易摩擦背后真正对中国危害最大的金融摩擦的影响。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将增强中国应对外部冲击风险的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因此，金融业的大门也会越开越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要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在沿线国家有很好的使用机会，大宗商品贸易、基础设施融资、产业园区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机制——这些都可以成为突破口，使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之路继续保持又快又稳的态势。“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必然会加快各国货币与人民币的兑换速度与频率，促使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需求的加大。这就需要我国与境外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的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以便及时、准确掌握境外国家和地区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状况，制定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措施，减少金融风险。“一带一路”倡议为人民币获取大宗商品计价权提供了契机。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都是拥有丰富能源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抓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源产品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重大机遇，实现能源产品的人民币结算。
防范我国资本非正常流出的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酵虽然没有导致我国出现大规模的资本非正常流出现象，但这绝不意味着资本非正常流出就没有潜在的风险，绝不意味着我国可以放松警惕，绝不意味着金融管理部门可以没有“忧患意识”。我国需要通过正确有效的措施减少资本的非正常流出，减轻资本非正常流出带来的不良效应。一是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向全球投资者证明中国是一个法治健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微观市场有活力的投资场所，有理由成为外国企业投资的首选之地。二是要以中国巨大的市场机遇吸引外资。“家有梧桐树，自有凤来栖”，中国的“梧桐树”就是宏观经济仍处于发展上升期，拥有人口规模庞大且消费能力正在升级换代的市场，蕴含巨大内需潜力，因此可以利用巨大的市场机遇吸引外资。三是要建立防范资本非正常流出的监控机制，完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的监控。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重大国际和地区金融危机发生机理、预警机制和防范政策研究”(18VFH004);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房市、股市、汇市三大金融风险点关联性及防范对策研究”(17BJY186)]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包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宏观经济月度资讯
壓缩预算和减税降费将对政府“两面夹击”
4月2日，102个中央部门的2019年预算集中向社会公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过紧日子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各部门进一步压减了因公出国(境)任务、公务用车费用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机构调高中国经济今年增速预期
4月2日，摩根大通发表报告称，将中国今年GDP的预测由6.2%调升至6.4%，因短期工业生产活动有改善迹象、进一步政策支持以及中美可望于未来数月就贸易谈判签订协议等预期，将令中国出口近期的不确定性减少。
调降进境物品进口税将促进民生消费
4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进境物品进口税进行调整。自2019年4月9日起，将进境物品进口税税目1、2的税率分别调降为13%、20%。
美方透露中美同意成立承诺履行验证机构
4月10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透露，如果与中国就贸易磋商达成妥协，将成立验证是否遵守承诺的机构。姆努钦表示，“两国已同意成立应对正在推进案件的‘实行(验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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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3%，时隔3个月重回“2时代”。 但值得注意的是，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4%。
RCEP
4月12日，中日韩自贸区第十五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与日本外务省国际贸易和经济特命全权大使香川刚广、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部长助理吕翰九分率各方代表团出席。
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9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3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与上年四季度相比持平，比上年同期和全年分别回落0.4和0.2个百分点。
中美双方即将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
4月23日，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将前往北京，参加从4月30日开始的贸易谈判。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之后将前往华盛顿，参加5月8日开始的进一步谈判。
作者：高惺惟 董治
[摘要]党中央在十九大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今后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之首，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做出的重要部署，其中打好风险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这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要深入认识金融风险究竟从何而来，思想上提高对金融风险的意识，要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建设金融强国。
[关键词]金融风险;本源;评估;部署
[
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三期叠加”压力在这个阶段集中释放，最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1%，明显低于去年6.6%，国内外局势变化使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阶段易造成风险高发。在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重大风险中，由于金融风险传导性快、影响面大、破坏力强的特征决定了金融风险成为其中的关键一环。一旦金融领域出险，金融风险不仅在金融市场之间交叉传染，而且会通过传导机制迅速外溢到资金链的一系列关联经济主体，形成系统性、全局性的重大风险，对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党的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这是国家从战略层面上做出的重要部署，风险能否得到有效化解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郑联盛等[1]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种内生性风险，基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观察其演进机制，指出流动性风险是时间维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集中体现在银行间市场或债券市场，空间风险则表现在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风险、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或资产负债表风险及内外风险共振等重点领域。韩保江[2]认为实体经济风险、银行部门风险、政府债务风险、虚拟经济风险和货币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通过金融风险压力指数与金融压力时期识别模型分析得出实体经济、政府债务、虚拟经济三个风险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李稻葵等[3]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指出以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不良资产处置机制、股市法制建设、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等重要措施来防范当前重大金融风险。
一、金融风险产生的本源
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体系应运而生。同其它体系不同，金融体系本身从产生那一刻就带有天生的顽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理解金融风险的本源提供了遵循，马克思谈到货币有五大职能，分别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最基本的职能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随着社会生产不断扩大，两者之间矛盾越发尖锐起来，一方面，对于价值尺度职能来讲，它使用货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否则，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无法得到体现，所以，它要求必须是足值货币[4]。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它发挥得只是一瞬即逝的数字功能，它可以是不足值货币，甚至货币符号。在这两种职能的权衡取舍中，市场最终选择了流通手段，货币不再是实际价值的真实代表，而是作为价值符号出现[5]。随着交换不断扩大，货币形式也发生了多种变化，为提高交易效率，金融体系把流通手段职能发挥到了极致，这可以从货币的演化史中得到生动体现。
当交换开始出现时，最初的货币形式是绵羊、贝壳，随后发展为一般等价物，再到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包括金币、银币和铜币，这时还遵循着交换双方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是真正意义上的“等价交换”。然而，随着生产不断扩大，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等价交换逐渐显现出它的弊端，阻碍了市场发展，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后来货币形式进一步演化成纸币，纸币成为货币符号，执行流通手段职能，需要注意的是，这时货币所代表的票面价值同凝结在生产纸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一致，前者远远大于后者，但流通过程却是按照票面价值进行交易，因此，纸币作为货币代表在交易过程中体现出“外在数量平等”但“内在价值不平等”的矛盾统一体。当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重构世界金融秩序，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的同时也使美国通过美元占有了数量庞大并且惊人的铸币税，但是更大的意义在于以美元作为工具，在当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通过美元汇率和发行量的变化影响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后來，纸币逐渐演变为电子货币，比如同现在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翼支付等多种电子货币制度方式，货币的创新方式不断深化，这时的货币已经不需要在现实中携带，大大方便了交易过程。除此之外，货币形式中甚至出现了比特币，对于纸币和相应的电子货币在生产过程中还花费一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比特币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因为人们不知道比特币的具体形式如何，只是存在于人的意识概念中，不需要生产过程，不花费社会必要劳动，同电子货币相比，它是真正意义运用区块链技术创造的一种“概念货币”，同时也是一种超主权货币。
金融体系通过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把货币的流通职能发挥到了极致，但存在致命的硬伤，那就是货币流通数量不再遵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基本遵循，缺少“社会劳动”这个价值尺度职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强调，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部门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唯一源泉，金融活动缺少这一根本原则，因此它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活动，货币自身是没有价值，只是一种货币的符号[4]。货币供给量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国家机构和中央银行决定，这时的货币脱离了价值基础，虽受商品流通量调节，但存在一定滞后性，政府为实现不同阶段经济政策目标，容易造成货币的超发，同时商业银行、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使资金池的货币数量不断膨胀，极易形成资产泡沫。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这种由于货币超发或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引发的泡沫在一定的时点很容易被刺破，这也预示着金融危机的到来。
从二十世纪的国际金融危机来看，不论是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1989年前后台湾资产泡沫破灭、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危机、2001年阿根廷危机以及2007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历次金融危机显现出共同的金融危机特征。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政府采用信用扩张的方式向社会释放了大量流动性，通过金融体系有针对地把货币配置到相关的实体部门和其他经济领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随后，经济步入繁荣阶段，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创新手段层出不穷，金融资本持续膨胀，推高了资产价格，资产泡沫开始出现，产生了脱离价值基础的虚假繁荣。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其中的典型，在繁荣时期，金融产品经过层层打包，形成了巨大的资金池，产生了资产泡沫。当进入衰退阶段，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由于工资、原材料等实体经济显性和隐性生产成本上升，而企业利润率下降，经济出现萎靡，前期堆积的潜在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就会通过金融体系快速传导到这个链条的实体领域，容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将会波及社会各个层面，危机显然就会随之到来。可以看到，金融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在复苏和繁荣阶段刺激经济扩张，调整经济发展走向;另一方面，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也能够放大金融风险，特别是金融系统性风险会对我国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严重威胁到我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稳定，也是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
历史总是发生着惊人的相似，上述世界金融发展史也给出了这样的证明，正如哈维所说，“只要这个货币基础还充斥着矛盾，金融的世界就树立在摇晃的基础上”，要以史为鉴。
二、中央重视重大金融风险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先后妥善化解了高通胀、外汇、外债和资本外逃、银行体系和国内债务等重大金融风险，从金融风险的严重性上来看，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其中一个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增长高达14.2%，通货膨胀形势非常严峻，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党中央多次强调金融风险问题，并且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上升到能否得到人民认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这些要求是过去从未提及的历史高度。
(一)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
对于我国金融风险的由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国际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所造成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8年末紧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旨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以拉动日渐乏力的经济增长，采取了我们熟知的以“4万亿”为核心的一揽子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再加上地方政府所配套的资金，据统计达到了28万亿，2018年国民生产总值是90万亿左右，我国的信用货币基数从此被推上一个高台。在当时形势下，我国面临经济硬着陆的严峻形势，因此，迅速[ ]取宽松财政政策的刺激是正常的，无论是从经济稳定，还是从社会、政治稳定的角度考量都是必须的。但是，这项刺激政策存在的问题是持续的时间太长，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又迟迟没有跟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我国金融风险形成埋下隐患。
我国过去追求GDP速度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依靠三驾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进出口，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投资拉动。在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大量的流动性投向基础设施，尤其是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扩大“铁公基”建设，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或融资平台筹措资金，加大了地方的隐性负债，地方政府背负了庞大的债务负担。据统计到2018年底，我国多个地方政府债务率仍超过或逼近国际通行100%警戒线，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政府债务导致的金融风险将进一步暴露并且加剧，最重要的是，政府债务风险不仅仅局限在金融领域，并且会严重影响到政府的主权信用。
同时，我国金融风险的形成同金融机构的创新有着直接关系。这些年来，在我国金融创新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新型金融衍生工具，但也暴露出新的问题和新的金融风险燃烧点，其中，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重要风险领域聚焦在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和私募基金。这三种金融创新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矛盾，反映了市场资金供给的真实需求，正是如此，影子银行等机构数量和贷款规模迅速增长，同时在创新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不断显现，偏离了金融创新的初衷。我国的影子银行和国外影子银行有着本质的区别，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究其原因，国外的影子银行独立于商业银行，是平行的银行体系，而我国影子银行同商业银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名副其实商业银行的“影子”。由于受预算法约束，商业银行很多表外业务会放在“影子”业务，从而形成非传统信贷体系，为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2014年以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蓬勃发展，特别是P2P网贷行业迅猛发展，经历了野蛮生长、相继爆雷到最后的偃旗息鼓。据网贷天眼统计，在总共出现的大约7000家的平台中，将近6000家都属于问题平台，很多问题平台自身设立庞大的资金池，从事非法集资活动或金融诈骗活动，演绎一个又一个庞氏骗局，给投资者不仅带來严重经济损失，形成重大金融风险隐患，而且还对社会稳定形成威胁，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峻挑战。继P2P网贷平台后，需要密切关注的私募基金行业，目前私募基金行业不良资产逐步提升，很多私募基金项目变为升级版P2P，“堰塞湖”风险特征逐步现象。由于私募规模比P2P大很多，一旦爆雷，引发的后果将难以估量。
(二)金融风险的评估
现就我国金融风险进行初步评估，为增强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选取国际国内通用指标进行度量。
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的货币信贷，2008年我国M2货币供应量47.52万亿，2019年底升至198.65万亿，在将近十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两番(见图1)。从增长量的时间段上来看，1990-2008年，M2供应量平稳增加，这段时间共增长了45.99万亿。2008年后，我国M2供应量明显大幅度提升，呈急剧上升态势，2008年投放了47.5万亿，2018年已经达到182.67万亿，10年间几乎翻了两番，其中2009-2012年M2增长49.9万亿元，2013-2019年M2增长101.24万亿元。
为了对我国的货币投放有一个更直观印象，通过M2/GDP比值测度下货币投放程度。从图2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在不断上升。1990年生产1元GDP对应货币是0.81元，2008年产生1元GDP的货币是1.49元，而到2018年1元GDP的货币是2.03，如果把货币创造乘数计算在内的话，实际上还要远远大于这一比例。表明生产1单位GDP所需要的货币量在逐渐增加，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货币供给所创造利润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货币供应量在不断上升，但创造的利润率则不断下降，投入的流动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反而加速金融风险积累，为系统性金融发生埋下隐患。
其次，金融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杠杆性质，经济的高杠杆也是金融风险的基本源头。宏观经济杠杆率是衡量一国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指标，也是预判金融危机的关键指标。宏观杠杆率一般以负债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即债务/GDP)来衡量，这一比例也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机构通用的指标，计算方法是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衡量。通过我国经济宏观杠杆率的变化来分析一下我国金融杠杆程度的高低。
依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库，横向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从1996年107%稳步提高到2008年145%，处于平稳且缓慢提高阶段。同货币投放一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率开始迅速提升，并且上升的幅度非常明显，2018年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升至256%，相比2008年提高111%，而新兴经济体在2018年的杠杆率才为198%，我国高于新兴经济体58个百分点。纵向对比来看，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同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目前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杠杆水平，而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差距则不断拉大，我国杠杆率的提升速度明显快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与美国相比，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杠杆率256%，美国杠杆率250%，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杠杆率首次超过美国。2018年，我国总债务达到220万亿人民币，宏观经济杠杆率升至261%，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美国杠杆率环比只增加1个百分点，增至251%，我国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国已经成为近年来BIS监测的经济体中宏观杠杆率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国际清算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世界前十大宏观杠杆率的经济体中，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全球排名第六位，仅次于日本、法国、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高于美国、德国、巴西、印度和G20国家的平均水平。其中，从宏观经济杠杆率的债务分解来看，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164.1%，高于第二位30个百分点，在前十大宏观杠杆率经济体中排名最高。住户部门杠杆率77.3%，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同企業部门杠杆率相反，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仅为47.8%，而政府部门杠杆率最高的日本是212.5%，倒数第二位的德国也达到67.4%，我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却是十大经济体中最低的(见表1)。
但这是不是代表着我国的政府债务并不存在重大金融危险?肯定回答，并不是，实际上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机构统计政府债务一般只计算中央政府债务或者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其中并不包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但是，我国政府的负债不仅包括显性负债，还包括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数量庞大并且惊人的隐性负债，并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杠杆率的重要因素。如果把二者加到一起得到的中国政府负债总量要比BIS、IMF等机构的统计结果要高很多。
最后，从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2008年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去金融化势头逐步开始显现，尤其是日本这一降幅十分的明显，2015年后降至6.5%以下运行。但是，我国这一比例明显上升。2015年以来，我国这一比重已超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发达国家。2016年我国金融业占GDP比重为8.4%，2017年7.95%，2018年7.67%。在西方，金融业比重如果过高必须要引起警惕，因为这往往意味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历次金融危机也给出了证明。日本1990年这一比重达到高点6.9%，随后经济危机爆发，日本股市暴跌70%，日本陷入长达20多年的经济停滞中，步入“失去的二十年”。美国2001年金融业占GDP比重达到高点7.7%，之后互联网泡沫破灭，此后，失业像海啸一样席卷美国各州。2006年达到7.6%，导致次贷危机发生，随后蔓延至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普遍深陷经济停滞，有些甚至负增长，直到现在，这场危机造成的影响还在，复苏势头依然艰难。
三、坚决守住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金融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把金融从现代化经济的核心上升到国际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首次将金融制度放在基础性制度的重要位置，这是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指导方针，把中国从金融大国建设成为金融强国，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的金融道路。
方向上，坚持党中央在金融领域的领导作用，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发展。金融工作有其特殊性，突显了党在金融领域的历史担当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党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挑战。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5]，从“脱实向虚”转到“脱虚向实”，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长，共同发展。
金融发展是关系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环，重点强调“核心”二字，在发展方向上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领监管协调，改变传统监管模式，从“一行三会”变成“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金融工作要回归它的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货币是从实体经济发展中产生而来，实体经济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在过去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这个本源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在新时代条件下，要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走金融良性发展的稳定道路。
具体措施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认清金融风险的本源是重要前提，认清金融本源有利于从思想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问题，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正确风险观，要具有金融风险防范思想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在工作中，坚持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由于风险形成原因和性质不同，要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相应但有区别的要求，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风险领域，采取差异化、有针对性的办法。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优先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重大隐患，既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化解风险的高招。积极发挥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抓紧协调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措施上要突出重點领域，精准有效地处置存量金融风险，特别是重点化解房地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重大金融风险，深入推进结构化去杠杆，分类施策处置重点风险，继续深化整治金融乱象。方向上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坚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回归金融本源，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突出服务重点，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监管方式上，由于金融本身的不稳定性，从严监管，建立审慎的监管体制，明确监管的边界，改善监管手段，持续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郑联盛，胡滨，王波.我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与化解之策——基于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J].经济纵横，2018，(4)：87-93.
[2]韩心灵，韩保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生成逻辑、风险测度与防控对策[J].财经科学，2017，(6)：1-13.
[3]李稻葵，陈大鹏，石锦建.新中国70年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J].改革，2019，(5)：5-18.
[4]姬旭辉.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经济学家，2019，(2)：13-24.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王玉倩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一般课题项目“人民币即期汇率市场与期货市场溢出效应研究”(XYYB2018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良艳(1981-)，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研究。
作者：李良艳
南榆林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责任意识，一年来，开展排查整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把辖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切实为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了驾、护了航。
一、迅速传达会议精神，提高整体认识。组织全乡干部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召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视频会议精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树立起“底线”思维。对照各方面重大风险在辖区存在的实际情况，做出深刻分析研判，保持高度警惕，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准备工作，特别是涉及影响辖区稳定发展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领域开展行动。
一是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二、责任细化分解到位，狠抓工作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面对各类风险挑战，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敢于处置最棘手的问题，善于攻克最大的风险，把应对举措抓紧抓实、风险防范处置到位。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书记为组长，党委副书记、乡长，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其他班子成员干部为成员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小组，建立起“一个领域，一个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人员、责任、措施“四落实”，目标、任务、时限、要求“四明确”，切实做到层层传导、责任压实。建立起防范重大风险工作群，组织各村落实专人负责，加强乡、村两级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点对点”处理，一个小组总把控的工作方法，对涉及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八大领域进行拉网式排查摸清底子、建立台账迅速开展行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三个专项行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森林防火等一系列活动，组织各村通过张贴公告、宣传画，悬挂条幅，广播，开展宣传活动等，对防范重大风险进一步宣传普及。通过普法等集中活动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让广大群众更多了解安全知识和防范技巧，强化防范风险的能力。充分发挥“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多方参与共治的优越性。借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美丽乡村建设、万民干部入企进村活动、森林防火、安全生产大排查等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排查风险,打出高质量“组合拳”，对重大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对涉及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涉及影响当前重点工作，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进行严肃处理，对排查出的涉及的风险点及时进行报送，积极与上级部门实现对接，及时进行处理保证不出现问题。
三、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管理。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以来，认真学习了《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规规》，将国家安全工作列为乡党委工作要事，围绕国家安全工作，明确工作职责，认真履行工作责任。特别是在涉及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和危机管控责任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的联动措施。从风险监测、预警到防范和危机管控，建立详细的应急预案;同时为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南榆林乡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整合乡纪委、扫黑除恶领导小组办公室、党政办、安监站、市场监管所、综治办等部门力量，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发布、舆论引导、信访接待、秩序维护、风险处置等工作，坚决杜绝影响国家安全的事件发生。
四、发现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对照八大领域的重大风险，我乡认真梳理，情况如下：部分相关民生问题，部分群众情绪难以理顺，对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严重挑战。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应用，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比较多，对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带来挑战，也成为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基层风险防范工作队伍的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式复杂多变的今天，特别是发展迅速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对涉及风险的场所辨别力不高，警惕性不强。二是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契合度有待加强，特别是与上级部门之间的沟通存在滞后性，对接不够及时，了解情况不够深入，不能及时与上级部门形成动态联动。三是对于隐蔽性较强的金融形式和涉众型金融案件，信息掌握不及时，风险处置带有滞后性。比如近期的“六丰商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前期并未及时接到风险提示，涉众30余人都是后期得到名单。建议公安部门和金融部门建立信息联动机制，对有报案的和反映情况的涉及金融风险问题，无论是否达到立案标准，都及时与街道沟通，基层好有针对性做好宣传和排查工作，将风险防控在苗头状态。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一是乡党委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建立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知识宣传，联动区职能部门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风险专项整治等工作，切实掌握风险防控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加强与区直部门之间的联动，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重要领域，在乡镇排查的基础上能够严格进行处理，增强震慑力，为乡镇防范化解风险，保驾护航。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情况汇报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强化责任意识，开展排查整治，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把辖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切实为辖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一、
迅速传达会议精神，提高整体认识
迅速组织科级干部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召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视频会议精神，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树立起“底线”思维。对照各方面重大风险在辖区存在的实际情况，做出深刻分析研判，保持高度警惕，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准备工作，特别是涉及影响辖区稳定发展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领域开展行动。
二、
责任细化分解到位，狠抓工作落实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面对各类风险挑战，在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旗帜鲜明、敢于亮剑，敢于处置最棘手的问题，善于攻克最大的风险，把应对举措抓紧抓实、风险防范处置到位。一是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迅速成立以街道书记为第一组长，办事处主任为副组长，副书记为组长，其他科级干部为成员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小组，建立起“一个领域，一个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工作机制，做到领导、人员、责任、措施“四落实”，目标、任务、时限、要求“四明确”，切实做到层层传导、责任压实。二是加强协调配合，实现三级联动。建立起防范重大风险工作群，组织社区、合作社落实专人负责，加强街道、社区、合作社三级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通过“点对点”处理，一个小组总把控的工作方法，对涉及的社会稳定、意识形态、经济、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进行拉网式排查摸清底子、建立台账迅速开展行动。三是开展重点宣传，注重整体防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扫黑除恶基层综合整治、金融风险防控等一系列活动，组织各社区、各合作社通过张贴公告、宣传画，悬挂条幅，播放LED宣传语，发放致居民的一封信，开办金融安全知识讲座，开展宣传活动等，对防范重大风险进一步宣传普及。通过开展专家讲座、集中活动等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让广大居民更多了解安全知识和防范技巧，强化防范风险的能力。四是多方参与共治，实现社会稳定。充分发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多方参与共治的优越性。借助扫黑除恶基层综合整治、“三清”回头看、消防安全隐患排查等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排查风险,打出高质量“组合拳”，对重大风险进行集中排查，对涉及的风险隐患，特别是涉及影响当前重点工作，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借助“上提一级”进行严肃处理，对排查出的涉及的风险点及时进行报送，积极与上级部门实现对接，及时进行处理保证不出现问题。
三、
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管理
认真学习《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规规》，将国家安全工作列为街道工作要事，围绕国家安全工作，明确工作职责，认真履行工作责任。特别是在涉及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防范和危机管控责任等方面，建立起一整套的联动措施。从风险监测、预警到防范和危机管控，建立详细的应急预案;同时为有效处置突发事件，街道成立突发事件应急领导小组，整合街道纪工委、扫黑除恶办公室、党政办、经发办、宣传办、综治办等部门力量，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发布、舆论引导、信访接待、秩序维护、风险处置等工作，坚决杜绝影响国家安全的事件发生。
四、
发现风险隐患和薄弱环节
对照七大领域，十二个方面的重大风险，我街道认真梳理，情况如下：1、金融风险风险场所。樱前街鸿钰汇财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已搬迁，龙山街一家和向阳国际一家涉嫌老年人非法集资企业已搬迁。涉及P2P风险的诺远资产，经营地在世博国际，注册地在经济开发区，总部“债盈宝”产品出现兑付危机，涉及潍坊客户约200个，涉及投资额约1.06个亿，个人投资15万起，最高的有达2000万，该企业与客户签订了延期兑付的协议，总部作出全国范围缩减规模决定，三线城市缩减到6人，目前城市总监已辞职，行政负责人还在，每天有二三人办公，物品未搬迁，已确定在5月份前搬迁，世博国际物业对此企业高度关注，区金融办和街道多次到企业了解情况，有关负责同志态度配合，解释说总部正积极研究化解危机方案，但兑付问题短期内仍无法解决，金融办和街道将于本周四进一步与有关负责同志见面沟通。2、薄弱环节。部分相关民生问题，特别是在政务热线处理方面，部分居民情绪难以理顺，对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严重挑战。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应用，负面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比较多，对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带来挑战，也成为当前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五、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是基层风险防范工作队伍的人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在当前形式复杂多变的今天，特别是发展迅速形式多变的情况下，对涉及风险的场所辨别力不高，警惕性不强。二是与其他部门的联动契合度有待加强，特别是与上级部门之间的沟通存在滞后性，对接不够及时，了解情况不够深入，不能及时与上级部门形成动态联动。三是对于隐蔽性较强的金融形式和涉众型金融案件，信息掌握不及时，风险处置带有滞后性。比如近期的“六丰商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前期并未及时接到风险提示，涉众30余人都是后期得到名单。建议公安部门和金融部门建立信息联动机制，对有报案的和反映情况的涉及金融风险问题，无论是否达到立案标准，都及时与街道沟通，基层好有针对性做好宣传和排查工作，将风险防控在苗头状态。
六、
相关建议意见
一是街道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建立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知识宣传，联动区职能部门加强风险监测预警、风险专项整治等工作，切实掌握风险防控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区职能部门加强与街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党的建设等重要领域，在街道排查的基础上能够“上提一级”进行处理，增强震慑力，为街道防范化解风险“撑腰壮胆”，保驾护航。
发言材料
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省、市、县委强调要始终做好的一项重点工作任务，关乎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根据上级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在对全县重大风险进行初步梳理排查的基础上，制定了重大风险应急预案。我县县域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总人口达到100多万，幅员辽阔，因此存在的风险隐患也很多，所以结合我县重大风险隐患梳理排查情况，当前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
（一）公共安全方面。
重点对涉恐涉暴、邪教组织等重点群体及重点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对涉及民生的供水、供电等重点部位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的安全防控设备进行检查，研究制定公共安全防范行业标准。
（二）烟花爆竹方面。
落实烟花爆竹零售点“两关闭”、“三严禁”
(关闭存在“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形式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零售点;关闭与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建筑物安全距离不足、集中连片经营、在超市内销售、未按规定专店销售的零售点;严禁销售超标、违禁、专业燃放类产品或非法产品;
严禁在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外存放烟花爆竹;严禁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存放烟花爆竹)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六严禁”(严禁经营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严禁超许可范围经营及向零售点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严禁在仓库存放不属于烟花爆竹的爆炸物等危险物品;严禁将执法收缴的产品与正常经营的产品混存;严禁储存超量、堆放超高以及通道堵塞;严禁购买和销售未张贴流向登记标签的产品)。
（三）工贸行业方面。
进一步核查企业底数，切实做到“一地一册、一企一表、一隐患一措施”;严格标准、真查实改，彻底整治和消除存在的事故隐患。
（四）交通安全方面。
深入开展车辆安全专项动态管理;强化“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管理，打击非法营运和营运车辆非法改装等行为。
（五）社会综合治理方面。
通过“雪亮工程”建设、视频会议终端建设以及网格化信息绑定工作，构建“空中有监控、路面有巡逻、村内有联防”的农村社会治安管理新模式，提升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能力。积极完善接待群众来访、矛盾纠纷排查、转办交办案件办理、预警信息报送等工作，多举措实现全县的和谐稳定。
（六）网络舆情应对方面。
加大对敏感节点、敏感问题舆情问题的处置力度，要按照“确认事实，快速反应，妥善处理”总体要求，在第一时间启动公共安全舆情应急响应机制，坚持积极正面引导，进行有针对性地解答，以正视听，有效引导舆情信息，防止负面炒作。
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1、“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风险防范化解的第一道防线，城乡社区是风险防范化解的基本单元。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细胞抓起，完善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建设好派出所、社区警务站等基层单位，充分发挥其贴近群众的天然优势，更好地履行服务群众、定分止争、维护稳定等职责任务，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2、“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要与与现代科技相结合。随着5G时代的到来，我们即将步入“万物互联”的时代，更多超乎想象的奇迹将会发生，公安工作要主动创新求变，使工作跟上时代发展。要养成运用现代科技开展工作的思维习惯，不断增强对现代科技的适应力、掌控力、驾驭力，在激烈竞逐中掌握公安工作主动权，切实在风险防控工作中实现装备用上去、人力减下来，效率提上去、消耗降下来的效果。
3、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深入组织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坚决把违法犯罪分子的气焰打下去、威慑住，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抓好反馈问题整改，推进线索梳理、专案攻坚和破除关系网、深挖“保护伞”等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突破。深入开展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黄赌毒”、违法犯罪等系列专项行动，维护全县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4、建立健全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坚持常态化全面的梳理排查风险隐患，制定排查工作制度，落实排查主体责任。要强化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抽查、跟踪复查。建立重大风险隐患的要建立工作台账，持续做好跟踪复查。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策部署及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科学防范和处置各种自然灾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据《XX市防范化解重大自然灾害风险工作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切实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重点工作
（一）防范化解重大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风险。
县气象局要针对低温雨雪冰冻可能影响的重点地区，加密与省、市气象局之间会商频次，密切跟踪监测天气变化，强化会商协同和上下联动;充分发挥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等各类预警信息发布平台重要作用，第一时间提供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预警信息;主动加强与交通运输、电力、通信、农业农村、民政等单位的会商和沟通，及时提供灾害性天气可能影响的区域、行业和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程度等信息。
（二）防范化解重大森林火灾风险。
加强责任落实，以政府名义公布划定的森林防火期和防火区，适时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修订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县森林防火指挥部开展专项督查、常态督查和明察暗访;加强火源管控，加大巡山护林力度，在全县开展森林火灾隐患彻底排查整改，严格管控森林火灾多发地段、敏感时段和高危人群，适时适地开展计划烧除，切实消除隐患;加强预防宣传，及时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高火险天气警报信息，做好监测预警和火险趋势预测;加强能力建设，做好森林防火项目申报、管理和验收等工作;加强队伍建设，充实基层专(兼)职和群众森林火灾扑救力量。
（三）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
防范化解江河超标洪水风险。汛前明确各级江河防洪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逐一落实江河防洪工程行政、巡查、抢护责任人;抓紧组织力量对水毁堤防、险工险段进行修复加固，恢复防汛保障能力;依法开展河道清障，全面清除各类行洪障碍，确保江河行洪安全;加强汛期工程巡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做好沿江水库、水电站调度权限、调度运用计划和防汛抢险应急预案等工作，充分发挥工程调峰蓄洪作用。防范化解汛期水库水电站安全风险。进一步落实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做到不漏一库、不漏一坝、不漏一人;进一步明确水库水电站调度权限，及时编制审批调度运用计划和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完善水库水电站雨情水情监测预警设施和手段，严格执行汛期控制运行计划，严禁超汛限蓄水，对有安全隐患的水库坚决实行低水位或空库度汛;督促水库水电站管理单位进一步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加强巡查值守。防范化解山洪灾害风险，进一步建立健全山洪灾害基层防御组织体系，汛前开展各类山洪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用好管好已建县级监测预警系统，注重汛期动态管理，持续开展重点区域排查和县、乡、村预案修订完善及基层临灾避险演练，抓紧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防范化解城镇洪涝风险。严格落实城镇防洪排涝行政首长负责制，继续健全城镇防洪组织指挥和防汛应急体系;汛前抓紧对城镇防洪排涝设施进行全面检查，认真制定和完善城市防洪排涝预案，建立城市低洼区、滑坡危险区下穿隧道等部位的防汛预警机制;落实防汛排涝供电、治安、交通等保障措施，建立城镇防汛排涝应急抢险队伍，加强重点积水区、重要区域的防汛物资储备;广泛开展城镇防洪防涝知识宣传，确保洪水期城市居民人身安全，努力减少城镇洪灾损失。
（四）防范化解重大地质灾害风险。
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现有地质灾害监测预报网络，充分发挥监测预报网络体系的功能。有条件的地方，要对城镇、乡村、学校、医院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人口密集区和易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的高山峡谷地带，有针对性地加密部署气象、地质灾害等专业监测设备，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现险情、发出预警。对重点区域内影响大、规模大、危害大的地质灾害隐患，采用监测设备采集数据、通过视频传输、无线传输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手段进行专业监测。做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点选址的安全性和适宜性评估工作。多渠道争取和统筹使用资金，适当提高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补助标准。对实施搬迁避让难度大、威胁人数众多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快工程治理，充分发挥地勘专业队伍的技术支撑作用和专家的技术指导作用，保证工程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五）防范化解重大地震灾害风险。
强化各类地震监测台网运行维护管理和地震观测环境保护，强化地震重点危险区地震监测力量部署，保障监测台网正常运行，提高监测质量和效能，密切跟踪震情形势的变化发展，加强震情会商研判。摸清重点危险区道路、铁路等交通状况，逐步加强对危险路段、桥梁整治改造。进一步优化电源布局、电网结构，推广使用电力防灾新技术。对重要电力设施进行检查，不符合要求的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改。进一步加强对建筑、基础设施、水库大坝及生命线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监管，抗震设防要严格执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标准。
三、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根据《XX县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政府主导机制，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部门联动机制，进一步做好防御工作。
（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
加强各类自然灾害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提高救助能力。
（三）加强物资装备储备。
制定救灾物资储备规划，合理确定储备品种和规模，建立健全物资采购和储备制度，根据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要求储备相应物资。建立健全救灾物资调拨和运输制度。
（四）加强通信保障。
组织、协助、督促和指导各通信运营企业优先保障气象、水文、汛情、灾情等信息及时传递，优先保障救灾指挥系统和重要部门的通信畅通，不断提高应急处置信息化水平。
在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的工作中，社会领域的风险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领域。这一领域涉及面广，关系到各级党委政府及各党政工作部门，值得认真研究其重大风险的化解防范之策。
一、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范畴辨析
社会领域重大风险范围广泛、内容庞杂，需要系统梳理、切实校准。
(一)社会领域风险的术语使用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与之相关联，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社会安全问题或社会领域风险大体相当于社会治安领域的问题与风险。但在不同的官方表述中，有关概念的内涵往往有所不同，外延也不尽相同，需要进行讨论。
安全与风险是一对有密切关联性的概念，前者指不受威胁的状态和能力，后者指可能引发的问题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对于社会领域安全与风险方面的术语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安全视角的表述有国家安全预警下的“社会安全”、社会治理语境下的“公共安全”;风险视角的表述有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语境下的“社会领域风险”，应急管理语境下的“安全风险”。
在国家安全语境下，社会安全是12个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其外延也非常广泛。在《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一书中，可以看到其所指的社会安全包括了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反恐怖斗争、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农产品安全、防灾减灾救灾等。这其中也包括了“公共安全”这个集合概念，其含义在下一段中描述。
在社会治理语境下，“公共安全”有时重点指社会治安。例如2014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决遏制重大特公共安全事故”，其对象是政法战线的领导干部，其中“公共安全”的提法主要针对社会治安领域，是指狭义的社会安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专题研究公共安全问题，其中的主题包括了社会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语境下，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重大风险。社会领域风险是七类风险中的一类，包括了“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
在应急管理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主要指生产安全事故(用事故而不用事件，表明是人为原因的生产事故);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关于成立应急管理部，指出目的之一是“防范化解重特大安全风险”，这可以理解为主要指安全生产领域和自然领域的安全事件。因此，应急管理语境下的“安全风险”主要指安全生产中的风险和自然灾害中的风险。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
第一，狭义的社会安全或公共安全等同于社会治安，广义社会领域安全可以认为是等同于公共安全。前者是公安部门主管的安全，后者包括防灾减灾救灾领域、安全生产领域、食品药品安全等公共卫生领域、社会安全领域。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可以以“公共安全”这一范畴作为统领各个社会领域安全的集合性、总体性术语。需要指出的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际部门，公共安全的含义也有广义狭义之分，而且不同机构给出的公共安全也往往差异很大。我们认为，公共安全的范围可以界定为自然与生态安全、生产与技术安全、食药与卫生安全、社会与网络安全四个领域。
第二，公共安全(社会领域)风险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狭义公共安全风险，主要指安全生产风险;二是广义公共安全风险，除了安全生产风险，还包括自然灾害风险、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等;三是最广义的公共安全风险，除了上述公共安全风险，还包括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市场调控等社会生活领域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风险。
第三，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以最广义的公共安全风险为靶子，探讨其防范化解之道。
(二)公共安全风险(社会领域风险)的本质
公共安全是指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种安全也是公众共同拥有的安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对公共安全本质的把握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系统辩证思维看待公共安全。总体上，公共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重要的民生领域的安全。具体说，公共安全涉及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安全价值维度，公共安全既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也包括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二是安全形态维度，公共安全有传统公共安全，如一般的四大类突发事件问题;也有非传统公共安全，如新型的网络安全事件、跨境安全事件问题。三是安全空间维度，公共安全有内部安全，即国内的公共安全;也有外部安全，即外部安全是外国的公共安全，也包括外国公众和中国海外公众利益安全。
理论上说，公共安全风险是指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潜在危险因素。自然与生态、生产与技术、卫生与食品、治安与网络等领域的潜在、可能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事件的安全风险都属于公共安全风险。但是在实践中，“防范化解风险”这一用语则包含了广泛的内涵，既包括潜在的风险(这是需要防范的)，也包括风险演变为突发事件之后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这是需要化解的)。本文主题是讨论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所采用的就是这种通俗的、广义的风险内涵。
(三)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社会领域风险)
一般说来，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是指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这里涉及对“重大”的测度。在学术层面，对各类公共安全风险等级的判定要综合考虑其发生的概率和可能的危害，将风险在风险矩阵图中分为低级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和最高风险四级。因此，所谓重大风险应该主要是指较高和最高级风险。这些风险发生概率不低，发生后损失重大、影响重大，直至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安全风险。
讨论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还需要澄清“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这两个比喻性的流行语及其与公共安全风险的关联。“黑天鹅”事件指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负面事件。具体说，这类事件是指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具有意外性(出人意料，往往此前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其发生机理依然是可以解释的。“灰犀牛”事件指的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重大负面事件。在公共安全领域，美国“九一一”事件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而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因此，准确地说，“灰犀牛”事件的风险是在风险矩阵图中处于发生概率高、危害大的高风险;而“黑天鹅”事件的风险则是在前期风险识别阶段很难被估计到的风险，因此也就无从对其进行风险分析，也难以在一般的风险矩阵图上找到它们了。因此，就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而言，“灰犀牛”事件可以通过常规的风险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来防范和化解;而对于“黑天鹅”事件则一方面需要提升常规机制的精确度和灵敏度，另一方面则需要从战略高度更好地打好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注重铲除重大风险的根源与土壤。
二、重大社会领域风险形势
我国“公共安全事件易发多发，维护公共安全任务繁重。”在自然与生态安全领域，全球气候变化、地理条件等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在生产与技术安全领域，经济高速发展、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等因素，使得我国各类事故多发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在公共卫生领域，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全球化不断发展，卫生突发事件往往开放难控;在社会安全领域，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境外敌对势力插手等因素综合作用，我国社会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上述各类风险相互交织和综合作用，使得我国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对人民生命与健康损害极大的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触目惊心。2015年发生“6·1”“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是由自然原因(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导致的特别重大灾难性事件，造成442人遇难。2015年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属于特别重大事故灾难，造成173人遇难。2017年11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各一批次共计65万余支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并且流入了市场，这一药品安全事件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极大威胁。2015年“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社会安全事件，造成36人遇难。各类典型事件表明，给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安全带来极大威胁的安全风险依然很大。
(二)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损害极大的事件高发频发
各类重大突发事件都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私有财产带来极大风险。尤其是一些涉众突发事件直接对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比如，我国社会领域犯罪与金融领域犯罪交织、线上犯罪与线下犯罪叠加的形势严峻，具体表现为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犯罪高发频发。网络借贷、投资理财、私募股权、虚拟货币、电子商务、消费返利、慈善互助、养老等领域成为“重灾区”，涉及人员多、地区广。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组织和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屡禁不止。
(三)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严重冲击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在传统公共安全问题与非公共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今天，重要基础设施事故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运行。例如大面积停电等事故对经济社会运行会造成极大冲击。又如在网络安全领域，线上线下的边界已经消失，网络空间的任何安全问题，都会直接映射到现实世界的安全。面对勒索病毒等层出不穷的网络安全攻击问题，360公司总裁周鸿祎认为，“在这个大安全时代，网络安全已经不仅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而是包括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甚至是人身安全。”
(四)对人居环境造成损害的风险极大
我国不少地方大气污染防治难度大，重污染时有发生，各种人为污染环境事件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响强烈。这些不仅对人民生存环境带来极大威胁，也突出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五)风险与突发事件的复杂性、意外性增高
各种风险相互交织，呈现出自然和人为致灾因素相互联系(例如，“6·1”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有人为操作不当的因素)、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例如利用网络的金融诈骗类案件)、既有社会矛盾与新生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例如传统民族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活动相互勾连)等特点。公共安全领域风险与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衍生性、复合性和非常规性不断增强，跨区域和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危害性越来越大。
三、我国重大社会领域风险防范的问题分析
以上各种公共安全风险之所以产生，既是复杂的世界安全形势大背景和公共安全风险自身规律使然，也是我们自身对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不足的问题。具体说，这些问题主要表现有：
(一)政治层面落实党的政治领导不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牢牢树立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观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维护公共安全的重要意义，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来认识”。这些政治要求落实如何呢?以2018年查处的长春长生疫苗案件为例，这是一起疫苗生产者逐利枉法、违反国家药品标准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编造虚假生产检验记录、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失职失察、个别工作人员渎职的严重违规违法生产疫苗的重大案件。这一案件暴露出监管不到位等诸多漏洞。作为事件处理结果的一部分，吉林省和市场监管总局的四名省部级领导被免职、责令辞职或引咎辞职，一名省部级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责成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国家药监局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这一事件和其他有关事件都表明，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缺少公共安全的红线意识、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意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公共安全大政方针的责任意识不足，是产生问题的重要主观因素。
(二)战略层面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不足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把维护公共安全……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来把握，努力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安全网还远远没有编织到位。例如“6·1”“东方之星”号客轮建成后，历经三次改建、改造和技术变更，其安全系数逐次下降，致使客轮抗风压倾覆能力不足以抵抗所遭遇的极端恶劣天气。这反映出船运公司和主管部门领导对安全尺度的把握严重失察。又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火灾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也充分表明监管部门和企业的安全体系建设还有很大漏洞、安全生产治理能力严重不足。这类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安全发展的战略思想、从源头控制风险的科学理念远远没有落实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中，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现状与严峻复杂的公共安全形势还不相适应。
(三)战术层面防范化解风险不力
在重大风险和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由于具体措施不当导致风险扩大化、复杂化的事例不少。例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不仅损失极大，负面影响也很大。在事故处置过程中，由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疵点引发的舆论风波也是造成恶劣影响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于很多地方和部门来说，如何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从政治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形势复杂、任务艰巨，从根本上要靠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推动。因此，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的根本保证。
(一)树立政治意识，明确任务和使命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践行“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精力和心思用在防风险、保稳定上，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安全感。要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以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把握大势。
(二)提升领导干部风险防范能力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要强化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对容易诱发政治问题特别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敏感因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潮、模糊认识、不良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要提高风险处置能力，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转换通道，防止非公共性风险扩大为公共性风险、非政治性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
(三)明确职责和责任
要把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与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具体说，要全面落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对公共安全的责任。近年来，相关制度规范日益完善，中共中央2019年印发《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2019年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这些制度规范明确了有关党政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安全、安全生产和食品安全的具体责任，需要严格加以落实。为了便于理解和执行，下一步可考虑出台更为综合性的党政领导干部公共安全责任制方面的制度规范。
(四)发挥广大党员作用
要广泛教育和动员广大党员在公共安全事务中，勇于担当，随时随地在人民群众当中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有党员都应当以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想在前面、干在前面，在党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五、从战略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战略层面防控重大风险是指从方向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高度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提升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需要“全面做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住房市场调控等各方面工作”，是一项战略全局工作。只有扎扎实实从战略层面提升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的能力，才能不断铲除重大公共安全风险的产生和转化的土壤。
(一)制定和实施国家公共安全战略
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安全发展理念，制定国家总体公共安全战略规划。战略规划要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作为发展保驾护航的关键支撑要素来定位，把自然与生态、生产与技术、卫生与食品、治安与网络等领域的安全风险防范统筹考虑，把公共安全内置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总体发展框架中，努力规避人为的风险、新兴的风险和非传统的风险。在此基础上，由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制定和滚动实施相应的专门公共安全规划。以战略规划带动各项公共安全治理工作。
(二)全面深化公共安全领域的改革
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框架下，完善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要加强各级政府的部门协调、上下协调，不断完善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体制机制;要注重发动社会力量，加强政府与全社会的协同，完善培育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整体公共安全能力。
(三)加强公共安全法治建设
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制定《公共安全法》或者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使之成为更加适用公共安全的基本法;同时修订完善各主要下位法律。在完善各项相关法律制度基础上，辅之以相应的各级政府规章，推动形成体系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法治体系。
(四)着力提升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
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志愿精神，支持和引导公共安全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帮助其提高专业化能力和规范化管理水平，为其发挥作用搭建平台。要扎实做好提升公众安全能力的工作。要通过公共安全教育进课堂、进社区、进单位，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科普宣教。
六、从操作层面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领域风险
在操作层面，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要针对各种可能的公共安全风险和具体的突发事件，以有力的措施加以防范化解，努力避免风险转变为事件，努力减少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一)建立和完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要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要坚持问题导向，把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落到实处。这里的关键是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和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可能严重危害人民生命与财产的风险、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严重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风险。
在风险研判机制方面，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定期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要运用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依靠专业力量和人民群众，确保那些可以发现的重大公共安全风险隐患全排查、不遗漏。
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健全重大决策事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其他相关的重大风险评估的制度。对于任何重大决策，都要着眼于政治安全、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评估其风险。
还要注重回应人民对风险的关注。要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公共安全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着力补齐短板、堵塞漏洞、消除隐患，着力抓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
(二)为化解和应对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和事件做好准备
有备才能无患，有备才能解患。应急准备的任务就是要“打好有准备之战”。加强应急预案修编、扎实做好应急演练工作等都是重要的应急准备工作。这其中，加强基层应急能力和加强应急保障能力是两项重点工作。
要切实加强基层应急准备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公共安全体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要着重构建基层安全网络体系，即“要把基层一线作为公共安全的主战场，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实现城乡安全监管执法和综合治理网格化、一体化”。
要切实提升应急救援与应急保障能力。各级政府要狠抓应急队伍与救援装备能力提升，优化应急专业力量结构和区域分布结构;要完善应急物资储备结构、提升快速调运配送效率，健全应急资源共享和应急征用补偿机制;要提升应急信息发布和传播能力;要夯实公共安全科技创新、提高成果转化率，进一步挖掘应急产业市场潜力。
(三)做好重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
对于突发事件应对，我们“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需要做好应急处置和善后处置两个环节。
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领导干部必须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强化救早、救小，及时掌握灾情信息，早研判、早行动，快速响应、科学施救，整合各方力量，组织引导群众，防止小灾演变成大灾，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
要抓好善后处置工作，因势利导、化危为机。既要抓好原因调查和问题查处，给人民以满意的交代;也要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使有关责任主体受到教育，推动查找和化解相关的风险。
六中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小结
本学期自开学以来，学校十分重视校园安全工作，校长多次组织召开总支会、行政会、教职工会，安排部署相关校园安全工作，现将本学期本校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小结如下：
一、已完成的工作：
1、人防方面：
①、学校近年来一直与津市天维保安公司合作，按上级规定配备了专职保安5名，并给保安配备了电棍、钢钗、护盾、防割手套、头盔等防护器材。
②、学校联合小渡口政府综治办，共同排查了周边精神病患者、吸毒等重点人员，对其建立了相应台账，并对矛盾纠纷摸排建档。
③、学校每次放月假时，学校学生处都会联系小渡口交警队、派出所、运政，城管在学校周边联合执勤。为了便于学生乘车安全回家，学校三个年级分三个时段放假，在每个时段都由年级分管校长亲自带领本年级班主任，统一着红马甲在学校周边执勤，护送学生回家。
2、物防方面：
①、学校实行了严格封闭式管理制度，周边围墙或其它实体屏障都高于2米。 ②、保安、学生处工作人员均能熟练使用防护器材。
3、技防方面
①、学校在校门口内外、教学区、办公区、食堂及其他重要公共区域总共安装了105个摄像头。在学生处、总务处均能24小时查看。
②、学校建立了平安网格群，教师经常利用网格群发布和交流各种有关安全工作经验和信息。
4、制度防方面
①、学校实行了封闭管理，学生出入记录，外客来校登记台账健全;
②、学校每天都有三名行政人员在学校食堂、商店、寝室值班，并按学校值班治安安全巡查要求做好详实记载。
③、在9月10月学校都多次开展了安全法制教育，并在10月18号，邀请了小渡口司法所同志到校给学生讲课。
二、未完成的工作
1、由于地理位置原因，学校大门口前空间非常狭小，门口未设置隔离栏，升降柱等硬质防冲撞设施，但学校放月假时在校门口放置了隔离墩。
2、学校监控探头未接入同级综治中心。
3、由于学校是与津市保安公司合作，安装一键式紧应报警装置报警后是要津市公安人员出警，学校和保安公司协商，故暂未安装。
三、整改措施
1、学校严格按照教育局统治办要求在月底完成隔离栏安装。
2、在11月初完成一键式报警装置安装，并将监控探头接入同组综治中心。
3、由于学校工作整体安排，我校消防、地震逃生应急演练，本学期安排在十一上旬，到时学校还会请省消防专家到校给师生上课、讲座。
六中
201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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