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司法行政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当前整个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作为社会诚信的重要一部分、并保障促进社会诚信的司法公信也并不如人意。影响司法公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历史的，夜有新时期新出现的，有社会大环境的，也有司法体系本身的。但司法公信的来源根本还是司法的本身，也就是司法公正。
司法行政目的论
摘 要 司法行政目的意在表明司法行政政策努力的方向性,按照系统论框架,可将其分为服务于司法的直接目的、服务于社会的一般目的和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这三个紧密联系的层次,只有充分认识到司法行政目的的系统性和完备性,才能更好地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并存。
关键词 司法行政目的 直接目的 一般目的 根本目的
一、司法行政目的概述
目的相对于手段而言,通常是指主体采取某种行动所欲达成的期待,或者某事物被主体时所寄托的使命或任务。研究司法行政目的,有助于明晰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施设之所以被创制出来的主客观理由,尤其是当下热议的所谓司法行政权正当性问题。
事实上,司法行政权之所以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形成并从司法权乃至行政权中相对独立出来,主要的考虑还是将关乎司法活动的资源加以集中管理,将司法行政事项统归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从而减少因司法权与行政权混杂造成政府正常管理职能受削弱,以及司法丧失公允性, 后者则常常导致司法审判因行政化色彩过于浓重而丧失中立性。
二、司法行政三重目的论
通说以为,司法行政权乃至司法行政制度及施设的存在,正是政府旨在为司法工作提供行政保障性服务以确保其正常运转所作出的权力配置,这是司法行政工作的直接目的。那么反过来说,是不是缺乏司法行政的后勤支持,司法工作便无以正常运转了呢?离开司法行政工作,司法工作就立刻面临瘫痪境界了呢?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司法工作与行政工作真正分离,也不过是近两三百年才得以实现的,之所以创立司法行政制度及施设来保障司法工作顺利开展,乃是基于实践经验总结:一方面,政府并无庞大资金及配套资源为司法系统在政府之外建立一个单独的保障体系,只有利用现有行政体系为其提供各种行政保障; 另一方面,若将司法机关的一切司法行政事务放任自流,必然易于造成司法不公及权力腐败。故司法行政服务于司法,是其直接目的所在。
那么,司法行政是否仅仅讲服务于司法机关及司法过程呢?其实也不尽然,司法行政工作在为前者提供政府行政服务之外,还要面向社会大众提供诸如律师管理、公证服务、人民调解、基层法律服务、司法鉴定、法治宣传等政府行政服务 。尽管在上述社会性政府行政服务中,很多种类都间接地有助于司法机关行使职权及司法过程的顺利进行,但与直接为司法机关和过程提供行政服务有所不同的一点是,在这类社会性服务中,司法行政权已经直接参与民间纠纷的解决,参与潜在诉讼当事人及辩护人的引导及辅佐工作(例如律师管理、人民调解等),参与影响司法过程的重要文件的制作(例如司法鉴定、公证服务等),参与预防犯罪及社会舆论控制。
这表明,在服务于司法机关、保障司法过程有效进行这一直接目的之外,司法行政工作还有更为普遍的、一般的目的,亦即平衡司法过程与非司法过程在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比重,以弥补司法过程刚性脸庞的人性化色彩不足。值得一提的是,司法行政工作方式人性化和纠纷解决的人性化,不能与司法人性化混为一谈。司法人性化,讲的是司法过程如何最大限度地确保当事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司法行政人性化,讲的则是司法行政工作如何在社会纠纷解决及舆论引导过程中,实现与司法过程最终处理原则的分流及相得益彰。
诚然,司法行政工作的立足点或称根本目的,只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化。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施设,起到的是尽力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及其资源分配的权力和利益;在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性质的司法行政制度及其施设则力图通过服务司法、服务社会而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化乃至社会的科学和谐的发展。因此,司法行政的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性质直接决定的,体现的是工作的党性原则及“为谁服务”的基本方针。
三、司法行政目的系统
深刻领会由这一服务于司法的直接目的、服务于社会的一般目的和服务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目的所构成的司法行政目的系统,有助于澄清如下四点认识论误区。
其一,司法行政工作的直接目的虽是服务于司法,却不是司法的附庸和小跟班,而是代表政府协助司法的相对独立的“友军”身份。
其二,司法行政工作在服务于司法时,其职能只能作为“收发室”而存在,决不能通过僭越权限而干涉司法中立性;相应地,要确保司法中立,就必须将司法过程中关乎司法行政的事项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统一管理。
其三,不存在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划一式司法行政模式,因之司法行政因政府性质而在根本目的上大相径庭,故宜采取“拿来”主义态度批判性地吸取西方司法行政制度及施设中的有益因素,而不能全盘照搬或者一概排斥。
最后,司法行政目的系统的多层次性决定了,除根本目的内核比较坚固外,服务司法、服务社会的阶段性目标及具体措施,都在不断改革完善中,不宜僵化思维。况且直接目的、一般目的都最终服务于根本目的,只要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司法行政工作加以变革,随时可以根据实践需要对司法行政目的加以纠偏和完善。
作者：王 舸
摘要：我国司法改革进行多年，但真正称得上司法体制改革的举措不多，这是因为，体制的改革不仅伤筋动骨，而且危及既有体制下受益者的利益，现行司法行政职权配置的体制既最具代表且影响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因此，分离既有司法与司法行政职权的配置对于司法体制改革十分重要。
关键词：司法体制;司法行政职权;比较;改革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当时就要求“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时至今日，此项改革“雷声大雨点稀”。这就从侧面告诉我们，此项改革因切中要害而举步维艰。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基础上，要求“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基于此，笔者就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职权的分离阐述如下。
一、司法与司法行政职权之比较
现代意义上“司法”的概念是与分权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的革命中，作为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产物而由行政中分离出来的，其主要职责是通过依法裁判纠纷实现社会公平，同时，对行政等权力予以限制，以防其滥用。就我国而言，“司法”之“司”乃“掌管”、“操纵”之意。“司法”即执掌法律实施的专门活动。“司法”一词，我国古代即已有之，专指掌管刑法或狱讼官吏的官名①。作为与立法、行政相对应并成为一种专司国家审判职能意义上的司法概念，在我国始于近代清末的变法修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宪法将检察院与法院相提并论，视为同类机关。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将法院、检察院均作为司法机关。故理论上有“司法两权理论”之说。 ②
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深入，世界通行的司法与审判实为同义语 【日】伊达秋雄著：《刑事诉讼法讲义》，政文堂昭和四十三年十月十日刊行，第15页。的观点也渐为人们所认可，这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权只是指审判权，不包括检察权” 肖扬：《当代中国司法制度》，《五个当代讲稿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是一致的。本文所说的司法权，主要是就审判而言的。
司法行政事务，是指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主要包括对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及编制、人员选拔及培训、财务经费、物资装备、基本建设、科技管理、后勤服务、行政人员等的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直接为司法工作提供物质经费保障、司法技术支持、后勤服务管理。这项工作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正程度。
司法与司法行政是两种不同的职权，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二者产生的基础和作用不同。司法职能基于履行宪法赋予司法机关的职责而产生，其作用在于解决社会纠纷;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则是基于司法机关行政事务的需要，是一种对司法的辅助性职能，属于行政职能，目的在于为司法职能的正常运行提供服务和保障。
其次，二者的内容和基点不同。司法是裁判者对权利、权力各自以及相互之间的纠纷依据一定的规则居中裁判的活动。司法作为对是非曲直进行的识别与判断，要求在制度的设计上保障裁判者的地位、身份、意志和活动的独立。这种独立，既包含着裁判者与权利拥有者之间的独立，也包含着裁判者与(行政)权力持有者之间的独立。通过独立达到司法目的的公正。司法行政是一种在国家司法权力体系中以管理和服务为内容的工作，具体讲是对司法机关的机构、编制、经费、装备等司法行政事务实行的管理。与司法职能强调独立相反，司法行政职能强调命令和服从。
再次，二者的性质和内在规律性要求不同。司法职能通常表现为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审判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司法职能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独立性，在行为启动上具有被动性，在行为态度上具有中立性，在行为效力上具有终极性，在行为效果上具有权威性，在上下级关系上具有审级性;而司法行政职能是一种管理工作，其在行为方式上具有行政性，在行为启动上具有主动性，在行为态度上具有倾向性，在行为效力上具有先定性，在行为效果上具有阶段性，在机构关系上具有隶属性。
正是由于两种职能性质不同，作用各异，故理论上讲，裁判性质的司法职能与管理性质的司法行政职能应当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以适应两种不同工作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如果将两种有着截然相反内在运行规律和要求的职权放在同一个部门，必然因职责的混淆而导致职能的无序。
二、我国司法行政职权配置之沿革
中国自古司法与行政不分，直到清末，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内外交困的清廷不得不于1901年进行“新政”。1906年，清廷效仿西方，改刑部为法部，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中国首次出现了现代意义上分别专掌司法行政事务和审判职能的两个不同机构。只是大理院和法部自产生之初起，院部之争就没有间断，这也就为后来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职权的反复埋下了伏笔。之后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延续了这一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职权的配置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
1、1949年至1959年的分离阶段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政务院设司法部，主持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根据以往革命根据地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当时实行司法行政与审判职能的“分立制”。为此，在原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了《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和《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规定最高法院为纯粹的审判组织，相关司法行政事务主要由司法部负责，并明确了司法行政的15项具体任务。
在中央，这一司法与司法行政分立的组织构架延续至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在地方，由于建国之初，只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才设专门的司法行政机关，而当时地方县、省两级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均由省级法院掌管。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通过之前，地方仅设县、省两级法院，均为同级政府的组成部门，最高法院在各大行政区设分院、分庭，省级法院在本省内专区设分院或分庭，之后才逐渐改为基层、中级和高级三级法院，并在形式上不再隶属于同级政府。直到1954年8月，随着各大行政区及大区司法部的撤销，中央司法部发出了《关于各省与中央直辖市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立问题的意见》，要求各省逐步建立司法厅(局)，负责本省省级审判机关的司法行政工作。因此，与中央自建国起即实行司法与司法行政分立的格局不同，省级层面仅在1954-1959年期间实行过司法与司法行政职权的分立，而基层法院尚未来得及实行审判与司法行政职权的分立，两种职权就又被合并由法院统一行使了。
2、1959年至1979年的合并阶段
受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以为“司法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健全，人民法院的干部已经充实和加强，司法部已无单独设立必要”蓝全普等：《当代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陈航平《论中国法院的“合一制”(上)》，《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因此，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司法部。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司法行政与审判两种职能由之前的分别由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行使，合并由法院独家行使。司法与司法行政职权的配置在之前已经埋下了伏笔的情况下，进一步留下了隐患。
3、1979年至1982年的再分离阶段
文革期间，各级法院先后由军管委(会)接管。1972年以后，各地法院逐渐结束军事管制，沿袭了文革前的做法，恢复相关的司法组织机构建设。鉴于公证、律师、法制宣传等广义上的司法行政事务相当庞杂，且工作日益繁重，而法院又难以胜任的情况，1979年6月，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恢复司法部机构的建议》，提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它不适宜并且也确实难以兼顾上述各项(司法行政)工作。” 同年7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则恢复了1954年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第3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由司法行政机关任免”;第42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设置、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另行规定”。这些规定为司法与司法行政职权在合并20年之后的分离奠定了法律基础。同年9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司法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通知》。
4、1982年至今的再合并阶段
1982年5月，司法部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司法部的任务和工作机构改革的请示报告》，建议将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交由法院自行管理;法律法规汇编工作交由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承担。同年6月，国务院以“(82)国函字115号”《关于司法部机构编制的复函》，批复司法部机构及编制为：“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教育司、宣传司、公证律师司、调解司、外事司、人事司。机关行政编制260人。”同年8月，最高法院与司法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司法部主管的与法院相关的司法行政工作移交最高法院管理，各省级司法厅(局) 管理的同类工作移交各高级法院管理。具体内容包括“司法部主管的审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各类专门人民法院的设置、变更、撤销，拟定人民法院的办公机构、人员编制，协同法院建立各项审判制度，任免助理审判员以及管理人民法院的物资装备(如囚车、枪枝、司法人员服装等)、司法业务费等有关司法行政工作事项”。《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厅(局)主管的部分任务移交给高级人民法院主管的通知》((82)司发办字第218号)。这样，在中央和省级政权机构层面，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立”不久的状态又回归到“合一”。至于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则由于建设缓慢，尚来不及对基层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形成实际的影响，司法行政的职权便不复存在了。
至于司法部党组当时为何将司法行政等相关职权移交法院等有关部门，笔者尚未见到能够说明确切原因的材料，推测其来自司法部和法院两方面：一方面，司法部刚刚重建，无力胜任司法行政工作。如前所述，1979年司法部的恢复，本身就是基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法制建设百废待兴的紧迫需要。当年底，全国司法行政部门实际调进的工作人员仅占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布置总数的6.4%，至于省级司法厅(局)则更面临组织建设不健全，各项工作势单力薄，没有专责的下级工作机构和人员，许多工作无法进行等一系列问题，管理司法行政工作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法院自1975年恢复至1982年，建制已经相对稳定、完善，组织机构也相对健全，特别是在“文革”之后，随着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成绩的显著，其地位相应日益显赫，加之其在此之前有多年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经历，已非司法行政机关所能驾驭。
三、我国司法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司法行政工作与司法行政机关分离而由司法机关管理，实乃理论上的不清、法律制度不健全所致，同时，也与特殊的历史背景分不开。
1、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从宪法角度看。如前所述，1982年6月，虽然国务院已同意司法部党组关于将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部交由法院自行管理的请示，但同年12月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八)项却又明确规定，国务院有“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的职权。与此相对应，宪法第107条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此后，宪法虽然几经修改，但上述内容始终未动。这就从根本大法的角度，确立了政府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宪法地位。与此同时，宪法第123条和第129条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也就是说，1982年的宪法重新确认了司法行政职能与司法审判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只是这一宪法原则自1983年至今从没有得到实际的落实。而且，此后在1983年、1986年、1997年等历次的机构改革中，国务院及县以上人民政府事实上也均放弃了对司法机关司法行政工作的管理职能，使宪法关于司法行政职能与司法审判职能相分立的原则被搁置，在事实上形成或者恢复了司法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均由司法机关合一行使的状况。
其次，从法院组织法的角度看。一方面，1983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删除了所有涉及司法行政机关的条文，似乎实现了审判与司法行政的正式“合一”，但实际上，法院组织法对上述内容的删除与1982年宪法第89条第(八)项、第107条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另一方面，1983年修改的法院组织法也没有对法院管理司法行政事务作出明确规定，更未赋予其直接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的职权。对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在对当时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说明”中这样解释道：“考虑到这项工作的分工(即由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研究商定分别管理的办法——笔者注)较易发生变动，为了有利于法律的稳定性，‘法院组织法’以不作规定为好。”王汉斌：《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说明》，《人民日报》1983年9月3日。而事实上，有关法院管理自身司法行政事务工作的立法规定至今付之阙如。因此，严格地说，多年来法院将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合一”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2、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
首先，司法行政职能与司法职能在本质上的不同，决定了行政与司法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在要求，需要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如果两种职能由同一机关行使，诱发了不同权力的运行冲突，也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和成本。若由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不仅使司法机关在本应行使法定审判、司法解释等有限的司法职责之外，事实上还行使着其他多元职权，而多元职权并存于司法机关的格局本身就与司法的本质属性相悖，且因这些职权的派生缺乏法律依据，将不同性质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相混同，甚至很大程度上颠倒了主次位置，有碍司法权的公正行使。
其次，司法机关管理自身的司法行政事务工作就使司法机关事实上处于了既是裁判者又是当事人角色的地位。司法机关如若管理和操作具体的司法行政事务，不可避免地会与行政等部门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由此而产生的纠纷也将不期而至。而这些纠纷一旦诉至法院，意味着司法机关事实上已经处于一方当事人的地位。此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再行审理和裁判，无异于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再讲司法的中立和公正，实难令人信服。
再次，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行政职能，不符合司法的属性。应该看到，对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涉及到政府及其他若干部门，司法机关行使司法行政事务，必然与政府等部门发生联系并希望其给与支持，由此也使政府等其他部门干预司法成为可能，使与生俱来的司法机关在司法职能之外又具有了行政的职能，也因此增加了外部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有悖于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和司法中立等一系列司法基本属性的要求。而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中介专司司法行政之职，一方面，因将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司法机关没有了与政府等其他部门发生联系的理由和机会，阻断了其与政府等其他部门的联系，从体制上确保司法机关始终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不必为各种繁杂琐碎的行政事务奔波分心，浪费本来就有限的司法资源，也避免了司法机关因人财物等行政事务而可能与有关方面发生利益冲突和依附。另一方面，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只负责司法行政事务，没有职责之外其他利益追求，对司法机关的干扰因此降至最低。
最后，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有利于司法独立的实现。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是实现司法独立，司法管理制度改革也必须以有利于司法独立为追求。为了避免法院内部司法业务与行政管理职能发生冲突，进一步将法官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必须在法院内部实现行政管理职能与司法职能的分离，以避免行政化管理给审判独立带来的干扰。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这既是合理配置司法权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很显然，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要将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交给司法机关以外的行政部门管理。但有观点认为，“法院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要实现审判工作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分离，应当在理顺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基础上，从法院内部进行恰当的职能划分来实现，保障法院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职责相区分”。邵文红、蒋惠岭：《中国法院体制改革论纲》(作者单位均系最高人民法院)，载孙谦、郑成良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的检察院法院改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27页。殊不知，法官自己主张法院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本身就难免有基于本位和部门利益考虑之嫌，更何况，党的十六大关于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要求，正是理顺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突破口。因此，笔者主张，恢复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关于“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使法院从繁重的司法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之中。
勿庸讳言，即使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分离也不能彻底杜绝司法的不公和腐败，因为，任何制度的运作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的不公和腐败不会因为一项制度的施行就销声匿迹，而且，司法腐败的原因复杂多样，不限于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合一。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哪种制度相对更科学，理论上讲，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分离，不仅从体制上理顺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职能关系，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从制度上使司法与司法行政两种不同但有联系的职能形成一种监督制约关系，从而有效地减少和防止腐败。
3、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之时弊
首先，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致司法工作喧宾夺主。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司法机关内部业务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倒挂。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本世纪初，每10万人口中含法官数排序是：中国21.5，美国11.6，法国8.4，英国6.1，日本5.7，德国2.6。刘海亮：《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完善职权划分 清晰角色边界》，《司法研究》，2003年第2期。中国有30万绝对数字的庞大法院队伍，虽然数量位居各国榜首，但却有一半的人不从事审判业务工作。现行司法体制下，法院审判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工勤人员的比例倒挂，因此，后勤和行政部门的中层领导及工作人员与业务庭审判人员交叉使用、待遇相同已成为法院内部不成文的规定;而一些业务骨干为了能得到提职晋级的机会，自愿到辅助司法的行政部门谋求一官半职也已成为既实用又符合体制的潜规则。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各类行政事务的机构应有尽有，甚至办成了“一条龙”服务的小社会。形式上，“大而全”的司法机关似乎行政事务功能齐备，便于操作，但实质上，却背离了司法的定位，搞乱了上下左右的各类关系，且易同司法内部和外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从制度上保证司法的客观中立。
其次，由于司法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务，自然派生出一系列司法之外的其他职责。既然司法机关兼具行政的性质，那么，党委、政府将其视为行政机关，分配、摊派司法之外的行政工作也就在情理之中。从植树造林到解决涉诉信访、从城镇拆迁到应对司法舆情……司法机关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固有的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司法体制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往往因僵硬而脆弱，疲于应付但效果欠佳。而且，随着我国进入诉讼社会，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每年约有10%的人口涉诉，则该社会即可被认定为“诉讼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每年约有一亿二千万人(次)牵涉各类诉讼或准诉讼、类诉讼程序，约占全国人口的9.2%;如果再把人民群众诉诸民间组织、行业协会等调处的涉法矛盾纠纷加进来，则涉诉人口比例更高。(参见张文显：“联动司法—诉讼社会境况下的司法模式”，参见http：//www.law-lib.com，登录日期：2011年2月2日)这类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冲击和影响着司法机关的本职工作。
再次，司法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务，颠倒了其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地位。由于司法机关掌控着司法行政职能，加之行政固有的属性，造成了司法体制改革事实上转换为司法机关相互争权夺利平台的局面，本来应该处于被改革对象的司法机关摇身一变，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司法改革主力军。他们必然基于本位，从固有和眼前的利益出发，各自为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也只能局限于内部的机制，而不可能触及司法体制，更缺少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一些看似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举措，不仅无助于司法行政职能的优化配置，反而为未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加大了成本。当司法改革方案的实施者成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时，意味着被改革的对象成为了改革的主导者，改革的后果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最后，司法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导致了司法行政事务改革中主次顺序的倒置。这些年来，虽然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分离一直被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在努力进行，如建立了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司法鉴定制度……。但是，主要的司法行政事务仍然留置在法院。固然，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但也不能因此就一味等待，甚至停滞不前，而且，需要逐步由法院分离的司法行政事务应该是诸如法官的考核、奖惩、法院内部人员和案件管理行政化等与法院关系密切的司法内部行政事务，而绝非本应属于司法行政机关业务职能的司法行政事务。但在司法机关自行管理司法行政事务的体制下，这种涉及司法机关既有利益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四、国外司法行政职权配置比较
司法与司法行政职能相分离，是现代法治国家司法体制设计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各国宪政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我国司法部研究室曾对法国、德国、意大利、埃及、奥地利、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日本、俄罗斯等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司法制度作过专门研究。这些国家既有大陆法系国家，也有英美法系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法治传统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有目前正在推行法治的转型国家。通过研究发现，对于法院行政事务的管理，世界各国主要有这样三种模式：一是由政府专门的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如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南非、埃及等;二是由独立的司法委员会等机构管理。如英国没有司法部，在2003年改革之前，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独立于法院的法律大臣办公室负责，改革后由新成立的宪政事务部和法官任命委员会负责。而西班牙、葡萄牙、智利等国则由司法委员会管理;三是法院管理司法行政事务。这主要涉及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
对于上述由法院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工作的四个国家的范式，笔者想强调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法院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并不意味着法院对该项工作完全独立自主，而是要在议会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管理的。在美国，国会首先设立了只对国会负责的联邦司法委员会，作为对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的专门机构。与此同时，国会还成立了联邦法院行政事务管理局，作为联邦司法委员会的秘书机构，具体负责落实联邦地区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避免了在每一个联邦法院都设立行政事务管理局，保障了整个国家司法行政工作实施的统一。此外，国会还设立了美国联邦司法中心，作为专门的培训咨询机构。日本则是由议会在最高法院设立旨在向议会负责的最高法院事务总局，专门负责对最高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和全国法院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导。韩国也是在国会的领导下，在法院设立行政处，负责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俄罗斯由议会上院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在最高法院内部设立直属的司法司，专门负责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工作参见《世界主要国家司法体制研究报告》(司法部研究室)，《中国司法》，2004年第1期。。
第二，司法行政事务最初一般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后因各国的不同情况和原因导致了法院对自身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美国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在建国之初的100多年内，一直是由司法部进行管理的。只是因为美国司法部职责过多，权力过于集中，美国司法部管理和监督联邦警察系统，负责危害国家安全的约200种罪行的侦查工作。管理和监督联邦检察系统，指导联邦地方检察官工作。管理和监督联邦所属的全国监狱及其他惩罚机构。对违反联邦法律的各种犯罪活动包括颠覆活动等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执行移民法、国籍法和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协助起草联邦法律规程，作为总统或政府的法律顾问。依法对公民予以法律上的保护和帮助。保护商业正常竞争等等。不利于分权制衡，故在1939年将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国会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前苏联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也一直是由司法部负责的。只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社会急剧转型，经济非常困难，法院经常被停电、停水，甚至因为经费不足而无法传唤证人、进行鉴定、购买邮票和纸张等必备的办公用品，各级法院院长不得不为此四处奔波，而司法部面对上述法院面临的一系列司法行政事务问题无能为力。鉴于此，俄罗斯于1997年被迫将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职能由司法部交由在议会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直属司法司负责。日本早在1871年就设置了司法省，实行司法与司法行政两种职能合一的体制。1875年，将法院从司法省中分离出来。二战失败后，日本被迫接受美国三权分立的模式，参照美国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1947 年之后，通过《法院法》等新制定的法律，将法院从司法省分离。司法省的法务厅后来改为法务府、法务省。于是，法院便成立了法院事务局，负责一部分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
第三，法院管理司法行政事务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法院司法行政事务都由法院独自负责，司法行政机关仍然承担着一部分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美国司法部负责的法院司法行政事务包括：一是负责总统任命联邦法官过程中的具体行政事务。美国联邦法官的职位设置虽然由国会控制的，但联邦法官人选却是由司法部拟定，并由司法部在进行考察和背景调查等程序后，才能报总统提名。二是负责对联邦法院执行官服务处的管理。包括押送犯人，通缉联邦监狱逃犯，为法院及员工提供安全保卫等。三是管理司法警察，负责民事、刑事裁决的执行。俄罗斯司法部承担的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有：刑事、民事和国际债务的执行;司法警察的管理;审判工作及相关人员安全的保障。日本法务省管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包括：内阁任命法官程序中的具体行政事务;组织国家统一的司法资格考试;负责对监狱、少年院、妇人辅导院等刑罚执行部门的管理;负责对司法警察的管理。上述内容参见孙业群：《司法行政权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相关章节。
综上所述，将司法行政事务从司法机关分离，是我国宪法关于司法与司法行政分立规定的要求，这不仅符合权力制约的一般原理，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司法惯例。一方面，只有实现司法与司法行政的分离，才能把司法机关从繁重的司法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司法机关的业务工作上，才能把司法机关从行政对办案的束缚和干扰中解脱出来，使司法人员能够真正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责。另一方面，也只有司法行政事务的管理权回归司法行政机关，才能使司法部成为名符其实的司法机关的“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后勤部，” 《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王公义执笔)，《中国司法》，2004年第1期。为司法的公正从人才、行政等多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八大“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可谓切中时弊、正逢其时。
(责任编辑：严国萍)
作者：姜小川
摘 要：当前整个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作为社会诚信的重要一部分、并保障促进社会诚信的司法公信也并不如人意。影响司法公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历史的，夜有新时期新出现的，有社会大环境的，也有司法体系本身的。但司法公信的来源根本还是司法的本身，也就是司法公正。本文不力图全方位地去分析司法公信、司法公正的含义、作用等，也不尝试去提出很明确很具体的提升司法公信的途径，只是想强调立足司法本身--司法公正去谈司法公信问题。
关键词：司法公信 司法 司法公正
司法公信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法律界、民众的关注与重视。这是整个国家法治进程、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体现，同时一些严重有损于司法公信的案例起到了一定的"催化剂"作用。不管是法律理论界、司法实践者，还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司法公信的问题已经作了大量的、从不同角度阐释的、具有详实理论与实践支撑的研究。对于司法公信这一目前备受瞩目的社会焦点之一，本文并不尝试标新立异去分析讨论，基于笔者不成熟、不全面的思考，基于一点(司法公正)展开司法公信问题的小论。
一、司法公信的重要性
什么是司法公信，抑或司法公信的概念、含义，本文并不想对此进行过多的细致的论述，相关的文章已作了大量的说明，这对民众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并且即使不知道其具体的严格的含义(其实很难得出一个标准的含义)，也不妨碍对司法公信的感知、理解。
这里仅简要的举例一下，目前被广为接受的是司法公信具有双重维度这样一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方面司法本身具有信用，另一方面司法通过自身的信用来获得公众的信任。下文对司法公信的重要性从两个层面进行阐述，或许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司法公信这一概念。
(一)司法公信对司法的重要性
司法公信对于司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文的司法(司法主体)根据中国的司法机关构建与法律职能分工的实情，不仅包含审判(法院)，也包含检察(检察机关)。
司法公信对与司法来说就是其根本。并不是说其他领域、行业不需要公信或者公信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司法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立足，依靠的是什么?司法或者说司法机关并不拥有所属人员的数量优势(不管是哪个国家，司法官员及其辅助人员的绝对数量并不是很多)，也不拥有强大的暴力强制力(法警人员的配备相对于军事机关、安全机关来说，几乎忽略)，也不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与雄厚的经济后盾(司法机关职能相对单一，其开支也仅是依靠一定的财政拨款，法院与检察机关的财政总预算都不及缉私警察一个部门)。
司法(司法机关)之所以对整个社会运行来说如此重要，是因为司法提供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保障，提供了人们寻求救济的最后手段，提供了民众最后的信任归宿。如果司法失去了公信，民众便不再相信司法能够给予其最后的救济、公正保障，便绕过司法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求帮助，司法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二)司法公信对法律(规则)、社会运行的重要性
一个人失去公信，对他人的影响至多不再与之交往;一个商业实体失去公信，对人们的影响之多不再购买其商品、服务。如果司法失去公信，不仅涉案当事人遭受直接的利益损失(包括自由、财产，甚至是生命)与心理创伤，而且整个公众对会因此认为他们的利益也将没有终极保障而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应当是严格遵守、执行的，当履行法律的最终体系--司法也失去公信时，人们也将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将遵守法律视为可为而非必为。作为社会最为严格、权威的规则--法律也失去人们的信任时，还有什么其他社会领域的规则可以得到比法律更多的信任呢?
整个社会将弥漫猜疑、不信任，连司法都不值得信任，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如此，人们在遇到利益受损时或者面临受损时，将更多地采取自保行为。同时人们在扩大自身利益时往往会采取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谋取利益更快、更大)，他们不会或很少顾忌会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因为司法失去公信，不再公正。即使面临法律偶然性的查处，可以通过利益交换等方式(比如行贿)逃避、减少法律的惩处，这又维护了"损人利己"的行为。没有公信、公正的司法的社会，将是一个充斥着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毫无安全感的丛林世界。
二、司法公信根本在于司法公正
上文在论及司法公信重要性时，已在某种程度上"先入为主"地将司法公正植于司法公信，这无法避免，因为司法公信基于司法公正。司法公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外在的表现、感受的存在，那么司法为何能具有公信?人們为何能信任司法?正是在于司法公正这一本身。为何这么说?"司法"英文单词为"JUSTICE"，"公正"英文单词亦为"JUSTICE"。当然并不是说因为在英文中"司法"与"公正"表述一致，就将司法与公正看作一体，正是因为司法与公正是一体的，所以在英文中两者表述一致。司法的生命力在于其公正，失去公正的司法不能称之为司法。司法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标志大致多为一座天平，公正、公平是司法的内质。
本文在此对公正或者司法公正不作过多的解读，这是个不断进行中的大工程，不同发展阶段、类型的社会对公正的基本含义也许都有区别，即使是同时期的，边沁、康德等思想的尖锐相对也不足为奇。本文更多关注的是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之间的联系。下文通过几个常被引用为我国目前司法公信现状堪忧的原因(本文认为这些原因都归因为没有实现司法公正)，来佐证司法公信根本是来自于司法公正。
(一)司法的独立性不强
司法独立性不强是司法公信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司法独立性包括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与司法人员的独立性。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因为司法机关的人员、财政等皆受制于地方，司法机关在很难抵御来到地方的干扰。在处理司法机关所在地一方与外地一方的经济等纠纷时，特别是涉及到本地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的时候，保护本地一方利益的倾向明显而又普遍，以至于外地一方早已作好了受不到本地一方相等的"司法关爱"的准备。在处理行政诉讼时，行政等公共机构往往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偏袒"，这也是为何行政等公共机构在进行社会公共管理时有时忽视法律与民众利益、诉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下，出现中部某省地方司法机关公开不接受有关拆迁的行政诉讼这样的例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司法机关的不独立性还体现在司法机关上下级关系上，上级司法机关往往被视作下级司法机关的领导(这种情形独指法院，我国检察机关设置明确为上级领导下级)，这样上级司法机关干涉下级司法机关也便"轻而易举"了。
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在我国的司法体系中更多地被选择忽视，这里有国情的历史背景，也是行政长官意志在司法机关中的体现，案件的处理似乎同其他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性质一样，只是专业领域不一样而已。
司法的独立性不强造成了司法机关"偏袒"本地方、行政机关等利益，所谓的依法变成了选择性"依法"。这样，司法公正也就不存在了，相关当事方的利益也就受不到法律的真正保护了，进而也就选择不相信司法公信了。司法的独立性不强是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司法官员的素质不强
司法官员的素质不强之一是司法官员法律素养、司法技能有待提升。之前我国的司法官员任命并没有什么特别要求，非法律专业、军转干等大批人员进入法院、检察院。虽然近年来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等制度将司法官员的任命相对制度化、专业化，但仅依靠司法考试制度并不足以证明深厚的法律储备、娴熟的法律技能、缜密的法律思维、崇尚的法律信仰，或许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更多证明的是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与运用。当然司法官员的培养需要长期锻炼的过程，也不能要求司法考试制度承担起司法官员资格"审查"的全部责任。
司法官员的素质另一方面是道德。人们对司法官员的道德期待高于普通民众，也高于一般公共机关人员。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公正的维护者，司法官员在某种意义上被偶像化，人们期望司法官员是没有情欲、只从法律、绝对中立的，甚至在形象上也要体现出超然的楷模般的近乎于神的表态。司法官员道德上的瑕疵会被自然引申到他的司法实践所遵守的规则、信仰。也许不应对司法官员的道德要求不应脱离于他本身也是人这一基础而过于高标准，但现实是司法官员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与民众的期待显然有很大的距离。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司法腐败问题。腐败在其他领域也并不鲜见，但司法上的腐败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是根本上的，这表明没有什么不可以被收买，也表明没有什么可以去依赖。
与其说民众质疑司法官员的素质，不如说他们真正担忧的是司法官员维护公正的能力与心理。司法官员如果法律知识不够、技能不强，凭借什么、如何去维护公平正义?司法官员如果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又怎么还能够将依照法律去维护公平正义付诸实践?
(三)其他原因
经常被用来分析目前我国司法公信现状的一个原因是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推崇道德教化，依靠道德来处理社会关系，并且更相信"人治"而非"法治"。道德与法律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起到互补的作用，这不再赘述。但现今的社会发展，很多领域、很多社会关系在需要道德调整的同时更需要法律来调整。最明显的莫过于经济、商业领域，比如发生合同纠纷、专利纠纷，当事人更倾向于法律来调整。不是不相信道德，而是相关领域的经济性、复杂性、专业性让道德显得有其心而无其力。
民众心理的确还存在着很强的"人治"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在现今的反应(负面、消极方面)不能奢望在短时间内得以改变。但事实是，很多情况下，民众还是寻求"人治"而非"法治"，并不仅仅是"人治"思想的根深蒂固，更多的是因为"法治"(公正)的缺失，是"法治"本身让人们对其失去信任。最典型的情况是人们碰到利益冲突时，不是通过司法途径去解决，而是希望通过上访去解决。是"法治"的不公正使得人们寻求上访，而非人们只是相信"人治"。
我国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活动与思维也被认为是有损于司法公信的原因之一。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证，即使存在程序不公正但实体结果是公正的情况，那只能是偶然性的，充满不确定。人们期待的是看得到的、能预料到的公正。并且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公正价值，能让人们从内心产生一切都在有序的轨道中的良好心理。人们担心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活动与思维，其实还是担心的是公正将得不到保证、实现。
有损司法公信还有一种明显的情形，那就是司法判决得不到有力执行。司法判决得不到有效、有力执行，其实就是公正得不到实现。"迟到的公正非公正"，更何况是纸面上的、得不到实现的公正?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的现状还有其他很多原因，在此不可能也不必一一列举。无论是哪种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些原因其实是人们担忧背后的公正得不到实现或是完全实现。司法的使命就是体现公正、实现公正。如果人们很清楚他们所处环境的司法已不再是真正的司法，不能保证公正了，那还会将纠纷交由司法吗?还会相信司法吗?司法公信就是如此损害、丧失的。
三、如何维护、提升司法公信
如何维护、提升司法公信，本文的意图很明显，其实就是如何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既然阐释公正(司法公正)是一个大工程，那么去阐述如何实现司法公正同样将是一个大工程。而逐步推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能仅仅通过一个个个案公正的实现就去期待司法公信就相应地随之提升。对于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没有任何时间可以等待，没有任何余地可以保留。当然司法公正与司法公信的建设绝不可能局限于司法体系，司法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司法是诸多纷繁、密切交织的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如果司法趋向于一个封闭式的殿堂式的象牙塔，那么司法的价值也便实现不了，也无存在的价值了。
彰显的司法公正、明达的司法公信需要整个社会环境与发展的孕育。在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中，实现司法(公正)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司法公正还需要法律本身的"公正"，恶法的依法虽然可能有程序公上的意义，但不管是过程还是结果毕竟是违背了人类美好的愿望与根本的利益。本文无法面面俱到，從不同范畴、多个层面来探讨如何维护、提升司法公信。根据我国目前司法公信的情况，以及对应上文提及的影响司法公信的主要原因，专注于司法的狭义主体--司法机关与司法官员，对司法公信的提升作简要论述。
(一)加强司法机关独立性
司法机关作为明辨是非、主持公正的机关，独立性是其职能发挥的应有之意。对于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不强，其实已基本形成一个共识，有关司法机关的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脱离于地方最为被关注。司法机关独立性得以真正确立，将人、财垂直专门统辖是避免不了的途径。对此，相关的论著举不胜数，本文不再作重复的过多的解读。
司法机关如果实现了与海关、国税等体系相同的人事、财政等独立于地方、实现垂直管理的制度，无疑有助于司法机关独立性的确立。但本文认为，人事、财政方面的独立似乎并没有将司法机关本质体现到位。司法机关的职能虽然具有法律上的专业性，但其社会功能要远远宽泛于、也高于海关、国税等部门(在这个意义上，其他非垂直管理的部门与海关、国税等垂直管理部门相同)。
目前对于司法机关的心理认识，其实更多的将其视作履行特定法律职能的一个专业部门，与其他行政机关部门类似，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比如，住建部门负责城市规划建设、住房保障等职能，环保部门负责环境保护等职能，司法机关负责的则是诉讼纠纷、判处犯罪等职能，更不用提目前情况下，司法机关被视为"准政府组成部门"。
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还应体现在司法机关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社会整体管理中的地位。并不是要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其实"三权分立"制度只在一部分西方国家中完整的存在，比如2009年之前英国上议院行使"最高法院"职能、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就是例外)，司法制度因每个国家历史传统、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而有不同。如果说人与财的独立是司法机关独立性的物质保障，那么立足于我國的宪法规定，将"一府两院"制度安排予以全面落实则是更深层次的法治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受个人、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的干涉，在司法实践中将法院、检察院的名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本来的诠释。司法独立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不二选择与途径，司法公信则是司法公正的天然伴生物。
(二)增强司法官员素质
一方面是增强司法官员知识、技能上的素质。对法律条文深透的掌握、对法律程序娴熟的运行、对法律问题准确的研判是司法官员开展司法工作的基本要求。因为司法面对的潜在对象(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地)是所有属于法律管辖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所以司法官员还需涉猎金融、医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同时还需培养司法官员敏锐、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公平正义精神的理性思维。特别是公平正义精神的思维与运用，因为再经过考虑周全的法律一经制定后就具有滞后性，并且教条、僵化的照搬法条的这种形式"合法"，造成的不公、无奈与伤害不亚于徇私枉法。
另一方面要增强司法官员道德层面的素质。司法官员不仅要以一般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来要求自己，还需要以高于一般公职人员的道德要求来要求自己。在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基础上，还需做到履行公职所需道德素质之外的道德要求，比如良好的日常品行。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对站在这一防线上守职的司法官员的道德高要求因为其职责的重要而显得并不苛刻。
四、结语
如果说司法是社会公正最后的保障，那么司法公信则是社会民众心理最后的信任。司法公信关乎司法机关本身的信用，关乎社会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关乎法律的遵守与信仰，关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虽然司法公信关乎很多，提升司法公信的途径也有很多方面，但司法公信的来源只有一个--司法本身，即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正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还要尤劣，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
当然，增强司法公正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公共管理工程，需要制度结构与程序的支撑，需要社会发展与环境的依托。司法公正的增强不仅仅需要司法机关与司法官员的积极参与，更需要每一个人的主人翁式的参与，不是干涉司法，对司法不公的现象不沉默、不逃避并依法维权就是一种主人翁式的参与。增强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是一个长期性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也许根本没有终点，但是--当一个人认为司法判决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认为自己利益受损，但仍然拥护判决，相信司法机关没有不公之处，相信司法与法律--这样一个司法公信的社会状态我们应当加快到达，我们都将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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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曹欢欢，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干警。
作者：曹欢欢
[摘要]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应阶段的产物，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也逐步完善。伴随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因财富观念的影响，部分人为获取自身经济利益，选取非法手段对他人财产进行侵占。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呈现出社会经济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该趋势的形成不仅加剧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更对司法行政系统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为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相关人员必须重视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加大财务会计管理力度，为推动司法事业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本文主要对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及提高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水平的建议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司法单位;行政;财务会计;司法公正;重要性;建议;监督
市场经济发展中，法律对社会环境、经济运行状况起到规范作用，利用法律可对经济活动全部行为进行有效调节，这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系国家的重要体现。但伴随21世纪的到来，会计行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在法制化社会实现会计工作发展，对司法会计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围绕司法部总体工作开展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其主线为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入实施，坚持科学理财、依法理财，为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并有利于司法行政各项职能的履行。在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中，应与司法行政工作需求及经济发展水平相符，根据司法单位职能，依法树立司法行政系统的社会形象。
一、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确保司法单位长期、稳定发展，可通过资金科学、有效使用，才能确保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作为司法经济管理活动，财务会计工作主要是对司法行政管理工作的反映、监督、分析。为推动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的发展，必须对其重要性进行研究，其内容如下：
1、正确的会计反映是确保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依据
会计反映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司法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及时、正确、完整与全面为会计反映质量的重要体现，要求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中，必须重视会计反映的真实性，这也是会计作业发挥与司法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加强会计监督，是提高司法公正性的依据。通过财务检查工作的大力开展，及会计监督工作的实施，可对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进行全面监督。
2、合理会计分析是确保司法活动顺利实施的保障
分析评价司法单位财务状况时，应对其财务状况指标考核体系加以重视。该指标体系一般包含一个或多个，以此对司法单位财务状况进行综合反映。
3、会计参与决策是确保司法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
会计拥有司法单位财务活动的所有信息数据，和单位各个部门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基于此，可由单位财务活动全局或某个部门进行完善财务管理方法等相关建设性意见的提出。一般需建立、健全财务机构，提高会计基础管理工作，加大财务工作监督、检查力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的高效性、科学性与规范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会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司法事业的进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提高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水平的建议
根据司法部总体工作部署情况，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必须加大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力度，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通过依法理财，提高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水平，为司法行政事业发展及各项职能的发挥提供可靠依据。
1、按照《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可利用调研、座谈等方式，对各部门进行相关意见的广泛征求。并与司法行政财务工作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相关规章制度的编制，如《司法行政机关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开支范围》等。与此同时，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发改委相关规定，开展司法行政系统债务调研活动，为提高司法财务管理水平提供有利条件。
2、增强经费保障能力。伴随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司法行政体系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法律援助办案费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等方面都增加了其金额，尤其是省级司法行政转移支付配套资金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目前，大多数省、市级司法单位通过与所在城市具体情况相结合，制定了多项法规政策，如《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细则》等，以此为合理、合法开支提供了可靠保证，更为经费、物资装备使用效益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3、做好预决算，强化预算执行，提高资金利用率。在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中，应重视预算控制及管理，确保预算编制的合理性、科学性，这也是部门预算编制精细化水平提升的重要条件。首先，通过强化预算执行，可对财务资金使用率进行有效提升。在相关措施实行中，可提高资金申请、拨款速度。其次，通过预算执行工作会议的召开，可在预算执行工作上统一各部门的认识，并进行预算执行管理工作要求、措施的提出，达到提高预算执行率的作用。再次，通过结余资金统筹安排力度的加大，可对结余资金主动消化。通常情况下，新增项目经费问题，必须优先统筹使用结余资金安排，实现财务管理水平提升。最后，通过编制部门决算、财务会计决算、国有资产统计报表等，完善司法行政系统，推动财务会计工作发展。
4、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表明，公正评价、公正对待为个体要求。在司法行政财务管理中，必须按照公平原则，建立公平合理的财务管理机制，在财务会计措施实施中，应实现分配、决策过程公开化，以此对程序的公平性进行有效增强。因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人员之间具有密切地联系，在完善司法行政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应明确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各个操作程序与行为准则，确定责任主体，对各个环节加强监管，做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管理制度完善地基础上，为财务预决算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便利。
5、作为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素质高低对司法财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会计员工正式上岗后，业务培训不足，无法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将严重影响司法工作的运行与司法活动的开展，更无法将财务会计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除此之后，因不重视人员素质问题，导致大量违法违规操作行为的产生，为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财务会计工作人员素质及业务判断能力，将其终端责任全面落实。根据施工单位相关规章制度，进行财务会计体系的建立与健全，根据司法单位自身情况，进行财务会计人员的合理配置，确保其配置数量的合理性及业务素质符合司法单位需求。同时，在聘用会计人员时，要求其必须具有一定学历及从业资格，并加大人员培训力度。通过确立明确的培训目标、建立合理的培训计划，提升财会人员培训学习的积极性，并提升培训效果的真实性、可靠性。
6、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此，司法单位必须准确分析行政财务会计工作需求通过财务内控方法的选用，对财务数据信息进行准确处理，并提高其时效性。为实现财务内部控制科学化、系统化，要求司法单位必须树立正确的财务管理意识，加大监督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为司法事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规范内部财务活动与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才能将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充分发挥处理。基于此，通过内部审计机构的建立，可全面检测、评价内部控制系统各项内容，并能对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处理及改善司法单位财务管理模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司法行政财务管理水平也得到了有效提高，司法事业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其财务会计工作开展是否顺利将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建立与完善司法行政财务会计管理体系的同时，为提高资金使用率及提升财务会计工作管理水平。相关部门及人员必须重视司法行政财务会计工作，并根据司法单位具体情况，选取科学有效地管理措施，以此提升司法行政财务管理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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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子育，王冬梅，纪力，党小博.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辨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2)
作者：张雯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行政改革和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未来，专家学者们仍盼望改革能够步子更大一点儿，但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者们更看重的是：做好自己，让老百姓在对法律服务的诉求中获得满足感。
“做好自己” 今年8月11日，司法部部长亲自开门“迎客”，请知名专家学者为司法行政改革献计献策，在司法行政系统的工作者们看来，“做好自己”尤为关键，他们希望老百姓能够在对法律服务的诉求中获得满足感。
张文显、王利明、李林、马怀德、樊崇义、韩大元、赵秉志、卞建林、陈卫东、陈瑞华、王亚新，这11位专家学者，无一例外的都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其中不少人都多次参与过中央和地方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论证。今年8月11日，他们一起出现在坐落于北京市朝阳门的司法部，那天，司法部部长张军亲自开门“迎客”，与副部长熊选国一道，欢迎这些前来参加司法行政改革意见座谈会、为司法行政改革献计献策的专家学者，听取他们对司法行政改革的意见建议。
在轻松的气氛中，张军开门见山，诚恳地说：“与各位老师相见十分高兴，司法行政工作点多、线长、面广，改革工作相对滞后，某种程度上拖了中央司法改革工作的后腿，但司法行政系统的同志们都很着急、干劲儿也很足，希望学者们不要有顾虑、畅所欲言多给我们提意见。”专家学者们的发言非常踊跃，最为普遍的建议是“步子更大一点儿，胆子更大一些”。
实际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行政改革和各项工作亮点频现，取得了较大进展。2013年以来，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超过500万件，提供法律咨询2800余万人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719.4万件;全国累计完成司法鉴定案件近800万件……
“实践证明，司法行政工作在很多方面都迫切需要专家学者的支持。”张军指出，专家学者们盼望司法行政改革大有作为、驶入快车道，但我们必须先做好自己，让老百姓在对法律服务的诉求中获得满足感。
“法律就在身边”
“法律就在身边”，并非一句口号，而是随着驻村法律顾问的普及而释放出的司法行政改革红利。去年10月，陕西铜川市王益区王益乡十里铺村民委员会与该村一锅炉公司发生土地侵权纠纷，急需得到法律帮助。负责该案件的驻村法律顾问在了解情况后向律所作了相关报告，该所立即召开案件研讨会议，并决定成立专案组，安排两名律师负责该案承办工作。最终，通过协商，锅炉公司主动撤诉，切实维护了十里铺村集体经济的合法权益，得到该村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和认可。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如今，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已经成为各级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服务群众的好帮手。
一度，湖北省恩施州是群众上访的重灾区，然而法律顾问制度普遍建立后，上访群众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累积的矛盾得到化解。曾经上访8年的村民老谭直言：“驻村律师既讲情又讲法，说的都是我能懂的道理，合村民的胃口，服村里的水土。”对此，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万雪峰认为，“律师进村、法律便民”让广大群众在学习法律、解决纠纷中明事明理、知法用法，摒弃了“信访不信法”的观念，养成了“遵法守法”“遇事找法”的行为方式，既化解纷争节省了行政资源，又让群众节省了维权时间。
除此之外，如何让困难群众或特殊案件的人员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呢?法律援助发挥了“兜底”效应。近5年来，为了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法律援助需求，民事、行政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覆盖面进一步擴充。去年，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进一步放宽经济困难标准，对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的法律援助服务力度不断增强。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年。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今年工作的“重头戏”，将是按照中央关于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的部署要求，突出重点，攻克难点，狠抓落实，推动司法行政改革落地见效。而在今年司法行政改革的7个方面重点工作中，“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7月13日，2017年度“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42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从司法部部长张军手中接过了“1+1”行动旗帜，并庄严宣誓，他们将奔赴青海、西藏、新疆、贵州等14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0多个县(区)，开展为期一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这个项目已连续八年向中西部地区的392个县(区)派出了1300多人次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4万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30亿元。
对此，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表示，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也有效促进了党和国家民生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作为基层律师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邓玲珑也对媒体表示，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往往非常弱势，及时的法律援助能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撑。
律师行业迎来新机遇
今年司法行政改革的另外6项重点工作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深化监狱体制和制度改革、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方式改革。
其中，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备受关注。据熊选国介绍，截至今年3月初，我国律师事务所已达2.6万多家，我国律师队伍由200多人发展到32.8万人。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律师工作会议，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推进律师队伍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去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作出全面部署。
在《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中特别对加强律师队伍建设提出了六项改革措施：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二是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三是加强业务素质建设;四是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五是完善律师队伍结构;六是建立健全律师人才培养选用机制。
在中央政法委政法研究所原所长黄太云看来，律师制度的改革将会对律师业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在明称，在以往的执业中，律师们经常碰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老三难的问题，这已经成了依附于律师行业的顽疾。近些年，随着我国依法进程的加快推进，律师执业难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两高三部”不断出台各类文件保护律师的合法职业权利，律师执业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司法行政改革一直没有停步。7月16日至17日，司法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从座谈会上传来的重磅消息之一是：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央领导指示和中央巡视组要求，司法部研究起草了《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的意见(讨论稿)》，从完善司法行政刑罚执行体系、建设完备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完善司法行政保障机制，健全完善司法行政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长效机制，研究探索优化司法行政职权配置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举措。
未来，司法行政改革将会更加贴近百姓。司法部部长张军强调，各地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发挥面向社会、可选择、市场化、公益性等特点和优势，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要充分运用“互联网+”、微信等现代信息技术，立足“法律事务咨询、矛盾纠纷化解、困难群众维权、法律服务指引和提供”的定位，构建建设成本少、落地效果好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台和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平台等三大公共法律服务平台。要建设司法行政(法律服务)案例库，横向可以分地域、纵向可以分门类，既是专业知识库，也是法律咨询库，建成后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组织、个人可以通过案例库查询相关知识、信息，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案例库获得相关法律帮助。
作者：尤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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