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何以能承担教育职责
摘 要：对企业与科学及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使得项康原将企业当作学校来经营管理，积极在企业中设立教育设施。从事教育活动。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被建成综合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优势、具有鲜明特色、充满浓郁教育气息的“学校化之工厂”。企业教育机构的设立与教育活动的实施，不仅使企业职工素质结构得以提高，企业精神面貌得以改善，而且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企业;教育职责;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
上海康元印刷制罐厂(以下简称康元制罐厂)由项康原于1922年创办，是国内最早生产经营印花铁罐的工厂。1926年开始推行“科学管理法”，成为当时企业“科学管理”的典范，1933年改组为股份制有限公司，扩大生产与经营规模：到1934年，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制罐厂，奠定了中国制罐工业的基础，其产品遍及国内并跨出国门，获得可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康元制罐厂的成绩与其企业教育有着因果联系，该厂建厂伊始即着手设立教育设施，实施教育活动。经过持续努力，到20世纪30年代，已建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型企业——“学校化之工厂”。并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典范。本文旨在对其企业教育活动、特色及结果做出分析，以期为今日企业教育与农民工教育发展提供些许经验。
一、建立教育设施实施教育活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传人，手工生产逐渐向机器生产过渡，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加。但是，对中国而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目的尚不在于赢利而是应对列强中国的军事与经济侵略。经历清末民初“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思潮激荡，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业及实业教育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这种社会思潮及其实践活动，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主产生了深刻影响。时人指出：“夫今日之世界，一科学相争之时代也。无精良之技术，不独已有之厂，万难置身于商战剧烈之场：即新设者。亦难免不蹈旧厂之覆辙”，“实利由实力中产出，有几许智识能力资财，然后能推广至若何程度”。实业活动是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科学技术是实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教育是传播科学技术的主要方式。于是，从事实业者将对科学的重视自然过渡到对教育的重视上。“实业种因于教育”，在与列强竞争中，中国实业处于劣势之根源即在于教育滞后，“穷原究委，当归咎于教育之不修。”
当时中国教育现实却是学校数量不足且质量低劣。康元制罐厂创办者指出：“就目前国民经济能力论，送子弟修毕六年小学教育已感困难，断无余力使受中等教育者居其大多数。此大多数无力升学之小学毕业生将来均须自食其力，而又苦于无好无能。际此失业问题尖锐化之秋，安有彼等啖饭余地。此种社会问题本非一厂所能力顾。精卫填海，谁谓徒劳，零星解决，究视旁观者为得。本厂因此乃有招收贫寒学生之举，令习专门工艺，同时施以相当之职业补习教育。养成知能兼备之工艺人才。”有限的学校与弊端丛生的学校教育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教育面临严重问题。陶行知曾对当时学校教育做如下陈述：“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变成了会考筹备处”。由于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成为常态：学生离开死的学校踏入活的社会。便茫然，无所措手足，一无所能：小学如是，中学如是，入学亦如是。教育者尽管办教育，而学生知识低落依旧，人民无知无能依旧。教育的成绩，只是养成一些博士学士、政客官僚的候补者。如此教育，与发展文明、养成健全国民、推进国家与民族强盛背道而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项康原在创办康元制罐厂之始即设立教育设施，“训练学生培养技师是为本厂发韧之始，”工厂设有教育部，聘汪养吾为部长专责教育事宜，聘专兼职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经过持续努力，康元印刷制罐厂设立一批教育设施，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专门教育机构与辅助教育设施两类，
据年龄与教育程度，专门教育机构有三类。其一，企业学校。招收年龄在17--20岁间未婚青年，具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品性端正、体格健全、能吃苦耐劳的贫寒子弟，学习专门手艺，养成工业人才，并施以普通教育，俾养成良好之公民，需通过考试并签订签约方可入学，除在工作场所学习相关知识技术外。早晚上文化课两小时：学制五年，前三年为学习期，考试合格后获初级毕业资格，之后两年为实习期，实习期间半工半读，期满合格后获高级毕业资格，入厂做工;学习期内由工厂供膳宿、书籍及工衣，给零用钱一元并视学习情况予以增加，实习期内酌给薪水：学生在学习期内，除遵守工厂职工服务规则外，不得中途离厂且不得结婚。其二，企业训练班。招收年龄在21-27岁间、未婚男子，要求具有高小毕业或相当程度、品行端正、体格健全、能吃苦耐劳的失学者，以期一面维持其个人生活，一面令其学习专门技能，助其完成学业，成为健全之工业技手;需要通过口试并有担保者，学制三年，学习期内供给膳宿、书籍，每月给津贴六元并视情形增加。学习期内，遵守职工服务规则，不得中途离厂且不得结婚。其三。练习生所。招收19-22岁之高中毕业或有相当程度、品行端正、体格强健、能吃苦耐劳且未婚者，以养成健全之服务人才。需通过口试、国文、英文、数学、常识、职业测验、体格检查等考试;学制六年，前三年为练习期，后三年为服务期;练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后给予正式毕业证书升为职员：练习期内，供给膳宿。每月给津贴十元。并视工作成绩酌量增加，毕业后享受职员待遇：要求遵守厂规，不得中途离厂，不得兼营他业，三年练习期内不得回家结婚，
康元制罐厂还设有各种辅助教育设施。为提升学生及工人文化素养，设立图书室，购置大批有关工业技术书籍。以备阅读，并有杂志、报章，从职员中推派馆长即管理人员：为加强体育锻炼。辟有运动场房。购置设备，聘专人进行指导。并有军乐队、丝竹队、歌咏团、京剧团、放映队等组织，作为娱乐;为拓展视野，定时组织厂中职员演讲，并不定时聘请名人言说，以补教育之不足;为增长见闻、改良产品，组建参观团，不定期赴上海著名工厂进行参观。设有诊疗室及养病室，免费为职员诊治，并惠及职员家属，授以卫生常识：为养成健全公民，设特殊训练处，教以国防、军事、医药、机械、道德等课程，并劝全体职工参加公民等级，行使公民权利：为调动职工积极性，设立发明与奖励办法，对于超额完成任务及在技术或产品方面能有所发明或改良者，予以精神鼓励和现金奖励：为职工方便计，工厂还设有女工生产处、理发沐浴处、美容室、疗养室、合作
社等机构，并为职工开办保险、养老储蓄、死伤抚恤、借款、结婚、家庭调查等活动。
康元制罐厂的教育以实际效用为原则，以智能、常识、体格、消防练习等为内容，针对不同学习者采取不同教育方法。所谓实际效用是指切于实用，旨在克服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的一般教学模式。在智能教育方面。学生入厂后，由主管人员按学生体格、能力、工厂情况分派各工场学习相关知识、技术，获得相应经验，经考核合格后调往其他工场学习，“务使周遍各工场，普习各种技能，每日晨六时至七时、晚七时至八时为课堂时间，教以国语、算术、英语、常识、机械制图等课程，以切实用为主。”常识教育包括有关本厂、本业、国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等内容。除课堂讲授理论之外，并在工作中随时指导，每周有专门时间进行谈话。并延请名人到厂演说，增加学生见闻，“务使职工之目光不囿于一隅。”体格教育旨在使学生身体强健。包括日常卫生、体育运动，备有专门设备与人员，开设网球、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设立童子军军事训练、技击等，其中童子军军事训练为强迫教育内容。消防练习由专人负责，将学生编入灭火队、救护队、搬运队、探察队、守门队等，分别予以训练，以期应对突发事件。上海康元制罐厂学校规模宏大、人数众多，仅1937年在校学生即达300余人，
康元印刷制罐厂的做法，不仅为其企业职工接受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使教育气息弥漫工厂，而且成为劳工福利设施的典范，在当时颇有声誉。时人以康元制罐厂为例专门著文称：“物质与精神是不可分的，是一件事物的两面。所以若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必须在物质上能使之于某限度内得到满足。换言之，也就是若使人精神奋发愉快，工作安心努力，必须在待遇上能使之相当舒适，最低限度也须对于日常生活不忧虑恐慌。因是谈到工人福利设施，这对象是相当的复杂，除去一般人所注意的工资高低、工时长短以外，余若工作场房的卫生设施、器具灯火的安全设施，工人日常健康、疾病疗养、教育、娱乐、家庭状况等，也全顾及。”
二、兼顾校企优势形成教育特色
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分属不同类型的教育，产生作用也不相同。学校教育重学理少实践，学生优于学识而欠于实践能力与经验：企业教育重技能欠理论，学生富于经验而欠于基本学理：两者各执一端，各有优劣。由于“仅有实在经验，而无专门学识，可小就而不可大授;仅有专门学识，而无实在经验，能拟议而不能建设。”企业是生产经营单位，需要既有学理又富经验与能力者，而这种人才不是以往学校教育与企业所能培养出的。鉴于这种情况，康元制罐厂在办学时给予高度重视，尝试兼顾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克服其弊端获得显著成效。并形成特色。
首先是“学校化之工厂”与“工厂化之学校”。所谓“学校化之工厂”，意指在工厂设立教育实施并对全厂职工进行德智体等方面的教育，使工厂具有学校的性质，即“一面训练熟练技能，一面灌输丰富学识，一面培养服务道德，一面锻炼健强体格，使本厂成为学校化之工厂，教育空气弥漫各处”;所谓“工厂化之学校”，意指克服以往企业中学徒教育重技能轻学识和学校教育重学识轻实践的弊端，而将学理与经验结合起来，使人人具有建设能力的公民，“实施生产教育，一面革除一般工厂惟物主义之流弊，一面革除一般学校惟心主义之流弊。”培养德才兼备、既有专门学识又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其次，德智体技，四育并重。康元制罐厂突破单纯技能本位的企业教育模式，借鉴学校教育做法，对工人实施德、智、体、技四育，重视企业教育的教育价值。技能训练旨在养成精熟技能，“目之所视，手之所作。足之所运，集中于一点，而又能彼此洽调。绝不牵制，复利用工作比赛，鼓其兴趣，增其速率……其成品优且多者奖励之，不及者指导之，胜者弗使自满而转以益勉，败者弗使自馁而转以益奋，多存竞争之心，绝无妒忌之念，此一道也。分析工作，务求细密，厂工动作，务求单纯，一经派定，不复更易，习之稍久，自能成熟。”智育目的在于养成科学的头脑，并有应用科学知识和方法的能力，除了掌握科学知识、原理、方法外，还要求将科学知识与实地训练结合起来，“从补充教育人手，使先知科学意义，次知科学原则，以最经济之方法，灌输最切要之智识，并述故事与事实，旁证曲引，务使厂工，确悉科学方法之内容，而坚确其信仰，于是派往工场，实地工作，悉应用之练习，以培成其习惯。……习惯已成，乃能从心所欲，绝不逾矩。”康元制罐厂还引领当时国内科学管理之风，对职工进行科学管理法的教育和训练，以达“提高职工教育程度为能施行科学管理而获得美满效果。”体育则要培养职工强健之体格，体格教育从以下方面加以重视：其一，日常生活卫生习惯的养成;其二，运动锻炼，包括各种球类、军事训练、技击等，清晨傍晚，习呼吸运动，演国术技击，或事球戏。或事枪操，活泼其身躯，锻炼其体格。道德教育以养成良善之品性为目的，“品性为工作之本。品性不良，虽有科学头脑，精熟技能，即日尽美，要未尽善，故本厂对此，致力独多。弗以恶小而不绳，弗以善小而不勉，防微杜渐，盖所以屡端于始也。……诚以动之，勇以励之。为领袖者以身作则。使潜移默化于无形。”使学生具备“尚法律、主信用、重契约、崇然诺”的素养。德育标准为勤、俭、诚、勇、洁，智育要达到精敏干练，体育则为各种于身体有益之活动及兴趣者。品德训练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不仅是工人成为合格公民的前提。也是企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因此，“首重品性。次为身体，又次为技能，技能不足，可以学习;身体稍差，尚可补救，品性一坏，改正非易。厂工人厂，不宜即与工作，应先切实训练。”
最后，教与育并重，养成健全的人。康元制罐厂将训练等同于教育，训与教同义，练与育同质;训与练或教与育有本质差别，不可偏废：“训之方重语言，尚示范，其终极目标为知;练之法尚动作，尚反复，其终极目标为习惯。训为直线进，可于静中得之，练为曲线进，必于动中成之。有训无练，徒知而不能行，又何贵乎知?有练无训，徒行而不能知，则行为盲目。故训为先，练继之者一道也;练为先，训继之者又一道也。视当时只境地而互为先后，不可执一。尤不可偏废，”其目的同样出于克服学徒教育的纯技能训练和学校教育纯学理灌输的弊病，重视从做中学，从实践中学，“改革学校唯心主义之流弊自任，故教学原则力戒智识与经验歧为两途。盖智识变为经验颇费周折，在教育上不经济，曷若扩张其经验，随时将智识应用，亦即随时在经验中求智识，易辞以明之。即在工作中求学问，绝不险求智识再俟机会以谋应用。用西哲所谓动作学习法者庶乎近之。惟本厂一生产为惟一目标，教学原则注重于实际效用。”教学方法紧扣教学原则，感性经验与理性知识同时并进。“培养工友常识技能更加注意，所以厂内职工学生对于德智体三育与工作并重，历年教养所得虽未必尽皆杰出之辈，而较诸普通学校
教育似为切实，并就其性之所近授以一艺之长，俾为厂方服务，藉以自食其力。”康元制罐厂设立教育设施的主旨在于将职工培养成健全的人，正如其十周年纪念刊中所载：“训练厂工之目的，非求其为善于生产之一架机器，亦非求其为不可几及之圣贤，而求其为健全的一个人。人之所以为人，自有其应具之条件在，其条件为何?一日科学的头脑，二日精熟之技能，三日良善之品性。四日强健之身体。徒具精熟技能，充其极，不过成一善于生产之机器;即再具科学头脑，亦不过成一最优良之机器而已。必也益之以良善品性健全身体，乃成为健全的一个人。”
教育是人为的，更为为人的，企业教育也不例外。康元制罐厂的做法，是民国时期企业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鲜活的生命力。陶行知参观后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康元是一个新时代的工厂，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校，是教、学、做合一之极则”，“是创造新中国之途径”。徐鼎新研究后指出：正是这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企业文化开拓的契合点上，创造出一种能够体现企业全体成员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并使之归心集志、众志成城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张力已充溢于企业内部的各个层面并在总体上综合反映出来”。
三、收获教育硕果 实现企业理想
教育设施设立及教育活动的开展，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智识水平、科技能力、道德素养，使康元制罐厂得到快速发展，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向“实业救国”的理想奋进。康元制罐厂的做法对当时的劳工问题解决颇有启迪。
企业教育设施的设立，使职工获得受教育机会，也使企业充满了教育性。项康原指出：设立学校“令习专门工艺，完成未竟学业。同时，更维持其个人生活。釜底抽薪，或亦为解决社会问题之一著。”据1931年11月1日《新少年》记载，康元制罐厂设有教育部专事教育，有部长一人，教员六人，另有练习指导若干，厂中学生百余人，皆十六七岁具有初级小学毕业程度之贫苦子弟。所有费用由厂中提供，除练习工作外，每日上课三小时，晨一时半，晚两小时，三年毕业，达到高小程度，成为工友，再受两年高级教育，毕业达到初中程度。随后，企业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受教育人数不断增多、程度不断提高，教育气息弥漫工厂。此种做法，不仅使大批企业职工获得教育机会，而且使得教育型企业得以建成。正如时论所言，“教育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占有和独享，而是大多数人民的权利，不能以少数人的趋向为去就，应以全民众的需要为依归。今后的教育方针，是应当采用平民化生活化和职业化，把以前只务虚名不重实际的观念，不顾多数民众的利益，只求少数特权阶级的便利的思想打破，然后中国的教育庶几有望。”从教育发展角度看，上海康元制罐厂的做法，对教育普及尤其底层社会民众接受教育的意义不容忽视。而其教育特色一——“学校化工厂”与“工厂化学校”——兼顾了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优势，成为企业教育发展的趋势。
包括企业教育在内的企业设施，使康元制罐厂成为民国时期劳工福利的典范。伴随劳工问题的严峻与劳工运动的兴起，劳工福利成为民国时期劳工政策的重要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出台了多个法律、法令，对包括劳工教育在内的劳工福利提供法律保障。其中，1932年1月实业部会同教育部公布实施的《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将劳工教育作为劳工福利的核心内容并作出详细规定。劳工教育旨在对劳工实施一定程度和性质的教育，提升其能力、价值和人格尊严，提高工厂企业的效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改善劳工的被雇佣的情形。康元制罐厂的劳工福利设施在当时享有盛誉，时人指出：“增加生产之唯一要道。即为采用改良的方法及改良的设备。故欲使工作环境之能增进工人健康。预防意外灾害，鼓励工人努力，便利生产进行，及养成工人好感，实为工业管理之莫大责任也。”㈣康元制罐厂不仅有教育设施，教育部则分管理、晨校、自治、图书、卫生、俱乐等六股，而且对企业职工的膳宿、医疗卫生、储蓄、养老、安全甚至业余生活亦给予高度重视。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理的王云五参观后指出：“要工作做得好，先要使工人身体和知识好;要工人身体好，须注重卫生;要工人知识好，须授以相当的教育，”对康元制罐厂所施“科学管理法”大加赞赏。称其厂内设施“悉依科学管理法施行。甚为完备”、“尤以教育方面办理优良为更可钦佩。”并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作为概括。1933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称康元制罐厂“有完善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科学管理，著称国内”。康元制罐厂的这种做法，依然值得今日企业效法。
康元制罐厂的企业教育及其科学管理法的实施，使得产品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产品市场份额不断增加。企业竞争力迅速增强。据资料记载：实施企业教育与科学管理法前后的企业生产效率发生显著变化。原料费用支出由46%增加到66%，工人工资支出由20%下降到12%，其他开支由32%下降到21%：原料比重的增加说明投产的原料增多，加上减少了生产中的浪费。生产量得以提高。工人工作时间由11小时缩短为9小时，工资反而比以前增加。据“十周年纪念刊”记载，截至1931年，该厂生产罐制品三亿七千五百余万只，产品远销黑龙江、四川、新加坡等国内外数十个城市，在香港、天津等地设立分厂，产品种类亦由单纯制罐扩展到玩具制作、食品加工等行业，1928年的营业额为30万元，比1927年增长了一倍半。1929年的营业额达到55万元，1930年达到67万元，1931年更达100多万元。从1926年到1931年营业额增加了十九倍半。1935年全年仅印花铁罐(听)的产量高达5000万只，总营业额是1926年时的26倍还多。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极大增强了康元制罐厂的竞争力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
除盈利外，近代中国企业还担负“生产救国”、“实业救国”重任。项康原自称：“我之宗旨：努力生产，根本救国，抱服务精神，扶助农业产物发展;用科学方法与革命方式，以统一众人思想，增进生产效率，而以众福为福。众利为利。我对学生，行新制度。用新方法，造新工业人才，注重体德智三育，绝对铲除做官思想，使有自立吃饭本能，为本厂及社会服务，十年来成就不少，我对之颇欢喜。我对工友，凡定规律标准，都以公众道德及幸福为前提，而注意其生产实际能力及生活状况，一般都能了解服从遵守，安心努力，从无意外，我对之颇感谢。我对职员。各职员均能忠实认真，依照标准方式办事，公事上毫不客气，而个人感情，都融融泄泄，非常和洽，我对之颇钦佩。”将教育作为实业发展的核心内容予以关注，从而将实业、教育纳入到救国的目标之下：从经济与文化教育的路径实现救国的主张。其厂歌明显反映出这一主旨：“挺起胸膛，举起两臂膀，爱国救国责任大家当。发挥青年力量，读书进工厂，国货出品积极求精良，勤俭奋斗，外货要抵
抗。进工厂，进工厂。中华责任大家当。”这种导向使企业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成为企业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目标导向下，康元印刷制罐厂的出品精良，管理严密，劳资合作，从无工潮，有模范工厂之称。引来上海金融大亨张公权、史海峰、钱新之、徐寄倾等人的参观，“均各称羡不已”，“并题词赞美而别”，于是扩大生产，大举扩充，“以期根本救国，各界赞成者极众，将来定成大规模而最完备之工厂也。”
企业有教育依赖也有实施教育的条件，企业职工有教育需求，企业主有赢利愿望，所有这些促成了企业，教育活动的展开。同时。企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开始将以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与以传授文化知识、进行品德培养与情感陶冶为主的普通教育相结合，尝试兼顾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优势而消解其劣势，富有时代性和生命力。而且，企业教育具有将教育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直接统一起来的特点，具有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优势。作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轨，企业教育在洋务运动时即出现，伴随企业与教育的发展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然而，有关中国企业教育历史的研究极其薄弱，而这种薄弱的研究不仅不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而且不利于企业教育的发展。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教育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必须说，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立场上看到的技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此。”工业化国家给企业教育及其研究以高度重视，企业大学成为产业化国家企业教育发展的高级形态，美国著名教育史家克雷明将这种发生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内的制度化教育，称为“20世纪美国最为突出的教育成就。”到今日。企业教育已成为产业化国家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受到高度重视。对中国的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而言，企业教育成为必须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关注的前提则是对企业教育展开系统研究;而且，对企业教育历史的研究，还有助于为今日农民工教育的有效实施提供珍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资源，对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需要研究者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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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忠 文晓梅
摘要：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单位或经营组织。企业盈利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来实现，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主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活动。其中。技术是企业能够盈利的必要条件。在企业发展依赖知识技术而学校教育不能传授企业所需知识技术时，企业开始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能。荣氏企业积极设立教育设施、从事教育活动，使得企业中充满浓郁的教育气息，成为民国时企业教育的典范。因此，企业的性质、企业职工对教育的需求、企业发展对知识技术的依赖及其企业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与企业主赢利愿望相结合，使得企业成为有效的教育机构。
关键词：荣氏企业;教育设施;教育活动
荣氏企业由荣宗敬、荣德生(字，宗铨)兄弟创建，从四部石磨起家。逐渐发展为包括申新纺织厂、茂新面粉厂、开源铁工厂在内的20多家企业，组建成规模庞大的荣氏企业集团，其负责人有“面粉大王”与“纺织大王”之称。荣氏企业成就与其企业教育有密切关系。在经营者的重视下。荣氏企业形成针对各级各类职工的企业教育网络，并对企业职工子弟设立学前、初等、中等、高等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使得荣氏企业充满浓厚的教育气息，成为民国时期企业教育的典范，不仅为企业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而且获得可观的教育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本文旨在通过对荣氏企业教育分析，探究企业成为教育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
一、荣氏企业设立教育设施的原因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单位或经营组织。企业盈利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来实现，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主要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技术的活动。其中，技术是企业能够盈利的必要条件。技术传承和技术人才培养是教育的职责，在学校教育不传授或不能传授企业所需知识技术时，企业开始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能，学徒教育是主要形式。荣氏企业负责人给教育以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既有源自成长过程中父辈的熏陶、自己的体悟，亦有源自经营者对企业性质以及对教育与企业发展关系的思考，正是这种认识与思考构成荣氏企业设立教育设施、从事教育活动的内在原因。而企业发展对教育的依赖。则是企业设立教育设施的客观要求。
(一)企业负责人的教育经历及其对教育的认识
荣氏兄弟出生在务农经商之家，家教甚严。荣德生在68岁时回忆说：“余15岁以前多得母教，父亲旅外时多，无暇内顾也。……对余兄弟督教之切，期望之殷，殊非寻常，不如此，恐不上进，不能兴业成家也。”如果说母亲的教诲在于使其立“兴业成家”之志的话，来自父亲的教诲则使得这种志向具备清晰的路向。随父期间，“朝夕训导。读书交友。待人接物，一一指示，并一再诫以‘小官不可做，大官无此才具，安心商业，亦能发达’。……余一生行事。创业发展，悉照父训，因此深知人固不可以不教也。”父亲临终遗训——“治家立身，有余顾及乡，如有能力，即尽力社会。以一身之余，即顾一家;一家有余。顾一族一乡，推而一县一府。皆所应为”——对荣德生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他曾自言：“吾人须对社会、地方，稍尽公益义务之责”。于是“廿二岁设钱庄，廿六岁创办面粉厂。三十岁业务渐有头绪”之后，于1906年创办公益小学，由此开始兴学活动。由小学而初中。而高中、大学，男女并进，分级分校，年年进行，“以此为爱乡之一端。”而自身对教育的认识及不满足。直接促成对道义责任的实施。他在《追述工商中学始末》中指出：“余髫年习商，读书无多，迨后置身实业，职务繁冗。深感学识缺乏之痛苦，渐悟教育事业之可贵。三十岁后，子女日众，乃与族中长者、乡间学者研究教育，咸以设学校、培植人才为地方之基础。于是先设公益小学，厥后毕业生徒有升学于外者，复加设高等小学。数年之内。毕业者日众，升学者固不乏其人，而人商界或习业者更居多。数察其情形，或受经济之困难，或因年龄之幼稚，且任工商业上较高之职务，似更非高小程度所足以应用。民六以还。无日不引以为怀。于1919年建成“工商中等学校”，先后毕业者工科二届、商科五届，至1927年停止。72岁的荣德生在回顾一生事业经历时说道：“余之事业，皆由日积月累始成，如果用于吃着游戏，与社会生产无补。事业亦无从建设。故一地必须有人提倡事业，开辟风气，人人节约诚恳，以有余之资投入生产。如此由一人为倡，而影响一乡，由一乡而影响一县，由一县影响一省，以至全国。”经过一生的努力，荣德生兴办学校十数所，荣氏企业也遍及国内并跨出国门，实现了父母的嘱托。
荣氏兄弟都有学徒经历，这种成长经历，使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父亲的影响，荣氏兄弟二人先后人钱庄作学徒。荣宗敬14岁到上海学生意，先入铁锚厂，一场伤寒使其头发尽落，后生出一簇梳成辫子，被称为“小辫子”，病愈后人源豫钱庄继续学徒生涯，19岁在上海南市森泰蓉汇划字号任跑街。荣德生经兄长举荐，于15岁人上海通顺钱庄学生意。学徒期间的荣德生。“做事勤奋”，“业余钻研书算，辄至宵深。”颇有所得，深得师傅欣赏，“意谓乐得惬意。”当父亲鼓励其弃贾业儒时，荣德生回答道：“刻已学商，回去读书不成，被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自此之后，“学业认真，一一谨慎。”学徒期间所获的经验、学识和养成的品质对荣德生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自谓：“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具有学徒经历的荣德生，在其后来的实业举办过程中。大批招收学徒，设场教授，积极训练，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为其实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人才为事业之基”——实业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以上是荣氏企业负责人兴学的内在动机的话，其从事的实业活动则对教育提出迫切要求，并决定了兴办何种性质的教育，使兴学活动从道义责任转化为自觉行动。1900年是荣氏企业初创期，是年，招股、购地、置机;1902年，建成保兴面粉厂;翌年，面粉厂改为“茂新”，以此为依托。先后开办“振新”、“福新”等粉厂。并于1905年创办振新纱厂，随后纱厂、面粉厂同步扩张，形成一个资本雄厚的荣氏企业集团。荣氏兄弟一生的事业，由四部石磨的面粉厂开始。扩充到茂新、福新的十一个面粉厂，有日产面粉八万袋的生产设备：申新和天元等十个纺纱厂，其生产设备计有纱锭五十万枚、布机四千台、麻纺锭二千四百枚：另创办颇具规模的开源机器厂。荣氏企业分布从江南到江北，从华东到西南，从大陆到香港，并扩展到日本、南洋甚至欧美，形成一个遍布大半个中国并跨出国门的企业网络。荣氏企业的发展，既为教育设施的设立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活动的展开提出了要求。
荣氏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近代中国立足、发
展并迅速壮大，与其对人才的重视密切相关。荣氏企业负责人认为：“一事之成，得人而已;一业之兴，亦何尝不如是。”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也”。人才不仅是事业的始基，而且关系国家命运。“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兴替”;人才源自培养，培养人才离不开教育。“然人才之兴。必有良师导入正轨，传授心得，谆谆启发，即有笃骀劣质。亦使其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中国工业不振即受制于此。在荣德生看来，“吾国数十年来贫弱原因。以政治腐朽、生产落后与国际市场之经济侵略。实为主要因素”，而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教育滞后。人才缺乏。“但所以贫弱。所以无新事业发展，则缺乏人才启发之故耳。”人才尤其是适合工业发展的人才是实现工业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他说：“吾国地大人多，若不进步则已。若能进步，走上生利之徒途，则人多手多，生产勃兴，必可预卜。一切事在人为，成败关键即观其是否走向积极与消极、生利与分利、能进与不能进而已。”“社会贫困，国力不振，国防不周。天下多事，治安不宁，工厂凋敝，事业难发展，皆由选举不其得人也。人才为先，一切得人则兴。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也。”对一位具有万事“人才为先，一切得人则兴”觉悟的企业负责人而言，自然会对人才缺乏的原因溯本求源，“吾国人才不多，实由教育之不普及故。”因此，人才尤其是与能够促进实业发展所需的人才，是企业家理想得以实现的中心环节：而教育尤其适应实业发展所要的教育成为荣德生实现其人生理想的基础得到重视。他曾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类生活状况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其原因即在于人类生活的欲望与科学进化同为无止境，且成正比关系，“于是根据人生欲望之无止境，遂利用无止境之科学以赴之”，以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而欲适应这种进化的趋势。“惟有普及教育，振兴实业，使人人有生产能力，社会无游惰之民，则生活前途之恐慌，其庶有豸乎!”所以，在荣氏企业负责人看来。通过教育使人人有生产能力，通过人的生产能力促进实业发达，是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最佳途径。“事业以实业为主”、“教育尤事业之母”成为荣德生一生奋斗历程的经典概括，也是荣德生兴学活动的核心理念。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荣氏企业设立多种教育设施，开展多层次的教育活动。
二、荣氏企业的教育设施
荣氏企业中的教育设施大致包括针对企业职工与企业职工子弟教育两类。前者属职业技术教育，形成针对不同职工的企业教育网络;后者属普通教育，涵盖从幼儿园到高等阶段的教育体系。教育设施的设立与教育活动的开展，使荣氏企业充满浓厚的教育气息。
(一)企业职工教育
企业教育是为了满足企业、职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追求个人劳动价值的增值和培养对企业及社会有用的人。由企业所实施的教育。企业教育的实施与企业经营活动的思想、方针或哲学有着密切关系，通常以企业规章制度等形式表现出来。企业内教育的实施可以追溯到学徒教育，随着工场手工业发展为近代企业，学徒教育随之变化的结果。所以，企业内教育设施的出现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引起的学徒教育发展的高级形式。
1.设立养成所。养成所是为培养熟练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而设置于企业内的教育机构，是经由学徒教育演化出的一种教育形式。学徒出身的荣德生在自己所办企业内积极实施教育，为自己的实业发展及当地经济进步培养大批技术人才。以经营纱厂和面粉工业著称的荣德生指出：人才、原料是最为重要的两种资源。就人才而言，高级职员如工程师。可以借才异地，聘之于毕业外洋者;中等人才。可以聘用中等工业学校毕业生：“今之最感困难者，厥为平日最需要之工人。若辈未经专门之训练，斯无相当之学识。今所用者，仅凭其聪明勤慎，由其头目传习而得，陈陈相因之动作，以之应用于各部。如是而欲其能改良，不犹缘木求鱼也哉!故必为此辈大部工人，谋技术能力之增高，方克有济。”
为了使工人掌握必要的学识和技术，荣德生一方面呼吁办理教育者予以重视，“故惟有望于社会之办理教育者，扩充教育，使工人尽有识字之机会，并能授以工厂常识，以增高其技术。”一方面在企业内积极予以教育，“故必为此辈大部工人，谋其技术能力之增高，方克有济。本厂机工养成所之组织，亦即以此也”：将企业教育作为企业的重要内容予以重视。“工人无教育，职员乏技术，事事散漫，所以难收效也。今后吾业亟宜重视教育，藉群策群力。仿邻国已效之法，或更进之。冀得薄效，庶免强宾夺主之患。”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教育，并提出“工厂学校化”的理念。
荣德生认为：“教育并不一定需要依照学校和教室。而学校和教室的教育，也不一定能够完成整个教育的任务。文字不过是要求得知识的工具而已，给工人们认得几个字，实在说不上什么教育。换句话说，要施行劳工教育。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施行的。”以1919年“公益工商中学”设立为开端，荣氏企业逐渐建成比较完备的教育设施，并提出工厂学校化的理念。“工作时。用科学方法指导工人工作，而在工余时，用活教育的方法施行劳：亡教育，使工厂家庭化、学校化，视工人如子弟，如同学，不苛责，不放任，责之以理，授之以道。”1920年，筹划创办工人养成所。1928年，申新三厂正式设立养成所，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聘曾到英国和日本留学纺织并富于实际经验的沈泮元为主任，招考实习生，设校于公益工商中学旧址，半日在校学习科学。半日赴厂实习工业。以造就纺织专门人才。与此同时，福新面粉公司也开始设立职员养成所计划，据1929年4月12日公司会议记载：“议决：粉业人才深感缺乏，应设立养成所。延请粉业专家，教授技能，俾宏造就。”荣德生曾自言：“用养成所练习生。年年分送各厂，亦不敷。三厂留用最多，厂固多益。各生后到各处任要职，实始于此。由练习生而成资本家者。比比皆是。”他由此得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实力办事，实心干事，应得成功，空言无补”之结论。申新三厂的做法得到荣家其它各厂的效仿。
从1932年开始，荣氏企业开始大规模的养成教育计划，并制定了严格招收计划和培养制度。招收工徒年龄限定在15至20岁之间，要求有初小或高小程度，品性纯善、身体强健、能耐劳苦，且身材高度以达五十四时者为合格，招聘时要经过严格测试，并以契约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荣氏企业所招养成工能接受4-6年教育者极少，所以规定“进厂先教识字。落工习副业，非实习不能派事，女工非由养成班学过不能工作，办班皆教导，宿舍亦有室长，办理渐有声誉。”学艺间每日八小时学艺。三小时授课，为期三到六个月。课程内容包括：标准工作法、纺学、工贸、国语、常识、音乐、体育等;习艺内容由各工厂具体设定，以提高工作技能为主。以实习为主要方式。如申新三厂在养成所成立之初。在总工程师汪孚礼的指导下，改革公务，为推行标准工作法，划定瑞士机22部为养成工之工作区，积极训
练;实行月考制，每月举行学科及实习考试一次。不及格者留级重修。养成期间。膳宿由厂方提供。并给予少量津贴：如在规定时间内艺成，正式派以相当工作。并给予相应待遇，工作期间，除每日工作外，仍须授课一小时。经考核合格后始能毕业：养成后，须在本厂继续服务一年，始能另谋职业或继续在本厂工作，否则须赔偿养成期内各项费用。经过如此招募的学徒工，“尽是一班乖不过的青年女工，竟而一训即会，一练便熟。果然侥幸地在预定的时期内训练成熟了。对于各项标准工作法，都能了解，并且还有相当的能力。”于是大规模地推广养成工教育，仅申新四厂同时就有六班养成工受训练，人数最多的时候，有七、八百人。
2.企业学校与研究所的设立。企业学校是企业内教育的高级形式，它具备学校教育的基本形态。但与正规的学校教育又存在一定差别，是与生产实践密切联系、处于学徒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中间形态的教育形式，其优越性超过学徒教育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学校教育。为培养各部门中高级专门人才，荣氏企业设立中等、高等教育程度的企业学校，辅之以研究所的设立，使企业成为产学研合一的理想场所。
为培植急需人才，荣氏企业于1917年筹资、置地、建设，耗资十万元，筹备五十万元作为学校基金，于1919年9月建成公益工商中学。学校以“藉利地方教育为宗旨”，以“和平耐劳”为校训，以培养工商人才为目的，下设工商两科。学制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招收具有高小程度的学子入校学习。预科混合不分科。学习普通知识;本科时根据个人兴趣、材性、特长分科教授。聘近代无锡著名教育家胡雨人为校长。实行学生自治，一年后胡雨人去职，由蒋仲怀继任。两任校长均为“学界翘楚，山斗共仰，长校后，不辞劳瘁弦，刻苦经营。”“工商中学”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的，除教授专业知识外，尤重视实习。力图学用结合。学校备有专门的实习场所，“工场机械。布置周详;银行商店，规模宏大。”荣氏企业给公益工商中学创办以积极支持，不仅为学校毕业生提供实习、参观考察的机会。并为学校提供教学设备。工商中学课程“取实践主义”，重视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结合。尤重学生阐发个人心得，学校发行《毕业刊》及《商兑》作为刊载学生平时学习心得和毕业论文的载体。学校成绩斐然，从创办到1927年停办，先后毕业工科两届、商科五届，共二百余人，不仅为当地和自己的实业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而且培养了一批后来卓有成效的学者，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是工商中学的毕业生，被誉为“罗马法活词典”的著名法学家周相亦曾求学于工商中学。
为了培养实用的高级专门人才，荣氏企业于1940年夏，由吴中一等建议筹设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学制三年，设纺织、印染、机械三系。成立校董会，由申新九厂负担经营。招收部分工厂职员和具有初中或高中程度的学生入学。1946年春，决定将专科学校扩为四年制大学，改名为“中国纺织染工程学院”，经费由申新总公司负担，下设纺织、染化、机电三系，推荣德生为主席董事，荣鸿元(荣德生之侄)为院长。校董会觅购新地。建新厦，聘教师，广设学额，招收新生，积极进行。学校聘请大批名师，如朱物华、钟兆麟、曹鹤荪、苏元复、钱宝钩、徐燕谋等;学生待遇优厚。免费入学，膳食由学校供给，毕业后由学校负责分配工作，于是有大批学子前往求学。但录取极为严格;学院还举办夜大。设专修科。招收在职人员，1946年后改为培训班，部分课程由本科高年级学生兼任。纺织染学院毕业专门技术人才467人。不仅为荣家企业输入专门人才。其中一批成为建国后纺织染方面的专家，如王庄穆。1943年毕业于纺织染专科学校，先入丝织厂工作，后为中国蚕丝公司技术人员，解放后，继续从事蚕丝技术工作和研究。为中国丝绸协会秘书长。同期荣鸿元还创办鸿毅工业专科学校。1950年，中国纺织染学院与私立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诚孚纺织专科学校、文绮纺织专科学校合并为上海纺织工学院。为汲取先进科学技术，荣氏企业还于1947年考选职员6名派往美国实习，“实习之目标，即指定每人专习一门，务使彼等对于一部有登峰造极之成就”。
抗战后期，荣德生助其子弟设立企业研究所，以实现产、学、研的结合，对教育模式的转换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1944年春，鉴于战时工业破坏严重。为谋战后复兴规划，着手创办研究所。结合川、湘、赣等省苎麻产量极大而利用不足的现状，着手筹备苎麻研究室。购置设备，并从申四厂拨出一部分机器。建立实验工场，随后创设苎麻纺织实验工厂，从事半制造形式的试验：同年9月正式成立“公益工商研究所”。研究所设衣食工业、经济及化学工业等三个系，研究内容包括面粉、纺织、钢铁、机器及化学工业，设立之初由于缺乏实验工场。所以侧重经济研究。1945年9月研究所迁往申四重庆分厂。以沈立人为首。工作范围拓展到代申四养成所训练学生。1946年夏。研究所从重庆迁往上海。开设大规模的改造，荣尔仁(荣德生之长子)自兼所长，除原有研究人员。添聘纺织化学家钱宝钧及印染专家张承洪，增设化学实验室，研究方向随之发生变化。计划筹办一个现代化的完备的纺织科学技术研究所，委托美国瓦姆斯来公司，根据美国现代纺织研究所的实际情况，设计公益研究所。并在国外订有最新式针织、毛纺、印染、整型、空气调节等实验工场应用的整套机器仪器，价值美金三十万元以上。研究所最初由申新公司供给开办费，以后拟“以所养所”。为了达到此目的。研究所在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负责生产和技术人员培训。
企业教育活动的开展与研究所的设立，形成教育、科学实验、工业生产的结合。实现产、学、研一体化，为改善荣氏企业产品质量打下坚实基础，大大增强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使荣氏企业在战后得以快速恢复。就教育而言。企业教育的出现与发展，在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中国固有工商教育乃至普通教育的现代改造提供了良好范例，而且为新式教育的本土化做出切合实际的探索，与学校教育一起构成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两个有力杠杆。
(二)企业职工子弟教育及其他社会教育
早在1906年，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即开始创办新式小学，为家族子弟入学提供方便。从1906年至1918年，荣德生先后创办四年制公益初等小学和兢化女子小学各四所，公益高等小学和兢化女子高等小学各一所，总数达十所，所招对象亦不断扩大。伴随企业发展和职工人数增多，为解决职工后顾之忧，荣氏企业开始在工厂所在地设立职工子弟学校。1931年在申新三厂设立申新小学，聘蔡文玉为校长，宋振华为教员，免费招收本厂工人子弟就学。“对职员主教以实习：对工人主恩威并用，兼顾其自治及子女教养。”随后。申新小学、申新中学在各厂所在地建成。抗战时期，荣氏企业内迁。除设立文化补习学校、惠工学校之外。还相继设立申福子弟学校、惠工中学。如申新纺织厂于1941年在宝鸡创
办幼稚园、小学，随后扩展为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并设立惠工中学，免费教授职员、工人子弟。
荣氏企业负责人认为，“图书者，文化演进之利器也。无论国家民族。但觇其图书馆收藏之富，版本推行之广，即可知文化之隆盛。”“图书之关系于国家民族文化，其重如此。”为大众教育计。荣氏企业于1912年开始筹办图书馆，1913年购书入馆，1915年建成能容纳图书二十万册的图书馆，1916年取名“大公图书馆”。荣德生认为：“人才之兴。良师、益友、书籍，三者不可或缺。余有鉴于此，缘吾乡僻处农村，贫寒子弟纵有天才，无良师授业，所以兴办学校，无图书馆参考，故建立图书馆。”图书馆取名“大公”，盖以“示不私天下文化利器，愿以公之大众也。”1937年，图书馆藏书达到十八万卷。另有大量中外杂志、报章、外文图书等。图书馆由于日军焚烧而遭摧毁，抗战胜利后即着手重建。至1948年已购得图书十余万卷。。仅受过数年私塾并经过学徒训练的荣德生，将读书视为一种素养。“读书一事，亦非仅为在学校时之专业，当将此养成一种素养。即在就事以后，亦不应失其研习之机，仍当孜孜向上。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凡此莫非成功之要诀。”他在数十年实业经历中不断通过读书来充实自己，数十年后对自己少年时代所读美国富豪传记忆犹新，建构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践行自己的终身学习观，并使之推广到普通工人。
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曾言：“对文教事业，首先做到无文盲、无游民、无盗贼，选举真才，为民服务。人才正，议论自正，兴革亦正，孰贤孰圣，出自民心。”除上述教育事业，荣德生还创办梅园豁然洞读书处与公益中学、博物院、梅园、太湖风景区，启发民众知识，改良民众的精神面貌，以达移风易俗之效果：1920年。给南高师农业专修科的小麦试验场以每年5000元的经济资助，进行小麦科学研究，改良小麦品种，使小麦亩产提高30%以上，产品推广到整个长江流域，获得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年，为南洋大学捐助10000元创办南洋大学图书馆，并买书捐入;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扩建校舍，捐出南京成贤街部分基地;1936年，复旦大学迁往无锡建新校之时。购地千余亩捐赠。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果。1946年至1947年间，荣德生先后资助“立信会计学校”、“国民党革命贵族学校”、“长安学校”、“道南中学”等学校2亿5千9百万元，折合黄金923.27两。正如荣德生所言，荣氏企业“一年统计，纳税于国家者不少，资助于社会及学校者亦多。至此，而信外国培植人才、专心实业之效果(荣氏企业教育网络如下图所示)。
企业教育设施的设立与持续的企业教育活动的实施，为荣氏企业培养了大批能吃苦耐劳的熟练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不仅在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上有所提升，而且整个企业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其影响所及如同荣氏企业一样向各地蔓延，用荣德生的话来说：“远地各省新创办纺纱厂，常有派人前来观摩学习，或在我厂调去职工指导者甚多。养成所毕业生，后日大多出任各厂高级人员。声誉四播，始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此非虚言。凡事只要实做，将来必有成功。”可以说。正是对教育尤其是企业内教育的重视，使得荣氏企业得以健康发展。
三、企业承担教育职能的效果
企业职工有教育需求，企业有技术依赖，企业主有赢利愿望，这些促成了企业教育的必要性：企业是生产经营场所，这种场所为教育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条件，使企业教育具有可能性：企业负责人对企业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重视以及积极实施。使企业教育得以实现。荣氏企业能成为有效的教育机构，正是上述因素综合的结果。企业教育的实施，使企业呈现浓厚的教育气息，教育型企业得以出现。不仅带来了教育收益，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就教育而言，企业教育开辟出一条教育普及和提高之路。并形成鲜明特点。
其一，有利于教育普及。推动了教育的民主化。企业参与教育活动，使大批成年文盲及其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荣氏企业负责人所办学校数量众多、质量上乘，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1915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一等金质奖章，1918年得到教育部“化行美俗”匾额的褒奖。近代无锡教育事业尤其是私立教育发达，据当时无锡县视学呈报称：“私立学校之多，以无锡市为最然。以个人财力创设图书馆一所及男女小学八处，则开原乡荣君宗铨，足为全县之模范。”其企业教育成就斐然。仅1934年5月至1935年3月，申新四厂就培养养成工十批，人数达1000余人，“这种大规模的训练养成工，在国内尚是首创。”1936年。申新三厂所办劳工自治区，声誉四播，除养成所培养大批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外。“所办识字班已有一千六七百人。医院、礼堂、子弟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公共花园、合作社、合作饭店等等。应有尽有;工余还有副业。”同年6月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局长陈海峰陪同国际劳工总局特派员伊士曼到厂视察后，给予“规模宏大，组织完善，尤以关于工人福利事业之自治区。足树国内工业界之模仿”的评价。这种做法既是教育民主化的体现，亦是教育普及的有效途径。
其二，企业参与教育活动不同于政府，重视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经济或生产性功能，“求实学为实用”是其特色。晚年的荣德生指出：“教育贵在实学，若虚有其名。无补实用，不如无学。”所谓“实学”，是实业发展所需要的学问，即能够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和从事社会生产的知识、技术和技能：所谓“实用”，是指能将所学应用于实业活动。学用相符、学用结合、学能致用。能够运用所学提高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质量，并能解决社会生产和生活问题;“实学实用”，即根据实业发展需要创办教育。教以国学和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培养实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强调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实质是培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生产者，“实则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从事生产，有裨实用’而已。”企业职工教育自是以“实学实用”为宗旨，学校教育亦以此为旨归。他自称所办工商公益中学毕业生都能学得实用技术。今日各工厂、各企业任技术员，工程师、厂长者不少，尤以纺织界为最多。
就企业发展而言。由于企业教育的实施，使得企业职工素质结构大为改观，企业生产效能显著提高。据统计，工人经过培训后，每锭生产量逐年增加，由每锭产0.8磅而1磅。而1.1磅，开支方面逐年减少。由于技术提高，人数少反而出品增加。以纱锭为例。1933年之前。每万锭子需要工人450余人，至1934年，相应的工人数下降到297人。继而减至270人：在织布机管理方面。以前每人管理两台，“现在都可以管理四台了，将来还想增到六台和八台。……这种增高技术，减少人数而出品反而增加的事实，在美国福特汽车厂表现得最显著。”荣氏企业的重要智囊人物薛剑明将此“归结为安定劳工生活和改进劳工技能的效果。全厂同仁，深知此义。
现在正在做第二步改进。”
企业教育的实施于研究机构的设立，使企业成为理论联系实际、产学研结合的理想场所，为荣氏企业的扩张奠定技术基础。荣氏企业需要大量机器设备，购置机器耗费巨额资金，于是1929年在公益工商中学实习工厂基础上成立公益铁工厂。1933年，在荣一心兼管铁工厂之时，招入职业学校毕业生，购置大量美式先进机器加以仿造、改良，能够制造抽水机、轧面机、小引擎、车水机、丝厂用品、摇纱机等，“凡东西来路出品，均能仿之自造”。“局内面粉厂、纱厂、铁工不假他处。”抗战胜利后，创办开源铁工厂，制造纱锭及织布、面粉等机。以达自造、自用、自修之目的。对于学生实习的功效，荣德生曾有过一番说明：“民国十七年后注重工场实习，至二十六年。每日可出新式布机八台，较之日本之丰田式、美国之狄更生式为佳，价亦便宜五成以上，其它如面粉机、纺纱锭亦可做出。”
由于大规模的人才开发并辅之以适宜的经营策略和雄厚的资金后盾，使荣氏企业大幅拓展。1931年，申新有厂九个，有纱锭50万，织布机3000余张，“国内无出其右，外人侧目。粉厂一时亦占最多数。”1936年，荣家企业已有工厂20多个，在全国近70个城市有支店或联络点，经营覆盖范围从关内到关外，从东部到西部，从南方到北方。业务拓展到港、澳地区和日本、南洋群岛、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巴西等国家。其面粉产品畅销华北、远销英伦，盈利率高达10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荣氏企业主要项目的年平均增长率在30%以上，申新发展速度超过民族资本棉纺厂速度，其纱锭增长率也超过同期日本在华纱厂。至1932年底，9个纱厂年产纱30余万件。产布280万匹;12个面粉厂，年出面粉2000万袋，荣氏申新纱厂占全国关内各省民族资本纱厂纱锭数的20%。织布机的28%;茂、福粉厂规模占全国国内各省面粉工厂的1/3左右，占上海1/2左右。事业的成功使荣德生对未来充满乐观。他于是做出进一步规划：食品工厂由面粉厂而扩展至各种主要食品;纺织工厂从纱、布而扩展至印染、丝绸、麻葛、呢绒以及有关衣着;机器从翻砂、铁工而扩展至重工业，能自造各种母机：办学则自小学、中学而至专科、大学;筑路则接通环湖，使无锡不仅成为工业之中心。并为各地市政建设之模范。
就社会发展而言，企业教育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企业教育的实施。使得企业经济效益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办学、修路、架桥、慈善，是荣氏企业承担的道义责任;企业发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人能够有谋生之条件。曾在荣氏企业供职的薛剑明指出：荣氏兄弟“手创实业直接生活者，不下十万人，而其间接者，更僕难数。国计民生，非同浅显”;曾长南洋大学的唐文治称：“凡兹商业人第见其霞蔚云蒸，……而不知先生之心，在以商救国、裕国，即以兴国，不言而躬行者，在澄思默虑中也。”在荣氏企业负责人荣德生将国家富强作为奋斗终身的事业，事业以实业为主，实业以工业为权舆，工业以机器为特征，机器的制造和使用以人才为枢纽、以教育为基础。实业经历使他对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有着切身体会，“处此二十世纪，各种生产，大部运用机械，单恃人工生产，决不足以解决人类需要。一切物质资源，实为人类生活必须。物质生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社会自能安定。”他明确指出：“我国欲图独立富强，非使国家社会走向工业化不可。”重工业关涉制机之机，“吾国工业发展首先注重重工业，因为必先有重工业，才可利用机械，从事种种生产。”实现以机器生产和使用为特征的工业化生产是荣德生实业经历的认识结晶，也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在实业活动过程中购置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先进机器设备，而且自己创办机器制造厂。为机器生产本土化做出积极探索。鉴于当时所用机器多为订购于国外。漏卮甚大，将铁工厂作为一“基本工业”。于1948年，创办“开源铁工厂”。取“开发我国工业之资源”之意，制造纱锭、织布、磨粉等机器，以达到自造、自用、自修之目的。荣氏企业在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荣氏企业根据实际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创办了各级各类教育，对中国固有工商教育的现代改造和新式教育的本土化探索，作出可贵探索。尤其是企业内教育、科学研究、工业生产结合的方式成为将这种改造与探索的绝佳方式。成为中国教育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环节。在企业中设立教育设施、从事教育活动并非是荣氏企业一家，而是一些企业的通行做法。像民生公司有“社会大学”之称，上海康元制罐厂有“工厂化之学校”之谓，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出台后，承担“劳工教育”成为企业的法定责任，企业教育走向法制化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然而，像学徒教育未受到应有关注一样，这种发生在企业内的、与社会生产和经营管理有密切关系的教育。极少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细谷俊夫于1970年代系统考察发达国家技术教育发展历史后指出：“我们历来都是只从教育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必须说。站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立场上看到的技术教育的最基本的问题就在于此。”不仅在技术教育方面如此，而且“在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上，它(企业——引者注)也在逐渐地担负起巨大的作用。”细谷俊夫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工业化国家已经将企业教育作为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予以关注。在以“教育公平”为导向的现代中国，需要给企业教育以足够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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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细谷俊夫，江临丽译，技术教育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210-211
作者：李忠 文晓梅
摘 要：民生公司在从事生产与经营的同时，积极推行教育活动。企业教育活动在大幅提高企业职工文化水准和技术水平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使民生公司充满浓郁的教育气息，成为民国时期教育型企业的典范，有“社会大学”之誉。企业教育活动的推行，实现了教育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使民生公司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航运公司，其负责人亦有“中国船王”之称。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中，重温民生公司的企业教育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民生公司;企业教育;影响
作者简介：杨真真(1986-)，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李忠(1972-)，男，陕西吴起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从事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劳工教育的思想、制度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0YJA880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主持人：李忠。
1925年，卢作孚以一只小火轮起家创建了民生公司。经过不到三十年的艰苦努力，组建成涵盖航业、机械业、电汽业、染织业、代办业、投资业的规模庞大的民生实业集团，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航运事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卢作孚本人亦被称为“中国船王”。民生公司的成就，与其企业教育密不可分。由于企业负责人将民生公司当作教育机构加以经营，设立各种教育设施并积极开展企业教育，使民生公司充满浓郁的教育气息，成为民国时期企业教育的典范，享有“社会大学”的美称。良好的企业教育在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的同时，也为民生公司创造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成为民生公司迅速发展壮大的内在力量，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与教育效益。本文以民生公司为例，分析企业教育发起的原因、采取的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以期为今日企业教育发展与学习型社会建构提供些许借鉴。
一、企业开展教育活动的原因分析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生产经营的组织。企业盈利以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实现，企业满足社会需要的方式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等。其中，技术是企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企业只有不断补充知识和技能，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时，企业即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这也是企业用人的通行原则。当然，企业教育能否有效展开，与企业负责人对教育在企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以及企业对教育的依赖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民生公司对教育的依赖及其创始人深谙教育在企业发展中的意义，使企业教育得以展开并获得迅速发展。
(一)企业负责人的教育认识
卢作孚仅读过数年小学，但他勤奋好学，喜欢阅读期刊杂志，先后做过教师、报纸记者、杂志主编、四川泸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成都通俗教育馆长等。兴办实业之前，卢作孚就是一个虔诚的“教育救国”者。他曾言：“国中万事，希望若绝，寻求希望，必于教育事业”。“一切病象，皆缘于人，须教育救治之;一切事业，皆待于人，须教育兴举之”。[1]813在1916年《各省教育厅之设立》一文中，他指出：“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法治赖以立，实业赖以兴，军备赖以裕，即为国家所赖以存”。“即社会上凡百事业，孰非以教育培之根柢者，故必有独立之精神，毋复使风雨飘摇，如旧时现状，始足以振起教育，改良政治，发展社会之实力，而富强我国家也”。视教育为百业之基、强国之本，并提出推进教育发展的措施：“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1]
1921年,卢作孚出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开始“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川南新教育实验。先后举办的教育活动包括：创办通俗教育会，开展民众教育活动;整顿川南师范学校，改变川南地区教育制度，进行新教育实验;提倡社会教育，举办展览会，推行移风易俗运动，创办图书馆与阅览室，举办学生和军人联合参加的运动会;创办《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呼吁民众关心教育事业等等，形成川南教育新风尚。
1924年，卢作孚被委任为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他积极创办教育设施，推行通俗教育。建成拥有自然、历史、农业、工业、教育、卫生、兵器、金石等在内的博物馆，另有图书馆、运动场、音乐演奏室、游艺场、动物园、音乐演奏厅等。在馆中举办古物博览会、中国画展览会、西洋画展会，召开有关科学、教育及社会改革的演讲会，组织文化、艺术、生产、思想等方面的讲座并放映相关的电影等，使成都通俗教育馆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文化、艺术和游览中心，在全国享有盛誉。这些活动为卢作孚在企业中实施教育活动积淀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
民生公司建成后，更是被卢作孚直接当作教育机构加以经营管理。他认为，“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族之热力。就纵而言之，其作用在求学理之精深。就横而言之，则在谋民众知识之普及。”[2]他以实业为事业，指出“事业即学校，且是最好的学校。”[3]10在卢作孚看来，企业是最实际的学校，可以“训练所有工作人员，使其有秩序地配合活动，使其活动有效率，有技术，且有管理的技术。”[3]9他将民生公司当作学校，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是想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1]48卢作孚对教育的深刻认识及身体力行，使民生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机构，并最终享有“社会大学”的美称。
(二)实业发展的需要
如果说企业负责人重视教育是出于对教育的主观认识的话，那么，企业的性质、企业对教育的依赖程度及其具有的条件，使得企业不仅对教育有客观要求而且为开展教育活动创造了条件。伴随清末民初西学东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的建立在手工生产基础上的手工业。机器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新工艺不断被应用到生产之中，新兴行业不断增加，新的管理理念与方式不断被应用于实践，对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技术的教育以及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4]生产经营活动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过程，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教育是传授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方式，时人指出：“举凡各种事业之发达与进步，莫不与工人之知识有关。故增加工人之知识，实为使产业原料之不至浪费，工作时间的节省，生产能力藉以锐进等等之最大原因之一。由此观之，在我国现今推广职工教育，实为刻不容缓之内容。”[5]教育成为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改善劳动者素质结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企业不仅是知识技术的消耗者，也是知识技术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不符合企业要求。正如陶行知指出的：“由于教育与社会脱节，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成为常态;学生离开死的学校踏入活的社会，便茫然无所措手足，一无所能;小学如是，中学如是，即大学亦如是。教育者尽管办教育，而学生知识低落依旧，人民无知无能依旧。教育的成绩，只是养成一些博士学士、政客官僚的候补者。如此教育，与发展文明、养成健全国民、推进国家与民族强盛繁荣背道而驰。”[6]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教育与企业双双陷入困境，导致“无办法社会”的出现：“无办法的社会，亦没有训练出有办法的人来，供给各种事业上的需要;一种事业，到处找人，找不着人，这是两方面不能调协的现象。事业上需要的人才，还须建设事业时重新训练，重新训练，非常困难，所以建设事业，极易失败”。[1]54人才本身比较少，即使有人才也被毁坏了。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专门的技能被毁坏了。专门技能是被用在专门的事业上的，但是，由于社会上没有专门的事业，专门技能就无所用之，以致出现学工业、学农业者却在军事机关当了秘书;第二，高尚的志趣被毁坏了。青年被社会改造，随波逐流，缺乏改造社会的抱负与能力;第三，社会不良风气如嫖赌、奢侈、欺骗等，毁坏了人才好的习惯。人才匮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缺乏有训练的人”。[1]174面对人才困境，只有积极训练、培养。“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1]55“办事须尽力揽人才，更须尽力训练人才。”[1](P35)在已经成为企业主的卢作孚看来，不仅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而且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只要训练人成功，不要怕所创造的社会失败，只要人成功就会有事业成功。”[1]174企业对教育需求以及企业主对教育的重视，使得企业教育展开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民生公司的企业教育
自成立之日起，民生公司即致力于企业的教育化，将企业当作教育机构加以办理，创办各种教育设施，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先后设立企业职工学校、职员训练班、研究会、识字班等教育设施，辟有运动场所、图书馆、阅报室、展览馆等教育辅助设施，开展教育活动;举办演讲会、播放电影，拓展教育影响。为了倡导企业教育理念、扩大教育影响，民生公司先后创办了《新世界》、《民生杂志》等期刊杂志予以宣传和提倡。总体而言，民生公司的企业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文化知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管理知识教育与精神教育等方面。
(一)文化知识教育，旨在提高职员文化水准
民生公司的职工，多来自小华轮公司，文盲和半文盲占有相当比重。民生公司建成后，首先开展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文化知识教育。由此，以识字班为形式、以扫除文盲为目的的识字运动在民生公司蓬勃展开。识字班根据船员的不同工作环境分为两种：其一，囤船船员即固定职员识字班，按照地点又分为合江囤船、长寿囤船、重庆囤船等船员识字班;其二，行船船员即流动职员识字班，按照民生公司的轮船编号如“民生号”、“民宁号”、“民法号”、“民用号”等分别设立船员识字班。每个识字班均有公司正式聘请的教师，按照职员文化知识程度专责教授。为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教育规模，民生公司积极致力于教师队伍建设，并组建职工教育联合会，教师为当然会员。教育联合会定期召开会议，“报告其学生人数的增减，学生成绩的进退，教材如何，教法如何，又所解决的困难如何”等[1](219)。1936年4月，公司制定《船员文化教育大纲》，将船员按程度分为三级，分别教授：第一级，教授不识字及略识字的船员;第二级，教授能阅读普通书报及能做简单文章的船员;第三级，教授知识较高能做百字以上文章的船员。《大纲》规定：教育费用由公司承担，每三个月为一个学期，定期举行周考、月考和大考;为了鼓励学员求学，大考合格者，学习用具费用由公司承担，除按成绩的等级进行物质奖励外，还在公司的《简讯》或《新世界》上予以通报表扬，并将成绩记入本人履历档案存查，作为职务提升的依据。相反，若大考不合格，学习费用自理，并由轮船负责人进行训诫。另外，每年还举行一次读书、写字的竞赛，成绩优越者给予奖励，并给所在团体以奖项。从1936年4月开始起至1937年9月止，民生公司的扫盲教育举办三期，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有217名教师担任教育教学工作，扫除文盲948位。到1937年底，民生公司基本扫除了文盲。[3]16
(二)职业技能教育，旨在提高职员的技能水平
民生公司规定：凡民生公司的职工，都需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岗位不同，时间和内容各有侧重。其中，技能要求和安全要求最高的是驾引人员，服务质量要求最高而又直接影响公司形象的是茶房，因此，这两个部门的职工技能培训是重点。驾引人员必须经过3个阶段培训和3次考试合格之后，才能正式上岗。新的驾引人员，首先学习3个月的基本常识，包括船舶的性能、航道、航行规章制度及基本的操作原理和技术等共计32项内容;经考试合格者，进入6个月的考察期，要求学员了解船只的特性、驾驶人员的职守、过滩方法、水道图等共计37项内容;经考试及格者，进入为期6个月的实习期，内容包括轮船行驶的各种操作方式、注意事项及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等54项。通过实习，使其获得实际操作经验，从而能够独立承担某种职责。实习结束并经考试合格者才能上岗，并视其实际能力加1~2级工资。[7](128)对于已经在岗的驾引人员，民生公司也是要进行提高职业技能的教育。对于茶房服务人员，需经茶房训练班培训，以提高职员服务水平。为切实提高茶房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民生公司先后制定《茶房训练纲要》(1933年)、《茶房须知》(1933年)、《茶房训练细则》(1935年)、《轮船服务人员须知》(1940年)等规章制度。新进人员，以《茶房须知》为课程，先在北碚进行为期2~3个月的训练，然后在各轮船分别接受训练。态度方面，要做到和善、温让、灵活，服装整洁并按规定穿着;行动方面，要对旅客做到“五快”，即眼快于观察，耳快于细听，口快于应答，手快于递送，脚快于接应;礼仪方面，亦须接受规范动作的训练。[8]通过这些训练，民生公司的服务质量显著提高，大大提升了民生公司的信誉和竞争力。除此之外，民生公司还开办了水手训练班、理货训练班、护航训练班、轮机训练班、经理训练班等等，使民生公司的每个职工，都能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教育。
科学管理教育，旨在提高管理水平。科学管理对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卢作孚说：“建设有两个目的，亦需要有两个方法，第一是技术，第二是管理。”他认为技术和管理是现代企业发展的两个武器，要求职工“得天天要求技术和管理的提高。”[1]262如果说民生公司的职业技能教育主要是在广大的基本职工队伍中开展，科学管理教育则侧重于对公司高级人才的教育。因为这些人员是公司的决策者和制度的制定者，他们的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发展。民生公司成立了各种以提高公司高级职员管理水平为目的研究会，如航业研究会、船舶机器研究会、驾驶研究会、计政研究会、会计学会、人事管理研究会等等。同时，组织读书报告会，举办名人讲座等，以此来加强高级职员对公司管理的研究，这些做法，对提高民生公司的科学决策以及管理水平的作用不容忽视。
精神教育，形成民生精神。民生公司精神教育旨在形成民生精神。在卢作孚看来，民生精神就是个人的牺牲精神、实业的奉献精神、社会的爱国精神。民生公司奉行“超个人成功的事业，超赚钱主义的生意”之理念，提倡奉献：“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的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3]要求职工每日自问：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助于事业?事业是否有助于社会?民生公司负责人高度重视精神改造在青年中的意义，要求青年必须养成奋发蓬勃的朝气，革除苟且偷生的习性并打破自私自利的企图。“我们所做的事业，是在培养青年，然而不是培养各个青年本身，而是培养社会需要的青年”。[9]通过各种途径，民生公司将民生精神灌输到公司的各个角落，落实到职工工作、学习乃至生活中。例如，公司对职工的教育培训中，首要的是思想行为的教育，每位职工都要接受《民生精神纲要》的学习，并逐个进行考核;人人按《逐日应有的检讨》自我检查，从不弃怠;举凡朝会、例会、演讲会等，都贯穿着民生精神的教育。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更是民生精神的积极倡导者与践行者：他亲手创办了民生公司，却不占有公司的一份资产;他一心奉献，衣着朴实，生活简朴，成为民生精神的典范。民生精神成为民生公司软实力，成为民生公司凝聚力量与克服困难的内在力量，引领民生公司不断取得新的成功。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发扬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前线的军用物资、民用物资以及军政人员向后方撤离作出光荣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成为民生精神的真实写照。
除重视职工教育和培训之外，民生公司还注意发挥图书和报刊等辅助设施的教育作用。民生公司在总部及其直属单位设有图书馆，在各轮船等流动单位均设有巡回文库，保证公司每个职员都有阅读条件。公司还办有《新世界》、《民生杂志》和《简讯》等多种刊物，以扩大教育影响。其中，《新世界》是介绍民生公司的主要阵地，是宣传民生公司经营理念和提倡教育的媒介。各级各类教育设施的创办以及教育活动的有效开展，使民生公司充满浓郁的教育气息，成为民国时期企业教育的典范，也是教育型企业典范，被时论誉为“社会大学”。
三、企业承担教育职能的效果
企业教育的实施，不仅改变了民生公司职员的素质结构，而且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教育效益的结合。
民生公司企业教育的实施，大大提高了企业职工的素质。据1934年底的调查，行驶长江各线的23只轮船，有船员975人，完全不识字者为217人，占总数的23%，识字者758人，约占77%;在758人中，受初级教育者591人，受中等教育者145人，受高等教育者仅22人;受初等教育及文盲人数共达808人，占船员总数的82.87%。[3]35通过企业教育，民生公司职工的素质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到1936年，在全部职工3844人中，接受过培训者达3580人，占职工总数的93%以上。其中，大学程度者100余人，相当于中学文化程度者近1200人，约占30%;与1934年相比，小学程度者由不足32%上升到56%，而文盲比重不到10%。[3]到1937年底，民生公司基本扫除了文盲。通过严格的职工训练，民生公司的职工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得到稳步提高，这对提高公司的竞争力，起到积极作用。
企业教育的推行，为企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使企业获得快速发展。民生公司创办时仅有一艘70吨的小轮船，经过十年时间的发展，在长江航线的航运实力接近经营了60多年的官办企业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其发展速度被喻为“中外罕见”[7]2。抗战期间，民生公司不仅航运业有长足发展，船舶数量由战前的46艘18718吨增加到1945年的84艘25718吨[10]，而且还向煤炭、钢铁、船舶与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的90余家企业投资，资产总额由战前的988万元增加到1945年的59.79亿元，成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11]抗战胜利后，民生公司又有新的发展，1949年船舶数量和总吨位分别达到96艘72469吨，1947年的资产总额即达到2625.79亿元。[12]在25年的时间里，民生公司走过了一条高速发展的里程，“打破了中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新纪录”[7]137。由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其创始人卢作孚被毛泽东誉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士之一。民生公司的发展，与企业教育密切相关：“须有高度之专门技术与人才，方能达到最高之生产效果。”[13]正是因平日的教育与训练，使民生公司具备训练有素的高素质职工队伍，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民生公司企业教育的实施，不仅给企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1938年，民生公司拥有轮船46艘，吨位达到18718吨，职工3991人，资产1215万元，承担了长江上游70%的运输业务，成为我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有人曾这样评价说，“民生公司是一个值得爱护的集团。自古‘蜀道难于上青天’，但今日因了川江交通的便利，蜀道并不见得难了。民生公司的奋斗精神与共同努力地热诚，是我们不可漠视的”。[14]毛树清指出：“建设西南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交通的发展。民生公司解决了这一难题，用了水上运输的力量，推动了西南的发展。企业教育的实施，使企业职工思想觉悟大幅提高，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民生公司员工首先被动员起来参加战斗。1938年，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有三万人员、九万吨器材滞留待运。为此，卢作孚亲赴宜昌，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连夜开会，制定出40天内运送物资的详细计划，使撤退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其航运力量之大、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在中国乃至世界航运史上均属罕见，被晏阳初先生喻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据统计，仅抗战初期的前三年，民生就运送各类人员150余万人次，物资约100万吨，民生公司损失船只16艘，牺牲职工百余人，为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光荣贡献。通过企业教育，民生公司缔造了自己的传奇。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仅是人才的消耗者，更应是人才的培养者;而且，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企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学校无法比拟的优势。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系统考察发达国家技术教育发展历史后指出：“我们历来都是只从教育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并将这种发生在企业中、由企业所实施的教育与实施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实施高等教育的大学并列，称之为“第三教育场所”。[15]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背景中，需要重视企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重温民生公司的企业教育，具有独特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罗中福，等.卢作孚文选[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凌耀伦,熊甫.卢作孚文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34.
[3]卢作孚.业务管理[J].新世界，1945(2).
[4]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122.
[5]中华民国大学院.全国会议报告[M].乙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415.
[6]陶行知全集编写委员会.陶行知全集[M]第十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88.
[7]田海蓝，周凝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8]凌耀伦，等.民生公司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304.
[9]卢作孚.青年的出路[J].宇宙旬刊，1935(8).
[10]民生公司简讯，1946(876).
[11]历年资产增长情况表.长航档案，民生，永久105号.
[12]1951年各船概况表.民生公司档案，总197卷.
[13]杨槱.造船工程之生产计划与管制[J].中国造船，1948(2):18.
[14]高庆丰.期望于民生公司者[J].国魂，1940(49):4.
[15](日)细谷俊夫：技术教育概论[M].江临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211.
责任编辑 王春桂
作者：杨真真 李忠
尚品美容美发顾问有限公司
教育培训部职责
1、制定公司年度、月度经营培训计划及行事历，制定培训中心的经营管理目标与考核;
2、负责员工的技术、技能培训，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3、负责各层级员工的晋升培训与晋升辅导;
4、负责专兼职讲师队伍的建设、考核与管理;
5、负责部门教学研讨的组织;
6、负责各级培训班的组织与运作(通知下发、报名、培训班管理、教与学、培训评估与改善、员工培训档案);
7、负责直营店晚课教育的安排与监督实施;
8、负责季度直营店发型设计与颜色的推广;
9、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与维护，承办对外培训;
10、负责员工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月度人力报表的上报与分析;
11、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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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部职责
1、制定公司、月度经营培训计划及行事历，制定培训中心的经营管理目标与考核;
2、负责员工的技术、技能培训，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3、负责各层级员工的晋升培训与晋升辅导;
4、负责专兼职讲师队伍的建设、考核与管理;
5、负责部门教学研讨的组织;
6、负责各级培训班的组织与运作(通知下发、报名、培训班管理、教与学、培训评估与改善、员工培训档案);
7、负责直营店晚课教育的安排与监督实施;
8、负责季度直营店发型设计与颜色的推广;
9、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设与维护，承办对外培训;
10、负责员工队伍的建设与发展，月度人力报表的上报与分析;
11、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1、负责培训科的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研究生项目和各类长训班的招生、教学、日常管理和就业推荐等工作。
3、负责培训科工作计划、总结的起草及经费预算，负责对本部门所管项目的相关费用及时进行清理与收缴。
4、负责培训科人员岗位安排及思想政治工作，完成责任目标。
5、负责本部门聘任人员的日常管理与考核工作。
6、积极参与项目开发工作。
7、完成院领导交给的其它工作
招生部人员岗位职责
1、根据学校计划，制定全年及学段招生计划，预算并按计划执行全年宣传经费;
2、负责新思维学校品牌的推广及延伸形象设计和使用。重点做好宣传材料的策划、设计与制作，力求达到最佳效果效果;
3、制定宣传计划以及宣传人员的培训，切实做好招生宣传工作，确保方案与目标任务的落实;
4、负责竞争对手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及时反馈与建立档案;
5、负责对教职工形象、口才、技巧、心理和团队等需要提出项目策划;
6、协助各校区开展综合形象的打造工作，协助各校区做好招生宣传工作。传播校园文化，标榜优秀教师，展示耕耘成果，树新思维人形象;
7、负责形象据点的建立;
8、在重大节日策划活动，制定全年固定策划活动;
9、协助教学部、学管部合作开发新产品;
10、评估全年生源流量与分布，并对下一生源数量进行测评与预估;
11、及时完成校领导安排的各项任务。
一、岗位名称：
培训讲师助理
二、工作职能：
1.协助培训讲师的培训工作，及培训管理工作。
2.承上启下，对讲师及时反馈教师信息及需求。对受训教师传达讲师的理念及作业。
三、岗位职责: 1.讲师助理，是培训讲师的第一助手，主要工作方面为 (1)班主任职能：维护培训课堂纪律及组织安排。
课前：提前组织教师进行会场布置，做好参训教师信息登记(包括姓名、生日等)。
课中：纪律督促检查并记录(如课中玩手机等行为)扣分。主动发言，活跃的，优秀的，表现良好的予以加分表扬。 课后：组织教师将会场清扫完毕(参与打扫的予以加分)，并向讲师汇报工作。领取任务和安排。
乐捐制度：制定合适的乐捐条件、方法(如迟到、早退，乐捐5元。课堂中手机响铃乐捐5元等)。 (2)主持人
会前主持：15：00开始，15：10讲师进场。 会前游戏：控制5分钟，猜迷等。 会中暖场：讲师安排，助理配合。
会后安排：加分公布，会后整合，作业安排。
(3)协助培训主管教师拟定、研究学校未来培训内容发展的方向并拟订每周培训方案。
(4)每周教师培训的前期工作完善，包括培训PPT制作，培训前教室布置，设施、设备完善等工作。
(5)每周培训是否正常进行的通知及跟进，培训主讲教师如因其他原因不能主持培训，应及时与主讲教师沟通，并帮助主讲教师主持此次培训会议。
可染美术教师：吕松阳 2015.12.9
培训部是创业孵化园区主要负责培训组织实施、培训档案管理、培训补贴申请、培训后续服务的业务部门，在创业孵化园区中心主任领导下开展工作，其职责范围如下：
1、负责创业培训工作，包括大学生创业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创业培训。同时负责再就业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园区内企业管理人员及员工的技能提升培训工作。
2、负责制订和完善各类培训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3、负责制定教学计划、安排课程教师、发放教材、宣传招生及培训日常管理工作，包括教师进修、兼职教师聘用、培训总结、教案制作、课时安排、教学管理、教学常规检查、课时统计等及教学人员工作量统计工作。
4、负责创业培训(GYB、SYB、IYB)开班准备工作、结业考试考核、创业培训证书发放、学员后续跟踪服务及培训补贴申请。
5、负责培训学员档案制作、资料收集和档案管理工作。
6、负责培训教室的使用、管理、环境布置和设备摆放工作。
7、做好自身的日常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培训部个人岗位职责
1、负责培训部日常管理工作。
2、负责制订培训部各项规章制度、培训计划及各项创业培训教学计划。
3、负责在创业培训开班前12日将培训计划办班情况报局培训科，经审核同意后准时开班，做好开班前、开班中及开班后各项工作。
4、负责培训部严格按照SIYB培训要求实施教学。在教学上按照学员筛选→培训需求分析→培训→后续支持服务→质量评估开展培训工作。在培训人数上实行小班教学，每班学员人数不得超过30人。在培训学时上按照《产生你的企业想法》(GYB)培训时间为24学时;《创办你的企业》(SYB)培训时间为80学时进行培训。
4、负责创业培训教师培训、选聘及负责组织对内创业培训教学研究和对外培训教学交流观摩活动。
5、负责培训教室的使用、管理、环境布置和设备摆放工作。
6、负责创业培训结业发证及补贴申报
7、负责培训档案整理、归档。
8、做好领导交办的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