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中国装备工业的未来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是工业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是因为装备制造业不强。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
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与改革开放分不开的，特别是与2001年入世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分不开。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占全球的比重达到19.8%，超过美国(19.4%)成为全球最大制造国。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还不是工业强国，我们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下游。”工信部副部长苏波提醒说，“2010年全球最有价值的500个品牌中，中国制造业品牌只有17个，且前100名榜上无名。”
这样一个重要产业，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为加快振兴装备工业，2008年我国政府进行大部制改革时，在工信部专门设置了装备工业司，主抓全国装备工业的行业管理工作。
高端装备是201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温家宝总理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看来，政府主管部门认为，中国工业要转型升级，要由大变强，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产业是必然选择。
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为尽快走出危机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重新关注实体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再工业化、低碳经济、智慧地球等新的理念，并纷纷加大科技投入，试图在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保持竞争优势，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继续掌控全球产业发展方向，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已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焦点。
一场全球范围内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高点的战役已经打响。
在此之际，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资源环境日趋紧迫的压力，现有发展方式的局限性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
据统计，我国粗钢产量，2010年为6.27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4%，超过世界第2位到第20位钢铁大国的产量总和!绝大部分由我国自己消费掉了。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200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耗达31亿吨标准煤，是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7.5%。而同期我国的GDP只有34万亿元，约合4.7万亿美元，占世界GDP54万亿美元的比重仅8.7%。2010年，我国用电量4.19亿千瓦时，超过美国的4.15亿千瓦时，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有国家超过美国的用电量。
这种依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发展的方式是难以为继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在此背景下，《决定》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国际竞争优势，必须把握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加快培育和发展物质资源消耗少、环境友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决定》所指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司长张相木强调说：“高端装备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部分，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重要支撑，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六个领域的支撑，比如新能源装备、新材料装备、高效节能环保装备、电子信息装备、生物制品装备、新能源汽车生产线等。”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一位专家进一步分析道，高端装备制造业与其他几个产业有密切关系。“新材料产业”是装备的基础和关键，历来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重点;而“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装备，装备本身也是这些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决定》虽提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其核心还是装备，制高点是高端装备。高端装备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部分，具有技术密集、附加值高、成长空间大、带动作用强等突出特点，对于加快我国工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高端装备制造都包括什么呢?《决定》发布不久，张相木在第四届亚洲论坛演讲时说，“十二五”期间“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总体思路是面向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重点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性制造。做大做强航空装备和卫星及应用产业，提升轨道交通装备水平，加快培育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把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实现我国装备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随后，工信部的其他领导及许多专家学者，都对高端装备做了专门的解释，虽有不同理解，但在“十二五”期间，还是重点选择了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和智能制造装备五大领域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集中力量加快推进。
张相木强调，我国要掌握发展主动权，必须优先重点发展先进航空装备和高速铁路交通等先进运输装备、海洋工程装备、高端智能制造装备，加快建设以卫星应用为核心、以服务国家发展为目标的空间基础设施。
世界各国争相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种种迹象表明，全球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突破关头。继信息技术革命之后，未来15至20年左右，有可能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其特点很可能是跨产业的技术革命。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口在那儿?据有关研究证实，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起产业革命的发生，进而引起整体经济的大变革。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英国成为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以电气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美国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美国的霸主地位。抓住这次机遇的日本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发达国家。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与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都失之交臂。目前，全球正孕育着以新能源和智能电网(物联网)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的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将直接影响我国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能源的改进和更替。英美先后抓住煤炭时代、油气时代的历史机遇，取得技术领先的地位，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世界能源发展已进入新一轮的战略调整期，各国通过能源技术路线图的引导，纷纷制定新能源发展战略。
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突出了以能源为主的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被称为奥巴马“能源新政”。美国提出将研发投入提高到GDP的3%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力图在新能源等领域取得突破。欧盟宣布到2013年以前，将投资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保持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日本宣布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
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全球发展的主导模式，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有可能继信息革命之后，再次重塑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经济政治格局。
我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能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2010年我国消费32.5亿吨标煤，世界第一。未来还要增长，但因基数太大，增量惊人。有专家计算，如果一年增长10%，那么，一年的增量就比英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还大。能源从哪里来，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此外，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直接带来沉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压力，再这样下去，环境也承受不了。所以，我国必须在大力开发新能源的同时，提高化石能源的开采和利用率，走低碳经济和绿色发展之路。《决议》将新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智能电网，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先培育和发展，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也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开发新能源，需要科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说，我们就是要“用无限的科技潜力解决有限的资源环境约束，满足能源可持续发展和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要求”。
然而，能源科技创新离不开装备，技术创新的载体是装备。只有制造出高技术含量的高端装备，才能实现能源的安全高效利用，才能实现低碳发展。因此，能源要发展，装备须先行。
能源装备显然也是高端装备，那么，为什么有可能成为新一轮跨产业技术革命突破口的能源装备，没有进入工信部所定义的高端装备中呢?这似乎与2008年政府大部制改革有关。那一年工信部成立，同时国家能源局也诞生了。能源局首任局长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张国宝，他领导过原“重大装备办”的工作。他认为，重大装备研制技术难度高，前期投入大，制造周期长，首台(套)的应用推广难度大。因此，在重大装备研制和推广初期，必须加强政府的协调和组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重大装备国产化必须依托重大工程项目。所以，他极力主张，国家能源局的“三定方案”中特别确定能源装备由国家能源局负责管理，并在国家能源局设立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这个方案获国务院批准。于是，“事随人走”，能源装备划归能源局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工信部是不可能把手伸向能源局，为能源局做能源装备规划的，能源装备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在工信部所说的“高端装备”中。
2011年12月，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2011-2015)》(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这是国家能源局成立三年来发布的第一部规划，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能源科技规划。据介绍，《规划》由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组织局内各专业司及能源领域200多名专家，历时两年半完成。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李冶司长介绍，《规划》按照能源生产与供应产业链中技术的相近和相关性，划分了4个重点技术领域：勘探与开采技术、加工与转化技术、发电与输配电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将已具备一定基础并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实现产业化的重大科技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在上述领域中确定了19个能源应用技术和工程示范重大专项，制定了实现发展目标的技术路线图。针对重大专项中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规划了37项重大技术研究、24项重大技术装备、34项重大示范工程和36个技术创新平台。
《规划》同时部署了未来10年有望取得突破的重大前沿科技项目，如700℃超超临界机组、高温高强度材料、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示范工程、大规模储能等。
《规划》提出了建立“四位一体”国家能源科技创新体系的构想，即通过重大技术研究、重大技术装备、重大示范工程及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建立保障体制机制、完善立法和标准体系，以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
根据《规划》，“十二五”我国将在能源勘探与开采、加工与转化、发电与输配电和新能源领域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与装备上实现自主化，部分技术和装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冶认为，未来十年，我们应抓住能源体系转型和能源科技创新的最佳发展机遇期，准确把握能源科技的发展方向，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李冶似乎已经感觉到，新一轮跨产业的技术革命有可能发生在能源领域。
高端装备将成为支柱产业
考虑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趋势，从发展阶段上看，《决定》制定“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
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局部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和一批创新活力旺盛的中小企业;建成一批产业链完善、创新能力强、特色鲜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再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一位负责人在解释《决定》中的量化指标时说：定量目标，“是根据相关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和单位提供的基础数据测算的，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在《决定》中，高端装备产业与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一起被列为2020年时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信部装备工业司重大技术装备处处长杨拴昌曾在一个论坛上说，据中美两国的国家统计部门同口径数据，中国已连续两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装备制造大国。2009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总值为2.22万亿美元，美国为1.52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装备制造业总值则达到了2.97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1.73万亿美元。“可以说，现在我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做大，下一步的目标是做强。”杨拴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但他认为，中国在高端设备制造上还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所以，必须大力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
关于高端装备发展的量化指标，张相木提出，力争到2015年，高端装备的销售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达到20%以上;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销售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达30%以上，高端装备国内市场满足率超过25%。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要发展以干支线飞机和通用飞机为主的航空装备;积极推进空间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卫星及其应用产业发展;依托客运专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等重点工程建设，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面向海洋资源开发，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强化基础配套能力，积极发展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
关于高端装备五大领域的发展重点，工信部有更详细规划。
能否圆梦
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这些都是政府的宏图大志，但完成这个任务，要靠企业，要靠整个社会的支持。那么，装备产业的企业家和专家是如何看待政府的宏图大志呢?
“国产装备，装备中国。”这是几代人的梦想，我认为这个梦现在百分之八九十都实现了。我国机械装备工业2000年工业总产值是1.44万亿元，2005年达到4万亿元，2010年达到14.38万亿元，年均增长25%;2010年资产总额10.4万亿元，“十一五”比“十五”翻了一番，相当于5年再造一个机械工业。据统计，2009年其销售额即达到1.52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机械制造第一大国，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85%。”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对走过来的十年给与了充分肯定，但提到高端装备，他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高端装备没有一个量化的定义，泛指而言，技术含量比较高、我们目前还难以掌握的重大装备就是高端装备。就高端装备而言，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有两个“病”，一个是“心脏病”，一个是“神经病”。“心脏”就是发动机，比如民用航空的发动机百分之百还都是国外的。“神经”是管传导的，指机械设备里面的控制系统，如数控机床的研发，现在抓得很紧，但是几乎都分布在中低端，特别精密的控制系统还是不能做，再如核电站里的控制系统我们不敢碰。这些高端装备自己还不会做，我国不得不大量的以高价从外国进口。
高端装备依赖进口，说明我国的装备工业还是大而不强，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对此，一些专家给出了具体分析。
“过去十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局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然而在未来十年，如何能从大而不强跻身真正的世界制造业强国面临系列挑战。”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原副院长屈贤明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装备制造业要面临三个突出问题。
一是自主创新薄弱，高端装备制造呈现失守困局。目前国内的装备制造业不能生产大型民用飞机、深水海洋石油装备，90%的高档数控机床、95%的高档数控系统、机器人依赖进口，工厂自动控制系统、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对外依存度达70%。
二是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主机面临“空壳化”危机。高端主机和成套设备所需的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和配套设备大量进口。海洋工程装备大多数配套设备依赖进口。航空工业所需发动机、机载设备、原材料和配套件的配套能力差，为高档数控机床配套的高档功能部件70%需要进口，大型工程机械所需30MPA以上液压件全部进口;占核电机组设备投资1/4的泵媒主要依赖进口，主要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壳可以做，心脏的东西我们做不了。
三是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价值链的高端缺位。现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过渡依赖单机、实物量的增长，而为用户提供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工程承包、远程诊断维护、回收再制造、租赁等服务业未能得到培育，绝大多数企业的服务收入所占比重低于10%，国外已经超过50%，我们主要业务是属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装配环节。
屈贤明说，这三大致命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装备制造业虽然产值世界第一，但还引领不了世界。
中机联会长王瑞祥认为，机械行业主要有四个问题：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先进技术仰仗国外、高端装备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未能得到有效改观;二是基础发展相对滞后，基础零部件及优质专用材料、自控系统和测试仪器、数控机床和基础制造装备明显落后于主机发展，并已成为影响机械产品向高端升级的三大瓶颈;三是现代制造业尚未形成规模，传统加工制造业比重过大;四是产业增长方式较为粗放。
专家们认为，以上问题不解决，装备工业的“大”梦虽然已圆，但“强”梦难圆。
综合专家们的意见，实现2020年将高端装备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至少要抓好几方面的工作：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自主创新方面，除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外，要强调原创，拿出独特的中国原创产品，这样我们才能解决高端市场失守的问题。
加快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创新商业模式。加快发展专业服务、增值服务等新业态，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支持装备企业发展包括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工程承包、设备租赁、远程诊断、回收再制造等服务，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同时，大力发展独立于装备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环节，重点发展工业设计及研发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软件业、科技管理咨询、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为装备工业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提供有力支撑。
解决基础零部件发展滞后的问题。瞄准重大装备和高端装备发展的需要，解决轴承、齿轮、液压件、气动件、密封件及大型主端件等关键零部件发展滞后的问题。
坚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给管理体制带来挑战，不少现有的管理制度也制约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通用飞机的发展，离不开低空领域的开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节能环保产业也有赖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的完善。
专家们指出了发展高端装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同时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但2020年的前景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企业，企业是如何看待未来呢?
2011年8月至10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了“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在这项调查中，制造业企业所占比重为73.3%，涉及装备制造业七大领域。
调查发现，2011年以来，经济运行趋于复杂，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的信心比2010年有所减弱。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也有所回落。在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较重、盈利空间缩小和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的背景下，不少企业表示要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采取加强管理和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企业在压力下成长。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经营者发展企业的动力有较大影响，同时对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尤其是长期投入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企业经营者希望政府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加快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步伐。同时，企业经营者期待政府进一步深入倾听企业界的意见和建议，提振企业家信心，重视工商界尤其是实体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营造有利于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
记者在对装备制造企业采访中，得到的回应与以上调查基本一致。装备制造企业，包括机床、工程机械等一直发展很好的企业，近期情况并不顺，远期也没有政府的信心高。记者在采访济二机床时，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数控机床不行了，重型数控机床下半年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很是不容乐观，事情发展比预想的还严重。我们现在的订单销售额还是靠国内市场支撑着，不过国内市场已经开始下滑，虽然高端品牌暂时还没受影响。2012年的情况尚可，但2013年就说不大准了。”
记者从另外渠道获知，武重下半年一台机床也没有订出去，齐一、齐二已经开始裁人，国内重型机床市场下滑惊人。
实情与梦想形成极大反差。梦想的实现，首先要解决现实的问题。
2020年做强高端装备产业，并不像政府规划的那么容易。就像转方式调结构，“我们提转方式调结构已经15年了，现在还没有转过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说。
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产业，也是为了转方式调结构，即转型升级。为什么过去15年没做到的事，现在10年就一定能够做到呢?
前不久，李毅中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都参加了“2011财新峰会”。在李毅中演讲后，吴敬琏对李毅中演讲的评价，耐人回味。
吴敬琏说，李毅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要高度重视工业，二是工业必须转型升级。吴敬琏认为，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么多年，还没转过来，与对这两个问题的误解和误导有关。
从经济学角度看，20世纪中期，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后，有一个趋势变得很明显，就是加工制造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原因是伴随着分工越来越细，交易活动就越多越频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发展服务业，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划分，产生了服务业这个统计指标。但渗透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非独立的服务活动，却因统计上的困难，并没有被统计在独立的服务业之中。
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希望把制造业中的服务活动，如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独立出来，误以为这样就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其实，在我国现阶段，把服务活动和制造活动搁在一块儿，常常更有效、更降低成本。
错误地理解服务活动，又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只把传统的加工制造、零件装配、金属冶炼、金属加工理解为工业，结果导致工业附加值很低。
我们现在既要重视制造业，同时又要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怎么转型呢?吴敬琏认为，转型的核心是要把制造业的产业链向服务领域延伸，也就是施政荣先生1992年提出来的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个“微笑曲线”的两端都是服务，前端是研发、设计，后端是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包括商业性服务和金融服务等等。
屈贤明从装备工业实践的角度，得出了与吴敬琏一样的结论，他说：“我们的企业更多的是停留在产品的前半身即装备制造上，后半身为它服务的那一块我们是很差。很多企业都有这样的经验，买了一套很不错的国外先进的生产线，但是，用的时候发现，如果零部件需要换，是非常的昂贵;有问题请专家来维修，费用更贵，有时候来一个人，一天要几十万元。这样，我们企业的后续服务就出现了问题。”
记者2007年曾与《装备制造》杂志的同仁一起到上海电气(601727，股吧)采访。当时，上海电气总经理黄迪南说，《装备制造》杂志的名字叫《装备工业》更好，“装备制造”只强调“制造”，“装备工业”则是强调全产业链。这里的全产业链当然包括为制造服务的活动，并非仅指制造活动。
我国近些年一直在提振兴装备制造业，据称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装备制造行业也经常以我们能造什么为荣，以不能造什么为忧。
看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重视装备工业，是只重视装备的“制造”环节，还是要更重视“微笑曲线”的两端。这关系到10年后甚至更远的未来，我们将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装备工业。
这说明，当今世界装备工业的竞争，已经从“制造”竞争，发展为“服务”的竞争。换句话说，就是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展开了高端竞争。
反观我们的一些规划，仍然仅仅停留在制造领域。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已经10多年了，至今没转过来。振兴装备制造业也提出不少年头了，至今依然强调“振兴装备制造”。
提 要：受疫情影响，中国2020年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有效降低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在经济活动逐渐正常化以及风险总体可控的假设下，预计2021年中国GDP增速为7.9%，财政政策保持总体中性，货币政策有所收紧但维持“适度灵活”。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应放在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上。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造成了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从2020年全年来看，一季度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大。中国是疫情最早爆发的国家，这次疫情夺去了4600余人的生命。尽管疫情在全球蔓延，但中国采取的延长春节假期、旅行限制、封城等措施，使得病毒的传播在中国很快得到了控制。由于经济活动不得不暂停，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下降6.8%，是40多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
有效和具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帮助中国经济快速恢复运转。不同省市根据具体的风险评估情况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低风险地区和关键部门优先恢复了经济活动。随着疫情在全国得到控制，政府通过加强检测、有效追踪密切接触者和本地化流动限制等措施来应对局部爆发。与此同时，政府出台了扩大检测能力、支持医疗和防护用品生产等措施，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追踪密切接触者，并在必要时实行旅行和其他限制。
疫情发生在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大至技术和金融市场。尽管中美两国仍承认第一阶段协议的有效性，但2020年前10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不得不大幅增加商品采购以履行相关的采购承诺。中国与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贸易摩擦，对全球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促使一些国家将生产迁回国内或降低对中国等任何单一贸易伙伴的依赖度，同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限制进一步收紧。欧盟正在探讨其他国家的政府补贴是否会扭曲其当地市场，由此产生的监管规则的修订可能会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运营产生影响。
改革仍在推进，还有很大的空间增强经济的韧性。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危机，但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仍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与竞争中性改革进展有所滞后，导致生产率和增长速度下降。中国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已显著下降，但由于缺乏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家庭储蓄水平仍然居高不下。金融监管方面进一步加强，但金融脆弱性还在加剧。推进上述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更快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并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
一、不平衡复苏
(一)强有力和反应迅速的政策措施有助于降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为复苏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金融救助和财政支持，以保护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同时通过向银行系统补充流动性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增加再贷款额度，对医疗用品、生活必需品等生产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提供定向支持。监管要求银行不能将受疫情影响的中小微企业的问题贷款归类为不良贷款，提高受严重影响地区和行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并在2021年初之前延长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的还款期限。对于家庭部门，政府加快了失业保险的支付，同时将其覆盖范围扩大至一部分农民工，并将申领时间延长了6个月至18-30个月。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关于疫情防控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投入。
(二)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财政政策转向支持需求
我们预计，2020年中国财政支持将达到GDP的4.7%左右，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将为GDP增长带来2.2个百分点的提振。随着财政政策这个自动稳定器进一步扩大支出、减少收入，2020年财政赤字率预计将增加5.6个百分点至18.2%。新增债务预计达到GDP的92%，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64%的平均水平，并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上升。虽然债务高企，但由于净息差和储蓄率较高，中国财政政策仍有一定空间。
(三)扩张的货币政策维持不变，但严重依赖非利率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降低各种政策利率，特别是将7天和14天逆回购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降低了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但是，存款利率的缓慢调整以及小型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限制了一些银行向私营部门提供新融资的能力。
为提供额外的支持，特别是针对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有关部门合作，使用了一系列非利率政策工具，结合针对受重创行业的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投放以及企业和政府债券发行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社会融资总规模增速从2019年末的10.7%上升至2020年10月的13.7%，信贷快速扩张。
(四)继二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后，中国经济在第三季度快速复苏，但增长仍不平衡
目前经济复苏主要依赖政府支持，居民消费依然疲弱。经济的快速复苏是由政府支出和投资大幅增加以及实行封锁政策时优先开放生产设施的决定共同推动的。房地产投资在2020年夏季恢复了正增长，房屋新开工面积超过了房屋销售面积。随着制造业开始复苏，私人投资也得到了提振。居民消费的复苏进程则相对缓慢，实际社会零售总额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市场疲弱状况下家庭平均收入增长显著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以及社会安全网不健全等问题。
尽管外部環境有所恶化，但出口仍然保持良好势头。尽管新冠疫情和封国封城措施使得全球贸易收缩，但中国在复工复产政策的支持下，医疗和防护设备以及与居家办公相关的电子产品等的需求强劲。2020年二季度以来，相对强劲的国内需求复苏、全球风险情绪改善以及金融市场持续开放，吸引了大量投资组合资金流入中国。
(五)核心通胀得到控制，食品价格企稳
尽管反映产出缺口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呈现负增长，但反映需求状况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保持在合理水平。受非洲猪瘟以及夏季洪涝灾害的持续影响，2020年食品价格水平一直居高不下，最近逐渐企稳。PPI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上升，但仍处于通缩区间。
(六)复苏主要由信贷和投资扩张驱动，可能会逆转近期在经济再平衡方面取得的进展
公共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冠疫情导致居民消费下降，特别是较弱势家庭的收入下降，预防性储蓄增加。与此同时，公共投资大幅增加，有可能逆转过去5年推动更平衡增长的进程。这是因为，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占GDP的比重超过150%(不包括国有企业)，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相比占比已经非常大，意味着未来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将越来越低。此外，2020年二季度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增长，带动了民营企业最近的投资复苏。
“绿色增长”的进展尚待评估。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应用领域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空气质量也在持续改善，尽管部分原因是为控制疫情采取了封锁措施。但是，随着新的大型燃煤电厂的投产速度超过了老旧低效电厂的淘汰速度，过去几年呈下降趋势的燃煤发电产能在2019年再次开始扩张。
新冠疫情可能也暂时阻碍了外部再平衡。尽管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增加，但主要原因是与新冠疫情有关的出口激增、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全球危机。
(七)新冠疫情加剧了危机前业已存在的诸多相互关联的金融脆弱性
尽管特定的金融支持措施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但也导致企业债务进一步累积，救助应该破产和生产率低下的企业使得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虽然监管部门放宽了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但由于高杠杆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能力下降，新冠疫情增加了银行业的脆弱性。随着资产管理新规的过渡期被延长至2021年底，杠杆率的上升也增加了资产管理行业的脆弱性。这些都有可能带来重大金融风险。
(八)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但一些领域仍需加快
金融领域开放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取消了对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外资企业获得人民币交易网络清算许可证。监管部门还取消了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限制。对汽车行业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也被取消，一些农业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提高。针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的新增海外投资额度也获得了批准。
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农民工占总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因为户籍改革使得许多大城市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城市户口。但他们获得公共服务(特别是公立学校教育)的机会仍然有限。此外，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可能面临失去(或需要放弃)农村土地权利的风险，而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土地市场意味着他们可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些因素导致许多农民工不愿获得城市户口，他们无法融入城镇社会保障安全网。
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强。《专利法》的修订，可以有效加强知识保护力度，促进创新。政府还加大力度规范企业的垄断行为(包括电子商务平台)，以促进公平竞争。
然而，实体部门改革进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领域。随着杠杆率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国有企业去杠杆进程出现逆转，同时盈利能力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有企业对稳定经济的作用。此外，一些迫在眉睫的改革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九)新冠疫情也使不平等问题凸显出来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数百万人口摆脱了贫困，但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家庭储蓄很高，但主要来源于中高收入家庭。尽管就业结构更多转向服务业就业，但劳动参与率和工资的性别差距在扩大。虽然我们很难全面评估此次疫情的影响，但考虑到低收入家庭面临失业或降薪，收入不平等可能有所扩大。由于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倾向更高，这种变化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复苏乏力。
(十)财政不平衡限制了地方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
中国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支出责任，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就存在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而且缺口还在不断扩大，这些缺口主要通过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其他资金来源来填补。随着疫情的出现，经济活动疲软以及临时性税费减免措施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制约了他们应对危机的政策空间，从而导致总体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
二、逐步向私人需求切换
(一)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7.9%
在基准情景下，经济活动的正常化预计将持续下去，随着收入的逐步复苏，居民消费和商业投资将增加。支撑2020年经济复苏的房地产投资预计将有所放缓，部分原因是中国计划推出审慎措施。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提振了外部需求，出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再局限于与疫情相关的产品。预计2021年财政政策将保持总体中性，而货币政策尽管预计将有所收紧，但仍会维持“适度灵活”。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增速预计到2021年底将放缓至12.2%。在2020年第二季度出现强劲反弹后，社会融资总量环比增速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放缓，预计到2021年下半年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二)基准预测建立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假设上
新冠疫情传播风险仍没有消除，但并不会阻碍经济复苏。预计中国不会再次出现全国范围的疫情爆发和封城，并且2021年有可能推出有效的疫苗和疗法。到2021年底，限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将继续抑制服务业的复苏。
外部緊张形势不会升级。尽管中美贸易摩擦预计将继续(包括维持双边关税和一些技术准入限制)，但我们仅将摩擦进一步升级视为可能的风险。
(三)主要受疫情影响，预计2021年经常账户盈余将进一步扩大
2019年外部头寸大体上与中期基本面和理想政策下的水平保持一致。受国内需求疲软和贸易流动(特别是库存周期)变化的影响，为应对(预期和已实施的)美国关税上调，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2018年的0.2%扩大至2019年的1%。汇率波动性上升，人民币在2018-2019年的贬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贸易紧张关系的升级。
预计2020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扩大至GDP的1.9%，到2021年将收窄至1%以内。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增长，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出境旅游客流锐减、国内生产较早复苏和出口价格大幅上涨、与疫情相关产品出口激增。这是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美元汇率均走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外汇储备大体保持稳定，监管部门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相对有限。据我们初步估计，2020年中国总体外部头寸基本与2019年持平。
(四)经济增长前景及风险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复苏将通过提振跨境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我们的分析显示，中国2020年的财政刺激计划在2020年和2021年累计推动全球GDP增长约0.6个百分点，其中约四分之一(0.15个百分点)来自对外溢出效应。
经济正在逐渐适应“疫情常态化”，但预计中期内经济活动仍低于产能水平。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在疫情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零售与食品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娱乐行业。不过，劳动力市场和就业不景气、公共投资低效率导致发展不平衡、工作场所卫生安全要求提高导致生产效率降低、资源跨部门分配需要时间，这些因素都可能对GDP潜在增长水平产生永久的影响，导致GDP增速低于疫情前。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GDP潜在增长水平将在中长期继续放缓。但在短期内，随着国内居民需求的逐渐复苏，预计到2021年产出缺口占GDP的比重为-1.8%，然后逐步缩小。在此基础上，预计核心物价指数通常将保持温和，2021年CPI增速低于疫情前3%左右的目标。
未来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下行风险。医学技术的进步(如比预期更快地发现和分配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将有助于提振信心，并使得中国和全球经济的恢复快于基准预测。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1)在短期内，如果疫情卷土重来或金融环境突然收紧，从公共需求到私人需求的转型可能会中断;(2)外部环境可能在多个方面变得更加不利;(3)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极端天气出现，洪涝灾害、极端高温、空气污染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疫情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主要体现在非金融部门、住房和银行的金融脆弱性上升，而金融领域去风险进展较为缓慢。
私人部门债务特别是企业债务大幅增加。预计企业债务在2020年将上升约10个百分点，占GDP的比重达到127%，增幅与过去3年的降幅大致相当。居民部门债务预计将增长2个百分点，增幅相对温和。
银行对贷款展期以及放宽对不良贷款的认定口径，可能导致信贷质量下降，尤其对于小型银行而言。2020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报告的不良贷款和信贷拨备分别增长了约18%和34%，而利润下降约9%。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业股票估值已触及历史低点，反映了市场对其资产质量恶化的担忧。市场主要担心消费贷和中小企业贷款不可持续，特别是金融支持政策到期后。一些财务状况较差的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债务违约，也进一步增加了银行资产负债表压力。
中小银行面临的压力增大，可能导致信贷收缩。在疫情前，中小银行的脆弱性就已经凸显，融资条件不断收紧，监管部门对2019年年中以来偿付能力出现严重问题的三家银行进行了干预。疫情进一步增加了中小银行的压力，而这可能导致非金融企业贷款减少的恶行循环。
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正在向企业和银行业溢出。地方政府债务水平预计到2020年底达到GDP的25%，而财政收入增长却在放缓。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正在影响地方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状况，这些企业和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较弱，可能更多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在一些地方政府财力较弱的地区，企业的信贷息差明显扩大。此外，地方政府已获授权向地方银行注入2000亿元用于新增债务融资，这将深化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金融联系。
房地产市场调整或房企融资条件改变都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私人需求不足可能会导致房价调整，从而加速房价螺旋式下滑。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房地产开发商的杠杆率已经高企，占企业债务总额的比重达到12%，并通过发行离岸美元债券积累了大量外币债务。一些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由于经营状况恶化或融资条件收紧而出现资金困难，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调整，并累及经济复苏。
三、确保复苏和恢复平衡增长的政策建议
為确保经济复苏，需要持续的政策支持，特别是提振私人需求和解决金融脆弱性问题。这一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1)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财政政策应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促进私人需求和加强社会保障网络，同时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宽松，以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并避免金融条件过度紧缩。(2)提高支持政策的有效性。改善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包括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进一步向现代化的利率市场化方向转型、完善宏观财政框架、加强政府间财政协调等。(3)防范金融风险。随着经济复苏逐渐步入正轨，非常规金融措施和货币政策应主动退出，并通过加强监管和完善监管体制来解决不良贷款和金融脆弱性问题。
(一)支持私人需求和经济再平衡
1.由于经济疲软，2021年财政政策应保持适度扩张。具体而言，中国可以制定更加温和的刺激计划，并保持当前的赤字水平。中国当前拥有一定的财政空间，可以通过帮助更快地缩小产出缺口、确保公共需求向私人需求转移，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提供保障。
预计到2022年中国经济实现复苏，财政政策应转向巩固经济增长。减少预算外地方政府投资和扩大税基等税收制度改革有助于长期稳定债务水平，同时在短期内巩固复苏基础。
2.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支持居民消费，将使财政政策更加有效，并促进经济再平衡。中国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存量已经很大，因此长期投资回报将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建立一个可靠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下行期间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转移支付，将更有利于经济复苏。这也可以降低家庭部门储蓄率，在中期内重新推动经济转向以居民消费为基础的再平衡，增强经济增长的韧性。
3.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改革将有效提振私人部门需求。具体包括：(1)大幅扩大失业保险特别是农民工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2)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定向转移支付，如向没有失业保险的失业者提供转移支付、扩大低保的福利和覆盖范围(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3)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扩张医疗保健能力，增强未来应对潜在疫情的韧性;(4)进一步推动税收制度改革，提高税制的累进率，拓宽税基，减少低效的生产环节税费，降低社保费率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最低费率。
4.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宽松货币政策将支持经济复苏和财政政策的实施。应继续实施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直到有明确迹象表明私人需求已得到增强，以及CPI可持续地上升到目标水平。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应重点关注传统利率工具(7天逆回购和1年期MLF)，并通过释放充足流动性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来确保短期银行间拆借利率在政策利率水平附近波动。再贷款便利或窗口指导等非利率工具可以在金融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时作为紧急的信贷投放工具，但随着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企稳，应逐步取消这些可能导致潜在扭曲的措施，否则，长期而言会加剧信贷资源错配和定价失真的问题。
5.保持汇率弹性有利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至0，对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参数进行调整。未来，对投资组合流入和流出的进一步自由化将加强市场对汇率的决定作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不应该用于管理资本流动周期或替代必要的改革。监管部门应及时发布外汇干预信息，以提高政策框架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沟通能力。
6.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化解金融风险。第一，随着经济企稳，临时性的金融支持措施可以逐步退出。放宽不良贷款认定口径和贷款展期的措施，缓解了企业和银行的压力，并有效避免了潜在的信贷紧缩。随着经济复苏趋势进一步巩固，这些措施应逐步取消，因为它们可能会增加道德风险，并抵消近期在加强银行透明度和公司治理方面取得的进展。应要求银行披露有关贷款如何重新分类和重组的信息，以增加市场对其财务报表的信心。此外，应尽快加强不良资产识别，扩大金融资产覆盖范围，扩展不良资产分类。
第二，进一步加强监管框架。具体包括以下领域：(1)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协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2)加强对网络借贷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防范相关金融风险;(3)落实资产管理改革措施，提高监管能力，加强应对金融机构治理和关联方风险的审慎政策;(4)进一步发挥股权融资的作用，抑制过度投机特别是对小盘股的过度投机，继续推进以注册制为基础的IPO制度改革。上述领域的措施将有助于防范金融部门和资本账户进一步自由化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完善反洗钱和反恐怖主义融资的监管政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2020年10月的报告中指出了在技术合规方面取得的进展。未来还需进一步增加在中国经营法人实体利益所有者的透明度(这同样也是反腐败措施)，引入全面的法律框架来实现联合国金融制裁目标要求，以及加强金融部门监督和预防措施。
第四，制定全面的银行重组办法，以增强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提高其支持经济复苏的能力。随着临时性支持政策逐步取消，制定清理薄弱银行并防范道德风险的全面解决方案，对于化解银行体系风险至关重要。在《商业银行法》修订案中引入银行破产内容是一个重要步骤。制定银行重组办法应注意以下几点：(1)确保有充足的资本缓冲和流动性缓冲;(2)优先考虑银行资本中的普通股;(3)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国性银行处置机制;(4)建立临时处置基金;(5)利用公共资金进行资本补充应该作为最后考虑的手段;(6)培育一个良性运转的不良债务处置市场。
第五，企业支持措施应逐渐被帮助企业重组和将劳动力、资本等资源重新分配给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的政策所取代。市场化的企业重组框架有助于去杠杆和企业退出。该框架应包括破产公司分类、损失确认、债务分担等各方面内容。应进一步完善破产和债务执行的法律框架，以解决债权人协调、合同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有序化解债务。公共信用担保可以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遇困难的企业再融资，改善民营企业的信贷供给。
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对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向国家信用担保基金以及中小企业贷款证券化提供财政资金，相当于向中小企业增加信贷供给，同时可以尽量减少对信贷分配和风险定价的扭曲。
(二)通过改进政策传导机制来最大化政策空间
1.货币政策框架应进一步增强利率传导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框架进行了改革，通过将LPR 与一年期中期借贷利率重新挂勾，并将所有新增和存量贷款的利率与LPR 挂钩，使银行贷款利率更能适应政策利率的变化。此外，取消存款和政策性贷款的利率指导等改革措施，缓解了监管带来的扭曲，并强化市场定价功能。这将使得政策利率下调对银行融资成本的传导更有效，从而支持银行能够提供更多的新增贷款。这些改革还将扩大银行对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等高风险借款人的信贷供给，减少对可能扭曲市场的定向贷款政策的需求，并降低金融风险。此外，应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和外汇衍生品市场，以加强政策对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传导，并通过适当的外汇风险对冲工具使得汇率波动更加灵活。
2.建立宏观财政框架可以进一步改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考虑到短期内经济复苏的状况，该框架将有助于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并提振市场对中期内公共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
3.加强政府间协调机制，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动跨省财政风险分担。向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有助于分散经济冲击造成的负担，并最大限度提高财政政策对全国GDP增速的影响，因为产出缺口最大的地区投资乘数往往更高。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1)建立自动的、非累进的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机制;(2)纠正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的不匹配;(3)打击地方保护主義行为，如禁止某些商品和服务的跨区域流通、指定服务提供者、户籍限制等，以帮助企业和家庭更好适应未来的特殊冲击。
4.数字技术有助于更好地为弱势家庭和受影响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政府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更有效地提供支持性政策。例如，通过金融科技平台发放消费券和允许在线申请失业救济等措施彰显了数字技术在消费支持和社会救济等领域的潜力。数字技术还可以提高给付的透明度。
金融科技可以更积极地为小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从而实现包容性复苏。一些支持性政策利用金融科技贷款平台和网上银行来进行目标人群定位，因为这些平台主要面向小微借款人。行为大数据可以帮助金融科技公司更好地根据商业周期调整贷款条款，以保护贷款方和借款方免受抵押资产价格恶化的冲击。有证据表明，金融科技促进了各地区和各收入群体之间更具包容性的收入增长，可见利用金融科技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疫情后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完善监管框架有助于应对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以及数据治理方面的挑战。
5.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可以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和提高支付效率。目前，数字人民币正在多个地区和电子支付平台进行测试。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可增强金融包容性，从而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有助于更加针对性地提供财政支持，提高公共财政的透明度。中国人民银行需要谨慎监测和评估潜在的干扰和攻击等操作风险。
(三)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复苏的步伐
1.如果经济复苏未能达到当前的基准预测，宏观经济政策将不得不加快步伐。如果经济下滑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低收入家庭的损失将更大，这表明需要向最弱势群体提供额外的支持政策(主要是增加社会救济支出等措施)。加快强化市场作用、促进公平竞争、扩大开放的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支撑经济增长，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加有效。
2.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政策支持应该缩减。例如，从2022年开始，将赤字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25年左右使攀升的负债率稳定下来。上述目标可以通过减少地方政府预算外基础设施支出和加快税收制度改革来实现。货币政策应保持不变或适度收紧，以适应经济复苏和通胀的发展步伐，同时避免信贷条件突然收紧。资产管理改革等金融监管领域改革应加快推进，以支持去杠杆和金融去风险。
作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比较热，中央有关领导也多次批示要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研究。因此，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和转移也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金融危机已经让大家看得很清楚，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就是泡沫。所以金融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服务实体经济。
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下面结合这个规划，从发展实体经济的角度，谈谈未来中国5～10年金融改革和发展问题。
一、国家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列入了七个任务：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发展环境。规划同时明确了六大目标，这些目标有实际的含金量。
第一，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5%左右，现在是略超4%，这需要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目标。同时规划不再提及贷款增长和货币供应增长，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保持适度增长。这意味着今后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观察金融和经济运行情况，主要是从社会融资规模这个概念出发。
第二，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比提高到15%以上。这是一个硬指标，因为这个比重20年来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现在直接融资占比在百分之七八左右，在“十二五”期末达到15%以上，需要努力。就实现的可能性来说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将现在有一些没有被统计在正式体系但事实上是直接金融的活动统计进来，比如人民银行的央行票据，银行间市场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数以万亿计，这些数据如果统计进来，直接融资比重就可以提高到10%左右。二是证券业新政提出的柜台交易市场和券商报价系统，其中券商报价系统规模远大于现有的市场。
第三，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中提到了利率市场化，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多层次金融体系等。
第四，金融机构改革，也就是说还要重启金融机构改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没到位，最近几年应对危机甚至有一些倒退，因此需要进一步改革。
第五，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现在主要是国有单位、大单位、传统产业得到金融服务，但是新兴产业、三农、小微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是比较少的。所以今后的几年里，金融服务发展的重点是在这三个部门。
第六，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规划中提出了资本实力、偿付能力等监管指标，以资本监管、偿付能力为新的一套监管体系的推行，一方面使中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但另一方面确实会约束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或者说引导金融业向另一方向发展。
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内容很多，其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就没有成功，比如说人民银行的分行和大区行改革，安徽省分行撤销并到南京，对安徽影响很大，当然现在事实上已经得到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改革必须符合国情，必须符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都没用。或者反过来说，什么叫好的金融，什么叫好的金融体系，就是说它符合国情，它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大区行改革就是不应当做的，勉强去推，是不可操作的。
二、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
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此检验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即改革成效，要看是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平衡较快发展，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发展是检验金融改革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基本理念指导下，未来5—10年，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金融发展。他们分别是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关于经济减速。改革开放32年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是9.8%，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目前对中国经济减速有三个表述，一个叫系统性减速，一个叫趋势性减速，一个叫结构性减速，系统性、趋势性减速是非专业性语言，比较专业的是结构性减速。目前决策层已接受大致在8%左右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速度，这个状况是可持续的，在这个状况下各方面绷的不紧，可以去推行改革。
第二，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即大家熟悉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中国社科院有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若干研究人员在呼吁这个问题。
第三，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这是相对过去30年工业化是主要引擎而言的。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它的动力、投资，投资对象的特征，金融支持，都会有所不同。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几十年经济增长是围绕着脱贫解困，围绕着工业化，那么今后很长时间经济发展是围绕着城镇化。总体来说城镇化会成为主要引擎，但中国的财政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都是和城市化发展不相适应的，不相适应，但是又要做，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第四，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这作为实体经济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国过去是两个依赖，第一依赖出口，第二依赖投资，两个依赖在危机发展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就悄然解决了。这也充分说明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离不开全球经济发展的，所以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情一定在全球其他地方有它的对应表现，从而一个国家的一些事情的解决必须有全球的合作。所以在全球危机长期化下，继续依赖出口来促进增长不太现实。2011年净出口是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的106%是内需拉动的，外需是给了一个负力量，已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长期保持在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下。这个情况会对经济、金融发展提出要求。
第五，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又叫大规模的量体裁衣的革命。我们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规模化，这次革命是大规模的定制化，它既保持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可以规模化生产的特点，但同时又高度的弹性化、个体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定制特征会导致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通常所说的服务业发展问题，而服务业发展决不是现在理解的那样。除了金融业和一些可以完全独立存在的餐饮等服务业，大部分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工出来的，它实际上是制造业内部各个分工环节的外在化。比如汽车是典型的制造业，它从设计到成品车出来是制造业，但它中间有十几个大的可以支解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独立化，例如设计、维修，分出来就是服务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汽车这样一个典型的制造业，可以说是汽车服务业。只有这样理解服务业，只有这样发展服务业，才不会产生大力发展服务业导致全社会效率降低。因为如果服务业与制造业关联不密切，不是从制造业中生成出来的服务业，它效率是很低的。根据上海的统计，服务业生产率是制造业的70%。如果这个生产率落差保持，大力发展服务业导致的结果就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的结果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自拔。所以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制造业的服务化，把制造业内部分工变成行业分工，使它发扬光大，这样就不至于形成服务业发展了而劳动生产率下降了。
三、中国经济减速的剖析
以上列举的实体经济发展的五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经济减速。之所以说减速是因为之前有非常高的速度，在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就发展来说，危机之前的20年是最好的时期。全世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均增长态势良好。特别是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这在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
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可以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发展。促成这个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有着更快的增长潜力。因为，他们不必去自己去开发而是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
但是这次危机或许可以说标志着全球经济增长奇迹的结束。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首先是发达经济体全体进一步减速并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沼，继之，新兴经济体开始减速。“金砖国家”去年以来的经济表现也不佳，被世界寄予厚望的中国也减速了。这种减速是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四点：一是未充分就业劳动力已经耗尽，导致工资成本上升。二是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依靠服务业，但是因为服务业没有和制造业的发展、演化和科技革命结合在一起，所以导致服务业效率低，转向服务业就意味着整体效率下降。三是过去我们对外依赖出口，对内依赖投资，投资留下大量资本存量，但投资效用是递减的，因为过去投资留下的资本存量需要维护和修复，否则它就不能起作用，而维护和修复的资金投入可能是不带来产出或只有很低的产出，因此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四是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一转变实非易事。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这些年来储蓄率占GDP百分之五十多，所谓储蓄就是国民收入未消费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用来储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投资吸收不了可以出口。以前储蓄率高是个问题，现在看来储蓄率下降问题更大，因为储蓄率支撑了非通货膨胀型投资，如果说储蓄率下降还想投资，那就是通货膨胀型投资。传统体制就是这样，传统体制要投资，就像陈云同志说的那样要勒紧裤带，后来说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用很朴实的语言讲的宏观经济里最基本的道理，国民收入未消费部分储蓄，储蓄可以拿来投资，在这范围内非通货膨胀，超过这个就是通货膨胀。这些年来因为有高储蓄率支撑，所以尽管有极高的投资率，通货膨胀事实上不太严重。
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从而要求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
第三个后果就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他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加剧，而且竞争不止是银行受到非银行的竞争，金融机构受到市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创新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受到影子银行体系的竞争，即非金融机构做金融业务。举个例子，中国统计的银行体系的规模，2011年新增贷款7万多亿。而各种理财、信托、第三方支付、基金、PE，在他们框架内所筹集的资金，大概有9万亿，虽然它期限短，但是9万亿的规模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另外，由于经济减速，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四、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
通常按照结构把人口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15岁以前被扶养人口，65岁以后老龄被扶养人口，中间劳动人口。最可怕的一种人口结构是14岁以下人口比重下降，15岁到65岁劳动人口下降，65岁以上人口上升，在中国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因为我们一胎化的政策到现在没有改变，同时加上城市化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因此，中国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导致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储蓄率下降，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有一个有效的、稳定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金融是跨期配置资源的，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作用，但是配置时间有限，如银行存款最多5年，银行贷款最多8年，有些贷款可以到30年，但是比较少。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从宏观调控角度来说，稳定物价将成为货币当局极为严厉的任务，并且关注的是更广泛的整体价格水平。迄今为止，通货膨胀、物价稳定主要讲的是产品和劳务价格，没有包括资产价格，即房地产、股票、债券等。但从去年开始，人民银行已经很明确地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整体价格稳定。
五、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改革开放33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若考察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工业化迄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城镇化只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它避免了拉美地区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过度膨胀的诸种弊端。
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并逐步转向城镇化为主导，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尽管随着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迁移，中西部地区还在复制东部地区以工业化、主导动力的发展模式，并引致城镇化进程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扩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必将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
流动人口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0%以上，人数超过1亿。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倚重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居民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
城镇化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比如投资路、桥或者一个水系、垃圾处理和污染处理等，都不是纯商业性，因为这些项目有的要收费，有的要依靠捐助。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
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权益性资金供给必须加大规模，与此对应，债务性资金供给应相对减少，目标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 ，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
六、全球经济危机将长期化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然而，迄今为止，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 如实体经济领域中过低的国民储蓄率，过高的消费和福利；金融领域中的过度杠杆化；财政领域中过高的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率等。除了造成危机的“旧患未除”，2007年以来各国和国际组织治理危机的调控措施又使得“新忧又至”， 五年多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和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客观上也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
如今这些负作用，如过多的货币供应、政府债台高筑、松懈的市场纪律以及社会骚动等，已开始显露。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他们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其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恢复还需很长时间，那么，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同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比发达经济体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质量，实现国内经济的转型。
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迫使发达经济体致力于平衡其对外账户，一方面促使中国之类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减少其对外需的依赖。综合结果是：中国结构性外部失衡正在逐渐消失，外部失衡的消失并不只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功劳，企业利润下降、全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外部经济环境趋恶均有所贡献。
经常项目顺差的缩小反映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外部空间越来越小。拉动内需已成为保持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制造业转型已为当务之急，我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扩张已近极限。他们已不足以在中长期支撑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加快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提高其绿色化、精致化、信息化势所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具核心意义。
我们需要建立与世界共赢的对外开放框架。首先，进一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体系，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的前提下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其次，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加快外汇市场发展，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调控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再次，慎言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实需为主、先易后难、强化监测、风险可控原则，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做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稳步扩大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不断拓宽境外机构人民币资金运用渠道。稳步推动境内机构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支持有关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处理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节奏和先后顺序。
七、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并用之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于我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可以说调整是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产品过剩，物价相对平稳中的剧烈波动，结构性失业等问题严重，经济效率降低，预算赤字恶化，金融泡沫化是这个时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金融改革和发展必须注意这些问题，其中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业要促进这种转型，哪一种金融结构最能够有利于这种转型发生呢？还有就是究竟是重点发展中介机构为主（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还是重点发展市场为主（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
间接融资即以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不了这种转型的支持。中介机构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中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它生产信息公开但不公开销售信息，它很难用来处理不确定创新和新的思想，难以支撑高新科技的大规模商品化和经济结构的剧烈波动。而市场可以做到，市场可以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市场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决策和对于新技术的评估必须做出时，市场显示出优越性，正是因为如此，金融改革规划硬性地提出了15%的指标。
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以及今后，我们会看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各种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出现。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必须注意这个变化，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发达地区，也一定能够完成转型任务，率先领导转型。
（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参考文献：
[1]马翠莲. 利率市场化的主要途径是金融混业经营[N].上海金融报， 2012-09-18.
[2]忻尚伦，刘欣. 金融业“十二五”规划出炉：将立法建立金融企业破产制度[N].东方早报，2012-09-18.
[3]沈刚.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经济增长放缓[N].经济，2011-12-15.
[4]李扬. 关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15.
[5]杨海霞.后危机期——重在保持投资稳定增长[N].中国投资，2012-01-05.
[6]周轩千. 金融业“十二五”的愿景[N].上海金融报，2012-09-25.
作者：李扬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在全班同学的努力下，我班的优良学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同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将继续围绕以下几点进行努力：
一. 大学期间，学习知识是我们大学生首要的任务，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要互相督促，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1.保证课程的出勤。班委积极配合进行点到，保证大家无特殊情况不缺席，并且督促大家及时完成学习任务。
2.定期收集同学们对于老师，课程，教学的疑惑和建议，并且向老师进行反馈。
3.形成学习互助小组。由同学们自由组成学习小组，对于学习上的疑难进行讨论，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共同进步。
4.考试总结与经验分享。考试结束后对与学习情况进行总结，让每位同学都能分析自己的问题与不足，并让学习优秀的同学分享一些学习的经验与方法。 二.积极开展班级思想作风建设和班委建设。
1.团支部积极开展团日活动，进行有关党思想，团思想的理论传播，提高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培养更多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并让优秀个体发挥榜样作用，宣扬良好的行事作风，促进优良班级的形成。
2.加强班委会的建设，以热情，负责，高效，务实为行动准则，积极开展班委会议，分享经验，完善不足，并确保大家各司其职，切实完成各项班级事务。同时班委要关心同学，对遇到挫折的同学给予帮助。并且关注班级动态，对于不良风气的产生要及时的加以矫正。班委要以身作则，带动班级整体的优良风气。
三.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加强班级凝聚力
1.结合本专业内容，与老师一起策划一些专业的科研，调研，实践活动。以此来促进同学们对与本专业的理解，巩固学习到的知识并能加以运用，并且提高同学们的科研能力，实践能力，促进创新思维的养成。
2.不定期举办一些趣味集体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并以集体活动促进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能力，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
3.鼓励同学们多读书，开展读书周，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在演讲中分享读书的收获，扩大同学们的知识面，并且锻炼同学们的表达能力，演讲能力。
以上就是我们班级未来的建设方向。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也要积极落实建设计划，并且积极的总结经验，灵活的加以调整。我相信，在团支部，班委会的带领下，在我们39名同学的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再创佳绩，更上一层楼，建设更加优秀的班集体。
回首2006年中国手机市场，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快速增长带来的中国内地手机销量首次突破1亿部。展望2007年，伴随着中国手机市场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差异化将成为手机制造商制胜的“法宝”，手机品牌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中国手机市场将在整合中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
新入网和换机用户增长销量首次突破1亿部
移动运营商新业务的层出不穷、手机新功能的不断增加以及手机平均价格的降低，有效地刺激了新入网用户和换机用户的增长，这是中国手机市场在2006年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品牌集中度进一步加强差异化优势更为凸现
2006年，中国手机市场的品牌集中度进一步加强。2006年第二季度，中国手机市场排名前两位的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的合计份额首次突破50%，并在第
三、第四季度实现了继续增长。
仍将继续增长的中国手机市场，为各手机制造商参与竞争创造了机会。诺盛电信咨询认为，当中国发放3G牌照后，在新移动运营商进入初期，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将采取优惠措施来应对竞争，充分挖掘潜在用户以发展新手机用户;与此同时，网络的更新换代也将推动换机市场的发展。因此，诺盛电信咨询预测，从2007年年底至3G大规模商用的2008年年底，中国手机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
在2007年中国手机市场上，竞争态势将呈现两大特点：其一，品牌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其二，国际品牌将继续在整体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更多的国产手机将赢得更多的细分市场。
首先，伴随着洗牌和整合，手机品牌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各种制式的手机市场中，80%以上的份额将被3到5家主要手机制造商占据。中小品牌手机制造商的生存空间将被压缩，只能进入区域市场、细分市场来参与市场竞争。
其次，国际品牌继续在整体的市场份额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并不可能占据所有的细分市场，宇龙等国产手机品牌牢牢占据双模双待机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内品牌将继续分化，以中兴、华为、大唐为代表的设备制造商有望在手机领域崛起，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中国本土手机制造商将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无法适应市场变化的厂商的出局速度将加快。
最后，差异化竞争将是手机制造商生存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产品、强势品牌和渠道掌控能力，将成为未来手机制造商塑造核心竞争力的四个最主要方面
中式别墅探索之路
别墅这种建筑形式在国外已经成为典型的居住模式，可是在国内只能说是正在不断发展中，正如时下中国的国情一样。而当前中式住宅的无组织性群体苏醒，被市场人士解读为逆潮流而动，并被建筑界专家评价为矫枉过正。持此种观点，不是无端的自卑，更绝非盲目的自恋。中国风，不能仅仅理解为某种风潮和运动，也不仅仅停留在建筑风格。确立中国风建筑的风向标，重建现代生活空间秩序，推动楼市进入最佳状态，这才是关注中式别墅设计的意义所在，也是倡导中国风的最终目的。
那么，中式别墅能走多远，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成为主流?引用业界的一个回答就是“建筑是需要时间考验的”，现在断定中式建筑的未来恐怕有些为时尚早。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建筑都会经历首先是本土建筑，慢慢又变成现代建筑，最后在现代建筑身上找到本土文化标识，这3个阶段都是必须经历的。依据这条建筑文化的发展规律，我们还是可以对中式建筑的未来做出乐观的判断。 (2)经济型别墅兴起
中国的中产阶层迅速崛起，这个群体多半是知识型人才，对品质、环境要求较高，要求住宅兼具实用性和舒适享受的特点，且能满足其社交和居住的“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其身份和地位。不是金钱的显示，更注重真正的生活品质，因而，经济型别墅设计是最符合他们的需求的。 (3)“健康别墅”理念初绽头角
在国外，发达国家对健康的居住模式早已投入了十分的关注，如注重室内环境的本身、追求可持续性发展等等。同时，对室内空气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健康别墅”在特定时期也会成为各大楼盘的炒作工具。装上一个喷泉，或者几棵树就对外宣称是健康别墅，绝对会一时迷惑消费者无从辨别真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别墅，是一个科学、系统的综合课题。健康别墅具有可操作性，有完善、完整、系统、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量化到开发商可以按照指标去建设，量化到老百姓能够读懂，量化到社会各界易于监督。简单地说，健康别墅是很务实的，是脚踏实地的为业主们解决那些他们最关心、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岳庆平：“中国梦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导，中央九三学社研究室主任岳庆平受邀走进第八十九期百姓大学堂。
报告中，岳庆平教授以总书记在北京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的“中国梦”切入主题，指出“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理想。岳庆平教授比较了“中国梦”与“美国梦”异同并揭示了两国之间的差异，对“中国梦”作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展望未来，岳教授指出，在追求“中国梦”时应当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
岳庆平教授的报告语言生动，思想深刻，举一反三，发人深省，启发了大家对“中国梦”的深入思考。
银行业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金融中介作用。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4-2018年中国银行理财产品行业运营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里，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银行业维持了高速扩张的势头。但是在资产质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许多银行面临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处理不当，银行系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甚至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
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主体地位。按照银行的性质和职能划分，中国现阶段的银行可以分为三类：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改革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中国银行业的现状.一、资产规模
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8万亿元，增长18.9% ;负债总额106.1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6.6万亿元，增长18.6% ;所有者权益7.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4万亿元，增长23.6%。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47.3%、16.2%和15.2%。
二、存贷款规模
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2.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9万亿元，同比增长13.5%。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4.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2万亿元;单位存款余额42.3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8.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7%。短期贷款余额21.7万亿元，比年初增加4.0万亿元，同比增长21.8% ;中长期贷款余额33.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7万亿元，同比增长11.8% ;个人消费贷款余额8.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5万亿元，同比增长18.2% ;票据融资余额1.5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11亿元，同比增长2.1%。
三、资本充足率水平
截至2011年底，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71%，同比上升0.5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10.24%，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390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
四、资产质量
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5万亿元，比年初减少1,904亿元，不良贷款率1.77%，同比下降0.66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4,279亿元，比年初减少57亿元，不良贷款率0.96%，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
五、风险抵补能力
截至2011年底，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1.1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461亿元;拨备覆盖率278.1%，同比提高60.4个百分点，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提高。大型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261.4%，同比提高54.6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达到350.3%，同比提高72.7个百分点。
六、盈利水平
2011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9.3% ;资本利润率19.2%，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1.2%，同比提高0.17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实现税后利润1.04万亿元，同比增长36.3% ;资本利润率20.4%，同比提高1.18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1.28%，同比提高0.16个百分点。从利润来源看，银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源于以信贷为主的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以及银行经营效率提高(成本收入比下降)，信用风险控制较好(不良水平较低)，另外，利差基本稳定也是利润增长的因素之一。
七、流动性水平
截至2011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流动性比例44.7%， 同比上升1.04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72.7%，同比上升0.94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3.1%，同比下降0.08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结构将更加优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继续提升，中国宏观经济仍将保持6-8%高速增长，中国银行业将继续得益于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银行业将实施更加多元化的经营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负责人：刘世锦
■参加人：侯云春 卢中原 蒋省三 韩俊
■协调人：余斌
■报告执笔：刘世锦 余斌 陈昌盛 李建伟 方晋 张立群
(中心各研究部所负责人、经济形势分析小组成员参加讨论)
上半年，宏观经济保持了回稳向好的态势。经济增长高位回调，物价涨幅处于合理水平，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经济运行整体上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但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国内投资也不排除因房地产市场调整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可能性。因此，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步微调为基调，在稳定上半年防泡沫、抑通胀成效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化解诸多矛盾和风险，逐步实现经济政策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为“十二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一、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年初以来，随着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改善，资产泡沫化风险明显降低，经济运行整体上呈现出“高增长、低物价”格局。
(一)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改善
与应对金融危机初期相比，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
首先，投资增长主要靠政策推动逐渐向市场驱动转变。去年我国能迅速扭转经济大幅下滑势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其中政府驱动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逐步下降，市场驱动的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去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预算内资金累计增长86.2%，而今年同期仅为10.1%;房地产开发投资去年1—5月增长仅为5.8%，今年则高达38.2%。
其次，出口增长由负转正，绝对水平超过2008年同期。去年上半年，单月出口金额均在900亿美元以下，增速累计降幅超过20%;而今年3月份以来单月出口均超过1100亿美元，1—5月累计达到5677亿美元，同比增长33.2%，绝对水平超过了2008年同期。
第三，消费需求高位稳定增长。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实施的诸多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较好成效。在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热点的带动下，消费需求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实际增速处于历史高位。
(二)资产泡沫化风险降低
房价过快上涨得到一定控制。国务院出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效果初步显现，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抑制。目前房地产市场呈现量缩价稳态势，预计三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将出现同比负增长，房价也将逐步回落。
股票市场持续回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股市中，沪深两市调整幅度最深。上证综合指数年初以来累计下跌了27%，沪深300累计下跌了29%，股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基本与2008年底和2009年初持平。
此外，货币信贷增速得到一定控制，信贷投放节奏较为均匀。而且随着汇率弹性机制的恢复，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投放压力有所减小，有利于流动性的控制和引导。经济过热和通胀的预期下降，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抑制泡沫形成。
(三)经济运行呈现“高增长、低物价”格局
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上呈现出“高增长、低物价”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显示，宏观经济主要领先指标在去年11月份达到峰值后持续回调，但仍高于100的正常水平。这种回调除了基数因素外，政策调整效果显现是主要原因，回调幅度基本处于正常范围。受特殊天气和翘尾因素的影响，上半年CPI呈上升趋势。但从国内看，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在2月达到108.1，创2008年以来新高，此后呈持续回落态势，6月份已经降为98.6。从国际看，受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和美元升值影响，大宗商品价格大多已经走低，短期内通胀压力将有所减轻。
与此同时，经济运行效益明显提高。1—5月工业增加值增长1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累计达到1.54万亿元，同比增长81.6%;财政收入累计达到3.55万亿元，同比增长30.8%。这既有去年同期基数低的原因，也是高增长、低物价下经济运行整体效益改善的直接体现。
二、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但要警惕风险因素叠加引发增长滑坡的可能性
从下半年走势看，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拖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国内投资因房地产市场调整也存在较大幅度下滑的可能。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降中趋稳，但不排除风险因素叠加引发增长滑坡的可能。
(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下降趋势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缓。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拖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削减财政赤字、化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加上刺激性政策的力度和效果明显减弱，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放慢。进入6月以来，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都出现下滑。大宗商品综合指数(CRB)和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也分别在5月和6月出现明显回落。德国和日本短期经济增长相对强劲，但主要得益于欧元贬值和美元升值带动的出口增长，国内需求增长动力仍显不足。欧债危机改变了市场的整体预期，加上由此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
下半年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将放慢。
二次衰退的可能性不大。主权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其成因复杂，解决也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主权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不同，拥有国际流通货币发行权的主权国家出现资不抵债的可能性很小，最坏时可通过“债务货币化”的方式还债。政府高杠杆率的传染性小于私人部门，在短期内可能会因为某些突发事件或投机性冲击给金融市场带来间歇性动荡，但不至于演变为如同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信用危机、金融体系功能停滞和严重经济衰退。虽然各国经济复苏放缓，但总体经济景气明显好于去年。除非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蔓延，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投机者攻击欧元和欧元区国债，引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甚至欧元区外国家和地区的主权债务问题也逐步暴露，否则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较小。
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将有所回落。由于新兴经济体复苏强劲，降低了我国出口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今年1—5月，我国对东盟、巴西、俄罗斯、印度出口同比增长率分别为46.2%、98.4%、53.8%、38.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占我国出口市场的半壁江山，达到51.4%。考虑到发达经济体需求放缓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及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重启，以及去年前低后高的出口基数效应，预计三季度出口增速维持在20%左右，四季度降至10%左右，全年出口增长20%左右，出口总值将超过2008年的1.4万亿美元。
(二)投资增长将随房地产市场调整出现一定幅度回调
现阶段投资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重要乃至主要因素。2000年—2009年资本形成对我国GDP增长平均拉动4.85个百分点，而2009年更是拉动了高达8个百分点。年初以来，受信贷增速放缓和政府投资逐步退出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小幅下滑趋势。政府主导的交通运输、电力燃气和水、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5%左右。去年上半年这三类投资增速分别为56.5%、28.7%和52.1%，而今年1—5月则降低到27.5%、11.3%和24%。中西部地区，去年1—5月投资累计增长41%，今年同期增速回落至27%，也是政府驱动的投资减缓的反映。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30%左右的制造业，今年1—5月累计增速为24.8%，较去年同期也下降了5.1个百分点。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能实现25.9%的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高速增长是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将引发投资整体滑坡。根据住房销量与房地产投资的历史关系，投资一般要滞后销量变化3—6个月。受房地产调控和基数影响，年底前后房地产投资将呈下降趋势。2000年—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平均名义增速为23.3%，其中2009年最低为16.1%。今年1—5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8.2%，如果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至平均水平，则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实现20%左右增长。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约为四分之一，拉动行业多，若下半年销量和房价大幅度调整，加上信贷紧缩，也不排除房地产投资大幅下滑并对增长形成较大冲击的可能。
(三)通胀压力无近忧但有远虑
下半年翘尾因素减弱，新涨价因素不多，短期通胀压力将逐步减轻。从基数看，翘尾因素将在6月和7月达到2.1个百分点的年内峰值，8月份降低到1.6个百分点，以后各月进
一步降低。因此，短期CPI走势主要看新涨价因素。虽然今年粮食产量受气候影响，可能较去年略有减产，但粮食储备充裕和调控能力强，部分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粮价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今年来猪肉价格偏低，加上玉米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猪粮比持续走低，养猪亏损问题一度突出，1—5月生猪存栏量一直呈小幅下降态势，5月存栏量为4.34亿头，累计跌幅4.7%。但6月以来猪肉价格在淡季出现止跌回升，养猪达到盈亏平衡点以上，养猪户已经略有微利，预计存栏量降幅将趋小。下半年猪肉价格虽看涨，但涨幅对CPI的拉动应不会超过翘尾因素的减小幅度。
同时，从历史规律看，货币供应量(M1)走势一般领先于物价走势6—8个月。当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超过20%)，如果此时经济增长也偏热，则一般会出现明显的通胀(5%以上);反之，则货币高速增长短期内不一定会导致高物价。由于下半年经济增长趋降，因货币供应量快速扩张对物价产生的上涨压力减小。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物价终究是货币现象。由于全球性货币供应的空前宽松，随着经济预期的改善和流通速度的提升，过多的流动性必将释放出来。如果欧债危机影响逐步减弱，出口和投资进一步活跃，则明年下半年物价的上涨压力将再度突出。
总体上看，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将继续保持回稳向好态势，经济增长短期回调是复苏过程中的高位调整，也是政策主动调整的预期结果，出现典型意义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预计二季度GDP增长10.5%，
三、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经济将延续回调态势，但单季度GDP增长低于8%的可能性不大。CPI也将在7月份左右达到年度峰值。预计全年经济增长为
9.5%左右，物价涨幅3%左右。
需要警惕和防止一种可能性不大、又不能完全排除的情景：房地产价格在经过一段时间僵持后出现明显回落，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出现大幅度回落;欧债危机恶化和扩散，加上人民币升值及有关政策因素的影响，外贸增长也出现大幅下滑。若出现这种内外风险因素“双碰头”的情况，则经济增长短期可能出现大幅度滑坡。对这种小概率事件应有必要的政策工具储备，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做到有备无患。
三、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与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结构已经发生积极变化，市场驱动的投资、消费和出口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初步形成，但基础尚不稳固。内需增长尤其是投资增长对政府力量仍有一定依赖，房地产投资存在较大的回调风险，影响外贸出口的不稳定性因素较多，经济运行尚未进入新一轮平稳可持续增长轨道。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稳步微调为基调，在稳定上半年防泡沫、抑通胀成效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化解诸多矛盾和风险，防止出现大的起落，逐步实现经济政策由应对危机型向常规型的平稳过渡。在不断增强内生性增长动力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十二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下半年财政、货币政策应继续以微调为基调，警惕国内外不利因素产生的叠加效应，防止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财政政策在逐步收缩政府投资规模的同时，预留必要的回旋余地，包括储备一批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空间等，为
应对需求较大幅度下滑做好准备。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控制新增贷款的力度较大，数量型货币调控措施比较集中，基于资产泡沫风险缩小、通胀压力减轻，以及企业融资难问题有所增加等情况，下半年货币政策不宜继续加大收缩力度。
(二)保持房地产投资稳定增长
抑制房地产泡沫与保持房地产业平稳较快发展并不矛盾。事实上，抑制泡沫正是为了保障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近期控制投机性需求、稳定房价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下一步即使出现房地产投资明显回落的情况，对已经出台的抑制投机的政策措施也不能松动。同时要注意做好三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抑制投机与鼓励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相结合。应加快房产税实施步伐，从制度上抑制投机性买房需求，同时适度调整按揭贷款控制措施，支持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二是市场驱动的商品房增长与政策驱动的保障性住房增长相结合。应加快落实已经出台的保障性住房政策，目前保障性住房投资占房地产投资比重约为5%左右，这一比例太小，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使之在稳定房价地产投资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配置政策资源与市场资源，商品房发展需要政策规范引导，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可以大量引入市场机制。三是需求管理与供给促进相结合。总量和结构供给不足也是引起房价上涨和投机性买房活动增加的重要原因。应统筹城乡土地利用，有效盘活城乡存量建设用地，增加城市建设供地数量和住宅建设用地，加快城镇住房建设。
(三)积极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
今年连续出现的“招工难”，富士康“跳楼”、广州本田“罢工”等事件，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虽然目前这种变化主要还是结构性、区域性的，但可能会形成一种趋势，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的“基本面”形成冲击。这种变化的好处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和内需。同时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加薪潮”可能引发的一些新问题：一是在我国如何着力培育形成一种和谐、合作的劳资关系。国际经验表明，长期对抗性的劳资关系，不仅有损于经济竞争力，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二是平衡工资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最低工资增长过快，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可能会下降，产业亏损、企业倒闭，反而不利于工人就业和生活改善。三是在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的同时，需要政府加快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改善劳动者状况，不仅要增加工资、改善福利，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换能力，努力把改善民生、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者素质与增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
(四)引导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创新和产业升级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进一步突出。从巩固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看，需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控制通胀和资产泡沫看，则需要收紧货币，控制流动性过剩。处理这一矛盾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当前市场需求仍处于恢复过程中，至少在明年上半年前不会出现市场需求快速扩张;二是我国国际收支正在向均衡方向发展，结汇导致的人民币投放明显减少;三是证券市场规模较快扩大，金融深化继续发展，对流动性的吸收能力提高较快;四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基于控制货币数量的调控措施收到明显成效，流动性过剩问题渐趋缓解。处理流动性过剩与支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前的重点是优化信贷结构，引导资金流向有增长潜力的实体经济领域。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贸易等政策的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重点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改造、兼并重组、自主创新等领域的投资。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扩大市场准入范围，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加大对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减轻中小企业税负，加强和改善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五)健全防止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的长效机制
农产品需求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刚性，但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供给的因素较多，短期内容易发生较大变化。受成本提高的推动，我国农产品价格将呈现持续上涨态势。要使这一过程相对平稳，最重要的是深入实施强农惠农政策，促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产稳定发展，协调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关系。稳定最低收购价及各类市场调控措施，加强农产品市场流通和价格管理，防止因政策调整因素导致供求失衡，引发市场波动。鉴于当前农产品供求形势及其发展趋势，要继续加强国家临时储备的精细化管理，落实取消粮食及制品出口退税政策;发挥中储粮及地方储粮公司的积极作用，针对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灵活调整各项收储措施。扶持生猪生产发展，落实和加强冷冻猪肉收储工作，引导生猪生产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建立健全国内外市场监测体系和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制度，有效防范国际农产品市场的负面冲击，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
(六)巩固节能减排成果和工作基础
节能减排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局面。“十一五”前四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要在最后一年实现累计降低20%左右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必须在余下的时间里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但目前经济增速已有所下降，必须注意处理好节能减排和稳定增长的关系。在继续贯彻今年5月国务院关于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等节能减排措施的同时，今年节能减排工作应着重从增量和结构上下工夫。通过政府鼓励和开放民间资本等措施，促进新能源和服务业领域投资加快增长，让节能减排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长期以来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相冲突的格局。与此同时，节能减排要改变偏重依靠行政手段的方法，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快建立起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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