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概念

第1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概念

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实现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宪政体制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1] 。由于我国的人大制度存在代表多、会议周期短等因素，因而，在1978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围绕全国人大的改革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当时主要有两种改革方案：一种方案是两院制方案，将全国人大代表减至千余人，然后分成两院开会;另一种方案是在不改动现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现行宪法采纳的是第二种方案，以通过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方式来强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 [2] 。实践证明，第二种方案对于我国人大制度的有序运行和我国宪政秩序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扩大后，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上，也产生了一些职权不明、界限不清等现实问题。因此，如何协调和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问题，就成为我国人大制度能否有序运作的前提性因素之一。

一、宪法文本中的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及其问题

在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分别规定在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上，因此，在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依据宪法文本，以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为依据。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宪法文本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并不是仅仅规定在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上，事实上，其他宪法条文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如宪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国家立法权，宪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罢免权，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而笔者这里为了研究方便，仅仅以宪法文本中的第六十二条与第六十七条为依据，来分析和界定二者之间的职权关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职权的规定主要规定在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四)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六)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七)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八)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十二)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十四)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十五)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主要规定在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八)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十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十三)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十四)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十五)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十六)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十七)决定特赦;(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十九)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二十)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二十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与全国人大诸多的职权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更加庞大复杂，单从数量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21项职权就远远超过全国人大的15项职权，这实际上也体现了现行宪法要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权力的基本构想。从宪法文本规定上看，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分别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进行了规定，二者之间的职权内容和职权界定都已经由宪法予以规定，因而其职权内容和界限应当是明确而清晰的。但是，由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国宪法实践的不断进展，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在现实中出现了很多争议和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不清，界限不明，在现实中导致了职权无序行使的情况。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的立法权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基本法律”的立法权的无序行使。按照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因而，作为宪法上明确规定的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享有立法权。尽管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享有国家立法权，但是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二者之间的立法层次是不一样的。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基本法律的立法权，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对非基本法律的立法权。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项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项共同构成了我国立法体制中的立法权二元结构模式。对于这种将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人为地划分为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两个层次的立法模式，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其造成了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之混乱 [3] 。尽管笔者对这种立法权二元机构模式也不赞同，但是，既然宪法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我们就要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因此，笔者的分析从默认接受宪法文本中的这种立法权二元结构的正当性为起点，在此基础上再来分析，这种立法权二元分裂在实践中的困境。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基本法律的立法权从属于全国人大，而非基本法律的立法权从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这种逻辑推演，那么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应当是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应当是非基本法律，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一般来说，“基本法律”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在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中，有不少显然是不属于“基本法律”的，如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4]。不仅如此，实践中出现把本该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下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情况。1979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制委员会，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1981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原则上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草案)》。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授权，在1982年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并以第八号令公布，决定自1982年10月1日起试行。民事诉讼法(试行)属于基本法律范畴，其制定权应该属于全国人大，但却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同样的还有，如同属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审议原则通过，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审议通过 [5] 。因此，由于对“基本法律”没有一个精确的含义，在实践中就出现了本该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却授权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而本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非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却越俎代庖予以表决通过。这就造成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不清、界限不明，从而使得国家立法权的行使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种事实上的违宪行为会导致宪法文本的虚置，长此而往，会严重损害宪法文本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第二，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存在着重复交叉，导致职权主体的不明确，致使职责不明，职权被虚化。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宪法监督权的虚化上。在宪政体制中，宪法监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宪法权威、维护宪政秩序的根本之路，也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途径。只有对损害宪法权威、违反宪政秩序的各种行为予以监督和纠正之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功能才能最终得以实现。所以，在宪政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不论是尊崇司法权优位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信奉议会至上的大陆法系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建立起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德国的宪法法院制度、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制度。我国也非常重视宪法监督的功能，并把这种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授予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国家其他机关都受其监督，因此，我国的宪法监督主体实际上就限定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自然都不享有宪法监督权。尽管对于这种类似于立法监督的监督体制，法学界给予了较多的批评，很多学者都呼吁建立类似于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之类的专门宪法监督机构来监督宪法实施，但是，既然我国宪法文本明确将宪法监督权赋予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规定，默认这种规定的合理性，并以此为逻辑原点来建构和发展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因此，笔者这里仅仅关注文本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权，并对这种规定进行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分析，试图来缕清这种文本规定的规范意义。从我国宪法的文本规定来看，我国宪法把宪法监督权分别规定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中，这就表明我国宪法监督主体有两个：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尽管从形式上来看，监督主体的增多更有利于监督宪法实践的开展，但是实际上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往往更造成职权行使的虚化和职责的相互推诿。因为在存在一个职权主体的情况下，职权主体和职责都是明确的，如果职权主体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当，那么责任主体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存在多个职权主体的情况下，往往就会出现在涉及利益的时候蜂拥而上而在需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则相互推诿的局面。因此，在表面上，宪法监督权主体的二元在形式上似乎有利于宪法监督实践的更好开展，但事实上，这种二元化的主体设计反而更不利于宪法监督实践的开展，我国宪法监督发展的实践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从1982年宪法通过至今，已经经过了25年的历史，在这25年中，社会上发生了许多公然的违宪事件，但是，不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却从没有进行过一次宪法监督，也从来没有宣告过一起违宪事件的发生。这种宪法监督的尴尬局面实际上是与我国宪法文本的监督主体二元化规定密切相关的。

二、全国人大能否当然享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我国宪法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规定，除了职权不明、界定不清、职权重复、职责不定等问题之外，实践中最突出的一个理论难题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职权界定问题。按照宪政主义的基本原理，所有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要以国家法律的明确规定为依据。既然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那么其职权就必须以此为根据，这在理论上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排除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性：宪法规定本来应该由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全国人大却授权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就予以行使;另一种情形则是宪法规定本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全国人大却直接予以行使。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有全国人大的明确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似乎有法律依据，但是，如果没有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不能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的，其中原理应是十分清楚。问题在于第二种情形，全国人大能够直接行使宪法规定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例。例如，我国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在这个条文中，“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职权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在全国人大的职权条款中并不见相应权力。这种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也得以充分体现。该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第七条第一款：“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因此，结合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以及《缔结条约程序法》的相关规定，我们可以推演出我国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全国人大。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却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的议案，决定批准198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包括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由全国人大来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导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的关系，如何来对全国人大的没有宪法依据的行为做出合法性说明。对此，有学者解释说，由全国人大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理由是：第一，虽然该声明是一个双边协定，根据宪法第六十七、八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同外国缔结条约以及批准和废除重要协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由于《中英联合声明》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协定，而是一个涉及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协定，依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第二，虽然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全国人大有批准条约和协定的权力，但就全国人大的性质及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而言，全国人大也应有权对条约和协定进行批准和审查。第三，根据宪法第八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国家主席只能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条约和协定。因此，全国人大决定批准的条约和协定不需要国家主席的批准。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将全国人大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职权与宪法中规定的全国人大“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条款结合起来予以体系解释，可以尽最大可能地消弭全国人大代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违宪性问题，但是在理论上，这仍然是一个亟待澄清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全国人大是否享有宪法解释权的问题，法学界对此同样争议很大，迄无定论[6]。这些问题其实也同样涉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限关系。而要想厘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必须要对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予以澄清。因为“确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实际上就是一个确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问题”[7]。

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主要是依据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经常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8]从二者的地位上看，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一种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常设内设机构而存在的。如果仅仅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看做是全国人大的附属机构，那也就不存在上述的职权关系问题了，因此，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属于全国人大，其职权也只能附属于全国人大，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全国人大自然也就享有。问题在于我国宪法在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附属于全国人大的地位的同时，又在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分别作出了规定，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不是来源于全国人大，而是来源于宪法的直接授权。这就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在权力来源上就独立于全国人大，因此才会出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定问题。

由此可见，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关系上尤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来源上，存在着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内部分权说，另一种是宪法授权说。内部分权说是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来源全国人大的内部分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委会作为它的常设机关，就是把它的一部分权力分给常委会行使。”[9]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全国人大通过分权的形式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那么全国人大自然也就当然享有这些权力，因为这些权力本来就是属于全国人大的，只不过限于全国人大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时间，没法在现实中经常行使，因而才把自己的权力分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代替行使。比如范进学教授就认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所拥有的所有职权，全国人大也自然可以行使。”[10]而宪法授权说则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务院、最高院、最高检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其职权来源于宪法的授权。既然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都是来源于宪法的授权，那么就要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按照宪法授予的职权界限行使，而不能脱离宪法依据进行扩大解释。笔者认为，尽管内部分权说从本质上揭示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事实上权力来源关系，但是在理论证成上，笔者更倾向于宪法授权说。理由如下：第一，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不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职权来源都是源于宪法的授权。如果认为全国人大常务会的职权来源于全国人大的内部分权，那么同样可以进一步追问全国人大的职权来源于哪里呢?因此，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样，都是源于宪法的授权。第二，尽管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事实上的附属关系，但是当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分别把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以宪法的形式予以规定下来的时候，那么即使是全国人大，也要遵守宪法的规定，严格恪守宪法赋予的职权。如果全国人大在享有自己的职权的同时也当然享有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那么宪法就没有必要在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大的15项职权的同时，又在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多达21项的职权，而完全可以把全国人大的职权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条款中去，而没有必要分别加以详尽的规定。

三、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定原则

由全国人大是否当然享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问题所引发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划分界限问题，只有在理论上厘清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限，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才具有宪法依据，从而具有合法性依据。笔者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定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职权法定原则。职权法定原则是指不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职权依据都是宪法上的明确规定。职权法定原则是宪政主义理念下公权力行使的重要原则。对于国家公权力来说，其权力来源、权力内容等都是来源于法律的明确的授权，没有法律明确的授权，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是非法的。因而职权法定原则对于公权力的行使来说具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法无明文即禁止”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界限，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那么权力主体就能为任何行为;第二，“权力不能推定”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法律规定了公权力主体享有哪些权力，那么公权力主体就只能享有哪些权力，对于权力来说，不能进行权力推定，不能认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为了权力行使的方便而认为权力主体应当享有法律没有规定的权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权力不得推定原则与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五项规定的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之间的关系问题。笔者认为，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五项所规定的全国人大的弹性权力，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宪法授权，而不是来源于权力推定。

对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说，职权法定原则就意味着全国人大的职权只能以宪法第六十二条为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以宪法第六十七条为依据，这主要有三个要求：第一，职权主体的法定化。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七条明确把上述职权赋予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而其职权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如国务院、最高法、最高检皆不得享有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职权。第二，职权内容的法定化。宪法第六十二条是对全国人大职权的具体授权，宪法第六十七条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具体授权，这种明文授权本身就意味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法定化，其职权内容只能以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为依据。第三，责任主体的法定化。权力同时意味着责任，公权力的行使不当必然会导致责任的产生，当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明确授予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各种职权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必须承担职权不当行使、不作为等所导致的责任。

(二)合宪性推定原则。职权法定原则意味着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都是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不能超越宪法而行为。但是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解决的只是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的职权依据问题，而没有解决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七条所涉及的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突出的表现在全国人大能否当然享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上。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依据就是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自然不享有宪法第六十二条授权给全国人大的职权，这自是无疑;但是对于全国人大是否当然享有宪法第六十七条所授权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学界存在着争议。笔者认为，对于全国人大所行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应当实行合宪性推定原则 [11]，只要全国人大所行使的职权没有明显违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只要这种职权不是宪法专门授权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职权，那么就可以推定全国人大代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为是合宪的。之所以要对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为进行合宪性推定是源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实上的地位关系。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是全国人大的内部组成部分，因而，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从属于全国人大的。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是从属于全国人大的，那么其职权也就自然从属于全国人大。所以，在这种关系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但是全国人大却可以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但全国人大行使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也不是毫无限制的，这种行使要受到特定专属原则的限制。

(三)特定专属原则。所谓特定专属原则是宪法明确确定为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的职权就只能是属于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不能越俎代庖，超越自己的职权界限去行使宪法规定专属于其他机关的职权。特定专属原则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专属于全国人大所有的职权，这些职权全国人大必须自己专属所有，而不能转让、授权或委托给其他机关行使。第二种情况是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的职权。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按照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为附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全国人大可以当然享有。但是我国宪法在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的时候，却规定了部分职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有行使，其隐含意思就是排除了全国人大对这部分职权的行使，其中最典型的规定就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行的部分职权。对于这部分职权，就不能默认为全国人大可以当然享有，就只能解释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

需要注意的是，职权法定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与特定专属原则之间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在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时候，首先必须要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只有在有宪法明确依据的情况下，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享有这些职权。在宪法明确赋予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各自的职权之后，紧接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人大能否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呢?鉴于在我国的宪政体制中，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从属关系，对于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为不能贸然就认定为越权或者违宪，而应该遵循合宪性推定原则，只要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违宪情景，只要没有明显违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就应该实行合宪性推定，认为全国人大的这种行为是合宪的。在对全国人大的行为进行合宪推定的时候，要注意有些职权是宪法明确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的，对于这部分职权全国人大就不能行使，而只能解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在这三个原则的关系上，职权法定原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个原则而展开的，可以看做是界定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核心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可以看做是对职权法定原则的一种变通或限制，从而为现实中出现的全国人大代行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说明。而特定专属原则则是对合宪性推定原则的再限制，从而表明全国人大的职权也不是毫无限制、不受拘束的，也必须遵循特定的职权专有原则。这样，通过这三个原则的层层演进，就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界定，初步厘清了界限，划定了职权范围。

四、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界定

根据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界定中的职权法定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以及特定专属原则，我们可以将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关系简单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全国人大享有的职权。全国人大享有的职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全国人大专有的职权，一种是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而为全国人大所行使的职权。全国人大专有的职权在宪法条文中表述得比较清楚，就是宪法第六十二条所规定的15项职权。依照宪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并结合其他相关职权条款，全国人大的职权可以简单地分为以下几类：(1)宪法修改权和监督权。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的具体程序规定在宪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982年宪法自颁布以来已经过四次修改。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监督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种规章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和条文规定; 第二，监督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行为是否违反宪法。(2)基本法律的制定权和修改权。基本法律是为宪法实施而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法律，主要包括民刑法律、诉讼法、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特别行政区的立法等。(3)中央国家机关组织权。这种职权主要体现在全国人大对中央国家机关的人事选举权和罢免权上，具体职权主要依据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四至八项以及宪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4)国家重大问题决定权。这是指全国人大有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有关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等等。(5)最高监督权。全国人大有权监督由它产生的其他国家机关的工作，这些国家机关都要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具体说，这一监督权分为规范监督和工作监督两类。规范监督是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主要指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工作监督包括全国人大听取并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听取、建议修改和通过国务院的工作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央军委主席也要向全国人大负责。(6)其他职权。宪法第六十二条第十五项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行使“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一弹性条款为全国人大处理难以预料的新问题、重大的紧急问题提供了宪法依据。按照学理上的解释，其他“应当由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指的是，尽管该项职权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划分其归属，但理论上从该项职权的性质和对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判断，该项职权应当由它行使，而不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其他机关行使的职权[12]。

全国人大所享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主要是指宪法第六十七条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从内容上看，这些职权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类：(1)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宪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负责宪法的监督实施。(2)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二、三、四项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法律补充权和修改权、法律解释权。(3)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行使的重大事务决定权;另一类是宪法直接赋予的国家重大事务决定权。(4)人事任免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事任免权主要规定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九到十三项上，其中第九项和第十项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所享有的人事任免权。(5)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从监督内容上也可以分为两类：法律监督权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两类。在法律监督权范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而在国家机关工作监督权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他由全国人大产生的中央国家机关都有权进行监督，如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质询案以及对司法机关提出的个案监督等。(6)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上述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外，宪法第六十七条二十一项又专门规定了一个授权条款，以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在上述职权中，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享有的职权以外，在理论上全国人大都可以享有。那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又有哪些职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而不能为全国人大所行使呢?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的职权。在宪法第六十七条所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21项职权中，有部分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可以行使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合宪性推定原则，推定全国人大行使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行使是合宪的。但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中，有部分职权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的，这部分权力就只能保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不能由全国人大代替行使。这部分职权的典型代表是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所规定法律解释权。之所以认为法律解释权是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有，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在法律依据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规定：“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这实际上已经把解释法律的权力授予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一次明确了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从法律解释的实践来看，法律解释是和法治实践紧密相连的，实践的多样性要求法律解释必须能跟上法治发展的要求，但是囿于全国人大的会议周期、工作程序、代表构成等因素，全国人大无法对实践中多变的法律问题予以充分而及时的解释，因此这项工作只能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所以，不论是从法律依据还是法治实践来看，法律解释权都应该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专属所有。

(三)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代替行使的职权。由于全国人大每年只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周期也只有2周左右，因而全国人大事实上长期处于闭会状态，但是社会实践又复杂多变，有的时候又迫切需要全国人大对社会重大事项进行决定。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确保全国人大的最高决定权，同时又能适应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宪法中便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代替行使部分本应由全国人大行使的职权。例如，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三、五、九、十、十八项所规定的职权。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种代替行使职权的行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呢?从法理上看，存在着委托说和授权说两种解释路径。委托说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是源于全国人大的委托，其职权是来源于全国人大，因而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和制约;而授权说则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替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解释为一种宪法授权，认为全国人大之所以可以代替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是源于宪法上的规定，其权力来源是宪法规定。委托说和授权说的区别在于当法律责任产生的时候，责任主体的不同上。如果是委托关系，那么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行使不当导致责任产生的话，那么责任主体就应该是全国人大;而如果是授权关系的话，在责任产生的时候，责任主体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从宪法条文规定以及我国宪政实践来看，笔者更倾向授权说，认为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代替行使全国人大职权的行为是一种法律授权，应当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注释：

[1]许崇德:《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2]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

[3]章乘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关系检讨》，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第3期。

[4]韩大元、刘松山：《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载《法学》2003年第4期。

[5][6]胡锦光：《中国宪法问题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150页。

[7][9][12]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320页。

[8]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10]范进学：《宪法解释主体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

[11]韩大元：《论宪法解释程序中的合宪性推定原则》，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法学博士)

作者：秦 强

第2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的问题与出路

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不同机关出于诸多考量的理解和适用难免不一，这必然带来司法和执法的混乱，最终受到冲击的是整个国家法治秩序。

一、问题的提出：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

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二者制定的法律冲突时如何选择适用，能否适用《立法法》确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之法律适用规则?但该法律适用规则适用之前提是“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或可视为同一机关，《立法法》未明确规定，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缺乏统一的见解，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件中对二者制定法律冲突法律适用的法律争议值得我们关注，应当引起我们对此类问题的思考。

(一)案件事实及争议

市民刘家海2005年1月27日驾驶摩托车被值勤交通民警以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为由以简易程序处以100 元罚款。刘家海不服，于2005年3月18日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法院。

刘家海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公民处以警告或50 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而且《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还特别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都必须“依照本法”，这是明确排除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作出除外规定的效力的。所以，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应属违法无效。

被告认为，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特别指出，此案适用的是《交安法》而非《行政处罚法》，是符合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行政执法依据的适用规则的。所以，原告刘家海所诉理由不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一、二审判决要旨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依据的是《交安法》，该法是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特别法，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被告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当场处罚100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原告主张被告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处罚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选择适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没有上下级的区分，应视为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只存在“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的区别。《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交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于两法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故不存在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只是出现了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情形，即《行政处罚法》的上述规定属于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一般规定，《交安法》的上述规定属于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根据《立法法》第八十三条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交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判决维持原判。刘家海不服二审判决，提出申诉。

(三)案件的法律意义

《行政处罚法》是全国人大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交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10月28通过的，所以本案核心问题就是《行政处罚法》和《交安法》法律适用问题，《立法法》确定的后规定优于新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之前提是“同一机关”，本案中《交安法》和《行政处罚法》的冲突能否适用该规则之前提就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6月1日修订后的《律师法》和全国人大1996年3月17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法律冲突造成《律师法》法律理解不一和适用中的尴尬[1]。可见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的分析是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

二、回应实践难题：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

(一)从现行法律的文本分析

1. 《宪法》文本的分析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专门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活动原则和工作,作了全面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

《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使用了“机关”的组织定位，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全国人大的内部机构。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不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等规定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法律地位、人员组成、职权划分、立法权限等《宪法》规范上的区别，所以不能视为“同一机关”。

2. 《立法法》文本的分析

《立法法》中,“机关”与“机构”是有明确区别的。“机构”一词在《立法法》中出现13次,主要指机关内设的具体工作部门，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国务院法制机构和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被称为机关。而且《立法法》重申《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及其相关规定基础上，分别用两节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作了详细规定，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及其法律解释的效力等同于法律，同为国家立法权主体，但两者的区分是明显的。从其措词及用意上看,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关并非全国人大常设(内设)机构，两者都是国家立法主体，所以不能视为“同一机关”。

(二)从立法体制历史沿革分析

我国立法体制尽管历经变动和调整。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可见，当时的国家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大。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的决议。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两次授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国家立法权，实质上改变了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唯一机关的规定。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2]。从立法体制沿革来看，国家立法权并非是唯一而是具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相区分的二元立法主体。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并不平等，立法权限、立法程序不同，应属于不同的国家立法主体，将二者视为同一机关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理论逻辑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着大量、经常性立法工作，其制定的法律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之间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的。既然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非同一机关，二者制定法冲突在现行法上缺乏相应法律适用规则，这可能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的不同，造成法律适用上混乱，不利于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影响法治统一。

三、实践困惑之原因：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法律适用规则之立法漏洞

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规定的模糊性是造成法律适用规则选择混乱的主要原因。《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上依据法律规范有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区分，而没有同位法和上下位法之别。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明确的，“尽管在《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对‘基本法律’的范围作出具体的列举，以便于各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立法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多数意见认为，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许多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定型，将‘基本法律’的事项进行一一列举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因此，本法仍然沿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基本法律’的事项不作一一列举。”[3]《宪法》的模糊规定必然影响立法和执法实践。

实践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制定法律最活跃的主体，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大量的、经常性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4]，立法对基本法律的模糊规定造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与全国人大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如《交安法》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二百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条款，和《行政处罚法》50 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是不一致的，这就必须寻求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立法法》是否规定相应法律适用规则?

《立法法》确定的法律冲突裁决制度不能适用《行政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对当事人罚款程序而言，《行政处罚法》与《交安法》规定不一致，能否适用《立法法》第八十五条“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之规定是有疑问的。《行政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关系而言，《行政处罚法》是旧的一般规定，《交安法》是新的特别规定，两部法律在罚款程序上规定的冲突属于是“新的特别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之情形，显然《立法法》不能适用。

《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的制度不能解决《行政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有学者建议，针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时可以通过《立法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加以解决。《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法律解释权，其对法律的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但根据《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限于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与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两种情形，《行政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依法不具有适用此制度之条件。《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但撤销的条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不适当”之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或修订法律必须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是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经济条件。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规定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200元以下罚款应当说是符合执法实践的，难谓“不适当”。又如律师法修订中对律师执业权利内容的扩大规定是针对律师在实践中会见难、调查难等现实而规定的，体现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符合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精神要求的，具有合法性。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不同机关出于诸多考量的理解和适用难免不一，这必然带来司法和执法的混乱，最终受到冲击的是整个国家法治秩序。所以，寻求适当解决思路就成为论文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之解决思路

对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不一致或冲突，我们可通过个案解决方法和规则解决方法妥善解决理解和适用之混乱。

(一)个案解决方法

个案解决方法就是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尽可能将旧的法律规定和新的法律规定一并考虑作出同步修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不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是有法律依据的。立法实践中对相关法律作出一揽子统筹考量仅仅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似乎难以周全，立法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法律力量，将即将制定的法律公布，鼓励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关立法机关可以委托有关法律团体进行立法冲突评估，尽可能考虑周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冲突造成的法律适用困难。个案解决方法最好是在新的规定尚未实施前，法律实施后再进行解释就犹如亡羊补牢，虽未完全不可，但毕竟造成适法中的混乱，难为上策。

(二)规则解决方法

规则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不一致时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可以在《立法法》中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省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一致时准用“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如此，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违法处罚案法律适用的争议就有法律依据，更不会有司法终审判决后当事人和民众的“合法性”质疑。如此，《律师法》也不会出现专家学者各说各话，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就不会出现，这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注释：

[1] 修订后的《律师法》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不一致。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法中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关于新法与旧法，二者都是法律，只不过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根据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两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律师法的规定优于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两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律师法是下位法。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刑事诉讼法是由近3000名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律师法只是由100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师法。具体内容参见2008年2月25日的《法制日报》。《律师法》的规定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如据重庆市律协秘书长陈翔介绍，自2008年6月1日新《律师法》实施以来，市律协已陆续接到10余起关于律师会见嫌疑人受阻的反映。有关部门认为《刑事诉讼法》高于《律师法》，所以要执行《刑事诉讼法》。具体内容可见2008年6月11日的《时代信报》。

[2]“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7/content_2558810.htm.

[3]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4]以十届全国人大为例,全国人大制定4件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69件法律。参见江辉：《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统计分析》，载《人大研究》2008年第7期，第36~37页。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后、司法管理博士、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作者：梁三利

第3篇：关于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的思考

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工作。本文从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关系入手，通过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做法，就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供有关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关系

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地方组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这些规定明确向我们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之间有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那么，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特别是省级人大常委会之间，还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自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就已经提上研究讨论的日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及地方组织法和选举法进行修改，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特别规定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同时，将人大代表直接选举扩大到县，规定实行差额选举和无记名投票等。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修改，将原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除基本法律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这样，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得到迅速加强，而且设立时间早，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另一方面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时间短，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较多，特别是人大代表直接选举问题十分复杂，非常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帮助和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有种观点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应当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以便于人大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观点，在调查研究和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明确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理由是：首先，建立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目的就是下放权力，把中央过分集中的权力分一部分给地方，特别是省一级。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没有领导关系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真正属于地方，这才可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使地方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地把事情办好。第二，从实际工作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不能干预。比如，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省级人大选举产生的，省级人大常委会有权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能干涉?所以，凡是省级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能干预，否则就与宪法和法律精神相抵触了。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有监督的责任，但是监督不同于领导关系。监督是在事后，如果要讲领导，那就事先事后都有。事前领导了，出了事就不是事后监督了。同时，彭真同志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虽没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在工作上是有联系的。他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召集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开会，座谈、总结、交流工作经验。这些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对工作有益。他指出，省级人大常委会经常就工作中的法律适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关问题提出询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应该商议答复。他还指出，关于地方选举工作如何依法进行和如何采取适合实际情况的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是有指导责任的。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关系，彭真同志将其概括成一句话，即“是法律监督关系，不是领导关系;有些方面有指导作用，有些方面是工作联系” 。后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也指出：“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地方人大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之下，地方党委又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级人大之间不是垂直领导关系。但地方性法规不能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地方性法规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这是一种法律监督关系。另一种是工作上的联系、指导关系……这种联系，可以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得到帮助，使工作少出差错，也可以让地方知道全国人大怎么进行活动。上下级人大之间应该互相学习，全国人大的工作也要吸收地方人大好的经验。”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吴邦国委员长多次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联系，学习地方人大依法履职的好经验，共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宪法、法律的规定和几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论述告诉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同时还有一种联系关系。这种联系关系包含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征求和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要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相互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工作情况，要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进行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主要做法

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幅员辽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复杂，差距较大。为使法律的制定，决议、决定的作出，能够从实际出发，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从而更具稳定性和权威性，全国人大常委会需要充分听取各地意见，了解各地情况。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的主要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与地方人大常委会地位、职权有所不同，但工作性质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因此可以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工作情况，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的另一目的。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掌握宪法、法律的内容和精神实质最权威，并且了解人大工作情况最全面，对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业务在法律上和工作上可以有指导作用。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联系的第三个目的。

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创造出许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好做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请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代表地方对常委会审议的议案和报告发表意见。这是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意见最主要的渠道，也是唯一具有法律保障的渠道。

(二)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出差时，安排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地方人大同志反映，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直接了解地方人大常委會意见的好做法，应当使之经常化、固定化。

(三)请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全国人大对口专门委员会会议，代表地方对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和报告发表意见。全国人大有的专门委员会在工作中使用这种做法，效果较好，许多同志认为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四)以调研、发函的方式，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和法律草案的意见，了解地方人大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

(五)以寄发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内部工作材料或者召开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会议的方式向省级人大常委会通报有关工作情况。

(六)请省级人大常委会通报工作情况。

(七)以召开省级人大座谈会的方式，交流人大工作经验。

(八)以《工作通讯》(后改为《中国人大》，成为对外发行的宣传性刊物)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办的刊物和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办的内部刊物为平台，交流各地人大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

(九)通过对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其他地方人大同志来信的办理和来访的接待，听取意见，了解情况，交流经验。

(十)培训地方人大干部。

(十一)组织边疆省份基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赴内地学习考察。组织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基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赴经济欠发达地区考察。

(十二)研究答复省级人大常委会就工作中的法律适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关问题提出的询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一种传统做法，很受地方人大常委会欢迎。地方人大同志反映，这种做法需要改进的方面是，应当使答复的信息不仅能够传达到提出询问的地方，而且应当及时传达到其他地方，避免重复询问，造成资源浪费。

(十三)通过设立全国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工作办公室，作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提出关于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并报中共中央批转，举办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编发换届选举工作简报，答复有关换届选举的法律问题和工作问题等方式，指导地方人大，特别是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这些做法有的已经形成制度固定下来，有的因故未能坚持下去，还有的目前正在探索过程中。

三、几点建议

如何在以往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联系?这是个大课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内容，建议首先加强以下几项工作：

(一)巩固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意见的渠道。完善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准备审议的议案和报告草案尽量提前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以便列席会议的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能够有针对性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准备有关意见。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分工联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以多种形式经常地、定期地听取地方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意见。对邀请省级人大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全国人大对口专门委员会会议工作进行探索，保证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会议有地方人大对口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会工作部门负责人列席。

(二)建立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工作情况的平台。恢复专门用于交流人大工作经验、通报人大工作情况的内部刊物《工作通讯》(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會机关曾办有内部刊物《工作通讯》，由办公厅联络局负责，起着与地方人大交流工作经验和工作情况的作用。后来，《工作通讯》改为《中国人大》，与办公厅联络局脱钩，开始对外公开发行，其性质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专门用于人大系统内部交流经验和情况的内部刊物，变成了以宣传人大工作为主的对外公开发行刊物)。定时分片分专题召开地方人大工作座谈会，有系统、有组织地总结、研究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经验，推动人大工作向前发展。做好对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其他地方人大同志来信的办理工作，重要内容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反映。加强对省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其他地方人大同志来访的接待工作，沟通交流工作情况，认真听取建议和意见，并根据地方同志的要求尽量安排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见面。健全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省级人大常委会相互通报工作情况制度，使之规范化、经常化。

(三)进一步加强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指导与帮助。了解地方人大常委会存在的困难，适时进行专题调研，提出解决普遍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加强答复省级人大常委会就工作中的法律适用、法律程序和其他有关问题提出的询问工作。对地方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特别是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工作加强指导。适当组织地方人大业务工作骨干赴国外考察交流。强化地方人大干部培训工作。

(四)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作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提供优质服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特别是地方联络部门，应当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更好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地方人大常委会意见服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导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服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交流工作经验、通报工作情况服务。

(五)研究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办法，使这项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还缺少规范化，随意性较大。其实，这项工作的开展，自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没有中断过，积累了近30年的经验，实践中创造的许多做法至今行之有效。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在广泛调查、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系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办法，进而推动人大工作向前发展。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地方联络处处长)

作者：陈荧

第4篇：“作家杯”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全国十四所著名高校和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聘请国内一流的文学家、编辑和人文学者担任评委的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定于2013年5月1日起开始启动。

“新概念”旨在提倡：

“新思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

“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辞

“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

参赛对象：

A组 应届高三及高二学生(包括三校生)

B组 高一以及初中学生(包括三校生)

C组 除中学生以外的30岁以下的青年人

参赛形式：

分初、复赛。初赛沿用一般文学刊物征文的形式，不命题、不限定题材、体裁，字数5000字以下，不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严禁抄袭或请人代写。来稿请附“报名表”，见《萌芽》2013年第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一期，《萌芽》(新概念作文版•下半月刊)2013年第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一期，每张报名表只能附一篇作品，一并寄达上海市巨鹿路675号萌芽杂志社，邮编：200040，信封上标明“新概念”。各组的初赛优胜者参加复赛;复赛设立考场举行。对外地来沪参加复赛的学生，由组委会提供来回火车硬座旅费。

截稿日期：

2013年11月25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奖项设定：

设一等奖、二等奖和入围奖，颁发获奖证书。好作品和获奖佳作将在《萌芽》纸张版或网络版上刊登，大赛结束后将由专家点评，结集出版。获奖的应届高三毕业生将进入著名高校重点关注范围，视其具体情况予以优先考虑。另设组织推荐奖若干，授予积极组织学生参赛的学校。

注意事项：

本项大赛不收任何参赛费。参赛者请自留底稿，稿件一律不退。凡参赛者均被

视为自动同意本启事之各项约定。需购《萌芽》者，请速汇款至萌芽杂志社，每册定价4.80元。平邮免收邮费(挂号每册另加邮费3.00元)。

本届大赛由“作家杯”协办，并独家冠

名。

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

2013年5月

新概念1群：1345016252群：1379807693群：1103010284群：198644740

常见问题解答

1.怎么参加，怎么获得报名表，报名表在哪里，今年的什麽时候开始? 请去报摊买本当年5月到11月的《萌芽》，拾取报名表，征稿中有说明。

2.我的组别?

你的组别及所填年级是参照当年9至1月学期你所念的年级。若升学，请等待至9月再寄出稿件。

3.初复赛是什麽回事?

初赛由个人自由写稿后邮寄到组委会。复赛是组委会从初赛稿件中选出优秀稿件后以挂号信形式通知你，在指定时间到上海参加，复赛形式类似考试，规定命题进行写作。

4.不命题，不限定题材，体裁(什麽什麽的内容我可以不可以写，我写诗可不可以)?

命题的含义：即你所写的文章围绕的中心点

题材的含义：即你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包括爱情，悬疑，鞭挞丑恶等 题材的含义：即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童话，对话录等等

5.字数5000字(我写太少/太多了怎么办)?

你写一个字也可以。请不要被字数限制你的思路。如果超过限制不多无所谓，但最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若超过了6000字请你再改改，或乾脆直接投稿萌芽，不参赛。

6.不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我写在博客上可不可以)?

所谓公开出版物，请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37359.htm中关於出版物的定义。博客不属於此范畴。

7.报名表?

报名表在初赛期间出版的萌芽上。一本杂志就一张报名表，复印无效。一篇作品附一张报名表。若有三篇文章就要附三张报名表。

8.怎么寄?选择什麽方式寄(可不可以电邮)?一个信封放几篇可不可以?

暂时不支持电邮投寄方法。不推荐平信因为容易丢失。推荐邮政挂号信或EMS。一个信封随便塞多少篇都可以。为了以防万一，请备好底稿。

9.信封上不写“新概念”可不可以(写在哪)?

据说可以的，编辑会转给组委会，但这样会加重人家的工作量。

挂号信写在离封口较远的地方(封口要由工作人员粘合)，EMS写在“备注栏”下或信封后

10.提供车费?

看仔细了，是火车硬座。或者是不通火车地方的大巴，轮船三等舱。详细的在复赛通知单上会写有。

11.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为准?

只要你在规定日期内寄出，就算没寄到也没关系。但还是提前些好，因为参赛高峰集中在11月。

12.照片一定要贴么?大头贴可不可以?

照片一定要贴的。只要能看清楚是你就行，但最好还是标准证件照。同时的话最好留一张，因为复赛的参赛证上还要贴的。

13.没有身份证怎么办?

近年的户口本上都有身份证号，没有的话到公安局直接办一张，他会给你你的号码的。

实在不行的话从父母的那里推算(户口本在父母办理身份证的地区)前5位抄下来(男随父，女随母)加8位生日，后四位省略。

当然还是办了好，因为住旅店都要身份证的。

15.家校异地的话怎么填地址?

默认情况下通知单是寄到家庭详细通信地址所以那里写你在学校的地址就可以了

顺：邮政的人员很不负责，送信到后必须有人签收。所以地址的话最后填总是有人在家的，如果家里通常都没人就写祖父母家的地址。

16.我是借读生，填哪个学校?

看你想为哪个学校争光咯

推荐填的还是你念的而不是学籍所在的学校。

17.我可不可以投很多篇?

随便，只要你搞得到足够的报名表

18.手写还是打印，打印的话字体大小要求?

没有任何要求只要评委看得清楚就可以但最好打印因为手写不佳的话很可能影响评委心情，打印字体通常选择宋体幼圆或微软雅黑五号OK

19.什麽时候得到通知?

大约在圣诞节到元旦期间

20.学校一栏的tel?

学校的tel写班主任的电话就可以了

21.不入选的话还会退稿么?我可以投稿到别的地方么?

不会退稿，但允许投到别的地方去。

22.入围却没有参加复赛会取消资格?

尽管如此，但还是会获得一个入围奖。通常夹在过期杂志内寄给你。

复赛通知书模版

XX同学：

定於2014年1月X日(星期X)，在上海举行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并於1月X+3日举行颁奖大会。请您做好准备，准时前来参加。具体注意事项：

1.复赛地点(略)，一般是逸夫技校

2.复赛时间(略)，1月X日

3.复赛报到：请带好复赛准赛证，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合同书，协议书”，高二，高三学生会考成绩证明，如有其他获奖证书及相关个人资料也一并带上。

4.食宿费自理。外地来沪学生一律凭硬座火车，长途汽车(不通火车的地方可坐长途汽车)，轮船四等舱票据(直线距离，不得绕道)和准考证报销车票(如乘坐软席，卧铺，豪华大巴，轮船三等舱以上，飞机一律不补差价，不予报销)

5.不能复赛者取消资格

6.请带好参赛作品外的一两篇稿件

7.具体联系单位：萌芽杂志社。电话：021-54034308 地址：巨鹿路675号(71路，48路或地铁至陜西路口下)

第5篇：“作家杯”第十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

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

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戏剧学院

全国十四所著名高校和萌芽杂志社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聘请国内一流的文学家、编辑和人文

学者担任评委的第十四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定于2012年5月1日起开始启动。

“新概念”旨在提倡：

“新思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

拘无束

“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

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辞

“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

参赛对象：

A组 应届高三及高二学生(包括三校生)

B组 高一以及初中学生(包括三校生)

C组 除中学生以外的30岁以下的青年人

参赛形式：

分初、复赛。初赛沿用一般文学刊物征文的形式，不命题、不限定题材、体裁，字数5000

字以下，不可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严禁抄袭或请人代写。来稿请附“报名表”，见《萌

芽》2012年第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一期，《萌芽》(新概念作文版•下半月刊)2012

年第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一期，每张报名表只能附一篇作品，一并寄达上海市巨鹿

路675号萌芽杂志社，邮编：200040，信封上标明“新概念”。各组的初赛优胜者参加复赛;

复赛设立考场举行。对外地来沪参加复赛的学生，由组委会提供来回火车硬座旅费。

截稿日期：

2012年11月25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奖项设定：

设一等奖、二等奖和入围奖，颁发获奖证书。好作品和获奖佳作将在《萌芽》纸张版或

网络版上刊登，大赛结束后将由专家点评，结集出版。获奖的应届高三毕业生将进入著名高

校重点关注范围，视其具体情况予以优先考虑。另设组织推荐奖若干，授予积极组织学生参

赛的学校。

注意事项：

本项大赛不收任何参赛费。参赛者请自留底稿，稿件一律不退。凡参赛者均被视为自动

同意本启事之各项约定。需购《萌芽》者，请速汇款至萌芽杂志社，每册定价4.80元。平

邮免收邮费(挂号每册另加邮费3.00元)。

本届大赛由“作家杯”协办，并独家冠名。新概念作文大赛组委会

2012年5月

第6篇：“作家杯”第十六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名单

A组

王一帆 北京市

贾丽婕 北京市

陈一杭 北京市

孙艺境 天津市

曹程 河北省

路益深 河北省

李胜法 河北省

邱曌奇 山西省

胡月 山西省

赵腾菲 山西省

赵蔓 山西省

彭景西 重庆市

刘雨汀 重庆市

文艺 重庆市

彭钰栖 重庆市

黄萍 四川省

杨盼 四川省

郑冰秋 四川省

季家吉 四川省

董艺璇 安徽省

刘静怡 安徽省

程子衿 安徽省

岳飞雨 安徽省

刘冠宇 安徽省

李可 安徽省

胡文琦 安徽省

吕梦婷 安徽省

王睿茜 安徽省

琚峰 安徽省

陈明 安徽省

刘坤 安徽省

徐缅 江苏省

高歌 江苏省

汤斌 江苏省

戴文艺 江苏省

姜羽桐 江苏省

丁丁 江苏省

苏甦 江苏省

吴呈杰 江苏省

虞舟平 江苏省

朱明坤 江苏省 朱启迪 江苏省 沈哲逸 江苏省 姚盈 江苏省 朱蓓 江苏省 任慧敏 江苏省 何香远 江苏省 周露瑶 浙江省 赵诗媛 浙江省 潘嘉敏 浙江省 韩凯丽 浙江省 石斯瑜 浙江省 石梓元 浙江省 金鑫 浙江省 沈舒晴 浙江省 林子 浙江省 万轶群 浙江省 黄尔越 浙江省 王琪涵 浙江省 蔡一润 浙江省 王家明美 浙江省 徐敏乔 浙江省 楼超逸 浙江省 石家榴 浙江省 林子夜 浙江省 劳怡南 浙江省 陈锦丞 浙江省 曹特立 浙江省 董倬诚 浙江省 项若诗 浙江省 谢金辉 浙江省 钱佳欣 浙江省 王怡婕 浙江省 葛许越 上海市 罗轶群 上海市 章沁苑 上海市陈思静上海市 蔡一上海市 王子璇上海市 吴光潜上海市 黄芷仪上海市 李颖上海市 尹彤山东省 李月山东省

高涵山东省 张晓萌山东省 邢璐山东省 杨宇佳山东省 李尧山东省 张甲英山东省 丁肖瀚山东省 李嘉茵山东省 徐美琳山东省 周玲山东省 段立文山东省 赵小璇山东省 戈文山东省 孙一腾山东省 唐园惠山东省 齐晓筠山东省 商宇山东省 王静敏山东省 李培霖山东省 付文慧 山东省 沈芮涵山东省 张慧草山东省 牟馨格山东省 杨雅茗山东省 刘青霞江西省 郑琪福建省 赵金燕福建省 李荣琦福建省 程琛福建省 丁玉霖福建省 罗晗霏福建省 陈绅福建省 吕师涵福建省 赵鸿菱湖南省 郭书琴湖南省 曹书琴湖南省 万子珊湖北省 欧阳豪杰湖北省 胡子尧湖北省 陈页湖北省 张斌湖北省 杨兆丰河南省 赵星媛河南省 张明慧河南省

何普普河南省 苏启帆广东省 黄明星广东省 文茂权广东省 张恒立广东省 董泽森广东省 黄颂格广西省 李婧璧云南省 吕芷瑶辽宁省 李昊阳辽宁省 张炳健吉林省 于洋吉林省 李曼瑞陕西省 卢鹤来黑龙江省 齐心瑜黑龙江省 刘宇晗黑龙江省 韩雨薇内蒙古 高玮楠内蒙古

B组

许睿真北京市 杜郑兴四川省 姜雨晨贵州省 孙凝翔贵州省 王斐然安徽省 朱文婷安徽省 何鑫宇江苏省 张冲江苏省 池铭之浙江省 周忆宁浙江省 张天航浙江省 许畅浙江省 张子墨浙江省 吴百川浙江省 林雅慧浙江省 郎芊紫浙江省 蒋奔浙江省 程敏谦浙江省 倪佳歆浙江省 袁哲明上海市 刘丰华山东省 李一帆山东省 朱羿文山东省

臧心韵山东省 李梦炎山东省 胡馨媚江西省 叶欣福建省 陈皇屹福建省 钟卓君湖北省 黄智宇湖北省 侯佩儒河南省 陈培芬广东省 王逸琪吉林省 白婷婷陕西省 辜渝新荣新疆省

C组

丁浩天北京市 徐飞力北京市 柳敏北京市 樊国庆天津市 孙静河北省 毛凌雁山西省 潘云贵福建省 杨欣四川省 杨欣雨贵州省 陈超安徽省 吴蓉安徽省 王守军安徽省 黄烨江苏省 邰嘉伟江苏省 刘子宁江苏省 蓝天雨江苏省 孙灵芝江苏省 倪国欣江苏省 樊子广江苏省 米天逸江苏省 沈佳英浙江省 徐岳林浙江省 林浩文浙江省 夏雯上海市 朱聿欣海南省

张雁南西藏自治区 黄杰山东省 林丽茹山东省 王宇昆山东省

熊月湖北省 郑佩然河南省 杨康明广东省 王浩宇辽宁省 李嘉玮甘肃省 宋佳音陕西省

第7篇：国学的概念

国学的简单阐述

整理国学的几大模块： 国学的迄今 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横向的重要性

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的重要意义 国学对青少年的影响 对国学教育的可能

国学的迄今：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 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国学和文学数学的意思不同，并非是国家之学或者治国之学。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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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它兴起于20世纪初，1920年代始盛;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思想学术自由逐步有所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的空间逐步扩大，1980年代后“国学”复起至今。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

国学教育的必要性：

国学的当代价值。人大校长纪宝成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

第一，重振国学，对于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可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提高国民的精神生活水平，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对于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四，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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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横向的重要性 ：

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

章太炎先生有一句话：“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中国之所以能成立，它背后的精神性的东西就是国学。如果没有国学，这个国家就不能自立。“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就是这个意思。在《左传》里也有一句话体现了这种思想，叫“国于天下，有与立焉”。一个国家在天下，一定要有足以立国兴邦的基础。文化问题成为立国兴邦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精神文化，这个国家旧不能立足于天下。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足于世界，一定有它立国兴邦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当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它的凝聚力。所以有的学者又把国学叫做国魂，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这种文化认同、这种凝聚力、这种自尊心，那会是国将不国。

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的重要意义：

1、 让学生传承美德、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内容上概括了中华名族的优秀品质，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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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

2、 促学生健全人格、树立崇高的理想

青少年从小就接受国学经典的熏陶，国学经典将在他们内心深处埋下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慢慢长大，这些思想会与他们形影相随，对他们的一生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国学对青少年的影响：

1、国学有利于培养孩子高尚的道德情操。

据科学研究发现，世界上但凡成功之人，80%-90%的人靠的是情商，(即高尚的人格，优秀的道德品质)只有10%-20%的人靠的是智商。因此，要想使孩子成为有用之才，首先就得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而诵读经典则是培养其高尚道德品质的一条最好的捷径。我校秉承这一育人理念，经过三年经典诵读的持续实践，我校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惊奇地发现，孩子们的行为习惯、思想道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少教师讲，诵读前校园中不讲文明、不讲奉献、不懂孝顺、自私、任性等不良现象在学生中比较普遍，而自从孩子们接受国学教育之后，校园变得文明和谐了，同学们变得谦让、文明、尊重师长了。大部分家长反映：如今孩子们懂事了，懂得为父母端茶倒水;主动帮忙搞家务了;对师长的礼貌也多了。值得一提的是我班的李武同学，原来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及道德品质都很差，经常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随意拿别人的钱物，书籍，同学们都躲着他，不跟他玩。父母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见效。自从诵读了国学经典以后，他思想态度及学习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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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慢慢的喜欢上了学习，再也没有听到同学们说又丢失东西了。有一次写人习作时，他写的题目是《我的后妈》，文章中他运用诵读过的经典名句表达了他对后妈的发自内心的爱，当我把文章给他后妈看了以后，后妈当时就感动得泪流满面。反复的感谢学校教育有方。其实，这些都要归功于诵读国学经典。

2、国学可以明显、快速地增加识字量。

在小学低年级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经典，可以明显、快速地增加识字量。比如我校三年级孩子一个学期可以学会《千字文》，即认识近1000个汉字，在我校诵读国学经典两年，即可自然轻松认识3000多汉字，相当于达到小学六年级的识字水平。

3、国学能显著提高孩子的记忆能力。

小学时段是孩子记忆的黄金时期，如果有效地开发，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丰富的矿藏。但是，这种记忆潜能如果不予开发，就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一天天蜕化。而一旦开发出来，不但现在记忆超人，而且可以伴其一生。从这个层面讲，国学经典诵读开发的是学生一生的潜能。同时，诵读国学经典，也是为孩子一生打点文化底色。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这些经典的理解会越来越深，而且会惠及其一生。我校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东莞日报，东莞时报记者在采访我校的学生时，她们就惊叹学生的记忆力之强。《三字经》《弟子规》《大学》等大人都读不通的内容，小孩子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够熟读成诵。随着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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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还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孩子会对背诵产生越来越浓的兴趣。经典语言系统一旦进入孩子的大脑，沉睡的记忆潜能就会被唤醒，背诵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于是，在学生中读上三四遍甚至一两遍即可背诵者已非个别现象。象我校的钟杰、陈栋等孩子就属于此类。而其他学生也对背诵不再视为畏途，而是当作追求快乐的精神享受。在我们学校，记者采访了贺国新校长和尹浦清老师。他们特别高兴地对记者说，现在岭南学校已成为了一所国学特色鲜明，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市一级学校，每天整个学校书声朗朗，生机勃勃。每逢开家长会的时候，家长们听着孩子们兴趣盎然地诵读经典，特别是当场快速背诵，都震惊不已。不管在什么地方谈起孩子的经典诵读，他们都会显得无比地自豪与骄傲。因为孩子记忆的潜能被开发出来了，孩子读书有望了。

4、国学大大提高了孩子的文化素养。

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我校通过近三年时间的探索和实践证明，通过经典文化的诵读,可以大为提高孩子的文化知识素养。以我班为例，我觉得国学经典诵读给学生带来最大变化的就是语文能力的提高。说简单点就是听说读写能力的飞速提高。本学期，通过国学经典的诵读，大部分同学养成了上课认真听讲的好习惯，读课外书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儿童版的文学名著更是成了同学们的至爱。课余，名著中的各种人物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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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同学们谈论的重要话题。一部分平时不善言谈的同学也渐渐参与到对名著的讨论中来，口头表达能力也渐渐得到了提高。我感到自己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来激活低效的语文教学的愿望实现了。特别是习作方面，以前一到作文课，同学们就害怕，现在，全班学生没有怕写作文的，每周都是盼着写作文，有的还不时提醒老师这周还没写作文呢?当然，这里面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态度是积极的乐观的。读经典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的文学修养，增强了其语言表达能力。有时候我会被遍地开花的真情习作感动不已。特别是钟杰同学，《三字经》、《千字文》、《老子》等不但倒背如流，而且能够活用于各种习作之中，用得恰当处，真是妙不可言、美不胜收。再有，一次家访时，我班彭钧豪同学的妈妈告诉我，孩子现在特别爱读经典文学作品，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一到双休日就足不出户的读了起来。并立下志愿，长大要当一名历史学家。

5、国学促进了学校、家庭的和谐。

国学经典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等内容都有着十分系统的论述。“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为贵” 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追求人自我内心的和谐。可以说，和谐是国学经典的主旋律。现代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观、“荣辱观”、 “和谐社会” 等，基本都能在传统国学中找到渊源。我校经典诵读给孩子们带来的学习上的成功，使得国学教育从学校唱独角戏，逐步演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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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小手拉大手”的全民文化工程，经典诵读活动在广大家长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家长在孩子的影响下，自觉地加入到了国学经典的学习中来。本学期，我校和北师大国学院合作开展了“诗香书香满校园、国学经典进家庭”的活动，组织开展了中小学美文班级集体诵读比赛、大型太极八卦阵经典诵读活动及王财贵教授关于《儿童经典诵读理念讲座》亲子共读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学校的传统文化氛围更浓了，学生对学校的感情更深了，特别是王财贵教授的讲座，让很多正在为孩子的教育问题烦恼而相互指责，埋怨、甚至闹离婚的父母和谐了起来，一家三口为找到了一条成功的教育捷径而兴奋不已。

6、国学是培育优秀子女的法宝，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武器。

马来西亚著名经典学教授钟积成先生在他的讲座“做智慧父母，育优秀儿女”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那一个民族?回答是犹太民族。他接着又说，本来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但现在却又为什么不是中华民族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丢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经典。他认为对孩子进行经典教育是培育优秀子女的法宝，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法宝。钟教授进一步指出，经典教育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字经典：即教育孩子大量阅读、背诵古今中外经典诗文。另一方面是美育读经：即经常让孩子观看古今中外名画、名雕塑、建筑、艺术品，经常聆听世界古典音乐，歌剧等经典音乐。让孩子在经典文化的熏陶中潜移默化，最终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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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的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多，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才会有望。的确，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曾数次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国，靠的是什么?现在仔细想想，我们不难得出，靠的就是我们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经典文化。是她们教会我们中华民族海纳百川，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由此看来，诵读国学经典，传承国学经典的确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综上所述，在中小学大力开展推广国学经典诵读不但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且是社会和谐，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

另外还有：有利于青少年鉴赏能力的培养，有助于青少年形成健康向上的人格品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利用国学经典促使学生自我教育，国学经典是提升学生智力的源泉等等影响力……

对国学教育的可能：

、时代背景分析：海外掀起了学习汉学的热潮。国内，于丹，易中天的火。我们问：为什么?经典有什么作用?经典是我们的民族之魂。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得主在巴黎聚会，会后发表共同宣言提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目到253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儿去寻找智慧。

2、从语文学习与将来考学的现实的角度讲

①新课标，九年义务教育新课标对诵读感悟经典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列出了很多必背书目。这本大家肯定有所觉察，现在孩子背的诗比过去的多了。但还有一个问题：食而不馆，为背古诗而背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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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

②考察方面：无论中考或高考，文言成为难点和重点。题目搞活，文化积淀直接影响考成绩。如果将来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国学教育的作用巨大，是语言难以形容的。这是文化的积淀，是文史哲全面启蒙，打基础。

③教育规律：0-13岁是人一生中记忆的最佳年龄。据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儿童与青少年心智的发展，十三岁以前著重在记忆，之後理解力逐渐成长，故十三岁以前应注重记忆念诵为主，理解次之，不可本末倒臵。多读多诵，为一生积淀。日久天长，必出口成章，博古通今。

④矫正：当代孩子三病，我打个比方，大家不要生气。贫血，缺钙，脑膜炎。贫血，只知道索取爱，不懂得感恩和奉献爱;缺钙，没有远大志向，缺乏坚定意志;脑膜炎，跟着感觉走，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现在孩子容易沉迷电脑游戏，城市生活容易使一些孩子变得浮躁，冷漠——让古典的温情滋养孩子们的心灵。让语文贴近生活，让语文回归审美，让语文汲取国粹，让语文走进心灵，中国传统上最崇尚国学教育与诗教。对症下药，用国学教育对治当代学生的三种流行病：陶冶孩子的情感——贫血。磨练孩子的意志——缺钙。培养孩子的悟性——脑膜炎。一边让孩子提升语文能力，一边启发理性思维，开拓胸怀。此外，还能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规范自己的行为，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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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圆的概念

如图，在一个平面内，线段OA绕它固定的一个

端点O旋转一周，另一个端点A所形成的图形叫做圆

固定的端点O叫做圆心

线段OA叫做半径

以点O为圆心的圆，记作“⊙O”，读作“圆O”.

(1)圆上各点到定点(圆心O)的距离都等于定长(半径r);

(2)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都在同一个圆上.

归纳：圆心为O、半径为r的圆可以看成是所有到定点O的距离等于定长r 的点的集合. 圆的两种定义

动态：在一个平面内，线段OA绕它固定的一个端点O旋转一周，另一个端点A所形成的图形叫做圆.

静态：圆心为O、半径为r的圆可以看成是所有到定点O的距离等于定长r 的点的集合 为什么车轮是圆的

把车轮做成圆形，车轮上各点到车轮中心(圆心)的距离都等于车轮的半径，当车轮在平面上滚动时，车轮中心与平面的距离保持不变，因此，当车辆在平坦的路上行驶时，坐车的人会感觉到非常平稳，这也是车轮都做成圆形的数学道理.

确定一个圆的要素:

一是圆心，二是半径.

圆心确定其位置，半径确定其大小

同步练习

1、填空：

(1)根据圆的定义，“圆”指的是““圆面”。

(2)圆心和半径是确定一个圆的两个必需条件，圆心决定圆的位置，半径决定圆的大小，二者缺一不可。

与圆有关的概念

连接圆上任意两点的线段(如图AC)叫做弦，

经过圆心的弦(如图中的AB)叫做直径

圆上任意两点间的部分叫做圆弧，简称弧.以A、B为端点的弧记作，读作“圆弧AB”或“弧AB”

圆的任意一条直径的两个端点把圆分成两条弧，每一条弧都叫做半圆

小于半圆的弧(如图中的)叫做劣弧;

大于半圆的弧(用三个字母表示，如图中的)叫做优弧。

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1)弦是直径;

(2)半圆是弧;

(3)过圆心的线段是直径

(4)半圆是最长的弧;

(5)直径是最长的弦;

(6)圆心相同，半径相等的两个圆是同心圆。

小结

1.圆的概念

2.与圆有关的概念

弦，直径，弧(优弧和劣弧)

第9篇：资产的概念

1.设备原值设备原值又称设备原始价值，是企业在建造、购置某项固定资产时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包 括建造费、购置费、运输费和安装调试费等。

固定资产原值按下列规定计算。

(1)购入的固定资产，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或售出单位的账面原价、包装费、运输费和安装

成本等计价。 ·

(2)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计价。

(3)其他单位投资转人的固定资产，按评估确认或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计价。

(4)融资租人的固定资产，按租赁协议确定的设备价款、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等

计价。

(5)在原有固定资产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的固定资产，按原有固定资产账面原价，减去改、

扩建中发生的变价收入，加上由于改、扩建而增加的支出计价。

(6)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按同类资产的市场价格或捐赠方所提供的记账凭据和接受捐赠

时所发生的各项费用计价。

(7)盘盈的固定资产，按重置完全价值计价。

若企业为取得固定资产而发生了利息支出和有关借款费用、外币借款折合差额，在固定资产

尚未交付使用或已投入使用但尚未办理竣丁决算前计人原值。在此后发生的，计人当期损益。

2.设备净值

净值又称折余价值，是设备固定资产原值减去其累计折旧的差额。它反映继续使用中的设

备固定资产尚未折旧部分的价值。通过净值与原值的对比，可以大体了解设备固定资产的新旧 程度。

3.设备重置价值

重置价值又分为重置全价和重置净价。设备重置全价，即完全重置成本，是指按当前生产条

件和价格水平，重新购置与原设备相同或功能相似的全新资产所需支出的全部费用。重置净价 是指设备固定资产现时尚拥有的价值，可按下式计算。

某设备固定资产重置净价=该设备资产重置全价-该设备资产已发生的各类损耗

重置价值一般用于企业获得馈赠或核查无法确定原值的设备资产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对设备

资产进行重新评估时，作为计价标准。

4.设备的增值

增值是指在原有设备资产的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或技术改造后增加的设备资产价值。设

备增值额为进行技术改造而支付的费用减去过程中发生的变价收入，设备大修理工程不增值， 若在大修理的同时，用更新改造基金(或专项拨款、专用借款)进行设备技术改造所支出的部分， 应增加设备资产原值。

5.设备残值与净残值

残值是指设备资产报废时的残余价值，即报废资产拆除后余留的材料、零部件或残体的价

值。净残值为残值减去清理费用后的余额。残值按固定资产原值的3%-5%的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