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导论论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生物学导论论文(精选5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

第一篇：生物学导论论文

生物科学专业开设“环境科学导论”的教学实践

[摘 要] 通过分析生物科学专业开设“环境科学导论”的教学实践，对其课程设置目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改进和考核体系设置进行了介绍和讨论，尤其对充分利用网络视频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手段，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以及鼓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和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索。指出生物科学类专业开设“环境科学导论”课程，有利于学生强化与生物科学专业紧密相关的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知识，以及技术的学习，增强学生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意识，巩固专业知识，拓宽就业面。

[关键词] 环境科学;教学实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國家自然科学基金“多胺诱导一氧化氮合成的理化与分子机理研究”(31171467)

[作者简介] 苏国兴(1962—)，男，江苏江阴人，博士，苏州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植物生长发育及植物细胞信号转导和环境生态保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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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6年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部门联合编制了《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提出：加强高等院校环境类学科专业建设，鼓励高校开设环境保护选修课，建设或选用环境保护在线开放课程[1]。为落实国家的号召，苏州大学多个专业开设了多门与环境科学专业相关的课程，有“环境生物学”“环境学概论”“环境生态学”“环境科学导论”等。生物科学专业与环境科学密切相关，为了加强学生对自然环境保护知识的学习，近年来开设了“环境科学导论”课程，并作为专业选修课于第6学期开设，设2学分计36学时。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对生物科学专业开设“环境科学导论”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以供大家参考和交流。

二、课程设置目的和时间

环境科学是在人们亟待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需求下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其主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自然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目的是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同演化、持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以便能动地顺应环境和改造环境，促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2]。从研究内容来看，“环境科学导论”主要讲授环境污染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治理技术，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等多门综合性基础学科，具体内容包括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物污染、物理性和有毒化合物污染、环境质量评价，及其相关的控制技术[2]。而生物科学专业主要培养学生学习生物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进行从事生物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的科学思维和科学实验的训练，从而获得较好的科学素养和从事生物科学教学、研究、开发与管理的基本能力。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动物学、植物分类学和形态解剖学、生理生化、细胞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生物科学与环境科学密切相关，具理学性质。

经过几年的学习，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基本掌握了生物科学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但对环境科学类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不够，这与当今社会绿色发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人才培养要求有差距。为加强学生对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知识的学习，巩固专业知识，尤其是拓宽就业面，在生物科学专业课程中，增设环境科学类课程如“环境科学导论”的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开课时间，第6学期可能最为合适，此时，学生已掌握了一定的普通动物学、微生物学、细胞学、生物化学、普通生态学等生物科学专业的基础知识，且已具备一定的物理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基础理论，这为开设“环境科学导论”课程，提供了扎实的前期知识储备和铺垫，可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内容调整

目前，国内有多个版本的环境科学导论教材。有何康林与裴宗平主编，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境科学导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赵景联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环境科学导论》教学用书;崔灵周、王传花、肖继波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环境科学导论》等。我们选用赵景联主编的教材。该教材编写思路清晰，文字精练，观点明确，适合于非环境科学类专业学生的学习。但教材内容编排偏重于工科技术类，为适应生物科学类专业学生的学习，考虑到知识学习的层次性和衔接性，需对教材内容作适当调整，在不偏离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增减了部分内容，突出重点，以保证学生知识的有序过渡和掌握，具体做法为。

由于“生态学”和“普通生态学”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环境科学导论”教学中，我们删除该教材第2章生态学基础的教学任务;在第3章大气污染及其控制技术中，加强了大气污染物入侵途径，尤其是经呼吸系统进入人体的过程和机理教学，另外，增加了大气污染物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及典型病症教学内容;在第4章水体污染及其控制技术中，增加了污染物在水体中相互转化的内容，重点介绍与生物科学专业有关的污水生物处理技术;在第5章节固体废物污染及其控制技术中，重点介绍微生物好氧堆肥技术和城市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在第6章土壤污染及其控制技术中，重点介绍微生物在农药生物转化和降解中的作用，以及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法;在第9章环境质量评价中，重点讲解大气和水体污染的生物监测和评价。另外，增加第10章环境污染对生物的影响，主要讲述环境污染物在生物化学和分子水平、在细胞、器官和个体水平，以及污染物在种群和群落水平的影响及机理。通过对教材内容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调整，能使该课程知识在生物科学专业知识点间有序过渡、有机结合和无缝对接，学生普遍反映有较好的教学效果，深得学生的好评。

四、教学方法改进

在纸质和网络媒体上已有大量有关“环境科学导论”教学方法的讨论和介绍。有案例教学法[3-5]、互动教学法[6]、实践教学法[4，7]和翻转课堂教学法[8]等。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尝试了几种大家较认可的教学方法，并将其巧妙应用、有机结合。以多媒体为基本教学手段，根据教学大纲内容，适时采用上述教学方法，以最大限度地激活学生的思维活动，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

(一)充分利用网络视频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手段

事前我们收集了大量与该课程有关的教学视频资料，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环境保护行为”、清华大学公开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交通大学的“重金属污染”“环境污染物的转化”、华中师范大学的“水体污染与健康”等。在教授有关内容前，先播放事先选择好的视频资料(5～15分钟)。这些视频切合主题，直观形象，声情并茂，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讲授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人体健康危害时，选用了华中师范大学公开课“水体污染与健康”视频，通过该视频的观看，学生可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了解和掌握了多氯联苯、二恶英及Hg、Pb和Cd等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通过观看“大气污染与健康”视频，学生较快掌握了可吸入颗粒体如PM2.5、CO、O3和氮氧化物等气体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机理，以及可诱发的相应病症。通过观看“水资源与我国水污染及治理现状”视频，学生很快掌握了地球水资源分布情况、各国水资源丰缺的原因和我国水资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下我国水污染的特点和治理现状。这种结合课程内容的视频教学，既活跃了课堂学习气氛，又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与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相比，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和好评。

(二)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8]是指学生在课前或课外观看教师相关教学视频，自主学习，教师不占用课堂时间，将课堂变成了师生之间和生生之间互动的场所，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在“环境科学导论”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尝试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具体做法是根据大纲要求和教学进度，提前一周向学生(2人/1周)布置授课内容，要求学生在课后利用学校图书馆纸质、网络资源，查看相关文献，并制成8～10分钟PPT/人。在课堂上，学生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心得，学生根据该同学讲述的内容进行现场提问，由教师答疑解惑，并做出评价，肯定好的方面，指出不足和理解错误的地方，并给出正确答案。这种引导学生直接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学模式，除了能活跃课堂气氛，起到辅助、督促学习的作用外，还可培养学生课外查资料、自主学习的习惯，提高他们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过来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鼓励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参观和交流

环境科学导论是一门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紧密相关，涉及多种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的技术性学科，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2]。该课程的这种特质就决定了对其所开展的各类教学活动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通过各类教学实践活动，如了解各类环境污染相应的处理和处置技术，以及目前的应用现状，可加深学生对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治理技术的理解，提高教學质量。常采用野外参观、见习、环保实践活动和生产调查等形式[4，7]。由于生物科学专业为非环境科学类专业，没有实习、参观经费的预算。为了落实“环境科学导论”的实践教学，我们采用学生自主分散调查的方式。先依兴趣，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要求学生利用节假日参观游玩的机会，在一个课程学习期内，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并进行课堂交流。建议他们可对苏州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苏州垃圾分类管理中心、苏州高新区污水处理厂、苏州太湖国家湿地公园等进行参观调查，还可对苏州大学各级各类实验室的实验污染情况进行调查。从他们所撰写的调查报告和随后的课堂交流来看，学生收获满满。如一组学生对我校实验室污染的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发现我校各类各级实验室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实验室污染问题，存在实验动物试验完后随便抛弃、微生物有毒菌株专人保管不严、随意处理和处置废旧药品等较为个别和严重的问题，同时还存在有些实验室有规不依的执行和管理问题。如到污水处理厂调查参观后，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生活污水生物处理技术，正常运行的注意事项。来到七子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参观后，他们为垃圾填埋场宏大的建设规模、前期建设投资、垃圾的日接纳和年处理量所惊叹，加深了他们对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和污水生物处理技术的理解。

五、考核体系

设计一个科学合理、操作简单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除了能真实反映教学效果外，还可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本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由4部分构成(如图1)，翻转课堂PPT制作和讲述占15%，调查报告撰写和交流占15%，平时成绩和考勤占10%，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占60%。多年来教学质量测评反馈结果表明，学生成绩基本呈正态分布，课程评价总分都在90分以上，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的。

六、不足方面

学生虽然知道该课程与生物科学专业密切相关，也知道学习和掌握环境科学这方面的理论和知识对巩固生物科学专业知识，尤其对就业有益，但要求所有学生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该课程的学习中，总有点差强人意，多年教学实践表明，总有部分学生不能主动地学，只是为了应付。另外，开课时间还有待优化，在第6学期开课可能是最合适的，但有不足，大三学生已开始忙于规划未来，多数学生会选择考研这条路，忙于考研准备，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该课程的学习中。此外，缺少实践教学投入，尤其是对这门实践性和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教学影响较大，分散自由参观调查，一方面难以保证实习效果，另一方面还存在学生的安全隐患。

参考文献

[1]关于印发《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的通知.[EB/OL].(2016-04-06)[2021-04-05].https：//www.mee.gov.cn/gkml/hbb/bwj/201604/t20160418_335307.htm.

[2]赵景联，史小妹.环境科学导论[M].2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1-31.

[3]罗斯，雷鸣，彭亮，等.关于《环境科学导论》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5(28)：189-190.

[4]周新萍，胡娉婷.就業导向式教学模式的探讨——以《环境科学导论》为例[J].创新与创业教育，2013，4(2)：42-43.

[5]程慎玉，范蕊，曾惠明.非环境专业环境科学导论课程教学的改革与实践[J].教育研究，2014(15)：80.

[6]张媛媛，宋艳群.“环境科学导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大众科技，2015，17(5)：115-117.

[7]张明泉，曾正中，陶燕，等.环境科学专业各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与方法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2003(5)：28-31.

[8]严磊，邹山花.基于MOOC、SPOC的翻转教学模式的研究与探索[J].高教学刊，2016(17)：86-87+90.

Teaching Practice of Offering the Course of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 the Biological Science Major

SU Guo-xing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and B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cience; teaching practice;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method

作者：苏国兴

第二篇：高职《食品生物技术导论》教学方法初探

【摘要】食品生物技术导论这门课程,涉及多门课程的综合知识,针对高职学生特点,如何在食品生物技术教学中,将这些抽象内容融合与运用,使之变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笔者经过不断思考和实践,总结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食品生物技术导论 高职 发酵工程 酶工程 基因工程 细胞工程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培养21世纪的应用型人才,作为高职教育研究者不仅要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能力而且还要具备相当深厚的专业背景和宽广的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巧妙地协调、沟通、决策、处事、激励等方面的能力和艺术。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在教育改革日新月异的今天,广大教育研究者开始将眼光投向新的教学模式。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食品生物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培养该专业的人才也必将极大地提高该领域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含量,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产业化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而《食品生物技术导论》不但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着重阐述了食品生物技术的基本理论和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进展,通过案例介绍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中的应用,力求体现食品学科的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创新。

1 课程定位(教学目的、任务和要求)

《食品生物技术导论》是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主修课程之一。

随着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应用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以基因工程为先导,以发酵工程、酶工程为核心,包括细胞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食品生物技术已逐渐成为提升我国食品工业技术含量、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核心技术。由于我国高等职业院校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根本人才培养目标的,因此将该课程定位于指导学生掌握食品工程技术,同时培养他们成为将基础生物技术熟练地应用于食品加工中高级操作人才是必要且切实可行的。

另外本课程的主要任务是系统介绍生物技术,即发酵工程、酶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工业菌种分离保藏技术、工业培养基的配制技术、实验室和生产车间的种子扩大培养技术以及酶的生产和分离纯化技术、酶的固定化技术等,了解发酵工程、酶工程、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在食品工业中的应用。

2 课程整体设计及实施

首先在绪论部分简要介绍食品生物技术的基本概念与发展中的相关重要历史事件,食品生物技术基础及该生物技术在食品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进展与展望。目的是使学生对该门课程有一个初步认识和正确的定位。

接着依次重点介绍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结合具体生产实例对学生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和研究式相结合的多样的教学方式,力求在教学中达到教-学互动、有的放矢。

具体的说就是在介绍基因工程时首先从所涉及的基础理论入手,论述基因工程的创立和发展的理论及技术基础,重点介绍基因的研究发展和基因的现代概念,基因研究和基因工程的相互依赖关系;并在基因工程操作的原理和方法、分子克隆载体的结构特点与应用、基因文库的构建和目的基因的克隆与鉴定等学生所必须掌握的基因工程核心内容教学中使用启发式教学,即不直接解决学生在学习关键环节所遇到问题,而是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重大发现作为实例,来一步步推导结果,如Avery用实验证明了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分子、Meselson和Stahle设计巧妙的实验证明了DNA半保留复制等。通过这种教学方式的使用让学生掌握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和实验设计, 进而启发学生如何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其分析思维能力。

在进行细胞工程的教学中,尽量多地把生产实际中的实例引入课堂中进行讲授,以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学生兴趣,使学生真正感受到细胞工程在生产实际中的重要性。并集思广益,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 通过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利用已有的基础知识以相互间的讨论在教师的引导下得出正确结果。具体做法是在理论课结束时,都给学生留出一点时间来进行提问、讨论和交流,例如在教授细胞融合技术的时,首先举出一个企业实验中细胞融合操作的事例,接着引导学生一步步分析导致融合失败的原因:温度、pH值、溶液纯度等,适时地发动学生讨论和各自观点的争辩,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发学生活跃的思维,提高看问题的全面性,也使他们更深刻地理解细胞融合的基本原理。

在酶工程的教学中,围绕酶的发酵生产、酶的分离纯化、酶分子修饰、酶的应用等方面进行重点讲授。由于本章内容不仅涉及酶学的基础知识,还涉及生物技术其他领域的知识,所以,在课程内容的安排上主要以酶的生产和应用为教学的主线。在课堂讲授时注重强调各学科的知识与酶的生产和应用的联系,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这门课程的内容始终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加深对酶工程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由于酶工程知识的信息量比较大,如果使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学生只能得到一些感知的内容,无法使其得到直接的体验,从而加大了学习和理解的难度。因此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在本部分的讲授中显得尤为重要。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既加深了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又使学生对当前企业实际设备和操作有了认识和了解。

在发酵工程的教学中,注意坚持“少而精、宽基础”的教学理念。按照发酵工艺过程典型的工艺过程(菌种→培养基→种子扩培→发酵过程控制)这一主线来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顺序。围绕初级代谢、次级代谢、基因工程产物、动(植)物细胞培养这四大典型的发酵过程来选择案例。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对发酵过程有较深入的认识,并了解发酵工业控制的特点及共性,掌握发酵过程中过程优化与放大的基本概念。

在其他各章的教学中,本着详略结合,突出重点的原则,将转基因生物反应器的教学按转基因动物、转基因植物、转基因微生物的分类分别进行了概念化的介绍。并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等学生熟识的社会问题,就现代生物技术与食品安全进行了课堂讨论,利用生物技术食品的检测技术和生物技术食品安全性评价等知识分析了事件背后的操作漏洞和缺失,实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

最后,《食品生物技术》教学不仅要注重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课程快结束时,有必要要求学生完成一篇课程论文,字数在3000字左右,内容自定,题目自拟,参考文献不能少于20篇。课程论文将作为学生掌握课程知识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文字综合能力和表达能力。

总之,高等职业学院作为高等教育中一个特殊群体,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在教学中要求淡化高深的理论教育,强化实际操作能力的训练,以培养“面向生产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为教学宗旨。这就要求课程的建设要以实践环节为核心,理论教学来辅助实践环节。

参考文献

[1] 李雪莲,季建莉.浅谈高职院校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思考[J].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45-47.

[2] 陈健旋.构建高职食品生物技术专业职业指导体系的探讨[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10-12.

[2] 金鹏.高职《生物化学》双语教学初探[J].科技资讯,2008(10):229.

作者：史文玉

第三篇：“诗性伦理”导论

〔摘要〕儒家哲学建立在由诗歌表现出来的本真情感上。在诗情本源之上，可以依据诗的修辞建构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性，给出伦理主体和社会规范。因此，儒学是“诗情儒学”，而儒家伦理则是“诗性伦理”。诗性伦理由“兴于诗，立于礼”构成，并分别以“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作为其规范性和时间性的维度。

〔关键词〕儒学;诗情儒学;诗性伦理

〔

一、情感儒学

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儒家的情感哲学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儒学就是仁学。”而“为仁之本”在于如孝悌这样的真实原始的情感。〔4〕儒学是奠基在本真的情感之上的，一切主体性或本体论的建构，都不能离开生活情感的本源。唯在此本真的领会中，人才得以成人，“真”与“善”才得以可能。

“善”的来源是哲学与伦理学追问的目标，性善论向来是儒家的主流解答。而自思孟后学以来，传统的“性善论”总是建立在“性-情”的架构上，即从形而上的“性善”发出了形而下的“情”;但在孔孟儒学那里，“性”却是以本源的“情”中确立起来的，这就有了更为先在的“情-性”架构。“性”的确立是个言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这个绝对的主体性会将自我扩充为形而下的主体个人，并通过个人情感叙事构建起伦理话语的体系，由此才有了“性-情”的架构。

(一)儒家“博爱”论

儒家的情感通常包括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其中“欲”的出现最为频繁，在《论语》中有44次，《孟子》有96次，《荀子》里有244次之多。相比之下，“乐”在《论语》中作为欢乐的情感使用，大约出现了十几次，“爱”出现了9次，“喜”仅有5次。

《论语》中“喜”往往有直接的对象，也正因此，这种物欲化的情绪并不为孔子所提倡，如“哀矜而勿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克制自己对物欲的喜好，甚至成为境界高低的判准;“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孔子仍然不称其为“仁”。(《子张》《里仁》《公冶长》)既然对欲望如此贬低，为何“欲”的出现又极多?先秦儒家对欲既保持着极大的关注警觉，也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一部分是形而下的欲求，而另一种欲则是绝对的主体性意志。比如：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欲仁而得仁，又何怨?(《尧曰》)

通过“欲”“我”和“仁”的距离消失，主体汇入了仁。而仁往往与另一种“乐”的情感相关。从“贫而乐”“不改其乐”来看，“乐”不会因个人在俗世中的处境而改变，因而是先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又喻示着这是与天地共在、与万物一体的本源情感。而从“乐而不淫”可见，乐又不是无所关注的沉浸，而是有着确切的指向，对形而下的规范话语有清晰的把握。(《学而》《八佾》《雍也》)或许恰恰因为“乐”包容了在场和缺席的存在者全体，消除了主客的对立和人际的界限，才能使存在者的界限敞显出来，并在回归乐的情感中保持其澄明和充盈。因此，乐是动态的，蕴藏和发动着去“爱人”的主体之“欲”，而主体同时在此欲求带来的愉悦中而返归“乐”本身。换言之，乐就是爱人之乐，正如仁是爱人之仁;乐与仁可以互换，都是韩愈《原道》中的“博爱”(“universal love”普遍之爱)这种前主体性的情感。从仁而乐到“爱人”，是由主体性的意志——“欲”来体现的;欲包含了对所有人的爱，主体因这种爱欲而起，又在此爱欲中重新融入了无对待的本源之仁。仁因欲而彰显，主体性正是以欲的方式由本源的仁所给出。

从仁乐之情开显为“我欲”的主体性，欲的目标依然指向爱人之仁，就在主体的爱欲——“我欲”发生的瞬间，仁-欲-仁形成了一个轮回。立足于主体向前、向后观照，其终点都是空无一物的仁;因其既无物我的对待，也无时空的始终，仁也是永恒的本源。当把这种爱欲向前观照，就映现出自我对他者的爱，通过“立人”并“立己”的方式言说出来，人、我的对待就在这种爱欲的话语中产生了。“我欲仁”“己欲立”是在行仁的驱策中实现的，行仁是欲的目的，也是欲的应然性之所在，只有以行仁为目标的欲求才是善的。“我欲仁”就是把博爱落实到与人交往的行为中，使自己的爱推及所有人，让每个人得其所宜，也即韩愈的“行而宜之之谓义”。这种普遍的适宜，也就是“欲”的价值——善的普遍性所在。

居仁由义就是这样的主体化过程：从仁爱的情感中，通过“我欲”，分化出人、我的对待。仁-欲的转换，在《中庸》里用“不诚无物”来表达;假如没有诚恳的情感，就没有任何存在者的存在。诚既是成己，也是成物，他人与自我共同出现在“欲仁”的情感转化中，也就是从“博爱之仁”到“行宜之义”的过渡。主体由此具有了终极的价值性，这是情-性架构的前提。

(二)儒家“情性”论

随着仁爱之情感转为主体之欲，普遍的善就成为了绝对的主体性——性善论。这个绝对的人性是伦理善恶的依据。主体性的爱欲会落实到形而下的相对主体上，形成人们相互的谦让、尊重以及角色规范;然而君子不器，相对主体又会从自我中绽出，回到“仁-欲”的主体性重建。在这个往复中，普遍之爱得以推行下去，那么这样的相对主体可以在持续绽出中保持善的人格。如果相对主体滞迷物欲，偏离了绽出于器用的君子人格，就形成了伦理的恶。传统的“性-情”架构讲的是人性的善下贯为伦理的善，然而情善的根据并非什么纯善的天理心性，因为性理本体的善也是在“博爱”-“欲仁”-“行义”的流转中获致的，这个流转的实现就在于不断回归本源的仁爱。

①“诗”在早期常与“辞”通用，似乎专指诗歌的语言文辞，而并非后世所指诗歌的全称。如《诗经·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卷阿》：“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诗作为一个整体，最初被称为讴、歌，或诵;而“诗”仅指其辞句，后逐渐衍为诗的全称。诗发乎质朴的语言，旨在表达诚恳的情感，如《六艺论·论诗》：“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恳诚而已。”《六艺论疏证》，〔汉〕郑玄撰，〔清〕皮锡瑞疏，《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影印本)，第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0页。

②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等。多以“诗言志”出自尧舜之时，也有观点认为，出自《虞书》的这句话是战国时期的拟作，参见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4-40页。

③正义曰：“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虽有所適，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於言，乃名为诗。”《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页。

④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文赋》，〔梁〕萧统编：《文选》(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240页。

⑤上博简《孔子诗论》，一说为子夏所著，见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2年，54页。另一说为子思后学的作品，见陈桐生《〈论语〉与〈孔子诗论〉的学术联系与区别》，《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无论出于哪种孔门后学，可以承认的是，《孔子诗论》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继承和阐发。

⑥《孟子·万章上》：“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朱熹注：“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宋〕朱熹集注：“孟子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340-341页。因此，“性-情”架构源于“情-性”，如果把这两部分合而言之，就是本源之情—形上之性—形下之情的结构。第一个情是本源的仁爱情感，从中确立起绝对的主体性，即性善的本体论;再将主体的性善充实为人伦日用中的善的情感，从而建立起了伦理的善恶规范。

这个“情-性-情”的架构如下图所示：

二、诗情儒学

在本源情感中确立形上的主体性和形下的主体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因为在孔子看来，诗只是本真情感的显现，所谓“诗情”(poetic emotion)也只是由诗歌所表现的本真情感。而这正是儒学的基本特征：本真的情感是一切事物的本源，而此情感由诗来表现。《易·乾》“文言传”中的“修辞立其诚”①，讲述的正是以语言的形式，将诚挚的情感抒发于笔端，并建构起主-客对待的人伦体系。

《尚书·尧典》中有“诗言志”，这句话同样流传于诸多先秦文献中。②《诗大序》对此进行了阐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③陆机《文赋》也指出：“诗缘情。”④无论言志还是缘情，诗都是本真情感的显现，表达着主体的情感志意;从“情动于中”到“在心为志”“而形于言”，主体心性是在情-志的转化中，通过诉诸诗的语言而确立的。而孔子的“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孔子诗论》)⑤，则指出了做诗不能遮掩本真的情感、偏离主体的意志，而务必保证主体性的言说充分而畅达。因此，孔子从《诗经》删去了对主体性有所蔽塞的修辞表达，确立起“兴观群怨”的诗学理念，作为儒学的主体性话语的表率。

主体性是从诗的言说中兴起的，由此才能在主体的观照中构建群体的世界，并产生个人的诉求、感怀，甚至怨叹。做诗是这样一个由情入理、创造意义的过程，而评诗则从诗的文字返归作者的情感，并在诗句的分解与重构中体会作者的主体性如何建立。孟子认为，评《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⑥，作者之志与评者之意，只能通过与文本间的交谈“逆”向返归两者交融的本源情境，从中把握主体性的植根所在，以此托付诗的旨趣所向。在孔子的诗论中对原文的“吾信之”“吾善之”，其实就是以“逆”向的交谈托付主体的“志”意，也是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和价值的再次判断。例子集中体现在《孔子诗论》中，如：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鳲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简21)又如：《兔置》，其用人，则吾取。(简23)换言之，在对原诗的文本的重构中，主体“吾”与客体“之”通过交谈得到了相互的确立，以主体对客体的肯定判断为终点;这个判断既是主体性的汇通，也是对诗旨的重新认可。《孔丛子》中的“于……见”句法中有很多例子;如“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有学者认为，这与《孔子诗论》的“以……得”相似，表达的也是对诗旨的解读。〔5〕而这种解读也就是通过文辞的解析，还原到共通的本源情境，将诗旨托付在一致的主体性上，从而达到主体对诗旨的肯定。这种肯定是读者主体在重诠中的判断，而其所认可的诗旨也就是历史的、延宕的重塑。

无论做诗还是评诗，都以文本为门径，这与诗的“修辞以立其诚”的特点有关。其中的“立”与“立己”“立人”是同一个过程，即主体性的确立。在诗的表现手法中，“立”是借助“兴”来表达的。孔子说诗，经常提到兴的手法。《论语·八佾》中，子夏从“绘事后素”的情境中引发出“礼后乎”的问题，孔子赞他为“起予者”;这里的“起”即有起兴的意思，也是启发意欲、立己立人的开端。主体意欲是从“绘事”的本源情境中兴起的，在诗的文辞中被具象化，并延拓为理性的思考。《毛诗正义》解“诗有六义”，孔颖达引郑玄注：“兴者，托事於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也有类似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集传·周南·关雎》)然而这种解读却偏离了兴的本义，即从本源中兴起主体性。参见王坤儿(王堃)《比兴：诗学与儒学之本源观念——朱熹〈诗集传〉再检讨》，《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第十五辑)韩国成均馆大学，2011年。兴同样可以用在做诗和谈诗中：当用于做诗，兴是在诗的情境中用语言构筑起主体的心性，并展开相对的情感和意义空间;而当用于论诗，兴是在交谈中建立起共同的主体性，再以此主体的目光和言行展开人我对待的世界。

儒家诗学中另一种重要修辞方法是“比”，与“兴”合称为“比兴”。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描述是：“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他认为相较于兴，比更切近实事，在事理的类比中讲求精确。朱熹对“比”的定义是：“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周南·螽斯》)比连缀起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概念范畴的依托。然而，比还有一种前主体性的意义，即本源的“相与”、亲密之情。许慎《说文解字》：“比，密也”;“‘比’从二‘匕’”;“匕，相与比叙也”。《周易·比象传》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正是在“比”的本源诗情中“兴”起了主体性，由此产生当下的价值判断——诗旨，并构建起概念的逻辑关系。例如《孔子诗论》22简：“鳲鸠曰：‘其仪一兮，心如结也。’吾信之。”在与鳲鸠面对面的诗情中，确立起一个稳固的主体性，并自我充实为仪表专一、内心“固结”君子;这既是君子之“兴”，也是与“鳲鸠”之“比”。读者则重构比-兴，从比于诗境的诗情中建立起“诚”“信”的绝对主体性，以此托付对原诗旨趣的历史性肯认。就像程子所说的“主一之谓敬”，评诗是在诚敬的情感中逆向解构原诗的修辞，还原到诗的原始情境;同时在解构中建构，即“先立乎其大者”，重构唯一的主体性，并对原诗旨进行判断。程子曰：“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这是对“曲礼”中“毋不敬”的解释，参见《礼记·曲礼上第一》，〔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页。“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取自《孟子·告子上》。

比既是返溯诗情，也包含从情感的本源中主体的重兴，以及重新审视修辞的构成。修辞以确立诚、敬的绝对主体性为旨归，否则就是坏的修辞。《论语·八佾》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好的修辞典范。“淫”或“伤”的个人感受，不应掺杂进本源的诗情，也不宜置换入主体性的确立中，这是诗之“比”的修辞应遵守的原则。只有持守着仁而乐的本源情感，才能兴发对所有他者的爱欲，以此托付着立己立人、切象比义的目标。在诗的特定情境下，表征着绝对主体性向相对个人德性下贯的诗旨就成为了这个目标。《孔子诗论》10简中的“关雎之媐、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都用一个字概括了诗中相对主体的意义世界;而这个字之所以成为诗旨，因其蕴含并扩展了绝对的主体性的意涵，凝聚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修辞中，以充盈着相对的人伦空间。在理学家看来，诗的兴观群怨不过表达着符合形上心性的“中节”情感，殊不知绝对的主体心性恰恰是由诗给出的。诗情藉由诗句的修辞，感发起绝对和相对的主体，从而建构了情理交汇的世界。

①时间性(Temporality)被海德格尔定义为此在的性质，它体现于此在的情感唤起对未来的筹划之中。这里援引了时间性，也在表达儒家情-欲结构的未来指向，时间性就体现在欲对将来目的的筹划中。下详。

②一般认为，中国诗歌的萌芽产生于甲骨上的卜辞，《易经》中的卦辞也包含这种古歌的形式。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做诗与说诗是在诗情中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主体的爱欲和由此生发的个人情感和理性，都不能离开诗情的本源。情-性-情的架构在诗的语言中往复生灭，源于诗情又归于诗情。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即是诗学，诗学即是儒学，故可统称为诗情儒学。

三、诗性伦理

伦理学往往是关于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的表述，也就是“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但传统的规范伦理学往往是由某种“形而上者”直接给出一套规范;而在这种“形而上者”遭遇危机的今天，伦理规范也在另寻建构的蹊径。既然儒学可以看作诗学，那么在诗性的建构中，儒家的社会规范——礼，也可以得到重新的阐释，从而发展出一套“诗性伦理”的叙述。

(一)“诗性伦理”的观念

以理性主义为背景的德性伦理，和以家族纽带为核心的血亲伦理，一直充当着儒家伦理的主流，然而二者在当今各自面临着质疑。血亲伦理以父系血缘关系为伦理的起点，但这种关系只是在一种特殊历史境域下的建构结果。德性伦理预设了人的心性中都具有契合天理的能力，以陆九渊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为例;人都有心的事实，并不能推出“心皆具是理”的事实，这两句不是类比的关系，那么后者只能作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天理作为形而上的价值，被摆放在不可质疑的地位。而回到孔子的“我欲仁”，主体心性只有在“欲仁”的意志中才能确立;也唯有在诗情-爱欲中起立的绝对主体性中才有了善的普遍性，是诗情给出了人性、天理，而非性理反过来塑造了情感。反观血亲伦理所注重的亲情，倒是诗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呈现，只不过随着生活样式的改变，诗情的表现也就不再局限于孝慈了。总之，伦理价值以诗情为本源，而非依据某个形而上者或形而下者。

诗情是境域化的，“入则孝、出则悌”就是诗情在不同情境中呈现的各种样态，从中可以树立起诚而敬、“谨而信”的绝对主体性;绝对主体以“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为欲求目的，希望把爱欲推及所有，让每个人各得其宜。在孔子看来，孝悌的情感是本源的，而在不同场合践行孝、悌的则是各个相对的存在者，“欲仁”则是绝对主体从相对主体中的绽出。在相对主体看来，“仁”的目标似乎是瞻之在前又不可触及;而“欲仁”把相对性消融在“仁至”“亲仁”的诗情本源，并重新开显出绝对的主体性。绝对主体与仁的亲近，就在“欲”的绽出拉力中，那么绝对的主体性就是拉动所体现的时间性。①以“去实施普遍的爱”为目的，在“欲仁”的时间性筹划中，绝对主体观照出“万物皆备于我”的时空维度，由此把爱欲向前推向每个相对的存在者，这正是善的普遍性之所在。换言之，善是由绝对主体意欲的时间性决定的。

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诗总是表达着普遍的事物;而普遍性在于即将发生的可能中，那么诗所关乎的是未来的可能。〔6〕而未来的可能性与其说在修辞(rhetoric)的推理中得到，不如说与辞句背后的情感和想象更为切近，这在亚氏诗学有关或然性、隐喻等诸多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相比古希腊的修辞学，中国的早期诗歌以易经古歌的形式出现，而后才继以《诗经》。②与其说卦辞与卜筮方法有关，不如说是以诗的语言表达着守仁行义、居仁由义的德义，即以推行仁爱为目标、以道义立足于世的主体意欲。在最早的诗中，无论诗经还是易经，都是通过表述这种意欲来喻示普遍的价值追求的。

诗所要揭示的是普遍的善，这个目标在主体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意欲中，而这个捉摸不定的欲求目的是通过诗的语言来表达的。从格律化的诗句中探寻这个难以把握的普遍性，就注定了诗的困境。①而如果回到孔子诗学的“思无邪”，(《论语·为政》)则有助于超越这个困境。诗思之所以“无邪”，因为在诗思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②随着距离感的消失，形而下的相对主体不复存在，融入了诗情的本源;同样在诗思中，绝对主体重新切合着无邪的诗情而诞生。思而不远，如同欲仁而仁至，同样表述着从相对主体的绽出，和绝对主体意欲的时间性发端。将诗思形于言辞就成了诗，诗以音律的抑扬揭示着主体性的隐现。诗的语言就是朱熹《诗经集传序》里讲到的“咨嗟咏叹”：

①关于诗的这个困境，最经典的表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7-68页。

②《庄子·齐物论》：“吾丧我。”《论语·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③海德格尔：“胡塞尔与黑格尔如出一辙，都按同一传统而来，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从黑格尔和胡塞尔的观点来看，哲学之事情就是主体性。”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65页。

④Parmenides： “What there is to be said and thought must needs be： for it is there for being， but nothing is not.” Kirk， G. S. et al.，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riticai History with a Sélection of Texts， 2d é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 247.

⑤“being as being”不应译为“存在之为存在”，而应译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指作为众多相对存在者背后的终极根据的那个绝对存在者，亦即所谓“本体”(noumenon)(希腊语onta)——“形而上者”。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下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2卷第4期。

⑥《论语·先进》：“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7〕

从“有欲”“有思”到“有言”，主体性的意欲通过诗的“音响节族”兴起、呈现;同时也在这些节奏中，绝对主体借助诗的意象将自己相对化，以“比”的格式形成诗的主旨。当诗的情境借助诗句而具象出来，普遍的善就凝聚为一诗的主旨。如果伦理学是关于善的讨论，那么诗学既是儒学的话语样式，同样也是儒家伦理学的阐述方式。因此，儒家伦理可称为诗性伦理。

(二)诗性伦理的构成

若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的事情就是主体性的事情③;同样，伦理学的问题首先就是主体性的问题。只不过相比较哲学意义上的“绝对主体”，伦理主体是具体而形下的，讲述着规范的建立和持守。也正因如此，伦理主体需要哲学上的绝对主体的支撑，而绝对主体又依赖诗情的奠基。根据诗情儒学的情-性-情的架构，在诗情的本源之上，依次建构绝对主体和相对主体，从而可以为儒家伦理提供一套诗性的诠释体系。

1.兴于诗：绝对主体性的确立

帕尔米尼底斯(Parmenides)曾说：“被说和被思者必须存在：存在者如是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④不论是“真”还是“善”，绝对形而上者就是被说出的存在者，只能在诗的语言中得以存在。帕尔米尼底斯的诗所创造的存在者是当下的、无时态的(tenseless)，这一绝对的形而上者是诸多形而下者的终极依据。⑤而从儒家的“思无邪”可见，诗情同样是超越了时空的。在诗的吟咏中，诗思不断从其所描绘的意象中绽出，在新打开的时空维度中再度描画。诗思就是主体的爱欲，在其不断趋前的时间性中，超越有限时空的普遍的善成为主体的目标，而此主体也具有了先于时空的绝对终极性。

绝对主体不同于无时间(timelessness)的绝对空间存在物，它并不是一块寂静不移的石头，其超越性恰在其具有内在的生长性。这个生长性就是超时间的时间性(Temporality)。新旧时空切换的节律是由主体爱欲的时间性给出的，当这种节律以诗的格律凝固，主体就依格律的咏叹感兴和筹划着人伦化成的样式;“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孔子与曾点的默契就在这种“咏而归”中达成。⑥在儒家的诗论中，诗的格律映现出主体性的朗现，给出了价值的层级和人伦的次第。由于主体的时间性是超越而绝对的，故成为伦理价值的根据。

绝对主体性恰如王夫之的“日生日成”，在流俗的时间里似乎是屡迁的;但主体性不随流俗而沉沦，而从中绽出并重生。因而对流俗之物而言，绝对的主体性如僧肇所说的不迁之物。荀子常引《诗》证之：

《诗》曰：“鳲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荀子·劝学》)

《诗》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不苟》)

在诗书礼易的诵读修习中，君子使心志凝结于“一”，即独立不迁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在于“唯其时”而“当之”，依时间性而将爱欲推及世间万物，使其恰如其分、左右皆宜。俞樾认为，毛传以阴阳之道解释“左右”失于狭隘，而称荀子“以柔而立说”，以柔的方式“自立”，从而“不为物倾”;因而，《诗》中的“左之”“右之”不过是富有柔和节律的话语样式，表达着一种分寸感的把握，而此分寸感正是时间性的所在，即绝对主体性的基础——“维德之基”。〔8〕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的“自然之音响节族”〔9〕，就是主体时间性的体现，荀子称之为“中声之所止”，而《大序》将此描述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毛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刘师培认为，《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与荀子“中声”句同，且列出荀子与《大序》多处关联，似于《毛诗》与荀子的师承之说有所印证。参见刘师培《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不过在朱熹的解释里，情、欲是形而下的“人情”并从属于性，那么“自然”也就沦为一物。其实荀子的“性之质”是本源的诗情，由情-欲转化中树立的主体心性，是通过“直而温，宽而栗”的“自然”节奏抒发出来的，这个节律就是“中声”。诗的节律中，蕴含着绝对主体的超越性和价值的普遍性;只有在诗的言说中，才足以移风俗、厚人伦，诗既是绝对主体的给出者，也是形而下的伦理主体的终极奠基。

2.立于礼：伦理主体的建成

当诗的语言连缀成完整的意象，绝对主体在意境中现身，充实为相对的主体，与其面对面的世界也显现出来。相对主体与客体世界一旦照面，就在相互交往之中;而交往需要遵循着“行而宜之”的“义”，以及依据“义”而因事制裁的“礼”。礼规定着个人的行为仪则，只有立足于礼，才能使人性普遍的善落实为伦理价值和个人道德。

孔子的诗论其实就是关于各种伦理价值的界定，一首诗的旨趣就是一个相对的价值。《关雎》的诗旨是“改”，这意味着这首诗的现实指向是，从“闻关雎”的本源情境中树立起“君子”思改的伦理主体，并建构出一个礼法的世界。而《樛木》所突出的相对主体性是“时”，《甘棠》所给出的是“报”，这些诗都在表达着与诗的特定情境相关的伦理价值。从绝对主体的兴起到相对诗旨的凝固，也是藉由修辞格律而完成的。例如，关雎与男女之别、君子之改的隐喻，就是“比”的修辞格律的体现;而“比”本身蕴含着主体性挺立的整个过程，即“相与”比叙的诗情-绝对主体的起兴-相对主体的价值。因此，个人化的德性与礼义可以通过修辞的方式阐述出来。

在特定的意境中，由绝对主体所充实的伦理主体是形而下的。比如《孔子诗论》由《甘棠》讲到“敬”“报”的德性时，也留意到“民性固然”，敬爱一个人，必尊敬其身份、喜爱其行为。《孔子诗论》第二十四简：“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民性中既含有普遍而形上的善，也有着势所必然的情性，因而，民性代表着形而下的相对主体，在群体中有着世俗的交往，呈现为有限时空中的性格特征，如“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又如“币帛之不可去也”。《孔子诗论》第十六、二十简。民性需要礼尚往来的交际来构筑，而诗的对仗、反复等修辞格正是这种构筑的模式。

绝对主体先于有限的时空维度，独立于其所筹划和构建的对象，不会在流俗时间中逐物而迁;而相对主体是物理时空里的存在者，因而是随时间空间的迁转而流变的。比如，《关雎》之“改”的德性，对应的是和乐恭敬、谨守容仪的伦理主体〔10〕;而这个相对主体未必固定在文王一人，而应举一反三，推及所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行为。荀子常引《诗经》里的“淑人君子，其仪不忒。”《毛诗》也有“仪，义也。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①从心结于一到执仪如一，德性与仪则并具于伦理主体一身，《论语·学而》的“三省吾身”就是依据德性自我检查。但这并非根据一定规则进行封闭的自查，而是在顾及周围的他者中，对亲近者“狎而敬之”，对位尊者“畏而爱之”，直到行为使自己心安为止，这就获得了“迁”“改”的德性。(《礼记·曲礼上》)因此，合礼的行为在细微枝节上是可以有所出入的，而并不违反总体的德性与仪轨。②简言之，符合相对的伦理价值的礼仪，是在交往行为中求得心安的过程，比如从“愠于群小”的忧心、临深履薄的审慎中，才得到了“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的伦理准则。③而这个由危而安的迁改过程，也是思安而得安、欲仁而仁至的绝对主体性的确立;换言之，绝对主体性就是在相对主体言行的绽出中得以确立的，这个确立也是绝对主体充实为伦理主体的过程。

①荀子与《毛诗》的文本，都引自《曹风·鳲鸠》中的“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参见李学勤《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76页。

②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③《诗经·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荀子·臣道》：“人贤而不敬，则是禽兽也;人不肖而不敬，则是狎虎也。禽兽则乱，狎虎则危，灾及其身矣。《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之谓也。”《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

④《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⑤〔明〕王畿：“‘克’是修治之义。克己犹云修己，未可即以‘己’为欲。‘克己’之‘己’即是‘由己’之‘己’，本非二义。”《格物问答原旨》，《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六，明万历43年刻本。

⑥〔明〕罗汝芳：“‘能己复礼，则天下归仁。’能复，即其生生所由来;归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近溪子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30，280页。

⑦《论语·宪问》：“(原宪问)‘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绝对主体的言说是温顺的诗性，左右宜之、节律柔和;而相对主体的话语则需要“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荀子·性恶》)，因而对应的是严谨的诗性。柏拉图的修辞术以辩证法为依托，而儒家诗学则以严密切实的赋象比义来应对德义的要求。但严谨的逻辑性依然奠基在温柔敦厚的诗情之上，只是以赋辞的外表连缀起比-兴的节奏。孔子所谓“立于礼”，就是在礼义的言行中树立起温恭而审慎的伦理主体，作为“兴于诗”的绝对主体性的下贯。从诗情本源中树立的绝对主体性，在伦理主体的话语中得到了扩充;而伦理话语也只是以一种缜密的修辞技术，保守着君子人格的诗情奠基。

(三)诗性“正名”：诗性伦理的两个维度

儒家伦理可以用诗的修辞来阐述，而修辞本身也是“正名”。诗性的正名体现为“克己复礼”与“礼有损益”两条线索，前者是伦理体系的规范性维度，后者是其时间性维度。规范性维度是一根横轴，关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既定时空中的展开;时间性维度则是根纵轴，围绕着它，主体性随诗情流转径自呈显与隐没。这两条轴线是相互交汇、互为支撑的。

1.克己复礼：诗性伦理的规范性维度

孔子有关伦理的学说，以克复之道为核心，克己复礼是“为仁由己”的方法。④复礼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归仁”，把普遍的爱辐射到世界中去，这是通过“克己”实现的。在程朱理学的解释中，克己就是克制私欲，但这个观点遭遇了阳明后学的反对。王龙溪指出，“克”有修治的意思，克己就是由己、修身。⑤罗近溪则认为，“克己”就是“能己”⑥，就是在遵循礼的言行中，敞开自己的全部可能，挺立自己的主体性。当今儒者杜维明也认同，克己就是修身。〔11〕其实，这两种说法各有道理。首先，“己”是有私欲的，并且情欲有逐利趋恶之势，即《诗论》中的“民性固然”，这是需要克制的。然而“己”的另一面是主体性，在礼的言行中完成自我充实，以此节制前一个自己。“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如果把“克”解为克制，也并非孔子所反对的“克伐”⑦，而是节制与运化。节欲是通过视听言动完成的，在与人交往中时刻省察，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塑造出端悫温恭的君子人格。复礼就是制定名约，使自己和他人都手足有措，这是孔子与荀子“正名”的初衷;而名约本身也是在日常的言行中约定俗成的，并且行为也可以化约为语言。奥斯汀认为，一切言语最终都是行为。芬格莱特引用了他的观点来解释孔子的“正名”思想，指出语言是礼仪的本质，并以“仁”为“在‘礼’中塑造自我”。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1，42页。那么，约定俗成就是以话语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既是克己也是复礼。

在绝对主体性的确立中，一切行为、意象、包括音乐和画面的上手印象，都可诉诸超越的诗性叙事。而当上手态充实为在手态，行为被界定为仪式，节奏感形成了诗句的修辞格，所有的意象与主体性本身一道被对象化为有限存在者，绝对主体的诗性话语就相对化了。当语言从上手的意象转为在手的摹状，一个有形态、有方所的个人存在者也随之出现;其所居处的空间形态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决定了它的行为延展的方向。《荀子·正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此制名之枢要也。”方所固定，性状随时间改变者为一个实体或个体，这是“正名”元语言中的一条。不过，行为的方向虽是多样的，但并不偏离“执义如一”的君子风范，只是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诗性和声。如《荀子·不苟》所描述的：“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是对其所引《诗经》中的“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君子人格的充实，也是对孔子“温柔敦厚”的诗教理念的充实。从形而上的心性人格，到形而下的行为规范，约定俗成就在不断返归本源的诗性叙述中重建主体。因此，外在的话语规范、修辞格律，都以温柔的诗情为本，以诗性的克复为道。

孔子与荀子的诗教，都常引用诗来讨论政治伦理的建设。例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诗的目的是为了现实的政事需要，而非仅止于陶冶性情，这喻示了绝对主体向相对主体充实的必要性。荀子也批评“《诗》《书》故而不切”，而只有践行礼义的师法操持中，才能落实诗书的教义。否则，“不道礼宪，以 《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飡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荀子·劝学·礼论》)这再次申明了，复礼、正名都是以诗为奠基的，而诗的言说必须和礼义的行为相结合，始于诵诗，进而“道礼宪”，伦理主体才能得到充实。从“诗无隐志，乐无隐情”到“文无隐言”，也就是由“默语”到“辩言”，由“道言”到“人言”的转化。《中庸》：“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行之有出处，言之有默语，依时而定。”《荀子·非十二子》：“言而当，智也;默而当，亦智也。故知默，犹知言也。”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常被称作对道的言说，或“道言”，形而下学则为“人言”;人言不能越界入于道言，而道言可以充实下贯为人言。因此，“克己”就是“成己”“能己”，同时也就是“复礼”。简言之，克己复礼就是从诗性语言中建立绝对主体，并在礼义论辩中将其充实为伦理主体的话语建构。

2.礼有损益：诗性伦理的时间性维度

绝对主体向相对主体的下贯是通过诗性语言的对象化实现的：先从诗性的道说中成就了“大人”，这个大人又会在自己的话语中，自我充实为身心并具的个人，也就是形而下的“小人”。《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如果把绝对主体的“道言”作为元语言，那么由元语言给出的对象语言就是相对主体的伦理话语——“人言”，孔子和荀子的“正名”所要给出就是这样的语言层次。〔12〕如上文所述“克己复礼”，正名同样既是正人之名，也是正礼之名;换句话说，正名就是在道言向人言的转化中，不断重建着礼的规范，从而推进礼的沿革，这就是《论语·为政》中的“礼有损益”。《论语·为政》：“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虽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其实他不但删订六经，自己也有创作。他注重从文本的沿革中把握意义的损益，而对这种损益的判断不以某种静态的形而上学结构为中心而展开，而是将意义在文本延续中的彰显当作一种诗性的历史书写。从文本延续的差异中，他不是要去还原一个最初的本源在场者，而恰恰是在现下的文本中把握本源存在。“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郁郁乎文”的诗性意象洋溢中，伦理主体得到了充分的展现;“郁郁”的这种充实是立足于“监于二代”的绝对过去之上的，同时又作为孔子当下的本源体验，并在新主体的充实中再度成为绝对过去。当下“郁郁乎文”存在者在回归诗情和主体重建中隐藏为绝对的过去，主体才能立于全部历史踪迹之上，作出未来的筹划并进行自我的充实，这就是“述而不作”中的“作”。

“吾从周”是基于文本痕迹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是“述”也是“作”，意义在述与作中完成了创造中的延续。述作除了是与历史文本的交谈，也可以是当下与人面对面的言谈和行为。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子入大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乡党》：“入太庙，每事问。”，并非因为孔子不懂得礼，而是他认为，礼就是在问答的交谈和行为中被构建起来的。主体性在对谈中失而又得的逆向重构，是诗之所以“起予”的时间性体现，伦理主体因此得到充实，礼也因此而得以损益。

孔子论诗的时间性，在荀子的文本中表现为从法先王向法后王的过渡。先王之道与后王之道的一以贯之是通过“径易不拂”来表述的，而径易不拂正是从言谈上对约定俗成的历史性展开。从约定到俗成，儒家诗性伦理跟随诗性的节奏，沿着“径易不拂”的轨迹，趋于“稽实定数”的规范制定。约定俗成、径易不拂、稽实定数是《荀子·正名》中列举的三条制名之枢要，也是“正名”元语言的主体。参见王堃《自然语言层次的伦理政治效应——以荀子“正名”伦理思想为中心》，山东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这三条制名之枢要构成了儒家诗性的元语言，以此成为每个新的历史情境中伦理话语沿革的根据。无论“克己复礼”还是“礼有损益”，都是从不同侧面描述主体性的充实和规范的成立，而这是在诗性的修辞中构建出来的。儒家伦理就在这个诗性的话语系统中得以成立，故可称为诗性伦理。

〔参考文献〕

〔1〕王堃.德性伦理还是诗性伦理〔J〕.湖北社会科学，2012(2).

〔2〕王堃.诗情的奠基——论孔子伦理思想研究现状〔J〕.美与时代(下)，2012(4).

〔3〕王堃.诗情儒学——苏轼儒家思想与文艺创作之关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

〔4〕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10-313.

〔5〕李存山.《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 〔J〕.孔子研究，2003(3).

〔6〕Aristotle. A Hypoth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Poetics II〔M〕//Poetics 1， with the Tractatus Cioslinianus.trans. ty Richard Janko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51.

〔7〕〔9〕〔10〕〔宋〕朱熹.诗集传序〔M〕//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50，350，402.

〔8〕〔清〕俞樾.荀子诗说〔M〕//曲园杂纂：卷六.春在堂丛书(四).光绪九年重定本：5.

〔11〕杜维明.建构精神性人文主义——从克己复礼为仁的现代解读出发〔J〕.探索与争鸣，2014(2).

〔12〕王堃.自然语言层次的伦理政治效应——以荀子“正名”伦理思想为中心〔D〕.山东大学，2014.

作者：王堃

第四篇：导论贵在导字

摘 要 以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为例，探讨导论课程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法选择以及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的问题，阐明物理学导论教学要想达到课程开设的目的，必须从“导”字入手，重在知识的趣味性、系统性和实用性，逐步引导学生走上物理科学之路。

关键词 物理学导论;通识课程;混合式课程

Guiding is Key to INTRODUCTION//GAO Shoubao， MENG Qingtian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PHYSICS; general courses; blen-ded curriculum

0 引言

物理学导论是为高校物理专业新生开设的一门通识课程，主要介绍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发展脉络，简要介绍物理学知识与科技前沿领域的联系。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的基本知识，为进一步开展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为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在现代科技中的应用，培养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领悟科学研究中的思想和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热爱科学并投身到物理科学的工作中。

考虑到目前全国基础物理教学形势，为适应大学物理教学需要，不少高校先后开设了物理学导论或类似课程，也有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比如，吉林大学物理学院一直重视物理学导论的教学工作，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对学习物理、从事物理科学充满信心，特别是张汉壮教授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后编写的《物理学导论》教材，被全国多所高校使用[1];长江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为新生开设的物理学概论也是一门导论性质的课程，该课程结合物理学史的介绍，帮助学生了解物理学的内容和方法，认识物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应用前景，激发他们对物理的学习兴趣[2];东南大学在文科专业中开设的物理学概论课程，虽然与开设物理学导论的目的不完全相同，但其中的一些做法，比如重视和强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提高人才的自然科学素养等，都值得在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中参考[3]。

由于所处的教育环境不同，国外高校历来重视在大学物理新生中开展物理学导论类似课程的教学。特别是既有理论也有实验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物理学导论课程，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模式，都很有特色。该课程的实验项目内容紧扣理论教学环节并尽可能澄清课堂学习的一些问题。实验讲义以物理史实或以身边易于实践的自编故事为引子，切入原理并让学生继续展开实验。以物理系和网络上可寻的与实验相关的科技前沿发展背景为延伸，注重学生兴趣导向[4] 。美国塔夫茨大学罗纳德教授研究团队基于交互式教学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改革也取得很好的效果，他们的研究表明，交互式教学法在班级授课的形式下，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对于中学与大学的所选样本都具有良好的适用性。特别是对于大学生，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强，教学效果更加显著[5]。可以这么说，为了搭建好中学物理和大学物理学习的桥梁，让更多的学生走上物理之路，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开设已成为国外知名大学物理学教学的趋势[6-7] 。

通过以上介绍和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在大学物理教学中非常重视对物理学知识的入门和引导，无论是以导论的形式，还是以概论的形式，“导”很重要。在这方面，笔者也深有体会。为了适应大学物理教学的新形势，最近几年，学校也在物理学各专业开设了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实践表明，该课程的开设确实提高了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立志投身物理科学的信心。对于这种通识性质的课程，教学内容涉及多個学科部分，为了“导”好这门课，相关任课教师还是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也摸索出一套引导学生走上物理之路的做法。本文将从教学内容的组织、教学方法的选择及教学过程的控制等几个方面，简要介绍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强调在教学中对“导”的理解和实施，供读者参考。

1 教学之导

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开设旨在引导学生把握物理学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进而走上物理科学之路。然而作为一门知识性和逻辑性较强的学科，物理学在高中阶段就被学生认为是一门较难的学科，选考学生相对较少。考上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虽然这方面的问题没有那么突出，但受到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在大一阶段开设导论课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里以这几年物理学导论课程的教学为例，介绍导论教学中的一些做法。

1.1 做好铺垫

物理知识具有其自身的逻辑性。这是物理教学的优势，但也给导论教学提出挑战。不像美国华盛顿大学等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既有各专业理论部分，也有相应的实验课程配套[4]，因而实际上是将其开设为一门综合课程。而如前所述，我国高校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是一门通识课程，更加注重物理学的入门，强调对物理学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全面系统地介绍物理学知识，因而在介绍相关物理学内容时做好铺垫尤为重要。

1.1.1 介绍物理学史，明史方能明智 与其他物理课程教学有所不同，物理学导论的教学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相关物理知识群的导入上。特别是对于一些概念和规律难以深入理解的知识群，了解其发现(提出)和发展的过程，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把握相关物理思想的关键。而结合不同的物理内容，适当介绍相关的物理事件以及为物理规律的发现作出贡献的物理学家的事迹，不失为吸引学生注意力，培养学生科学思维、科学态度及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相对论的教学是大学物理教学的难点之一。为了克服这个难点，在进行物理学导论教学时，就是借助物理学史来帮助学生理解爱因斯坦当时建立相对论的思想历程。人们认识运动物体是从认识参考系出发，逐渐形成相应的时空观的。为了描述物质及其运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以太”的概念，并为之后的诸多物理学家(包括牛顿)所推崇，然而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零”结果实际上对“以太”概念予以否定，特别是使其失去了作为绝对参考系的特质。正是爱因斯坦通过对时间概念的重新分析，在两条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推导出物体的“动尺收缩”、时间的“动钟变慢”及同时的相对性等，才形成一套新的时空观，建立了狭义相对论[8]。

狭义相对论的建立过程告诉人们，一个强大理论的建立，并不是某一个物理学家的功劳，而是一代代物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仅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有时候还需要一定的挑战性思维和批判精神。对于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这种导入方式对于培养他们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显得那么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高师院校的要求，在大学二年级会开设物理学史选修课，因而对物理学史的讲解并不是物理学导论教学的中心任务，这里介绍物理学史的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学生了解和认识物理规律的发现过程。

1.1.2 利用知识结构 开设物理学导论课程，教学内容是按照力学(包括理论力学及量子力学)、热学(包括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电磁学(包括电动力学)、光学、原子物理(包括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和相对论等的次序来安排的。显然由于学生的知识储备不足，一些内容的介绍会给学生的接受带来一定的难度。把握知识脉络、理解各个知识点在知识群中的相对地位，是进行导论教学的关键。为方便学生了解和把握物理规律的发现过程和物理本质，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结构，从以下两个方面开展教学工作。

1)由易到难：以理论力学部分的教学为例。物理学导论一开始介绍的是力学部分的内容，相对来说，学生在中学阶段有了较为坚实的质点力学知识基础。在导论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个基础，参照质点运动的规律来处理刚体的运动。比如在介绍刚体的定轴转动时，将其规律与质点的运动规律作类比(力/力矩，位移/角位移，速度/角速度，加速度/角加速度等)，然后将刚体的运动分为质心的平动以及刚体绕质心的转动，前者利用质点运动规律来处理，后者则利用刚体的定轴转动来处理。其他比如分析力学中的虚功原理、哈密顿正则方程等，相关部分也采取了类似的教学方式。这种由易到难的类比教学方式，不仅减少了教学难度，也对学生将来系统学习理论力学树立了信心。

2)由浅入深：以量子力学的教学为例。大家知道，从薛定谔方程的建立到其用来处理微观体系的量子力学问题，波函数的概念贯穿教学始终。因而波函数概念的建立是引导学生认识量子力学的出发点，也是量子力学教学的立足点。区别于理论力学内容的引入方式，在物理学导论中对量子力学内容的介绍采用的是紧扣切入点、由浅入深的教学方式。首先从电子的狭缝衍射出发，通过对一个电子和多个电子衍射图纹的比较，给出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進而引出描述这种性质的波函数，并进一步介绍该波函数所满足的薛定谔方程。当然，薛定谔方程的求解不是的教学目的，在引入薛定谔方程后，可以简单介绍薛定谔方程的求解在实际中的应用，让学生了解量子力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样就达到了介绍量子力学基本知识、引导学生认识量子力学重要性的教学目的。

1.1.3 突出知识应用 物理学导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认识物理、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为达到此目的，介绍物理知识的应用不失为一个好方法。物理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知识的应用理所当然可以在每一相关内容的引入中发挥作用。以“原子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部分的引入为例，介绍相应的做法。

众所周知，新材料是未来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9]，而新材料的研发离不开原子分子物理学、特别是凝聚态物理学知识。结构决定功能，作为分子生物学的一个经典理论，也是新材料研发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科技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材料，其功能的实现肯定与一定结构的原子及分子团簇相关，寻找这种原子及分子团簇正是原子分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研究的内容。在“原子分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教学中，正是按照这个思路导入相关内容的。特别是目前人们比较感兴趣的石墨烯纳米材料，也是基于对碳原子及其团簇性质的充分认识而研发出来的，其优良的光学、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质在未来科技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教学方式无疑会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从而坚定他们从事物理的志向。

同样，肆虐全球的COVID-19疫情，从发生、传播到最终控制和战胜疫情，其过程学生历历在目。在未来介绍原子分子物理内容时，可以利用这个事件，让学生充分认识在疾病的早期发现、疫苗研制、药物设计与及时治疗等过程中，原子与分子物理学所能发挥的作用，这对于学生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也是大有裨益的。

1.2 提供学法

同其他一些具体学科不同，物理学导论课程涉及大学物理的诸多学科，但由于学时和学习基础的限制，不可能对每部分内容都做系统介绍，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系统地掌握这些知识也是不现实的。为了达到物理学导论的教学目的，在教学中也有意识地指导学生如何学好这门课程。具体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1 珍惜课堂时间 课堂教学也是大学教学的主要形式。在大一阶段，由于多门公共课和专业课同时开设，学生学业任务繁重。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导论的学习就必须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然而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由于导论课程是非主干课程，加之考虑到学生的基础，教学内容深度要求不高，学生对这门课难以高度重视，不易达到理想的课堂教学效果。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将课堂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在集体备课时要求任课教师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向课堂要质量，并结合第一节课的“绪论”教学，给学生介绍该课程的学习方略。比如，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容，通过讲述相应的物理故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介绍学生较为关切的内容时，可以设计一些问题供学生回答，并增加课堂表现分，调动他们的思维积极性，让他们听课有成就感。

事实上，为了以后更好地开展导论课程的教学，每年都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题，要求学生对该课程的教学提出建议。就如何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时间等问题，汇总分析学生提供的意见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建议是多提开放性问题，增加有趣互动——这无疑是广大师生的共识。总之，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主要手段，也对教师备课提出更高的要求。

1.2.2 重视课后复习 大学一年级是大学学习的起步阶段，也是培养良好学研习惯的关键阶段。从中学到大学，学习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学习方式和方法也必然要发生相应改变。物理学导论课程的学习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从教学内容上看，该课程一次课至少要学习一个知识群(比如几何光学知识群、统计物理知识群等)，虽然各知识群内容不要求那么深，但涉及知识面较宽，要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这么多知识点，难度可想而知，此时加强课后复习对学生来说显得那么重要!

区别于其他课程的课后复习，导论课程的复习更注重知识群之间的联系，比如，力学部分质点的运动学和动力学之间的联系，质心的平动规律和刚体转动规律的联系，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等等。这些联系都需要任课教师在教学中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予以正确引导，帮助学生把握知识脉络。另外，在导论教学中除了提供必要的教学参考书以外，还会将课件传给学生，供他们课下复习巩固用。通过课后复习把握这些联系，不仅对于学生整体认识物理的知识结构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由此养成一个良好的学研习惯，为后续学习和工作形成良好的行为定式。

1.2.3 密切联系实际 知识的运用是学习的有效方法。如前所述，我国所开设的物理学导论课程是一门集普通物理学与理论物理学于一体的通识性课程，物理学的特点也决定了该课程与日常生活及科技实践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引导学生主动联系生活实际，是导论课程学习的出发点，也是导论课程学习的落脚点。

在进行统计物理中有关统计分布内容的教学时，先从最简单的物理测量开始，课前让每一个学生提供自己身高，最后统计人数按照身高的分布。结果会发现，身材较矮和较高的人数都较少，而中等身高的人数较多。然后通过视频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平均身高变化的情况，并与欧美国家进行比较。通过这种纵横向比较可以发现，身高的分布不仅反映了群体的年龄特征，也反映了群体所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也能反映人种的不同。因此，不仅物理量(比如身高)本身能反映物理特点，物理量的统计分布也能反映物理规律。通过这个例子可以使学生认识学习统计物理的意义。如果课后作业中要求学生再列举几个有关统计物理量的例子，他们必然会对统计物理的学习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这种学习方法可以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

1.3 促进互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单是知识由外到内的转移和传递，更应该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经验的过程，这种建构离不开教师的指导[10]。与这一观点相适应，教学也必须把焦点从教师转到学生，从教师中心转到师生互动。在物理学导论教学过程中，为了提高教学效率，通过加强师生互动环节，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引导到教学内容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

寻找互动契合点，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寻找学生的兴趣点是加强师生互动的关键。考虑到学生已经有了高中物理基础，尽管还不是很系统，但足以为物理学导论教学过程中师生契合点的寻找提供有利的条件。在进行导论教学时，一开始学生对这门课到底要学习哪些内容、学到什么程度并不是很清楚。从大家熟知的距离概念出发，通过播放视频，让大家从距离地球几十亿光年的宇宙天体出发，“旅行”到地球，再从肉眼能看到的宏观世界深入原子分子的内部世界，整个过程涉及宇观、宏观、介观和微观，包括了物理学研究的所有对象。用这种方法呈现教学内容，学生倍感兴趣，他们能够结合已知的物理学知识，指出在各个距离范围上所对应的物理学知识范畴，为后续物理学导论相关内容的教学打下较好的基础。

对于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是他们的共同渴望，时空隧道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然而，时空隧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这种客观存在?大家都渴望了解。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进行广义相对论教学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大家先寻找站在迎新晚会三维空间舞台上的感觉，然后引导大家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结合四维时空的概念，逐渐认识引力场所导致的时空表演舞台弯曲，而超强的引力会使这种舞台虫洞化，从而成为时空隧道。这种教学方式会使广义相对论的内容显得没有那么深奥，从而让学生感觉更加有趣。

1.3.1 更新教学手段 目前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教育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形式应运而生，比如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混合式课程(将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等。物理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通识课程，占有学时较少，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教学模式，并逐步向混合式课程过渡。同时推荐吉林大学张汉壮教授的物理学导论在线课程供学生學习。这些课程都要求学生有学习的主动性，将线上内容和线下学习有机结合起来，并主动与任课教师沟通，增强互动，提高学习效率。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不少学生在上课时经常看手机。不能否认这种行为可能与教学活动无关，但教师如果能充分利用手机作为教学互动的工具，则可能化羁绊为力量。对于这个问题，采用限制+引导的方式予以解决，即利用所开发的软件，上课时用手机扫码考勤兼锁屏，并在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对手机解锁，利用软件中开设的各学习专区，让学生提交问题、反馈答案。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实时展示分析，也可以通过问卷星等工具收集学生听课中存在的问题，由教师课后分别作答，等等。

这种限制+引导的方式，使手机变成课堂辅助教学手段，不仅提高了课堂学习效率，而且提升了学生的参与度。总之，对手机问题的解决要面对现实，正面引导、疏而不堵，这样才有可能让其在课堂上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教学的辅助手段。

1.3.2 鼓励学生参与 物理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学生还是有一定知识积淀的。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并结合需要分配学生担任一定的角色，这是促进师生互动的一个良好手段。比如，在进行导论光学部分的教学时，教师先介绍几何光学与物理光学概念的区别，然后请几个学生各给出一个物理光学现象的例子。这种随机提问的方式无疑会促进学生的主动参与，避免教师的单向活动以及学生上课走神现象的发生。

另一个值得提倡的做法是课下分组讨论、课上展示结果，这样既能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也能提高教学效率。电磁学部分是高中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也是与日常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学习内容。在导论有关场的这部分内容介绍前，首先通过微信群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让大家回忆一下在高中阶段所学习的电和磁的关系;然后在正式上课时，各学习小组组长通过微信提交答案。教师教学则是在展示和分析这些答案的基础上，先介绍人们对静电场的认识过程，再介绍恒磁场的理论发展，而对电磁感应定律的介绍使人们对电磁场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为之后电磁波部分内容的介绍打下基础。

总之，学生的主动参与会让他们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认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中心角色，从而通过问题解决获得一种学习上的成就感。这对于通过导论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并树立学习物理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2 教学启示

通过这几年的物理学导论教学发现，从整体上看，学生对这门课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而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接力任课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也不一样，学生对这门课的认识程度也不一样，特别是在教学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也引起诸多思考。具体来说，要搞好导论课程的教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把握学生基础

物理学导论实际上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物理导向课程。要达到这个导向的目的，在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必须结合学生的基础。通过与学生的互动来看，虽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高中物理基础，但对知识来龙去脉的认识和灵活运用还欠火候。比如对场的概念的认识，有的学生并不清楚势、场和力之间的联系，缺乏知识的系统性。又比如，当介绍用力学知识去分析一些球类运动的规律时，不少学生缺乏必要的体育常识，反映了他们在高中阶段少得可怜的体育运动基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为保证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教师应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分析学生特点、关注课堂反馈等)切实了解学生身心发展和知识基础，讲解应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作为导学的切入点，着眼于学生学习的最近发展区，努力达到教学目的。

2.2 规范教学内容

同各门具体物理学科不一样，物理学导论的教学内容突出物理知识的系统性、趣味性和应用性的结合，因而在内容选择上要纵览物理知识全局，注意知识点、线、面和群的关系，在知识的导入、串联和应用上多下功夫。毫无疑问，教师对物理学史的把握是讲好物理学导论的前提。然而，物理学导论毕竟不是物理学史，况且对于大多数师范院校来说，有单开的物理学史课。如果说前者注重物理知识系统性的话，后者则更注重物理学发展的系统性，因而并不赞成用讲物理学史的方法来介绍物理学导论。这里推荐吉林大学张汉壮教授主编的《物理学导论》作为教学参考书，该书注意了基本知识的逻辑性、历史性和实用性的有机结合[1] 。

另外，出于教学内容的考虑，不少高校在物理学导论教学中采用接力上课的形式，但这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不同教师执教风格的不一样、内容组织形式的不一致等，从而给学生听课带来不适应。在历次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题对该课程提出的教学建议中，不少学生也指出这个问题，并建议由一个教师来讲。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任课教师可以通过集体备课来统一教学组织形式，尽量减少给学生带来的不适应。虽然方法可以灵活多样，但应服务于导论教学，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目的。

2.3 突出联系实际

知识应用于实践是教学的出发点，也是教学的落脚点，无论是课题的引入，还是知识的运用，联系实际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对于物理学导论这门课的教学尤其如此。在教学中发现，每当介绍与物理学相关的日常生活和科技发展成就时，也是学生全神贯注的时候。这启示教师在备课时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相关物理知识应用的例子，并在教学中灵活运用，这是搞好导论教学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另外，理论联系实际也是学生应该具有的优良学风，在日常学习中就应该注意培养。除了在课堂教学中要通过联系实际来引入课题、巩固知识外，在课下也要通过完成作业、课外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主动联系实际、参与科研实践，在实践中认识知识的价值。特别是将课外活动实践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更能引导学生产生共鸣，提高教学效率。学生在期末考试答题中所给的另一个建议，即多联系生活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演示实验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在教学中使用，特别是对于单节课教学内容较少的课题，但对于物理学导论教学来说，由于单元课堂涵盖教学内容较多，知识范围较宽，除了个别课题可以用之来引入教学外，大多数内容不宜采用这种形式，虽然有学生建议增加一些演示实验内容。

3 结语

本文以物理学导论的教学为例，探讨导论教学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导”字最为关键。从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出发，立足于学生的认知基础，从教学内容组织安排、教学方法设计应用以及教学效果检查反馈等几个方面，帮助学生认识物理学的重要性，提高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相信经过广大物理教师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引导学生踏实走上物理科学之路，并化对物理科学的敬畏态度为学习物理的动力，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提供雄厚的人才储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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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守宝 孟庆田

第五篇：制度财务学研究导论

【摘要】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司财务学在数理的框架内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目前仍处在贫困化的状态之中。贫困化状态的形成，源于其多年一贯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理性经济人假说和形式主义研究传统及一系列理论建构的前提。走出贫困化状态的出路是在调整和扩展数理财务学框架的同时，开拓新的财务学领域，包括制度财务学、行为财务学和财务社会学等。制度财务学将制度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变量嵌入到公司财务。对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将会有一些重要的财务思想和理论创新，这些创新性的见解将使财务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关键词】 制度;财务学;平衡的公司概念

制度财务学是我提出的一门新的财务学科，历经几年的研究和演讲，有关制度财务学的一些思想和观念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在我看来，公司财务问题的研究应该有多个视角，而主流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仅仅选择了价值的视角，并且在研究时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和既定前提来对待的。然而事实上，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制度急剧变革的中国，制度及其变迁的财务效应是很显著的。本文是在研究报告《制度财务学研究》的基础上整理的，集中了这份研究报告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现发表出来供同行讨论。

一

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公司财务学在数理的框架内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其思想、结构和方法在财务学家们看来已趋于成熟和稳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成为了科学的事实。尤其是那些在财务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新，给所有学习过财务学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强烈印记。这些印记无疑是很多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比尔·麦金森(William L.Megginson)教授曾归纳为十二项，即：20世纪初期费希尔(Fisher)提出的完善资本市场下的储蓄和投资理论、1952年马科威茨(Markowitz)提出的投资组合理论、1958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理论(M&M理论)和股利政策理论、1964年沙普(Shap)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1970年法玛(Fama)提出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1973年布莱克(Black)和 斯科尔斯(Scholes)提出的期权定价理论、1976年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提出的代理理论、1977年罗斯(Ross)提出的财务信号理论及利兰(Leland)和派尔(Pyle)提出的金融中介理论、1980年布雷德利(Bradley)提出的现代公司控制理论、1985年格洛斯顿(Glosten)和米尔诺姆(Milgrom)提出的市场微观结构理论。正如许多好的理论模型一样，这些基本原理既容易理解又形象直观，也就是说，它们既合乎常理又能为解释现实问题提供有用的工具。并且，这些可以用来解释客观事实的理论还经受了实证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成为了财务学核心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务理论及以此为核心要素构建的公司财务学体系，创立了信息有效资本市场的概念，解释了期权定价及其衍生工具，描述了现代公司管理理论，解释了无摩擦市场条件下如何评价公司债权证券及权益证券，确立和发展了投资风险的量化技术，并根据人们行为的可预测性从经济上解释了普遍存在的代理关系。现实中，财务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基本理论来分析并规划出具体方法和工具，从而解决公司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显著地增进了公司的效率和社会财富。

财务学体系和方法真的已经成熟了吗?这个被公认为合理有效的数理财务学体系真的能够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吗?

当人们热衷于去讨论具体的财务热点问题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总体上把握数理财务学的特征并审视和评估这个学科迄今为止的发展状况。而一旦我们沿着整体主义而不是局部主义的思路来思考和审视数理财务学科的发展时，也许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但却很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这个学科目前仍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

二

从整体看，数理财务学体系框架的核心要件是由一个目标函数、四个模块的内容和一个财务工具箱组成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公司价值最大化，四个模块的内容包括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或资本结构)、股利决策和营运资本管理，财务工具箱里有四把工具，即会计报表与比率、现值、风险收益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 。如同在其他学科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这个学科框架也是建构在一系列基本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美国财务学者爱斯华斯·达莫德伦(Aswath Damodaran)曾将支撑财务学体系的基础性假设归纳为如下四组，即：(1)有关股东与经理相互关系的假设：经理会根据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制定决策，即使该目标函数与他们自身的利益相冲突;(2)有关股东与债权人相互关系的假设：为防止股东牟取债权人利益而产生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我们假设债权人利益得到完全保护;(3)有关经理与金融市场相互关系的假设：目标函数如何确定为股票价格最大化，我们必须假设存在一个价格能有效反映信息的金融市场;(4)有关公司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假设：一般当确定公司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时，我们假设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像其他成本项目一样可以向公司追索和收取补偿费，或者相对财富最大化所产生的价值，社会成本很小。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并不要求市场效率和保护债权人的假设，但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增加了保护债权人的假设，假设最严格的是股票价格最大化目标，它以金融市场效率为基本前提。此外，正如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有时会假设自然界不受重力、压力和能量损失等摩擦因素的影响一样，财务研究人员也常常假设公司财务所面对的是无“摩擦”的理想的经济环境或完美市场环境①，并且不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这些“摩擦”因素包括诸如税收和交易成本等。尽管达莫德伦认为这些基本假设还远离“现实世界”并已受到来自很多方面的严厉批评，也尽管他试图想寻找一种新的目标函数和理论体系来解决“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活生生的这样或那样的财务冲突，诸如经理与股东的冲突、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公司与社会的冲突等，但迄今为止仍没有找到完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假设仍是构建现代西方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基本前提。

进一步地考察，以这些基本假设为前提建构的数理财务学体系，其显示的公司财务和财务学的一系列总体特征，也正如它赖以建构的基本假设一样远离现实世界。这些总体特征至少包括：以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为前提，强调参与者的自利性价值取向;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强调以现金流量为基础的股东价值取向;以资本市场为背景，侧重分析资本交易及价格;以决策为重心，侧重投融资决策的技术和方法;用工程学方法建构，强调定量分析，尤其是强调成本效益分析工具在决策中的应用。对数理财务学的观察不难发现，它是一门面向股东的、旨在借助有效决策实现股东净现金流入最大化的定量科学。如同麦金森所指出的：“财务学是一门定量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财务学更倾向于数学化。”②

数理财务学的这些假设和总体特征，背后蕴涵着一系列的财务思想和理念。特别重要的是：第一，公司及其股东均系独立的有自身利益和预期的社会个体，只有通过对这些社会个体的分析才能理解或解释社会现象，因而个体主义方法论是最适宜的选择;第二，公司系股东的公司，公司的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因此包括财务行为在内的公司全部行为的出发点都应该是股东的利益，股东的现金净流量也就成为惟一的决策标准;第三，公司系纯经济的组织，因此公司财务行为也是纯粹经济行为，不受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也不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和限定;第四，公司是良好的公民，其行为不会产生破坏法律和公共利益的后果，因而公司财务行为不存在负面的外部性问题，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成本为零。尽管这些思想和理念可能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意，也尽管现实世界里公司决策者的决策及行为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但财务研究人员仍然在构造理论体系时固守这些基本的思想和理念，所以如此，就达莫德伦所描述的那样：“仅凭许多社会问题都带有主观性、难以量化这一点就可以推出永远不存在目标函数，从而也不存在充分考虑了社会因素的决策规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公司财务理论假定决策者将不会做出带来巨大社会成本的决策。”

三

在哲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著作和学术杂志中，我们能够经常地看到“贫困化”一词，那么，同样的概念是否也适用于财务学领域呢?我的看法是，虽然数理财务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从总体看，内核相对确定和稳定的数理财务学理论同样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由于数理财务学与相关学科及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相隔阂有关，并且其结果事实上已经大大削弱了描述数理财务学和预测财务学的基础，削弱了数理财务学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

数理财务学的现实偏离性。我不否认数理财务学所关注且努力解决的问题都是现实世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值得困惑的是，这些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和揭示现实世界的面貌了呢?!我的看法和评价也许过于悲观，不过现有的数理框架下财务学理论及方法与现实世界的严重偏离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内容上的错位。数理财务学所重点关注的投融资问题③，对多数企业来说(即使是上市公司)其实并不是经常性事项，多少带有些“偶发事项”的性质。而实际中企业经常关注的财务事项，更多地可能要集中于预算、资产管理、成本费用控制、现金流管理、财务分析、风险管理等事项上，公司财务学未将这些经常性事项作为其关注的重点，而将重点定位在投融资决策及其所派生出来的股利决策等偶发性事项上，是否意味着内容安排错位了呢?!二是流程上的缺位。数理财务学对财务事项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决策上，虽体现了管理的重心之所在，但仅仅关注决策仍不能完整地把握财务管理的整个循环，决策之外的预算、控制、分析、评价等环节的缺位，无疑会误导那些学习财务管理知识并将其付之实践的人们。三是方法上的越位。出于目标函数设置方面的考虑，数理财务学在设定其决策规则时，选择了惟一的价值标准，并且价值的衡量是基于现金流量而非会计利润。这样做虽能体现决策规则与目标函数的逻辑一贯性，并能比较容易地构建数理模型，但由于在目标函数和决策规则的设定时忽视了与“人文关怀”有关的动机和因素的考虑，也使得财务学的体系严重地偏离了实际。检查一下学术杂志和著作，我们可以看到连篇累牍的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完全将人、制度、伦理道德、文化、情感、利他主义等社会要素游离于财务学之外，财务学因此就好比“没有血液循环的躯体”。而观察现实，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诸如人、制度、伦理道德、文化等，内生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公司财务因此而成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对伦理的忽视、对非理性因素的忽视、对社会结构的忽视、对利他性动机的排除，对制度的忽视以及对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忽视等等，使得数理财务学远离了我们所看到的生动的公司现实。

数理财务学的学科断裂性。如同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存在状态一样，财务学也是存在于一个学科群或学科域之中。在这个学科群之中，有财务学的上游学科或下游学科，也有它的旁侧学科，这些学科都直接关联着财务学，形成学科影响互动的关系。历史地看，财务学的发生和发展曾深受它的上游学科诸如数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近一、二十年显著地弱化了。可以说，财务学的上游学科在近一、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大部分没有在财务学得到应有的响应，财务学对它的上游学科变化的反应有些过于迟钝了。比如，经济学领域中的外部性问题，经济学的“绿化”或“生态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社会成本问题，社会学中的冲突问题，管理学中的战略导向和战略联盟问题，管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网络结构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目前都还远离财务学。相对于它的上游学科，财务学的发展可以说已经严重滞后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出现的隔阂视为经济学贫困化的标志④，而类似的特征又何尝不是出现在财务学领域?!

数理财务学的环境滞后性。近一、二十年，公司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市场结构的转型、客户需求模式的改变、新技术的冲击和阴影、战略联盟的出现、高度流动的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商业伦理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对环境和生态问题的重视趋势以及众多降低成本的压力等，都需要公司财务职能和模式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的专家控制职能转变为着眼于未来的公司增值职能”。专家控制职能强调公司经营业务的财务历史数据，而公司增值职能则在运用财务技术的同时，强调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用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公司业务，并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转变后的财务职能将在经营框架的构建和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这种经营框架将卓有成效地将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等内容连接起来，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⑤转变后的财务职能，能够有效地将经营与财务寓于一体，并得到现代信息技术(如ERP系统)的支撑。很显然，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财务职能和模式转型有所反应。

财务学的现实偏离性、学科断裂性和环境滞后性，构成了这门学科贫困化的三个重要的表征，说明标准的数理财务学还处在贫困化的状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说的贫困化，意在指出迄今为止的财务管理学体系在面对相关理论发展和实务变革方面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意在说明财务管理学体系应在现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扩展，并非是要全盘否定西方财务管理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四

标准的数理财务学所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缺失及其贫困化状态的形成，源于其多年一贯沿用的理论传统和方法论基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个体主义方法论;二是理性经济人假说;三是形式主义传统。

在方法论上，个体主义强调社会的所有行为都是个人或个体的行为，强调从个体的内在属性或内在驱力上解释个体行为。尽管个体主义方法论被普遍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并在数理财务学的研究中位居主流地位，但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在数理财务学研究应用中的局限性和困境。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将公司财务行为视为纯粹个体的、完全意识性和目的性的、追求主观效用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以此为出发点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忽视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限定性、结构嵌入性以及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性，忽视公司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发展的重要作用，忽视冲动、羡慕、悔恨等情绪状态在投资和理财动机形成中的作用。其次，个体主义方法论把个体的目的性放在首位，却拒绝或不能够对这种目的本身的形成过程给出充分说明，并将目的形成和行为过程的制度、文化等因素排除在理论架构之外，按照这种方法建构的公司财务理论必将削弱对现实的公司财务行为的解释能力。

在正统的或主流的财务学理论中，每个理财人都是既理性又自私精明的，由此而得出的财务理论，如今已成为指导我们认识公司财务问题的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财务学的这个理论前提，在经济学传统上源自于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说。经济学之所以选择理性经济人假说并被财务学研究所继承，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人的自利本性是生存竞争和社会进化的结果，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至少是经济行为研究者的)出发点，是最符合“众数原则”的现象。但是无德性的经济人毕竟不是“现实人”，因为“现实的人”或多或少的总是具有一定利他主义精神的、讲究道德的二重人。其次，正如希勒(Shiller，2000 )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所描述的，即使是资本市场，也是非理性的运行，也会受到那些“尚未被经济理论的理性分析验证过”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这就是说，公司理论研究的前提是偏离现实的，那些在此基础上推理演绎的结论自然也就难以接受现实的检验。

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选择曾是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论战的重要议题。形式主义经济学将经济行动视为是一种与市场和价格相关联的最优化选择过程。很显然，主流财务学对公司财务问题的分析是承袭了形式主义经济学的传统。根据这个传统，公司财务问题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状态，并对这种理想状态进行分析得出基本结论。鉴于标准财务学的这个传统，本书把标准财务学描述为“形式主义财务学”。整体看，形式主义财务学的框架结构还存在许多为自身逻辑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死穴”。正如实体主义经济学所批评的那样，形式主义财务学完全没有把公司财务问题嵌入到社会结构中来研究分析，同时也必然把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排除在财务学的理论框架之外。由于认同了既有的制度，没有把制度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因而对制度与财务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地分析，无法为财务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见解，结果使理论的构建趋于保守。由于形式财务学往往假定所有公司的财务行为都具有共同的内核，结果忽视了对公司财务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的历史相对性，忽视了显示“特殊主义”的公司理财环境的差异性。

五

走出数理财务学的困境，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推翻数理财务学的整个体系，而是要在继续完善数理财务学的同时，扩展财务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并开拓数理财务学之外的新的财务学科。

不过，在数理财务学之外建立新的财务学科，需要我们改变对公司及公司财务性质的看法，并确立起“嵌入性”的公司及公司财务理论。“嵌入”(embeddedness)是社会学广泛使用的概念，意指各类主体及其经济行为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着它们的形式与结果。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结构嵌入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财富生成主体的公司是“社会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它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之中，同时又与社会结构之间产生影响互动的关系。公司是社会经济机构而非纯粹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作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实际上也是社会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参与者的社会价值观的指引和约束，他们在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往往还夹杂着对他人的赞同、个人地位及权力的渴望，这些都与其他社会成员有关。完全不受限制的纯以个人为中心的最大化行为是不现实的。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即使是不受限制地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必然受到建筑在社会互动之上的互惠性期望的限定。因此，公司及其财务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给财务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财务学应当像经济社会学那样，把社会结构及其所包含的制度、伦理、文化、非理性的情感等要素纳入公司财务行为分析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其嵌入性的制度财务学、财务伦理学、财务社会学、行为财务学等新的财务学科。其中，制度财务学将制度视为公司财务行为的内生性变量，分析研究影响公司财务运行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作用等。财务社会学将公司的财务行为视为社会行为而非纯粹经济行为，研究分析公司财务行为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和社会限定性、以及公司财务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影响互动关系。行为财务学把公司财务行为视为是一个心理过程，包括对市场的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研究公司财务活动中人们认知偏差对公司理财的作用和影响。行为金融学的崛起和发展为行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和借鉴。财务伦理学则将财务学与伦理学有机结合，探究内生于公司财务活动中的伦理道德要素及其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与标准的数理财务学所不同的是，这些新的财务学科将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非完全理性人或有限理性人，也就是普通的正常人或现实人，并将公司及其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非同质的社会人，并运用个体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制度、社会、心理、情感等在公司财务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在建立新的财务学科的同时，数理财务学自身的框架也需要调整和扩展，一系列新的视角需要确立起来，这些新的视角至少包括：供应链或价值链视角。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将把我们对公司财务的关注点扩展到价值创造的整个链条，并考虑供应链上的利益冲突和平衡问题;战略视角，对战略导向作用的关注将引导我们将公司财务与战略、经营、资源配置和绩效衡量有机地联系和整合在一起;利益相关者视角，也就是把公司的全部利益相关者纳入分析框架，探索和反映利益相关者整体对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及决策规则的影响。

六

在诸多可能的新学科之中，值得关注的只是其中的制度财务学。在嵌入性的公司财务理论中，制度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因素，是解释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及决策规则的重要变量，这一点与数理财务学显著不同。在制度财务学看来，公司财务分析模型是有制度类别的，它在许多情形下对制度约束的变化非常敏感，对这些约束的自觉认识不仅对财务理论建设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公司财务政策问题的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对制度变量的考虑将使公司财务分析模型更逼近真实。

其次，制度财务学的研究范式显著区别于数理财务学。个体主义是数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而这个基础在制度的财务分析中已被动摇，制度内生的公司财务理论将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视为有着“许多规定的综合”，而选择制度整体主义来把握它们的多种规定性及其结构限定性。在数理财务学看来，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只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模型来对资本市场环境作出理性反应的经济动物，而在制度财务学的视野里，他们是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公司的多种属性及所肩负的多重责任和使命，需要参与者进行有效地平衡。因此，“平衡的企业概念”是制度财务学的一个起点，也是贯彻始终的主线。在制度财务学的框架内，公司财务被视为以公司这个法律实体为主体展开的涵盖它的利益相关者的一种网络化行为，公司财务网络与社会结构网络的密切关系，需要我们借助社会学中通行的“弱嵌入性”概念来进行分析。此外，被数理财务学所拒绝的“外部性”或“社会成本”，又被纳入制度财务学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对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决策规则的设定，将充分地考虑外部性效应及其影响。

再次，如同数理财务学和制度经济学一样，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内容无疑也是很丰富的。诸如：(1)制度视角的公司财务目标研究。在数理财务学的框架内，目标函数是作为预设的前提或先决条件而存在的，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目标或目的的最初产生，在数理财务学的界限内是不需要回答的。而一般把制度纳入公司财务分析框架，则公司目标或目的形成机理的解释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因为个体行为深受制度性质的影响，只有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才能把握目标的形成机理。就如同凡勃伦所指出的：“个体行为的要求和愿望、目标和结果、方式和手段、变动和趋向，都是制度变量的函数，是高度复杂的、具有整体不稳定特征。”⑥英国经济学家G·M·霍奇逊也有类似的见解:“制度和文化极为重要：它们在影响和形成目的方面确实在起作用。诸如制度结构和常规、社会规范和文化这类因素，不仅影响我们的重要行为，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追求的目标”。⑦(2)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结构。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并决定公司财务目标函数的制度变量的结构是复杂而多元的，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本体性制度和关联性制度、产权制度与非产权制度、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等等之分，究竟其具体结构如何，以及各类不同的制度是如何影响公司财务目标与行为的，制度财务学显然要给出合理的解释或答案。(3)内生于公司财务价值链的制度分析。财务价值链和业务价值链是两个相关联又相区别的概念。在普华永道的《首席财务官：公司未来的建筑师》一书的描述中，财务价值链是由财务战略、投资管理、融资与税收管理、成本计划和预算、财务控制、业绩管理等环节组成的一个循环，其中每一个环节的运作，都离不开制度的影响和作用。换句话说，制度是内生于并对这些财务价值链发生实际作用的。制度财务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些价值链要素所内涵的制度因素，并分析制度对财务决策与运行的具体影响。不过，对嵌入财务价值链的制度分析，还要结合公司类型、行业差别、寿命周期阶段等因素，并揭示公司治理及所体现的权力配置模式及其运作对具体财务事项的实际影响。(4)财务网络、财务网络内部的制度性冲突及基于冲突的制度性安排。公司财务是以公司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化的行为，基于目标、风险和信息上的一系列差别，网络内部的财务冲突是显而易见且复杂多变的。一致与冲突，是公司财务存在的基本形态。如同社会学家们所描述的，制度导致了冲突，而冲突的协调或化解又需要另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制度视角的公司财务理论，就需要把作为冲突成因和协调手段的制度安排纳入分析框架。(5)公司财务伦理及其维护。嵌入社会结构的公司财务行为是以复杂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而所有社会公司都内含伦理道德的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实际上也是内生于公司财务决策及行为过程的，这是制度财务学关注伦理分析的重要基础。此外，公司财务行为的政府管制、制度变迁的财务影响及财务制度本身的变迁历史和规律、与产权相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资本结构相关的制度分析、与投融资等具体财务事项有关的制度分析、与公司类型有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公司成长阶段有关的制度财务分析、与制度变迁有关的财务分析等，当然也属于制度财务学的考察范围。可以肯定的说，制度财务学肯定是一个浩瀚的知识海洋，内容非常丰富。

七

对制度财务学的研究势必会有一系列思想和理论上的创新。归纳起来，主要的思想性创新包括：

(1)将标准的财务学归入数理财务学的范畴，并站在一定的高度上从整体上重新审视数理财务学的发展路径、研究范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所处的理论和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数理财务学处在贫困化状态的结论，无疑是国内外第一次如此鲜明且大胆的判断。不管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如何，都将为我们扩展财务理论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财务学科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借鉴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确立了与数理财务学完全不同的公司财务观：公司财务实际上是一种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受社会结构限定的网络化行为。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作为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其自身多元化的属性、动机和责任，需要我们用“平衡”的观念来重新认识公司及财务行为的参与者。“平衡的企业概念”作为制度财务学的一个主线贯彻始终，并在认定公司性质、构造目标函数、配置公司财权、设计决策机制、转换控制体系、建构业绩评价模型、解析财务冲突和设计基于冲突的制度安排等研究内容上得到充分地、逻辑一贯地体现。与“平衡的企业概念”的倡导者、美国圣母大学教授乔治·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所不同的是，本报告确立了基于资本、属性、契约、行为、责任和主体等六种视角的“平衡的企业概念”，并分别在不同的场合适当地得到了应用。对这个概念的适当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公司财务理论框架。

(3)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公司财务目标及行为是制度变量函数的观点，并以完全不同于数理财务学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系统分析和展示制度对公司财务目标、决策及行为的内生性影响。对制度影响性的分析，始终关注其背后蕴涵着的社会整体结构，而不是孤立地就财务论财务、就制度谈制度。因此，对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论应用的结果，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与社会结构相互动的、呈现国际差异性的公司财务体系，这个体系显著地不同于按形式主义传统所构造的数理财务学体系。因为后者所展示给人们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4)从制度的视角来分析把握公司财务目标及其形成机理，显然也是已经超越了数理财务学的能力。本报告对主流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理论——公司价值最大化或股东财富最大化——从制度视角进行系统评价和批判的基础上，从平衡的公司概念出发，提出了平衡的公司财务目标函数概念和理论，这在财务学界显然是独具创新意义的。在契约论的视角下，本报告将公司定义为经济性契约网络与社会性契约网络的集合，也就是等于把公司看成是社会经济机构。其中，经济性契约网络的平衡目标是公司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而能够体现这种平衡的公司目标函数是有效增加值最大化(主要目标)和价值分配合理化(延伸目标或辅助目标);社会契约网络的平衡目标是公司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经济性的公共利益内含在有效增加值之中，以法律和道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非经济性公共利益作为经济性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较为适宜。这样安排，等于是把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纳入到了公司财务目标函数。很显然，这是主流经济学及以此为基础的数理财务学所不提倡也不愿看到的做法。然而，我一贯的意见是，公司财务既要做蛋糕又要切蛋糕，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合理分配蛋糕。值得关注的是，当我们选择公司财务目标函数时，已经不再把公司视为纯粹的“合法虚构”而是事实上的“法人实在”，这既是与20世纪法学界流行的法人实在说的观点相吻合，并且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支持。其次，制度财务学是从价值主义而不是工具主义的角度看待公司利益相关者的。

(5)被数理财务学所拒斥的权力范畴，被我们作为从制度视角理解和研究公司财务理论时所绕不开的话题纳入公司财务学的框架体系，并且我所提出的权力理论是建立在资源观点之上的，也就是说，是把资源作为权力的来源和配置基础来看待并以此为基础来构造公司财权配置理论的。与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资本强权理论所不同的是，基于资源的财权配置理论将现代企业视为多种资本或资源的集合性契约，并认为各种资源的提供者都是公司财权的分享主体，在此基础上所构造的面向利益相关者的公司财权共同配置体系和共同决策机制体系，打破了以资本强权理论为基础的股东至上的逻辑。历史地看，伴随公司资源结构的变化，公司财权配置结构也在转移和调整。以资源为主线的财权配置理论，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要求，也为我们分析判断公司财权配置状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提出进一步改进的对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6)自伯利和米恩斯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的有关代理问题，即公司的资金提供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詹森和麦克林于20世纪70年代将代理模型引入公司金融研究，被视为公司财务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转折。问题是，被人们广泛引用的代理模型在西方世界并未获得一致地认同，本报告的研究还发现，经典的代理理论的分析前提是把公司视为一个仅起“合同关系纽带”的“合法虚构”而不是一个 “人格化”的法人实体，而一旦我们修改了经典代理理论所依恃的基本假设，确立起公司的独立人格地位和独立目标函数以后，就会发现公司权力分置所带来的冲突问题和成本问题更加复杂了。经典代理理论实际上是把这复杂的代理关系通过公司虚化而简单化了，原本复杂的代理链条经过对中间环节的省略而被简约成股东与经理的委托代理关系。

(7)依照数理财务学的逻辑，是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公司决策的标准而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和计算仅仅是考虑了股东的利益，也就是对股东有意义的现金流量，这明显地体现了数理财务学所认定的目标函数的逻辑要求。而一旦我们超越数理的框架，站在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的立场、并把公司视为一个经济契约与社会契约的集合时，公司决策的标准就需要做相应地调整。数理财务学的决策标准是以净利润为基础确定的，而制度财务学提出的决策标准是以有效增加值为基础计算的;数理财务学的决策标准只考虑了股东利益，本报告提出的决策标准是基于相关者共同利益的。这个新的决策标准是“利润 + 折旧 + 员工薪酬性现金流出 + 利息现金流出 + 税收现金流出”或“营业现金流入与总价值中的转移价值部分(C)相关的现金流出”。在考虑了公司行为的外部性影响后，社会成本还必须作为现金流量的一个调整因素纳入决策模型。并且即使如此，也不能把现金流量折现标准绝对化。现实中，总有许许多多的财务决策违背了现金流量标准。

(8)国际的比较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中引入“独立人士”是一个共同的惯例，但独立人士的角色都是非决策性的。无论是美国的独立董事还是日本的独立监事，在公司中所起的作用都是监督性的。这给我们的启发是：中国将独立董事置入起决策作用的董事会是否适当的问题。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力推“双独立制度”，即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并存的制度，同时调整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角色定位。考虑到平衡的公司概念，我主张结构多元化的董事会制度，并赋予独立董事的使命是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中小股东利益或股东利益代表。这也是我多年一贯的看法。

(9)在公司财务价值链中，内部控制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受正统教科书的影响，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审计学的视角看待内部控制，然而实际上，内部控制更是一个管理学的范畴，并且管理学视角的内部控制与审计学视角的内部控制是有差别的。从管理学的视角来考察，内部控制应当是价值创造导向而不是财务报告导向的。研究报告所构筑的正是国内外没有人尝试的价值创造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框架包括控制环境、目标制定与预算编制、风险识别与应对、控制程序和方法、信息及沟通、绩效评价与激励、监控七项要素。尽管仍称为内部控制，但已经超越了COSO，也超越了公司“内部”，将内部控制置于价值链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价值创造导向的内部控制是以公司价值创造为主要目标、以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为出发点、以价值链分析为基础、以管理信息系统为平台、体现控制全过程的一个开放型系统。

(10)围绕公司的业绩平衡，人们提出了很多的见解，部分并已付诸于行动。但问题是，多数的见解都是体现股东至上逻辑并与主流的公司目标函数在逻辑上一贯的。既然目标函数仅仅包括了股东的利益，那么业绩的评价也只能围绕股东利益的实现程度来展开，这就是主流的业绩评价模式(包括普遍受崇的EVA)的逻辑。不同的是，研究报告从平衡的公司概念出发，提出了一套平衡的业绩评价模式，而其中的主导性或核心指标仍是前面提到的、体现在新目标函数中的有效增加值。

(11)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数理财务学因把公司视为“合法虚构”而将公司客观存在的财务冲突网络给大大简化了。研究报告把冲突作为重要的课题纳入制度财务学的框架，并从公司的实体性而非“合法虚构”出发，系统地分析了公司所存在的各种财务冲突的表现形式和形成机理。对整合性财务制度安排的研究虽仅仅局限于决策机制和分配机制上，但其中的创新见解是很明显的，尤其是我提出的基于价值创造的广义收益分配理论，将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及供应链纳入了收益分配的框架，这个框架在流行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扩展。对冲突的数量分析人们习惯于借助非合作博弈模型，而本报告的研究支持了青木昌彦的观点，将合作博弈作为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所不同的是，我认为博弈双方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并且以公司为连接点的契约集合内的单个契约间又是相互影响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囚徒困境”式的博弈，而是一个与契约网络相对应的博弈群。不过，尽管我试图清晰地表达我的思想，但限于目前的条件，还没有将与这种思想相匹配的数学模型体现在报告中，这正是我下一步需要补充的内容之一。

在跨学科的整合和互动式发展方面，本报告无疑也是极富创造性的。报告试图在跨学科中寻求融通点，使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在较大的系统框架中进行多学科思考。

注 释

① 许多财务理论都假设存在完美资本市场，其特征是：(1)存在许多充分了解信息的买者和卖者，但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市场价格;(2)没有市场“摩擦”，比如税收、手续费、获取信息及其他交易成本等;(3)市场参与者对有关资产未来价值、利息率及其他相关经济因素的认识一致(此项假设通常被称为“相同预期”);(4)存在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始终保持均衡;(5)所有潜在的买者和卖者可以无成本并快速地进入市场。当然，理论研究人员先假定存在完美市场，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实市场没有“摩擦”，而是因为只有在理想情况下才能导出基本的结论。参见[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③ [美]爱斯华斯·达莫德伦：《公司财务：理论与实务》，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现代财务学在内容上的特点是：“注重投资而不是筹资”。现代资本市场中，由于竞争的存在，仅凭英明的筹资策略来创造财富的机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尽管成功的金融创新的确发生过，但对全部公司的筹资总量来说，也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且由于竞争而迅速失去盈利机会。公司高层管理者应集中精力，创造和利用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击败市场。”参见[美] 比尔·麦金森：《公司财务理论》，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

④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解释：“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参见[美] 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页。

⑤ [英]玛格丽特·梅《财务职能转变与公司增值》，中译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⑥ ⑦ [英]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3页。

作者：李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