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诗与庞德的理解

第1篇：中国古诗与庞德的理解

实例分析中国解放前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及其声乐作品的理解

【摘要】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古诗词与音乐艺术的完美融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形成了十分富有特色的古诗词艺术歌曲。中国解放前是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的内容形式以及演唱技巧对今天的音乐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中国解放前;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技巧;声乐作品

艺术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典型的题材对音乐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诗词艺术歌曲作为一种音乐曲目，以古典诗词为歌词，注重诗词当中情景的再现，细致的刻画人物的心理特点和内心的情绪。因此古诗词的艺术歌曲的完美阐释不但需要作者对古诗词风格的把握，更需要演唱者具有精湛的演唱技巧表达歌词当中的意境和情感，从而为观众展示更加优秀的作品。

一、中国解放前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技巧

(一)把握独特的“吟诵“演唱风格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一个独特点的演唱风格就是吟诵，中国的古典诗词往往都具有音乐特色。吟诵是将古诗词艺术歌曲通过文字加上人声，从而转化为优美的诗歌。古诗词艺术歌曲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古典诗词，且在古典诗词中吟诵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吟诵可以帮助声乐演唱者领悟古诗词中的韵律，掌握好古诗词中的节奏，进而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反复的吟诵可以增加演唱者对艺术歌曲的理解和感悟，增加自身的演唱体验。

例如演唱者在演唱《花非花》时，首先可以进行反复的吟诵训练，对诗词中的韵律和节奏进行准确的把握。将《花非花》的歌词分为：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在反复的练习中将分隔号隔开的部分作为延长音，在吟诵时炎表现出声音的延长和张力，音色上圆润。通过把握这个节奏，并加上韵律和节奏进行反复的吟诵练习，将歌词中的特点和情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在反复的吟诵中根据古诗词中所包含的韵律呈现抑扬顿挫，并根据古诗词的平仄加上演唱者对气息和声音的灵活把握，让演唱者在演唱的过程中真正的领悟古诗词所包含的韵律，进行将其中蕴含的情感丰富的表达出来。

(二)对音色的辨别

音色对于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十分的重要，它能够反映出声音的应用程度。音色的辨别具有较强的音乐艺术性，充满着感性的色彩。中国人的演唱审美傾向于比较甜美、清澈的声音。但我国的少数民族在演唱时倾向于浑厚的声音色彩，其他的都使用比较嘹亮、高亢的声音。在我国的民族唱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高亢而嘹亮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但吐字清晰，而且有利于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并与我国的文化审美和风俗习惯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可以利用美声的唱法来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首先要辨别古诗词艺术歌曲的风格与民族声乐的音色是否适用，从细微的音色方面加以辨别，从而掌握演唱者的呼吸气息和发音的位置等，在具体的声音运用技巧上进行细微的辨别。例如《我侬词》是作曲家尚能先生根据元代才女管道升的诗词创作，该词表达了丰富细腻的情感，音乐语言属于西方古典音乐风格，因此在演唱时非常的适合使用美声的女高音演唱。通过女高音的演唱将此种包含的浓浓的情意表达出来，显得十分的质朴。方琼在演唱《我侬词》时选用了明亮型的音色，参考了美声演唱的腔体应用，使共鸣腔大幅度的打开，将发生点出现最靠后的位置，整体发出的声音显得示十分的圆润，并且在吐字上十分的清晰。

(三)与钢琴伴奏之间的配合

演唱者在演唱歌曲时必须具备较强的与钢琴伴奏的能力，演唱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也不例外。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入门曲目钢琴伴奏比较简单，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两行谱子形式的钢琴小品，另一种是具有较为固定的伴奏手法。其中青主所创的《清歌集》中，就是运用了两行谱子形式。在伴奏中应用比较少的和声，其中主要以单音为主，并伴随着旋律音，钢琴伴奏中的高音声部表现为歌唱时候的旋律。这种创作的方式十分的平民化和大众化，任何人都能够跟随者旋律看轻轻的哼唱。而《花非花》就是运用固定伴奏模式的典型例子。在这首古诗词歌曲中应用了比较多的分解和弦和柱式和弦，且变化不多，主要表现的是歌曲中的旋律和诗词的含义。在演唱时，伴奏的和声十分的清淡，旋律音通过低声部进行重复，并将和声混在其中，符合歌词中所蕴含的意境和飘渺的氛围，演唱者在演唱时很容易的能够跟上旋律和伴奏进行演唱。

(四)声音的运用

在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时要根据不同的艺术歌曲的风格使用不同的声音，并且唱法和音色也要根据作品的风格。例如苏轼的《大江东去》主要表达了苏轼的失意，但在整篇词中包含着壮阔的豪情，词的意境雄浑开阔。这首词的谱曲是由著名的作曲家青主完成的，主要的演唱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歌唱家田浩江。他在演唱这首古诗词艺术歌曲时并没有重点突出其中的豪壮，采用的是音色比较柔和的情调。演唱这首词时整体上十分的缓慢，在词的中间有少些部分出现紧张的转化。在尊重原创曲谱进行演唱的同时，对词的节奏强弱变化处理的十分恰当。田浩江的演唱方法主要将中国戏曲中的演唱技巧作为参考，吐字十分的清晰，显得表现十分的细腻，。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在演唱的高潮部分，田浩江在声音和音色上保持协调和统一，并显得十分的柔和，丝毫没有男中音的生硬感。田浩江的演唱将古诗词中包含的内涵和深刻意境诠释的淋漓尽致。

二、总结

在声乐作品的发展中，古诗词艺术歌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中国解放前是古诗词艺术歌曲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我国古诗词艺术创作融入了丰富的内涵，为中国得音乐创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在演唱古诗词艺术歌曲时要在充分理解声乐作品的基础上，掌握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技巧，将古诗词歌曲的内涵和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为艺术演唱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龚馨.中国近现代20-40年代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特点及演唱技巧探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曾广海.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脉络及演唱思考[D].华东师范大学，2014.

[3]王梅.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发展及演唱[D].华南理工大学，2014.

作者简介：管成峰(1980-)，男，汉，硕士，山东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李艳(1980—)，女，汉，本科，胶州文化馆，研究员，研究方向：音乐学。

作者：管成峰 李艳

第2篇：浅谈庞德诗歌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摘要】埃兹拉-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先驱,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情结”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创造性重构。深层分析庞德的作品,不难看出庞德在许多方面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对中国古代绘画,汉字,中国古典诗歌,及儒家思想的借鉴。这些都折射出了其诗歌创作中的中国文化因子。

【关键词】庞德 中国国画 汉字 中国古典诗歌 儒家思想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是20世纪英美诗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英美文学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旗手。他热爱中国文字,中国古典诗歌,信仰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生中为理解中国诗歌和儒家思想,为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庞德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1901年至1906年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汉弥尔顿学院,主修罗曼司语和比较文学。1908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一盏熄灭的灯》。1909年在伦敦发表《面具》,《狂欢》,《普罗旺斯》等诗集,由此一举成名。随后他提出“意象派”这一概念并把自己及其领导的伦敦诗人俱乐部成员休姆、奥尔丁顿、菲利特、杜利特尔等人称为意象派诗人。而庞德及其领导的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1 庞德及其意象派诗歌同中国文化的缘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斥于英美诗坛的多是维多利亚时代抒情说教的陈腐诗风,为了革新传统诗歌,庞德十分重视吸收别国文明之长以为己用。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便成为他关注的对象。有些著述认为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始于1913年,笔者认为还要更早一些。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译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书籍供人阅读,仅孔子的经学既有六,七种文本;而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人已翻译了许多中国唐诗和儒家经典,不少英国诗人更是中国文化的爱好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接触费诺罗萨的文稿之前,庞德已经翻译过英国汉学家费尔斯的《中国文学史》(1910年出版)中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了。

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真研究始于1913年。这一年庞德从美国东方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处获得一批用英语注释的中国文学资料及费诺罗萨 《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等论文,便据此从事翻译工作。以后几十年。他不断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和诗歌,探索儒学真谛。正是费诺罗萨遗稿中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记述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从而引发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标志着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轫。

作为诗歌范畴,“意象”一词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运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中所谓意象即意中之象。庞德倡导的意象,是英文image的译文,其定义是指那么一件事物,它在瞬间呈现出理智与情感的一种复合体,即运用想象,幻想,比喻所构成的各种具体鲜明的可以感知的诗歌形象。这与受了中国古典诗学和诗歌影响不无关系。于是,主张革新诗歌并善于取别国文明之长为己用的庞德于1913年与其他意象派诗人发表了“意象派宣言”,提出了“意象派诗人三不准”(A Few Don’ts by an Imagist)和意象派诗歌创作“三原则”:(1)直接处理无论主观还是客观的“事物”;(2)决不用任何无益于表达的词(3)节奏方面,要用连续的音乐性语言,而不受节拍的束缚。这一原则与中国古诗追求含蓄蕴籍,避免点破说尽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2 庞德诗歌创作对中国文化的借鉴

2.1 庞德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借鉴

中国诗与中国画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自古以来就是诗画一家,一脉相承,毋庸笔者赘言。至于庞德是否受到了中国画的影响,答案也是肯定的。首先,从庞德早期的文学评论中,可以找到中国画对庞德产生影响的证据。在《严肃的艺术家》一文中,当他谈到伟大的艺术时,庞德说“就绘画而论,我头脑中模模糊糊想到了……伦勃朗等人的作品,还有我根本无从结识的画家的名字,也许是(中国)唐代或者宋代的画家的名字。”[1]另据赵毅衡先生的考证,庞德的夫人朵萝西曾保存过几幅名贵的中国画,他与英国画家温德海姆-刘易斯相识后曾一度痴迷于中国画的色彩和中国书法,而且自己曾有一方中国印章。更有趣的是,据说庞德翻译《长干行》中“妾发初覆额”之所以能够精确,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看过中国画的缘故。[3]

中国古代绘画讲究神似、写意,讲究对意境的渲染,在画技上常使用点绘、泼墨、勾勒乃至没骨画法,在构图上强调背景对主体的烘托。庞德从这种美学原理中汲取的营养在其短诗《在地铁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庞德在回忆创作《在地铁站》一诗时曾强调,当时他突然发现的不是语汇的描摹,而是“一些小小的颜料斑斑点点。”这些所谓的“斑斑点点”在中国国画中是用来构成花瓣、叶片乃至山脉或树木纹理的常用作画技法“点绘”,而他的“湿漉漉的黑色的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显然是对中国古代仅以墨汁为颜料所画的国画的模仿,正是国画中对湿润的花枝的再现。 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中国国画对空间、构图和色调的处理方法对庞德美学观的影响。中国国画讲究构图平衡,常用大片的余白和色彩的浓淡变化来渲染气氛。在《在地铁站》一诗中,庞德将在车站上看到的一群妇女及他们带着的孩子的脸与在湿润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列在一起,使后者成为前者得意象。中国古画讲究意境,而意境则是通过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来完成的;庞德认为诗歌的精髓在于意象,而意象不是数学等式,而是与形式、心境相关的东西。从他的这番论述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古代画家的美学思想的借鉴。

2.2 庞德对中国汉字和诗歌的借鉴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对庞德的诗歌意象和诗歌美学观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话,那么中国汉字的独特之处和中国诗歌的特殊魅力对庞德关于诗歌意象和意象漩涡理论则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将庞德领入中国汉字和诗歌研究领域的就是费诺罗萨。当庞德仔细研究了其手稿《作为诗歌手段的中国文字》后,悟出了“一个汉字往往就是一个意象”,而汉字的组合往往能取得一幅动感画的效果。

汉字的构型有六书说,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与转注,但是庞德与费诺罗萨对六书说并不是十分了解,他们对汉字的兴趣仅限于汉字中的象形字,会意字,特别是会意形汉字,因为正是从这些汉字中他们悟出了理想的诗歌表达方式,汉字在他们眼里不像字而像画。费诺罗萨把汉字称作“基于大自然运行的速写”或“思想图画”。庞德对汉字也曾作过类似的描述,他说:“汉字努力不做音的图形,仍是物的图形,……或是由物组合在一起的图画,它表示的或是一物,或是一个动作,或是一个情景,或是实质。”[2]由此可见,庞德不仅了解到了汉字的奥妙之处,而且兴奋的发现,汉字具有他要寻找的意象的特点:简洁、生动、含义深远。因此,他便将汉字作为一种简洁生动的意象用进了他的诗歌中。

庞德对中国古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赞美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4]在庞德看来,中国古典诗歌就是他在中国找到的“新希腊”。对费诺罗萨的笔记和手稿的研究的直接结果是他对14首中国诗歌翻译而成的诗集《华夏集》(Cathay)。庞德对中国古诗的翻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作。

2.3 庞德对儒家思想的借鉴

在中国文化中,庞德借鉴最多的当数儒家思想。由于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庞德在1925-1928年间翻译了《四书》中的《大学》,之后,庞德开始翻译《论语》,并于1937年出版。1945-1947年间他又重新翻译了《大学》,同时翻译了《中庸》。1954年,他翻译的《诗经》也得以出版发行。翻译儒家经典作品使庞德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据张子清统计,在其现代派诗歌巨著《诗章》(Cantos)里庞德引用《大学》2次、《中庸》4次、《论语》1次、《孟子》9次,一共用了93个汉字,这在英文诗里是绝无仅有的。庞德曾反复说“我信奉《大学》”所以,《大学》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构成了庞德思想中的秩序。《诗章》的第13章可以看作是孔子的“正心”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翻版: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spread order about him;

And if a man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is family will not act with due order;

And if the prince have not order within him,

He can not put order in his dominions.

在《诗章》的第52章至第71章中,庞德还勾画了中国古代的兴亡史。在这长达20章的史诗章节中,读者不难看出孔子思想的重要性;孔子思想在那个国君心中占主导地位,哪个国君的统治便会牢固。在第54章中,他把国君沉迷于道教视作是国运衰败的征兆,把国君推崇孔孟之道视作是国运昌盛的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庞德《诗章》中的儒家思想是庞德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完全相同的。”[5]在他吸收中国儒家文化的过程中也创造性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变易,并以此作为法宝期望使西方的诗歌获得新生,最终拯救西方和美国的文明。

参考文献

[1] Ezra Pound,“The Serious Artist,” Literary Essays of Ezra Pound.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S. Eliot,New York:New.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68,6th printing,p.56.

[2] Ezra Pound,ed.Fenollosa:The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 (California: city Lights Books,1936),22.

[3]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37-146.

[4] 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6.

[5] 祝朝伟.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96.

作者：关　键

第3篇：古诗文教学与语文核心素养文化的传承和理解

内容摘要：在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中，文化传承与理解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关键。所以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必须立足于核心素养的视角，借助古诗文内容，对学生进行文化传承、教育，促使學生可以深层次的理解传统文化内涵，为学生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中职语文 核心素养 文化传承与理解 培养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多中职学生对传统文化不了解，甚至存在传统文化就是落后文化的错误观念[1]。在新课标中指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需要充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文化传承与理解则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中职语文教师在开展课堂教学活动时要特别注重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育，促进学生人文素养提升。

1.培养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意义

在中职教育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道德观念[2]。在中职语文教学中，教师要特别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尤其是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养，这样才能引导学生更加客观理性的了解、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中职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时，能借助传统优秀年文化中的道理、哲学对学生进行指引，促使学生可以更好的走出思想困境，能引导学生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文品格，同时还能更好的推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对此，在实践中，中职语文教师必须结合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尤其是古诗文内容，落实文化教育，为学生构建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学生发展。

新课改下，中职语文教学活动与过去相比较有了很大的变化，核心素养已经成为了中职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也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落实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培育，能指引学生更加深入的认知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做到文化、知识的贯通，可以促进学生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3]。此外，通过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培育，还能在语文课堂上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接触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文知识，丰富了语文课堂教学内容，增强了语文教学趣味性，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2.中职语文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培养

2.1关注文本文体

在中职语文教材中，古诗文内容具有很高的比重，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关注古诗文的文体，以此深化对文章内涵的感知，强化学生对作者情感、思想的了解，加深对文章传统文化内容的认知[4]。对于不同的古诗文文体，表现出的情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如“记”这类文体大多是描写山水游记，作者一般会融情于景、借景抒情，教师在教学中可以指引学生对“记”这类文体赏景、悟情。

2.2情境教学感悟文化魅力

中职语文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对教学内容及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为学生创设相对应的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对文章的内涵、情感进行体验，强化学生的感知，促使学生可以在学习古诗文是产生一种“人生体会”的感触。在实践中，中职语文教师可以灵活的应用各种方式来创设情境，如多媒体、角色扮演等[5]。

2.3组织开展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外实践

对于语文学习，单纯的依据课堂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教师还应该充分发挥出课外实践的优势[6]。而在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培养上，教师也可以利用课外实践的契机，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能在真正的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知识有更深的理解、感悟、内化吸收。中职语文教师要结合学生发展需求，依据教学内容中的文化素材，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7]。如教师可以不定期的组织学生开展古诗词默写课外实践活动，既能帮助学生巩固学到的古诗文知识，又可以激活学生学习古诗词的热情。教师在活动选出写的最好的学生，并将其作品张贴在班级中的荣誉榜上，以此带给其他学生激励。又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成语故事竞赛活动，让学生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介绍成语，积累学生的成语，促进学生对成语文化的感知。

3.教学案例分析

3.1古文教学案例——以《师说》为例

《师说》是一篇千古名文，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化内涵，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其中的文言、文章、文学知识，更要指引学生从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视角对课文进行剖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韩愈所处的时代沿袭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当时的士大夫之旅存在“耻学于师”的情况，韩愈借助《师说》一文对“从师之道”进行了探究，通过本节课学习，作者不仅要引导学生理解“师、道”的内涵，也要培养学生谦虚好学的良好品质。

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师说》中有很多内容值得学生学习。在进入课堂后，教师可以先引导学生初读感知课文，初步理清文章的思路、描述的内容，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统计一下课文中出现了多少个“师”字?多少个“道”字?在此基础上为学生讲解师、道的相关文化知识，让学生意识到韩愈所说的“道”是儒家之道。

接着教师引导学生分组讨论课文内容，并为学生设置一些探究性问题“在文中什么地方能看出作者写本文的缘由?”在学生回答了问题后，教师为学生介绍与之相关的知识，作者表面上是对李蟠讲尊师重道的大道理，实则是对当时社会的“士大夫之族”所说。随后教师让学生思考“当时社会是什么样的风气?从文中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学生可以很轻松的从第二段看出，作者在这一段通过正反对比的方式，列举出了当时社会的代表人物，如圣人与愚人对比、“爱其子，择师而教”与“于其身也，则耻师”的对比、“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最终感叹“呜呼，师道之不复”，从而表达出了作者对于“尊师重道”的态度。

《师说》一文不仅对当时社会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对于当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课堂上，教师可以让学生思考“《师说》表面上看是写给学生李蟠，但实则是写给谁看的?”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思考《师说》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在当今社会，各界对于教育越发看重，教育事业能否办好，与社会上尊师重道的良好风气有很大关联，在信息时代下，教师对于学生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韩愈的《师说》并不仅仅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更是对后代所有的学者有所启发。中华传统传承至今，虽然经历了诸多波折，但是至今仍被弘扬，这与文化的传承有极大关联，教师通过《师说》一课教学，要引导学生对传统文化中的“尊师重道”有更加深入的理解，指引学生可以在心中形成“尊师重道”的种子。

对于文化传承与理解，其关键在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指引学生可以充分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今后的生活中，能自觉的传承下去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加的认同、信任我国优秀文化，做到文化自信[4]。当然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时，不能单独从“文化传承与理解”入手，还需要与其他方面紧密结合。

3.2古诗教学案例——以《将进酒》为例

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将进酒》时，可以在课堂上先简单的引导学生回顾作者生平，并介绍《将进酒》的创作背景，然后引导学生初步阅读课文，解决文章的生字词，感知文章大意。作者在文中将现实和饮酒结合在一起，将心中的豪情、积郁全部表现出来。在学生完成初读课文后，教师指引学生对课文进行深入剖析，感知文中的经典名句，并随着文章进度感受情感变化，如开头的伤感，到后来的欢乐，再到憤懑，最后则是狂放，以此深入的体会作者思想，把握文章内涵。

中职语文教师还应该在正常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渗透文化内容，实现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在古诗《将进酒》中，体现出了我国古代的酒文化、作者与朋友的友情以及作者的豁达精神，其中最具文化意味的就是我国博大精神的酒文化。在古代，很多诗人都对酒有独特的感受，并与酒有不解之缘，流传至今的很多作品都与酒相关。而在现代，人们与朋友相聚，也少不了酒的参与，可以说酒不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古人看来，酒与朋友一起喝才更加有意义。而在故事《将进酒》中，作者正是与朋友共饮美酒，才认为应该高高兴兴，不能沉浸在官场的失意中，作者的心态变化印证着文章内容，同时这也体现出了作者豁达开朗、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在中职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对于学生的综合发展会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在实践教学中，中职语文教师可以借助古诗文教学的契机，渗透相应的传统文化，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促进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提升，为学生的良好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德旺.基于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的教学探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9)：115.

[2]徐松玉.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探究[J].新一代：理论版，2019(04)：21.

[3]朱耶芳.深化课改背景下中职语文核心素养的提升[J].考试周刊，2018(46)：174.

[4]时栋.核心素养要求下中职语文教学的应当与应为[J].课外语文(下)，2019(10)：162.

[5]蔡佩云.文化传承与理解——指向核心素养的中职语文教学初探[J].现代职业教育，2018(8)：115.

[6]李仲胜.中职语文教学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J].教育教学论坛，2020(22)：376-377.

[7]张奎晶.中职语文核心素养培育策略分析与研究[J].高考，2018(17)：156.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作者：胡春燕

第4篇：契合与投射：庞德与中国古诗关系

以“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 为例

张 曼﹡

内容提要：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是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创造，曾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可是，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代表，庞德为什么借东方的浪漫主义诗人对抗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庞德的“中国化”诗歌取之于中国的仅仅是素材吗，是否有技巧甚至诗歌美学?艾略特不懂中文，却为什么称庞德是“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论文将通过细读

文本，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契合与投射;庞德;李白;中国古诗

Abstract: This paper, taking the poem “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rewritten and translated by Ezra Pound from a Chinese poem “Chang Gan Xing ”by Li Bai, a famous ancient romantic Chinese poet ,as an example, makes an analysis of why Pound choosing Li Bai to counteract the romantic poetry of the west world, of what pound learning from China in his poetry creation, and of why Eliot praising Pound as the inventor of Chinese poetry, and so on. Hopefully, A close reading of both the poems of Chinese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rewritten will lead to an appropriate answer. Key words: consilience and projection; Ezra Pound; Li Bai; ancient

Chinese poetry

自胡适、闻一多首次把庞德及其意象派介绍到中国，至今庞德研究已成蔚为大观之势。庞德研究在中国涉及到庞德对英诗现代化的贡献，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庞德的翻译理论研究等等。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研究中，有为数可观的或以单篇论文形式，或以专著形式，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实验的积极作用，尤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庞德意象派诗歌技巧如意象叠印、意

象叠加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重点将不再继续探讨庞德意象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中复杂的问题，去创造强烈的反差，而是对一些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关系的研究中较为具体、微妙的歧见，如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如何能成为庞德对抗20世纪初期英美的浪漫主义诗歌;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他不懂中文，通过媒介走进中国古诗，在翻译时由于改写兼顾创作，原诗张力、瞬间生命力之真实性失落了，那么译诗是否具有张力，如果有，新的张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庞德的“中国化”诗取之的仅仅是中国诗素材，技巧上仅仅是借鉴了意象叠加、叠印吗，在美学上是否有借鉴;艾略特不懂中文，那么他断言庞德是“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可以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此话的真意何在等等。 美国诗歌界认为，庞德写得最出色的意象派诗是“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这首诗是庞德对李白诗《长干行》的创造，曾入选《美国名诗105首》，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美国现代诗歌选读”课程，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美的诗”。因此，论文将主要以庞德的这首“20世纪最美的诗”为例，通过

文本细读，企图解决这些问题。

———

﹡[作者简介]：张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

中外文学关系和英美文学研究。

一、 反浪漫主义的意象派如何与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契合

李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代表。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辞典等权威工具书的定论。“李白，唐大诗人。••••••其诗表现出蔑视封建权贵的傲岸精神，对当时政治的腐败作了尖锐的批判;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同情;对安史叛乱势力予以斥责，讴歌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又善于描绘壮丽的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歌、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辞海 1262) 庞德首次接触李白诗，是1914年帮助费诺洛萨夫人整理丈夫手稿时，读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费氏的英译和日本俳句诗的英译。这时，他的意象主义诗歌理论已经形成。庞德意象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基本都体现在《意象主义几个‘不’》一文中。这篇文章刊登于1913年3月号的《诗刊》杂志。而庞德在1914年读到李白时，他说“刘彻、屈原、李白等都是伟大的自由诗作家。”

(Ezra Pound 293)

浪漫主义对中国文学界是个外来概念。对李白作浪漫主义的解读，是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1922年，梁启超首次把中国文学分为“浪漫”和“写实”两派，屈原和李白被视为典型的浪漫诗人(梁启超 2001：3461-3465)。1949年后，由于受到前苏联马列文论体系的影响。对浪漫主义解读，在视角上较1949年之前有所不同，论及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时，一般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决定论的视角加以解读，将其看成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反映。“浪漫主义是理想主义，其最基本的品质就是按照理想的形态去反映生活，阶级斗争是推动浪漫作家追求理想生活的重要动力。”(蔡仪 257)但两者对浪漫主义文学一些基本艺术特质在认识上是接近的。因此文学史书上，至今基本一直延续着梁启超对李白的定位：李白浪漫主义品质在文学精神上，推崇表达自我、崇尚激情、追求自然;在文学写作风格上，注重想象、神话和对艺术形式规范的突破(梁启超 1941)。 庞德等同辈诗人视李白为“自由诗作家”，继庞德之后，美国学者的李白研究，也没有视其为浪漫主义诗人。如Paul Kroll 讨论李白的艺术，认为他的成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音。(Victor H. mair 296)宇文所安关注李白诗歌艺术在诗歌史上的意义(Stephen Owen 101-130)。

相同的李白，为什么在中国研究者眼里是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诗人，西方研究者却将其概括为“传达个性声音”、“天

才诗人”等不同的称谓?

其实，在漫长的20世纪李白研究中，虽然文学史教科书、权威词典等主流话语视李白为浪漫主义诗人，但这种定论却也遭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如1925年初版，1933年第11次再版，以及1961年香港光明书局修订版的《中国文学史大纲》里，著者谭正壁就是用“自然”、“豪放”等类似的概念论述李白的艺术特征(谭正壁 1925)。1932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里，著者曾毅在具体分析李白艺术成就时，采用了传统品评手法称概括为“李之品如仙，杜之品如圣”。(曾毅 30)1936年，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读本》里，撰写人龚启昌用“豪放”一词概括李白。1948年戚惟瀚的专著《李白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53年骆侃如撰写，香港现代文教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叶庆炳著，台湾文广书局1965年版的《中国文学史》等在论及李白时都没有借用“浪漫主义”概念。1980年代之后，如袁行霈在主编《中国文学史》时，对李白的撰写虽然提到了“浪漫”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批评中，其核心术语是“豪放”和“自

然”等术语。1[①]

这些不同的声音，与学者对相同术语的中西不同内涵的不断深化了解有关。Jonathan Chaves 在其关于公安派的“自我表达”的论述中，详细分析了用“浪漫主义来理解中国文学的枘凿之处，如浪漫文学以注重自我、崇尚自然为其特征，而‘自我’、‘自然’在中国文学中有复杂的内涵，不能与欧美文学传统简单类比;中国文学对创造性的看法，也有独特之处。”( Jonathan Chaves 1985:128-146)是的，“在优秀的中国古典诗歌篇章中，自然意象携带着深远的意蕴，那不是欧洲式的自由主观强加于意象之上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文字历史地积储的象征意义。由于与自然事物终生接触，诗人和读者在经验中共同储藏着这些‘智性和感情的

复合体’。”(赵毅衡 1998：1060)

这就是庞德选择东方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对抗欧美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原因所在。而且，庞德认为李白的天才之处，不仅仅是诗歌意象，还有他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及诗歌表达的简朴、自然与清新。人们一谈到庞德和意象派，就自然想到他对意象主义的经典定义：“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复合体。”可是庞德同时也主张诗歌要关注生活。“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和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 (戴维•洛奇 119) 在费诺罗萨的手稿原件中，原本还有李白的《古风》，庞德却舍弃了。因为李白的《古风》系列企图“叙他自己的怀抱志趣”，企图“藉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批判的企图。”(俞平伯 1959)《华夏集》的编选目录也是佐证：如《华夏集》中选择了三首有关战争的古诗——《诗经•小雅•采薇》(Song of the Bowmen of shu )、 李白的《胡关绕风沙》( Lament of the Frontier Guard )和《代马不思越》(South Folk in Cold Country)，这与当时一战正酣有关;还选了4首有关离愁和女人的诗歌，包括《长干行》，仍然与战争有关——战争环境下女人的悲苦。战争给造成了许多家庭的生死离别和对亲人的思念。可见庞德对日

常生活描写的关注。

庞德后来非常推崇王维，“从庞德后来对王维的高度赞美来看，如果费诺罗萨笔记中有更多的王维，庞德肯定会放弃不少李白诗。”(赵毅衡 1998：104)其原因是王维的诗歌表达更加简

朴、自然和清朗。

意象主义是20世纪英美现代诗歌中的一个流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庞德是英美意象主义诗人的集大成者。自1908年休姆创作第一首意象主义诗歌《秋》，至1915年《华夏集》出版，一般评论家都笼统认为“理智与情感的复合物”意在反驳当时充斥诗坛的后期浪漫主义的或维多利亚诗风，如内容上因循承袭，无病呻吟;形式上华丽辞藻，意象模糊等。但如果细究就可发现，庞德反对的不是维多利亚诗风的全部，而只是反对诗歌远离生活，无病专事追求诗歌的韵律、辞藻、含混的抒情、陈腐的

说教、抽象的感慨等等。

1890年到1910年，一般的英国诗歌是一个可怕的肥料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模仿之模仿，伊丽莎白时代铿锵语言之模仿的模仿，毫无锋芒，软的不成形状 (T.S. Eliot 205)。

对这个时期的丁尼生诗歌的“丰富、多样和完整”，勃朗宁诗歌的“戏剧独白”，斯温伯恩诗歌语言的“生机勃勃”和“非个性化特征”等等，庞德是极力推崇的。

这些与李白的诗产生了某种程度上契合。“李白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全面而深入地掌握艺术传统，综合变化以传达个性的声

音。”(Paul Kroll )

二、“A Letter”取之中国的是素材、技巧拟或诗歌美学?

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19世纪西方诗人仅仅取之中国素材。比较之，庞德取法的也仅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素材吗?在技巧上，除意象叠加和叠印外，是否还有其他?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是否

有所取法?

首先，比较翟里斯《怨歌行》英译与庞德对翟理斯《怨歌行》

译诗的修改：

原文：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置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译诗：

The Autumn Fan

O fair white silk, fresh from the weaver’s loom, Clear as the frost, bright as the winter snow--- See ! friendship fashions out of thee a fan, Round as the round moon shines in heaven above At home, abroad, a close companion thou,

Stirring at every move the grateful gale.And yet I fear, ah me! That autumn chills, Cooling the dying summer’s torrid rage, Will see thee laid neglected on the shelf, All thought of bygone days, like them bygone

庞德修改后译文： A Fan Piece, To her Lord O fan of white silk, Clear as frost on the grass-blade

You also are laid aside.

庞德通过“洁白的绸扇”，“你”两个意象对照，又通过“你”和“她的帝王”两个意象形成呼应，绸扇和绸扇主人被人遗弃、幽居冷宫的诗意自然流露。庞德一改翟里斯的铺成和缠绕，采用意象并置的技巧使诗歌简洁、坚实、硬朗且诗意缠绕。因此，庞德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东方猎奇，转向了对东方诗歌的内

部技巧的实践。

诗的意象被直接处理，语言的社会性、神话性特征被取消，只剩下中性的形式状态。这在中国山水诗里，的确比较多见，表现物象的语言摆脱了历史的语义层次，直接以细节的具体性呈现达到诗意效果。正所谓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可是中国古典诗歌并非都是如此，古典诗歌中许多都有典故的使用，许多意象都有传统的意蕴等。如《长干行》诗中“抱柱信”、“望夫台”等历史典故，含有深刻寓意。就文学翻译与传递而言，庞德的这种中

国化只是突出了中国诗的某些方面，

李白写诗喜欢借用数字表达情感。《长干行》用年龄序数法，巧妙地把初婚、婚后和丈夫经商远行等一些生活片段连缀起来，写出了初婚时的羞涩、婚后但愿同生共死的信念和对远出经商的丈夫的怀念。同时采用数字单用如“千唤不一回”和数字叠用“一一生绿苔”等。如“千”和“一”形成前后呼应并产生对照，使诗歌形式更工整,更具韵律美。“ 一一”两个字，暗示女主人公对丈夫思念的时间之长，更见其情之深厚与忠贞，同时也暗含着女子的寂寞，等等。这些在庞德的译诗里都没有完整再现。因此，庞德的“中国化’诗歌使中国诗的风格变得狭窄了。 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庞德在翻译时是否有所取法呢?试以庞德的“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与李白的《长

干行》作对照分析。

《长干行》延续了乐府古题《长干曲》的传统写法，以代言体，追述商妇的爱情。诗歌以一个妻子年龄变化为时间顺序，运用四季相思的民歌手法，巧妙地把女主人翁的生活场景串联在一起，表达了妻子在丈夫离家后对丈夫的思念。诗的内容有三部分构成：与丈夫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含羞的初婚以及婚后的甜美，

丈夫离家后的思念。

这虽是一首叙事诗，但他不失古典诗歌的美学特征：模糊之美。古典诗歌的模糊美，具体到诗句上、诗句的语法关系上，诗人与读者的体验上就是若即若离，在定与未定之间形成张力、造成冲突。读者诠释与作者传意之间达成互为表里又互为歧异的张

力。

汉语古诗的语法有高度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叶维廉先生总结为词法语法之间的关系处在“若即若离、定位与不定位、指义与不指义之间”(叶维廉 20)一言以譬之，即“不涉理路” 。

如“松风”、“云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词语，英文大多翻译成如下几种表达：“winds in the pines”、“winds through the pines”和“clouded mountain”、“cloud like mountains”、

“mountains in the clouds”。

在原诗里，这两个意象：“松”和“风”、“云”和“山”是并置的，他们的关系是模棱两可，意象呈现在读者感受中是两者之间若即若离，欲定关系却又不欲定关系，读者的情思活跃在其间。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以上几种翻译的表达。可是一种表达即判了另外几种表达的死刑，也判了“不定关系”的死刑。这种定位、定时的损失破坏了读者置身其间的可能，由此诗歌的意境美

也就受损了。

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庞德翻译的《长干行》里。如“落叶秋风早”一句。译文是：“The leaves fall early this autumn, in wind”。该句回译成中文就是“树叶在这个早秋的风中飘落”或“早秋里，树叶在风中飘落了”。原句中“落叶”可解读成：“飘落的树叶”、“正在飘落的树叶”或“已经飘落的树叶”; 句子可解读成“在早秋的风中飘午的落叶“、“被早秋的风吹落的树叶”“早秋的风在吹落树叶”等等。可是上文无论哪种的解读都使原诗句失去很多;

1、加上in字便把视觉视像改为陈述说明此视觉事象了。诗中的秋是时间，但是空间化的时间。事象的本意：“事象的呈现发生须既是时间的亦是空间的。This 和in 的加入，将原是时空不分割的现象活动作了知性解析。

2、“落叶”中落是动词或形容词，皆可。但译文里，落变成动词，限制了汉语词的多元阐释的可能性。同样，句中的“早”也是如此。同样的例子是“折花门前剧”， 庞德的英文表达：“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文言句法里，景物自现，读者置身其中，可以自由进出其间。经过英译和白话式解读，景物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受到限制，“定位与不定位，指义与不指义之间”的自由空间变成单线、限指、定

位的活动了。 古诗的若即若离，定与不定的关系还表示在事件发生之际，时间空间的一体， 因果不分等等。如“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的英译“The Paired butterflies are already yellow with August/ Over the grass in the west garden—”中，因为英文文法的关系，加了冠词“the”, 动词“are”，介词“over ”、“ in” 、“with ”等，这样的英文将原是直观视觉事物或改为限定的事物，或改为时间的标记、或改为因果式的主从关系或改为状态、条件的说明等。但如果这两句诗如果用电影蒙太奇手法表现的话应该是：the Paired butterflies(飞着的双蝶)、yellow(黄)、the west garden(西园草)同时出现在同一镜头里，“两个象形元素的交合不应视为一加一的总和，而是一个新的成品，即是说，它具有另一个层面、另一个程度的价值;每一个形象元素各自应合一件事物;但组合起来，则应合一个意念…..” (Sergei Eisenstein 1942:29) 虽然有了文法上的损失，但时间、人事的变迁，不同经验、不同意向的并置，无需多语，其间所包含的张力、冲突仍然都尽在不言中。

当然这并不妨碍庞德的意象主义诗歌在美国的霸主地位。正如有学者所说：“影响与被影响两者之间并不是单纯的主动与被动、影响与接受的单向关系，而往往存在着一种相互契合、彼此投射的辩证关系。”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影响往往牵涉到“接受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主观性之选择和修正(即使是不自觉的)”(奚

密

157,180)。

二、 艾略特称庞德“中国诗歌之发明者”解

析

艾略特1928年为庞德诗集《华夏集》写序时，称呼庞德为“中国诗歌之发明者，通过他的文字我们终于能真正地了解原文了。”艾略特本人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诗，他所能见到的几首中国诗只是英美诗人的英译。可是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匪夷所思的话。而且研究者也总是不假思索地引用这句话盛赞庞德英译中国诗成就，从而遮蔽了庞德实际翻译时对原诗的背离，或含混地总结为庞德所译中国诗是对中国诗神韵的把握等等。 其实，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美国新诗运动中，以改写中国诗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的不仅仅庞德一人。“当时靠写仿中国诗或写中国题材取得名声的诗人为数甚众，”“许多新诗运动当时的活跃人物，今天读者已不感兴趣，但他们的传世之作，往往是他们的‘中国诗’。威特•宾纳之被人记得，是因为他是《唐诗三百首》的英译者。埃米•罗厄尔‘只有她的译诗《松花笺》和诗集《浮世绘》中仿中国诗至今尚可读’，次要诗人如约翰•哥尔德•佛来琪，‘当他表现出中国画意境时最为出色’;麦克斯威尔•波登海默，‘只有当他写仿中国诗时，才摆脱冗词和逻辑，变得可

爱’。”(赵毅衡 1998：99)

艾略特对庞德的评价，来自于他读这些仿中国诗，而不是汉字书写的中国诗后的自觉。艾略特对中国诗的无知，不是无意而是有意。于他，虽然反对维多利亚式浪漫主义末流，反感“乔治时代诗人”的保守性，波尔战争与一次大战掀起的沙文主义狂热，以及罗伯特•布里其为代表的学院派“桂冠诗人”，但是他崇尚的正宗的文化传统仍然“是一个排他性的希腊—希伯莱—欧洲文化传统，而且英国诗为正宗，甚至对法国象征派他也只取与玄学派接近的那部分。”(赵毅衡 1998：103)

那么，庞德优于同代其他诗人在何处呢?具体到诗歌文本，庞德是通过自己的诗歌翻译比较好地实践了费氏的以汉字的形象性为基点的诗歌理论：“

1、运动说——诗歌应传达力的转移;

2、隐喻说——诗歌的本质在于隐喻;

3、弦外之音说——诗歌应富有

附加的意蕴。”(周发祥 72)

比较:

原诗：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

译诗：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

I played about the front gate, pulling flowers. 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 playing horse,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playing with blue plums. And we went 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of Chokan: Two small people, without dislike or suspicion.

At fourteen I married My Lord you. I never laughed, being bashful. Lowering my head, I looked at the wall. Called to, a thousand times, I never looked back.

这首诗的翻译特点可注意之处：

1、译者实践了费氏的“生动图画”说——视觉意象，如“the front gate”、“flowers”、“bamboo stilts”、“horse”、等等;2译者将原诗诗句分成若干个较小的视觉单位，如“playing horse——walked about my seat——playing with blue pllums”，从而强化了它们的独立性，使之在并置后，互相映带，生发新意。且因其间关联成分的省略，这在西方传统的作诗法里，打破了语法严谨、逻辑性强的句型，是新颖的手法。原诗拆散开来的一个个 “部件”，犹如汉字里带有具象性的偏旁部首;一行行新诗句，犹如用这些“偏旁部首”组合而成的汉字;整首诗像一个个汉字的连缀，产生了戏剧性的流动感。中性、客观的语言形态代替了社会性、历史性的语言形态，又如庞德故意将“长存抱住信”改译成“forever, forever, forever”;“这样思维就单独负责，而不受制于形式对非其本身历史的一种次生的义务。”《长干行》诗中有许多包含传统意蕴的意象。庞德超人般略去了这些意象之后，整首诗仍有“去词去意而后诗有在矣”(杨万里)的

效果。

上文分析了庞德译诗中国古典诗歌张力、瞬间生命之真实性的失落。其实，原诗张力在失落的同时，新的张力却在诗中形成。比较庞德的译诗和费诺罗萨手稿，就会发现庞德对诗歌处理的匠心之处。在River-merchant’s Wife一诗里，诗的第一行中“still”一词，在李白原诗和费氏手稿里都没有出现，这是庞德有意加上去。”still”一词让诗歌的叙述从开始少女时期，就预设了少女将来的命运——怨愤、怀念、失意。这是庞德对汉诗的模糊美学——没有时态、数的分别——的改造，原诗用年龄序数法和四季相思的格调，巧妙地把一些生活片断联缀成完整的艺术整体。这样“still”一词就把全诗连缀成一个整体，并且在读者与叙述者之间

形成表达与理解的张力。

同样的例子是：“猿声天上哀。”古典诗句的语言由一定的文法，在表现上常常与经验文法互动，形成诗歌的张力。 如“猿声天上哀”一句就是叙述者经验文法与语言文法间交互后形成了张力，增强了哀怨的效果。英文“The monkeys make sorrowful noise overhead”，是经验前的概念，而不是经验当时的实际过程，但却是纯知性、纯理性的行为，先“知”虽阻碍了物象涌现的直接性，却仍然兼顾了内涵和外延，完美展现了张力的艺术效果。在这里，猿声的有限声音和它代表的怨声(谐音在此失落了)的无限性形成矛盾。但是这个意象却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猿声是哀怨的，而且由于它在不断地“swirling”，因此使人产生了哀怨、凄凉、无望、无助等联想。塔特认为“诗应该是所有意义的统一体，从最极端的外延意义，到最极端的内涵意义，我们所引申出来的最远的比喻意义也不损害文字陈述的外延。”(赵毅衡 1988：116)

因此，艾略特虽然对于中国诗不屑一顾。但他对庞德的盛赞，一方面源于两人志趣相投，庞德发现并提携了艾略特;一方面由于他们某些诗歌主张的一致性，除上文提到之外，庞德对艾略特主张诗歌应具有应该关注生活，应该有时代内涵(后来同意艾略特的主张即诗歌要有历史意识)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艾略特在众多以“中国诗”留名的诗人群中，通过阅读仿“中国诗”，在庞德的“中国诗”里找到了费诺罗萨的诗学主张的成功的型塑：简约、明朗、开放以及经庞德改造后的中国诗较好地实践了意象主义诗歌宣言。巧合的是艾略特的意见也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意见，如人们就曾指责魏雷翻译的中国诗读来皆相似，宾纳也指责过罗

威尔《松花笺》不够简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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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浅析庞德对中国古诗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翻译在比较文学中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有很大的研究价值。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和理论家埃兹拉·庞德，他对中国古诗和典籍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介绍，曾在欧美掀起了一场引进和学习东方文学的运动。他的诗学翻译，诗学理论，对当时英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庞德对中国古诗进行了大量翻译，那么作为一个译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必定包含了庞德作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当然创造性叛逆具体又表现在多个方面。论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个性化翻译，误译两个方面入手，从译介学角度出发，进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译介学

庞德

创造性叛逆

个性化翻译

误译

一个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个性化翻译”，其实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理解为译者在翻译作品时要有自己的个性和原则，在翻译中有其特有的追求目标。庞德在翻译中就很有自己的见解方法和坚持原则。

庞德独特的译学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庞德十分反对将原著视为绝对权威，他反对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认为那样会使原作丧失生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阐释，也是一种尝试，翻译者将通过自己对原作的阐释和尝试将会再次创造出新诗歌。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庞德认为翻译不应该过分强调直译，重要的是要关注文本意义，再现文本蕴含的感情。他认为如果仅仅局限在文本的字面意思上，这样不利于文本意义的表达，最终会破坏整首诗的意境和美感。所以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会把握诗中他所谓的“无法毁坏”的东西。更简略地说，这个“无法毁坏”的东西就是我们古诗中的精神实质。正因如此，庞德很多译诗中不完全忠于原作，尤其是在词句上的不同。例如《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最末一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庞德是这样翻译的：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 we come back in the snow,/ we go slowly,we are hungry and thirsty,/ our mind is full of sorrow who will know of our grift?这是庞德在《神州集》中的汉译英诗歌。伦敦《英文评论》杂志主编马多克斯·福特曾赞这诗集中的译诗：“假如这些诗歌是原作，那么，庞德先生就是当今最伟大的诗人。”他觉得庞德译诗无论是选择原作还是改写加工，都体现他对审美和再现的执着，我觉得庞德就是在把握中国诗歌中“无法毁坏”的这个部分。在引用的《诗经·小雅·采薇》的诗句中既有寄情与物，又有鲜明的对照，如“昔我”，“今我”的对照，还运用了大量叠词，增强了诗歌的美感和节奏。庞德的译文有明显的改写加工，如“the willows were drooping with spring(杨柳随春风垂动)”，“we come back in the snow(我们冒雪返家)”虽然少了中文诗歌的对仗结构美，但还是有其传神和生动的地方，重要的是诗歌的精神实质还是保留了下来。

庞德在译诗过程中除了把握诗歌的精神本质外，也很注重突出诗歌的意象和细节。这和逐字逐句翻译是有区别的。庞德认为诗歌中的词语和具体细节不仅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还是作者刻意塑造出来的意象，必有其深意。因此他觉得译者的重要任务包含再现这样的细节和意象。很多时候庞德在理解和翻译中常常忽视句法和语篇的联系，更多的是集中精力通过关键的细节和意象，来传达诗歌的情感，再现原作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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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在英译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庞德这样翻译：flowers and glass/ Cover over the dark path/ where lay the dynastic house of the Go./ The 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 of Shin/ Are now the base of old hills./The Three Mountains fall through the far heaven./The isle of White Heron/ splits the two streams apart.译诗中突出了原作中的大量视觉意象和细节描写，比如“flowers and glass(花草)”，“bright cloths and bright caps(衣冠)”，“The Three Mountains fall through the far heaven(山和天空)”，“White Heron(白鹭)”等意象，庞德以这样的方式突出原诗的意象和细节，这跟他的诗学理论，尤其是跟意象派诗学理论相通的。庞德追求意象派诗学主张，这在他很多的译诗中都可以发现。《诗经·国风·周南》中的《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 为絺为綌，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 归宁父母。”庞德也对这首诗进行了翻译《Ge-tan,Shade o’the Vine》，其中第一节“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他是这样翻译的：Shade o’ the vine,/ Deep o’ the vale/ Thick o’the leaf,/the bright bird flies singing,/ the orioles gather on swamp tree boles.原诗《葛覃》是以“葛覃”兴起，写婚后女子准备回娘家，就要见到父母的喜悦之情。诗歌寓情于景，用茂密的葛覃，飞舞的黄鸟来承托女子内心的愉悦。再看庞德的译文，其实在很大意义上是忠于原诗的，庞德将原诗中起兴“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译为“Shade o’ the vine,/ Deep o’ the vale”既很简洁也很贴切，这又与他所追求的意象派诗学的主张相吻合了。原诗最后以“归宁父母”结尾，庞德的译文是“Father an’ mother,/I’m comin’ home”也很富有情感，相当传神。因此，我们说庞德的译诗在意义和形式上都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原诗中的特征。

庞德除了以上那些个性化翻译，“过度异化”也是他的一种创造性叛逆。从译介学角度看，“异化”属于个性化翻译的一个特征，就是使译语文化“屈从”原著文化的现象。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很多时候就有意识地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例如中国古代歌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庞德将它译作：“Sun up,work/ Sun down,rest/ Dig well,drink of the water/ Dig field ,eat of the grain/ Imperial power, and to us what it is ?”庞德在英译这首歌谣时，有意识得保留了中国古诗的语言特点。相反地去掉了英语语法中的表示宾主，逻辑，因果，时间，空间等关系的单词，明显地违反了英语的规范和使用习惯。庞德对他这种手法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这种偏离或者违背英语规范的句子跟中国古诗句子一样，具有意想不到的浓缩效果，这其中的浓郁的诗意美能有效地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再比如他曾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 , the sky ,the wide desert”,可以看出他是刻意仿效了中国古诗中意象并置的手法。当时庞德的这种译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庞德将他体现这种特征的具体诗作中的特征归纳总结为“化简诗学”，就是在创作和译诗中，有意识地学习中国古诗的言语，去掉表示宾主，逻辑，因果，时间，空间等关系的词语，更自如地使用意象叠加等手法。

误译也是译者创造性叛逆中的一个具体表现。绝大多数的误译都属于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造成译者误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文化之间的隔阂，语言之间的差别，风俗习惯的差异等等。庞德的英译诗中就常常出现误译的情况。其中许多的误译很明显就是由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巨大的隔阂造成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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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的《长干行》中有这样两句“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意思是长江瞿塘峡滟滪堆一带水流十分湍急，过往的船只往往会触礁沉没，尤其是五月春汛期间水势更为凶险。庞德的译文是这样翻译的“You went into far Ku-to-en, by the river of swirling eddies/ And you have been gone five months.(你经由翻卷漩涡之河，远去瞿塘峡，一去就是五个月)”。可以说这里已经完全失去了原诗的文化底蕴，庞德把特指时序的“五月(May)”误译成了“五个月(five months)”。同样在《长干行》中的“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这一句，庞德将其译为“You dragged your feet when you went out ./ By the gete now , the moss is grown , the different mosses(你离开家时拖着脚步走路，现在的门边长出了别样的苔藓)”这与原诗所要表达的通过具体的景物描写，展示思妇内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动有很大的出入，以完全看不到原诗中所要表达的情感了。在中国古诗中常常会引用一些典故，而这些典故常常会成为英译者的一个容易误译的存在。因为译者往往不理解中国这些富含文化底蕴的典故。同样以李白的《长干行》为例，其中有一句“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这里的“抱柱信” 典出《庄子·盗跖篇》，写尾生与一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到而突然涨水，尾生守信而不肯离去，抱着柱子被水淹死。这是一个忠于爱情的典故，可是庞德对这种中国典故并不熟悉，所以在翻译时就直接省略了前句，造成漏译。在“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这一句中，庞德也不知“青梅竹马”的历史典故，因此将其译为：“You came by on bamboo stilts,playing horse ,/ You walked about my seat , playing with blue plums(你踩着竹高跷走来，追戏着马儿)”这里很明显地属于误解误译。还有一点也常常造成庞德的误译，就是他经常从中国文字的方块字中去寻找意象。有时候甚至将汉字拆开，并极力想从其偏旁或文字构建中去搜寻意象和细节。十分典型的就是他将《诗经·大雅·崧高》中的“崧高维岳，骏极于天”译成了：“High ,pine-cowered peak full of echoes / Proud ridge-pole of heaven , roof-tree”，其中庞德就是将“崧”字拆开并分解成了“松树”与“高山”。同样在《诗经·邶风·静女》中“静女其姝”就被庞德译成了“Lady of azure thought , supple and tall”,他将原句中的“静”字拆开，将“青”独立出来，使得译文有了“具有青色思想的仕女”的意思。可见虽然庞德对中国传统古诗和文化充满热情和崇敬，并且在英语世界中传播中国古诗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但中国古文十分艰深，文化蕴含也十分深刻，并非可以轻易掌握的。所以庞德的音译汉诗中常常会误译和漏译。

庞德作为一名译者，他是十分勤奋刻苦的，他在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翻译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以翻译出版《神州集》，《诗经》，使中国古诗在思想内容，道德观念以及艺术形式等多方面对西方文学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他的中国古诗翻译在很多方面都有不足与缺陷，但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译者就应具备创造性叛逆，只有具备了这种叛逆，你翻译的东西才能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变形中具有生命力和抗争力。虽然庞德的英译诗中有大量的误译，漏译，过度异化等问题，但他所遵循的许多翻译原则却是很有个性特征的，比如他强调细节再现，强调文本意义，强调译者素质等等，也是很有意义的，也有许多值得译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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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文学》 谢天振，孙景尧，陈惇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4 2.《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 朱徽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3.《比较文学学科新论》 王向远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4.《比较文学基本原理》 方汉文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