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与中国

世界工厂与中国（精选8篇）

世界工厂与中国 篇1

世界工厂与中国

伴随着中国的加入WTO,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是否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中国在近未来是否将成为世界工厂?首先从有关学者对世界工厂的界定出发结合中国实际阐明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接着探讨中国有无必要把世界工厂作为发展目标;如果有,当前已经具备了哪些条件;最后分析了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所面临的障碍.

作 者：江承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福建,厦门,361005刊 名：北方经贸英文刊名：N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年，卷(期)：“”(4)分类号：F41关键词：世界工厂 就业 比较优势陷阱

世界工厂与中国 篇2

国际分工理论把“世界工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工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就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类“世界工厂”在国际制造业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第二阶段是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工厂”，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处于这一阶段的“世界工厂”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比较高的一级。第三阶段的“世界工厂”，既具有研发能力和名牌，又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既在本土进行加工制造，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处于这一阶段的“世界工厂”处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最高一级，也是目前“世界工厂”的真正的内涵。

研究中国是否成为“世界工厂”，必须从世界工厂形成的历史和两次转移来考察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世界工厂”新的内涵，重点分析中国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中国究竟应成为怎样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以及中国应如何主动融入全球生产体系。

“世界工厂”的形成。随着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占主导地位，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强化了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自发调节作用，促进了当时英国的工业化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合英国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期，成为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而英国所属的殖民地和其所属领地成为其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国内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一步增强了英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英国发展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的第一大国，世界上第一个“世界工厂”在英国形成。一般称为自由竞争时代的“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的第一次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加剧，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步伐缓慢下来，并逐渐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而美国、德国等年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却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在美国，工业革命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大发战争财，成为世界首富;政府对科技的大规模投资使美国具备了一系列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兴工业。通过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三次科技革命逐步赶上并超过了英国，美国成为世界头号“世界制造中心”。一般称为政府干预时代的“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的第二次转移。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经济几临崩溃，国际上，依靠美国对它的战后援助和国际贷款的扶持;国内，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扶持国内的产业发展，积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上侵朝战争中作为美国的作战物资供应地，很快恢复了经济，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大债权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一般称其为政府主导下的“世界工厂”。

“世界工厂”的发展演化过程，是世界各国经济由单一的市场主导走向市场主导、市场与政府并重、政府主导范式运作的过程。“世界工厂”的转移对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通过对英国、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来看，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具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工厂离不开劳动力和资本，相对廉价而且富余的劳动力，先进技术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能够源源不断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其中充足的资本对成为“世界工厂”至关重要。二是具有对外开放的市场环境。一国经济融于世界经济并参与国际分工，贸易带来开放，开放带来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只有开放的原材料、工业品甚至技术市场才能保证“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行。三是具有金融实力的坚强支撑。金融是“世界工厂”得以发展的重要推进器。有了强大的金融力量，“世界工厂”才有雄厚的基础，同时也更有可能引进资本。四是具有技术创新的能力。“世界工厂”必须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的转化，使之成为实生产力。五是具有政府的有效支持政策。鼓励生产，扩大对贸易，进行产业扶助等政策有助于确立“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国真的成为“世界工厂”了吗?我们可以通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对比来说明中国没有成为“世界工厂”。

第一，中国是近年世界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从国内工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看，美国目前约为20%(居首位)，日本约为15%，中国世界排名第四，只有5%左右。中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相当于美国的20%，日本的25%。人均劳动生产率为美国的4%、日本的3.8%。2002年，世界工业品进出口额为6304亿美元，中国的份额是5.7%。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所占的份额远远低于美、日等发达国家，据估计，中国要赶上美国在全球的份额大约需要40年时间，要赶上日本在全球的份额，则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尚未真正成为全球较大市场份额的占有者。

第二，产业结构上有突出的差距。从目前国际分工形势看，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仍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明显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出口方面仍然缺乏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中国制造业还处于OEM(贴牌)生产阶段。如中国发展最快的家电行业中，在国际上还鲜见标有中国自有品牌的产品，像“海尔”这样在国际上拥有自己品牌的企业很少。在中国以贴牌方式生产产品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最成功也是最著名的是“格兰仕”微波炉。我国已成为世界服装出口大国，但是我国服装业至今缺少国际上公认的品牌产品。如今世界上许多名牌服装由我国企业生产，在国际市场销售时用的却是外国商标、品牌。产品虽都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记，但品牌、设计、销售市场甚至原材料大多数来自国外进口。中国是棉纺织品最大的生产国，但是许多棉布还得从国外进口。

第三，从我国对外贸易的特征看。中国的进出口总额突破了10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3贸易大国，但是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3.2%。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业不具有核心技术，从事的是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加工费，中国约50%的出口值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在许多国际采购会上，不少跨国集团采购商是一手拿着技术图纸、设计样本，一手拿着定单寻找生产商。在庞大的出口额中，我国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且是高端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大进口国。我国还没有垄断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在国际制造业的供应链中出于低级阶段。中国在发达国家市场的份额出现爆发性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复统计。据统计，2006年进入世界500强的跨国零售集团的全球销售额超过了15000亿美元，而我国产品所占比重还不到3%，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比重与曾经作过所谓“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差距甚远。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这些基本特征说明中国与“世界工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虽然中国的制造业与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有大的差距，但是也拥有相当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日益表现出一个理想的全球制造业基地的特点。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上升，中国成为近年吸收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制造中心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也是首选目的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具有以下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WTO的加入更加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运行规则接轨的步伐。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中国已经形成以劳动力密集型以加工和装配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以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生产为特征的长江三角洲、以软件研究和开发为特征的北京地区三大产业聚集地。中国基础建设的“瓶颈”正在被打破，能源、交通、运输、通讯和建造和安装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障作用。

第二，中国虽然从总体的制造能力上与制造业先进国家有一的距离，但是在一些优势产业、产品的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钢材、煤、电视机、空调、微波炉、摩托车、水泥、化肥等产品，这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产量均在世界上排名第一名。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推动力量。据统计，1985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仅为16亿美元，占中国出口商品的比重仅为6%。2006年，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已增长到2420亿美元，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4.1%。工业产品的出口结构由二十世纪80年代的初级产品出口主导，变成了工业制成品主导。

第三，中国当前已经具有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工业基础产品，如，钢、煤、水泥和化学纤维等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及摩托车等产品中，“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占有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其中，世界复印机约6成在中国生产，贴牌生产(OEM)的方式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境外企业的生产基地。未来我国经济还将处于较快增长中，在今后5到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有可能从现在的全球第2位继续向前推进。

第四，中国突出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低成本的劳动力，1998年，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日本为中国的29.9倍，韩国为中国的129倍;这成为吸引外资的一个关键一环。跨国公司制造中心转向中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一个关于2006年全球投资情况的报告表明，在《财富》500强中，目前有近400家已经在中国投资近6000个项目。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大陆一直重视教育的投入和人才的培养，创造出强大的人才成长环境，包括微软公司、摩托罗拉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日本胜利公司、三星物产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在内的这些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了100多个研究和开发中心，它们形成了外国企业的一个新的投资领域。2001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开始了新的投资热，总投资额达到5955亿美元，其中2/3投入到了制造业，同比增长149%。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非常适时的机遇，外资的流入将有力地推动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贸易带来开放，开放带来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而技术与资本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同时，外资的大量流入还将有利于中国发展国际竞争力强和出口型的企业，使得国内制造业企业尽快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竞争。

总之，无论是从“世界工厂”的涵义和基本特征，还是从事实上考察，在世界制造业领域，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但与曾经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美国和日本相比仍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距，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工厂”，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是近年来世界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世界工厂”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阶段性现象，不应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片面地追求成为“世界工厂”，只会使中国企业永远停留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最低级阶段。这是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国家政策制定必须警惕的关键问题。我国在立足国情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必须调整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逐步实现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要强化企业在研发、销售、品牌建设方面的能力，发展那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业，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

摘要：在世界制造业领域,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了, 已经成为国内外人士媒体、学术界、政界、企业界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通过“世界工厂”的特征和三次转移来研究中国制造业的现状, 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不是中国制造业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制造业,“世界工厂,”现状,战略选择

参考文献

[1]吴敬琏.莫定世界工厂地位需创名牌[N].南方日报, 2002-09-03

[2]邢伯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3, (1)

[3]金碚.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J].中国工业经济, 2003, (5) .

世界工厂与中国 篇3

因为它们长“芯”了！小小的一枚芯片，承载着人们大大的愿景，无论是交互使用、图像识别还是主动预警，这些智能硬件的功能实现都离不开芯片。

物联网时代，商业巨头们对于“芯”的追逐正变得越来越激烈。

今年7月，软银总裁孙正义收购英国芯片巨头ARM，预示着物联时代寒武纪的到来。10月，高通收购全球最大的车载芯片厂商恩智浦（NXP），则预示着车联网将成为移动互联之后的下一个战场。

物联网的“战事”刚刚来开帷幕，国内的企业家已经嗅到了“芯”的机会。

11月，中国上海，一向低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大基金）总裁丁文武现身上海创博会，并公开表示，要助推中国物联网智能硬件的发展。

丁文武发表这番话的背景则是，国家工信部、发改委刚刚发布《中国智能硬件的三年发展规划》。这一规划让丁文武嗅到了物联网智能硬件未来的机会，也让中国最大的物联网智能硬件平台—硬蛋，跃入了丁的视野。

布局未来自然要抓住入口，以丁文武为代表的“大基金”则看到，硬蛋将是未来物联网的入口。

硬蛋是来自于深圳的一个物联网智能硬件平台。它为来自全球的成千上万的无人机、智能汽车、机器人等酷炫的创新高科技智能硬件，提供技术、设计、制造等供应链服务。简单说，硬蛋就是“降低科技创新的门槛，帮助创新企业多快好省地造硬件。”硬蛋创始人康敬伟介绍说。

借着国家扶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机会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会，科通芯城董事长及硬蛋创始人康敬伟表示，科通芯城以及旗下的硬蛋科技在干一件很大的事：阿里巴巴卖的是中国制造的完成品，而他们是将设计、制造、芯片、模块和消费者形成一条完整的数据闭环卖给全世界，让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型升级为创新工场。

不仅如此，硬蛋也在积极地引进新的战略投资者，以期能够在芯片上游产业更好地布局。

下一代制造业的入口

“芯片过去一直说要强大，但是强的代价是要很大的能耗。整体来说要让总的功耗降到最低，但是功能比过去优，这是重新整合的过程。整合的过程中，这些行业本身也有挑战，没有外力推进很难改变。我认为硬蛋作为这样的平台，通过过去对整个半导体、对产业积累和认知，借用资本的力量，实现整个全球的对接。”美国博通公司原大中华区总裁、全球销售高级副总裁、青云创投投资合伙人李廷伟非常看好硬蛋这样的一个平 台。

当前，我国智能硬件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是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智能硬件市场空间广阔。另一方面，关键技术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创新支撑体系不健全、产用互动不紧密、生态碎片化等问题和风险不容忽 视。

身为智能硬件供应链的提供者，康敬伟也注意到了这一大趋势。“今天刚刚好是智能硬件转型的第一步，今天的智能硬件可能都是很新、很炫，如果往后看五年、十年，我们身边每一件产品都是智能硬件，我们穿的鞋子，我们戴的眼镜，家里的灯、车钥匙，所有都会连接在互联网上。它有思想，是互联互利互通的。”

这一点，对于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制造企业来说，海尔有着更深刻的体会。

“对海尔来说，实际上现在在做的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从卖硬件的制造型企业转变成平台型，提供服务的企业。”海尔家电产业集团首席技术官、副总裁赵峰在硬蛋承办的上海创博会上表示。

这涉及到一系列家庭场景通过智能硬件的打通，家庭电器之间的连通非常重要。打开冰箱，它可以基于冰箱里的食品提示你能做什么菜，并向你自动传输一份菜谱，如果你想吃的菜没有在冰箱里，也可以自动选择下单，由外面的生鲜电商网站负责配送食材上门。食材下锅之后，锅将会根据菜谱的建议时间进行烹调。此时你回到了客厅，看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正当激动人心的情节播放时，厨房里的菜需要关火，或者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做下一道菜。这些场景的联动都需要基于传感和网络的互联互通。

“大家知道，现在的用户感受的痛点，就是大多数家电智能场景都是碎片化的。产品要能够理解用户的需求，主动为用户把环境控制设置起来。”赵峰认为，物联网现在才刚刚起步，没有到能够引爆的阶段，“主要的问题是现在需要将大量成熟技术与产业商业模式的落实结合起来”。

“在我们看来，智能硬件是物联网的入口，更是下一代制造业的入口。也就是说，可能十年以后我们基本找不到任何一家不是在生产智能硬件的制造业的企业。”康敬伟 说。

提升“芯”功能

智能硬件被市场一片看好，其生产离不开上下游的鼎力配合。

硬蛋在寻找能够同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携手的机会。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总裁丁文武公开表示，中国芯片要助推智能硬件发展。

“智能硬件是个产业链概念，它从芯片、软件到传感，到中游整机制造，以及下游的应用服务，具有软硬件跨界这样的特征。问题在于各个环节相对独立，要加强协作。这里面最基础的芯片、传感器、软件、操作系统是关键环节，不能完全依赖别人，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要发展我们的集成电路，要发展我们芯片、发展我们的技术软件。”丁文武说。

在新近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里，科通芯城已经完成了股份配售，引入了包括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内的一系列机构投资者，为公司筹得资金约20亿港元（约合17.82亿元人民币），将用来寻求与现有业务互补且具增值作用的收购。除了硬蛋带来新业务增量之外，康敬伟还表示科通芯城会寻求具增值潜力的并购机会，在关键市场如美国、韩国、中国台湾等实现地域扩张的海外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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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蛋科技有关人士透露，他们正在与半导体、电子零部件企业罗姆公司商讨合作，希望能够与底层技术联系的更加紧密，从对传感器的探索开始，不仅仅为创新型的企业提供制造及周边服务，更从物联网芯片切入发展底层技术。“作为一个传统的渠道商来讲，直接进入半导体行业并不容易，因此我们也在考虑积极的与其他的半导体公司进行合作。”他说。硬蛋的这一计划将可能打通平台、资本、技术三方。如果能够获得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支持，其发展前景更为可观。

硬蛋选择传感器领域切入的方式得到了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褚君浩院士的认可，“智能制造的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大数据的分析、传感器也在发展。尤其是现在的智能制造，靠的就是传感器。”

与此同时，硬蛋还投资占股了一个专业覆盖半导体产业链的招聘平台“摩尔精英”，涵盖IC设计与服务、EDA与IP、晶圆代工、封装测试、设备与零件、材料、方案设计、分销代理等半导体职业机会。

Cadence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陈立武曾告诉记者，如今的年轻人受互联网领域“赚快钱”机会的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直接进入互联网公司，而不再踏实地深耕芯片半导体领域，这导致了人才的缺失。

一方面，很多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不想去半导体公司，而是去Google、Facebook这种赚钱比较快的热门公司，另一方面，很多创投机构不想投半导体，因为它们对行业缺乏了 解。

最后，这些导致发展芯片行业的紧迫性体现在集成电路行业的逆差上，2015年进出口逆差为1613.9亿美元。据海关统计，2015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3139.96亿块，同比增长10%；进口金额2307亿美元，同比增长6%；出口集成电路1827.66亿块，同比增长19.1%；出口金额693.1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

入股摩尔精英对硬蛋意味着加强了对上游行业人才的把控和筛选，为人才储备提供了便利。从芯片上游切入，再大力拓展相应的服务人才，作为下游的硬蛋将在智能汽车生态、智能家居生态、大健康医疗生态、机器人生态和材料生态等五大生态上焕发新活 力。

“技术基础需要得到足够的积累，然后通过人们的观念转变才能引起大爆发。”硬蛋科技有关人士说。

事实证明，有远见的企业已经开始排兵布阵，谁想得早，做得早，谁就有机会。比如高通并购恩智浦（NXP）。高通本身在无线通信和应用处理器方面具有巨大影响力，结合恩智浦（NXP）在物联网和汽车电子的影响力，高通在未来包括车联网在内的物联网市场将大有可 为。

当前，我国物联网技术应用与产业体系日趋完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与问题，比如高端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研发实力偏弱，全产业链协同性不足，物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有待加强，跨领域共性标准缺失，大数据分析应用滞后，终端与网络仍存安全风险等。

在早年积累掌握渠道之后，科通芯城和硬蛋决定往上游发展，有意向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寻求在在上游整合合作的机会。毕竟，物联网的时代需要跨界—这个从供应链切入并获得了渠道成功的企业向上要从半导体供应更进一步，服务创新创业人群。

积木式创新

除了进一步向上游拓展之外，硬蛋也正在加深加强原有的服务。

今年是硬蛋第二次参与承办上海创博会。在此次展会上，上海海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带来新型的驾校机器人，希望未来对驾校陪练行业能够做出改变。

海积公司成立于2011年9月，其核心产品原本是基于高精度的天线，以及高精度板卡。“在硬蛋帮助下，我们逐渐将企业形象进行转变，逐渐延伸成通过智能硬件，来提高产品附加值。”公司商务经理杨徉告诉记者。

硬蛋把母公司科通芯城的供应链资源提供给硬蛋平台上的客户，实现大数据共享。同时，硬蛋通过捕获“创新”智能硬件企业的制造大数据，引入共享经济模式，以供应链数据为基础，向创新创业企业提供软件、云、供应链金融、营销等一站式企业服务，建立完整的闭环生态系统。

这个平台通过智能制造，让传统的来自深圳、东莞周边的制造企业、ODM、OEM转型升级，致力于连接世界与中国智能制造升 级。

一个个创意落实到产品，再进化到产业，形成落地的产能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协作。硬蛋从为平台上16000个企业的服务之中点滴落实，为逐渐形成产业化贡献了力量。目前硬蛋已经建立了智能汽车生态、智能家居生态、大健康医疗生态、机器人生态和材料生态等五大生态。硬蛋依托科通芯城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制造业“企业采购”O2O服务平台，硬蛋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硬件创新创业平台，服务物联网领域的创新创业型小微企业乃至个人创客。

以智能汽车生态为例，智车优行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4年12月的创新型互联网公司，由互联网、汽车工程、汽车设计、三电开发、汽车电子，智能硬件等等跨行业人士组成团队。

他们以“拒绝平庸，追求极致”为理念，以“颠覆式的创新和精益创业”为准则，以“用户需求和新技术驱动”为创新源泉，同时，更“尊重传统汽车公司的积累，开放共赢”。力图造一辆真正的好车，为用户创造极致的体验，为行业带来颠覆的改变。

在智车优行CEO沈海寅看来，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成为移动智能终端。为此，智车优行正与包括李德毅院士、地平线机器人技术在内的国内外顶尖团队建立合作，共同推进智能驾驶技术的研发及落地。更将战略投资日本电动超跑公司GLM并形成战略合作，引进成熟的三电技术。同时，除了已经建立的欧洲设计中心外，智车优行还会和日本的优秀设计师合作，从而为中国年轻人打造更加个性、人性化的智能电动车产品。

奇点汽车在制造样车的阶段，硬蛋协助提供了与松下、恩智浦（NXP）在内的供应商对接服务。“他们从2014年5月开始创业，在2015年3月，就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这中间10个月下线的速度，是我们帮它缩短了生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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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硬蛋平台已吸引1600万家智车优行这样的创新创业企业入驻，硬蛋正在用互联网打造一条“从创客到规模化产业的路径”。

作为中国最大的智能硬件创新创业平台，硬蛋利用“互联网+”手段对接全球资源与中国双创，为中国双创提供以制造供应链为核心的服务，帮助企业将创意变成产品。同时依托全球500强以及深圳本地的供应商的技术及制造优势，打造“积木式创新”，助力中国双创，更通过智能制造帮助中国大量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以服务型机器人为主打产品的上海螺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庄显会对此深有体会，供应链的速度大大地影响了制造的流程。“做手机的时候，我们的供应链按照小时来计，几点钟必须到，但是机器人不是这样，而是按周计。我们非常感谢硬蛋在这方面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出来，能为行业谋一些福利。”

“中国制造走到今天，到了一个破茧重生的时刻，抓住物联网这个机会，中国制造将大有可为，将迎来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硬蛋公关总监王刚说。随着中国互联网+浪潮的兴起，硬蛋将推动中国电子制造业向高端智能制造的转型。

在过去接近两年的时间里，硬蛋平台上云集了超过一万家创新企业，今年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进一步扩展生态平台，启动了名为“聚投100”的项目。

据硬蛋CMO刘宏蛟介绍，入选“硬蛋聚投100计划”的百家IOT企业，将获得一站式服务，解决创新面临的制造、市场、资本、技术这“四大难题”。硬蛋将为甄选的百家IOT创新企业提供制造供应链与营销服务，帮助企业把产品造出来、卖出去；同时，被选出的百家企业还将获得硬蛋“聚投100”平台上投资机构的融投服务，以及英特尔、百度、微软等大公司的技术支持服务，投资方则包括紫牛基金、青云创投、IDG等。

康敬伟表示，硬蛋把全世界最核心的一些技术公司，像微软、高通、英特尔都聚合在平台上，帮助创新创业企业在我们这个平台找到最好的技术和供应链资源。把过去只有世界500强公司才能享受的这些资源优势，用互联网平台推向全球，共享给创新的公司。

这些公司将提供3至5年不等的专利免费使用期，这将帮助中小企业解决一直头疼的技术专利费用问题。作为回报，投资方与技术提供方将获得创业者一定比例的股权作为回报。“如今越来越多的500强企业愿意通过这种‘以服务换股权’的形式助力创新企业的发展，因为这些巨型公司对于未来比任何小公司都恐慌，它们希望以今天的服务为不确定的未来而投注。”王刚介绍说。

从世界工厂到创新工厂

硬蛋的目标是通过共享经济的平台，把全世界的核心技术同中国智能产业优势一并整合，再辅以投资、市场营销等企业服务资源，帮助创新创业的企业更好地将创意转化为产品。目前，硬蛋已经在中国很多城市设立了分支，并将其延伸到美国、以色列、欧洲等 地。

这也是硬蛋的外部观察者所给出的建议。瑞奈基商务咨询公司（The Red Synergy）的创始人和运营总监Marco Gervasi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建议就是他们要变得更加社交化和国际化。不仅仅是中国的创客需要这样的平台，国外的创客同样需要，硬蛋科技应该在国外所有更多的布局来指导他们，让他们可以在中国完成这些事情。”

“我研究过很多家的电商公司，大部分的业务模式都是B2C，我也有机会采访过康总，他们一开始是B2B，当然后来他们增加了社交功能。随着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兴盛，他们也引入了这一群年轻的企业家。”Gervasi同时也是一位国际互联网科技作家，著有《电商如何改变中国》。

在Gervasi看来，硬蛋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打造一个生态系统，然后整合资金、创客、制造商、设计者。“我以前从未见过类似这样的商业模式。可以与之相比的西方模式如Kickstarter众筹网站面临着产品跳票的可能。硬蛋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与制造商相联系，并且控制生产时间，而这是国外刚刚兴起的模式。”

相比之下，国外公司会启动一些帮助业务伙伴在特定领域发展的项目，愿意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但并不会直接获得任何收益，它们更倾向于把这类项目视为对潜在客户的培养。“获得收益才能够持久，如果你想把它的规模做得更大，那么你就需要利润，如果是一些特定项目的话，你可能会更加专注。”Marco说。

硬蛋可以帮助创新者“搞定”这些制造流程，最后将产品发布到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上，形成一个B2B2C的闭环。作为平台，硬蛋参与了智能硬件制造的整个环节，也展示了未来物联网时代，消费者与整个硬件产业链的关系，更让中国制造业通过智造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运营模式向人们展示了未来C2M社交与制造的完美结合，哪怕是看起来完全与社交不相关的企业都能获得成功。

毫无疑问，硬蛋正在赶上前所未有的好时机。

进入今年以来，整个政策层面都都表现出了对于物联网、对于智能制造未来的乐 观。

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制定的《智能硬件产业创新发展专项行动（2016-2018年）》中明确提出，到2018年，我国智能硬件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0%，产业规模超过5000亿元；在关键技术环节取得明显突破，培育一批行业领军上市企业；海外专利占比超过10%。

政府倡导，希望通过消费升级，让智能制造促进中国制造的转型和升级。

而在国外，物联网“寒武纪”的爆发也早已点燃硬件创新的热情，并且已将制造的需求向中国传递。不少国外创客慕名到深圳寻找自己的供应商，比如Gopro选择在中国制造；瑞士仅有的两所联邦级别科技大学之一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 Lausanne）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深圳，用30天把产品创意落 地。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非常简单，整个硬蛋平台核心服务是供应链，我们把全球的创新创业公司和中国制造联系在一起。大家知道智能硬件的创新不简单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它的核心是嫁接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而技术创新它不需要重新开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量的创新，都是嫁接在前人创新基础上的积木式创新。”康敬伟说。他希望未来某一天，加入硬蛋的开发者坐在家里就可以设计出很酷的智能汽车，甚至可以设计下一代的火箭。

世界潮流与中国梦 篇4

一、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

在世界处于大反思的历史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很及时。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梦之后，世界上对于中国梦的议论很多。在美国，美国人会问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中国要领导世界？前不久，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中讲到，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融相通的。近期，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说，零和思维已经过时。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的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现在到世界上走一走，大家都会发现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反思的新的历史进程中。

美国在反思。美国人曾经以其200多年前的一部宪法而倍感自豪。200多年了，美国政府在不断轮换，可是允许美国人拥有自己梦想的体制延续了下来。然而，今天的美国人对于200年前宪法规定的这个体制的一些方面，有些犹豫了。前不久，针对美国校园频频出现的枪杀事件，奥巴马提出了控枪法案。很多老百姓拥护控枪法案的出台，但是控枪法案却遭到了参议院的否决。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竞相角逐，近乎到了政党利益高于一切，没人去管国家利益的地步。

欧洲在反思。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这种状况可能还要持续若干年。欧债危机的产生有很多复杂原因，究其本质在于高福利。欧洲各国每一届政党领袖在竞选的时候，都向老百姓许下“你选我，将来我可以给你某某好处”的诺言。可是，一旦当选，发现国库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借债。反正就干四年，还债不是自己的事。在经济增长时，这种高福利带来的困境尚不会有什么表现，可是危机一来，就凸现了出来。由此，欧洲代议制民主即选举议会制也陷入了危机。

日本在反思。日本经济停滞了20多年，现在似乎稍微好一点。可是，日本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政局令人难以捉摸。

中国也在反思。中国面临很多问题，怎么去解决？此时，总书记提出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在外交学院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们今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以前的学生们虽然管得很严，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诱惑，好好读书就是了。现在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高尚的追求，没有梦想，那是很可怕的！我国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物质很丰富了，可是，国人的心灵稍微显得空了一点。回首当年的黄埔军校，培养出了众多的军事精英。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黄埔军校学得最好的、最受蒋介石器重的人，没有跟国民党走，而是跟了共产党。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崇高的梦想、理想、追求。

二、在世界潮流的视域下践行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曾经两次引用了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第一次引用是在2013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第二次引用是在2013年3月23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1916年9月15日，50岁的孙中山先生到浙江海宁观看钱塘大潮。他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潮，联想到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写下以下四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1996年，我到联合国欧洲总部日内瓦当大使，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那时的我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在此期间，我与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鲁杰罗先生有过一次交谈。鲁杰罗非常希望在他任职期间解决中国入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入世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极为重要。鲁杰罗曾任意大利外贸部长，从事经济工作3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对我说：经济、科技的发展有一股世界性潮流，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融入了这个潮流，就会大步前进；脱离了这个潮流，就会大大落后。我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举个例子看：1961年8月，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论坛会议，就住在离红场不远的乌克兰旅馆。当时，我们国家相当困难。到了莫斯科，吃面包不定量，每顿饭还有肉，觉得社会主义苏联确实好！但是，在乌克兰旅馆，那里有两件东西我不喜欢。一件是肥皂，用那里的肥皂洗完手之后，觉得有一股怪味，并且很长时间都挥之不去；另一件是手纸，硬梆梆的，一大堆地放在那儿。30年之后，1991年5月，江泽民同志出访前苏联，跟戈尔巴乔夫会晤，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随行。我们被安排在十月旅馆。进了旅馆，我放下箱子，去洗手，那肥皂还是30年前的味道，手纸也跟30年前的一样。足见其经济发展的畸形。为什么前苏联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前苏联跟美国搞军备竞赛，军工非常发达，可是民用工业不行。

苏联卫国战争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很了不起。其战争的经济基础源于1928年到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正值西方处于经济危机。此时，斯大林的政策是开放的，即吸收国外好的技术、设备、资金、人员。西方原本对于前苏联是非常敌视的，但是危机来了，生产过剩，没有了市场，苏联又愿意要，当然就顺势而为了。斯大林曾对罗斯福说，苏联2/3的大工厂都是从美国引进的。因为是开放的，所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很成功。但是，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全球的世界市场已经解体，出现了两个平行市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这是一种完全臵身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思维。后来的戈尔巴乔夫是想改革的，他先搞政治改革。可是，因为经济上的封闭，一搞政治改革，国家垮掉了。

2011年，《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到我办公室采访我，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吴大使，你们国家这10年发展得多好，我们这10年就打仗了。”我们知道，2001年“9〃11”那一年中国的GDP是1.15万亿美元，2011年中国的GDP是7.5万亿美元；2001年美国GDP是10万亿美元，2011年美国GDP接近15万亿美元。我跟这位对中国经济发展投来羡慕眼光的记者讲：“那是因为我们顺应了世界潮流，而你们逆世界潮流而动。”因此，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梦的思考，仍然要着眼于顺应世界潮流。

三、在时代主题的变化中把脉世界潮流

（一）世界潮流跟时代主题的变化密切相关

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会见外宾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那么，过去的时代主题是什么？1916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很重要的论断。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一系列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地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都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是对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是这样。小平同志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的一些青年人包括干部，讲不清楚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说全球化，有说信息时代，有说中国的崛起，这都是一些反映。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最根本的变化是时代变了。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那就是战争。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会见外宾时说，山雨欲来风满楼。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会见外宾时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意思是说，世界战争要来临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时代主题的判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个九字令在全中国可谓是地动山摇。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其中包含一个大的判断，就是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我们的四个经济特区，全是靠近港澳的，过去因为靠近港澳属于前线，不予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首先发展的就是沿海。这个大的判断很重要。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前，中国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剧变。当时，党内有些同志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少一点什么东西？要不要再加一个中心，即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这一期间，我在国外工作。那时候，我看国内寄出的报纸，就有“三资企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的大字标题。试想，如果那时我们的思想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么，中国人该干什么？关上大门，固守阵地。但是，小平同志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由此，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是开得更大了。1992年以来中国的大发展，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决断是何等的英明。他的根据就是时代变了，从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在战争与革命时代，战场上能够共赢吗？战场上是你死我活，不可能和敌人共赢；革命能够共赢吗？革命是推翻旧制度的暴力行动，所以也不可能和旧制度共赢。因此，观察到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今天世界的潮流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

（二）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五大推动因素

第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教训。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打得最惨烈的战争。两次战争造成1亿多人死亡，那时候世界人口只有20亿上下。“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人类的良知使得各国代表认识到，不能再打了。《联合国宪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 第二，核武器的出现。2012年初，韩国首尔举行的全球核安全峰会公布的材料显示，当今世界现存核武器，主要是美国和俄罗斯，其数量相当于全世界70多亿人每人头上顶3吨TNT炸药，这足以摧毁我们这个地球若干次。战争的目的是占领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获取对方的资源，而不是同归于尽。毫无疑问，核武器的出现，对于战争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因素。我们党所讲的战略机遇期，跟这个判断密切相关。

第三，全球化。试想，将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提前40年，即在1968年爆发，那时中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国人会怎样？会欢舞雀跃，会说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可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同志讲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我国外汇储备中相当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全球化把大家的利益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第四，西方世界的改良。其中包含两重含义：

一、西方大国不得不放弃他们所建立的殖民体系。“二战”前，世界大体上被西方大国瓜分了，各自有各自的殖民体系。但是，现在殖民体系荡然无存了。因为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引起了战后席卷全球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1965年，我到刚果，参加一个青年组织的活动。一下飞机，黑人青年唱着歌，欢快地把我们围了起来。歌中唱到，过去我们做奴隶，今天我们做主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少数国家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的，多数是通过谈判取得独立的。这意味着西方大国也在放弃殖民体系。

二、西方世界内部进行的深度改良。我在法国当大使期间，遇到法国财政经济部长。这个部长既管财政、又管经济、还管工业，近乎中国的小国务院。我与这位法国财政经济部长聊天说，你们法国拿出多少钱进行第二次分配？他看看我，笑了笑说，吴大使，不得了的钱。我说，具体占你们法国GDP多少？他说，占法国GDP的46%。这意味着，它有一个庞大、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诸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生育补贴。所以，几年前法国某一地区爆发骚乱，一位记者跑过来采访我说，吴大使，会不会爆发革命？我说不会，这个时代过去了。什么时候革命？活不下去，才革命；能活下去，是不会革命的。

第五，世界发展问题更突出了。据联合国统计，人均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有10多亿人，不足2美元的有20多亿人。

（三）顺应世界潮流，在共赢中解决国际争端 1984年10月22日，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言简意赅地说，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当时我国面临的最大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是港澳回归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办法就是“一国两制”。对此，小平同志说，回归的香港澳门，应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而不是贫困动荡的香港澳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既考虑到中华民族，包括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又考虑到外国资本在香港澳门的利益，实现了共赢。

中国领导人讲共赢的历史并不长。第一次用共赢这个词，是在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这是江泽民同志那一代领导集体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中美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江泽民同志做出一个评价，这是一个共赢的协议。

在加入WTO的中美谈判中，对于美方做出的一次让步，龙永图对中方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也做一点让步，实现共赢。一位出席谈判的中国领导马上拉长了脸，很严肃地对龙永图讲，我们跟美帝国主义能够共赢吗？是的，假若时代不变化，是不能共赢的。因为战场上没有共赢，革命也不能共赢，只有时代变化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了，才会有共赢。

另外，小平同志在关于岛屿争端的讲话中讲到，主权归我，搁臵争议，共同开发。目前这12字仍然是我们处理岛屿争端的指导方针。就是因为世界潮流随着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战争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是威力无比的。国与国之间有冲突、有矛盾，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不了，怎么办？诉诸武力。可是，进入21世纪，美国人发动了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解决什么问题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没解决任何问题，还给这些地区和国家带来长期动荡，臵当地人民于深重灾难中，而且美国发动这两场战争耗掉了1.6万亿美元。这场金融危机跟这两场战争有没有关系暂且不说。但是，危机来了，要用钱了，美国内囊空虚，这是一个大问题。

战争解决不了问题了，这是21世纪的实践给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此，对于我国国防现代化的问题，我跟美国人讲过多次，全世界哪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不包括国防现代化？！中国也不例外。但并不是说，我国要跟美国搞军备竞赛，主要是保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如果违背了这个方针，那就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

四、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之要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到底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这个，必须正确认识我们自己。

（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三个因素

一、天时，指世界变了；

二、地利，指我们身处的亚洲很重要；

三、人和，指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一，天时。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志会见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的时候讲，我们的事业是与世界合作共赢的事业。今天的世界跟旧世界不一样了，具体来看，有四点鲜明的不同。

第一个变化。《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声明，本组织是依照以下原则组织起来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主权平等。1945年《联合国宪章》写下了这条原则，这是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时,有51个创始国。至2008年底,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增加为193个。没有主权平等这一条，会有那么多国家取得独立吗？不可能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在国际上争的就是一个平等地位。中山先生在遗嘱里面讲，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第二个变化。世界已经从MAD进入到MED，什么意思？就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谁也不敢动，一动都沦陷。进入MED，经济上互相依存，这是了不起的变化。有些人把今天的美中关系比喻成过去的美苏关系。前不久，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会议，美国前任驻华大使说，这两种关系完全不一样。美苏关系在最好的时候，1979年美苏贸易额达到45亿美元；而2012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个变化。出现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组织。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商品能够在全球流动。中国做的东西能够卖出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能够引进来。我们需要的资源能买进来。这很了不起。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为我国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国政府强调，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实，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光靠18亿亩耕地，是不够的。我国每年进口5000多万吨大豆、600万吨食用植物油，相当于中国增加6亿亩耕地。另外，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钢铁。我国的铁矿石只能满足我们自己20%的需要，80%要靠进口。因此，这个贸易体系对于中国的发展太重要了。

第四个变化。全球化使得生产的四大要素，即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流动。没有这个流动，中国能有这么快的发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中国人看世界一定要看到世界变了。世界不变化，中国不可能发展。在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以后，世界上还有很多冷战思维。中国有没有呢？也有，比如我们曾经以阶级斗争为纲。用这些思想看世界，会有很多毛病的。

第二，地利。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国际关系的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其中，拉动这个转移的主要因素是亚洲在崛起。20世纪60年代，亚洲GDP占全球10%，现在占25%，再过20年有望占到50%。那么，亚洲是如何崛起的呢？“二战”结束之后，亚洲第一个崛起的国家是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军事扩张的道路，碰的头破血流。“二战”结束之后，改弦易辙，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首个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很适合日本当时的情况，也很适合全球化的需要。1968年，即明治维新100年，日本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个浪潮，跟着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崛起了。采用的也是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第三个浪潮，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国家崛起，也是学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

第四个浪潮，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我国的模式基本上也是出口导向型模式。虽然今天这个模式差不多已经走到尽头了。因此，我国要调整发展模式，变成三架马车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即出口、投资、消费。但是不可否认，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曾经给中国很大的帮助。

第五个浪潮，印度1991年开始改革。1947年印度独立，比当时旧中国的情况好多了。独立之后，印度奉行尼赫鲁主义，即在政治上学习西方，诸如三权分立、选举制度、议会、政党、多党这些东西；在经济上学苏联的计划经济，学得很彻底。印度政府的效率不高，但是发展经济之类的事务都要政府来批准，所以印度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1991年印度实行改革，也实施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这五个浪潮推动了亚洲的崛起。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一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派了很多人去学习。特别是香港、新加坡，很多地方都讲中文，对于我们的学习很有好处。

第三，人和。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当年小平同志的路线，天时、地利都没有用。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们抓住了天时与地利，在顺应世界潮流中，发展了起来。

（二）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最大的利益就是要保持发展的势头

《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一篇是专门论势的，叫《势篇》。这个势很重要。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奋斗，才出现了如今这个发展势头。如果丧失了这个势头，回过头来再找，谈何容易？！要保持发展的势头，就意味着必须保持开放的势头，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抓住了这一点，就有了主心骨。小平同志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开放，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但是不要排外。希特勒也爱国，但光爱国还不行，在全球化的今天，要爱祖国，还要爱人类。

（三）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自己

当前中国与世界经济形势 篇5

【摘要】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我们应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看到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优势，增强战胜挑战、克服困难的信心，不断提高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 现状 影响 政策全球经济复苏步履蹒跚，全球经济复苏至今已3年，但复苏步伐依然沉重。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动荡时期。近两年，随着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受到较大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财政状况窘迫。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明显增多，稳定经济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在对当前世界经济现状作出基本判断的基础上，预判未来趋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走势和影响是我们分析和解决目前和未来经济问题的前提。只有正确判断和把握经济形势，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水平。

一、中国与世界经济现状

1）世界经济现状

2010年，世界经济在经济刺激计划和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复苏势头较为强劲。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赤字、债务、产能过剩、通胀、资本流动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可能进一步分化。

同时，全球流动性泛滥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和日本央行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持续超出实体经济的需求，导致流动性泛滥，美元指数再创历史新低，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使得股市虚假复苏和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伴随着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全球股市会出现分化。世界经济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明显分化。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市场缺乏信心。同时，全球流动性向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集聚，增加了这些国家管理通胀的难度，不仅加大本币升值压力，而且增加了资产泡沫。

2）中国经济现状

08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走向二次低底，经济危机的持续即调节恢复期一般是3-5年，而我们当前正处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是消化库存，平复心态，等待产业升级或变革的时期。而要走出危机最主要的是需要产业变革或升级。当前2012年应该是危机末期，目前从各种经济数据来看国内商品库存依然严重，房地产悬而未跌，外贸出口正在减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以及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等现象。

1、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2012年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2年，我国将发生两大历史性变化：一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将由中低收入组进入中高收入组;二是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

2、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看，2008年、2009年发放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集中到期,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款来源减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应当值得关注。

3、货币金融环境处于较快变化中，2009年开始我们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表现是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贷款的增长不断加快。

4、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1）要保证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的供给。2）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合理，要和整个稳定增长的目标结合起来。一要保证企业必须的经营资金需要；二要对于合理的买房需求，在信贷政策上加大支持。

二、影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因素

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中低速增长将成为一种常态，2013年增速与2012年基本持平或轻幅上扬，但仍然存在着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一，欧洲债务危机仍旧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尽管危机整体上维持在可控水平，但不排除个别重债国债务危机恶化，由此产生的政治分歧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政治、社会问题，从而拖累整个欧元区经济，并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第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释放流动性的规模、速度和波及面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仍旧是制约贸易健康增长的因素之一。全球复苏动力不足，贸易不平衡持续存在，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谓“竞争中立框架”的推行，均会催生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大宗商品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能源产出的增长态势和伊朗核危机的走势是影响全球能源供给的两大基本变量。未来世界经济的中低速增长意味着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宗商品需求总体稳定，但其价格波动幅度还取决于流动性的数量和流向。

第五，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前景值得关注。

第六，地区安全危机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主要体现：

(一)全球经济放缓,特别是美、欧、日经济减速,可能对我国的外需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慢可能会加大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三)国际市场能源资源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继续走高会加大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四)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和美元继续贬值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中国的经济应对政策

只要外部环境不出现系统性风险，中国必须增强经济改革的“定力”，牢牢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较长时期的优良环境。针对世界经济走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变化趋势，提高政策主动性、前瞻性和灵活性，制定长短结合的对策：

（一）短期内：密切跟踪国际经济动向，提高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

一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

二是加强短期跨境资本监控。

三是加强地方债务监管。应客观全面评估全国财政和债务状况，并区别债务类型，建立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同时，为地方政府找到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渠道。

四是防范短期金融风险。虽然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需要过虑，但是也需要对部分过度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强监管，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中长期：继续深入推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1.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从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以及纾困措施看，我们必须找到国内经济的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中长期经济发展营造和谐、宽松的环境：一是切实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人就业问题。应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创新消费金融和科技金融模式，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尤其是为青年人提供创业环境；同时设计更加灵活的用工制度，提高就业弹性。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以来，银行信贷、尤其是大银行信贷主要服务大客户，中小银行和其他信贷工具主要服务中小客户。三是加大科技创新。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 篇6

一、【背景材料】

2014年9月5日，为期三天的“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与会中外代表就“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这一主题，围绕“中国改革：共性与特色”、“中国改革：多元与共识”、“中国改革：竞争与共赢”三个分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各国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专业领域，对中国改革的背景、特色、优势、挑战、前景等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交流，提出了很多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和看法，增进了对中国改革和执政党角色的了解和理解。与会外国专家学者对会议的成功召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会议议程新颖丰富，既有理论研讨，也有实践考察，既有专家交流，也有高层对话。中外学者通过为期三天高密度、高质量、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交融交锋，获得了一手信息，增进了客观认知，引发了理性思考，也看到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开放务实的中国共产党。闭幕式后，当代世界研究中心邀请学者代表与中外媒体见面，分享参会感受并回答提问。

二、【理论分析】

1、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话会的主题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从根本上说是由其性质和宗旨决定的。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人活力。

（3）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决策制定时，党不是单纯地对决策进行解释，而是去基层倾听百姓需求，通过媒体搜集社会舆论意见、联合智库深入研究问题，并将这几方面意见汇集起来，真正让百姓满意，实现良性互动。

2、从生活与哲学角度分析

（1）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和特色，都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有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民族风情，但只要坚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都是可以和谐相处的。（2）物质决定意识原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外学者通过为期三天高密度、高质量、高层次的思想交流交融交锋，获得了一手信息，增进了客观认识，引发了理性思考，这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结果。（3）坚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一路一带”是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动的重要战略。所谓“一路”是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谓“一带”，是

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③中国共产党是“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关系着“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现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6.下列关于中国共产党与改革的关系认识正确的是：

①改革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②党的意志通过改革上升为国家意志 ③改革既要体现党的意志，也要体现国家的意志 ④在改革中，党要行使好各项国家职能

A.①③ B.②③ C.①② D.①④

李源潮在会见“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代表时说，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希望与会代表实地了解中国发展变化，坦诚交流对话，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为推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作出贡献。据此回答7—9题.7.在我国，很多重大方针、政策及法律的出台，背后都有民主党派及政协调研、建言的影子。这表明：

①民主党派具有法律规定的参政权 ②全国政协履行了参政议政的职能 ③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行使立法权 ④民主党派对很多重大方针、政策及法律的出台作出了重要贡献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8.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

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注人活力 ③坚持依法执政，完善党的领导 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各方面的建设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①④

9.与会代表的坦诚交流对话，有利于: A.不断完善多党合作机制 B.理性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C.紧紧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D.增进对中国改革和执政党角色的了解和理解

10.实践证明，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国情和特色，不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谐相处。这启示我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要注意：

1.A 2.B 3.C 4.A 5.B 6.A 7.B 8.A 9.D 10.C 11.A 12.B 13.D 14.（1）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话交流要坚持从中国的历史的现实的实际出发，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

（2）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话交流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世界工厂”演进及其对中国启示 篇7

1.“世界工厂”的含义

(1) “世界工厂”的定义

什么叫“世界工厂”?简言之, “世界工厂”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世界工厂”不仅是某些工业制成品的全球主要供应者, 而且是一系列对经济发展起关键性拉动作用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的全球主要生产商。

(2) “世界工厂”在经济全球化下新的内涵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都被纳入一个以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联接起来的全球性网络,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的最佳配置。

2. 英国:自由竞争时代的“世界工厂”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 随着市场机制的形成及其运作, 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率先在英国取得统治地位,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 强调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政策, 强化了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自发调节作用, 支持并促进了这一时期英国的工业化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有三个因素:

(1) 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

工业革命完成后, 机器的使用进一步普及, 更使经济蓬勃发展, 工业生产保持世界首位, 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在纺织业, 纺纱机和织布机的问世使产品的质和量得到极大提高, 而以蒸汽作动力更是解决了人力纺织的困难。

(2) 他国的工业革命为英国提供了产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9世纪中期, 欧洲大陆各国和美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 他们急需各种机器设备、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 这为英国的工业产品出口创造了极大的需求, 从而促进了英国工业的急剧发展。

(3) 自由贸易政策进一步增强了英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

过去严格的保护关税制严重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而且成本低廉的英国工业品无须关税保护。通过取消保护关税政策, 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3. 美国:市场自由竞争走向政府干预时代的“世界工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加剧, 英国作为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步伐缓慢下来, 并逐渐丧失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而美国的工业出现跳跃式发展。在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干预, 使美国作为新的“世界工厂”脱颖而出。美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1) 产业革命促进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2)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刺激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3) 政府的投资使美国具备了一系列领先的新兴工业

二、中国“世界工厂”化的基本发展战略

1. 以我为主, 自主创新

由于通过引进方式只能获得一般意义上的边缘技术, 核心技术的取得是无捷径可走的, 但核心技术又决定着制造业发展的总体方向, 因此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 必须拥有自己的关键性核心技术作支撑。主要是要以我为主, 自主创新, 充分发挥政府的政策诱导作用, 积极调动企业自主开发的积极性。

2. 加强技术装备, 推广先进制造技术

先进的技术装备是一国科学技术进步的物化形式和集中体现, 没有自己先进的技术装备, 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工业, 也不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另外, 先进制造技术是支撑现代制造业的骨架和核心, 在信息科技革命浪潮影响着人类一切经济活动时, 传统制造技术必然受到冲击, 先进制造技术就是传统制造技术与信息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相结合的产物。

3. 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

企业是技术自主创新的主体, 作为产业层面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上。激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是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的关键, 是自主创新制度安排的核心问题。

4. 制定配套的产业引导政策和金融财税政策

适当的产业政策和金融财税政策对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政府可以制定产业政策, 鼓励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或项目投资, 对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叫停等。由于研发创新活动都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对于企业来说就面临较大风险, 国家可以制定适当的金融政策, 如财政拨款、优惠贷款、补贴以及担保等, 来分散创新者的风险, 激励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对于由研发创新结果得到的收益, 可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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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弓正:“世界工厂”的落日余晖[J].现代班组, 2009, (11)

[3]韩云霞:浅谈中国制造业“世界工厂”的发展策略[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 2009, (16)

[4]黄蕾:“世界工厂”与“世界加工厂”的比较[J].统计与决策, 2005, (15)

[5]钱秋岚:对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思考[J].观察与思考, 2005, (1)

世界工厂与中国 篇8

“世界工厂”概念已过时

当我们使用“世界工厂”一词的时候，实际上是以工厂为“基元”在讨论问题，即把单个工厂当作最基本的主体来看待全球的产品生产能力分布。这种角度在英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对的，但用来刻画当前的中国则有刻舟求剑之嫌。

很大程度上，工厂（factory）已经不适合作为观察当代工业体系的基础单元。factory一词在中古英语中本意是“代理店”，其词义演化成“制造厂”与工业革命有关。工业革命的特征是使用机器代替手工来进行生产，使用很多机器的企业被称为factory或manufactory，以区别于手工为特征的企业firm（工场）。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大批量生产、大规模制造在工业体系中成为主流，于是大型流水线、大车间之类大规模制造的场景便成为“工厂”意象中的主要部分，这构成当今使用“世界工厂”一词时“工厂”的通常意涵。

在这种意义上，“工厂”是工业体系中的主体，输入原材料和零件，输出制成品；要生产出更多制成品，就要建立更大的工厂。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意思就是说中国在扮演世界最大工厂的角色，为全球生产工业制成品。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在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业认知来看待当代工业。在这样的视角下，如果按照贸易增加值统计体系的方法来观察，会发现中国所组装的零部件，其实大量来自进口，那就会产生中国只是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组装厂角色的看法。如果注意到一些新迹象，即新建的组装厂选址从中国转向西方国家，就可能得出“制造业回流”、“西方国家正在‘再工业化’”的判断。不过，在当代工业的现实图景下，这种判断需要重新思考。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远程制造成为现实，工业的每个环节都可以单独拆分出来在全球范围寻找最适合的承包方，制造与设计、管理、销售等以往通常都在“工厂”内部的环节相互分离，在空间上重新划分。于是，全球离岸外包之网蓬勃发展起来。离岸外包是项目的发包方与承包方处在不同国家的外包合同，离岸外包的迅速发展使原先在一国之内甚至在一个工厂之内价值链转移到多个国家之间，成为全球价值链。以此为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不同以往的全球工业图景。

重绘世界工业图景

20世纪60年代之后，集装箱运输迅猛发展，把产品分解为多个部件在全球进行制造和组装有了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兴建海外制造基地的浪潮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跨国公司根据各个国家的成本状态来协调生产和分配任务，从公司和行业内部进行生产的组装活动中诞生了离岸生产和生产地的转移。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则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互联网的基础上，离岸外包的任务从“部件--组装”升级为向全球委托任何分工环节，即从货物贸易发展为任务贸易，由一国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

在全球制造时代，整个工业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产品制成的各个环节，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等环节已形成了有序的全球网络。由于曾经在一个工厂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分布到全球，因此“工厂”的词义也需要重新认识：现在的工厂已经不是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主体，而只是全球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任务的节点，多少有点类似于“车间”的功能，世界本身才是个大的“世界工厂”，中国只是这个 “大世界工厂”中最多的车间集合。

当前，全球工业体系的大致图景可以分为设计、原材料、制造、销售四个“模块”勾勒其轮廓。

设计是生产过程的开始，而设计的出发点是市场需求，因此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地方能够提出对工业品设计的最多要求。当前，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消费市场，因此最大量的工业产品也是根据其需求设计的。设计连接的是市场与工厂，要把需求表达为工厂的操作，因此设计能力与对市场和工厂两端的理解都密切相关。当前设计能力最强的仍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世界上最密集的“创新”产业集群分布在美国西海岸。不过，设计过程中最大量的工作环节也是分解为模块外包出去的，承接这种“包”最多的是中国和印度。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提出的需求更多，设计能力逐渐在向中国转移。

原材料的价值其实本应由制造业来决定，但与生产的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是国际原材料交易的金融化，原材料被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了之后，其价格是由交易市场与结算货币决定的，即被中间环节决定。当前掌握货币权力的金融国家在努力与资源国家联合起来向制造业国家提出更高的要价。

制造是生产过程的核心，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能力。理解当代制造业不可忽略的背景是“系统工程”。当代的最终工业产品其实都是系统工程产物，为了把它们制造出来所需要的“工厂”，就是世界这个“大世界工厂”，因此每一个具体的、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规模已经不重要。拿手机为例，为了制造一个手机的“裸机”，就需要组装数以千计的零部件，而这数以千计的零部件中很多都有不同的可选型号，往往每个型号都是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的。在这幅图景中，中国是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工厂最多的所在地。而把诸多工厂串联起来的，是服务于最终产品的“生产体系”——通常是由最终产品的品牌拥有者主导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制造环节是以生产出口产品为目标的，则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厂要被出口产品的品牌拥有者来分配其分工位置，而这些品牌拥有者大部分是西方跨国公司。

销售决定着制造体系“卖什么”，从而在动态地塑造着整个制造体系。在当代，销售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整个工业体系中的“大头”——这一点看上去不太好理解。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行业销售额最高的是电子类产品，如手机、空调、电脑等，而这类产品的售后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些售后服务提供的具体服务内容往往是制造岗位的转移，比如机械、电子岗位。因此，其工作内容其实与工业岗位类似，但在统计上却从第二产业转移到了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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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业生产的序贯环节——从原材料开发、转运、加工，到产品设计、制造、销售的链条，即价值链已然全球化，其背后是全球信息网络的贯通和金融服务网络的衔接。曾经可以按照国界线来划分的一个个单独的产业体系，已经被全球一体化，成了全球产业链之网，我称之为“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

“工业生态”才是关键

摆脱建立在单个“工厂”基础上的工业认知，从系统的观点来看问题，就会看到“工业体系”才是观察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尺度。在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往往一个产品所涉及的生产环节就有几万个，飞机这样的产品涉及的生产环节则有几百万个。这么多环节需要的供应商也往往难以计数。一个国家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产品，取决于能够协调多少个环节：协调的环节越多，就能生产出更复杂的产品。

决定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即能够生产人类全部工业品种类中的多少种。在所有的工业品中，系统集成程度最高——即需要集成的工业门类最多的是宇宙飞船，生产宇宙飞船需要集成全部工业门类的七成以上。能够生产出宇宙飞船，说明这个国家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且能够充分有效地进行协调，这样的国家实际上能够生产从最高端到最低端各种工业品。

不过，“工业体系”这个词尚不能充分表达工业能力的来源。因为“体系”是一种静态的描述方式，难以传递“活跃度”方面的信息。因此，我主张用“工业生态”（industrial ecosystem）一词代替“工业体系”，以说明工业不仅是个系统，而且是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活性”非常重要。

使用“工业生态”一词，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中美工业现在的差别。2011年2月，奥巴马总统曾经问乔布斯：能不能在美国建苹果手机生产线以解决就业？乔布斯回答说：技术上来讲完全没问题，但需要8000多名工程师，在美国招募这么多工程师至少要9个月时间，但在中国只需要两周，这就决定了生产实际上只能在中国进行。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从“生态”角度来理解工业体系“活性”的重要性。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大大降低。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要想重新“找回状态”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相当富有活力。这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大部分工业岗位就业人员都处在“有活干”的状态。

“工业生态”不仅与工业生产体系有关，与人口、消费乃至社会、文化都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在上升，但劳动经验或者人力资本也在积累。随着信息化和自动化的发展，当代工业越来越不需要低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但越来越多地需要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者。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向更为复杂的中高端工业产品方面。

正如一套自然生态系统难以转移一样，一套工业生态也是难以转移的。西方的工业基础之所以会大量转移到中国，是因为中国具有适合承接现代工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的存在，是有苛刻条件要求的，比如工业基础设施水平、劳动人口的知识水平、社会组织能力等。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芯片制造商想设立一个海外工厂，备选厂址分别在当时力推工业化政策的非洲某国和中国苏州。在非洲某国招募的工人是从技术学校成批招入的毕业生，而在中国苏州招募的工人则尽是受教育年限较短的家庭妇女。结果，培训期过后，非洲某国的工人合格率不足一半，而中国的工人合格率高达98%。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而生产线上用镊子，对手部动作的要求近似；并且，苏州的家庭妇女在家里的主要活计是绣花！较高的科技基础教育水平和社会组织能力使得中国的工业生态难以被其他一些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复制。因此中国的工业事实上很难“移出”，只可能“外溢”——即中国的产业体系向境外扩张。

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升级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扩大内需并推进产业升级，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技术创新或商业模式创新引发的生产与消费过程的重组。创新从哪里来？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冥想得来的，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实际需求中得来。如果这个国家的生产链条主要是服务于国外订单的，当然所做的主要也就是在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根据这些需求进行产品设计的主导方当然也就是国外公司，于是这个国家的熊彼特式创新必然会不足。要想在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就成了前提。

把创新建立在国内市场基础上，就需要进行产业升级。要把需求表达成产品并且卖出去，就要有设计能力、价值链构建能力和分销能力为支撑，而这就涉及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壮大问题。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在1935年提出，当时的产业背景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业”可以比较清楚地等同于“制造业”，因此“第三产业”也可以比较清楚地按照“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的标准被区分出来。但在当代这种区分却明显过时，因此，当代的“第三产业”需要分成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来看。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设计咨询、工程咨询服务业等，很多都是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的。这种分离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实际上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比如说，要生产更为复杂的产品，可能就需要使用数控机床，而数控机床的关键是编程，编程工作可能会被外包给专业公司，在统计上，给机床编程的工作如果是由独立的公司来做的，就算做第三产业。

在全球共同的微观基础上，产业发展趋势是“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即就整个价值链而言，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系统规模越来越大，但系统中的大多数企业会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只做某一项精细分工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拥有高度现代化制造业体系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中约四分之三是1～9人规模的企业，而299人规模以下企业占全部制造业企业数的99%，这是因为其分工网络高度发达，大多数企业都在大企业为核心的分工网络中承担某个细分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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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带有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特征。而第三产业的创新则会体现为生产网络组织结构的创新或者具体环节的技术升级，而这些都是“实验室”意义上的行为。因此，中国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实验室”升级。

只有朝着“世界实验室”方向升级，决定产业体系水平的两个根本性支撑因素：品牌和金融才能真正发展壮大起来。品牌曾经是产品生产者的标签，但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品牌拥有者的角色已转变为价值链的规划者与管理者。只有发展壮大自己的品牌，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主动地位。品牌的壮大需要多种要素的协力，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实验室中的创新。现代金融体系是全球价值链的“地基”，没有现代金融体系把地球连接为一体，全球价值链就不可能建立。而金融本身的发展壮大，需要的是这个国家的实验室能够提供带来“破坏性创新”的产品。美元的地位离不开“美国创新”的支撑，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中国创新”的助推。

下一轮产业革命

西方的“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会改变全球工业格局，使制造业回流并削弱中国地位吗？这需要从“再工业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来分析。

所谓“再工业化”，其依据是西方国家一些新建的工厂。但这些新建的工厂其实是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非新的趋势。现有的全球工业体系朝着“体系越来越庞大，主体越来越精巧”的方向发展，其后果之一便是“就近组装”——在销售地附近组装。由于产品越来越复杂，以及组装环节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因此离岸组装再运到销售地，会越来越不如在销售地附近组装节约成本。仅通过西方国家建立几个组装厂来判断“再工业化”是极其不充分的。西方国家能否“再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是其“工业生态”能否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水平，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种概念炒作，其支撑论据大约有三：3D打印、自动化、能源革命。但仔细分析，三者“忽悠”的成分都远大于实质内容。

3D打印根本不可能支撑新的工业革命，这是由其原理决定的。3D打印是增材制造，是把材料“堆积”成型的，这就注定了其制成品的材料强度有很大问题，并且难以克服。3D打印的优势其实只在于复杂物品的成型，这对设计环节很有用，但仅靠设计环节的改进是不能带来全产业链的颠覆性创新的。何况中国的3D打印技术并不落后。

自动化程度提高是全球工业的共同趋势，西方媒体论证自动化能带来“再工业化”的理由是可以减少劳动人口方面的劣势。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自动化其实并不节约人力，只是改变人力的用途而已。自动化会减少直接加工零件的工人，但却增加编程和调试岗位数量，综合算下来减少人员数量有限。并且，要想能让机器人完成生产动作，需要由精通生产动作的人来编程。在全球大部分最基础的工业环节都在中国进行的，世界上精通生产动作的人都在哪里呢？

至于能源革命，更像是个气泡。能源革命的最大论据在于页岩气。而页岩气可能仅仅只是一个泡沫，而不是一场革命。美国页岩气的盈亏平衡点大约在7美元/百万英热单位左右，但实际天然气价格只有3～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这种长期亏损的行业根本不具有支撑一场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