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精选8篇）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篇1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把握时代性，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坚持以人为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尽快改变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顺利完成了从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

教育方针的制定和落实，事关国家教育事业的兴衰成败。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

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与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教育事业面临的首要问题。1949年9月，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目的，即“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两为”作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确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作用。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卓有成效地接管和改造了旧教育，为创建新中国教育奠定了基础。为落实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部分别规定了中小学教育的宗旨和任务，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根据教育方针相继确定了各自的宗旨和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教育事业逐步全面走上规范办学的轨道。

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渡，教育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的急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逐步明确提了出来。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这一方针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持久的指导作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即“两个必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冠以“教育方针”字样对教育方针的表述。此后，人们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这就是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中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以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及其教育活动为实践依据，以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为政策依据，继承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总方针的优良传统，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发展的方向。这一方针于1978年正式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据此制定的各项政策，保证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贯彻落实教育方针，培养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素质较高的劳动后备军和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发展与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教育事业也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适应这一根本任务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得到了发展与逐步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里提出的教育方针，是根据当时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提出来的，也是总结新中国成立32年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这对教育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1983年9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在以后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得到明确体现。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还直接写入了“三个面向”。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在教育方针认识上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升华和历史飞跃，在教育方针实践中加强了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促使教育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需求，按照现代化建设要求进行全方位改革。

20世纪90年代初，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方针的表述更加规范化。1990年12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素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重申了这一方针。1995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沿用这一教育方针，但在文字上作了重要修改，除了在“建设者和接班人”前加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外，还在“德、智、体”后加上了“等方面”，反映了在教育方针认识上的深化。至此，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完成了法律程序，写进了教育的根本大法。

世纪之交，随着素质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发展，我国的教育方针又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都在人才培养中提出了“美”的要求。这样，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就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新的教育方针，确立了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明确了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根本途径。这一新的教育方针,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的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开启了教育方针认识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首次提出了教育“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方针。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对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了新的阐释和丰富。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日益完善。广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带来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正确把握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与发展趋势

教育方针是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它是党和国家教育工作发展的总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总概括。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教育事业的服务方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一是应当自觉地服从并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二是发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功能，三是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四是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教育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二，必须明确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教育不仅要与生产劳动结合，而且要与社会实践结合，应与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有机结合。

第三，必须明确教育的总的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将全面发展思想写入教育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明确提出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培养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正确贯彻和落实教育方针，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必须体现和把握以下思想特征和发展趋势。

一要把握时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适应时代要求实现了三次根本性的转变：

（一）1是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2是实现了由“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向“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转变；3是实现了教育为计划经济服务向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转变。教育方针的制定应鲜明地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随着历史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把握时代性。

（二）要尊重教育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方针尊重教育规律，充分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1是在教育服务方向上，更加注重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有机统一；2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3是在人才培养途径上，更加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把握教育自身的特性，遵循教育规律，体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要体现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已成为新时期全面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成为保证全面而准确地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重大举措。

（四）要坚持以人为本。面向新世纪教育方针的制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点转向人本身，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发展时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是引领教育发展的思想旗帜和行动指南。在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我国教育事业必将出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教育质量必将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篇2

1.“礼法合治”学说的萌芽期———西周。

自夏商始而讫于西周, 是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和雏形阶段, 法律尚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 法律渊源主要有以礼、刑为主的习惯法和王的命令等。西周处于这一阶段的晚期, 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 明德慎刑”的思想, 认为“德”的核心是“保民”, 统治者要长治久安, 就必须体恤民情, 做到“明德”、“慎刑”。“明德慎罚”的思想就融合着“礼法合治”的积极因素。在“明德慎罚”思想指导下, 西周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礼刑并立”“出礼而入刑”的法律体系, “周世书籍既广, 六典举其凡目, 礼与刑书次之” (章太炎《检论·汉律考》) 。西周时期的“礼”与“刑”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 “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 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 “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 对人们的言行作出正面的指导, 明确地要求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其功能重在“教化”。“刑”是消极的处罚, 是惩恶于已然的制裁。对于一切违背“礼”的行为, 进行刑罚处罚, 其功能重在“制裁”。凡是“礼”所禁止的行为, 亦必然为“刑”所不容, 即所谓“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 (《汉书·陈宠传》) 。西周之“礼”, 分为“官礼” (典礼、经礼) 与“仪礼” (曲礼) , “官礼”规定以官制为核心的典章制度, 为“经邦之轨则”, “仪礼”规定祭、冠、婚、丧、射乡、朝聘等方面的礼节, 为“庄敬之楷模”。西周之“刑”, 乃是贯彻执行“官礼”的后盾, “天叙有典, 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 自我五礼五庸哉!天讨有罪, 五刑五用哉!” (《尚书·皋陶谟》) 西周“礼法合治”尽管仅仅是一种趋向, 但经过后世儒学大家的推崇、渲染, 却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叹其“郁郁乎文哉”, 孙中山称之“文物已臻盛轨”。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对西周之“礼法合治”倍加推崇, 并在其基本精神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完善, 使中国古代的“礼法合治”循着不断丰富完善的趋向发展下去。

2.“礼法合治”学说的形成期———汉朝。

西周之“礼法合治”之法治思想深深影响了汉代大儒董仲舒, 他在此基础上提出将“三纲”为代表的儒家道德观念融入以律为主的封建法律体系中。在汉高祖时, 儒生陆贾在主张“道莫大于无为”的同时, 还强调了“行莫大于谨敬”, 建议刘邦“行仁义, 法先圣”, 重视德治。及至汉文帝时, 贾谊也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再次提出过“法先王, 行仁义”的主张。但总体而言, 在这一阶段, 儒学还是坐了冷板凳, 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汉武帝一改此前崇尚“黄老”的风气, 采纳儒者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 以期实现汉王室万世一统的雄心壮志。自此, 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儒学独尊”的历史方向, “德主刑辅”的儒家法律思想成为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董仲舒很精辟地运用阴阳学说解释了“德”与“刑”的关系, 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 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 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 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汉书·董仲舒传》) 在他看来, 自然之道中阴阳不可或缺, 治理国家中“德”与“刑”也是如此, 二者并不矛盾, 不可将其对立起来。但二者有主次之分、阴阳之分, “德”为阳、“刑”为阴, 因此“刑”辅助“德”的道理就如同阴辅助阳一样自然而然。他进一步解释说:“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 厚其德而简其刑。”[1]243也就是说圣人治世“德主刑辅”, 只有德刑并用、礼法并行, 才能标本兼治、长治久安。“德主刑辅”体现了“礼法合治”的法治思想:它重视道德教化, 认为经过道德的教育和感化, 众人能遵守礼仪制度, 不逾越礼的界限;它主张宽猛相济, 针对少数冥顽不化之人, 施以刑罚予以制裁, 以维护封建的纲常礼制;它提倡刑罚适中, 反对滥施刑罚的严刑峻法;它强调以“仁”为本, “仁”即“爱”人的生命, 因此需施仁政、行德治、轻刑罚;它倡导以身作则, 人人都要践行道德规范, 崇尚道德, 注重修养, 为他人作出表率。这种先用德礼进行教化, 教化无效再辅之以刑罚, 德刑结合、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 遂成为武帝以后汉王朝法治的指导思想, 其影响及于整个封建后世历代王朝。

3.“礼法合治”学说的发展期———魏晋隋唐。

从魏晋以来, 礼不但指导法, 而且成为重要法典的主要内容, 形成了礼教支配法令的局面, 为礼所肯定的便是合法的, 礼所不容许的, 即为法令所禁止。如《北齐律》这部影响深远的律典, 将“重罪十条”入律, “重罪十条”即后世法典中之“十恶”, 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十类严重危害封建专制统治和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 自北齐开始被置于律首, 凡犯者严加惩治。“重罪十条"由秦汉时的“不孝”“反逆”等罪名发展而来。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封建正统, 违反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大逆”“不孝”等罪日益系统化、规范化, 至北齐形成“重罪十条”, 包罗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各个方面, 进一步把礼法结合起来, 强化了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维护。唐朝的法律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其法律体系的核心法典———《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为指导思想的, 它是“礼法合治”的产物, 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疏议》包含以下特点:一是在法中全面贯彻礼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二是科条凝练概括, 法律描述严密周详, 逻辑严谨缜密, 疏议得当精深;三是用刑持平, 死刑大为减少, 涉及礼教的犯罪处罚有所加强;四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 篇章结构井然有序, 法律形式相得益彰。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 《唐律疏议》一直被现代的法律研究者所重视, 它被视为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 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律疏议》不仅影响了后世王朝的法律制订, 而且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 对亚洲各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都取自《唐律疏议》, 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 日本《大宝律令》也是以唐律为蓝本。

4.“礼法合治”学说的完善期———宋明清。

这一时期理学法律观开始形成。理学法律观认为法律是“天理”的派生物“存天理”的力量, 是纲常的外在表现, 主张德、礼、法、刑“相为始终”, 不可偏废;主张“原情定罪”, “明刑弼教”, 用礼义指导刑法的贯彻;强调“以严为本”、“重典治乱”, 从重惩罚违背纲常的行为。这一时期有《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影响深远的综合性法典出现。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重视“重典治国”的重要性, 但他毕竟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者, 同样深知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 早在《大明律》制订之初, 朱元璋就明确地说:“礼法, 国之纪纲。礼法立, 则人志定, 上下安。建国之初, 此为先务。”[2]187所以, 治国重礼、礼法结合也成为《大明律》的立法指导思想。满清入关, 清朝统治者在保有民族习惯的前提下, 积极吸纳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 以“参汉酌金, 渐就中国之制”[3]232为指导思想构建其法律工程, 最终成就既维护清朝贵族特权又彰显礼法合一特点的《大清律例》, 为中国传统“礼法合治”法律思想添上了浓重的收尾之笔。

“礼法合治”贯穿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演变的全部历史, 诠释着古代中国人对于法的认识、理解和运用, 这些基于古代宗法文明而精心设计的制度, 渗透着古人的智慧和对古代中国的理想秩序的追求。古人对于完善“礼法合法”法治思想的执著追求, 犹如那亘古久远的星光, 依然在我们追求依法治国前行的道路上熠熠闪烁。

参考文献

[1]李连贵.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00.

[2]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M].法律出版社, 2006.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篇3

【关键词】黄炎培 职业教育 形成与演变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1-0016-02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以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传统教育，建设中国的职业教育作出重要贡献。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是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压榨，使这些国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紧锣密鼓地大办实业。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技术和管理人员严重短缺。那么，为民族工商业输送人才就成了教育界的一大课题。[1]经过洋务教育和维新教育的相继推进，促成20世纪初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其中，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两个热点。癸卯学制颁行后，普通教育发展速度远高于实业教育，二者比例极不相称，职业教育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迅速发展起来。

一、早期的实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教过书，但主要是长年在外为人作幕僚，家庭生活并不宽裕。黄炎培幼年跟随母亲孟樾清识字，九岁起到外祖父家塾读书，受《四书》、《五经》教育。黄叔才好打报不平的耿直性格和母亲待人宽律己严的教诲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小时候就接触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明白了适者生存的道理。后又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加入同盟会，与蔡元培一起宣传革命。

年轻时期的黄炎培，曾一度是杜威的追随着。杜威的学说经过胡适等人的宣传，在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多多少少地受到了杜威的影响。黄炎培早年与南通张謇、与无锡荣家兄弟等等实业家们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

1913年，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主张，旗帜鲜明地举起实用主义教育的大旗。[2]在文章中，他对“癸卯学制”颁布以来中国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作了考察，指出学生在学校中所受到的道德、知识、技能训练，走上社会后毫无用处。这就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接着，黄炎培发表了《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一文，并同杨保恒合作发表了《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等文章，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黄炎培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也体现出黄炎培走向生活的务实精神。

1914年他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务，考察皖、浙、赣三省的教育，发现当时教育制度“学不致用”的弊病，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1916年考察美国教育，了解到欧洲德国职业教育促进经济繁荣，亲眼见到美国职业教育盛行，受到启发，回国后积极提倡职业教育。[3]他指出当时的教育脱离社会，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教育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影响和制约的，黄炎培在此时期提倡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观只着眼于教育内部问题，并没有触及到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联系，[4]他在后期的探索中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出相应的观点和措施。

二、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随着民族工商业对人才的渴求，以及黄炎培频繁的国内外考察活动，他感到实用主义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实现自己学以致用的主张，因而提出了更直接地为社会输送人才的职业教育——这是黄炎培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深化。[5]

1917年1月，黄炎培又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发现职业教育的大发展给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4]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要发展职业教育。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1917年黄炎培提出从小学起进行职业陶冶，初中阶段进行职业指导，高中设职业分科，建立一个职业陶冶——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习——再补习的职业教育体系。[6]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黄炎培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标志着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的形成。宣言书中这样指出：今岁全国教育联合会、各省区代表报告，则升学者仅及十之一或不及十之一。若夫高等小学，今岁调查江苏全省，毕业者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之一；此外大都营营逐逐，谋一业于社会，而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者也。[7]

20年代起，他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职业教育的目的包含了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促进事业发展、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该职业教育目的的提出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普通教育，加强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和社会需要之间联系的必要性。

1926年，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认为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和沟通所有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更多地探寻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的适应问题。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发展和深化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它把兴办职业教育纳入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之中，改变以往就职业教育办职业教育的缺陷。他认为，职业教育须适应社会需要，包括办学宗旨的社会化（以教育为方法，而以职业为目的）、培养目标社会化（在知识技能和道德方面适合社会生活和社会合作的各行业人才）、办学组织的社会化（学校的专业、课时、教学安排均需根据社会需求和学员的志愿与实际条件）、办学方式的社会化（充分依靠教育界、职业界的各种力量）。

在实施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尊重学生选择的自由，积极开展职业指导，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为确保职业教育的实效，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要和教育界、商业界等社会各界加强联络，要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并贯穿于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始终。

30年代后，黄炎培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事业，职业教育思潮逐渐消退，但其对当时及近代社会的影响依旧深远。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评析

在当时的社会，推行职业教育是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政治、经济等的影响，黄炎培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推进职业教育，不愧为爱国民主职业教育家。研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对于增加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完善职业学校教学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以黄炎培为主要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现代教育发展有重要影响。它影响了1922年“壬戌学制”的改革，不仅使职业教育在学之上正式确立并加强，而且注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沟通，体现了中学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职能；在教育实践上，它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活动的发展，所体现出的平民化、实用化、科学化、社会化特征，是对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充实和丰富，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论是从理论的探索，还是从实践的试验来看，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研究都是比较完善的，很好地诠释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

在思想的侧重点上，黄炎培早期职业教育思想更多以解决个人生计问题为重。他认为基于“青年谋生”与“社会分业”之需要，应充分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宗旨应包括三方面，即“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此后，黄炎培又提出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论和“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同时也可以看出其注重个人生计问题。

从黄炎培探索职业教育的过程看，黄炎培早期主张实用教育，后期不断完善、探索，提出系统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是顺应时代潮流产生的，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职业教育必须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制度，适应社会的经济发展，及时调整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式，促进其长远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华斌.黄炎培传[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92.

[2]刘巧利.《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暨中国教育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研讨会[C].北京：出版者不详，2009.

[3]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刊 1987[M].中华职业教育社，1987：67.

[4]刘凤，王小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形成背景的回顾及启示[J].职教通讯，2010，（7）：51.

[5]王华斌.黄炎培传[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95.

[6]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27.

[7]田整平，李肖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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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篇4

就目前形式来看，厂商合作模式的焦点问题基本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品牌买断模式的冷收缩

五粮液旗下品牌五粮醇酒成功买断的经典案例，深深刺激着能够规模化经营的酒水厂商。在到间，剑南春、泸州老窖、郎酒、西风、古井、宋河、丰谷、太白、杜康、牛栏山二锅头等品牌纷至沓来，整个白酒行业轰轰烈烈开展着白酒买断运动。随着买断模式盛行和疯狂，白酒买断后的弊端也随之衍生而出，买断模式逐渐呈现出一种冷收缩状态。

1、 子品牌对母品牌的伤害

经销商的生存之本是商品赢利，经销商经营本质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品牌买断经营恰恰赋予了经销商能够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和空间。于是，一些买断商根本不顾子品牌对母品牌的伤害，借势母品牌的影响力，进行短期逐利行为。例如一些五粮液独立式子品牌，竟能在市场投放时，私自在品牌前面贴上“五粮液”的铭牌。正是由于子品牌的种种不正当行为，严重伤害和影响母品牌的发展张力，导致厂家有意识收缩独立式子品牌，保证母品牌的持续增值。于是，诞生了新的买断模式－产品品牌化买断，即厂家依靠某一核心产品作为合作对象，在传播和推广上则以品牌化的方式进行塑造和操作。例如陕西西风的大部分买断产品上都带有西风二字，使西风的买断产品能够有效的为品牌增分。

2、成功后的厂商合作矛盾

厂商合作本质是站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才能避免矛盾的发生，

然而，当厂家借势经销商资源，使品牌发展更上台阶的时候，一旦经销商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按照厂家的整体品牌战略出牌，即使实力再强，双方也会因此产生种种矛盾，面临着可能被厂家直接取缔的结果；当经销商借势厂家资源，把子品牌做的风风光光时候，也希望摆脱厂家对自己的“压榨“，自立为王。例如五粮液旗下的金六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随着金六福企业在五粮液这个大树哺育下迅速茁长成长，金六福已经无法满足自己的命运被掌握在别人手中，为了突破买断运营模式的困境，金六福选择了两条腿走路，即收购区域品牌和创建继金六福之后另外的全国性品牌。

二、 厂商合作冰火两重天的尴尬

对于许多厂家而言，依靠大经销商的大力支持往往是品牌成功的关键，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如新疆伊力特与浙江商源，山东泰山与杭州新友，杏花村与河南世嘉等等。经销商可以在一夜之间帮助企业完成市场铺货，不用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把某一品牌做起来。但逐利性是经销商的本性，不少经销商还是多考虑短期盈利，厂家考虑的则是品牌建设和长期盈利，往往厂商合作中矛盾的焦点问题。厂家不怕前期投入巨额资金，扶持经销商，二者共同把市场做起来，做优做强品牌，共享利润。但现实营销中，经销商在厂家的扶持下做好市场、渠道等之后，谈判能力变强，容易对厂家进行“指导工作”“无力要求”，厂家自己则陷入“投鼠忌器”的两难境地。更可怕的是如果经销商一旦“反叛”，这对厂家而言又将是个更致命打击。如江西四特酒在河南一炮走红，这是经销商大力支持的结果，但后来，四特酒的河南经销商转做姚花春，最终导致了四特酒在郑州市场辉煌不再。

夏商西周与中国国家性质演变 篇5

丁浩植PB10013010

提要：

夏商西周作为中国文明的开始阶段，有着特别的地方。我们从考古学来看它们的历史，看中国特色的国家性质演变。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中国特色的学说来解释中国的历史。

关键词：

夏商西周部落联盟国家封建制度中国特色

现在一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始于夏王朝，司马迁在《史记》中本纪第二篇就是夏本纪，史载：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1] 从这一段记述中我们我们知道禹应当与黄帝是一个部落的。禹的儿子启结束了禅让制，开始了家天下。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国家的发端和中国文明真正意义上的开始。日本人所认为的四千年中国文明就是从夏开始的。

中国古代典籍对夏的记述很多，除了司马迁的《史记》之外，五经中的《尚书》也收录了夏王朝的文献。如启讨伐有扈氏时所作的《甘誓》等。但是这些古籍最早成书也要到西周。[2]所以夏的历史存在很大疑问。部分学者认为夏的历史是周人的臆测（见参考资料3），甚至是周人为了为自己篡夺商的反叛行为辩护而编造了夏王朝的历史（见参考资料5）。而最让人疑惑的就是迄今为止没有文物可以直接证明夏作为王朝的存在。一般文明的佐证就是文字，而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毫无疑问就是甲骨文。而甲骨文是商朝的产物，而且喜欢夸耀战功和祖先的商人并未在他们的甲骨或青铜器上记述有关商汤灭夏的事件。所以从考古学上看，关于夏王朝的历史都是可疑的。

但是夏王朝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1959年在河南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可以确定大约在1850BC—1520BC（数据取自参考资料6）。这个大约与夏王朝的中后期同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殿群。从其规模上看，学者大都认为这是都城性质的遗址。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夏王朝时期，中国中原地区的确有一个农业发达，建造手段高超的国家或具有国家性质的部落联盟存在。夏王朝的存在应当是毫无疑问的。但它的真实历史还是一个谜。

夏王朝之后就是商王朝，史载商王朝的先祖契在舜帝时代是司徒，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于是“契封于商”[3]。商的国号应当也是由封地而来。关于商王朝，其存在毋庸置疑。民国十八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在河南安阳的发掘将那个辉煌而独特的王朝展露在人们面前。西方人认为商王朝是来自西亚的文明，他们认为商青铜器上的某些纹饰，如螭龙，饕餮等，是来自西亚的纹饰。对此，李济先生在安阳发掘报告中讽刺地翻译并引用了西方一位学者的话：“这问题好些方面尚不可解,尤其不明了的，是假如那些铜器真正是周朝的话，那时代要比

西伯利亚兽形装饰的盛期要早好些时候，何以反受了北方的影响咧。”[4]更何况那些纹饰不是周朝的，而是更早的殷商的。安阳殷墟发现了大量甲骨，和部分的陶器青铜器。据后来的统计和研究，甲骨片存世约15万片[5]，约有4500个字，其中已辨识三分之一[6]。这证明商王朝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文字体系，而同时这种文字体系已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文字的使用，人们交流的信息量大幅增加。交流的增加也促使社会发展。同时青铜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幅上升。可以说，商王朝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进入青铜文明的国家。

对于夏与商的关系，各方有不同意见。居司马迁的《史记》，夏商两个部落应当同时存在[7]。夏大约分布在伊洛地区，而商大约在黄河下游靠近海的地方。[8] 但夏王朝时，商是臣服与夏室的。商汤甚至被夏桀囚禁过。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周人根据自身和商的关系臆测的。（见参考资料5）居史书记载禹时万国来朝。由此可以认为，禹时，夏后氏至少是部落联盟首领。而从二里头宫城的规模来看，夏所实际可以掌控的领土应当有一定规模，比原先部落时代所控制的范围要大的多。同时，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海贝，[9] 说明夏至少与海边的部落交易过。从夏的活动范围和贸易范围来看，夏与商应当发生过接触。史书上又有着有虞氏收留少康的记载，说明当时“共主”的地位并不如后来商和西周的“共主”们的地位。由此可见夏和商的关系可能并不是史书上所说的那样是君臣关系，很有可能是夏与商是两个并行发展的部落联盟，开始夏大于商，尔后商所统领的联盟逐渐蚕食夏所统领的联盟，最后夏为商所灭。商灭夏可能不是以臣弑君，而是一场争霸战。

至于西周，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完全的“信史时代”。也就是说史书上对西周的记载大部分是可信的。从史书上看，西周是一个来自西北的部落（据史记说是从中原迁至西北）。周朝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西周的青铜器较商代没有太多变化，但纹饰有变化。同时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看，西周鼎上的铭文更多[10]，其中最为著名的因该就是毛公鼎了。同时青铜器的种类也变多，用途更加丰富。其中就有青铜乐器，如编钟等。[11]在西周中国的青铜文明达到了顶峰。同时铁器也在西周晚期出现，1990年在虢国贵族墓地中发现了一柄玉柄铜芯铁剑，被确认为中国人工冶铁第一件。铁器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也标志着天子可以控制的地域更大。同时西周出土的陶器更加精致，而瓦也开始使用。同时，从西周出土的文字载体看，西周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体的转变。[12] 文字逐渐从描形的“画”，转变为表意的“字”。文化开始丰富起来。

对于西周和商王朝的关系，史书上记载的很清楚，而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证明了周灭商。商王文丁曾命令周人首领季历自杀；商王纣下令杀死九侯让周文王很不满；而周文王本人也曾被囚禁过。这说明商王对诸侯的控制比夏时期要强很多。商王已经不再是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了，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下共主。商可以说是首次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作为商的臣属，联合了一些不满殷商统治的诸侯国，推翻了商的统治，这是以臣凌君，对于鼓吹君权天授，君权神圣的西周王室是一个污点。这也不难理解有学者怀疑商汤灭夏是周人杜撰来为自己遮羞了。

对于西周的国家形态，是很明显的封建制。领主和封臣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也得到了明确，虽然这时王权已经得到了强化，周公封侯时一半诸侯是周天子的同姓。但天子并不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封建制度束缚的不仅仅是下级，还有上级。史载周宣王试图决定鲁国的继承人，但遭到诸侯反对，结果他“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13]。它的另一个著名政策就是宗法制。这让王权的继承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夏商西周三代，夏王朝大概是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部落联盟。在商王朝建立之前，夏与商更像邦联，他们是松散的组织，王权和诸侯的权利相近，王在此时更像霸主的角色。而到了商王朝建立，商王对诸侯的控制力明显增强了，此时的商王朝是封建制的雏形，但封建制度不成熟，而且没有宗法制的保护，导致诸侯离心以及长时间的“兄终弟及”制导致内耗。到了西周，封建制正式确立，并且有宗法制的保护，封建制度才得以昌盛。带宗法的封建制度的确立，让人们自觉的保护这个制度，周幽王曾试图破坏宗法制，但遭到了诸侯的一致反对，并最终身死。

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封建制度直接脱胎于氏族部落。自夏之后，中国的封建制度不断的得到完善。这和西方国家形态演变和马克思历史观都是不同的。中国自始至终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脱胎与氏族部落而不是奴隶社会。由此可见，中国是独特的，我们应当搞一套中国特色的历史观。

注释

1：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

2：《逸周书·度邑》

3：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4：原文是来自Boravka,P88 本文翻译引用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一、二、三期）》中李济先生所撰的《殷商陶器新论》

5：数据引自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90年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6：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网站

7：据《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8：据《国语》，“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以及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及黄河改道历史。

9：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10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11: 郭军林《中国青铜文化》时事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232199

112：见孙鹤曾广开《秦简牍书与西周文字的传承关系》

13：柳宗元《封建论》

参考资料：

1，汉司马迁《史记》

2，西周《逸周书》

3，Sarah Allan.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纽约州

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ISBN 978-0791404591（英文）.4，东周孔丘《尚书》

5，李宏飞.“夏商世系探索”.《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1月1日 6，杜金鹏许宏《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7，傅斯年等《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发掘报告（一、二、三期）》北平民国二十年六

月

8，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5期；《90年

来甲骨资料的新情况》，《中国文物报》1989年9月1日

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形成与演变 篇6

摘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2005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通过的，并形成后来的二十字方针，农村义务教育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必要条件。因此农村义务教育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最重要、最基础方面，其发展好坏与新农村建设成败息息相关，从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分析其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看农村义务教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的重要意义及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教育公平中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演变;参考价值

1978年一声春雷巨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人民的教育事业迎来了新的春天，自此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体系，“两免一补”真正落实，即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农庭困难学生享受寄宿补助生活费。农村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提高，国家“两基”攻坚计划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肓基本完成。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历程，借鉴得与失，总结取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未来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提供积极参考具有重要意义，在现阶段落实党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的总体要求和“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i]的历史性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价值，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进程、改革的深度，从1979到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3年为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阶段，第二阶段1994－2005年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深入阶段，最后一阶段为2006年至今为农村全面义务教育新阶段。

一、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阶段（1979－1993）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的义务教育改革亦在其中，由过去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亦由计划变为以民为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由地方负责分组管理的财政体制，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同进提出谁办学谁掏钱，但并未对各级政府作出具体规定。到1993年的时候中国教育的发展纲要写到要继续完善分组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只是明确了发展方向，仍没有具体的责任分工。

2、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这一时期的农村教育改革把教育资源向重点地区集中，加之以民为主的办学体制其政府的投入在农村偏远地区远远不足，教育经费也无法得到充分保证。沿着以往建设重点中小学为考大学的思路，经费偏向于重点小学，偏远地区的学校被大量削减或合并。199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细则进一步把以地方为主负担教育经费的特征加以明确。

3、教育质量和教材

受历史和政策影响，这一时期农村老师质量和教学质量总体上比较差；教材全国统一性程度高、更新速度较慢、比较程式化，但由于一直沿用，所以有教师们有较深刻的教学实践经验，同学们则在不同级别间有共同的话题。曾于1966－1976年下乡的教育人才和教育基金，因发展重点为考大学准备的中小学而转移到城市。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普及小学教育的若干决定，提出要基本普及小学教育。

4、基础设施

教学楼，教学器材除了重点中小学有较大改善外，其他变化不大。198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教育委员会等部门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农村中小学建

设投资，以乡、村自筹建设为主。当地人民政府有困难的地方，酌情予以补助。各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转向民间筹资，全国范围内新建校舍较少，但呐喊声越来越强烈。

（二）政策出台原因

从1979年到1993年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政策的出台，其一是为了适应历史环境的需要，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改变过去的历史原因造成基础教育落后包括教学质量差、学习氛围不浓厚，因此1980年是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基础教育。其二是适应改革开放大的背景潮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各项事业都需要支持经济的发展，人才作为其基础作用，基础教育不可忽视，这一时期中央特别重视发展为考大学作准备的重点中小学，虽然造成一定的偏差。其三教育自己的特点决定其要改革，教育具有其社会的属性，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有受教育的权力也即是发展自己的权力，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1986年义务教育法出台。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由于经验和考虑不足，这一时期政策出台与整体发展环境不相协调，就学率反而下降。其一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偏远地区义务教育畸形发展，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和学校为了教学的正常运转，在投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转向学生收取过重的学费。学费偏高，许多人读不起书。其二是经济形势变化太快，改革开放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城乡之间收入也逐步扩大，农民为摆脱贫困，开始进城务工，而城市正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刺激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读书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方式，失学率由原来的4.8%上升到7.3%。其三是因非重点中学投入不足，造成教学质量较差，升学率下降，1977年的升学率为90.8%到1982年只有62.6%，因而失义务教育就学率也下降[ii]，其中1987－1993年全国县乡小学的在校生人数由1168万人减少到10903万人，同比减少6.7%；中学生在校人数由3568万人减少到3393万人，同比减少4.9%[iii]。

2、教育质量

重视课堂教学、重视教师的中心作用、重视书本知识传授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抓双基即：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造成学生负担过重，但对教育质量在发展方向上比较重视和关注：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1985年5月，我国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三个面向”为指针，阐述了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大框架，同时指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教育主张和宗旨。1993年2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制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使邓小平同志的关于“三个面向”的教育战略思想得以进一步落实，确立了新时期乃至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内容和步骤，其所贯串的思想仍然是以“三个面向”为指导的素质教育思想，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

3、均衡性发展

政策不均衡，对重点中小学校特别是对为考大学作准备的中小学校在资金、人才、教学设备设施方面都有较大的倾斜。地域不均衡开始扩大，东、中、西经济水平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经济对人才的诱惑势不可挡，加之以民为主的教育投资方式使不发达地区限入困境。有学者认为：对不发达地区给予较少或不予资助的做法实际上是实行变相的对发达地区教育成本补偿机制。发达地区吸纳的高素质人才，其义务教育的培养成本来自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因此，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将本应给予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转向非发达地区也是合理的。

二、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深入阶段（1993－2005）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为主，并走向成熟。国家为了挽回重心过低而造成的损失，明确农村县级政府经费统筹管理权，并且加大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iv]。

2、教育经费上收费制度和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1994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实施意见指出：县级政府在组织义务教育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包括统筹经费，调配和管理中小学校长、教师；乡镇负责义务教育的具体工作，包括征收教育附加费、筹措初中基建费；村负责小学基建费。我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在03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基本上采取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模式，作为义务教育部分的初中教育和小学教育，费用实际上是由农民来承担。农村税费改革后，明确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体制，保证了教师工资的发放，但由于县乡财政的普遍困难，教师工资部分占据了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普遍在50%以上，财政投入严重满足不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

（二）政策出台原因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和国家税费政策不断变化是造成这一时候农村义务教育不断发展改变的重要原因。继东南沿海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及扶持政策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GDP连年增长保持在10%以上，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逐步加大。由于经济的发展，第二、三产业产值分别超过第一产业，并且比重越来越大。城乡差距扩大，税费改革进一步一进行，先是农村税收支持城市逐步转向减轻税费甚至免除税费支持农村。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就学率波动起伏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教育，并认为教育是未来的希望所在，积极送孩子上学。但另一方面因投入较高，税费较重，贫困地区读不起书的依然较多，通过社会途径的社会募捐虽然起了很多作用，像希望工程等，但仍不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尽管政府通过各种努力，规范管理制度，改革税费制度。如：1995年8月，国家教委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各地应当针对农村教育附加费征收、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教育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征管办法，加强管理，切实做到足额征收，并保证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不得挪作他用[v]；从2001年开始税费改革，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是指取消乡统筹和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vi]；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两基”仍然没有办法达到90%。农村中小学就学率也只有90%多一点。

2、教育质量

教育质量颇受非议，并认为这一时间期教育教育不符合发展要求，素质教育被轰轰烈烈地推上台。1999年2月，国务院批转实施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更是在突出位置再次重申关于“素质教育”的思想，其第一部分，以“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提高国民素质”为标题，强调“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主题依然是推进素质教育。又是在此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一个实施素质教育的新浪潮，又在我国形成。又过了一年多，《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再次强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1997年10月29日，国家教委颁发《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强调：“在中小学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拉开了素质教育从典型示范转向整

体推进和制度创新的序幕。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并召开了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确了素质教育的内涵，以及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举措。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vii]。

3、均衡性发展

教育投入在经济总量中分配不均衡，我国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仅为2.82%，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低于最不发达国家水平[viii]。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严重失衡。其一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及不同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和占有的非均衡性[ix]。有限的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投向城镇，城乡差别较大，且有扩大的趋势。1993年，我国城市初中生的人均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2倍。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1999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构成为例，在全国5721.57万在校初中生中，农村学校的比重是57.2％，而教育经费支出占初级中学总经费支出的47.8％；全国初中学生均教育费支出（含城镇和农村）为1102.50元，其中城镇为1423.85元，农村为861.64元，农村初中生人均支出仅为城镇初中生人均支出60.5％；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378.72元，其中城镇为515.27，农村为310.58元，农村生均支出为城镇的60.3％[x]。其二，高等学校与义务教育投入的非均衡性。目前，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而经费投入却不足60%，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国家教育教育投资过于向高等教育倾斜，义务教育投资比例相对偏低。其三，国家与农民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失衡。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主要以农民投入为主。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事实上主要由农民承担。有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比重维持在50%-60%之间，其它40%-50%来源于集资、摊派、教育费附加及捐款和学杂费等11。

4、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仍然是以民为主。在没有税费改革前，教育部门向学生收取教育附加费等税费，税费改革后跃然有一程度的减轻，但政府的投资并没有增加，义务教育开支仍旧依靠收费和筹资，甚至借债。因此，学校为了缓和矛盾，积极向社会筹资。口号十分响亮，比如：集资建校合理合法，为官一任 兴教一方。1991年以来希望工程行动，向社会各界捐资，在为校舍建设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上取得一定成绩。

5、经费保障

以县为主的体质，在政府挑大头的作用下，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向社会集资是这一时期经费的主要来源。从1995年到1999年的5年间，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6944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3713亿元（不含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教育费附加965亿元，农村捐集资经费达到596亿元，杂费631亿元，其他1039亿元。一些地方教育经费仍入不敷出，各地普遍出现举债办学、拖欠教师工资，以及向农民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等现象，这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根源12。

三、农村全面义务教育新阶段（2006年至今）

（一）主要内容和特点

1、管理体制上

200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规定核心在于强调教育公平，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基本内容，即由国务院和地主各级人民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13。两免一补（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及对其中的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在全国全面推开。

2、教育经费保障制度及投入

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由国家负担，地政府配套，省、自治区、直轄市负责统筹。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分项目、按比例负担。2007年7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教财 [2007]10号）规定：针对义务教育经费机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禁止各种变相收费；要求进一步细化农村中小学预算工作；要求确保“一补”政策落实到位；要求依法保障义务教育阶段教职工合理收入，要求积极做好“普九”债务清理化解工作14。2006年，提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了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农民有更多的经济能力偏向教育。

3、教育质量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素质教育在农村开始发展。国家努力为农村义务教育创造条件，配备教师先后采取措施有：专业师范类、高校定向招培、青年志愿者、三支一扶等，教师水平改善较大。到2009年秋季，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施新课程，各省份基本上进入新课程。2010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又规定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教师资格标准。深化课程与教学方法改革，逐步推行小班教学。配齐音乐、体育、美术等薄弱学科教师，开足规定课程。大力推广普通话教学，使用规范汉字。课程改革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中发挥了核心和关键作用，带动了基础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考试评价制度、师资队伍建设、教育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整体推进。各地注重德育为首，育人为本，开展阳光体育，增进学生体质，加强美育熏陶，塑造高尚情操，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局面逐渐形成，以素质教育理念为核心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正在形成，中小学素质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15。

（二）政策出台原因

经济形态已经发展到工业化时期，新农村建设是历史的必然，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亦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时期已经达到也必然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所以国家对三农采取“少取”“放活”“多予”的方针，新农村建设走到历史的前沿，自然让人民群众特别是一直奉献的农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国家有财力对义务教育承担起责任，农村义务教育亦真正地进行全面义务教育，即不收学费、杂费。

（三）政策产生效果

1、就学率

农村中小学就学率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九年义务教育达到95%以上。由于义务教育的实现以及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使得因穷困和外出农民工子女有条件读书，打破了因无钱读不起书和城乡差别的义务教育。

2、均衡性发展

均衡发展是这一时期取得义务教育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其一是城乡格局下的因户籍制度造成异地就学难问题得到解决；其二是农村内部教育条件不均衡问题——因无钱读不起书亦有所缓解。

3、基础设施

校舍建设基本满足中小学生的需求，主要是对旧房屋的修缮，以及危房改建上。在税费改革前，学校发动各级力量：政府、社会、特别是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等，校舍基本到达小学各村覆盖，初中各乡镇覆盖。税费改革后，不再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但政府加强投资力量，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对学校的支持，旧房修缮，危房改造基本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

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8年10月12日

[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1977－1982

[3]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78－1993年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1993年

[4] 孔祥智编著、崛起与超越——中国农村改革过程及内在机理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资料来源：国家教委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教策［1995］5号）

[6] 摘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52859.htm?fr=ala0_1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8] 王善迈、袁连生主编：《2001年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张谋贵：“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深层分析”，《中国研究》2002年第12期。

[10] 教育部：《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2003年12月16日。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81。

[1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参见杨瑞春：“谁在为农村义务教育买单”，《南方周末》2002年3月14日。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

[14] 摘自中国教育和计算机信息网http:///zong_he_778/20070815/t20070815_249069.shtml

山西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形成与演变 篇7

1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形成及演变

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工作酝酿于1982年, 正式开始于1984年。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以文件形式 (中农研[1986]7号) 正式提出《关于建立农村长期固定观察点的意见》, 并决定将1984年调查的村庄作为未来固定观察点, 进行长期观察。

中农研[1986]7号文件对观察点的任务作了简明阐述, 即“直接从农村基层了解农村改革和各项建设的新动态, 以便从各个方面的发展和对比中进行有连续性的综合研究, 为制定农村决策提供依据”。观察点的定位在农村, 以村和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的生活变化状况、经济体制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革、文化教育、基层组织、社会治安、农民思想动向等。固定观察点的工作在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和国务院农研中心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领导小组的统一安排与指导下进行,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具体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政府的农村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观察点所在县要有专人负责。为搞好固定观察点工作, 观察点所在县可以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观察点研究小组, 由县委农工部 (或农研室、农委) 牵头[1]。

1989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撤消,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共同领导, 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2山西省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的设立及演变

山西省是较早参与全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的省份之一。根据中央办公厅[1984]37号文件精神, 于1984年12月开始在9个点上进行了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其中包括:1个县——应县;2个乡———应县杏寨乡, 太谷县水秀乡;6个村———即位于大同盆地的应县小临河村, 忻定盆地的原平县阎庄村, 晋中盆地的太谷县武家庄村, 晋南盆地的临猗县黄斗景村, 太行山区的平顺县小赛村, 吕梁山区的柳林县李家凹村。在调查中, 除阎庄村按30%比例等距抽样调查了218户外, 其他5个村均是逐户调查, 共计调查748户。整个调查工作历时7个月, 于1985年6月结束。调查的数据、整理的材料和最后形成的《山西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综合报告:1984》于当年9月呈送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1]。

基于本次调查, 结合中农研[1986]7号文件精神, 山西省农村调查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建立农村调查长期固定观察点的意见》, 经省委同意, 以“通知” (晋办发[1986]54号) 形式转发至各地、市、县委。《通知》指出:“建立农村调查长期固定观察点, 逐年了解这些村庄的变化和发展情况, 从中探索规律性东西, 为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 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农村工作的一项基础建设, 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1]。

山西的《意见》对固定观察点的设置与调查农户的抽选作了专门说明。明确指出, 固定观察点设在村, 以村和农户为主要调查对象。固定观察点的设置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考虑到山西省不同地区的特点, 经与各地、市、县 (区) 协商, 决定在1984年度被调查村、点的基础上, 进行个别村、点的调整和补充。全省先在“十村千户”中进行长期固定观察, 这10村是:定襄县镇安寨村 (03) 、太谷县武家庄村 (04) 、应县小临河村 (01) 、临猗县黄斗景村 (08) 、平顺县小赛村 (09) 、柳林县李家凹村 (06) 、平定县立壁村 (05) 、高平县谷口村 (10) 、乡宁县西廒村 (07) 、灵丘县道八村 (02) [1]。《意见》还同时对具体调查方法作了具体布署:“为使调查具有科学性, 对十村千户将区别情况, 采取普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对1984年进行过普查调查的小临河、武家庄、李家凹、小赛等4个村和新增加的道八村, 因全村户数较少, 可继续进行普查;其余5个村采用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按照中央统一制定的《农户调查方案》、《村综合调查方案》、《村 (组) 办企业调查方案》和《经济联合体调查方案》进行。并对固定观察给予了专门解释:“所谓固定观察, 就是要对所调查的村庄和农户进行长期的 (不是一两年) 、连续的 (不轻易换点) 、综合的 (包括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观察”。《意见》要求调查人员必须坚持“五要”: (1)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有喜报喜, 有忧报忧, 确保材料的真实可靠。 (2) 要精通业务, 明确调查目的、任务、方法, 熟悉各种调查表格和有关指标解释。 (3) 要亲自动手, 直接调查, 接触各种人, 观察各种现场, 取得第一手材料, 绝不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假乱真。 (4) 要有不辞劳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追根求源, 弄清事物的来龙去脉。 (5) 要遵守党纪国法, 加强组织纪律性, 抵制不正之风, 并严格保密[1]。

山西10个村的固定观察从1986年开始, 一直到2003年没有变化。2004年, 02号观察村, 即道八村所在县负责观察的同志向山西省农村观察点办公室提出, 该村地处大山深处, 交通条件困难, 年终调查常遇风雪阻挡, 致使观察数据上报不能按时, 建议更换他村。经省农村观察办公室研究同意, 并上报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办公室备案, 于当年将道八村更换为临近县城的新河峪村 (11) 、乐陶山村 (12) 和西庄村 (13) 。

山西10个观察村的地理位置见图1。

摘要：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共同领导。该系统运行30年来, 经历了机构的演变和村户变化的全过程。通过对重点问题的跟踪监测, 为中央及有关部门研究问题和制定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农村,观察点,调查系统,演变

参考文献

[1]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十村千户变迁[M]. (1987年卷)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2]山西省农业委员会.十村千户变迁[M]. (1992年卷)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纳木措的形成及演变 篇8

纳木措是藏北高原内陆湖的典型代表。21世纪初，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对纳木措地区的第四纪环境演变展开了全面和细致的调查研究。研究表明，在大约6500万年至260万年，也就是地质年代所说的古近纪和新近纪时期，在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挤压的外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脉缓慢隆起；在这一外力下，形成了一系列山脉的皱褶式隆起和凹陷，而念青唐古拉山北麓的凹陷，形成了纳木措。

青藏高原地区在告别海洋的四千万年间，历经三次隆起、两次夷平：约在三千万年前，新高地已距海平面两千米，停歇了，并缓慢剥蚀降低；第二次隆升约从两千万年前开始，持续约五百万年，此次运动造就了喜马拉雅山脉。之后再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直到三百六十万年前，青藏地区在一个高不过千米的巨大平原上，重新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整体的、快速的抬升。而纳木措正是第三纪末和第四纪初，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凹陷而形成的。为断陷构造湖，并具冰川作用的痕迹。

曾经的纳木措，以及散落在藏北高原上南部的众湖，连为一体，是一个超级大湖。在如今纳木措的西北角保吉乡方向，连接纳木措与其西的仁措-久如措的雄曲-那曲谷地分水岭地段，可以看见大片明显的湖相沉积与湖岸阶地。这些湖岸阶地，是因为湖岸地带湖水作用形成的一级又一级的阶梯状地形，如同湖泊在消长过程中在大地上刻下的年轮，沿着湖心由外向内，由高至低形成同心圆，默默讲述着湖泊的演变历史。通过对纳木措湖岸阶地的研究，科研工作者推测，在距今大约40至25千年以前，纳木措与其西的仁措-久如措，在纳木措的3级与2级湖岸阶地形成时期，确实是互相连通的大湖。科研人员甚至推论，在纳木措的3级阶地与2级阶地形成时期，纳木措与色林措也相互连通。

在这两个时期，以及纳木措4级阶地与更高的湖相沉积物堆积时期，是藏北高原南部古大湖发育的几个高湖面阶段。其中最高的湖面阶段，纳木措与申措及藏北高原东南部的大多数古湖，如古色林措、古格仁措、古吴如措、古昂孜措等，都是相连通的，可称为“古羌塘东湖”。而藏北高原西南部的古当惹措、古扎日南木措、古塔若措、古扎布耶、古洞措等也是相互连通的，可称为“古羌塘西湖”。甚至在某个时段，“古羌塘东湖”与“古羌塘西湖”也一度相通，是真正的“古羌塘湖”。

但这一地理景观，后因西藏高原气候的逐渐干燥，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巨变，古湖退缩，各湖显露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湖都一直在大为缩减。以纳木措为例，现存的古湖岩线有8至10道，最高一道距现在的湖面约80余米。然而近年来，这一情况又悄然发生着变化，因为包括纳木措、色林措在内的许多大湖，水位均已迅速上涨，湖泊面积也在逐步扩大。由于上涨速度更快，色林措已经取代纳木措，成了西藏面积最大的湖泊。而科研表明，流域内降水增长，气温显著上升以及其引起的冰川融水增加是造成湖泊扩张的重要原因。从百年尺度的气候变化看，整个青藏高原在20世纪60-80年代为冷期，而80年代以来进入一个气温持续偏高的时期。

念青唐古拉山脉位于青藏高原的中南部，处于南亚季风暖湿气流进入高原的通道上。由于念青唐古拉山脉巨大地形的影响，纳木措南、北两岸的气候条件差异较大，南岸较湿润，土壤属毡状草甸土；北岸相对干旱，属干旱草原土，是藏北高原土壤的典型代表。 在念青唐古拉的北侧，纳木措的南岸，流淌着无数细小的河流和溪流，被称为“辫梳状河流”，而在纳木措的西部，分布着沼泽和较大的河流，是良好的牧场。北岸河流不多，以山地为主，有湿地的地方，就会分布着村落。

纳木措流域是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和羌塘高寒草原的过渡区，流域内山地缓坡和平原地区主要分布有紫花针茅为建群种的高寒草原，湖边、溪流边，水分条件好的阴坡及海拔5200米以上的高山地区分布有高寒草甸，以及零星分布的高山灌丛和沼泽草甸，特别是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呈犬牙交错分布，因此纳木措周边分布着众多天然牧场。这里的生态系统结构简单，具有高度的自然性、稀有性、脆弱性和代表性，区域性特有生物较多。

纳木措的水生植物有三类，纳木措的东、西湖滨草原与湖体交换的泻湖区，有数量不多的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主要为沉水植物，包括红线草、小茨藻群系、梅花藻群系、黄花水毛茛等，多为建群成分；其次为挺水植物；浮水植物最少，基本都是伴生成分如浮叶眼子菜、茨藻、杉叶莲、莲草等。在东岸和西岸河流入湖口附近形成较大面积的湿地植被，其中沼泽地中以藏北嵩草、华扁穗草为优势种，湖边浅水以蓖齿眼子菜和黄花水毛茛为优势种。纳木措周边沼泽群落草丛茂密、种类丰富，除了上述种群外，还有莎草科、毛茛科、报春花科等植物30余种。值得一提的是在北岸措甲那湖附近，沿山坡分布着大量的香柏群，树龄最长的高达300年。

在纳木措流域和其河流上，生活着特有的高原鱼类——拉萨裸裂尻鱼。由于纳木措属封闭的内陆湖泊，拉萨裸裂尻鱼在入湖河流或湖区内完成整个生活史。另外，在湖区还发现有纳木措裸鲤、异尾高原鳅、小头裸裂尻鱼和长鳍条鳅等鱼类，均为青藏高原特有种。

纳木措还为众多水禽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数量占优的是留鸟，主要有棕头鸥、斑头雁、赤麻鸭、秋沙鸭等。良好的自然环境，也为许多迁徙水禽提供了重要繁殖地。在纳木措西岸的沼泽地带，还生活着黑颈鹤，是纳木措沼泽地唯一的鹤类，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湖东岸沼泽区有繁殖群，主要有赤麻鸭和斑头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