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监管与互联网金融论文

近期，关于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日趋激烈，引发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其实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是监管漏洞（RegulationGap）的表现，但也是监管创新的契机。金融监管一直是政府和公众对金融发展和创新进行反应的结果，往往被各种经济事件推动。中国正面临类似情况。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反洗钱监管与互联网金融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反洗钱监管与互联网金融论文 篇1：

试论我国监管科技的应用困境及路径选择

摘 要：监管科技旨在通过金融监管手段和方式来提高监管效率并降低监管成本，但是随着监管科技的深入发展，其已不单单是属于金融科技中的一个子集。本文从监管科技的发展历程出发强调其已不仅仅是监管的工具，更代表着未来监管变革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论述我国在推行监管科技中存在的障碍，包括监管科技发展动力不足、监管理念落后、算法困境等;最后给出我国发展监管科技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监管科技;金融科技;金融监管;算法监管;创新监管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5.004

一、监管科技概念

Regtech即监管科技，是为了应对金融科技迅速发展中不断展露出的风险和问题，首先由英国行为市场监管局(FCA)提出的。FCA认为监管科技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子集，专注于用技术提高监管规则实施的效率和成果，将新技术应用到现有监管过程中，以促进达成更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衡量、监管要求以及数据分析等目的。但是随着监管科技的不断发展，将监管科技认定为金融科技的一个分支过于简单，监管科技不仅仅是可以提高监管效率的工具，它更是改变未来金融监管的关键一环，代表着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

具体而言，监管科技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金融机构运用合规科技和监管机构运用监管科技。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针对所暴露出来的金融产品无序创新、风险管理能力降低、信息披露违规以及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风控缺位等问题，各国政府都对金融机构制定了大量更为严格的监管规则，新的监管体制加重了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的义务，金融监管越来越受数据驱动，对于金融机构内控的要求趋于量化，导致金融机构合规成本不断增加，而单纯增加人力投入已无法解决日益繁重的合规要求。在这个背景下，金融机构转而寻求技术的帮助，将监管技术作为降低合规成本、适应监管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即所谓的“运用科技应对监管”;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利用新技术应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缩小与金融机构技术创新的差距及其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风险，避免监管套利，提升监管能力和效率，即所谓的“运用科技执行监管”。

二、监管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

全球金融监管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对危机的监管举措的迭代过程，先是自由化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危机，然后是反应性的监管回应。监管科技的发展侧面反映了全球金融监管侧重点的变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众多技术手段和监管的结合仅仅是在工具层面，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都对金融安全充满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监管从个体审慎监管转向宏观审慎管理，增加监管要求迫使金融机构寻求技术手段解决合约负担，以及金融科技出现之后倒逼金融监管与科技深度结合，均体现了金融监管和监管科技在发展思路上的不谋而合，总体上，以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科技的出现为节点，可以将监管科技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一)Regtech1.0——量化风险管理系统

随着金融市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国内监管越来越不足以应对跨境、国际和全球金融市场及机构的挑战。作为回应，决策者与全球标准制定机构之间的合作安排网络逐渐演变为应对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风险的组织。该网络的核心是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金融稳定论坛和西方七国集团在内的组织。这些组织大多由来自主要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组成，在每次重大危机后进一步协调商定对应的监管措施，以防止未来出现类似问题。此类金融监管协议包括巴塞尔资本协议、FATF的40项建议等。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 随着跨辖区和跨行业经营的发展，他们面临越来越多的运营和监管挑战。这导致了风险管理以及法律和合规活动的重大扩展，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这使得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依赖技术。到21世纪初，金融机构及其员工、管理层和股东对其应用量化金融和IT来管理和控制風险的能力过于自信。监管机构对这种管理风险的能力也过于自信，比如巴塞尔资本协议严重依赖主要全球金融机构的量化风险模型。行业和监管机构依赖定量风险管理系统可以被视为RegTech的第一次迭代，即RegTech 1.0。 不幸的是，定量风险管理系统为金融业与其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和信心，这种信心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破坏了。

(二)Regtech2.0——监管合规数据报送的自动化和流程化

迄今为止，传统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管理和合规需求一直是RegTech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原因如下：首先，金融危机后监管和合规成本的不断增加。RegTech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复杂、分散且不断发展的后金融危机全球金融监管体制。过度依赖复杂、规范和冗长的法规增加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合规、监管成本。为应对不断增加的监管难度，监管机构不可避免地要求金融机构在数据报告、汇总和分析方面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和频率，金融机构自然开始寻求监管科技的帮助，完成监管和合规数据报送的自动化和流程化，促使其成为履行监管义务的默认方法。其次，分散监管增加了额外成本。尽管全球决策者努力推动不同市场进行类似的金融监管改革，但是实施的要求和规则在不同市场之间仍然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矛盾。法规的重叠和矛盾导致了金融机构转向RegTech以优化合规管理。再次，后金融危机监管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公众对于未来监管要求的不确定性，使得金融机构更加注重提高其对监管合规性的适应能力，而使用RegTech可能教会金融机构如何通过迭代建模和测试，确保在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中保持稳定性。最后，监管机构本身也正积极探索使用RegTech来确保金融机构遵守法规，使用RegTech也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尽可能实时地了解监管机构。

(三)Regtech3.0——深度拥抱科技，构建新监管框架

Regtech3.0主要指金融科技产生之后的监管科技，本阶段核心在于对金融科技创新制定适当的监管措施，这是全球监管机构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随着金融科技逐步从货币数字化转向数据货币化，诸如数据主权和算法监管等之前从未出现过的问题都需要考虑进金融监管的范围内，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围绕一个新框架，其中的核心就是Regtech。除此之外，还需要类似于监管沙箱这样的制度来为金融科技的发展提供测试环境。总体来看，Regtech3.0已不单单是监管机构的一种工具，更应该是支撑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性监管框架，标志着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

三、我国在Regtech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Regtech以监管机构单线推进为主，发展缺乏动力

我国金融科技领域发展迅猛。根据毕马威与H2Venture联合评选的《2017年全球领先金融科技企业100》显示，全球排名前10的金融科技企业中有5家来自中国，但Regtech的发展明显动力不足。2017年5月，德勤发布了《The RegTech Universe》的分析报告，覆盖全球前 153家RegTech公司，涉及监管分析报告、风险管理、用户身份管控、合规咨询、交易监控五个方向。在进入榜单的 RegTech 公司中，英国最多，有42 家;美国次之，有41家;中国尚未有 RegTech 公司进入名单。

纵观英国监管科技发展的历程，其对于监管科技予以高度重视，敏锐觉察到金融科技的发展潜力，并在政策层面上大力扶持，同时紧跟金融科技的发展。2014年10月，FCA打造创新项目(Project Innovate)，提出实施“监管沙盒”，鼓励国际合作，并在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进行广泛合作，共同探讨行业标准。同时，英国政府在2015年的预算中宣布，将由FCA和英国审慎监管局(PRA)共同承担推动Regtech发展的工作;2015年11月，FCA公开倡议发展和应用Regtech并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极大地提升了业界对于Regtech的热情。2016年4月FCA发布《2017—2018年商业计划》，明确提出监管科技未来两年的发展计划，广泛邀请Regtech各参与主体举办TechSprint会议。由此可见，英国在推动Regtech过程中，不仅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制定发展计划，从宏观上对Regtech进行指导，还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引发大众的关注和热情，同时集合Regtech各参与主体，提供交流平台，将宏观计划落于实处。

我国在2017年初步提出监管科技概念，把强化监管科技应用实践作为丰富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信息中心、征信中心开始探索大数据技术在非结构化数据处理等领域的运用;原银监会将分布式架构运用于EAST数据仓库;2016年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已经开始尝试构建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网贷风险监控系统;2017年9月上海保交所发布区块链底层技术平台——保交链;其他一些互联网金融巨头和网络银行如蚂蚁金服、新网银行等在客户信用评价模型与KYC领域已经大量运用监管科技。我国监管科技发展势头迅猛，但是以金融监管机构单方面研发推动为主，未曾出现监管科技公司独立研发某一项监管科技并将其大力推广，即使是一些互联网金融巨头也只是单纯运用监管科技，并未投入研发。以金融监管机构独立开发监管科技难免存在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状况：一方面存在资金不足问题，无法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获得融资，而投入资金的短缺将会直接影响监管科技研发与应用的整体质量以及服务性能;另一方面人员不足，监管机构属于行政管理机构，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因此，目前我国推动监管科技的方式不是最科学和最有效的。

(二)金融监管理念亟须转变

首先，“金融监管在上、金融产品或服务在下”的观念难以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沟通机制。监管者难以全面评估被监管者的实际运行状况，再加上金融科技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明显的“去中心化”，使得传统中介逐渐失去“看门人”功能，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差距，传统的金融监管已经难以应付。

其次，我国目前监管科技更多的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未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突出位置。而监管沙盒雖然强调一定的试错空间，但绝不能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代价，所以特别关注消费者权益保护，比如英国和澳大利亚都对处于监管沙盒测试中的企业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出现纠纷时的争议解决机制和赔偿安排。我国在试点方案中则强调审慎经营和业务范围，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关注较少(龚浩川，2017)。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长尾需求，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草根投资者参与其中，迫切需要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三)Regtech背后的算法监管困境

目前Regtech的运用主要集中于人工报告和合规程序数字化，但Regtech的未来发展远不止于此，在Regtech的支撑下，未来的监管体制可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即时识别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智能化的动态监管机制依赖于金融监管规则的代码化或者机器可识别(杨东，2018)，一方面监管机构可以将其监管文件、政策和合规要求数字化嵌入金融机构的内部系统，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及时直接获取处理，监管机构也可以即时追踪金融机构的执行情况;另一方面代码化的监管规则可以自动修改金融机构内部设置、自动更新规章制度和报告机制。但是问题在于如何保证对代码和其背后算法的监管。

设计自动化合约系统的程序编程师需决定如何“翻译”法律并且将其转换为代码，而这样的转换一旦生成，法律可能会以不同于立法者和监管者所期望的运作方式运行。所以监管数字化具有很高的不透明度和一定的解释成本，一方面监管科技的编码是不公开的，另一方面即使公开也很难理解，很难掌握金融机构上报的数据中到底何种数据被集合，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以及在算法预测中有哪些因素被考虑进去，这样的不透明可能隐藏技术人员的偏见、歧视或者其他不好的结果。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保证所有的自动化系统都是可信可控的，但是约束算法的机制和法律标准目前仍属于世界难题。

(四)在推进Regtech的过程中存在障碍

一方面，在推广Regtech过程中存在来自金融机构内部的阻力。大多数金融机构在面临新的监管义务时，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找到遵守每项监管的最有效的方法，然而此类分析仅仅是基于机构内部，并不是基于整个金融行业。因此当监管科技站在全行业的角度为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更长远地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对于每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而言短期内并不总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金融机构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接受这样的建议。

另一方面的障碍来自技术提供商。不同的监管规则重叠交错，在面对复杂、多变、重复的监管规则时，技术提供商也难以站在整个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提供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近十年是我国金融行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监管机构出台的监管政策也不计其数。除此之外，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因为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手段乃至监管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监管实践中都会体现出矛盾和分歧。对于相互影响的监管政策的理解阻碍了Regtech的发展。这只能通过合作来解决，如果想要通过监管科技满足合规要求，就需要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讨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才能够知道一项监管政策到底需要他们做什么。事实上，如果监管机构能够做到对合规义务的统一解读，就会在缩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差距上迈出重要一步，也可以让Regtech技术提供商明晰自己的定位，明确可以在何种领域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提供解决方案。

四、应对Regtech挑战的解决路径

在应对Regtech运用中存在的种种困难时，需要多方主体的共同努力，构筑监管科技新生态，在保证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前提下引入监管科技公司，并且建立通畅的沟通机制，集合技术人才和法律人才，确保监管规则不被歪曲解读，并构建中国的监管沙盒制度，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创新、有序的监管环境。

(一)构筑监管科技新生态

监管科技新生态涉及三类主体，包括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以及监管科技公司或者同样致力于监管科技的金融科技公司。

如前文所述，我国监管科技的发展为监管机构的单线推动，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缺乏研究和开发监管科技的动力，所以监管科技公司在我国也并未兴起。但是由监管机构独立研究与开发Regtech会面临资金、体制、人员保障的问题。参照国外的经验，一个良好的监管科技生态系统应该是监管部门给金融机构提供监管指导并提出监管要求;监管部门给监管科技公司提供专业的指导以落实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数字化的准确性和适当性;监管科技公司为金融机构提供监管科技技术服务，解决第三方监管科技进入金融机构系统内部的壁垒问题，这三方相互作用相互指导，共同构造监管科技良性发展环境。因此，为了确保Regtech的持续发展，监管科技公司的角色必不可少。

监管科技公司研发Regtech可以有两种思路：监管机构将Regtech系统的研究与开发外包和在金融机构开发的Regtech系统基础上，由监管机构进行选择和整合，形成整个行业的Regtech系统。如果采取前者，由监管科技公司或者金融科技公司独自开发监管科技也会存在诸多风险，因为在没有监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下，难以保证运用监管科技的目的正当性。

在欠缺统一规则制约监管科技的前提下，监管科技可能会演变为“反监管科技”。以Uber“灰球”为例，2018年3月，Uber被曝出采用“灰球”(Greyballing)技术向监管部门隐藏Uber专车。此前Uber官方对外宣布“灰球”技术被用于多种目的，比如员工测试车辆新功能、营销促销、防止欺诈、防止事故中的司机受到身体伤害并制止司机以违反服务条款的方式使用APP，但是实际上“灰球”技术被报道出采用高科技来识别和规避检查，以阻止其司机被贴罚单，这项工具允许Uber为欺骗执法人员，在APP上显示虚拟的司机头像或者显示当前没有车辆正在行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可以将大数额交易转变为多笔小数额交易的算法，用于规避反洗钱调查等。此种将监管科技用来规避监管、寻求现有监管体系的制度和技术漏洞的现象可以被称为反监管科技(McCormack，2018)。反监管科技可以以多种方式规避监管，但是目前并没有一套统一的规则制约反监管科技，在此前提下，需要金融监管机构作为监管者和主导者对监管科技予以引导，防止其为非法目的所用。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乱象映射了我国部分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心不强、信用体系不健全、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存在道德风险等问题，反监管科技的现象可能会更明显。因此，在监管科技公司开发Regtech系统的基础上，由监管机构进行选择和整合并帮助推广，确保金融监管机构的主导地位，形成整个行业的Regtech系统，应是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在具体开展上，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金融监管机构需要转变监管思路：第一，将“创新监管”作为合规监管、风险监管的补充，确保监管框架不抑制创新。第二，注重事前引导，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包括制定监管科技公司相关规则和标准，比如行业监管规则、行业技术标准、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针对数据安全保障、监管要求落实、代码审计、数据公开等技术性工作，制定行业标准，对监管科技公司的运营方式、市场准入、服务模式等制定标准，加强产业顶层设计，营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第三，为监管科技公司提供政策扶持。相比于其他激励措施，对监管科技公司开放资源或许是监管科技公司最需要的，但是这一前提是监管机构完善自身的金融基础设施。考虑到金融科技跨行业、跨机构、跨业务的特点，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加强协作和交流，在数据定义和数据标准统一的基础上构建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无缝对接和互联互通，打破不同地区、不同子行业、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形成标准化的数据报送体系。

其次，在多方主体之间广泛開展合作。前文所述，Regtech的研发必须要求金融监管体系各监管主体之间协调一致，需要各监管主体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保证监管层面的统一。还要加强监管部门、金融科技产业和学术界的合作，定期组织学术研讨会，积极参与监管科技产业的发展，监管机构可以建立监管科技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将Regtech划分为不同的模块，为每一个模块实施指导，同时引入规模较小但是具有创新性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公司，共同合作并利用其互补优势确定具体的解决方案，最后由监管机构推广，在金融机构广泛运用。比如，目前运用Regtech比较多的领域是监管合规报告，可以将监管合规视为一个独立的模块，这样既可以将监管机构、专家学者、监管科技公司整合为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某一个特定领域，也可以保障监管机构在其中的主导地位。金融机构也不再依赖多个技术供应商的监管策略，减少运用Regtech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由此形成良性的监管科技新生态。

最后，在国际层面加强交流，共同制定相关监管标准，联手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跨境、跨市场的交叉传导。

(二)加强算法监管

首先，算法并非是一种完全价值中立的科学活动或数学活动，相反，算法总是蕴含着价值判断，总是与特定的价值立场有关，很多算法的设计都隐含了歧视与不公，而有的算法则更是隐藏了利益集团的操纵(丁晓东，2017)。2017年9月，德国联邦交通部的伦理委员会率先研究提交了世界上第一份自动驾驶指导原则。德国交通部长表示，在数字化和机器学习的时代，人机交互带来新的伦理问题，这份指导原则在安全、人类尊严、个人决策自由以及数字独立方面提出了特别要求，要求算法编写者遵守一系列伦理法则，其核心是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比如在危险情况下，保护人类生命始终拥有最高优先权。这一做法可以为我国研发Regtech提供借鉴。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确定算法的编写者在研发程序过程中需要遵守的金融市场基本原则，比如最为关键的就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在首位，以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程序编写者的道德风险，为其提供宏观上的指导。

其次，算法可解释性是“算法的法律”可以成立的前提，如果无法判断程序编写者在转换法律为代码时是否掺杂了自身的歧视、误解，这样的监管科技运用于金融领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要保证算法可解释性乃至可视化，可以运用技术的方式解决。在2018年3月7日，谷歌大脑团队的克里斯·欧拉公布了一项题为“可解释性的基础构架”的研究成果，该成果解决了神经网络的算法可视化问题，连人脑这种最复杂、最庞杂的神经网络也可以模拟，相信监管规则可视化或可解释化在技术上也不会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关键在于法律人才和技术人才的充分交流和合作，加大培育监管科技人才队伍的力度，汇聚能够用技术解决法律问题的人才和能够用法律服务技术发展并将技术运用于法律的人才，营造有利于监管科技人才聚集的环境，加强国际人才的交流和互动，培养领先世界的法律知识工程师。

最后，“有多少人工，就有多少智能”法则在金融监管领域依然适用。将法律编写成代码的过程必须依赖于前期加工，在设计基于规则的程序时，设计者必须假定规则没有意义不明和冲突，程序必须消灭这些问题而使规则呈现出更多的一致性，所以，尽管人们对法律概念、法律规则的含义、解释可以争论不休，但输入机器的法律语言却不能互相矛盾，机器语言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法律的表达是开放的，同一个法律概念可以有很多法律术语来表达，并且法律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中。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必须建立统一的专业术语规范，法律的算法化倒逼更加精准地表述法律知识，促使金融监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三)构建中国的“监管沙盒”制度

监管沙盒是金融监管机构在现行的监管框架体系下，通过主动放宽法律授权和准入限制，允许持有业务牌照的金融科技企业，在特定的范围约束边界内，运用真实或仿真的市场环境对金融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进行测试，待测试通过以后授予全牌照以支持全面推广，并将其纳入正式监管之内。监管沙盒可以为金融科技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也是监管科技领域中相对成熟、已有探索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国未来监管科技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在监管沙盒准入限制放宽的情形下，必须建立“伪创新”筛选机制，对申请的创新项目进行实质性审查，一方面要审查其“独创性”，另一方面要审查其“社会福利”，即是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龚浩川，2017)，并在整个测试期间持续检查。

其次，构建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制。由于监管沙盒存在一定的试错空间，对消费者保护的程度相较于其他一般的消费者保护要更为严格。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把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机制、信息披露、赔偿机制等作为企业准入的条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还规定消费者保护不到位会被列为失败退出的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主要包括合格消费者的遴选，选取具有风险负担能力和风险判断能力的消费者;严格、持续的信息披露，将产品的风险告知消费者;提前制定损害赔偿制度，建立完备的风险准备金和赔偿救济制度。

最后，完善退出机制。当被测试产品明显存在违反监管原则和测试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况时就应该终止测试。企业退出后应向监管机构上交最终报告，内容包括产品信息、财务信息、消费者信息和风控信息等。在企业退出之后，还应该完善相关制度，比如产品退出后消费者权益的后续处理、纠纷解决机制等等。

注：

[1]Call For Input：Using Technology To Achieve Smarter Regulatory Reporting，https：//www.fca.org.uk/publication/call-for-input/regtech-call-for-input， last visit on August 27，2018.

[2]Nizan Geslevich Packin. RegTech，Compliance and Technology Judgment Rule，93 Chi.-Kent L. Rev. 193，2018.

[3]Urszula McCormack，Evan Manolios and Jack Nelson. 2018. The rise of anti-Regtech，http：//thelaundromat.kwm.com/the-rise-of-anti-regtech/，last visit on August 27.

[4]中國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迅猛，位居全球前列，http：//coi.mofcom.gov.cn/article/t/201804/20180402733263.shtml，2018-8-27.

[5]杨宇焰.金融监管科技的实践探索、未来展望与政策建议[J].西南金融，2017，(11).

[6]孫国锋.发展监管科技构筑金融新生态[J].清华金融评论，2018，(3).

[7]柴瑞娟.监管沙箱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J].法学，2017，(8).

[8]龚浩川.金融科技创新的容错监管制度——基于监管沙盒与金融试点的比较[J].2017，(3).

[9]杨松，张永亮.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转换与中国选择[J].法学，2017，(8).

[10]杨东.监管科技：金融科技的监管挑战与维度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8，(5).

[11]廖凡.竞争、冲突与协调——金融混业监管模式的选择[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2]宜信研究院.监管科技(Regtech)研究报告——概念、实践与启示[DB/OL].http：//www.ceresearch.cn/ceresearch/view/732/14.html，2018-8-27.

[13]程军.监管科技的应用与发展[J].金融电子化，2017，(7).

[14]丁晓东.算法与歧视：从美国教育平权案看算法伦理与法律解释[J].中外法学，2017，(6).

[15]郑戈.算法的法律与法律的算法[J].中国法律评论，2018，(2).

[16]张保生.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的法理学思考[J].法学评论，2001，(5).

[17]黄震，张夏明.监管沙盒的国际探索进展与中国引进优化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8，(4).

作者：吴月

反洗钱监管与互联网金融论文 篇2：

互联网金融倒逼监管创新

近期，关于中国所谓“互联网金融”监管的讨论日趋激烈，引发诸多争议。这些争议，其实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冲突，是监管漏洞(Regulation Gap)的表现，但也是监管创新的契机。

金融监管一直是政府和公众对金融发展和创新进行反应的结果，往往被各种经济事件推动。

中国正面临类似情况。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变得日益复杂。而中国目前的机构性监管构架，只适合简单的金融市场。

当互联网企业涉足各金融领域积极创新时，现有的监管往往跟不上，会出现监管漏洞。在彼此隔离的监管构架中，面对金融创新，监管者还可能相互推诿，不愿承担监管责任。这时，如果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存在认知偏差，那么监管就更加无从下手。

在现有监管框架下对互联网金融监管，需对其所涉及的金融业务做功能上的认定，并归属相应的监管部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进行监管改革。只有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创新及市场化和国际化提前筹划，并设计出相应的监管框架，才能避免在监管上出现被动。

互联网金融带来监管挑战

中国在探索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时，遇到很多问题。这缘于当前金融监管构架与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之间的不匹配。这还缘于有时对互联网金融的金融本质在认识上的混乱。此外，现有监管规则还落后于技术发展。

余额宝(支付宝)就是个例子。余额宝的背后是货币基金。余额宝与支付宝完全打通，因此享有T+0的基金赎回便利，并可用于购物和支付账单等各种支付。这种T+0的赎回流动性承诺，与其背后货币基金T+1的流动性限制是不匹配的。余额宝是否在实际上吸储，并承担银行功能?

众所周知，货币基金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利率高涨时，机构为突破政府对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管制而做出的创新。美国的货币基金，主要投向联邦和地方政府短期债，及高评级公司的商业票据，因此直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中国的货币基金，由于缺乏商业票据等投资物，绝大部分投资都投向了银行协议存款。中国的货币基金有没有做到替代银行，而建立起新的市场融资渠道?

货币基金接受共同基金的监管要求，在信用质量和流动性等方面有监管规定，但不受资本金或准备金约束。这在2008年美国的储备基金挤兑风潮之后受到诟病。货币基金被认为 “是真正躲藏在银行市场的影子里”，并被要求加强监管，甚至有提议将之改成特殊目标银行(Special-purpose Bank)。那么，对中国的余额宝及其他货币基金是否也应该加强监管?是适用基金监管还是银行监管?

除了余额宝面临的上述业务界定等问题，支付领域的其他监管，也面临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央行对清算体系的控制权问题，以及对KYC(Know Your Customer，了解你的客户)原则的实施问题。同时，还有监管如何适应技术发展的问题。

传统上，支付一直被认为是银行从事的一项技术性业务，应该由中央银行监管。这在美国就由美联储负责。对支付系统的监管，主要由美联储对系统性重要的支付系统(SIPS， 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Payment Systems)发放牌照。美国的支付系统由政府和私有部门的各种服务共同搭建，相对复杂。

中国支付结算系统的构架相对明晰，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清算系统和商业银行的结算网络构成，执行除了现金之外的所有结算。通过该系统，央行得以实现多种监管目标，如对货币流转和资金流向的监控等。支付领域的其他监管目标，尤其是涉及支付企业的，主要有反洗钱(2001年“9·11”事件后，加强了对恐怖主义组织资金转移的防范)和支付安全等，在各国就具体体现为反洗钱法和与之相关的KYC原则。KYC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对客户身份的认定。

在中国目前由央行主导的结算、清算体系下，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企业只需在各家商业银行都开设备付金账户，就可为客户之间的支付做清算，从而绕开央行的清算体系。作为防范，央行规定了非金融机构支付公司只开立一个备付金存管账户。但实际上，支付宝与大量银行产生业务上的资金往来，至少在理论上仍具有绕开央行清算系统的能力。央行对支付宝如何加强监管?

虚拟信用卡和二维码支付被叫停，则涉及客户身份认定和软件安全问题。

从纯技术层面看，虚拟信用卡与实体信用卡并无二致。事实上，移动支付在很多地方正在取代实体信用卡。甚至有预测说，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实体信用卡到2018年就可能已经过时。

虚拟信用卡的问题主要出在核发环节，也即对上文所述的KYC原则的实施。《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对首次申请本行信用卡的客户，不得采取全程系统自动发卡方式核发信用卡。”也就是说，在对KYC原则的实施上，中国要求“面对面”进行顾客身份认证。虚拟信用卡的卖点是通过对客户历史交易数据做信用分析，而实现核发环节的自动化发卡。这违背了对信用卡发放的现有法规限定。央行因此对之叫停。

这就涉及监管规则与技术发展的协调。KYC原则的实施，并非一定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2013年6月，印度央行就通过使用生物识别证书的方式，批准了电子KYC在金融中的使用。中国也可以根据科技的发展，在监管要求上做出适当调整。

央行对二维码支付的叫停，主要因为对其安全性的担心，比如二维码里可能隐藏病毒。互联网在客户隐私保护和安全方面会为企业带来很大挑战，这是信息储存和传递的规模化的结果。传统金融行业有着长期形成的风险管理理念及谨慎经营的习惯，在对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技术运用上，更加注意保护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互联网企业对市场占有率更加关注，但在客户安全方面的考虑略显欠缺。这在中国尤其严重，最近不断曝光的客户数据安全漏洞就凸显了这点。从这个角度，央行对二维码支付的叫停也有道理。不过，基于“可能的”安全问题而叫停，似乎又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那么应该制定怎样的监管标准?

对P2P平台的监管，同样面临政策抉择问题。P2P在原理上是平台，应该仅起到通道作用。但实际上，由于对本金甚至利息进行了担保，中国目前的P2P平台基本都在行使传统银行功能。由于P2P平台的目标客户主要为低净值客户及小微企业，它们对传统银行业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是实现普惠金融的一个有效渠道，应该鼓励和扶持。目前，对P2P平台的监管思路，原则是不要触及“非法集资”的红线。但具体实施监管，是采用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还是银行监管?

引起颇多争议的“零佣金”，实际上是金融混业经营下不可避免的竞争行为，涉及对有序竞争的判定。东航期货之所以推出“零佣金”，是因为其母公司(东航金控有限公司)建立了包括期货、保险、基金、境外证券等一系列产品与服务在内的混业经营模式。如果放弃期货佣金收入能够争取到更多客户，集团公司就可能在其他平台获取更多的收益。

这涉及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是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必定产生的竞争问题。互联网作为技术，是竞争得以实现的手段。混业已经成为金融行业的大趋势，互联网金融更是如此。监管如何应对混业经营?

现有构架下的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构架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讨论，最现实的是首先在现有监管构架之下进行。

现有构架下可采纳功能性监管原则，对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金融功能认定，并归属相应监管部门。在具体操作中，需要遵守金融监管一般原则。

监管的存在，就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金融行业的市场失灵主要体现为：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内幕交易、信息不对称、信托责任、利益冲突、监管套利、系统性风险及羊群效应等等。

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要分析其具体业务在经济中的功能及潜在风险，并对可能造成的市场失灵进行监管。银行一向被认为是特殊的，监管也尤其严格。这是因为银行进行的期限、信用及流动性转换造成了其天然的脆弱性。银行在经济中又至关重要。对银行的监管主要集中于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任何互联网金融业务，一旦涉及银行业务，就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对之进行特别监管。这不仅涉及P2P平台，而且涉及余额宝等类银行机构。

对证券和期货市场的监管，主要以维持市场有效运行为主，重点表现为加强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对保险业的监管同样集中于消费者保护以及微观审慎监管。具体到互联网金融，就需要对市场的有序竞争(如“零佣金”等)进行认定，以保证市场有效运行，还要对网上基金销售平台进行信息披露等监管，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除此之外，金融监管还有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目标。如果监管为市场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或做出市场进入的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就会滞后，金融创新就会不足。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就要考虑监管的适度。

互联网金融会不断冲击金融业，使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现有监管构架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如何监管复杂金融市场

面对金融市场不断创新而带来的复杂性，如何监管，西方已经进行了探索。

2008年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进行了监管方面的反思，并积极推动金融监管改革。全球主流监管思路已经开始转向基于目标的监管(Objectives-based Regulation)构架，包括宏观审慎(Macro-prudential)、微观审慎(Micro-prudential)和商业行为(Business Conduct)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往往由中央银行负责，关注宏观系统性风险，目的是保护金融的基础设施，确保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这包括对支付系统、短期和隔夜信贷以及货币供给的管理。为实现市场稳定的监管目标，往往需要央行对市场进行干预，并成为交易的对手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央行以最后贷款人和流动性提供者的身份，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了救助。尽管侧重宏观集成数据，对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宏观审慎监管仍需做直接监督，包括实地拜访。

微观审慎监管，是对微观个体进行监管，目的是防止金融机构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微观审慎监管往往基于法规和会计标准，具体监管手段包括对资本充足率、内部控制、记录保留、风险评估和关键在职人员的资格等做出要求。

商业行为监管的重点是保护消费者。这主要源于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地位的不平等。消费者处于弱势，因此要受到保护。这方面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对利益冲突和风险等都进行披露，对员工进行培训以确保产品和服务适合客户需求，并要承担信托责任。商业行为监管涉及对法律法规条款的解读。

基于目标的监管构架，不会被行业或机构隔绝，相较于功能监管或行业监管，更加适应复杂的金融市场。

监管方面的一个反面例子是美国。美国的金融监管，被归于功能监管(Functional Regulation)，但实际上是更具分割性的基于机构之上的功能监管(Institutionally Based Functional Regulation)。它针对不同金融功能(如银行、保险、证券和期货)分别设立监管机构，并负责该金融功能领域的机构的所有方面的监管。仅银行业监管就被分割成几个机构：货币监理署、全国信用合作社协会(National Credit Union Association)和美联储。

这种监管下，监管被按机构、行业或功能割裂，单个监管者没有动力对一个金融集团的整体健康进行监管，无法获取必要信息也无权对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这种监管模式与当今全球混业经营的背景日益相悖。

应设置专门机构分别负责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这样，每个监管机构都可以跨行业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涵盖全部金融活动及功能。这种监管模式适用当今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主流模式。

基于目标的金融监管构架，有单一监管者(Single Regulator，如日本、新加坡以及金融监管改革之前的英国)和双峰监管(Twin Peaks， 如澳大利亚、荷兰及监管改革后的英国)两种模式。单一监管者的构架简单，由一家监管机构负责所有金融监管。这曾经被认为是最优的监管构架，一度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发展的主要趋势。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双峰监管成为各国首选。英国在金融危机后将金融服务局(FSA)拆分，分成审慎监管和商业行为监管两个部分，并将审慎监管并入英格兰银行，与市场稳定监管一起成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主体。美国财政部在关于金融监管改革的白皮书中，也将基于目标的监管作为推荐的监管体系。

目标监管适合于复杂的金融市场，有助于明确监管责任，充分共享信息以及对监管行动相互协调。单一监管者或双峰监管者的具体模式并不重要。

倒逼金融监管创新

西方由于监管不力，而陷入金融危机。中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原因并不是监管制度的优越，而是中国金融市场比较简单，基本没有任何衍生品工具。

但是，互联网金融在各金融领域做出的大胆尝试，以及混业经营的快速发展，已经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变得复杂，对中国现有机构性监管的构架构成挑战，在事实上倒逼着中国进行监管创新。中国可考虑目标监管。

中国目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构架，属于上世纪90年代之前流行的监管体系。这种对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各机构分别进行的监管，会造成监管在行业或机构间的隔离，只适用于简单的金融市场。

反观西方各国在过去数年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都遵循了一个核心准则，就是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建立起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商业行为(加强消费者保护)监管。这是对复杂金融市场做出的监管反应，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发展，已经超前于监管。当前监管构架下，监管机构在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以及对系统性风险的认定上缺乏协调，产生了诸多监管漏洞。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互联网技术更广泛地运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会更迅速，金融市场会更复杂，对监管的挑战也就更急迫。以阿里巴巴为例，在以支付宝为核心的各种业务相互打通后，已很难对之界定一个统一的监管。在现有监管构架下，阿里巴巴的支付业务归央行监管，余额宝的货币基金归证监会监管，其银行功能则归银监会。这种割离的监管及信息收集，不利于对一个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把握，也不利于进行系统性风险的判定。而一旦阿里在未来发展出更多新的金融业态，监管可能会更加被动。

互联网金融正在倒逼监管创新。中国不妨以此为契机，借鉴发达国家基于目标的监管框架，以央行为核心，联合各金融监管机构，尝试进行以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及商业行为监管为基础的金融监管创新。这可为更长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打下基础。

作者：戴险峰

反洗钱监管与互联网金融论文 篇3：

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现状、问题及优化路径

【摘要】近年来，区块链技术凭借其不可篡改性、去中心化、去信任以及集体维护等特征，不仅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还被作为各领域创新的基础。尤其是其与金融领域的融合，推动了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金融科技有别于传统金融，传统金融监管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有学者提出了构建“区块链+监管”的“法链”监管模式以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鉴于此，从我国多地区“法链”监管模式的实际发展状况出发，重点分析贵阳市“法链”监管模式的构建体系，并以此总结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发展难点与困境。同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我国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区块链;监管;法链;治理机制;金融风险;金融科技

【基金项目】河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450344)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互联网+传统金融”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模式逐渐兴起，依托互联网技术而不断创造出的P2P借贷、股权众筹融资及第三方支付等新型业态模式更是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然而，金融创新与金融合规发展之间总是此消彼长的，许多金融安全事件都验证了金融创新将引发新的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脱节与脱钩问题。由于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因此在金融监管技术没有得到提升的情况下，金融创新总是存在诸多潜在风险，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还会对现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损害[1]。尤其是在当前鼓励金融创新及金融科技全面应用的环境下，金融数据交易量、交易模式以及交易效率都是传统金融模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金融科技的发展无疑又对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2]。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金融科技监管创新，即将金融科技应用到金融监管领域，以丰富金融监管的手段和技术，打造一个可以与金融创新相匹配的金融监管体系，而“区块链+金融监管”所形成的“法链”监管模式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3]。

区块链技术之所以可以应用于金融监管，作为金融监管手段创新的推动力，其原因有三：第一，区块链技术的不可篡改性及去中心化特征，可有效解决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金融监管部门搜集到更多金融信息，并且这些金融信息是不可篡改的，被监管金融机构无法提供虚假信息[4]。第二，区块链技术具有智能合约的功能，使金融监管更加透明、公平和公开。智能合约是指按照约定自动完成事先设定的执行任务，无论外在条件如何变化，都不会阻止合同的执行。因此，如果金融监管可以实现智能合约功能，那么将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寻租现象，保证金融监管主体监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第三，区块链系统是分布式的，系统内部存在多个节点，并且每个节点都具有相同的信息[5]。因此，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避免当前我国多部分主体分业监管的弊端，使不同金融领域的监管主体通过区块链系统进行联合，从而更加适应金融科技的混业发展态势[6]。

“区块链+监管”的“法链”监管模式的本质仍是监管科技。按照国际金融协会(IIF)的定义，监管科技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监管科技可以提升金融机构的合规能力;另一方面，监管科技可以提升监管水平[7]。由此可知，“法链”监管模式就是利用区块链这一新兴互联网技术，通过信息共享形式实现金融领域共同治理，延伸至传统金融监管无法覆盖到的监管区域，其内涵是利用区块链技术使被监管金融机构的信息外部化，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及去中心化等优势特征，消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打破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及投资人之间的信息阻碍，利用金融市场机制分散金融风险，进而达到金融监管目标[8]。因此，“法链”监管模式是一种提倡以市场机制为主、人为干扰为辅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传统金融监管的互补手段而非替代手段。

此外，“法链”监管模式不仅是传统金融监管模式与手段的改革与提升，更是对金融监管理念的升华。由传统金融监管的“准入型监管”理念转变为“行为性监管”理念，更多的是注重如何让金融机构主动进行合规发展[9]。例如，披露金融机构基本信息及日常金融业务运营合理合规等，而不是命令金融机构应当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因此，“法链”监管模式是一种“软约束”，可从风险根源处消除或者降低金融风险，其监管效率更高。

二、“法链”监管模式的必要性分析

(一)金融监管日趋严厉，金融机构合规成本居高不下

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以P2P借贷和股权众筹为典型代表业态模式。然而，由于近年来我国P2P借贷和股权众筹等新型融资模式的金融安全风险事件频发，导致我国对其监管政策不断变化，产业监管力度呈现动态化发展过程，极不利于我国金融创新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日趋严厉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许多金融业务无法开展以及获得收益，致使互联网金融平台不断亏损;二是金融机构对违规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处罚金额不断提高，致使一旦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违规问题，就会一蹶不振。

以P2P借贷为例，自2015年我国开始加大对P2P借贷产业的监管力度以来，平均每年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累计发布的各项产业监管政策超过50则，而大量的监管文件、合规准则导致P2P借贷平台的合规成本不断上升。一零财经的统计数据显示，对于小型P2P借贷平台而言，合规的起步成本在300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平台所需要的人力成本、经营场所支持及IT底层系统搭建和维护的费用。而同期我国P2P借贷净利润总额为14.4億元，平均利润为1512.2万元，利润中位数为75万元，考虑到部分P2P借贷平台除了基本借贷业务以外，还有其他互联网金融业务，可以看出实际的P2P借贷产业利润将更低。因此，金融机构的合规成本居高不下将导致许多P2P借贷平台无法实现合规转型及持续盈利，同样不利于我国金融创新发展。

“法链”监管模式则为金融机构的低成本合规提供了可能[10]。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性及数据信息共享性，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完全信赖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信息，无需制定更加具体化的规范措施，从而为金融机构提供更多金融创新空间;另一方面，“法链”监管模式也可以被金融机构所使用，利用金融科技监管来自查是否符合金融监管要求，从而提升自身合规效率，避免高额的金融违规罚款。

(二)破除传统金融监管无法满足监管需求的困境，丰富金融监管部门监管手段

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中，监管部门过分依赖银行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信息和数据，其监管效果将受到金融信息和数据的约束，因此往往无法达到金融监管目标或者导致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为了解决金融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监管部门大多是加大监管力度，对提供虚假金融信息的金融机构进行更为严厉的处罚，进一步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施加压力[11]。

然而，金融监管的目的并不是处罚，而是促使金融机构合规发展，保持金融市场的健康安全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需要对传统金融监管模式和手段进行创新，以适应当前金融创新发展驱使下的金融模式发展。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法链”监管模式可有效解决当前金融监管手段滞后的问题，甚至金融监管领域的区块链技术应用还领先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创新，超前于金融模式创新。同时，“法链”监管模式具有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不仅可以丰富金融监管手段、提升金融监管效率，还可以将传统金融监管及其他科技监管手段不断融入“法链”监管模式中，进一步丰富金融监管的手段，以更加高效的金融监管方式对金融创新进行合规性约束。

(三)金融科技创新发展迅猛，金融监管任务繁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就开始加大对金融创新的投入力度，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完善现有金融体系，使其具有更强的风险防范能力。对此，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新兴互联网技术不断与传统金融业务相融合，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我国金融产业改革创新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大量支持政策的鼓励下，传统金融机构及科技企业不断加大金融科技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使得数据信息价值不断显现，推动了金融产业的创新发展，促使金融业务应用场景更加丰富[12]。当前，我国金融科技领域发展已经领先全球，尤其是在互联网支付结算方面，涌现出诸如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企业。根据毕马威和H2 Ventures联合发布的《2018年全球金融科技100强》，目前我国共有11个金融科技企业居于世界前列，其中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位居前两位，小满金融和陆金所分别位列第四和第十。

然而，由于金融科技大量被应用在传统金融领域，不仅模糊了传统金融的边界，使得金融监管范围拓展，而且限于技术能力，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掌握监管金融科技的原则和方法，使得金融监管难度剧增，无形中给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造成了较大的监管压力[13]。而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法链”监管模式的兴起与发展将推动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进而减轻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繁重的监管压力。一方面，“法链”监管模式可以缓解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部门了解金融机构新的金融产品和交易信息，还能及时发现金融机构的市场操纵和诈骗行为，规范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行为[14];另一方面，“法链”监管模式会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和监管能力，防止大規模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三、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现状

早在2003年我国就已经将监管科技应用到金融业务监管实践中，例如2003年由中国银监会提出的“1104工程”，为了缓解金融监管部门及信息报送部门的监管困境，对金融信息数据的搜集、管理和操作流程进行了标准化制定。此后，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兴起及高速发展，相关监管部门不断提高对金融创新领域监管的重视，针对互联网金融发展特征制定了专业化的监管政策，并由此初步搭建了我国金融科技监管体系。一方面，通过不断出台监管政策，规范金融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将最新的科技发展融入金融监管，丰富金融监管手段。

(一)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政策支持

“法链”监管模式真正步入监管层视野，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出现的时间是2017年，其标志为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中国金融业信息技术“十三五”规划》，该规划强调了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发展，需要加强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的应用，着重强调了使用区块链技术提升金融监管科技化水平及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本领。在2018年1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开始针对比特币市场进行规范，有序引导企业退出比特币“挖矿”业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也开始要求各金融机构禁止为数字货币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此后，政府高度重视以区块链等现代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金融科技监管的发展，不仅在金融领域出台了大量政策以支持“法链”监管模式发展，而且在金融行政监管领域也出台了大量支持政策，不断普及和优化“法链”监管模式[15]。例如，在2018年5月，证监会印发了《稽查执法科技化建设工作规划》，表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科技化监管建设步入全新发展阶段，通过“六大工程”建设，包括“数据集中工程”“数据建模工程”“取证软件工程”“质量控制工程”“案件管理工程”及“调查辅助工程”，共同提升金融监管部门的金融科技监管水平，实现金融监管科技化办公过程。同年8月，证监会又分别印发了《证券期货业数据分类分级指引》和《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致力于推进证券产业数据化发展及加强数据化安全管理，并对未履行信息技术管理职责的主体进行相应处罚。同时，证监会还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提升证券产业的信息化和数据化发展水平，以为“法链”等金融科技监管模式提供必要的数据信息基础。

(二)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具体措施

随着金融科技监管的优势不断显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利用金融科技监管来维持区域性的金融稳定，将“法链”监管模式应用于实践。例如，青岛市政府利用自身地理特征和区位优势，开展了“链湾”模式，针对城市问题，创新出多种“法链”监管场景，包括政府日常管理、城市污染治理及公正公示服务等。深圳市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了金融领域风险预警系统，当地金融监管部门通过与技术企业合作的形式重点对非法集资、信息搜集和信息管理进行监管。北京市利用区块链技术对社会信用加强了监管，通过信用数据整合形式实现了京津冀三地的信用体系对接，为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与监管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16]。贵阳市全面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城市管理中，对治理、监管、合约、激励以及应用和数据管理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指示，通过打造“主权区块链”的形式全面将“法链”监管模式应用于实际。在这些“法链”监管实践中，贵阳市是最早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金融监管领域，并通过出台白皮书等形式全面对“法链”监管进行答疑的城市，其“法链”监管模式最为完善和具体。

1.贵阳市“法链”监管模式的布局。贵阳市的“法链”监管模式采用的是“一核、四区及多中心”的空间布局形式，按照政用、民用及商用的分类形式，以及三步发展阶段，将“法链”监管模式逐一应用到相关领域，最终形成全产业链覆盖应用，如图所示。

贵阳市“法链”监管模式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确立区块链技术发展领域及应用场景，通过技术路径规划等方式来探索“法链”监管模式的可行性;第二阶段为重点应用推广阶段，探索“法链”监管模式的规则与共识机制，初步实现全产业链覆盖;第三阶段则是“法链”监管体系形成阶段，实现从民用到商用再到政用的转变。

2.贵阳市“法链”监管模式建设推进措施实践。由图可知，贵阳市“法链”监管模式按照应用领域的不同而逐步发展，其主要的金融监管领域如表所示。

四、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机制障碍

(一)“法链”监管模式属于复合型监管，治理机制难以协调

任何一种新型监管模式的产生和应用，必然需要相应的配套机制，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监管作用。对于“法链”监管模式同样如此，尤其是对于“法链”这类复合型监管模式而言，有效的治理机制将是决定“法链”监管模式能否达到监管目标的关键因素。其中，治理机制应当包含技术层面的治理机制及非技术层面的治理机制。例如：在“法链”监管模式下，技术层面的治理机制包含协议、程序、算法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非技术层面的治理机制包括法律、法规及发展政策和规范等。

具体而言：第一，技术层面治理机制建立的难点在于“法链”监管模式属于复合型监管模式，其监管的场景较多，而不同的场景所需要的治理机制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如何协调好不同场景的治理机制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挑战。同时，“法链”监管模式中涉及的业态模式较多，如何在不同种类的业态模式中制定不同主体所共同信任和愿意参与的共识机制也同样重要。第二，非技术层面治理机制建立的难点在于当前我国并没有针对“法链”或者区块链技术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在“法链”监管模式的应用过程中只能参考现有法律，如侵权责任法、物权法及反洗錢法等。而这些法律之间的应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极易造成重复监管或者监管空白，也会导致“法链”监管模式虽然在监管技术上得到提升，但是在实际的监管效力方面难以匹及相应的法律法规。

(二)资金投入不足，“法链”监管模式大范围应用尚需时日

在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时，区块链技术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进而得到政府、资本市场及各产业领域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2016年，国务院正式将区块链技术纳入到《“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发展战略当中，使得区块链技术可以在政府的扶持下获得有序发展的机会[17]。

然而，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互联网底层技术，在我国目前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成熟度还有待提升，许多区块链底层技术以及应用都需要通过大量资金的支持才能得以发展。虽然在2017年我国区块链产业的投融资市场热情不断升温，全年融资规模达到32.0236亿元，较2016年同比增长854%，但是该投融资额度与其他金融科技的投入仍存在较大差距。

从区块链技术投融资区域来看，我国还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IT桔子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区块链技术投融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其中：北京市的区块链技术项目投资规模占据全年区块链技术投融资规模的76.6%，投融资笔数占据全年总投融资笔数的56%;上海市的区块链技术项目投融资规模则占据总规模的17.1%，投融资笔数占据总笔数的22%。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法链”监管模式或者不同产业的“法链”监管模式存在差异，区块链技术投融资数量过于集中在几个区域内，势必将约束区块链技术的研发速度以及“法链”监管模式的推广与应用。

同时，从国内区块链技术的投资轮次角度来看，我国区块链技术的A轮融资数为67笔，占据全部投融资项目的98.5%，占据总融资规模的88.2%。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区块链产业的发展正处于早期，想要真正实现“法链”监管模式的大范围应用尚需时日。

(三)区块链技术风险更大，安全问题仍旧突出

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但同时也会带来许多潜在风险。对于区块链技术而言，一方面，由于技术发展初期的不成熟，致使其技术本身就存在较大的技术性风险;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运营及管理全部依赖于信息数据，而信息数据安全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痛点及难点之一。因此，区块链技术将面临外部攻击和内部攻击的双重风险，安全问题不容小觑。

从区块链技术自身来看，在其发展的短短十年内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区块链系统被攻击并造成较大经济损失的事件[18]。例如：在2010年8月，黑客利用区块链系统内部漏洞打破了比特币的上限设定，致使凭空产生1844.67亿个比特币，扰乱了市场秩序;2014年，MtGox作为世界第一大比特币交易所被黑客攻击，导致平台被盗85万比特币，经济损失高达4.7亿美元;2018年1月，日本Coincheck被盗取5亿个NEM(新经币)，经济损失达到5.3亿美元。

从区块链技术使用信息数据安全性的角度来看，虽然区块链技术可以使用TLS、SSL及广播加密等协议或者技术手段对信息数据进行加密传输处理，但是由于区块链系统的信息数据层面保护措施仍以密码学技术为基础，因此仍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我国对区块链金融的监管源于2013年，但对区块链技术这类金融科技的监管直到2016年才开始逐渐兴起，无论是理论还是技术应用都较英国、美国及澳大利亚等国有所差距。比如英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大量区块链技术项目进行调查，对虚拟货币投资计划的发钱推广人发布禁令，同时宣布数字货币交易所必须要进行注册。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直对区块链技术进行严厉的监管，2018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被称为“打击非法网络和侦查贩运行为”的H.R. 6069号法案，以防止非法使用包括比特币在内的加密货币。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管理局提出“数字货币许可证制度”，并在2017年签署了数字货币研究法案，旨在促进区块链技术在澳大利亚更健康地发展。

在大数据发展时代，个人及企业的隐私保护同样重要，这也是区块链技术可以进行大范围应用的前提和基础，而区块链技术本身不能满足信息数据流动和处理方面的安全需求，这也对“法链”监管模式的应用提出了安全挑战。此外，对于“法链”监管模式而言，最大的安全风险挑战主要为系统性风险。因为“法链”监管模式属于一项社会复合型的监管模式，是针对某个区域内的部分甚至是所有领域的监管方法和手段，因此，如果“法链”监管模式存在安全隐患问题，极易导致区域性的系统性故障，进而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

五、推动我国“法链”监管模式应用及发展的策略选择

当前，由于我国区块链技术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许多重要的底层技术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仍在探索阶段。因此，有关我国“法链”监管模式的建设以及大范围应用推广，应当以循序渐进为原则，通过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的投资力度，克服当前存在的技术性难题并不断提高底层技术水平。同时，尽快出台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及制定行业标准，从外在环境为“法链”监管模式的应用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以形成有利于监管科技发展的良好生态系统。

(一)完善非技术层面治理机制，为“法链”监管模式建设提供优质发展环境

区块链技术属于互联网新兴技术，其发展路径较为依赖完备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目前有关区块链技术的法律法规已经明显滞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因此加快区块链法律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根据区块链技术的特征制定专业性法律法规，弥补法律监管空白。考虑到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技术工程，在制定相关法律时要从关键环节入手。例如：在某些环节如果现有法律可以借鉴，则可以推迟相关环节的法律制定;而某些技术环节没有法律可以套用，则应加快此部分的法律建设。第二，对于可以应用到现有区块链技术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可以继续沿用。但是，要对其进行适当优化以拓展其适用性，以解决相同业务在不同情况下监管不确定的问题[19]。第三，专业性法律法规的制定要具有针对性、开放性及前瞻性。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创新空间，因此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时不可使用太多的命令性规定，需要考虑到区块链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为其提供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此外，非技术层面治理机制建设还需要行业协会的协助，通过制定行业标准化的方式，使“法链”可以通过市场化及标准化方式快速发展。

(二)提升“法链”监管模式的社会地位，增强对其发展的资源支持

区块链属于新兴技术，不仅准入门槛较高，而且在探究和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为了“法链”监管模式可以尽早地实现应用，为社会发展服务，政府及社会组织等部门需要为区块链技术发展提供支持，包括：加强区块链技术优势宣传、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为其提供专业人才等。

具体而言：第一，以政策为导向将更多的社会经济主体引入区块链产业，通过协同合作的方式共同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由于“法链”监管模式涉及的参与主体众多，因此如果所有参与者都参与“法鏈”建设，必然将事半功倍。例如，在“法链”监管模式下，金融监管部门为主要使用者，同时考虑到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相应的技术，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形式将第三方技术企业引入到“法链”监管模式建设中，将技术环节外包以提升监管质量和效率。第二，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直接或者间接的资金支持，以鼓励科技创新。例如，对于行政应用方面的区块链技术，政府可以直接投资为其提供研发资金，或者通过招商引资以及减少金融科技企业税收等形式间接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在创新发展方面，发挥各个政府部门的联合作用，加强不同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的合作，消除技术壁垒，防止重复投资研究问题。同时，可以通过设立相应的专业智库等形式，通过产学研的结合，保证产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三)注重技术底层研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解决安全难题

技术安全风险一直是区块链技术无法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以解决当前区块链技术所含有的安全风险问题。互联网技术总是存在安全风险，为了防止“法链”监管模式的风险发生，应当转换风险防范建设思路，将从源头防范风险的传统思路，转变成当风险发生时如何防止风险继续扩散，进行及时止损。对此，在建设“法链”监管模式的过程中，要不断融入新的技术手段，例如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到“法链”监管模式中以保证其安全性。

具体而言：第一，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设立预警系统，当金融机构发生风险时或者出现金融风险征兆时，系统自动向监管部门发送信号以便及时采取措施;第二，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构建法律红线，当金融机构发生金融风险时，系统可以自动停止其相关业务，以防止风险进一步扩散;第三，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构建金融业务自动恢复系统，如果违规金融机构及时进行整改，在满足金融监管要求后，系统则可以自动对其解封并恢复其相关业务，以保证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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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0

作者：王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