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定

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定（共6篇）

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定 篇1

内容提要: 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将间接融资直接化，打通了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但其系统性风险的放大功能对流行的功能性金融监管模式也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次贷危机即彰显了现有监管模式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缺陷和失败。反思次贷危机的根源，本质上可以归咎于金融信息披露的严重失范。比较美国新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立足中国实践，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必须以信息监管为中心，以此构建一个统合的金融信息平台，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信贷资产证券化是一种以缺乏流动性、但具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作为信用交易的基础，通过结构重组和信用增级，发行证券的融资方式。这种新的融资方式带来了信用体制的创新，它打通了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信用中介的间接融资与以股票、债券为代表的直接融资的通道，是间接融资的直接化，进而建构了金融体系中银行信用与市场信用之间的转化关系。在金融创新不断加快的今天，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金融创新与监管关系的表现之一。本文在界定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与分析美国次贷危机中信息监管失灵三个原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我国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实行信息监管的必要性，以作为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制度选择。

一、次贷危机根源分析的新视角：金融信息披露失范

信息是指有目的地标记在通讯系统上的信号，表示传达的过程与内容。www.11665.coM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ner)认为，信息是有秩序的量度。在其后的信息科学中，对信息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的认识。本体上的信息是指事物自我显示出来的运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变化方式;认识论上的信息是指主体对事物运动的状态和变化方式的认识以及对此种认识的表达。[1]从哲学上看，信息是对物质的运动及物质间运动的一种描述。它必须以物质为载体，以能量为动力。

从经济学上看，金融作为一种信息符号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级表现形式。按照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理论，近代整个经济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可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底层经济，指的是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二是中间层次的市场经济，通常表现为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而第三个层次是以货币、信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2]布罗代尔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透明的，而后者是“不透明的”，容易产生垄断和操纵的问题。[3]就本文的讨论而言，布罗代尔的经济生活三层论，关键在于它深刻剖析了以金融信贷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生活的特点：货币和信贷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语言”，[4]日益复杂，具有高度的技术性，而且由于进入壁垒，导致垄断和操纵信息出现。金融信贷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操纵的特点正是当代信息社会和符号经济的显著特点。[5]爆发的次贷危机就是有力的实证，如美国著名资产证券化法律专家施瓦茨教授曾经指出，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度复杂性、投资者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以及人性贪婪与利益冲突是引发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6]而这三点原因都与信息经济中金融信息的披露不充分密切相关。

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度复杂性和高度杠杆性树立起层层的信息壁垒，导致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成为常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社会化融资方式，是应对严格金融监管而产生，以结构复杂著称于世。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规定，[7]商业银行必须遵守维持存款准备，保留资本充足率为8%，即杠杆率不能超过12.5，并向存款保险体系缴纳保险费等监管要求。但有研究估计，美国在这次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合约总额有530万亿美元之多，其中信贷违约掉期(cds)超过60万亿，它们赖以发起的担保品即物质金融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7万亿，其杠杆率达到200。[8]在如此高度的金融杠杆启动下，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多种金融创新在为社会提供巨大购房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信息壁垒问题。尤其是按揭贷款衍生证券的长链，牵涉多个环节当事方，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太远。[9]由于每一环金融交易包含着新一环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距离太远之后，多环节的委托代理关系造成层层信息受阻和传递失灵现象，最终导致风险累积，引爆金融危机。

第二，金融工具的复杂性造成了投资者信息障碍，从而形成对评级机构的过度依赖，给予评级机构极大的操纵信息的机会和空间。证券化产品市场上交易双方的信息高度不对称，使信用评级成为必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1975年起就开始依赖“全国认定的评级组织”(nrsro，nationally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作为信用评级手段。此后，美国国会也在各种金融立法中要求使用nrsro评级，[10]并逐渐形成了三大评级机构主导美国资本市场的格局。[11]从本质上来讲，信用评级机构的地位不应该等同于其它金融机构，它们是具有明显公共服务性质的金融机构，在充当金融工具价值评估者的同时，还肩负着投资者利益保护、合法实现金融市场再分配功能以及金融自律体系守门人的责任。然而事实证明，三大评级机构并不是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和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与此相对应，广大投资者对结构性融资工具的无知成为信用评级机构谋取暴利的良机。与传统债券发行相比较，结构金融评级费用构成了评级机构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些收入来自为数不多的投资银行，作为回报，提供评级费用的投资银行获得非同一般的市场权力。[12]这无疑会带来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事实正是如此，次贷危机中评级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优势给次级贷款的高评级，让投资者损失惨重。危机发生前，大约有75%的次贷产品获得aaa的评级，10%得到aa，8%获得a，仅有7%被评为bbb或更低评级。[13]危机发生后，那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为推卸责任，又将当年评级为aaa级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评级一降再降。仅7月，标准普尔就将2996种曾自诩为黄金质量的抵押贷款、次级房屋贷款和房屋净值贷款评级为“d类证券”。[14]评级机构操纵信息的套利行为，对次贷危机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金融机构内部最高决策者与二线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信息链的断裂，进一步恶化金融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内部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报酬冲突，二线经理(secondarymanagers)通常是受过严格证券技巧训练和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是将信贷资产结构化、销售和投资于复杂证券化金融工具的次级决策者和主要执行者。他们依据分配任务的完成情况来获取报酬，而不是将金融公司或投资银行长期业绩与其收益挂钩。在公司治理领域，长期以来的关注焦点往往只是集中在最高管理者身上，这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减少最高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因为最高管理者通常为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二是如何提高董事会管理职能。[15]这种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隐含着的一个推定就是，二线经理受金融公司最高决策者(top manager)的监督和指挥。因此，二线经理的行为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而且往往被排除在公司有效治理架构和金融监管范围之外，造成现实中二线经理为其自身利益隐瞒、掩盖甚至扭曲各种风险信息，甚至连投资银行的最高决策者也被蒙在鼓里。在金融行业，金融公司广泛采用风险评估模型(var，value-at-riskmodel)[16]来确定二线经理的报酬，即采取将二线经理的报酬不仅与其创造的利润挂钩，而且与低风险相联系的方式。因此二线经理从自身利益诉求出发，往往倾向于低额利润回报但损失几率小的金融衍生工具，诸如信贷欠债互换(gredit-default swaps)。其实，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二线经理深知这类衍生工具虽然就单笔交易而言貌似风险不大，但却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然而由于利益冲突，他们很少向上级决策者汇报。信息在二线经理和最高决策者之间中断或者受阻，难以上传，即使对公司董事会负责的最高决策者“准确无误”地将已知信息传达给董事会，也无法形成真实充分的信息流动，信息严重不对称在当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金融机构内部也依然痼疾难除。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见仁见智，但就笔者而言，以信息监管的视角观之，此次金融危机实为信用危机和信息监管失灵。在此基础上，如何反思信息监管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进而构建当前金融环境下有效的信息监管机制，颇值得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护航者：信息监管

金融监管是以有效的信息为基础的。并非所有与金融有关的信息都构成金融监管法上的信息，就本文所言的信息监管中的信息，是指对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或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决策具有重要性的信息。在重要性的认定标准上，巴塞尔协议体系中的观点值得借鉴。按照巴塞尔协议及其报告的规定，所谓的重要性是指遗漏或误报可能会改变或影响信息使用者的评估或判断。以此标准，若某信息影响到金融机构的安全，或会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动产生影响时，则其便属于金融监管法中的信息范畴。[17]笔者认为，信息监管起码要求三个层面的监管技能：一是能够通过观察金融市场中不同市场主体的行为异动和数字变化获取合理判断的基础信息;二是克服市场障碍对该信息进行分析的能力和技术;三是在风险社会大背景下，金融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18]金融监管机构具有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和分析技能作出艰难决策的意愿和能力。信息监管直接地决定着金融监管所追求的秩序、安全和效益等宏观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在微观上直接影响着监管的有效性与可行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效信息的获取是一切有效监管的出发点与中心。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而言，信息监管的重要意义在于：

其一，保障信贷资产证券化成功展开。从证券化的过程来看，信贷资产证券化是这样一种融资制度安排：作为发起人的银行把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标机构(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在银行参与的证券化活动中，所涉及的诸多操作环节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首先，当银行将资产出售给spv时，要向spv的董事或受托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评估资产质量、确定交易价格和对资产进行管理;其次，银行需要向信用评级机构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完成资产的内部评级和对随后设计好的资产担保证券进行正式评级;再次，银行需要向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提供人披露有关客户资产的信息，以便决定信用增级和流动性支持的幅度;最后，当进行资产担保证券发行时，发行人要依据相应的证券法进行信息披露。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一个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并借以作出相应决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功展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资料的合法获取和依法披露，亦即有效的信息监管。

其二，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提高融资透明度。金融市场的运行实践表明，不论是企业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还是企业以其信用到资本市场上直接发行证券进行的直接融资，都存在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正是信息监管的必要性所在。当一个企业欲向银行贷款时，会想尽一切办法提高企业的各种财力指标，以取得银行的信任;当企业为了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取得直接融资时，又往往采用“包装上市”的手段，公布的企业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多有不全面的成分，发行证券的市场价值与与发行价之间存在着背离。从理论上讲，在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结构性、社会化的融资方式中，投资者不再对自己想了解但又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的企业“信用”进行投资，而是对正在或未来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特定资产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由发起银行转移给spv机构，并通常由金融机构为该资产的现金流和资产损失提供担保，因此投资者有可能了解投资对象的详细情况，实现全部融资过程信息的透明化。但理论假设不能代替现实运行，可能性也还不是现实性，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尚需要一定的条件，这里的条件便是对证券化资产的.各种信息进行有效监管。如果信息监管不力，则后果不堪设想。次贷危机的发生已充分说明社会化融资中信息监管更为必要。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银行业内一些害群之马为了多挣佣金，通过种种欺诈手段，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诱骗消费者上钩。美国货币监理署的咨询函中归纳了上述掠夺性贷款的主要类型，诸如：“驴打滚”、包装在融资额中的隐蔽费用、“气球尾款”、强制仲裁条款以及对真实交易风险与费用未作充分披露等。[19]如果此时美国实施强有力的信息监管，次贷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其实，在次贷二级市场恶性膨胀的情况下，乔治亚州率先进行了当时被称为“全国最严格”的反掠夺性贷款立法，出台了《乔治亚州公平贷款法》。[20]该法规定，如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的是掠夺性贷款，他们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于是，联邦银行游说货币监理署以阻止州反次贷法的实施。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对这些监管套利[21]的行为，投资者浑然不觉。其实，只要投资者掌握一个简明的信息，即由于次级贷款需要负担证券化成本，因此对借款人而言，此类贷款总费用一般高于传统银行贷款费用，其除了本金和利息之外，还包括启动费用或者点数以及其他与完成贷款相关的费用，他们就不会盲目地对次级贷款这种高成本的融资工具趋之若鹜了。

其三，协调不同监管者以保证监管之有效性和维护金融消费者[22]利益。在间接融资时期，银行是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分解了银行在储蓄转为投资链条中作为融通资金中介的传统角色，提供了银行利用其经验和优势在证券化操作中充当多种角色的渠道，即其运作已突破银行业进入到证券业，因此对其的监管必然既涉及银行监管，又涉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首先，监管目的和重点不同。传统上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系统的稳健运行;而证券监管侧重保护投资者和维护市场公平。其次，监管方法不同，银行监管传统上主要采取监管机构直接管理和“秘密监督”;证券监管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约束而不是监管当局的干预。再次，监管手段不同。银行监管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方式，而证券监管则侧重于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保证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有效监管，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关系势在必行。

协调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关系的方式有两种：组织协调与制度协调。组织协调的方式即将银行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合并，建立统一的监管机构。[23]笔者认为，在我国现有国情下，这种由分业监管体制立即过渡到统一监管体制的做法并非务实之举。因为统一监管以金融混业经营为基础，混业经营虽然具有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效率，优化配置金融资源等优点，但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要比分业经营的监管标准更高，技术更为复杂，操作更为困难。在我国金融监管水平尚未能达到比较有效地控制混业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适度内部隔离的情况下，金融混业经营的变革还是应该持谨慎态度，逐步推进。正是鉴于这一考虑，我国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在法律监管方面为金融创新留了余地，但仍保留了金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未变。制度协调即在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下，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克服信贷资产证券化监管中的“两张皮”现象，比如建立监管机构之间定期与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具体方式之一。笔者认为，我国当前尽快建立信息监管制度是协调和统一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最优选择。其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信息监管以新的监管理念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目标。信息监管的监管理念为：“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实质上是信息与信用的二元一体。信息是前提，信用是核心。[2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它的存在和正常运转有赖于良好的社会信用。而金融信用的建立，有赖于对金融信息的保护以及对金融信息流通和使用的规范。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信用是交易当事人在博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评价，具有相对客观性。金融风险源于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因此，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共同目标应该是通过信息监管削减信用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等现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促进金融创新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并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对金融机构的间接监督来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等的合法权益。

其次，信息监管中最重要的信息披露制度统一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的监管方式。信息披露制度原只是证券监管中最重要的制度，设立该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广大中小投资者是证券市场上的主力军，是股本资金的主要提供者，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获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与条件上，却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使广大中小投资者不至于在交易中处于显然不利的地位，通过立法令发行人承担披露有关信息的强制义务是必然的选择。最早试图通过信息披露将银行监管与证券监管统一起来的文件是《银行与证券公司交易及衍生产品业务的公开信息披露》，该文件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与国际证券监管组织于1995年11月联合发布的，两委员会在该文件中就大量从事衍生产品交易的银行与证券公司如何进一步改进其信息披露提出了建议。[25]《中国人民银行法》第9条授权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分别规定了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上述工作成果表明：尽管银行与证券公司在信息的提供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协调的可能，从而在统一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开了先河。如果说在该文件中信息披露对于银行还只是就衍生产品而言，那么，信息披露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则被引入整个银行监管，其思路是通过使与银行有利益关联的人了解银行的风险资产组合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对银行的社会监督。由此，银行监管在资本充足性监管和当局督促检查之外，又获得了与证券监管相同的监管方式和手段――信息披露。

由此可见，信息监管对于推动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当前，建立与完善信息监管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推动我国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发展，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博弈关系中实现金融监管不断优化的战略选择。

三、构建信息监管制度：最新趋势及启示

金融危机中，美国一些州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化解地方财政困难。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也有再度兴起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借鉴美国作法，建立信息监管制度，以推动金融创新产品的健康发展，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次贷危机表明已有的金融监管方式，无论是机构监管还是功能监管，对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已显得软弱无力。早期的机构性监管，侧重点是指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但随着金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业务交叉性产品的不断出现，各国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理念逐渐发生变化，功能性监管[26]逐渐取而代之。美国是在多元监管体制下实行功能性金融监管的国家。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深刻揭示了美国式的不彻底的功能监管的弊端。事实上，在功能监管的模式下，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机构之间既有权力之争，也存在权力漏洞，“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等负面效应也一直受到指责。

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监管之源并进而做出立法调整，美国总统奥巴马于7月21日签署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act)。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将美联储打造成“超级监管者”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等。但值得注意的是，与人们对该法案统一监管者的预期不同，它并未对现有的多元监管体制做实质性的调整。[27]可以说，危机后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过渡，其本质在于促进各机构监管信息的共享与协调。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新法将美联储这一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权力集中在信息综合和汇集功能上。赋予其权力包括：(1)在事关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上有权从所有的金融公司收集周期性或其他种类的报告;(2)有权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3)有权监测美国境内重要支付、结算和清算系统及金融公司的相关活动。[28]新成立的跨部门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的职责第一项也赫然凸显其信息监管职能，即收集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信息，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同时主管金融研究所，收集各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机构的信息。[29]

具体到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的监管，该法案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信息监管发挥监管中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1)要求sec继续提高证券化市场的透明度和标准化，对sec建立的资产支持证券(abs)发行商报告制度给予清晰的授权，尽量提供充足的市场信息，解决复杂的结构性金融晦涩难懂问题。(2)对所有otc衍生品，包括信用违约掉期市场实施全面监管，提高市场有效性和透明度，防止该市场风险渗透入整个金融体系，防止市场操控和欺诈，避免不成熟的主体进入市场。此种做法实际上就是解决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问题，让不成熟的市场主体知难而退。(3)进一步协调期货和证券监管规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证监会应向国会建议，对有关管理条例和规定进行必要修改以协调对期货和证券的监管。许多证券化产品是期货和证券的结合和衍生变异的结果，因而期货和证券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监管就显得尤其重要。

此外，美国金融监管机构与司法部门之间也时有信息合作。最近的例子有，207月，sec对高盛的诉讼矛头直指其债务抵押证券，指控高盛在房产市场崩溃时误导投资者购买次级抵押相关产品。高盛虽与sec达成和解，但并未承认或否认相关指控。在听证会上，一些国会议员表示希望sec对高盛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联邦法官最终批准了高盛与sec的和解协议，高盛将支付5.5亿美元解决次级债复杂金融工具相关披露民事诉讼，这是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罚款之一。sec还将继续追究金融机构在20、金融与房产市场危机中的责任。美国司法部及包括sec在内的金融诈骗执法力量已表示将继续共享信息，针对金融危机中曝光的其它问题公司展开调查。[30]无独有偶，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中，也将信息监管提到了重要位置。207月，巴塞尔委员会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提出了《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它是因20巴塞尔协议遭到了众多批评而作出全面修订。这些批评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整体的抗风险能力评估不足;对流动性风险计量方法的缺失和监管不足;对市场风险，尤其是交易账户下新增风险的资本计提不足和监管缺失;var (风险价值)方法的固有缺点和压力测试方法等尚待应用于完善;公允价值等会计准则的度量和建模以及跨境监管等存在缺陷。巴塞尔委员会根据上述反思与批评，对新协议的三大支柱进行全面修订。值得一提的是，对第三支柱下的主要修订，是加强信息披露要求，从四方面提高透明度：第一，要求一级资本的所有构成必须完全对外披露，并披露缓冲资本的情况;第二，要求定期公开披露流动性风险状况和管理方面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第三，对于证券化，表外风险暴露和交易账户下的信息披露要求给予详细的指引，以降低资本市场业务给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的不确定;最后，对于银行的薪酬发放也需要更加清晰和及时的信息披露。[31]

且不说《新资本协议修正框架》对于我国在内的所有巴塞尔协议成员国具有指导性，就是美国在反思次贷危机教训后加强信息监管的实践对于我国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的证券化实践最早可以溯及到1992年，当时的海南三亚市政府利用下属的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作为发行人，以三亚市单洲小区800亩土地为发行标的物，向持有三亚市身份证的居民以及海南的法人团体发售总金额为2亿元的地产投资券。这一通过发行地产投资券，证券化其地产销售收入的筹资安排在当时取得了成功。[32]银行参与证券化则较晚，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于2005年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作为试点单位，先后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试点。年4月，国务院批准同意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包括工商银行、浦发银行等在内的6家银行进入试点行列。2007年末，在中国的资产证券化按计划将结束试点，进入常规化发行之际，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美国发生危及全球的次贷危机。

可以预计，次贷危机的硝烟散后，资产证券化的世界性浪潮会在加强信息监管的条件下重新兴起，这一结构融资工具在我国的出台也是大势所趋。但我国商业银行信息共享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还很不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作好法律准备。

第一，构建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形成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正如美国信用报告的广泛使用使全国银行体系共享客户金融信息，不仅降低了贷款机构的各项成本，并使信用资产证券化成为可能。[33]我国近日也着手构建金融信息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推动的银码信息共享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银码信息共享平台系统(以下简称“银码共享系统”)已经于年4月9日在北京、河北、山东(含青岛)等3个地区向工商银行、光大银行2家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放信息查询服务。[34]通过“银码共享系统”，中国银监会将有效拓宽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管控信息渠道，增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国家宏观调控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服务开始迈向金融信息监管，对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与构建信息监管体系奠定了基础。但仅此还不足以应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笔者认为应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主持下构建一个类似美国的消费信用平台，这在现代金融创新频繁推出的时代必不可少，正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35]那么金融信息的共享是现代社会金融大厦建设成功的粘合器。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出台抵押贷款法，保证基础信息真实准确。金融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的信息真实就是抵押合同的信息真实。“只有信号足以信赖时，信号机制才能发挥作用。”[36]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一环节的贷款者信息真实是资产证券化后面各环节真实可靠的基础。首先，各环节的市场主体会回溯信息保证，中间任一环节的断裂都会导致信息链条的断裂，然而如果第一环节的基础信息错误，将使结构金融信息传递整体失败。其次，作为理性经济人，资产证券化中各主体会考虑各种行为惩罚，不仅包括法律责任承担，还包括失去市场机会等市场规范惩罚。经纪商会考虑如果真正出现夸大申请者收入的虚假称述时，什么惩罚将会发生;借款者会考虑是否承销商或者债券持有者将真正行使买回权利。但无论从哪一步责任向前回溯，都会追溯到基础信息是否真实可靠。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抵押贷款法，来保证基础信息的真实准确，如204月3日明尼苏达州《反掠夺性贷款法》修正案生效，该法案被看作是美国各州立法中最复杂而综合性最强的一部法律。其中，被视为不合法行为[37]的规制值得借鉴。该修正案规定实施下述行为时为不合法：(1)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引起使用任何口头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的行为;(2)在抵押贷款过程中，或者在被抵押贷款者、借款者、或者其他第三方依赖的过程中，明知使用或者为使用任何故意的与文字的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的行为;明知与文字虚假陈述、引人误导或者隐藏信息提供方便同等效果的行为;或者(3)试图违反条款(1)与(2)的其他行为。抵押贷款法律制度能够将信息不透明和不对称、甚至信息欺诈从源头上切断，保证金融信息监管行之有效，这一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建立、完善金融机构和监管者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全程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与国际监管趋势相适应，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银行披露义务的法律法规。205月，中国人民银行曾印发过《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这对我国银行业的治理完善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次贷危机发生后，2007年7月3日，银监会在《暂行办法》的基础上，发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适用对象、监管主体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证监会也于2007年1月30日发布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人民银行于2007年8月21日就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有关事项发布了公告，[38]要求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各参与机构高度重视基础资产池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的要求披露基础资产池信息，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防范风险。《公告》还要求《发行说明书》必须披露投资者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内查阅基础资产池全部具体信息的途径和方法等。基于以上文件和相关法律，证监会又制定并于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以下简称《特别规定》)。年8月中国银监会也颁布了《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监管资本计量指引》(第五次征求意见稿)，将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变动融入其中，除了内部评估法(iaa)未在本次征求意见稿得到体现外，其整体内容已趋完善，这意味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资本监管也即将与国际先进做法接轨。

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资产证券化融资信息披露的一个开端。国际清算银行副总经理hervéhannoun在2010年于imf-fsb公开发表最高官员帮助执行具体计划的报告中阐明，银行统一地位的适当性信息分析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在个体机构层面，一些银行信息在银行统一全球平衡表中体现为常规金融报告，然而，这些信息缺少衡量资产负债表压力的必要统计分析，诸如货币信息、到期日与交易对方当事人种类和双方资产和负债地位，以及表外信息等等。换句话说，金融消费者能得到的有效公众信息远远低于有效监管的需求水平。”[39]在我国，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例如，2005年6月人民银行颁布过《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但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检验显示该规则相当原则性，并没有保障资产支持证券信息得到完整、全面的披露。以“建元2005-1”mbs为例，该证券《发行说明书》作出“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申明”后，并没有披露证券发行人(受托人)“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与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更没有说明为何最终信用评级报告仅有“中诚信国际”一家公司署名而不见“穆迪公司”信息。因此就信贷资产证券化具体的全程信息披露而言，笔者认为，应专门立法对其运作中不同角色的主体作出不同的要求：

其一，对原始债权人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在综合证券化和传统证券化项下贷款和贷款承诺的总金额;如果适宜，再将其区分为定期和循环证券化，循环证券化中的销售者权益要予以披露;通过证券化活动融资的数量;(2)证券化资产的类型;(3)原始债权人银行在其证券化活动中充当的角色;(4)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这些合同义务;(5)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上述前四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二，对发起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有关提供给证券化交易的追索权/信用增级产生的最大数量的信用风险的总体资料，并附加表明增级的支持仅限于合同规定的数量;(2)有关所提供的流动性便利的规模和性质的总体资料。以上两项，属于重大情形的，要单独予以披露。

其三，对发行人金融机构的披露要求包括：(1)所有评级机构或其他评估风险者的名字;(2)有关交易法律结构的总结;(3)所使用的资产转让形式，特别是任何有关原始债权人持有的残余权益;(4)证券化资产的类型、选择的标准和替换的标准;(5)所有证券化交易参与者的名字和他们充当的相应角色;(6)证券化交易中信用增级的数额、形式和信用等级，并表明以所述的为限，没有进一步的信用支持;(7)流动性便利的数额、形式、信用等级和偿付顺序;(8)引发资产池早期摊销的触动点。

其四，对支持资产质量变化的信息跟踪披露要求：除了继续要求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人在发行说明书中提示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后进行跟踪评级外，有必要规定证券发行人和评级机构在证券发行说明书和信用评级报告中提示投资人“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时的信用评级随着资产池的老化会发生信用下降或提升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应对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包括二线管理者)设计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法律责任。换言之，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所承担的注意义务不应是“一般审慎之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而应是“一般审慎银行家”所应尽的注意义务，他们向公众提供的信息也应该更全面和及时。

小结

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定 篇2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问题,措施

资产证券化源于美国60年代末的住房抵押证券, 发展至今日, 已经成为近三十几年来世界金融领域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工具。资产证券化以其独特的融资形式, 吸引了广大投资者, 极大地丰富了金融服务与产品。

一、资产证券化及其现状

1、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 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通过资产证券化, 可以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转化为具有较高流动性的可交易证券, 改善资产结构, 提高基础资产的流动性。

2、中国市场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 发展缓慢, 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也比较小。目前,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呈现以下特点:

(1) 发行规模增大, 种类增多, 机构投资者范围增加。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涉及不动产, 应收账款, 信贷资产, 收费项目等, 种类繁多。其发行规模2005年为81.96亿元, 截止2008年末已经达到302亿。

(2) 二级市场资产证券化交易不活跃。中国资产证券化市场机构投资者以大宗交易为主, 一般会将证券产品持有至到期, 从而导致市场流动性不足。

(3) 基础资产供需矛盾, 市场运作与目标不符。证券化基础资产应是预期未来带来稳定收益的正常资产, 然而, 就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 基础资产中不良资产比重偏大, 投资者必然失去信心, 导致资产证券化交易受困。

二、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现况及问题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起步比较晚, 至今也未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 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问题。

1、法律法规体系不完整。

目前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善使监管存在很多漏洞,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法律法规体系内容不完整, 调整范围有限, 监管效率低;二是不同的法律文件中对资产证券化的规定出现重复与真空现象。

2、监管出现分裂现象。

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是“分业经营, 分业监管”, 因此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出现了分裂现象, 一部分是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 另一部分是企业资产证券化。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由央行和银监会监管, 只在银行间市场上交易;而企业资产证券化则在证券市场上流通, 受证监会的监管。

3、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监管当局缺少足够的信息, 监管失效。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资产证券化会计信息披露立法不足, 相关规定较少。二是信息披露的内容不全面, 缺少很多信息, 尤其是表外业务方面的信息。

4、监管机构间交流过少, 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分业监管”体制使各监管机构之间缺乏交流, 导致监管混乱。监管人员的素质偏低, 缺乏该有的职业道德素养, 甚至出现道德问题。监管人员利用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漏洞及职务便利, 钻营谋利, 破坏监管环境。

三、资产证券化监管措施

面对上述问题, 监管当局应积极寻求解决措施, 维护市场秩序, 保证资产证券化的良好运行。

1、建立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更好地发挥监管职能, 监管机构应联合立法机构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统一立法, 建立专门的法律, 确立统一的发行、上市、交易规则等, 完善资产证券化法律法规体系, 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运行。

2、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

分业监管体制导致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分裂, 因此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势在必行。资产证券化在金融领域的分量加重, 若没有专门的监管机构, 必然导致金融市场混乱。为了明确分离各种金融业务, 实现市场有序运行, 应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或实行专门的监管体制。

3、坚持审慎监管原则, 坚持外部担保制度。

遵循审慎原则监管资产证券化交易, 其中对资产证券化项目的创立监管尤为重要。项目创立时, 应谨慎态度, 可以避免恶性“链条效应”, 最大限度的防范和控制风险。坚持外部担保制度, 是指监管机构在对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监管时应着重注意其外部担保, 确定其真实性、合法性、可靠性, 以保证交易的完成。

4、完善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制度。

信息披露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监管措施, 完善对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制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一是信息披露的内容。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应增加表内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项目, 并对众多的表外业务信息进行披露。二是信息披露的质量。监管当局应对信息披露质量作出明确规定, 如及时性、相关性、可理解性等。

5、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提高监管当局人员素质, 建立监管人员激励约束机制。

各监管机构可以定期举行见面会, 加强交流沟通。另外, 监管机构应对监管人员进行分批定期培训, 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加强职业道德。监管机构还可以建立适当的激励约束机制, 以此规范监管人员行为, 提高监管效率。

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市场亟待完善, 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将有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对资产款证券化的监管既需要监管机构的负责审慎, 又需要金融机构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与规范, 只有如此, 资产证券化才能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协会编.《证券市场基础知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宫芳.《企业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建议》.《华北金融》, 2007;第11期

[3]于海云.《中国乡镇企业会计报告—资产证券化会计信息披露》

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分析 篇3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不良贷款；资产流动性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监管数据，截止2016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921亿元，不良贷款率1.75%，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资产证券化是银行化解不良贷款的有效途径，通过市场化手段处置不良资产，分散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保持银行业稳定运行。资产证券化的初衷，是提高资产的相对流动性，满足投资者对不同风险等级证券投资的需求。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进程

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在未来可以产生稳定预期现金流的资产，通过重组其风险和收益要素，转化为可以在金融市场流通的证券，是银行管理自身资产的重要渠道，是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和融资技术。商业银行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通过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提高自身资产的流动性，同时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丰富金融产品的供给。

我国自2005年开始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暂停，2012年重启，2013年逐步扩大试点，2014至

2015年资产证券化业务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2016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双升的背景下，央行重启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并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六家商业银行作为首批试点银行。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基础资产包括企业贷款、汽车贷款、房地产抵押贷款等形式。

商业银行往往由于自身风险意识不足、防范措施不到位、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形成了不良资产。相对于传统的资产处置渠道，不良资产证券化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及时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不良资产处置的效率。不良资产证券化在降低商业银行期限错配风险的同时，可以盘活存量的金融资产。从国际范围来看，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重要的金融市场工具，美国和韩国都设立了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韩国的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由政府持有38%的股份，政府在出台配套法律法规的同时，为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担保。

二、不良资产证券化面临的风险

（一）信息披露体系不完善，信用违约风险加大。不良资产证券化是将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债权等不良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更高。2016年上半年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重启以来，银行共发行3笔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总规模约10亿，占总试点规模的2%。其中次级占比较高，剩余期限和发行利率水平都未做披露，较难判断，信息披露的不足会导致信用违约风险的加大。随着基础资产的种类不断丰富，抵押物、质押物的形态日趋多样，信用风险分析的难度在逐渐加大，信息披露不足将加大证券化产品不能如期兑付的风险。

（二）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投资者参与力度不够。资产证券化二级市场缺乏流动性，主要原因在于单个资产证券化产品规模偏小，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较低。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共发行11笔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约为315.74亿元，单个产品规模明显不足。证券化产品一级市场的投资者通常会持有至到期，导致二级市场交易不活跃，投资者需要较高的利率补偿，导致产品发行利率定价偏高，不利于银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2016年，不良资产证券化首批三单产品市场反应积极，投资者包括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基金、证券公司等多家机构，投机者参与较少，价格发现功能发挥不足。

（三）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难度高。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基础资产种类多，不能用单一的定价模型进行计算，相对于优质资产，不良资产的回收存在不确定性，未来现金流不便计算，导致定价结果不够客观。不同于有信用评级的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可以参照评级的市场利率定价，无评级的次级部分定价比较困难。不良资产发行折扣率，即发行规模和基础资产规模之比，折扣率过低会降低银行的回收率，过高会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定价所需数据积累不足，历史数据获取困难，评级机构无法准确评级，这都制约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不良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的措施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法律监管。在政府的指导下，完善整体制度环境的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促进不良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加强入池资产的信息披露，加强法律调查环节，为不良资产现金流分析和回收价值的评估提供法律支持。不但要注重产品发行阶段信息披露，更要加强发行后的持续性信息披露。明确在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债权转让后作为代表的信托机构，即SPV的法律地位，维护其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和地位。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避免由于不良资产信用不足导致在存续过程中存在被查封的风险，完善抵押变更等级制度，避免无法进行资产置换的法律风险。

（二）完善风险隔离制度，实现信用风险有效定价。破产隔离是资产证券化制度设计的核心，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使得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不再依赖于融资者，即债务人的个人信用，而是依赖于基础资产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在减少债权实现面临的信用风险的同时，为信用较差的主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条件。建立破产隔离特殊目的的载体，减少发起机构破产对证券化交易本身的影响。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加强对基础资产特别是不良资产质量的考核，加强对基础资产违约、提前还款等数据的积累。运用更加准确的定价模型，建立更加有效的信用风险定价机制，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化设计，丰富投资者结构，建立透明高效的市场。

（三）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单个发行规模，实现投资者多元化。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的有效方法是提高单个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当单个产品发行量达到一定程度，会自然改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通过改善基础资产和证券化产品设计，提高证券化产品标准化程度，使得不同证券化产品信用评级之间具有较高的可比性是提高二级市场活跃度的重要手段。让多元化的投资者包括投机者参与产品投资是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关键，投机的重要作用是发现合理价格，投机者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市场透明度，降低市场系统性风险。

（四）拓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推进渠道，促进合理风险定价。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重启主要局限在银行间市场，企业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推进明显不足，不良资产除了传统的信贷资产也包括信托受益权、应收账款等资产。企业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丰富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负债率。2016年6月7日，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成功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了信托型资产支持票据，这是国内市场信托型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首次公开发行，同时引入特定目的信托，实现风险隔离。企业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存量资产利用效率、优化企业资产负债结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代玉簪. 郭红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现实需求与制约因素[J].当代经济管理，2016（7）：79-83.

[2] 2016年上半年银行资产证券化回顾和展望[EB/OL].（2016-07-08）[2016-07-18].http：//finance.qq.com/a/20160708/023635.htm.

[3] 欧阳琪. 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重启的背景与对策[J].新金融，2016（5）：60-63.

[4] 银监会：201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EB/OL].

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考试题 篇4

一、单项选择题

1.在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思路中，属于整合的有（）。

A.放开对业务范围的限定

B.整合分公司、证券营业部的监管规则

C.循序渐进、扶优限劣、逐步放开

D.放开分支机构设立的主体资格、地域、数量的限制

2.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有关证券公司分支机构信息公示的说法错误的有（）。

A.证券公司仅需要在证券公司网站上进行披露

B.分支机构应当具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悬挂其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

C.证券公司应当相应更新分支机构名称、地址、业务范围、负责人、投诉电话等信息

D.证券公司应当在取得、换发或者缴回分支机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后5个工作日内进行信息公示

二、多项选择题

3.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证券公司分支机构需要备案的事项包括（）。

A.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变更名称

B.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变更业务范围 C.证券公司分支机构设立

D.证券公司分支机构变更营业场所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证券公司新设分支机构命名原则包括（）。

A.冠以所从属证券公司的名称

B.不得重复、不得有歧义

C.便于投资者识别

D.后缀标明是分公司或证券营业部

5.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证券公司申请设立、收购分支机构，应当向公司住所地证监局提交的材料包含（）等。

A.申请表

B.公司最近2年合规情况的说明

C.公司信息技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情况的说明

D.公司现有分支机构管理情况的说明

E.公司内部决策文件

6.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有关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管理的说法正确的有（）。

A.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风险控制和稽核审计，保障分支机构规范、安全运营

B.证券公司应当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对分支机构具体、明确、合理的授权、检查、问责制度

C.证券公司应当防范因敏感信息的不当流动和使用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

D.证券公司应当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在分支机构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建立有效的信息隔离墙制度

三、判断题

7.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证券公司住所地证监局作出的批准决定，应当书面抄送分支机构所在地证监局；分支机构所在地证监局作出的批准决定，应当书面抄送证券公司住所地证监局。（）

正确

错误

8.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中有关分支机构负责人的规定，分支机构负责人强制离岗或因故缺位3个工作日以上的，证券公司应当指定专人代为履行职务，并在指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分支机构所在地证监局报告。代为履行职务的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

正确

错误

9.根据《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需要进行行政许可的事项包括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收购和撤销。（）正确

错误

10.《证券公司分支机构监管规定》中所称的分支机构，是指证券公司在境内设立的从事业务经营活动的分公司和证券营业部。（）

正确

资产证券化监管规定 篇5

2008年5月12日 证监会公告[2008]19号

一、证券公司在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IPO）并上市申请前，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有关材料，申请出具监管意见书。监管意见书是证券公司申请IPO上市的必备文件之一。

二、申请监管意见书的证券公司应当提交以下情况的说明材料，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签字、加盖公司公章并附有关证明材料。

（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历史沿革及历次注册资本变化及审批情况。

2、公司股权结构形成过程及报批或报备情况。

3、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4、公司近三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及变化情况。

5、公司业务范围、分支机构及参、控股公司情况。

6、上述情况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或不规范情况。

（二）公司财务指标及风险控制指标情况

1、公司近三年及最近一月财务情况。

2、公司近三年经纪、自营、承销、资产管理（定向、集合、专项分别说明）等各项业务收入情况。

3、公司最近18个月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与中国证监会规定标准的比较情况。

4、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近三年财务报告、净资本计算表、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的审计意见。

（三）公司合规经营情况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纪守法情况。包括最近36个月内是否被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最近36个月内是否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12个月内是否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最近24个月内是否因对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被撤销任职资格或证券从业资格。

2、公司近三年合规经营情况。包括最近36个月内是否受到刑事、行政处罚，最近12个月内是否因重大违法违规事项被证券监管部门采取过监管措施，是否因涉嫌违法违规事项正在受到立案调查。

3、公司涉及的法律诉讼情况。

4、公司证券从业人员的合规性情况。

5、公司落实各项基础性制度情况（如合规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账户规范情况、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情况等）。

（四）内部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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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情况。

2、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

3、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整体评价意见。

（五）法人治理情况

1、公司股权权属是否清晰，是否存在权属纠纷，是否存在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或者管理公司股权的问题。

2、公司最近三年股权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更。

3、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否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是否正常运作。

（六）其他需说明情况（如有）。

三、公司还应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慎监管要求，提交其他相关材料。

四、自本规定公告之日起，《关于发布<证券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监管意见书的内容和出具程序>的通知》（证监发[2001]33号）同时废止。

证券知识：证券监管的手段 篇6

即国家通过立法和执法，以法律规范形式将证券市场运行中的各种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证券发行与交易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按法律要求规范其行为。运用法律手段管理证券市场，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执法抑制和消除欺诈、垄断、操纵、内幕交易和恶性投机现象等，维护证券市场的良好运行秩序。涉及证券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范围很广，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证券监管的直接法规，除证券管理法、证券交易法等基本法律外，还包括各国在上市审查、会计准则、证券投资信托、证券金融事业、证券保管和代理买卖、证券清算与交割、证券贴现、证券交易所管理、证券税收、证券管理机构、证券自律组织、外国人投资证券等方面的专门法规，几乎遍及证券市场的所有领域。另一类是涉及证券管理，与证券市场密切相关的其他法律，如公司法、银行法、票据法、破产法、财政法、反托拉斯法等。这样，形成一个以证券基本法为核心，专门证券管理法规或规则相补充，其他相关法律相配套的证券法律体系。

经济手段

指政府以管理和调控证券市场(而不是其他经济目标)为主要目的，采用间接调控方式影响证券市场运行和参与主体的行为。在证券监管实践中，常见的有以下两种经济调控手段：

1、金融信贷手段。运用金融货币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颇为显著。在股市低迷之际放松银根、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从而刺激股市回升;反之则可抑制股市暴涨。运用“平准基金”开展证券市场上的公开操作可直接调节证券供求与价格。金融货币手段可以有效地平抑股市的非理性波动和过度投机，有助于实现稳定证券市场的预期管理目标;

2、税收政策。由于以证券所得税和证券交易税(即印花税)为主的证券市场税收直接计入交易成本，税率和税收结构的调整直接造成交易成本的增减，从而可产生抑制或刺激市场的效应并为监管者所利用;

3、行政手段。指政府监管部门采用计划、政策、制度、办法等对证券市场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管理。与经济手段相比较，运用行政手段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具有强制性和直接性的特点。例如，在证券发行方面采取上市审批制度，行政控制上市种类和市场规模;对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咨询机构、证券清算和存管机构等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和许可证制度;交易过程中的紧急闭市等。

行政手段存在于任何国家证券市场的监管历史之中。区别是在市场发育早期使用行政方式管理多些，至成熟阶段则行政方式用得少些。早期证券市场受社会经济诸方面条件制约，往往是法律手段不健全而经济手段低效率，造成监管不足的局面，故需行政手段的积极补充。然而，证券市场毕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伴生物，其充分的市场经济特性必然要求伴随市场的成熟与完善，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因为过多的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容易形成监管过度，扭曲市场机制。

自我管理

一般证券市场监管均采取政府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的形式。自我管理(或称自律管理)之所以在证券市场管理中占重要一席，相当程度上是西方证券市场发展的历史结果。在市场出现到政府全面介入前的历史演变中，自我管理成为市场管理的主要形式。此外，证券交易的高专业化程度和证券业者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与证券市场运作本身的庞杂性决定了对自律管理的客观需要。应该看到，政府监管与自律管理之间存在主从关系，自律管理是政府监管的有效补充，自律管理机构本身也是政府监管框架中的一个监管对象。近年来，集中化证券监管和强化政府监管地位正成为各国尤其西方证券市场管理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