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治理结构研究论文

摘要：2016年以来，债转股现象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中央到部分地方政府均出台了关于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与1999年的债转股相比，不同的是内外部经济环境和实施债转股的目标及路径，相同的是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作用失效。文章分析了两次债转股的主要区别，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债转股所面临的困境。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银行治理结构研究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银行治理结构研究论文 篇1：

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摘要：文章在分析农业政策性银行的公司治理特殊性基础上，以委托代理理论视角分析农发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提出农业政策性银行须加强公司治理，并给出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委托代理

作为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之一的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在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支持“三农”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为了加快打造现代政策性银行，进一步提高农发行履行职责能力，发挥其支持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正按现代银行的要求改革管理体制、经营机制。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而有效的制度创新，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保证农发行按照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改革方向迅速发展的基础。本文在充分考虑农发行公司治理结构特殊性的基础上，分析农发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提出完善农发行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委托一代理理论与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问题

现代公司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及企业内部各层结构之间形成了一系列委托一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可能不一致及信息的不对称，委托人无法准确观察代理人的行动。就产生了委托一代理问题。

Jensen(1976)等人发表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构建了委托一代理理论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基本框架。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委托给代理人。当经理人与股东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时，股东无法对企业价值低是由于经理人偷懒，还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的加以判断。信息知情者从外部可以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提高了股东为经理人制定激励合约时的效率。周其仁(1996)认为。市场里的企业看成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企业契约的特别之处。在于不能事前完全规定各要素及其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条款，总要有一部分留在契约执行中再规定。这个特性，是因为企业合约包括了人力资本(工人的、经理的和企业家的)的参与。人力资本的产权相当特别——只能属于个人，非“激励”难以调度。

代理人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基于代理人在代理行为中存在着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两个基本事实。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代理人掌握不为委托人知晓的私有信息，这样。在与委托人签订契约时，代理人就有可能根据私有信息向委托人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代理条件的行为。道德风险是指代理人在签订了契约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行事。委托人无法监督代理人活动，事后也无法推测其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根源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

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在签订合同时作出的逆向选择或在履行契约时采取的机会主义的道德风险行为，使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失。解决代理问题的内部机制包括契约、章程等来明确代理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所有者有限度的支配权、所有者控制权、股东的监督权，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等；解决代理问题的市场机制包括：资本市场约束、经理市场约束、产品市场约束。

已有的对于政策性银行的研究成果，界定了政府与政策性银行的关系，确定了政策性银行的行为边界与功能定位，明确了政策性银行的盈利性质和竞争性质的存在。在市场化运作的环境下。政策性银行的运作模式、管理体制与模式、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决定着其发展能力。于海平、谷颖捷(2003)指出现行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点有：组织上缺乏专业化机构作为行长的参谋和助手，影响了决策的效率和效果：对行长阶层缺乏有效监督，监事会成员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也缺乏银行职员的参与；对经理层的有效激励不足。陈威、马蓉(2003)从中外政策性银行的成立背景及功能演变、融资模式与资金来源、业务领域、盈利水平与法律监督角度出发，提出改善管理。加强监管是政策性银行发展的基础。梁江波(2005)研究了政策性银行的行为边界，指出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基本边界是补充商业银行不足，扩展边界是与商业银行有限竞争。完善边界是与商业银行全面合作。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研究这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的企业属性、政策性功能、建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等问题有所关注，并取得了一定共识，但对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目标取向、治理机制等问题还未能涉及。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符合银行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其自身特点不容忽视。首先，农发行既有政策性属性，也有企业属性。同时具有银行属性。政策属性是农发行的特有属性，是区别于一般商业银行的本质属性，是国家指定并赋予的。而企业属性是农发行的内在属性，银行属性则是农发行的基础属性，是区别财政性的或行政性的一般属性。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要求农发行必须发挥国家赋予的政策性银行职能作用，同时要适应和遵守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生存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农发行有突出的政策性银行经营目标。农发行信贷业务量的80％以上具有很强的政策性，要求农发行必须以国家政策为前提，而不以赢利为目的。三是资金来源相对单一。与商业银行不同。农发行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少量的金融债券。四是委托代理关系复杂。不仅包括与借款人的委托代理关系，还存在与存款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与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代理关系。五是经营风险的多样性。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农业政策性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等。

正因为农发行自身不同于非银行企业的特点，又与商业银行有所区别，其公司治理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公司治理目标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农发行作为国家政策性银行。必须始终将政策目标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保证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政策的贯彻落实上，具有硬约束和政策刚性。即使是农发行所经营的商业性贷款业务，社会效益也作为贷款决策的重要因素。经营的贷款项目要服从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

2　公司治理重点强调风险防控。农发行要保证粮食收购资金安全，这是由农发行政策性银行属性所决定的。而农发行经营风险复杂，主要表现在：(1)风险相对集中。农发行业务范围限定在农业产业。由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和低利性特点，决定了农发行的经营风险相对集中。(2)道德风险问题突出。由于银行资本的高杠杆性，使得资本获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资本的道德风险也大大增加。(3)粮棉购销企业改革和改制成本会转嫁给农发行。面对上述复杂的风险问题，客观上要求农发行的公司治理强调风险防控，确保国家资产的安全。

3　并购成本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并购。农发行

作为政策性银行，其发生并购的可能性只有在国家政策发生巨大变化，或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国家财政无力支付银行正常的运行费用情况下发生。因此。有限的并购威胁是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治理的特殊表现。

4　信息不对称问题异常突出。由于信贷市场本身是一个不完全信息市场，农发行较一般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就更严重，这使得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总分行之间的代理成本更高。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管理者利益与国家利益很难联系起来，管理者更容易产生短期行为，通过牺牲银行长期利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激励契约。

三、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农发行治理结构存在的如下问题：

1　全民所有与产权所有者缺位的矛盾。在一元产权制度下，农发行名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却因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主体，也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代表而导致产权虚置。国家主要通过政府部门(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中组部)行使出资人权利。这种多头管理。带来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也赋予了农发行的多任务。在实际工作中这又造成了财产界定不清、利益约束机制软化、责任制约机制失衡等问题。党委在内部决策机制中处于决策地位，总行党委集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于一身。相互制衡关系不明确。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

2　多层委托代理所产生的所有者软约束与经营活动的低效。农发行实行一级法人体制，上级行和下级行之间是授权经营体制，政府与政策性银行、总行与分支行之间的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导致国有资产得不到充分利用。总体经营战略流于形式。各级代理人又不能为经营结果负责。

3　激励机制弱化。农发行内部激励机制以行政激励为主，物质激励明显落后于行政激励。银行的行长作为经营者，对银行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这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很难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同时，由于农业发展银行经营利润全部上缴中央财政，银行行长所拥有的控制权又不足以实施充分的激励，使员工得到有效的激励而努力工作，

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及其体制缺陷决定了政策性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变革的趋势，明晰其产权关系，建立与其变革趋势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构建科学的治理机制。

四、完善农业政策性银行公司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银行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与改进：

1　明确国家所有者代表。在财政部、银监会以及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应该为农发行找到一个更好的表述国家所有者意图的代表。真正解决国有独资中的所谓“产权主体缺位”问题，从而为农发行的治理结构完善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2　完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农发行应该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明确科学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准确衡量决策机构、管理人员，以及员工个人对于银行所做的贡献，科学设计收入分配机制。对经营者的考核严格按照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增加考核的透明度、公信力。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解决经营者激励问题。

3　完善组织体系。建立符合现代银行要求的组织结构体系，形成灵活的金融创新机制。坚持以提高效率、集约化经营、提高服务质量、减少管理层次等原则。进行组织结构和机构设置改革，形成面向客户的组织结构。

4　加强外部环境建设。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国家应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法，使政策性银行经营有法可依。二是国家应该为农发行建立利润返还机制，使得农发行得以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三是加强市场信息披露。提高经营的透明度。规范政策性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增加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的透明度，接受相关利益人和社会的监督。使政策性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收益与风险相对称，从而保护相关利益人的权益。

作者：高俊山　李汉光

银行治理结构研究论文 篇2：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国有企业债转股研究

摘要：2016年以来，债转股现象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中央到部分地方政府均出台了关于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政策。与1999年的债转股相比，不同的是内外部经济环境和实施债转股的目标及路径，相同的是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作用失效。文章分析了两次债转股的主要区别，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债转股所面临的困境。只有利用社会资本的力量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市场化的公司治理机制，解决长期困扰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才能真正建立起减轻财务负担、破解财务困境的长效机制，而不仅仅是暂时性降低账面杠杆率，这才是债转股的真正意义所在。

关键词：债转股 公司治理 杠杆治理

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和《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从制度层面明确了本轮债转股的目的是降低杠杆率。为什么在十几年后重提债转股？两次债转股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本轮市场化债转股面临着哪些困境？市场化债转股之后是否能够使国有企业真正改善公司治理机制、提高市场竞争力，而不仅仅是账面杠杆率的暂时性降低？本文试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回答这些问题。

一、两次债转股的背景与区别

1999年7月30日，原国家经贸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经贸产业[1999]727号），由此拉开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银行不良信贷资产的序幕。本轮债转股同样是由政府推动发起，虽然所处的背景不同，目标和路径也不相同，但是，最大的共同点都是为支持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改革与脱困。

（一）背景不同。自1984年“拨改贷”政策实施以来，国内经济经过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国家所承担的经济增长责任与被放权让利改革快速削弱的财政能力出现了直接冲突，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严重短缺。因此，在国有银行强有力的信贷支持下，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路飙升，直到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面临着GDP连续下滑、通缩步步紧逼的艰难困境。这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框架刚刚形成，市场环境、政策法规远不够完善，大多数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负债率高企、亏损严重，債务危机进一步向银行体系蔓延，银行不良贷款率不断上涨。

当前的国内经济和国有企业与1999年相比，已经具备了更强大的经济实力、数量更少但资产规模更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虽然目前依旧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由国家最高决策层主动为经济转型升级发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推进。我国金融体系层次已经相当丰富，国有企业集团资产规模更大，表面上看竞争力更强，但公司治理机制流于形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再次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财务费用负担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债转股再次成为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的可选项之一。

（二）两次债转股的主要区别。

1.目标不同。1999年的债转股是为了处置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加快不良资产的回收，增加资产流动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加快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实现扭亏为盈。与1999年相比，《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本次债转股的目标是为了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和财务负担，帮助债务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降低负债率水平，而不是为了化解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

2.对象不同。1999年的债转股对象明确是国有银行的不良信贷资产，而本次债转股的对象明确是发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暂时困难的优质企业。《指导意见》明确把3类企业列入本次债转股的范围：一是因行业周期性波动导致困难但仍有望逆转的企业；二是因高负债而财务负担过重的成长型企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成长型企业；三是高负债居于产能过剩行业前列的关键性企业以及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企业。同时，有4类企业也明确列入了负面清单：一是扭亏无望、已经失去生存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二是有恶意逃废债行为的企业；三是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不明晰的企业；四是助长过剩产能扩张和增加库存的企业。

3.操作方式不同。最显著的区别就是上一轮债转股的政策性方式和本次债转股的市场化方式。1999年的债转股，是由国家财政出资组建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去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的银企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之间的股权关系，债转股的企业名单直接由原国家经贸委审批确定，完全行政化操作。与1999年不同，《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本次债转股完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操作，转股的债权质量类型、转股的价格、转股资金筹措以及转股实施机构不是由政府审批确定的，而是由市场主体自主协商确定的，各个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转股实施机构范围除了原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包括保险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股权投资基金、商业银行设立的子公司等多种类型的机构。

4.资金来源不同。1999年的债转股主要是解决四大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收购四大国有银行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资金来源问题，3个资金来源渠道实际上全部是国家信用隐性担保的资本金或者贷款：一是财政部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注册资本金；二是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再贷款；三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与1999年不同，《指导意见》明确鼓励转股实施机构面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特别是可用于股权投资的资金，包括各类受托管理的资金。同时，国家发改委支持符合条件的转股实施机构发行专项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金融债券，并适当简化审批程序。

二、市场化债转股的主要模式

本次债转股明确采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操作，因此，按照转股目标区分转股模式，主要有3类：一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债转股；二是名股实债；三是兼具前两者特点的基金模式。

（一）具有真实意义的债转股。

1.债务重组模式。这种模式是企业破产重整时债权债务双方妥协一致同意债务重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不需要筹措新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一般适用于濒临破产边缘的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务重组方案协商一致后，债务人身份转变为企业的股东，从而参与到企业的破产重整和公司治理中。这种模式更多是为了挽救企业，而不是单纯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2.股权融资模式。这种模式最为直接明了，即企业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向原股东配股、公开或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方式募集权益资本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但是，由于上市门槛比债务融资要高得多，这种模式无法大规模使用。

（二）名股实债模式。这种模式实际上合理利用了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会计准则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标准，通过对债务融资工具的还本付息机制进行特殊设计，使企业在募集资金到位时或者达到转股、换股条件时，在记账时确认为所有者权益而不是负债；在支付利息时确认为利润分配而不是财务费用。债券持有人名义上是企业的股东，实际上只关注本息能否收回、而不是主动参与公司治理，因此，企业实际承担了还本付息或者分红和回购的义务。

（三）基金模式。基金模式是指由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其他转股实施机构设立基金（基金可以是公司、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由基金募集资金偿还企业的银行贷款，同时，按照约定的转股价格和基金代企业偿还贷款的金额转换成企业的股权或者股份，基金成为企业的股东，从而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资金来源广泛，包括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都可以参与投资。但是，这种模式到底是真实意义上的债转股还是名股实债，取决于基金持有企业的股权能否顺利退出以及退出的方式。

退出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企业资产上市实现基金持有的股权在二级市场流通退出；二是被转股企业回购基金持有的股权退出。第一种退出方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债转股，基金的股东身份没有改变，只是把股权转移到了另一个股东手中；第二种退出方式则是名股实债，基金的股东身份名义上没有改变，但是，在无法实现上市流通退出的情况下，基金投资者只能诉求投资本金能够安全收回，企业实际上承担了回购股权的义务。在公司治理机制和盈利水平没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企业只能额外筹措资金回购股权，很有可能又重蹈高负债率的老路。

三、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债转股困境

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9年实施了债转股的580户国有企业中，真正实施转股的金额约为4 050亿元，仅占当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银行不良资产的29%。雖然短时间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盈利水平。在随后的大约5年时间内（2002—2007年），在我国加入WTO和房地产大规模兴起的投资带动作用下，已经降低了杠杆率的国有企业又伴随着GDP的一路飙升而开启了新一轮的加杠杆和过度投资。由此可见，债转股作为暂时减轻国有企业财务负担的过渡性政策，仅能解决国有企业的账面杠杆率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本次市场化债转股同样面临以下亟需破解的困境。

（一）债转股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低于社会资本要求的投资回报率。既然本次债转股完全按照市场化操作，那么社会资本能够广泛参与的基金模式将成为债转股的主流模式。理论上，基金投资者为了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主动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活动的积极性比较高，也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问题在于，由于股权投资者承担了比债权人更大的边际风险且清偿顺序位于债权人之后，股东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应该等于债务成本加上风险溢价。因此，基金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通常比银行贷款成本更高。但是，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均出现了连续下滑，其中总资产报酬率由5.2%下降到2015年的4.8%，净资产收益率由5.3%下降到2015年的2.8%。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更无法达到基金投资者要求的投资回报率。

（二）债转股企业的混合所有制与内部人控制相冲突。实际上，如果按照基金模式操作债转股，与1999年的债转股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本次市场化债转股由社会资本取代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位置，这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措施之一。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研究数据显示，上一轮已经实施了债转股的国有企业仍然难以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流于形式。主要的原因可能有：

1.观念认识偏差。债转股政策的本意是促进国有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机制、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地方政府或者主管部门认为债转股是他们争取的国家对企业的一项优惠政策，与资产管理公司或者新进入股东没有什么关系。

2.转股后的新股东缺少选择经营者的权利。虽然在公司章程中约定了股东具有选举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权利，但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多数由各级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或者提名，转股后的新股东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企业经营者，实际上失去了对企业的话语权，规范的公司治理机制也就难以实现。

3.同股不同权。在上一轮转股前，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债转股以后，虽然明晰了国有企业的产权，但是，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无法实际参与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实际上同股不同权，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三）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作用失效。西方的资本结构理论认为，由于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资本结构中的负债融资，本身就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即债务融资能够导致财务危机的产生，能够减少企业的自由现金流，能够促进银行的专业化监督，从而能够降低经营者的代理成本，增加企业价值，这就是债务融资的杠杆治理效应传导机制。然而，杠杆治理机制的有效发挥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完善的破产机制，包括独立的司法诉讼体制、债权人的独立市场地位等；二是充分竞争的外部经理人市场，包括经理人群体的素质、有效的素质评价体系与发达的中介市场等。但是，现行的《破产法》虽然规定了企业及其债权人可以选择破产、和解或者重整，但具体采取哪种措施实际上仍然由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各级政府来决定，这种非市场化的和解和重整并没有对银行的债权形成有效的保障机制，破产机制的失效导致了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机制失效。

另一方面，我国扭曲的银企关系也使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银企关系的制度设计目标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而忽略了银行的公司治理作用。现行的银企关系制度设计都是强调从企业外部对企业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反对银行对公司治理的内部参与，认为银行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会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由此可见，在银行贷款的治理作用失效的背景下实施债转股，是寄希望于比商业银行更加专业的、对公司治理机制要求更加严苛的股权投资机构参与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中，从而实现混合所有制、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准备在本次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上一轮债转股之后国有企业重蹈加杠杆、过度投资、不重视规范公司治理的历史问题。要确保本次债转股不仅停留在改善账面数字上，真正促使国有企业从根本上转变公司治理机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建议从3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是转变观念。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是实际控制人——各级政府，都应该确实转变观念，清醒认识到债转股作为暂时减轻国有企业财务负担的过渡性政策，在解决国有企业的账面负债率问题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公司治理机制和经营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其次，强化银行贷款的杠杆治理作用。比如，修改破产法使破产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建立健全外部经理人市场及素质评价体系、修改银企制度设计鼓励银行向企业派出董事或者监事等措施。最后，通过债转股吸引社会资本、实现混合所有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技术创新、加快实施兼并重组和产业链整合，使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能够满足社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才能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S

参考文献：

[1]张文魁.企业负债的作用与偿债保障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2000，（7）.

[2]國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研究课题组.债转股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及其前景分析[J].管理世界，2001，（5）.

[3]郑志刚.公司治理机制理论研究文献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4，（5）.

[4]王栋栋.债转股未来研究展望[J].商业会计，2016，（24）.

[5]刘宁.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银行贷款[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3）.

作者简介：

刘宁，男，现任职于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管理学硕士。

作者：刘宁

银行治理结构研究论文 篇3：

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分析

[摘要]企业在发展中除了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还应关注和保障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也应参与到公司的债务治理中，以降低自身风险、保障合法权益。但我国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债务处理的参与度低，银行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银行债权人与企业之间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依托有效的约束机制。造成我国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原因既有商业银行本身体制的局限，又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还受事后赔付机制中政府干预的影响。建议借鉴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经验，健全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机制体制，银行债权人应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参与企业治理：对处于发展期的企业，银行应谨慎评估信贷资信、控制融资风险；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银行应控制企业的抵押融资资产；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银行应监督跟踪、防范突发性财务状况恶化；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银行应严格监控企业财务状况、及时应对企业经营风险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银行债权人；债务治理；企业生命周期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太成熟，企业发展所需资金大多来源于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其抽样调查的41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29家小型企业中，平均负债率是71.1%，在总负债比例中，银行借款占到74.4%。可见，负债是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其中银行的贷款占据很大比重。相应的，负债比率的上升意味着银行债权人面临着更高、更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为了行使及保护其权利，银行债权人介入企业的债务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1984年，弗里德曼[1]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权利分享企业的利益和权益，债权人和股东一样，作为公司所有权的主体，相应地也承担着经营及财务风险，因此有权利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去。一些学者认为，可以把债权融资看做一种担保机制，将债务作为一种硬预算约束，这有利于遏制经营者的在职消费，减少并防范经营者过度投资行为，从而减少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有学者提出了企业财务关系的相机治理理论，即随着企业财务收益、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的变化，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将随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控制，在这些特定的阶段相应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治理起主导作用，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诉求。沈红波[2]则认为，虽然事前借款契约中有对债权人的各种保护性条款，可当资金一旦流入债务人手中，债权人便失去了对其的控制；并且大部分债权人的治理权都存在后置现象，正常情况下无法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这就使得债务人有条件、有机会去损害债权人的相关利益。李武江等[3]认为在我国破产机制和相机治理机制是失效的，在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过程中，债权治理机制亦缺乏相应的制度性保护机制。

本文拟在分析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找到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债务治理的原因，借鉴国外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经验，结合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债务特点，对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提出应对策略。

一、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其承担的风险和负担仍然较大。拥有控股权的股东很容易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银行债权人的利益。另外，我国尚未形成健全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致对银行债权人的权益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保护。目前，我国银行债权人参与债务治理的情况可从行业机制和银行债权人自身2个方面进行分析。

1.行业机制方面的现状

一是银行的放贷行为尚未完全市场化。1990年代中期以前，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各地方政府对地方发展扶持的产业及企业不尽相同，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额度和资金去向都有较大程度的干预。随后，虽然商业银行对其信贷管理及资金运营都进行过商业化、市场化的改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银行在信贷问题上依然会受到一些行政因素的影响，尚未进入由企业信誉额度及经营、财务状况决定的完全市场化阶段，由此导致银行存在一些不良贷款及坏账。

二是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债务治理的参与度较低。目前，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商业银行作为主债权人对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治理的参与程度依然不深入，对其经营及财务的后续监控也较薄弱。许多国内的商业银行在与客户签订的贷款合同中，很少存在后续允许银行债权人对债务人进行审计、允许银行参与公司重大战略决策的相关条款。并且，当贷款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生资产重组、所有权变更等行为时，银行债权人仅享有知情权，并没有获得协商或批准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即使银行具有知情权或参与权，这些权利在企业实际经营中也很难得以真正落实。正是这些原因导致银行债权人无法真正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财务监控中去，这使得其承担了巨大的信贷风险。

三是当企业陷入债务困境时，银行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于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到公司决策及财务监控中去，债权人的利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另外，我国破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债权人在贷款客户陷入财务困境时，享有对财务困境企业较为优先的控制权，能从企业的资产及其他投资中获得利益索取权。但这种破产保护机制也仅仅属于事后赔付机制，且往往由于多方面原因，致使银行债权人在企业破产后并不能有效地追回贷款。

2.银行债权人自身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现状

目前，银行债权人与企业之间所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依托有效的约束机制，仅成为形式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本身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度不高，债权债务约束仅成为流于形式的“软约束”。虽然银行自身对客户取舍方面有一定标准的信贷定位与要求，但一些企业存在着在不良比率高、财务报表真实性差、经营波动性大、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相应的银行债权人对自身不良贷款比例控制较为困难，并未有效地管理其资产。

二、我国银行债权人未能有效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原因

1.行业体制方面的原因

一是受商业银行体制的局限。目前我国5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最大股东仍是财政部门，经营盈利归国家，亏损也是由国家来承担的，并且由国家来委派银行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行为往往会出现政治化趋向。虽然银行自身尝试进行了资产管理与信贷市场化的一些改革，但在很多时候信贷策略与方向仍然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的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有关政府机构的干预。有些地方政府往往从产业扶持或地方经济利益角度出发给银行施加压力，导致银行向那些信誉和财务状况并不能达到银行内部信贷标准的企业发放贷款，从而影响银行选择贷款对象的市场化程度，降低了银行债权人本身的信贷标准和治理水平。

二是受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首先，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由于企业所欠债务70%以上来自商业银行，这也就表明了这部分债权在债务人违反贷款约定时无法转换为股权。作为债权人的银行，除了按照贷款协议扣押其抵押担保资产以外，没有权利参与公司的战略决策，并对其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同时，尽管银行是企业主要的债权人，但大多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缺少银行的代表人员，管理层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一般也没有银行代表的参与。加之我国的信用机制建设尚未健全，使本应分享贷款企业控制权的银行，基于收回贷款本息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被贷款企业所制约，从而造成了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状况的产生[4]。

三是事后赔付机制中政府行为的干预。一般来说，债权人是通过受法律保护的破产程序实施对债务人的控制，包括清算和重组这2种处理方式。因此将债权人参与引入日常公司治理中，将事后的权益索取前置到事前和事中对企业财务困境予以防范，有利于实现并维护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财务制衡机制，完善企业的财务治理，更大程度地保障债权人在企业管理中应享有的监督权益。但现实中政府经常会出于各种原因，介入企业的破产清算中，造成了当企业不能通过重组而进入破产程序时，银行债权人的利益将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况是政府为了减小社会影响、维护社会安定，首先考虑的是对失业员工等涉及社会效益的各利益相关者进行补助行动，使得银行债权人被边缘化，只能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其损失为目标而进行赔付[5]。

2.银行债权人自身的原因

当前，银行债权人自身的信用评级及风险管理方法尚在不断完善中，仍存在诸多缺失或漏洞。以某银行公布的信用评级指标为例，其信用评级系统设置按偿债能力、获利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履约情况及发展能力和潜力5个指标来评价企业信用、发放贷款，每个指标下再细分财务及非财务指标。但在发展能力和潜力指标下仅设置固定资产净值率、销售收入增长率、利润增长率、领导者素质与市场发展前景、发展规划和实施条件等指标。众所周知，每个企业都会经历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虽然在这些信用评级体系及方法下，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财务及非财务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期财务、经营状况和还贷能力，但银行债权人并没有将关注重点放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融资愿景及还贷能力上，并制定出相应的不同时期放贷规划及参与债务治理的应对策略。

三、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建议对策

1.健全完善机制体制的对策

目前，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较普遍，其中日美德3个国家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在日本，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债务治理的特点主要是主银行制度与企业融资制度的结合。主银行几乎都是客户企业的结算银行，负责企业的账户管理、现金支付和结算业务。银、企间的资本联系能使主银行在公司债务治理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德国银行是典型的全能银行，除作为最大债权人外，其在企业中一般都占有较大份额的股权，因而会积极参与到企业内部治理中去，并向企业派出监事，通过相机治理等方法对企业的财务经营和决策管理者的任免等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另外，银行同时掌握企业股票的代理控制权，使得银行债权人能更全面地参与企业治理。美国银行业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方式与德国的全能银行方式相同，主要依托相机治理机制。美国银行债权人相机治理机制的主要特点是银行向企业派遣人员担任兼职董事，但这些董事一般不会直接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决策。当企业经营健康或财务状况良好且具有相应偿债能力时，银行债权人对企业经营业务等并不进行干预，但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或不能按约偿付债务时，银行债权人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直接接手公司进行后续管理。

由国际上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机制和方法，可以总结出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在机制体制健全上借鉴的经验。首先，银行作为企业的结算银行，除了单一的债权人身份，银行债权人还可以通过对企业控股，通过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实现参与企业的管理经营和债务治理的目标。股东和债权人的双重身份能使银行债权人对企业同时存在内、外部制约，从而减少因银行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降低管理层采取道德风险行为的概率，避免企业因激进的经营战略带来的风险和财务危机。其次，为了避免银行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发生，银行债权人也应全力贯彻相机治理机制的建立及应用，通过及时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采取积极有效的解救措施，使银行能尽量从财务不佳的企业中全身而退，减少银行债权人的风险。最后，我国政府亟需完善相关的公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避免当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无力偿债时，银行债权人陷入无力追索贷款的被动地位，并需加大在破产清算中对银行债权人的保护力度。

2.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银行债权人参与企业债务治理的对策

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公司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发展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公司的经营目标、财务状况不尽相同，公司为了规避不利于生命周期延长的因素，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安排合理的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银行债权人可以依据企业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来完成信贷业务和控制自身风险，具体策略见表1。

（1）发展期。处于此阶段的公司内部管理较为简单，有较高的经营风险。需要大量资金进行业务扩充及经营发展，融资对象也比较广泛，可以是亲人、朋友、银行、担保信贷公司等。此时银行若对其投资则意味着承担较高风险，因此需要谨慎评估其信贷资信，预测风险，完善自身预警机制[6]。其中银行债权人应针对不同公司适当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公司申请银行贷款的主要用途。银行正常贷款的用途主要是支持企业的营运资金需求，也就是企业在购买原材料、加工、销售这一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若贷款企业正处于产品的研发阶段，还没有成熟的产品推向市场，更没有得到市场认可，尚无具体的销售渠道和后续产品链的构建，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未来短时间内没有现金流，缺乏足够的还款能力，此时进行信贷风险非常大，银行债权人应谨慎。二是企业虽然有较成熟的产品，但销售额还没有“放出来”，总金额比较小。这样的企业往往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产品也无法证明已经得到市场认可或有较大市场潜力。同时，销售额较小也说明未来的资金回流较小，与合作方的谈判地位较弱，现金流无足够的保证。此时也需要银行对其进行谨慎的资信审查，评估信贷对象的市场发展前景，以决定是否进行信贷，从而控制风险。

（2）成长期。成长期的公司基本步入正轨，经营状况趋于良好。往往这个时期的资产负债率处于较高的阶段，企业的财务风险较高，资金链紧张情况下破产危机可能性增大。其融资结构主要是以债权为主的外源性融资为主。银行债权人需在发展自身业务的同时控制企业的抵押融资资产，做好风险预警工作，关注企业的销售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即能否平稳过渡到成熟期并拉长成熟期，有没有长期稳定的合作网络等。另外，银行债权人还应重新评估现有信贷客户的资信情况，尤其对那些在初创期或规模不大时，信用观念淡薄、经营粗放、欠费逾期的企业。它们其实有能力还款，只是觉得“无所谓”或者没有及时还款的意识，造成自己信用记录出现问题，银行需就是否对其继续放贷做出适当判断。

（3）成熟期。处于成熟期的公司现金流及利润率都较为稳定，各项财务指标良好，在银行有较高的信用评级。此时公司自身有多种融资方式可供选择，通常银行信贷多用于应激性融资。由于总体风险较小、发展成熟，银行较偏好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进行放贷，则银行债权人主要需要对公司进行监督跟踪，及时有效地掌握财务信息，关注公司的资产负债水平、其他民间借贷款项额度等。同时，也应防范突发性财务恶化导致的经营不善等突发状况引起的损失。

（4）衰退期。公司进入衰退期，意味着其经营、财务状况恶化，有较高的经营风险，有时会发生负现金流的状况。通常信贷资信严重下滑，通过银行融资需要较高的成本，则会转向内源性融资及股权融资[7]。衰退期的公司往往会通过推出新产品等方式创造企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来摆脱衰退期的影响，因而会需要大量资金扭转经营状况。对此，银行的态度应谨慎，须严格监控其财务状况，把关信用评级。若发生信贷业务，需提升其风险预警线，并及时

应对调整；如若发生经营困难，应相机采取治理机制，银行债权人掌握控制权，应对接下来的公司生存问题，以最大程度地保证银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同时，在分析银行债权人针对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参与债务治理时，还需要考虑不同企业的性质。如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差，生命周期与大中型企业比较起来相对较短，破产率更高，风险更大。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小企业创办5年内的死亡率高达30%～50%。 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及时获取企业各方面的相关信息，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把握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使银行债权人能更好把握其信贷资金的使用效果及潜在风险，深入参与到公司的债务治理中去，有效发挥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力，最大程度地保护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弗里德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M]. 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徐昕，沈红波.银行贷款的监督效应与盈余稳健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0（2）：102.

[3]李武江，邵来安.论债权治理机制及其在我国的实践[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4）：61.

[4]袁玲.对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探讨[J].新疆农垦经济，2009（3）：80.

[5]江波，宋胜洲.债权人积极作用与被动地位的悖论——论中国破产制度的根本缺陷及其改革[J].改革与战略，2008（7）：29.

[6]杜惠先.基于生命周期的企业融资战略探讨[J].商业时代，2013（5）：77.

[7]王艳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融资结构研究[J].会计之友，2012（2）：50.

作者：管洲　邢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