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银行效率（精选8篇）
一、企业融资效率与资源配置
企业融资就是企业为经营和生产准备好所需资金的过程或行为。只有准备好了经营和生产所需的资金，然后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生产经营过程。因此，企业融资是企业经营和生产过程的前提条件和支持系统。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和个人。企业是从事生产和流通的经营性组织，也是基础性的经济单位。而企业的资金融通、筹集又是现代企业正常、顺利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企业的融资不仅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其起点表现为价值的预付，经济运行表现为预付价值运动与增殖。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预付价值的循环与周转，一方面，生产出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生产出为企业所追求的交换价值和价值。一个经济社会是否有一定数量的资金预付，即决定其经济可否在现代意义上顺利运转，也决定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资金的预付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第一的、初始的决定力量。因此，企业总是把筹集更多的周转资金和发展资金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企业融资不以单个企业财产状况和资金积累为前提条件，也不以整个国家或社会资金总量为条件。它所涉及的是通过改变资金在不同企业之间的使用状况而推动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它既可以突破现有企业资金总量的限制，也可以突破地区与国家的边界范围而对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注入必要的预付资金。
可见，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源配置过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使用是有偿的，其他资源只有经过与资金的交换才能投入生产。这样，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就表现为工业发展供给和配置资金的问题：即是将资金投入使用还是闲置，是将其投资于直接生产部门还是基础设施，是将其投入于产出效率高的行业或部门还是补贴亏损企业的问题。由于资金追求增殖的特性促使它总是要向个别收益率比较高的企业流动，因此，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获得资金的渠道、方式与规模实际上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企业融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以资金供求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源配置过程：即企业能否取得资金，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取得资金。将有限的资源配置于产出效率高或最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企业或部门，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也将刺激效率低的部门高效率，否则，它们就会因为资金断绝而被淘汰。这样，通过资金的运动，个别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实践证明，企业融资与现代经济已完全融合为一体。企业融资对现代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已达到全部经济发展的2/3左右，很明显，要保证现代经济的顺畅运行和稳定高速发展，必须调整企业融资结构，以实现企业最佳融资能力（效率最高），企业融资效率便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企业融资效率是指企业融资能力的大小。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完全按照计划指令来进行，企业融资效率也完全融合在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效率则相对独立地体现出来，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效率。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扩张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融资效率，在竞争中取胜。融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长时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
二、企业融资效率与银行危机的内在生成机制
企业融资低效率是我国经济的运行特征。多投入及多消耗，使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资金需求压力，形成中国特色的资金倒逼机制。
低效率格局下的倒逼导致银行资金运用方长期大于资金来源方。低效率的特点是，同样的产出水平下，需要投入和消耗更多的资本。
[1] [2] [3] [4]
效率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商业银行效率是指商业银行在业务活动中的投入与产出或者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目前,对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和X效率。其中,X效率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的效果,而成本效率则是银行X效率中的一种。我国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商业银行效率不仅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健运行与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相继的问题也不断出现,只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才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定运行,而且,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只有积极提高效率,才能有效地增强竞争力,进而有利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故完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拟利用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公司治理对效率的影响研究有很多。多数学者研究的是企业效率。Zelenyuk和Zheka(2006)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样本企业的效率进行了计算,并比较分析了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企业的X效率。García-Sánchez(2010)通过分析董事会结构对公司技术效率的影响,来确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而Nanka-Bruce(2011)则采用技术效率衡量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对绩效的影响,分析发现,公司规模、领导能力、董事会组成以及外部股东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公司的技术效率。Blank和Hulst(2011)以荷兰医院为研究对象,采用DEA方法分析了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导致低成本效率的原因。研究表明,给予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较高的薪酬并不能提高绩效。Chen(2015)从外部环境出发,研究了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He等(2015)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公司治理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将研究范围定位于银行。Beck等(2006)认为,银行自身的监管力度与银行效率呈正相关关系。Barros等(2012)分析了日本银行2000 ~ 2007 年的技术效率,研究发现不良贷款仍然对银行绩效有很大影响,银行的投入必须更有效。Peni(2012)使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公开交易的美国银行的数据,研究了公司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有较强公司治理机制的银行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Bala(2013)则采用描述性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对提高财务绩效和管理绩效的影响作用。Dedu和Chitan(2013)以罗马尼亚银行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发现公司治理指数负面影响银行绩效。Liang等(2013)以2003年期间中国的50家银行为样本,分析了董事会特征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Jizi等(2014)利用美国大型商业银行2009 ~ 2011 年的数据,从控制审计委员会特征、董事会会议频率和银行的盈利能力、规模和风险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特点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公司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和对公司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两个方面。
1.对效率测度方法的研究。
许晓雯、时鹏将(2004)利用板块数据,分别采用非参数前沿法中的DEA方法和参数前沿法中的随机前沿方法(SFA)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7~2001年期间的综合效率进行了测度。刘汉涛(2004)以及郑录军、曹廷求(2005)运用DEA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了测度。而芦锋、刘伟奇等(2012)则运用基于储蓄中间变量新视角的网络DEA方法对我国14家主要商业银行2000~2012年的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
另外,王德鲁、宋学锋(2013)以2007年和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通过Tobit回归、OLS回归并结合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考查了国有控股公司和民营控股公司的治理机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和市场绩效的影响规律。而姚伟峰(2013)则运用SFA方法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梁莉、董蔚(2013)运用SFA方法对我国16家上市银行进行了成本效率分析,在此基础上,又对公司治理状况与成本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叶仕良(2015)则采用SFA方法测算了2003 ~ 2013 年我国商业银行的利润效率。
2.对公司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
此类研究多为实证分析,其研究对象分为两类:
一是以公司为研究对象。韩志丽、杨淑娥等(2008)根据投资机会集(IOS)理论,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设定投资机会集的条件下,考查了不同成长性企业的公司治理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改善与独立董事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但与高管层年薪的相关关系不显著;成长性较低的公司,其经营绩效的提高与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层持股比例相关关系均不显著,但与高管层年薪存在弱的正相关关系。张曦、周方召(2010)以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治理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为主线,分别从法律渊源、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监督、管理层薪酬激励和公司自主性治理五个方面对国外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和分析。张洪辉、夏天等(2010)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显示:董事长持股比例、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公司高管持股比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为正;而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则对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初旭、周杰(2013)以我国文化创意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反映了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职能,抑制了公司的创意能力,损害了文化创意公司的经营绩效;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弱化了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能力,独立董事比例的提升为公司提供了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公司的创意能力,提升了文化创意公司的经营绩效。周建、袁德利等(2014)以2005 ~ 2007 年期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市场化进程和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的联合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专业委员会设置、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成员薪酬、董事会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二是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魏华、刘金岩(2005)对山东、河南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外部董事比例和监事会功能与银行绩效正相关。黄文青(2009)基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提出了评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标准,并通过生益模型(考核公司绩效)和TM模型(考核银行绩效),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绩效进行实证分析。刘红娟(2009)以2004 ~2007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X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对提高X效率没有帮助,董事会规模对X效率的影响为正,两职合一有助于提高X效率,而股权结构和高管薪酬对X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王希、刘吉田等(2011)选取9家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面板数据的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高管激励制度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影响银行的信贷风险控制能力;股权集中度较高、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较高,以及高管激励制度较健全、境外战略投资者所持股份比例较高的银行,信贷风险控制能力较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低。陈玉罡、孙振东等(2011)从不完全契约理论以及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了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效率和内部治理的影响,并以28 家国内银行1995 ~ 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侯瑜、詹明君(2012)以我国14 家商业银行2000 ~ 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SFA方法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计量,并从公司治理、市场结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业结构和经营能力等方面分析了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李堪(2013)基于多因子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指标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独立董事规模、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管理层规模和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性质、行长从业年限、高管的教育程度等指标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
三、研究假设
由前述理论可知,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大多是从治理制度、治理机制、高管视角、董事会视角等某个特定的角度去研究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成本效率的关系,故本文主要从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人数、高管薪酬这五个方面去衡量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成本效率的影响。
1.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它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有权选任和解除董事,并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广泛的决定权。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次数反映了股东监督公司经营活动的力度和对公司控制权掌握的程度。蒲娟(2010)认为,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次数与公司治理目标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增加股东大会次数对改善公司治理没有显著作用。而王飞、徐炜(2013)基于股东大会视角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效率进行剖析后认为,总体而言,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股东大会治理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步,表现之一就是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更加频繁。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股东大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正相关。
2.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
董事会、监事会作为银行的监督机构,召开会议是发挥其作用的一种方式,而董事会会议次数与监事会会议次数都会影响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会议次数召开越多,越有利于董事会、监事会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可能说明公司需要决策的事项很多,公司的绩效不太乐观。向锐、冯建(2008)利用2004 ~ 2006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目前流于形式,并未充分体现对公司经理的监督职能,没有实现依据股东利益行事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公司较差经营绩效的反应。
宋增基、宁家耀等(2008)以我国证券市场2005年公布的指标股为研究样本,以2000 ~ 2005 年为数据采集区间,用董事会会议频率表示董事会行为,实证分析了董事会行为的决定因素、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当期和后期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行为与其独立性密切相关,独立性越强的董事会越会发生较高强度的董事会行为,而外部董事的声誉激励制度和机构投资制度对董事会行为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公司经营业绩显著负相关,与当期、后期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Jensen(1993)认为,董事会会议很多都流于形式,董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往往被用来讨论公司的日常事务,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且,召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次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
H3:监事会会议次数与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
3.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
有关高管的概念,本文将其界定为银行年报中所指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鲜有学者研究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的关系,但是有少数学者研究过高管规模与投入、产出变量之间的关系。胡国柳、沈琳(2008)以2004年12月31日前海南省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1994~200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董事会活动、领导结构、高管规模与企业资本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资本支出显著负相关。
康艳玲、黄国良等(2011)则研究了高管特征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规模、高管性别与研发投入关系不显著。程利敏(2012)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对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公司高管人数与公司业绩不相关的结论。杨星(2013)认为,高管团队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管人数越多,内部有效性越差。
而本文则认为,当高管规模较大时,一方面说明该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权责明确,有利于公司办事效率的提高,进而提高公司绩效;另一方面,公司内部会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限制高管权利,防止高管因权力集中而为自己谋取利益,从而损害公司利益。这两个方面都从侧面体现了高管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公司成本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高管人数与成本效率正相关。
4.高管薪酬与成本效率。
目前,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学者很多,观点各异,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刘绍娓、万大艳(2013)以2003~2010年沪深两市296家国有和176家非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水平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李斌、郭剑桥(2013)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得到相同的结论。贺一珍(2013)以2011年沪深交易所37家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金融业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二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武美君(2012)利用金融业上市公司2008 ~ 2010年的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8 年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兰松敏、戴建华(2015)以沪深两市传媒业上市公司2010 ~ 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传媒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国有股比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三是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冀巨海、赵淋淋(2011)以2007 ~ 2010 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22 家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分析模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年薪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汪晶晶(2008)、曾珍(2010)、王雪东(2013)、李梦丹(2013)等都认为,企业高管薪酬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高管薪酬与成本效率呈倒U型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是我国59家商业银行,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8 ~ 2014年。本文的样本数据为59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样本银行的年报和定期公告等。
(二)变量选择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故被解释变量为银行成本效率。成本效率是银行最基本的效率指标,是指在产出既定的前提下,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所求得的效率。
本文采用DEA方法计算成本效率。计算成本效率的线性规划模型如下:
决策单元DMUi的成本效率为:
上述线性规划模型的基本思想为:在产出Yi一定时,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求出使投入Pi×Xi最小的投入量Xi*,并比较最小投入和实际投入的比值记为CEi的DMUi成本效率。当CE=1时,表示决策单元的生产方式为成本有效,即以理论最低成本生产当前产出。
2.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以公司治理结构为视角,根据各大商业银行在年报中所披露的信息从不同方面去选取合理的解释变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指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机构为主体的组织架构,保证各机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故本文的解释变量主要是股东大会会议次数(SGM)、董事会会议次数(BDM)、监事会会议次数(BSM)、高管人数(SMPN)、高管薪酬(MS)、高管薪酬的平方项(MS2)。
一般认为,银行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所以银行资产规模可能会影响银行成本效率。故选择银行资产规模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成本效率的计算
1.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
投入产出指标的合理选择是运用DEA方法测量银行效率的关键。本文选取了以下投入、产出变量:投入变量为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业务及管理费;产出变量为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税前利润、利息收入、手续费佣金净收入、现金资产率。
2.数据处理。
本文以2008 ~ 2014 年59 家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方法计算样本银行的成本效率,以便于研究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下页表2列示了样本银行2008 ~ 2014年的成本效率数据。
(四)面板回归模型的构建
为了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关系对模型估计结果准确性的影响,本文对拟选择的解释变量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拟选择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构建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影响的待检验估计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 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年度内股东大会会议次数、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的平均值均大于中位数,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说明样本中少数商业银行在这三个方面均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各个变量均是合理的,并没有异常值。
(二)实证结果分析
注:***、**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括号内为t值。
表5列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成本效率之间的关系如下:
1.年度内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变量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
虽然实证结果显示股东大会的召开频率对商业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股东大会会议的频繁召开并没有对银行成本效率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有一定的阻碍。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股东大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力度还不够,股东大会召开会议的决策并没有起到解决银行效率低这一根本性问题的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大股东掌握了一定的控制权,导致其余小股东都无法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并提出积极的建议。如果不对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次数进行合理的削减,不及时提高股东大会质量,很可能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与此同时,应该尽可能地让各股东充分参与所议事项的讨论,集思广益,更好地推动商业银行的发展。因此,H1没有得到验证。
2.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均与银行成本效率显著负相关,与H2、H3一致。
近年来,董事会、监事会越来越表现出形同虚设的现象,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监事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相关的会议也多表现为形式主义。董事长、监事会主席等高管掌握着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他们对商业银行的很多重大决策都具有决定权,很容易产生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独裁行为。而且,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次数太多可能是因为临时会议太频繁,临时会议的增加从侧面反映了商业银行出现问题的频率较高,说明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较低。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效应有待提升。
3.年度内高管人数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高管人数的增加并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的成本效率。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高管团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高管人数的增多说明商业银行管理机制在逐步完善,人员分工清晰、职责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的成本效率。但是随着高管人数的增加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比如高管人数过多,可能会出现一些没有实权的人和没有实质性作用的岗位,对于高管本身,其胜任能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高管虽多,但是也不乏胜任能力不足的人,所以,影响银行成本效率的因素不仅仅只是高管人数,还可能涉及高管团队的质量。只有同时具备量和质的条件,才能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实质性的发展。因此,H4没有得到验证。
4.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呈倒U型关系。
银行成本效率与高管薪酬和高管薪酬平方项分别呈负相关关系和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与本文H5一致。这意味着一开始随着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银行成本效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当高管薪酬达到一定水平后(临界值),银行成本效率反而开始下降。从激励机制来说,一开始高管薪酬提高时,薪酬激励对于高管还是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是上升的,但是随着高管薪酬的继续提高,银行成本越来越高,而这种激励作用却越来越弱,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也就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要提高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并不能一味地依赖薪酬激励,在建立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同时,也要建立高管薪酬的约束机制。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08 ~ 2014年我国59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东大会会议次数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为负向,但不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监事会会议次数均与银行成本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年度内高管人数与银行成本效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银行成本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
针对以上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提高股东大会会议质量。适当延长股东大会会议的会期,充分披露会议的议题,不仅要给大股东发言的机会,也应该让中小股东积极参与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有利于银行的发展。
第二,合理化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次数,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形式主义。董事会、监事会是公司治理的内部核心机制。董事会、监事会讨论的一般是日常经营事务,并且流于形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样便限制了董事、监事监督经理的机会,从而使得董事会、监事会并不是非常有效,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第三,完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激励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薪酬与声誉。薪酬激励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并不会完全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而声誉激励在我国并没有得到重视,自然也就没有较好地建立起来,它的影响还比较弱,这一点还有待完善。
关键词：技术效率；超效率DEA模型；村镇银行；产品与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4-0046-05
一、引言
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重点是如何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扩大。村镇银行作为银行金融机构的试点机构，机制相对灵活，依托原有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各方面的优势，自2007年以来，取得了快速发展，对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立新的农村金融供给渠道，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产生了积极影响。
从效率的角度探索村镇银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原因是，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资源，不同的创新思路和不同的管理方法，对商业银行的业绩和发展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由于银行和制造商不同，其主要功能是经营货币商品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称。
由于村镇银行金融产品和服务、担保和抵押方式创新不足，信贷成本较高，信贷审批流程繁琐，因而普遍研究认为其效率比一般商业银行要低。广东省首家村镇银行中山小榄村镇银行是目前全国资本规模最大的村镇银行。截止2012年底，小榄村镇银行的贷款总额就达到11.42亿元。小榄村镇银行在过去五年内增设了4个网点，未来2年内计划再增设5个网点。其经济效益和规模位于国内所有村镇银行的首位。本文通过对小榄村镇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或农信社）的比较，试图解答是否排在全国领先的村镇银行的效率依然相对比其他商业银行低，并对实证研究的结论给出解释，试图为其他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参考意义。
二、超效率DEA模型原理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的缩写），即数据包络分析法，作为一种线性规划技术，通过对多种投入和产出的明确考虑，使多个提供相似服务的企业之间的效率得以比较。这种分析方法将多个投入和产出转化为效率比的分子和分母，而不需要转换到相同的货币单位，避开计算每一个服务的标准成本。测量比较效率的DEA模型可以清楚地说明投入和产出的组合，比一套经营比率或利润指标更具有综合性。1978年，Charnes、Cooper和Rhoades提出了DEA最传统的模型——CCR模型（1）。这个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以线性规划方法界定生产边界，然后测量每个样本，即DMU的相对效率。凡是落在生产边界上的投入产出的组合是最有效的，其效率值是1。没有落在生产边界上投入产出组合则效率相对较低，效率值结余0和1之间。
用DEA方法进行比较效率分析时，有可能出现多个研究样本同时有效即计算得出的效率值同时为1的情况，而CCR模型无法对同为1的DMU再做进一步比较分析。于是Andersen和Perterson于1993年提出DEA的超效率（Super-Efficiency）评价模型，可以对这些有效单元进一步进行比较分析。
（1）
传统的DEA模型在对样本效率进行评估时，样品中的决策单元包含在所有决策单元的集合内；相反，超效率模型将该决策单元排出在集合之外，使用其它决策单元投入与产出的线性组合代替。事实上，这个模型只是在对有效单元进行效率评价时，去掉了效率指标等于1的约束条件，此时会得到大于等于l的超效率值。这种方法解决了同为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比较分析问题，它对本身并非有效的决策单元无影响。
综上所述，DEA模型针对的是一种相对效率，用于比较各个DMU之间的技术效率。因此，本文通过超效率的DEA模型，研究小榄村镇银行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之间技术效率的对比， 以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和数据的选取
基于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符合选择标准的25家中小商业银行或农信社中随机选择5家中小型商业银行或农信社与小榄村镇银行进行比较，它们分别是嘉兴市商业银行，大同市商业银行，萧山农村合作银行，东莞农商行，南海农村信用社，广州农商行。选择标准主要是：各个农信社和农商银行（特别是小榄周边地区）以及由政府发起并且成立不久的总资产在20亿以内的地方商业银行。理由是，农信社和农商银行的业务主要也是针对农民，与村镇银行有着相同的目标客户。同时，农信社和农商行成立时间较长，有充足的管理经验、成熟的制度和较为庞大的客户群体。小榄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当，这些地区的农信社和农商行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可比性。另外一方面，有政府发起的地方商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和小榄村镇银行建立的背景类似，但它们与小榄村镇银行最大的不同是不需要向农民客户进行倾斜，主要的目标客户都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和城镇居民，并且它们成立时间大多比小榄村镇银行早10年以内，因此可以作为一项纵向的比较。
（二） 投入产出变量的界定
1.投入指标：利息支出与非利息支出之和、资产总额
我国银行的利润一部分来自存贷利差，一部分来自中间业务和新兴业务，从银行支出的角度看，主要包括利息支出和非利息支出，利息支出通常占银行经营成本的80%左右，非利息支出主要包括营业费用、营业外支出和手续费等，可以用来分析一定产出水平下银行成本的消耗程度（刘瑞波、张小霞，2012）；而资产总额能更进一步的反应银行自身的资源情况。
nlc202309051223
2.产出指标：利润总额
将利润总额作为产出，能够体现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为商业银行的最终收益，包含了所有经营性收入，能够充分反映商业银行产出获利的综合能力。
（三）投入与产出导向模型的选择
效率水平是由决定生产过程投入产出关系的技术水平或技术状态决定的，按照分析角度的差异，DEA可以分为两类：一、投入导向模型，是指在产出固定的情况下，使投入最小化的线性规划问题；二、产出导向模型，是指在投入固定的情况下，使产出最大化的线性规划问题。本文研究从投入导向模型入手，研究包括小榄村镇银行在内的各个银行在既定产出下，现有投入水平在投入可行域中的最大压缩程度。
（四）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
向银行样本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带入模型中，通过DEA Solver Pro 8.0的软件计算出各银行从2010年到2012年的技术效率。通过整理之后，得出各银行技术效率统计和排名以及各银行2010-2012技术效率图：
1.从总的趋势来看，小榄村镇银行的技术效率在震荡提升，处在最高的位置，其平均值为1.06，在7家商业银行中位置最高，而且3年平均效率要比第二的萧山农村合作银行高出接近10百分点。
2.从每一年来看，2010年小榄村镇银行的技术效率只位列第五，但是从2011年开始，小榄村镇银行的技术效率便上升到第一位，效率数值接近1.43。在2012年数值有所回落，但有可能是因为2012年其他银行的效率有所提高，如萧山农村合作银行和东莞农商银行都超过了1，然而纵向比较依然是第一位。
3.总的来说，尽管大部分银行在三年内效率数值处于震荡状态，但各个银行每年的排名相对稳定（除了2010年的小榄），因此能有效反映出各个银行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图1 各银行2010-2012技术效率图
（五）对于实证分析结论的解释
从上述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小榄村镇银行规模比起其他银行来说规模要小，同时还要分担扶持农业，支持农村贷款的职责，但是并没有影响小榄村镇银行的经营技术效率。其原因还有很多方面的。
1.政府和当地的大力支持
小榄村镇银行从成立到运行都与小榄镇政府的推动是分不开的。虽然九江市商业银行作为发起行并为最大股东，持有25%的股权，但控制股权的还是小榄镇的镇属企业，这些企业背后所代表的是小榄镇镇政府。另一方面，在小榄村镇银行成立之初，小榄镇当地媒体就对其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给小榄当地居民留下属于自己小榄镇的银行的这一印象。因此，小榄村镇银行被深深的打上了“小榄”的印记。同时，小榄是一个轻工业重镇，金融资源十分丰富，受到本土情结的影响，许多本土企业愿意在小榄村镇银行办理各种存贷款等业务，这也为小榄村镇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小榄村镇银行的产品和制度创新
小榄村镇银行在产品创新和制度创新上均有较为出色的表现。就产品创新而言，小榄村镇银行针对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开发了多种贷款品种，如“农家乐”“易得金”等；另一方面为了支持社区经济的发展，小榄村镇银行在涉及农业贷款和社区建设上给予全额保证和最优惠的利率价格。对于中小企业，还专门设立不同种类的授信品种如“存货抵押”和“应收账款质押”等，拓宽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
小榄村镇银行对农户担保制度方面的创新也表现出色，除了一般的多户联保和在经济联社存入保证金等手段外，小榄村镇银行还创造性的与社区联合，使农户可以通过社区将自身自留地的使用权进行抵押，这有效解决农民无物资抵押贷款的困境。
3.小榄村镇银行高效的审批程序。
小榄村镇银行自成立其就建立了有效的审批程序，具体来说一般调查和审查只需要3天就可以完成，而项目贷款的调查和审查也最多不超过1天。对于一般小型贷款，3天之内便可发放；假如数额相对较大，从审批到发放也在10天之内。这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降低了客户融资成本（王明明，2009）。
以上3个方面不仅使得小榄村镇银行可以有效解决农业贷款本身给自身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使得其与同业竞争中优势凸显，增强了其管理和创新方面的效率
四、总结和建议
银行的效率是基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来衡量的综合效率，并不是简单的对比成本与收益，且这种投入和产出包括货币化和非货币化两部分，它不仅体现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也体现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由此可见，如何提升银行的效率对于银行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小榄村镇银行与其他中小商业银行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村镇银行其技术效率未必一定比一般商业银行要低。尽管村镇银行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在解决农业支持对效率的不利影响方面，小榄村镇银行的表现极为出色，这也可以给其他村镇银行带来借鉴的作用。因此，就提高村镇银行技术效率方面，笔者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从客户群体的角度看，村镇银行的客户群体比较局限，主要是农户和当地中小企业，因此主要业务也是小额贷款。 村镇银行的贷款额度较低，而两万元以下的小额农户贷款，只需要根据借贷人的信用状况，而不需要实物作为抵押进行担保。同时，利率也可在国家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略作上浮，且一般比农村信用合作社要低。所以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大大受到了限制。因此，村镇银行需要大力创新产品，对尤其是对农户的担保制度进行革新，有效的降低农业贷款的不利因素，从而提高贷款的效益，降低成本。
2.村镇银行由于建立时间短，管理经验不足，因此需要更多的借鉴其他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模式，提高内部管理质量和水平，增加运营效率。尤其在审批方面节省时间和流程，加快贷款流程周期，逐步提高整个村镇银行的管理效率。
3.多方面开拓客户资源。尽管村镇银行的初衷是为了扶持农业，但是笔者认为，加大村镇银行对于民营企业客户的开发，能更有效的增强村镇银行的盈利能力。同时，由于大部分村镇银行都是与所属地区和政府息息相关，往往能获得民营企业的信赖。而增加村镇银行的客户源，提高经济效益，最终也会影响到农业贷款上，使得村镇银行有能力在农村贷款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服务，最终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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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钦乐）
国有控股银行的公司治理目标与激励约束机制
XX大学 XX学院 XXX
摘要
一个国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制定取决于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对于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国有控股银行而言，其公司治理目标必然有异于别国，尤其是如何在坚持公有制产权基础的前提下激活激励与约束机制。本文从国有控股银行目前所面临的经营管理难题中推导出出其治理目标的特殊性，以控制“内部人控制”和建立健全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立足点，并提倡透明化经营和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力求初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公司治理目标 产权基础 激励与约束 内部人控制
一．对于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探讨
（一）国有控股银行治理目标的产权基础
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目标，其核心议题就是要解决委托代理的效率问题。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产权结构无疑是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而公司治理也就是在既定的产权结构之上对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构建。在对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目标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其产权基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再加以相应的分析与调整策略。
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公有产权形式下，控制权和收益权处于分离状态，在激励方面存在很大的外部性。而在私有产权下，收益和成本都是由所有者承担的，这种收益和成本的对称性消除了公有产权之下的外部性，保证了激励机制的有效性。[1]按照这一逻辑，私有化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和实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必要前提，然而现代产权理论是根植于西方市场经济土壤之中的，对于转型经济体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
另外，评价产权制度是否符合其公司治理目标的标准也不应该仅有微观经济绩效一项。实际上宏观经济关注更多的社会经济发展长期目标在很多时候可能与短期的微观经济绩效相左。完全放弃国有产权或者国有控股的产权制度显然并不是我国国有控股银行改革的目标所在，因此公有制依然是制定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出发点。
（二）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目标的特殊性
商业银行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其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和治理框架符合企业公司治理的一般性。但是作为金融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还具有其特殊性。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就是因为认识到市场能够带来效率。但是，市场经济也并非万能的，体现在国有控股银行的治理方面也是如此。格里高利·曼昆就指出，只有在政府实施规则并维持对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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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 期末论文
制度时，看不见的手（市场）才能施展魔力。[2]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国家通过占有更多的经济金融资源以在动员资本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二战之后德、日经济迅速起飞的重要推动力。而就目前我国控股银行经营的现状来看，坚持公有制基础在国有控股银行中公司治理目标中的基础性地位，既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又是符合行业自身客观发展情况的。不必讳言，从内部治理机制看，我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治理单一，独立董事流于形式；从外部治理看，债权产品匮乏，金融市场欠发达。[3]然而在我国国有控股银行在经济改革中的滞后虽然保证了金融稳定，但也导致了低效率和不良贷款问题，显然违背了其公司治理目标的绩效初衷，必须在新一轮金融改革中得到改善。
二．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一）激励的不充分与约束的不到位
和我国其他上市公司一样，激励的不充分与约束的不到位是目前国有控股银行经营管理的薄弱环节。这一现象的背后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作出相应的改善。
（1）计划经济的历史惯性导致激励的不充分。我国对国有银行高级管理层的长期激励机制建设尚处于尝试阶段，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程度地存在“大锅饭”问题，利益激励的动力效应不明显。
（2）行政权力与委托代理管理权力的切分仍然不够明确，导致约束的不到位。国有控股银行上市之前对行长的权力制衡比较薄弱，而如果行长的权力过度集中又不加节制，必然要导致权力滥用。[4]建立科学合理的行长权力制衡机制，是国有控股银行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3）资本市场外部环境与监管制度尚处于发育阶段，不利于国有控股银行迈出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改革步伐。换言之，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游戏”规则、准则、制度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而资本市场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制度约束还不充分，对商业银行引导、规制、调控等功能还不健全，同时资本市场等外在力量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激励与约束作用还相对薄弱。
（二）国有控股银行激励机制的扭曲
所谓激励机制的扭曲主要指的是国有控股银行的管理者和员工所获得的报酬、奖赏与其绩效成绩的考核对应度偏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理层的薪酬体系类似于公务员，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事前确定的，与业绩水平的相关程度不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也就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例如，在国有控股银行中行长作为经营者，对银行拥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没有剩余索取权，其工资收入基本是固定的。这种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相称使银行行长可能会利用有限的控制权为自己谋求隐性收入。
由于产权主体“虚置”，对经营者考评困难以及激励机制的匮乏等问题，使得国有控股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经营权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致使其各层次机构处于“内部人控制”状态，内部人事实上掌握了财产的决策权、使用权和处置权。[5]一方面，国有控股银行近年来获得经营控制权；另一方面，现有的激励机制出现扭曲，国有银行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其内部在追求短期利益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导致银行资源配置的失调、经营效率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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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 期末论文
下、信贷风险的加大等不良后果。
（三）建立健全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国有控股银行治理中存在的激励的不充分，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产权主体虚位造成，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也就是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将所有者利益与管理者利益、员工利益紧密挂钩。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为国有控股银行后，要重点建立薪酬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个人绩效密切联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经理层绩效评价体系，对银行经理人员实行与其业绩相挂钩的多维激励机制。[6]在增大股东大会决策权限与监督职能的前提下，提高人力入股在银行产权结构中所占比例，具体的比例可依据银行资产负债规模扩张速度、资产质量状况和经营风险程度的强弱等合理确定。
以业绩为导向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另一个题中之义便是通过对引入全面的动态竞争、评价、淘汰的完整模式，实现对国有控股银行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有效约束。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充分竞争性的职业银行经理人市场，这不利于促进在职的银行经理层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敬业程度，充分挖掘其经营潜能。有学者提出，要加快商业银行干部管理与选拔制度，可以考虑建立职业银行家资格认证制度，从而健全职业银行家资质评价系统，创造有利于新一代银行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三．关键性博弈：国有控股银行的内部人控制与透明化管理
（一）内部人控制在国有控股银行治理中的弊端
“内部人控制”这个命题，是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和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于1995年共同提出来的，他们将“内部人控制”定义为，从前的国有企业的经理或工人，在企业公司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大一部分控制权的现象。[7]包括中国在内的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很有可能经历“内部人控制”的阵痛，而这一问题在改革进度相对滞后的金融领域又显得尤为突出。
在此引入“内部人控制”这一概念，用以阐释国有控股银行在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实际上就是要揭示“内部人控制”这种现象背后的行政权力滥用或不适当介入国有银行经营管理，与其公司治理目标虚化、管理层渎职腐败、激励与约束机制废弛等弊病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提升透明度可以促进国有控股银行实现公司治理目标
透明度的概念近几年在公司治理结构领域被反复提及，主要是在有关国际组织的要求和推动下得到各国广泛而实质性的认可。在国有控股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大力推行更为透明的运作模式，无疑可以从宏观信息发布到市场监管，从政府政策制定到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等各方面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与对外决策，打破“内部人控制”的陈年桎梏。
张维迎认为“公有经济中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的典型特征是两大等级体系。第一等级体系是通过从剩余索取人（委托人）到中央委员会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人—代理人方向是向下的（由下至上）。第二等级体系是通过从中央委员会到企业内部成员的授权链而形成的，它的委托—代理人方向是向下的（由上至下）。”[8]这种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严重阻碍了信息传递的流畅度和可信度，也就降低了透明度。
针对以上弊端，国有控股银行应该采取进一步明晰产权结构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策略，III
金融管理 期末论文
把行政权力限制在经济范畴以内，提高重大决策乃至整个企业治理的透明度。
（三）适当强化对国有控股银行的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
如果说提升透明度是旨在从内部治理结构上激活国有控股银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那么适当强化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则是要从外部入手，优化国有控股银行经营运作的大环境，同时也帮助提高公司治理的透明度。实际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其中自然也包括以坚持公有制主体为基础，以强制性透明化经营为主要手段的对国有控股银行的行政监管。
而强化对国有控股银行的社会监督的主要途径是前面提及的建立健全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在商业银行治理中，信息披露直接影响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和决策，影响商业银行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约束机制及利益相关机构控制与监督机制的有效性。[9]此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包括：银行经营业绩、流动性与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与风险管理的情况、财务状况、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有关重要问题及可预见的重大风险等。
参考文献：
甲方（小贷公司）：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电话：
乙方（基本开户银行）：
地址：
联系电话：
丙方（监管部门）：
地址：
联系电话：
为加强对小额贷款公司日常经营监管、防范违规经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稳定、健康发展，依据《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经过充分协商，现就小额贷款公司开户、结算、资金监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选择乙方作为唯一合作银行，开立基本结算户。乙方为甲方提供优质、高效的结算等金融服务。
乙方积极创造条件，主动为甲方提供业务咨询、人员培训服务。
二、丙方委托乙方对甲方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收付情况进行日常监测，并于每月5日前向丙方提交小额贷款公司上月资金流水情况。如发现异常的，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向丙方报告：
（一）短期内账户资金大量流入或流出的；
（二）单笔交易金额超过甲方注册资本金5%的 ；
（三）与非甲方业务经营区域内的客户发生资金往来，经营过程中正常采购发生的款项支付除外；
（四）多方开户，或借用、冒用他人账户从事业务活动；
（五）其他违反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使用与管理规定的行为。
三、甲方承诺自觉依法合规使用在乙方开设的基本结算户，不利用在乙方开设的账户从事违法违规交易。贷款发放、收回及利息收付均通过在乙方开设的账户进行。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违反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规定的资金收付及结算服务时，乙方有权拒绝，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四、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乙方承诺积极争取为开户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融资支持，最高不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
五、甲方出现违法违规行为情况严重的，乙方可以拒绝再继续为
其提供开户、结算服务；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监管部门可要求甲方终止与乙方的合作，另行更换开户银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权提请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追究其责任。
六、本协议签订后，如相关政策、规定发生变化而使本协议内容与相关政策、规定相抵触的，以相关政策、规定为准。
七、本协议一式肆份，协议方各执一份，报南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备案一份。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乙方：（盖章）
丙方：（盖章）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分析
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的利器，在重振经济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2010年3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联合发布《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经营融资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得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受托发放贷款、受托投资等监管部门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显然，融资性担保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只有与银行合作才能够正常开展业务，与银行合作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担保公司的生存与发展。
1、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流程
一般的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流程为：有贷款需求的客户与担保公司联系，提出担保申请。担保公司指派业务组对客户进行一系列调查，由客户经理立项并出初审报告报评审会，评审会委员综合评议该项目是否可做。评审会评议项目通过的话，担保公司报合作银行。银行根据自身的一套调查程序对该项目进行信用评级，如果银行同意，那么担保公司、客户、银行签订一系列合同，担保公司向银行出具担保函，银行向客户发放贷款。贷款到期客户没有还款，由担保公司代偿；如果银行不同意该项目，要么项目流产，要么担保公司选择另外的合作银行。还有一种情况是，申请贷款的客户直接联系银行，银行对客户评级以后认为达不到直接从银行贷款的要求，银行会将客户推荐给担保公司。客户通过与担保公司的合作从银行得到贷款。通过银行推荐的客户，相比较而言资信水平较高，但是不排除资信水平低的可能性，因此担保公司对银行推荐的客户还要进行考察与分析。
2、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利弊分析
2.1合作优势
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在推动地方经济、降低信贷风险、促进相互发展、贯彻宏观调控等方面能够做出突出贡献。第一，担保公司通过与银行签订合作协议，能够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部分不符合银行担保标准的优质中小企业，通过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原本没有希望在银行融资的企业，顺利得到了资金。第二，银行通过与担保公司的合作，大大降低了贷款风险。担保公司在经营风险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代偿机制也使得银行贷款违约风险几乎为零，并能够极大简化银行的追偿程序。第三，与银行合作的担保公司注册资金都在1亿元以上，担保公司将资金存入合作银行，可以为银行增加业务量，担保公司也可以获得利息。担保公司有了银行的支持，能够更快地拓展业务，达到了客户、银行、担保公司共赢的效果。第四，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合作使得双方成功贯彻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意图，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可以促进政府企业的改制进程。
2.2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分析
在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当中也同样存在着问题。第一，担保公司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是最主要的问题。银行和担保公司独立对企业展开调查，银行不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等渠道了解到的信息告知担保公司，担保公司也不把从同行了解到的信息透漏给银行。双方难以建立有效的信息通道，信息不能互补。第二，信息不对称会产生道德风险。担保公司为被担保企业提供担保，银行的贷款风险非常低，银行也乐于向企业发放贷款。因此银行遇到有贷款意向的企业，首先想到是由担保公司担保，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又保证了收益。银行有可能会放松对企业的考察和筛选，这无形当中增加了担保公司的信用风险。第三，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地位不对等。银行离开了担保公司，只是一部分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流失，中小企业融资本身只占银行业务非常少的一部分，对银行来说影响微乎其微；但担保公司失去了与银行的合作，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正规的担保公司不能从事吸收贷款和发放贷款的业务，这就使得担保公司在合作当中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第四，银行对担保公司的经营状况了解十分有限。担保公司在发生巨大亏损后，同时遇上被担保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银行就会受到贷款无法追回的损失，增大了风险。第五，银行收取的贷款利息和担保公司收取的担保费，加大了企业融资负担。
3、二者合作产生问题的原因
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产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
第一，社会总体信用体系尚未建立完成。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担保公司的项目运作成本较低，运作时间较短，放大倍数很高。而在我国，社会上信用观念和制度严重缺失，信用体系仍然很不健全。由于缺乏失信惩罚机制，中小企业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投机心理大，银行对实力弱小的中小企业缺乏信心。这样直接影响到了合作关系的建立。
第二，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建立。我国虽然近年来非常重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解决，也提出很多纲领性的指导意见，但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和担保的法律法规并没有配套到位。除了199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2年6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外，其他都是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制度，立法层次不高，效力有限。另外，出台的法律法规当中，都一致侧重于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担保行业的监管与规范管理，对于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方式、权益的保护以及市场准入并没有太多的涉及。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无法可依，打击了银行与担保公司合作的积极性。
第三，担保公司存在一定的问题。担保行业在我国从诞生到现在只有短短20年的时间，发展道路非常的曲折。由于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20年的发展始终是在探索中前进。从最初的遍地开花，到经受寒冬时的惨淡经营，再到些许曙光照耀的现在，能够存活下来的担保公司寥寥无几。担保公司缺乏专业的担保人才，这对行业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政府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机制，担保公司的担保费收入过低，一个项目的代偿就可能对让公司几年来的辛苦经营毁于一旦。
第四，我国银行体制不完善。与国外银行积极寻求与担保公司合作的趋势不同，我国的商业银行缺乏主动与担保公司合作的积极性。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发放给信用良好的大型企业，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扶持，更多的时候是源于对国家政策的响应。
4、改善合作关系的对策
一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市场竞争
融资性担保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分析
愈加激烈，社会竞争意识普遍提高，社会对诚信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降低担保公司与银行合作的风险成本，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二是健全担保行业的法律法规。国家应当尽快出台担保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担保公司的行业准入、风险管理、规范运作、财务制度等具体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对银行与担保公司的合作模式、风险分担机制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出详细的规定。
三是担保公司应该加强风险管理与创新业务。担保公司经营的是风险，应当建立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并不断完善。担保公司在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的同时，注重与国内的实际环境相结合，不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创新经营业务，打造规模效应。
四是加快银行体制和业务创新。银行应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优化体制和贷款审批的程序。如中国民生银行的商贷通业务就是一种很成功的银行业务创新。商贷通是中国民生银行向中小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经营商户提供快速融通资金、安全管理资金、提供资金效率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产品。商贷通手续简便，审批速度非常快。
5结语
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入, 各大商业银行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商业银行中的新兴力量, 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在资金融通与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但因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规模较小、发展局限较多, 二者的经营效率较低, 综合竞争实力较弱。鉴于此, 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 立足江苏经济的发展实际, 以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DEA模型对二者的经营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 结合发展现状分析其差异的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以期更好地推动江苏省的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更加快速、健康、和谐地发展, 进而提升江苏各类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实力。
二、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一) 样本选择与指标选取
经营效率主要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 本文探究的经营效率是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各项投入与综合产出之间的一种分析, 常见的效率分析有技术效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等, 本文结合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实际, 主要对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基于江苏省各家商业银行的综合运营状况, 本文共选择10家商业银行, 分别为5家城市商业银行 (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苏州银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 , 5家农村商业银行 (南通农商行、江南农商行、淮海农商行、盐城农商行、无锡农商行) 。数据以2012~2014年10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为基础, 数据来源于江苏金融年鉴、各大商业银行的网站和各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报告。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测度方法多种多样, 常见的有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 本文结合各商业银行的发展现状和实际考量的需求, 选择非参数法中的DEA方法作为银行效率的主要衡量方法。在进行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的测度之前, 首先需要确定投入与产出指标, 结合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特点, 本文确定的投入指标为实收资本、工资及福利, 产出指标为贷款、存款、存入和拆放同业。具体见表1所示。
(二) 规模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按照前面定义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和10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 利用DEAP2.1软件, 对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进行测度, 效率值见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 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值整体呈上升的趋势, 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值普遍高于农村商业银行的效率值, 二者之间有缩小倾向, 反映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水平相对较好, 农村商业银行仍大力进行改革, 进而推动规模效率的全面提高, 不断提升规模经济的综合效益。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来看:各商业银行的效率均值整体在0.95左右, 银行之间的效率差异依然较大。规模效率最高的是北京银行, 效率值为0.968, 这与其规模较大、运营时间较长、大胆改革创新紧密相关, 高效率值也是北京银行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 更是北京银行融入竞争、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分工的一种体现;南京银行的规模效率位列第二, 为0.961, 比北京银行低0.007, 充分彰显出南京银行在江苏省的综合发展实力, 也说明南京银行因地制宜地进行业务的优化与重组, 努力提升银行规模效益, 银行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江苏银行第三、苏州银行第四, 二者的效率值差0.001, 这说明两家商业银行的发展的差异相对较小, 二者的实力相当, 二者在规模扩大与规模经济实现的层面发展程度相对适中, 二者较高的规模效率也是营业网点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一种实力印证;江苏长江商业银行的效率最低, 主要因为其成立时间较短、网点覆盖范围较低、业务的系统性与综合性程度较低。综合而言, 江苏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发展依然有差距, 未来需要结合自身需求进行改革, 不断提升各大商业银行综合实力, 全面推动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的和谐发展。
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来看: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基本比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低, 数值方面大都低于0.95, 各大农村商业银行效率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江南农商行的规模效率最高, 效率值为0.955, 这既是常州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印证, 也是江南农商行规模大、发展快、改革新的一种成果证明, 江南农商行的网点分布是江苏各大农村商业银行之最, 目前网点为223家;无锡农商行的规模效率第二, 数值为0.949, 这与无锡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商行业务针对性强、服务综合化水平高等因素紧密相连, 也是无锡地区商业银行经济发展实力的一种体现;南通农商行第三, 这与其苏中地区的有利地位位置和沿海的优势发展区位密不可分, 也是南通地区银行改革与发展的一种佐证;淮海农商行第四、盐城农商行第五, 一方面因二者位于苏北地区, 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另一方面因二者的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发展局限相对较多, 未来需要充分立足于苏北的发展重心, 大力推动农商行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
(三) 配置效率的测度与分析
按照前面定义的投入与产出指标和10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 利用DEAP2.1软件, 对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进行测度, 效率值见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江苏省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值整体呈上升的趋势, 配置效率值比规模效率值略低, 城市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高于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 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 反映出商业银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正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改革, 大力推动综合效益的全面提升。
从城市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来看:各城市商业银行之间配置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银行之间效率差异明显, 充分体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对商业银行配置效率的影响。北京银行的配置效率最高, 效率值0.954, 与规模效率的排序一样, 较高的效率值充分说明北京银行雄厚的实力、飞速的发展和各项改革的一种综合成果, 同时也体现出北京银行的综合运营现状以及北京银行在各大城市商业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南京银行的配置第二, 效率值为0.944, 比北京银行低0.1, 这与南京银行的上市时间较短、改革的步伐相对缓慢、创新的力度与程度稍显欠缺等因素相关, 同时也是南京银行与北京银行发展实力的一种差距, 也反映出南京银行需要改革创新缩短差距。江苏银行的配置效率值第三, 为0.942, 这是江苏银行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 也是江苏银行大力进行改革与创新一种印证, 更是江苏银行在省内综合发展现状的一种佐证。苏州银行的效率值第四, 主要与其地域性的限制、发展的局限等因素相关, 未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苏州银行的经营效率会得到全面的提升。江苏长江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最低, 主要因其成立时间短、规模小、发展相对缓慢, 也是江苏长江商业银行综合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
从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来看:各大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在0.94左右, 银行之间的配置效率有差异, 但差距有缩小的趋势。无锡农商行的配置效率最高, 效率值为0.948, 这既是无锡地区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 也是无锡农商行大胆进行改革创新、不断优化现有规模、推动结构调整, 实现规模效益与配置效率的双赢。江南农村商业银行的配置效率第二, 为0.946, 比无锡农商行低0.002, 这充分说明江南农商行的发展水平较高, 各项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较高, 规模的扩大与效益的提升基本同步, 农商行的综合经营绩效较高。南通农商行的配置效率值第三, 这是苏中地区发展水平的一种体现, 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相对适中、各项改革与创新的步伐相对适中, 南通在苏中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 因此南通农商行在资源平衡与资源配置方面相对较好, 配置效率较高。淮海农商行的配置效率第四、盐城农商行的配置效率第五, 主要是因为苏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也是苏北与苏中、苏南地区差距的一种体现, 未来可以通过协调各种力量、平衡区域发展、调控经济社会等因素, 推动苏北地区的全面发展, 进而推动苏北地区商业银行的全面进步。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应用DEA模型对江苏的10家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规模效率普遍高于规模效率, 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值普遍高于技术效率值, 二者之间的效率差异有缩小的趋势。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江苏的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需要更多地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提升经营效率, 努力缩小二者之间的效率差异, 具体而言:首先, 城市商业银行立足现有优势, 加大技术投入与金融创新, 大力推动经营效率的提高, 作为城市商业银行, 需要结合发展规划, 将经济结构转型、资本市场发展与互联网发展需求紧密融合, 将自身发展与行业实际相衔接, 将已有优势与发展局限相统筹, 多种方式相结合, 努力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益, 大力推动经营效率的提升;其次, 农村商业银行要基于农村的发展需求, 立足地域特色, 将推动三农发展与自身效益提高相关联, 将区位优势与发展规划相依托, 充分权衡农村的各项需求, 不断挖掘自身的新的增长点, 不断推动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再次, 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升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协调效应, 通过各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与联动作用, 推动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配置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快速提高。最后, 平衡农村与城市的发展, 不断推动二者的协调统一发展, 将二者的发展需求与区域发展相衔接, 结合毗邻上海自贸区的经济优势, 大力推动经济、行业的全面发展, 为城商行与农商行经营效率的提升做好各项准备, 同时着力克服自身缺陷, 不断提升城商行与农商行的综合竞争实力, 真正推动江苏地区商业银行综合水平与竞争实力的全面提升。
摘要：伴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商业银行与农村商业银行在区域发展中的优势日益明显, 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 立足于江苏省的发展实际, 选取5家城市商业银行与5家农村商业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以20122014年财务数据为基础对二者的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及原因,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城商行与农商行的效率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规模效率普遍高于配置效率, 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较高, 二者之间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未来需要从技术创新、优化配置、调控规模等层面入手, 推动规模效率与配置效率的提升, 实现商业银行综合绩效的全面提高。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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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聚；环境效率；雾霾治理
一、 引言
美国是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承受环境污染带来的惨重代价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全球环保浪潮从美国西海岸掀起，其风起云涌之势很快席卷了整个北美大陆。1970年4月22日，美国2 000多万人上街要求政府保护环境、重视污染，极大推动了环保行动。40余年过去了，人类环保行动在若干工业化国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問题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美国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是有益的借鉴。克鲁格曼（2000）认为，经济地理学的任何有趣模型必须反映两种力量——使经济活动聚集在一起的向心力和打破这种集聚的离心力之间的较量。产业集聚通过集聚优势吸引了资源的大量集中，这种集聚优势可以简单的被视为集聚的向心力。然而，产业集聚不是任意和无限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拥挤效应、环境污染等离心力，从而使集聚走向分散或消亡。这里，我们从向心力与离心力的视角出发，对美国产业区域专业化及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分析，试图发现美国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是否存在影响，从而得出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有益的经验启示。
二、 美国产业区域专业化的向心力与离心力
早在19世纪前叶，美国制造业中心在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和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产生了，纺织、橡胶、皮革制品、仪器等行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传统制造业集聚中心。1880年之后，制造业集聚中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食品、烟草服装、家具等行业的集聚特征明显，极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范剑勇，2007）（见图1、图2）。
制造业集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一旦某个行业在某区域形成优势，就会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使集聚效应加强，从而实现以该行业为中心，其他相关产业成为其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地，优势产业通过集聚优势吸引大量资金、劳动力、技术，形成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集聚向心力。19世纪60年代～20世纪20年代，美国制造业集聚度不断上升，这是丰富的自然资源、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和廉价的劳动力等向心力吸引了大量资本和迁移人口向制造业中心聚集的结果，极大促进了制造业集聚地的繁荣。但是20世纪20年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制造业集聚的离心力产生，阻碍了制造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公民对环保需求日益增加，为了缓解公众压力，政府针对制造业的环境污染问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1920年颁布《矿山租赁法》，对联邦的采矿业进行管制；1963年颁布《清洁空气法》，对大气污染指标进行了严格的规定；1965年颁布《水质法》，对水污染进行管制；1980年颁布《综合环境响应、补偿与责任法》，为废弃有毒废物的清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强，为经济增长速度趋向减弱的美国制造业带来另一个冲击，使集聚度不断下降，制造业集聚出现分散态势，见图3。
图3可以得知，1860年～1987年，美国的制造业集聚基本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集聚生命周期。使制造业集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包括集聚外部性优势的产生、规模效益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完善等，导致产业集聚度下降的离心力因素包括环境污染、企业规模无限扩大、对资源依赖度减弱等，其中以拥挤效应带来的环境污染最为突出。
三、 美国产业区域专业化与环境污染
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很快集中了大量企业、人口、建筑，创造了令人称赞的物质财富。但是，集聚效应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产生了拥挤效应，带来大量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三废污染。
美国的许多制造业集聚均处于河流沿岸，如辛辛那提的制造业企业多建在俄亥俄河沿岸，匹兹堡的制造业多集聚在蒙农格亥拉河附近，圣路易斯的制造业则集中在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的交汇处，大量工业废水倾注到河流，使河水遭到严重污染，19世纪后期，新泽西帕萨里克河的河水污染死亡事件是当时河水污染的典型。据统计，1968年，美国河水中的污染物有80%来自工业（Ellics，1976）。Bob Hall和Mary Lee Kerr（1991）列出了美国各州废水排放排名前10位的州，其中污水排放最严重的州多处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水综合污染最重的地区分别为弗罗里达州、印第安纳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这些州以制造业为主，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废物没有经过专业化处理便倾入河水，导致这些地方的水污染非常严重。
美国是个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田纳西州等八个州内藏有18万平方千米的煤田，1900年，煤炭产量高达2.54亿吨，容居世界榜首，为制造业集聚提供了优越的一次能源基础。而这种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决定了污染排放的逐渐增多必然使环境污染更加恶化，燃烧未完全的煤炭产生大量粉尘、煤烟等废气物，1900年，圣路易斯大约消费400万吨煤炭，曾与匹兹堡一样被成为“烟雾之城”；20世纪初，芝加哥、辛辛那提等城市的大气污染也极为严重，有资料记载，在这些城市中工厂生产时排放的煤气化为黑雾直冲云霄（吉尔伯特·菲特，1980）。1988年美国废气排放排名前10位的州的各指标的数据显示，人均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州分别是西弗吉尼亚州和怀俄明州，空气综合质量最差的是印第安纳州（Bob Hall & Mary Lee Kerr，1991）。以印第安纳州为例，该州包括40多个镇，工业非常发达，以家具产业集聚为主；在印第安纳州的西北方拥有长达72公里的密执安湖岸，遍布钢铁，炼油、及机械工厂，这些重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州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煤炭资源，使大气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此外，美国当时的固体废弃物污染也极其严重（Bob Hall & Mary Lee Kerr，1991）。由于缺乏统一污染治理规划，工厂将炉渣、煤灰、废金属、工业废料全部置于地上，即便是集中运出工业区后，仍是将垃圾倾倒在空地、河里、海里，不仅使城市环境污浊不堪，又再次污染了水源。同时，制造业集聚吸引了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城市人口的增加使生活垃圾迅速增多，如纽约从1916年，每个居民生产1 625磅生活垃圾，500万人口回收的固体垃圾约487 451吨。1978年，纽约拉芙运河附近居民因已经废弃的拉芙运河是化学废物的堆放场而纷纷迁走，并要求政府对其进行应有赔偿。在美国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数量排名前6名的州中，排放量最大的州为马里兰州，在该州西部有食品加工、交通器材、电器等产业集聚，在巴尔的摩则有飞机厂和造船厂等工业基地，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巨大。综合指数代表的废弃物污染最重的是伊利诺斯州，其中芝加哥是该州的主要工业集聚地，目前，芝加哥已是全美国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机械工业、电机、汽车等产业也形成了集聚规模，对煤炭等一次能源的过度依赖及固体废弃物的大量排放，使伊利諾斯州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环境。
从以上分析可知，产业集聚虽然通过规模经济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增长，但是拥挤效应的产生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使产业集聚的离心力产生。尤其是从20世纪初开始，产业集聚度呈下降趋势，而此时的环境污染也开始逐步恶化，可以预测产业集聚程度与环境污染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四、 美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效率
在工业化进程向前推进、产业集聚程度不断升高的过程中，生态破坏和污染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关注的是，制造业集聚是否在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影响了美国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
从图3得知，美国地区的专业化程度呈“倒U型”曲线，20世纪20年代之前产业集聚处于上升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始，产业集聚迅速下降。1860年～1914年，美国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工业比重上升，这极大促进了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美国主要制造业集中在以华盛顿到波士顿为东线、以芝加哥为西线的区域内，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使经济增长迅速，尤其是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是，工业燃烧了大量的煤炭等资源，如1911年～1933年，芝加哥对燃料使用数量增长了一倍，带来了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各种污染，生态环境也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数据的缺乏我们无从准确推算这一时期的环境效率是否得到提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产业集聚的迅速增长的确带来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影响了美国环境与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产业集聚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末集聚的扩散趋势更加明显。在此时期，经济总量和环境污染总量都在不断上升，数据显示，1961年～1969年，美国国民总值增长了4 122亿美元；与此同时，煤烟使匹兹堡因空气混浊而闻名，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因大气污染被称作“烟雾乔易”，1969年6月伊利湖的克亚霍加河因严重污染而突然失火，烧毁了河上的一座桥梁。然而这一时期能源效率却展示了两种相反的结论，即在1960年～1975年鉴，能源消耗增长率持续上升；1975年～1987年，能源消耗出现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见表1。
表1选取1960年～1975年美国能源消耗增长率最快的前10位州作为样本。总体上看，1975年以前各州的能源消耗增长率很高，阿拉斯加州高达141.7%，排名第一位，排在第10位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能源消耗增长率也达到61.8%，此时虽然各州的产业集聚程度已经开始出现下降，但是能源消耗水平高居不下，说明产业集聚由区域专业化向多样化集聚过程中，能源消耗水平高、效率低下。1975年以后，密西西比州、怀俄明州、阿肯色州、爱达荷州、夏威夷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亚拉巴马州的能源消耗增长率均为负数，密西西比州从1975年前的95.3%下降到1975年后的-17.3%，这表明，产业集聚度的降低使产业规模减小，加之新能源代替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新技术的使用与推广都极大的促进了能源效率的提高。
由以上分析可知，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产生了重大影响。环境技术是寻求既达到产出增长、又实现污染最少的最佳组合，它衡量了在前沿环境技术水平下，生产效率的大小程度，因此，能源效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效率水平的大小。由此可以推断，在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美国环境效率存在着重大影响。
五、 对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启示
启示一：产业集聚的转型升级是提高雾霾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产业集聚具有自身发展的生命周期，当集聚度达到较高水平时，拥挤、污染、稀缺资源的高成本会使集聚趋于分散或消亡，这时需要通过产业集聚的转型升级来增加经济效益、减小拥挤效应。产业集聚的转型升级能提高环境效率，从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减少雾霾污染的产生。
启示二：加强集聚内企业技术、知识、基础设施共享是进行雾霾污染治理的关键。产业集聚具有其他经济组织方式不具备的外部性：产业关联、企业合作、知识和技术共享、风险共担等。美国制造业集聚向心力的产生是集聚外部性发生作用的结果。在产业集聚内通过企业合作来共担环保节能风险，通过共享基础设施来减少政府及企业环保节能成本，通过产业关联共同开发使用新的环保节能技术，是提高环境效率、促进环境与工业协调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是进行雾霾污染治理的必要环节。
启示三：制定有效的环保节能政策是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保障。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典型事例表明，当污染使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就会极大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威胁公众的生存环境。这将迫使政府顺应可持续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环保政策，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使环境污染减少，进而增加经济利润和公众的幸福感。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来说，政府在制定环保节能政策时，必须顾及产业集聚区域的产业发展状况，根据产业集聚的发展周期及环境污染特征制定相应的环保措施，南庄陶瓷产业在陶瓷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制定的相关环保政策及其取得的成绩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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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城市雾霾治理的内在机理与政策模拟研究”（项目号：15CJY0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城市环境效率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项目号：14YJC790069）。
作者简介：李伟娜（1982-），女，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广东金融学院经济贸易系讲师，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环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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