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点

社会治理特点（共8篇）

社会治理特点 篇1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理特点 篇2

网络诈骗与一般诈骗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利用互联网虚拟世界实施诈骗行为。2014年,360网购先赔服务共收到网络诈骗类报案23051例,报案总金额为4771万余元,人均损失2070元;与2013年相比,网络诈骗的报案数量增长了3.56%,人均损失增长42.9%。2016年猎网平台发布的《2015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猎网平台接到的举报案件总损失金额为1.27亿余元,人均损失5106元。与2014年相比,人均损失增长146.67%。

《2015年网络诈骗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从举报数量上看,排在前10位的网络诈骗及占比分别是虚假兼职34.9%、网游交易8.3%、虚假中奖6.2%、退款欺诈5.5%、虚假购物5.0%、金融理财4.8%、赌博博彩4.3%、账户被盗3.9%、虚假票务1.8%、冒充熟人1.7%;从涉案总金额看,排在前10位的网络诈骗分别是金融理财29.7%、虚假兼职16.1%、虚假中奖8.4%、赌博博彩8.0%、退款欺诈4.8%、网游交易3.6%、账号被盗3.3%、冒充公检法2.9%、冒充熟人2.9%、虚假购物2.5%。报告中显示,虚假兼职诈骗共举报8677例,在所有诈骗类型中成为连续三年举报数量最多的。从损失来看,因为购买金融产品的每笔交易额都比较大,所以金融理财诈骗损失是涉案总金额最高的,达3768.6万元,人均损失31775.5元;由于诈骗案例数量较多,虚假兼职类诈骗损失金额位居第二位,涉案总金额为2043.2万元。

2 网络诈骗的特点分析

2.1 犯罪成本低

网络诈骗实施的主要工具就是一台可以连接互联网的电脑。在虚拟的网络上,通过计算机和网络相关技术,伪造网站、发布虚假链接、编造虚假身份等手段方式一步一步诱骗网络用户上当。在整个过程中不需要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和金钱就能够实现诈骗的目的。

2.2 隐蔽性强

互联网最大的特点就是虚拟性。网络世界彼此之间见不到对方,无法近距离接触当事人。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从始至终没有过任何面对面的直接接触,隐蔽性非常强。

2.3 行骗范围广

行骗范围广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地域范围广,另一个是行骗种类广。从地域范围广泛来看,由于借助互联网作为行骗的工具,因此犯罪嫌疑人在行骗过程中,不受地域范围的限制。从行骗种类广泛来看,网络诈骗类型涵盖金融理财、虚假兼职、虚假中奖、赌博博彩、退款欺诈、网游交易、账号被盗、冒充公检法、冒充熟人、虚假购物等,花样翻新种类繁多。

2.4 组织化与智能化

网络诈骗已经从初期个体的、简单的形式向组织化和智能化转变。网络诈骗由过去的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发展成有着严密组织和细致分工的团伙作案。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每一个成员都有明确的职责,各自扮演不同角色,彼此之间缜密合作。网络诈骗出现的初始阶段,是以广泛撒网为主要方式,诈骗目标具有不确定性。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诈骗团伙通过购买或者对某些网站的攻击而获取诈骗对象的个人信息,这样诈骗者可以利用这些准确的信息,有针对性地对诈骗对象采取“精准诈骗”。

正是基于网络诈骗犯罪的犯罪成本低、隐蔽性强、行骗范围广、犯罪呈现组织化与智能化的这些特点,往往使受害人在面临网络诈骗的过程中很难甄别,防不胜防,从而让诈骗团伙得逞。因此,可以说网络诈骗的这些特点也正是网络诈骗犯罪活动能够屡屡得逞的原因所在。

3 网络诈骗的治理防范

网络诈骗这颗毒瘤要治理必须从根源上拔除,需要各个方面齐抓共管,协同作战,并且建立长效机制。

3.1 加大宣传

公安、街道社区、互联网企业等政府机关和企业要加大对外的宣传力度。在充分利用传统的座谈、宣传画册、有奖竞答、走访等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社交软件和网络平台。微信与微博都是非常重要的网络平台。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微信已经覆盖中国90%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5.49亿。利用这样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除了设立公安机关的公众账号外,还可以尝试以街道、社区或者小区为单位设立一个防范网络诈骗的群,群主由公安机关、街道社区专职负责治安的工作人员担任,在群里不定时发布防范网络诈骗的信息及相关技巧等内容,并为群里成员提供防范网络诈骗的相关咨询与帮助。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微博月活跃用户达到2.36亿,同比增长34%,日活跃用户达到1.06亿。因此,除了微信平台,微博平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宣传防范网络诈骗的平台,需要加大利用。

3.2 加大惩治力度

虽然2015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将泄露个人信息正式入刑,但是买卖个人信息依然猖獗。诈骗者之所以能够从“广撒渔网”到“精准诈骗”,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在网络随意买卖个人信息。对于买卖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公安机关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其他司法机关还要加大惩处力度,从严从重处理。

3.3 提升企业网络安全保障

企业要积极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传统行业,对网络安全的建设投入不足,网络安全措施不到位,让黑客轻而易举地获取用户资料,自己却全然不知。这就要求相关企业要加强软硬件等方面的投入与建设,形成一个全面、完整、立体的网络安全体系,提升企业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同时,要强化企业内部信息安全意识,设立信息完全部门,由专职人员负责企业信息安全工作,为客户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充足且必要的保障。

3.4 加强交流协作完善技术支撑

网络诈骗犯罪往往都是跨区域犯罪,在侦办的过程中不是一地一省的公安机关就可以解决的,通常都是跨地跨省办案,这就需要在案件侦办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公安机关要以大局为重,互相支持,协同配合,信息共享,在管辖以及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合力侦办。同时,由于网络诈骗犯罪智能化的特点,也需要公安机关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设备,更要有懂技术的高级专业人才。

以上四点措施只是防范网络诈骗犯罪的一小部分措施,网络诈骗防范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为之努力。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近年来网络诈骗犯罪呈现犯罪种类、犯罪特点不断翻新,受害者在面临网络诈骗时往往防不胜防。文章从网络诈骗的基本现状入手,分析网络诈骗特点、网络诈骗屡屡得逞的深层原因及网络诈骗的治理防范之策。

关键词：网络诈骗,互联网犯罪,治理防范

参考文献

[1]周凯,唐苹.“互联网+”环境下的网络诈骗犯罪新形势及防范探讨[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6(3):22-27.

[2]新浪科技.微博2015年用户、活跃度、收入增速创新高.(2016-03-03).http://tech.sina.com.cn/i/2016-03-03/docifxqafha0314064.shtml.

[3]中国网.2015年网络诈骗趋势报告金融、兼职成重灾区.(2016-01-15).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6-01/8390142.html.

[4]王品芝.去年网络诈骗报案数量同比增长3.56%人均损失增长42.9%[N].中国青年报,2015-07-13.

社会治理特点 篇3

一、中介腐败的主要特点

中介腐败不同于一般以资源配置行政审批权为手段、通过发放批文收取贿赂或好处费的行政腐败，也不同于在为实现商品或服务销售、获得工程承包权、政府采购权等过程中给予回扣的商业贿赂，也不等同于社会中介组织自身违规滥收费、欺诈顾客等行为。有社会中介组织介入的腐败活动既是商业贿赂、行政腐败等的媒介链条，又是引发多类腐败的助燃剂；它既是腐败的附着物，还是腐败的衍生品。当前社会中介组织实施的腐败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相当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协会、鉴证类等社会中介机构肩负着政府指定的责任，履行部分准政府职能，如企业年度审计、经理厂长离任审计、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及股票上市等，均需要国家注册会计师出具审计报告或验资报告。社会中介组织所出具的鉴定具有准法律权威性。

第二，高信息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少数社会中介机构主要依靠其高信息性、信息不对称优势及关系网络，参与违规违法犯罪活动。信息优势、信息垄断和不透明，使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容易产生两头套利的冲动，出现“搭便车”、机会主义和投机钻营行为，利用其在寻租者与争租者之间的便利身份非法谋利。

第三，腐败活动的多样性和衍生性。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活动的领域和方式多种多样。在重大基建项目审批、行政许可备案、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配置、信贷、政府工作人员考核升迁，以及医疗领域、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地价评估、产权交易、资源开发经销等领域中，腐败发生率较高，而其中多数均可发现一些社会中介组织的身影。中介腐败活动有“增生”趋势。不同时期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腐败活动的领域、范围、形式和手段等不断翻新，腐败衍生品、新变种层出不穷。

第四，腐败行为的强隐蔽性。其一，某些社会中介机构往往利用其所具有的信息、专业技能优势、业务权威性和合法身份，为其违规操作和腐败行为披上合法外衣。其二，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往往与公职人员的寻租行为联系紧密而受到权力寻租者的庇护。其三，有些社会中介机构收取和支付“报酬”的名目和方式繁多，加大了发现难度。中介费，如咨询费、技术服务费、顾问费、交通费、工本费等，费用标准随意性强，支付方式多种多样，有现金、支票、有价证券、转账、实物等，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查处。其四，少数社会中介机构与某些政府工作人员“合演”期权腐败。这些社会中介机构收买在位政府工作人员办事，让其退休后经过规定的“权力冷却期”后再到该公司合法任职，较长时空跨度，加上相关政策法律不完善，使这种腐败难以被识破。

二、治理中介腐败的对策思路

第一，建立健全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体系。首先应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和完善。制订出台一些新的法律法规，抓紧出台《社会中介组织法》《社会中介组织促进法》《社会中介组织注册登记法》《社会中介组织执业人员法律责任及违规处罚条例》等专门法规。在《反洗钱法》制定中增加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洗钱的防治规定，在《预防腐败法》起草中加入预防中介腐败的条款等。

第二，完善相关制度并提高制度执行力。中介腐败的产生和相关制度与机制的设计缺陷和执行力不强有着紧密联系。如政府采购、重大工程招投标过程中虽然也有各类规范，但一些规范的衔接、配套不足，参与监管实施的部门协调不够．为招标方、社会中介组织和竞标方围标、串标、低价中标等寻租腐败留下了空间。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增强操作统筹、协调实施和组织管理的力度，建立和实施执法绩效考核和问责制。

第三，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增强社会中介组织的自主独立性和公平竞争性。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对现有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全面摸底清查，使官办、半官办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彻底脱钩”，转向合伙制或会员制，使所有社会中介组织处于公平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

第四，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活动的监管。把好社会中介组织准入关．确保高起点。有关部门应严格社会中介機构资格准入和退出机制，特别是要将国有企业资产评估拍卖、国有土地评估拍卖、公共工程的招标和公共物品的采购代理、国有贷款资信评估、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鉴证等公共服务类的中介机构，定位为非营利性事业机构，并适当提高其设立门槛。建立健全对社会中介组织活动的监管机制。加强纪检、检察、公安、法院等部门之间的横向协作和联合监督，发挥人大、政协、媒体和群众对社会中介机构执业的监督作用。

第五，提高社会中介组织的职业道德与行业自律水平。提高从业人员执业素质、诚信操守与守法意识。严格资格考试准入制度，实行执业资格审查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制订和监督社会中介机构收费标准、激励机制、处罚条例、损害赔偿制度，使员工工资、晋升与工作成绩及遵纪守法挂钩。强化行业自律。建立广泛的社会中介组织专业协会以及跨行业联合会，行业协会会长应由行业会员推选。行业协会负责制定有关中介组织的执业规范。

第六，优化社会中介组织执业环境。应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从源头上消除中介腐败土壤。进一步清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并将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事项名称、法律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向社会公开。推进行政许可办理方式改革，促进“阳光政务”。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化建设与市场准入机制，推行“阳光中介”。规范和增强社会中介机构资格遴选程序和公开竞争的透明化，采取网上申报、专家组评估、网上公布等多种方式，在项目负责人、公职人员与社会中介机构之间建立钱权交易的“防火墙”，防止在招投标过程中由主办方、社会中介组织和竞标方等围标、串标、收买专家、恶意低价中标等问题的发生。要消除各种“潜规则”，强化信用管理。严格约束政府自身行为，抑制以权谋私行为，如指定或关照关系近的中介服务商。民政部门、社会中介组织协会等应尽快建立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并在网络等媒体上予以公布。

第七，加大对中介腐败的惩罚力度。依法加强对中介贿赂等各种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增大社会中介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的违法风险与成本。依据社会中介组织欺诈、违规和腐败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行政处罚、经济赔偿和刑事制裁等多种处罚措施。

治理：社会自主治理还是政府治理 篇4

由于历史和其他的原因，译介工作对于推动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学术理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些学者对于西 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介绍，尤其是盖布勒和奥斯本(1992年)的《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的翻译(1996年)，(奥斯本和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使不少中国学者对于新公共管理理论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理论兴趣，这可以从前几年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将“行政改革”或“政府改革”标题化的大量论文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得到确认。但是，恕我直言，由于我们所研读的理论文献实在有限，更由于客观或主观地缺失来自中国现实实践作为动力和源泉，这种研究的深度似乎很不够。然而，就在我们连新公共管理的经典之作还没读完或是来不及细细琢磨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甚至还在争论什么是行政管理与公共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里又加了一门新学问：治理(govemance)。主要由于MPA项目的促发，大批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的译著同时登录中国。也许由于这二者之间本身有着不少共同之处，而且即使是在肇事者的西学界的个别学者也往往将它们扯在一起谈论，还可能由于它们在中国时区的共时性，所以，后学者的我们常常鱼目混珠，将它们混为一谈。笔者以为，无论新公共管理与治理在实践操作和理论的政策建议上多么地相似乃至相通，二者的视角和出发点以及理论侧重点都是极为不同的。

从时间上来讲，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式微乃至信誉扫地标志着西方人民对国家的作用不再抱有幻想，于是，始于 1979年撒切尔一梅杰政府的行政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一改革运动火炬很快得到传送，直至传到美国之手，汲取其超强的国际辐射力，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政府改革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巨浪。这就是我们所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要削减公共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就必须精简政府机构，调整特别是转移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观念和行政文化。其基本运行机制就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和自由化(1iberaliza? tion)----我们称之为民营化和市场化。然而，正如国家不是万能的一样(“政府失败”)，市场也不是不败的(“市场失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市场的作用也不再抱有幻想，这才唤起了人们对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种机制(即“与市场或科层制机制相对而言”的“治理”机制)的挖掘、扶持和研究。虽然作为社会科学探讨的一个理论焦点来说，“治理”是一个新鲜且被认为富有生命力的名词，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早就存在了----最低限度的自组织实践，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延续所必需。市场的形式理性能够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可能客观地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政府的实质理性有助于优先实现那些被确定为公共利益的目标，但是，它们往往都可能“成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资产特殊性[指资产使用价值的局限性和它的不可转移性----译者注的牺牲品”。相对而言，“自组织治理以第三种类型的理性----反思的理性为基础。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坚持对话，以此产生和交换更多的信息(从而减少但不会消除有限理性带来的问题)；在于把参加治理的单位锁定在涉及短期、中期和长期并存运作、相互依赖的一系列决定之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危害；在于通过鼓励有关方面的团结，以此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共同承担与‘资产特殊性’相联系的风险。由此可见，自组织借助制度化的谈判达成共识，建立互信，从而补充市场交换和政府自上而下调控的不足。”(鲍勃?杰索普： 《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 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第34页。)简言之，治理特指那种来自政府、企业、社会三个部门的一方、两方甚至三方的多个行动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协商形成共识，为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自组织活动，所以也称自主治理。在治理机制中，尽管政府一旦参与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政治制度因其对地方自治权的规定与态度而对社会自主治理有着直接的影响，(参见埃莉诺?文森特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但是，一旦某一活动要被冠名为自主治理，那么，在这里，政府就至少并非唯一的主角，也并非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为社会自主治理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各行动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相互理解与信任、互相配合。

然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却往往将这种社会性的自主治理混同于政府治理(governmental governing，governing by government)。这种“政府治理”的治理概念源自人们对于“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混淆。譬如，“在奥斯本和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中，治理有时被当成‘统治’使用，那意思仿佛是在市场取向的私有化社会中，‘统治’已然找不到买主而治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是指一种‘重新发明’的、经营管理较前者为佳的政府形式。„„[他们]所谓的治理，就是要充分发掘订立合同、授予经营之权以及采取新的管理形式等方面的潜力。简言之，就是其他人所说的实行新公共管理方法。”(格里?斯托克： 《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1999年第1期，第20页。)再譬如，彼得斯的《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B?盖伊?彼得斯： 《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所谓的“治理”基本上也是“政府治理”。他所概括的四种治理模式实际上只是政府管理改革的四种模式，社会自主治理机制在这里并没有地位。在国内有些学者的观念中，治理就是行政改革，譬如有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陆续进行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等，全部都是治理范畴的改革。显然，从时间上来说，这里所谓的“治道变革”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从内容上看，这种“治道变革”可能从政府管理之初就开始了。国内很多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将新公共管理的内容塞进治理的包裹中，真所谓“治理是个筐，政府改革往里装”。依笔者拙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机制的研究才是真正的治理研究的典范。

人们之所以会固守政府的立场来看“治理”，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治理”在时间上发生了重叠因而容易引起混淆；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才是社会事务的合乎现有法律、代议制民主精神和符合接受习惯的唯一治理者，至少也应该是主持者。在过去，“治理”(govemance)只曾与政府、统治(Sovemment)联系过，并经常交互使用。窃以为，历史观念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将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曼海姆： 《意识形态和鸟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政府治理”)来曲解新兴事物(社会自主治理)。此外，我国学者对“治理”与“政府治理”(新公共管理)的混淆，可能还与我国行政学研究中至今仍存的“概论化”风气有关。

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篇5

农民算小账，小账连大账。柳树口镇共有13个行政村，20xx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有1个村突破60万元、10个村突破5万元，农民年户均增收3200元。

一个个飞来的订单，一笔笔打来的款项，一张张绽放的笑脸，处处展示着泽州创新党组织设置，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给乡村带来的新变化。

村超对接，卖粮有渠道

柳树口镇是全县脱贫攻坚主战场，13个村中有12个是建档立卡贫困村，占全县二分之一;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共2878人，占全县四分之一。近年来，大批村民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撂荒土地不断增多。

20xx年初，泽州县委组织部抛出“红色锦囊”，在晋城市知名企业福旺多超市商贸有限公司设在柳树口镇的下属企业福旺多生态园建立党支部，并与柳树口镇南寨、圪针掌、张八等周边10个村的党支部牵手建立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以党建引领助推脱贫攻坚，通过农超对接实现乡村振兴。

有了党组织，就是一家人。党组织作后盾，打消了超市与村民之间的疑虑，打通了山区优质农产品直通城市的销售渠道。

农超联合党总支会上，关于订单农业的议题越来越多，周边村庄的村民也坐不住了。河西、神直、石庄村的干部群众找来了，申请加入党总支。就这样，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下辖的村党支部由原来的10个增加到13个。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不仅与福旺多超市签订了千万元订单，还与兰花酿造公司签下了130吨高粱种植合同。20xx年，农超联合党总支又与福旺多超市、兰花酿造公司、圣王山中药材公司签下1500万元订单。

有了订单，党员保质量

手中有订单，种地不心慌。按照“总支+超市+农户”的产销模式，村民结合市场需求批量生产农作物，超市集中购储运销，解决了村民卖农产品小打小闹、销售不畅的难题。

去年麦收后，农超联合党总支经过市场调查，提出复播油葵增加收入的想法。一开始群众想不通，觉得种油葵麻烦，收成如何也拿不准。于是党总支向群众作出“三包”承诺，即包种子、包下种和包销售。

党总支购买了专用播种机，党员干部先在自家地里试种，成功后再挨家挨户给群众播种，还指导施肥管理。最终，共种植油葵1000亩。秋天，油葵长势喜人，共收葵花籽30万斤，村民增收110万元。

油葵的大面积种植，带动了油料加工业发展。农超联合党支部主动与东下村油料加工厂联系，帮助多方筹资、扩大生产能力、完善环保设备，承接当地千亩油葵的加工业务。

订单如期完成，还要保证质量。农超联合党总支引导党员担当作为，加强监督，诚信经营。按照订单，樊家、南庄、河西等村要为福旺多超市提供2万斤小米。如果收购的谷子中秕谷多了，超市的利润就不能保证，对于这一点，超市管理人员不熟悉，但是天天跟土地打交道的党员干部最清楚。于是，党员干部拿来吹风机，吹去了秕谷，保证了谷子质量，赢得了福旺多超市的信任。

支部联建，脱贫有引擎

以往，各村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农超联合党总支成立后，各村党员干部群众争先恐后比着干，干事创业热情空前高涨。

石庄村是柳树口镇的一个老上访村，申请加入农超联合党总支后，干部村民顾不上闹意见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村集体增收40500元。窑后村原来的党组织比较涣散，看到周边村庄都在农超联合党总支带动下一门心思谋发展，于是不甘人后，发展起苗木、牡丹植物油加工，仅此一项村集体就增收6万元。

支部联建，成为泽州抓党建促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

该县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创新组织设置，通过龙头企业和枢纽型党组织带动，先后创建了柳树口镇农超联合党总支模式、犁川镇崔河八村联建党总支模式、北义城镇薯米产业党支部和果蔬产业党支部模式、巴公镇一矿带五村的全域旅游联合党总支模式、川底乡一企带四村的二十里铺村企联合党总支模式。

社会治理特点 篇6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接政府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优化社会治理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公共管理改革的总趋势是从管理到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引入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是理念、方式和制度的变革。社会治理与传统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不同，主要方法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社会事务。实践表明，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必须将一些可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项交由社会，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社会组织具有植根于社会的优势能与政府优势互补、发挥作用，是政府有效治理的有力助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首先，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它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职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府可以很好地架起与社会沟通协调的桥梁，大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改革，利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小政府，大社会”——流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和共同选择。作为理想的承接载体，社会组织逐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逐渐承担从政府逐渐剥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性事务，政府才能真正正确履职和优化结构。

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在政府管理视野下，政府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应主体。随着现代社会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这种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对社会生活领域治理的传统模式，不仅效率不高、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有限，而且各级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以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时往往更有效率，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将部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治理职能交由能担此重任的社会组织承接成为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的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扶老、救灾、助残、助学和济困等公益性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1万个。全年有1325.0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有1293.3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3639.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因此需要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通过委托、协议、参与招标、合作外包等方式，利用自身机制、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在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中以服务为宗旨，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行业调查、决策咨询以及产业政策制订等活动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互补，形成更为健全与科学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反映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了新的特点：突发性增强、群体性增强、对抗性增强、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要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疏导。

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等特点，具有贴近公众、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整合和协调公众利益等优势。社会组织可以快速、有效、直接地了解民情表达民意;可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推动公众行为规范有序;可以积极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反映相关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可以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意反映的越及时，就越不容易引发对抗性矛盾。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扩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因此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民间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中央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整体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比上年增加2.3%。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

当前应重点培育对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联系最直接的部分社会组织，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重要贡献，这是符合实际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我省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去年6月份出台了《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成为全省第一个制定出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地区，打破了实施多年的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消除了众多草根社会组织难以合法注册的困扰。但是，降低门槛不仅会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管理问题，社会组织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如能力提升、政府支持、共同认可等等。因此，要尽快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体制，确保社会组织的规范运作。

同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政社分开。严格执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规定，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逐步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如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规行约制定、行业统计、资质认证、协调行业诉讼等职能，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通过转移、授权或委托给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实现其对行业内部企业本应具有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社会治理特点 篇7

关键词：化工企业,污染特点,治理措施,大气污染

化工企业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大量的污染代谢物，企业如果只重视提高产量而不注意集中对污染物进行灭毒和处理，将会给周边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化工企业的污染性相比一般性的生产类企业来说。其污染的范围和持续时间更加广，治理化工污染的难度也很大。

1 化工企业污染的特点

不同行业的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物是不尽相同的。例如，氯塑料厂、有机氯化工厂、磷肥厂主要产生的废弃物为含氯化物的废水。氯碱厂和无机盐厂主要产生的废物为含汞元素的污染物，与含氯化物类型的污染物相比，含汞元素类型的污染物毒性更大，治理方法也更复杂。关闭污染企业政府需要正视这些企业污染的特点，从而成立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制定和实施企业污染治理方案。

一些主要来自漂白粉生产行业的污染物，俺有大量的余氯，它们很容易与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反应，从而生成三氯甲烷等致癌物。人或者是牲畜一旦大量接触了这些污染物，便会很容易产生病变，从而引发生物的死亡。其他企业污染中出现的挥发性有机物，一旦环境中生物大量接触，将会产生严重的污染。不仅会伤害肝肾大脑和神经系统，优势还会含有致癌物，一旦人或者是牲畜长时间或者大剂量接触这一类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将会很容易患上癌症。其他的生物制药企业将会对污染地区排放大量的孢子孢囊，从而在现实环境中引发一系列的微生物污染问题，不仅可能会引起人或动物的霍乱、腹泻等不适现象，还会引发一系列的伤寒等疾病。

2 化工企业污染的相关治理措施

2.1 运用科学方法综合治理化工企业污染

相对于农药生产类型的化工厂，其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含有机磷农药的废水。染料厂、有机原料厂、试剂厂、溶剂厂、合成材料厂等化工企业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含苯胺类废水和含有机氧类的化合物。有机原料厂、合成材料厂、染料厂等化工企业主要生产代谢物为含有机氯化物类的废水。环氧氯丙烷厂、环氧树脂厂、农药厂、氯丁橡胶厂等化工企业主要生产代谢物为含有机氯化物类型的化合物。对于这种类型的企业污染环境治理，可以采用添加厌氧型净水剂来对污染物进行去除。将化工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到调节池中，将大颗粒的污染物析出。然后，化工工作人员需要将初步处理的废水排放到涡凹气浮池之中。经过一定时间的缓冲和沉淀，我们可以将厌氧型净水剂通过UASB处理法，将接触氧化池中的微生物和有机类化合物进行终沉。在企业污染排放物的最后治理过程中，还应该将终沉池内的物质通过中间水池进行最后的滤清操作，在高级臭氧塔的加工处理之后，排放到BAF池中化验观察其是否达到了排放标准，对于未达标的污染水体，应该集中收集下来进行二次处理。

2.2 落实《环保法》引导化工行业健康发展

在建立企业污染治理指挥系统之后，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根据检测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污染物治理计划，对于已经发生了大范围内污染的现象，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尽快成立现场应急小组，提出相应的化工企业污染危及处理方案，从而及时地开始人员的疏散行动。在环境污染处理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重视对于化工企业污染治理的时候安全评估工作，不仅要对污染物的深度和破坏性进行分析和研究，还应该评估持续生产对于环境危害的程度大小。通过地区间政府指令性文件的下达，促使生产企业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做好污染源头治理的工作，及时的进行针对性整改工作，将污染的程度降低到最小的水平。政府应该不断推进落实新《环保法》的正式实施，将综合整治化工企业的污染问题纳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不仅要强化政府的监督职责，还应该将环保工作列入地方政府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3 结语

地区之间开展化工类企业污染治理工作时，应该建立环境污染应急管理与指挥系统。从现场监控预警系统建立出发，对于地区间可能会出现的环境污染情况，相关部门应该及时掌握信息并且对所在区域的居民发出警报。除了要建立应急指挥系统以外，相关部门还应该建立成立污染环境现场监测小组，通过经常性地考察污染片区危害发生的大小，将实地考察的信息及时进行上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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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特点 篇8

摘 要 腐败现象如今是各个国家和政府十分头疼的“顽固之疾”，同样反腐倡廉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与否，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否。本文先阐述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然后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我国腐败问题存在的特点，最后对其提出几点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反腐 监督 机制

一、在我国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意义

根据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要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将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由此看来，反腐倡廉的建设以被日益重视起来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加强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

反腐败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成败。温家宝总理近日就指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 中国共产党赖以执政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腐败现象是同党的建设总目标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完全对立的。腐败只能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干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损害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只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才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才能有力地保证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明，所以反腐倡廉的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二）强力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生产率上，更体现在政治的廉洁和精神的文明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它要求各项事业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如果我们在抓紧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社会风气的净化，在发展物质文明的时候，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那么腐败现象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腐蚀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如此，即使富裕了也是少部分人的富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永无实现之日。因此，反腐倡廉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证，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重要保证。

二、当前腐败问题的特点

（一）社会覆盖面更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赶超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中纪委的最新消息显示，2010年，我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腐败犯罪的上升趋势，特别是大案要案剧增，大要案合一的情况具有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多重危害性，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其危害烈度甚至远远大于简单的经济犯罪。

（二）深入社会程度更深

随着我国大量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生活，对于经济活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这就使越来越多的贿赂犯罪分子将目标转向他们，不仅是为直接获取金钱和其它眼前利益，而且要谋取“靠山”，形成“势力”和“保护伞”。腐败份子绝大部分都是党政官员，其手中的权力是被动“转让”还是主动“寻租”，都是和其它经济犯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侵蚀，许多官员就不能坚持清正廉明的作风，贪污受贿，将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在为自己牟取私利上，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三、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建议

（一）构筑反腐思想防线

要弘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踏实为民的民本意识，继承我党的公正、廉洁、自律等观念，树立和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意识，从而达到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廉洁公正，克己奉公，开拓创新，善于进取的道德优良的干部队伍中的好风气。加强政治道德建设，主要是要树立以“腐败可耻”的坚定的道德标杆，来塑造全社会良好的廉洁风气，进而成为推动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强大动力。

（二）加强防腐机制建设

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稳步推进，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来保证廉政制度的确立，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 的人民政府形象。把政风文明建设当作首要任务来抓，而且要抓紧抓好。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是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

（三）加速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要保持“动态性”，主动认识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探知社会发展相关要素的變化，对一些现行的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制度政策进行清理和创新，使反腐倡廉制度始终保持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性。要预留“延展性”，通过科学合理的弹性安排实现制度的阶段发展和逐步完善，在一些特定规则的内容和程序上留有余地。要强化“支撑性”，坚持在既定主体的基础上改革反腐倡廉的权力架构，发展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保障。

参考文献：

[1]温家宝.201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1.

[2]刘安华.加强制度建设 遏制权力腐败.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