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洪思想历史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本文作者结合编纂《友谊县志》的工作实践，阐述了在深入了解县情的基础上，针对友谊县的特殊体制，正确认识和把握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编纂过程中，通过篇目设置、篇目升格、分析对比、科学安排详略的方法，以体现友谊县的特点，其中特别突出体现友誼县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特色。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防洪思想历史研究管理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防洪思想历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1：

周魁一:多重视野下的治水思维和历史智慧

编者按：

日前，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周魁一教授应黄河讲坛之邀，作了一场题为《我国古代整体、综合、辩证的科学思维及其现代优势——以治水思想为例》的报告，在历史观和哲学观的视野下，从自然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治水之路，以及当今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治水理念。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中国大哲学家庄子说：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将这两位中西哲人之论结合起来来观照周魁一——新中国第一位水利史专业的研究生，似乎再恰当不过。周魁一以自己的学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数十年来痴心不改，行走于中国水利史之中，探寻古代治水的智慧。即便是在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也从不轻言放弃，毅然决然地守护着中国水利史研究这块阵地，引领水利史研究不断前行，给今日的治水带来了智慧之光。周魁一治学，意在打通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畛域，擅长文献论证与实地考证相结合，在水利史研究上，堪称大家。退休后，他作为水利史研究会会长和减灾中心特聘专家，依然关注水利史和防洪减灾研究。而近年来，他在参与编撰《清史·水利志》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中，在历史中搜寻着治水智慧，在平淡和成就中享受着一位水利人的幸福。

“再大的雨下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哪里有什么水灾?”

在研究水利史料中，周魁一惊奇地发现，五百年来，全球降水没有明显增长，灾害却与日俱增，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水灾和旱灾损失都在单位面积上有所增长，受灾面积也未见显著减少。以往不少人将水灾只归咎于降水的急剧增长，而真实的数据却难以支持这样的看法。再加上近几十年全世界的工程防洪能力提高很快，但是灾害却也在加快增长，如此悖论，让周魁一充满了探究的动力。

经过缜密的研究，周魁一找到了打开”矛盾”症结的钥匙，看似矛盾的表象的背后隐藏的是这样的真相：使人们满怀希望的水利工程的减灾能力是有限度的，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人定胜天”。这之后呢?周魁一尖锐地问。在人类日益增长的自负中，20世纪以来，人类的工程抗洪能力确实大幅度提高。但与此相应的是，水灾问题变得越发尖锐。现实显然难以解释，周魁一认为答案就在历史经验里，历史经验表明只把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作为外在的稳定的客观存在，认为它不会反抗我们，显然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并非如此，自然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灾害的持续增长。

在此基础上，周魁一颠覆原有的灾害观念，他大胆地提出灾害实际上具有双重属性，不是只用一个自然灾害所能概括的，它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这两种属性缺一不成其为灾害。“再大的雨下到荒无人烟的沙漠，哪里有什么水灾?”

如果这样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防洪减灾观念也要为之改变，那么在防洪减灾中就要既注意到自然属性的方面，如控制洪水：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要跟自然相协调，合理规划国土开发的力度。观念一变天地宽，周魁一关于灾害的双重属性论别具只眼，让许多水利人耳目一新。

西方发达国家的治水历程也印证着周魁一的论断，以往防洪的目的，只注重控制引发水灾的自然因子——洪水，而忽略了水灾的另一个致灾因子——社会，这才是水灾没能减轻反而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现在我们应该把它加以调整，不仅要控制洪水，而且更要着眼于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以减少灾害损失。因此，战胜洪水并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减少灾害的损失，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种对洪水认知的新思维，使周魁一认识到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是不全面的。

与水争地，水必犯之

“不是洪水把你给淹了，而是你自己跑到原来河水应该呆的那个地方，自找苦吃去了。”在探寻洪灾踪迹，考量古人治水纷争中，周魁一惊喜地发现，上述的新认识，实际上在历史的“故纸堆”里都能找出端倪。古代中国的防洪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用工程措施来制止灾害的发生，即用工程来控制洪水;一派主张在工程治水之外，还要合理地规范国土开发，适当地避让洪水，从而减少灾害的损失。两相比较，工程治水的这一派是主流。

据周魁一研究，但有时也未必总是如此，到了工程治水一筹莫展的时候，往往就出现另一派。

在周魁一看来，“非主流”一派更符合现代的治水理念。治水史上著名的“贾让三策”更是让周魁一叹服。西汉年间，自汉武帝时期开始，黄河频繁决溢，成为朝野关注的国家大事，之后，陆续提出过多种工程治黄方案。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他首先分析了黄河演变的历史，指出，古代的时候，河有河的流道，人有人的住处，各不相干。河流两岸并不筑堤，只是在居民区附近修些矮小的堤埂防护一下。这样，夏秋季节的洪水可以四处游荡而不受约束，本无所谓水灾。到了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在黄河两岸系统地筑堤防洪，但当时黄河两岸堤距达五十里，洪水尚不至于被束缚得过分严重。然而此后情况进一步恶化，老百姓贪图黄河肥沃的滩地，逐渐在堤内加筑民埝，圈堤围垦。围垦一再深入河滩，以至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道民埝，民堤离河床远的不过数华里，近的只有一华里。河道宽窄不一，河线再三弯曲，严重阻碍行洪。可见，由此造成洪水泛滥，房屋出产被淹没，那完全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在历史分析的基础上，贾让提出了治河上、中、下三策。

上策的想法是，摆脱黄河河道高耸狭窄的困难局面，另外开辟一处宽广的场所容纳黄河洪水。他说;“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留出)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意思是说，人们的努力防洪，一方面要为改善生存条件和不利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主动地限制国土开发的力度以适应自然。他提出的社会发展应主动与河流洪水规律相适应的治水观，是客观的和积极的。

其实不独贾让，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也有类似的主张。他在一篇“禹之所以通水之法”的文章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虽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势不至如此。古者河之侧无居民。弃其地以为水委。今也堤之而庐民其上。所谓爱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日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虽然废弃堤防而任水所向的办法不可取，但“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的话，却道出了洪水灾害的发生并不单纯和洪水发生的“理”有关，必须注意到社会发展这个“人情”对河流和洪水的影响，这也是极有见地的。

清代赵仁基曾提出“治江十二策”，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治江之计有二：日广湖潴以清其源;防横决以遏其流。治灾之计有二：移民以避水之来：豁田粮以核地之实。”“治江之计”实际上是指工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决口;“治灾之计”是指减灾措施。水退之后，”豁田粮以核地

之实”，即免除税收。以保证政策能够贯彻执行。

清代防洪问题不仅限于黄河，海河、长江、淮河、珠江，其问题也层出不穷。赵仁基的治水思想就是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以尽量减少灾害损失为最终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应对洪水的政策与应对人类社会不合理星殖、不合理国土开发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个治水思想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实践起来却非常困难。但是它的息路是要用调整土地利用方式以及农业种植方式;进行变革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一种思想反映出来防洪减灾的必然。

周魁一认为，产生这些富有价值的治水主张，固然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社会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于自然规律认识不及今人之深刻，但这种综合思想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却真切地反映出人类社会发展应与自然和谐的客观事实。这些认识无不浸润了丰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文化与水利科学的结合，演绎出对今人有切实价值的治水主张。

然而近代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科学的光芒和技术的威力使许多人不自觉地滋生出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而睥睨千古。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功利主义泛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尤其是20世纪水利发展的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希图对自然战而胜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证明了人类把自己视做自然主人的无奈，也反证出文化研究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

重新审视中国治水智慧

谈及水利与文化的交叉渗透，在诸多场合周魁一都饱蘸感情地强调，在近代水利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比起现代技术来说，传统水利技术大多已经过时。但是，随着水利深入发展，人们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水利事业并不限于工程建设，而是越来越普遍地与社会的、经济的、资源的和环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水利建设的成败得失，不仅取决于认识水的运动和建筑物安全的种种因素，也直接受到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对于综合环境演变、工程治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与减灾方针等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像水利科学这样以大自然为背景的科学领域，边界条件更加复杂，还不可能分析一切自然界的影响因素，何况其间还加入了人类大规模改造自然所产生的对水环境的影响。而水利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当各个学科深入发展之后，不可以孤立地深陷于各学科的细节之中，淡忘了其间的相互作用。历史的研究恰恰在建立一个包括人类活动在内的自然界的统一景象并由此加深对自然的理解方面显现出自己的优势。也就是说，科学的发展非旦不应该排斥历史，相反地，把历史的经验科学化，正是科学所要完成的重要课题。

“如果没有基于河流史和水利史的治水观，就不能开展优秀的治水事业。”在两个多小时报告中，周魁一除了从历史延展的角度对前人与现时的治水思路进行了分析、反思外，还以都江堰水利工程为例，阐述了古代治水文明与现代科技文明的融合与冲突、困境和挑战，以及基于历史观与和谐共生哲学研究现代水利的重要性。

他认为，现代人往往轻视古代人的简单。虽然古今社会环境有很大变化，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现代与古代并无本质的区别，人类并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强大到可以随意左右自然。古人的简单，往往是剥离了很多复杂，这个复杂只是表面的复杂，不一定是最本质的问题。在剥离掉这些复杂以后，反而能把问题看得更透彻一些。都江堰科学精髓的历史思维，都江堰“无坝取水，自流灌溉”和“四六分水”的精华，在2200多年间成就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为2200年后的东方和西方人士所倾倒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

最后周魁一意味深长地说，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重振古代整体、综合、辩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融通中，生发出新的大智慧，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不懈追求。

作者：青 分

防洪思想历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2：

谈县志编纂如何体现地域特色

[摘 要]本文作者结合编纂《友谊县志》的工作实践，阐述了在深入了解县情的基础上，针对友谊县的特殊体制，正确认识和把握特殊性和一般性的关系。编纂过程中，通过篇目设置、篇目升格、分析对比、科学安排详略的方法，以体现友谊县的特点，其中特别突出体现友誼县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的特色。

[关键词]县志;特色;方法

准确反映地域特点，是县志的基本属性，是县志编纂工作中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要全面记述一个县的自然、社会百业历史和现状，反映全貌，又要准确体现地域特点，写出特色，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特别是象友谊县这样一个极为特殊体制的县，更是煞费苦心。

友谊县设县历史很短，1960年开始设县，中间又有两段撤销县制。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时，正是友谊县被第二次撤销期间，因此没有参加修志。这轮第二届修志，《友谊县志》被列入全省修志任务中，《友谊县志》不是续志，而是一部通志。友谊县是一个特殊体制的县，是在国营友谊农场的基础上建立的。1955年，国家决定建立大型国营友谊农场，1958年到1959年，集贤县东部四个乡同友谊农场合并组建了友谊人民公社(友谊农场名称保留，实行社场合一体制)，1960年，在友谊人民公社基础上建立友谊县，实行县和农场合一体制(即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62年友谊县被撤销，1964年又恢复友谊县，仍实行县场合一体制。1968年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友谊县再次被撤销，1984年友谊县再次恢复，仍实行县场合一体制。1988年4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友谊作为政企分开改革试验区，开始县场分开，县和农场分别行使政府和企业管理职能，农场除党的组织名义上实行属地领导外，县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形成一县一场相对独立的格局。面对这种特殊体制的县，县志怎样写，遇到了难题，况且我们是初次编纂县志，又无可借鉴。开始颇有争议，有人主张县志应只写友谊县，不写农场，也有人认为县场不好分清，主张详写友谊县，略写农场，也可以把农场列为驻县企业。但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可取，抛开友谊农场，只写友谊县是明显行不通的，首先，县制不是连续的，中间有两段较长时间的间断;其次，1988年县场分设后，除政权建设、公安、司法、基础教育归县管外，农业归友谊农场，而工业、商贸、卫生、文化及社会事业等县场各管一部分，其中大部分由农场管，如果抛开农场，就违背了县志是“一地方之全史”的根本属性，同时也造成资料的肢解和割裂，破坏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如果详写友谊县，略写农场，同样违背县志的编纂原则，友谊的一县一场是无法避开的基本事实，从地域上，友谊县域与友谊农场土地控制面积是重合的，前两次建县和1985～1988年期间，县和农场又是一体的，1988年县场合开之后，实业和社会事业都是交叉的，许多事物都交织在一起，县和农场无法截然分开，农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驻县企业，如果不顾客观事实安排详略，不符合县志的编纂原则。不论按照这两种观点的哪一种，都肢解了事物的整体，反映不出全貌，即使编纂完成了《友谊县志》，也违背了“存史、资治、教化”的宗旨，因而也就没有实际价值。我们认为，编纂县志，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性的一面，特殊性是相对的，是寓于普遍性之中的，而普遍性则是绝对的，它包涵着特殊性。按照这一立场和方法，我们对友谊县情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友谊县的基本县情是在友谊农场的基础上建立的，至今，友谊农场仍然是友谊县赖以存在的基础，但从友谊县的根本属性上看，与其地县又是一样的，同样包涵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事业等方面，这就是共性，而县场体制关系只是友谊县特有的，只是特殊性，这也是友谊县的特色之一。任何事物，特殊性只是相对的，如果脱离了普遍性，也就体现不出特殊性。县志要体现地方特色，这是县志编纂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但不能忽略一般性，更不能用特殊性来代替一般性。编纂县志绝不可以离开一般性，必须在反映一般性的基础上突出特殊性。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决定《友谊县志》必须坚持“一地方之全史”和“存史、资治、教化”的编纂宗旨，在篇目设置上，按“志纲志类”分类，横排竖写，不受机构、体制和隶属关系局限，以全面、完整反映友谊县自然、社会百业历史和现状的全貌，为研究历史提供资料，为现实和今后提供借鉴。取事上限自1955年国营友谊农场建场，下限至2005年，全面记述友谊县域内自然、地理、农业、工业、交通、商贸、科学、文化教育、科技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变化历史和现状。但鉴于一县一场的特殊体制，且友谊农场又是全国知名的现代化大型农场，为体现这一特点，在篇目设置上，专设了《友谊农场》一章，对友谊农场从宏观面貌上予以系统地集中记述，以使人们对友谊农场有一完整全面的了解。因为县和农场建立时间不是完全同步的，建县时间较农场晚，且中间又有两段间断，县场之间又有合有分，因此，为准确反映历史，在记述建县前和县制撤销期间及县场分开后友谊农场的各项活动用“农场”称谓，记述非阶段性事物，统用“县(农场)”。

友谊县是在友谊农场的基础上建立的，农业是友谊县的主业，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是友谊县的显著特点。在篇目设置上，按照宏观大农业的内涵设置农业编，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水利、农业机械化分别作为一章放在农业编中，与种植业并列。

一个县的地域特色，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内涵的，突出地域特色，即要重视明显的特点，也要重视内涵的特点，而且内涵特色更能体现县志的价值。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是友谊县的突出特点。友谊县的农业，同其他县一样，同样包括土地、生产关系变革、经营管理、作物种植、耕作及植保、种子、肥料等一般属性，即共性，但认真分析对比，每一项又都有不同的深刻内涵。即一般性事物在友谊县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与其他国营农场对比来看，友谊农场是我国第一个经过科学规划和对土地进行详细堪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机械化生产的大型谷物农场;从耕作制度和农艺技术上看，友谊农场一开始就是高起点，在几十年的发展上，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为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这是友谊县现代化大农业的突出特色。

在内容编排和记述上，如何突出反映地方特色，这是县志编纂工作中的关键，也是难点。通过一段时间的编纂实践，逐渐掌握了一定方法。特色不仅反映在表面，更要表现内涵，要写好特色，首先必须对本县农业深入调查了解，特别是对各种耕作制度、方法、農艺措施要清楚了解;其次，对所占有的大量基础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对比，从一般性中发现特殊性，找到亮点，选取一般性事物在本县的特殊表现形式，能体现本质的典型资料。如在种植业一章的编纂中，对各类作物种植的一般性、普遍性方法、手段简要记述，把重点放在先进耕作制度的变革、农艺技术的创新和各种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良种的培育和推广、肥料的科学利用、科学的施肥方法及典型病虫害的防治等，而这些又和农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紧密相联的。这样从各方面系统记述了友谊农业5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走过弯路的教训，既反映了友谊县农业的全貌，也体现了现代化大农业的突出特点。再如水利，友谊县的水利和农业是紧密相联的，在友谊，洪涝威胁首当其冲的是农业，每遇洪涝灾害，受害最大的是农业，友谊农场从建场开始，就把水利放在同农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水利一章的编写中，记述防洪工程、排涝工程、灌溉工程都围绕改善土地基础条件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这一主线，既全面记述了友谊水利事业的发展历史，又具体体现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深刻内涵。

农业机械化是友谊县的又一大特点。友谊农场是中国第一个采用先进农机具进行机械化生产的大型国营农场，几十年来，农机装备和机械化水平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在编纂过程中，在记述农机发展状况时，没有孤立地记述农机装备发展变化和农机管理情况，而是紧紧围绕农业机械如何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这一主线。机械化是友谊农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农机装备的发展变化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如农机装备的变化，建场时全套苏联先进的农机装备是同当时的耕作制度、农艺措施相适应的，而随着耕作制度和农艺措施的不断进步，为适应这种进步，农机开始逐步进行技术改造、更新。90年代后，随着耕作制度的改进，科技含量的增加，大量先进的耕作方法和现代化农艺措施的采用，农业生产从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施肥、收获及粮食处理等生产的各环节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先进的现代化的耕作制度、农艺措施都必须靠更先进的农业机械来实现，而原有的农机装备已适应不了现代化农业生产的要求，必须更新换代，90年代中后期，农机更新换代达到高潮，大批更先进的农机具取代了七八十年代的农机具。这里不仅是记述了农机装备的发展变化，而且从深层次揭示了农机具更新换代的必然。重视和加强农机管理，是友谊农业机械化的特点之一。友谊农场在50年代，是全国第一个采用苏联先进的农机标准化管理的农场。农机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保证农机具完好的技术状态，保证在生产中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率，创造最大的价值，实现农业最大的经济效益。几十年来，不断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农场实际，研究、总结、创造出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方法和措施，总结出一整套成功的管理经验，其中大多都在全国推广。到2005年，友谊农场仍然连续7年保持黑龙江农垦农机管理标兵农场的称号。因此，把农机管理作为农业机械化一章的重点。此外，农机田间标准化作业、农机技术改造与新技术推广应用、农机人员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友谊的特色，都分别作为一节记述。整个农业机械化一章，占用篇幅比较大，文字量占农业编的18%，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友谊50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程，又体现了友谊机械化大农业的特点。既为研究我国农业机械发展历史和内在规律提供基础资料，也为当前和今后农机的管理和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也揭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深刻内涵。

通过几年的编纂县志工作实践，并不断学习、探索、总结，我们对县志编纂中如何突出地域特点有如下体会。

一、从篇目设置上体现特点

有些地方特点是明显的，突出的，对重大的、在本地具有相当地位，影响全局的特点，可以在篇目设置上体现，如友谊县的特殊体制，在篇目上专设了友谊农场一章。

二、篇目升格的办法

友谊县境内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经过挖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证明了早在1700年前古挹娄人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而改写了北大荒是亘古荒原的历史，具有重大的历史研究价值。2001年，友谊县凤林城址、兴隆山遗址群、长胜遗址群被国务院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这也成为友谊县的一大特色。在篇目设置时，遵照双鸭山市志办的指导意见，从文化章中的《文物古迹》一节升格为文化编中一章。再如农业编中有的原设计的节下目，因特点突出、内容较丰富，在编纂过程中升格为节。但篇目升格要慎重，需照顾整体，不能破坏上下整体逻辑结构。

三、分析、对比，发现特点

有些特色并不明显，不易发现。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认真分析，挖掘内涵，纵横对比，从内涵中发现特点，从中选取最能体现特点的资料，写出内涵，更能增色，即对资料博采广收、分析对比、精慎选用。

四、科学合理安排详略，体现特点

志书不应是资料的简单堆砌，成为“资料汇集”，而应是资料性著述。在编写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突出特殊性亦不可忽视一般性。在记述事物时，合理安排详略，一般性的略写，有突出特点的详写，有些事物是本地独有的，应重点记述。

由于本人初次参加修志，边学边干，以上是本人在编纂《友谊县志》(1955～2005)工作中的一孔之见，也可能认识偏颇或挂一漏万，尚骥与修志同行、专家探讨，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刘玉堂，男，1947年12月生，档案馆员职称，原友谊县档案局局长退休。现聘任友谊县志办主编。

作者：刘玉堂

防洪思想历史研究管理论文 篇3：

古村保护中的居民人口预测及调控规划初析

摘要：本文从湖南历史文化名村祁阳龙溪古村的价值特色分析及其社会、经济变化情况入手，以实地调查数据和保护规划实践为基础，建立了古村发展的人口预测模型，计算了龙溪村远期规划年限内的人口数量，并根据该结果制定了相应的人口调控规划，为古村保护工程的科学实施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祁阳县;古村;保护;人口预测;调控规划

文献标识码：B

1 引言

古村落是人类聚集生产和繁衍生息载体，农耕文明的传播地，记录了人类漫长农业活动的历史，被称为见证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做好这些村落的保护工作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古村大多风景优美，人文独特，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保护好这些古村，对于提高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开发和优化旅游资源，带动农业地区产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研究古村在工程地质方面的技术经验，分析和总结保护工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于现代居住小区和有历史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

古村保护的目的是既要保证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不受破坏，为一定历史文化时期提供真实的见证，又要解决村民的实际困难，满足他们继续生产、生活的需求，以提高生活水平，延续历史传承的人文精神，保持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古村整体性保护的条件下，其环境承载能力受到制约，因此如何将古村人口数量和结构控制在一个合理容量范围，是古村保护工程中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本文以湖南历史文化名村祁阳龙溪古村为研究案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分析龙溪村价值特色和由之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情况入手，建立古村历史保护区内的人口预测模型，计算远期规划年限内的人口数量，探寻科学合理的人口调控规划，将古村人口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2 龙溪村特色价值及保护概述

龙溪古村坐落在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潘市镇(图1)，始建于明代弘治年间，是一个占地3.6万m2，建筑面积1.5万m2，由上、下院正堂屋、横堂屋、游廊、游亭、天井等组成的规模庞大的传统古民居宅院村落。因其北面有一条自西向东蜿蜒、水流不断的龙溪而得名，又因村落主体是李氏宗族历代聚居的大宅院，也被称之为“龙溪李家大院”。龙溪村完整的保存了明清时期封建农耕经济社会聚居村落的历史风貌，鲜明的体现了古村历史生活延续性特点，具有很强的地域代表性和很高的历史、美学、研究价值，具体表现如下。

2.1 生态环境保存完整，具有原生态田园风光

龙溪村山环水抱，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生态环境良好：象牙山、野牛皂山植被茂盛，鸟语如歌;龙溪水蜿蜒曲折，碧波荡漾;村中屋舍林立，错落有致;村前阡陌纵横，绿意盎然，俨然一幅原生态田园画卷(图2)。

2.2 村落发展脉络清晰，整体保存完好

龙溪古村落始于明朝弘治年间龙溪李氏始祖李文敬修建的民居建筑，历经李氏子孙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修葺、保护与不断地拓展延绵，累代承传形成了现在气势宏伟的院村。这座有着36栋横屋、36间大厅堂屋、17座游亭、1栋花厅，以及李氏宗祠、仓廪、绣楼等重要历史建筑的院村在经历了数百年岁月风雨后，仍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形制和风貌，令人叹为观止。

2.3 蕴含历史信息丰富，文物价值甚高

龙溪村古建筑大都依山就势，沿中轴一次展开，体现了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轴线对称、向中呼应的思想;各自成栋的房屋两端山墙高出屋面，不仅外型优美还具有防火功能，充分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通风、采光、防火、防洪等工程技术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建筑上的装饰构件，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图3)。

2.4 人文环境保存良好，古风古韵犹存

生活在龙溪院村里的居民们，同属李氏宗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创造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农耕文化和宗族文化。时至今日，无论是代以秉承的孝悌祖训，传统耕种养殖的生产方式，还是相濡以沫的生活习气或风土民情都依旧完整保存了它们的历史印痕，具有扣人心弦的历史韵味，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目前，龙溪村已制定了可操作性较强的古村保护规划，实施以来，龙溪村的历史环境、古村落格局和古建筑群都得到了恢复和改善，其效果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2006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7月，被评为湖南省旅游局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历史文化名村;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3 人口预测

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规划工程的逐步落实，古村的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都将进一步得到提高，其知名度也将越来越高，必定会推动旅游经济增长，从而带来相应的人口增长。

设古村规划年限为n，村n年以后的总人口数为Q，现状人口为Q0，则n年以后村总人口为现状人口和增长人口之和。村人口增长将包含两个方面：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设规划期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k(k在一定时期内是一个稳定的常量，可根据往年地区的人口数字统计分析后得出。)，规划期内人口的机械增长人数为P(P在规划期限内为一常数，根据保护规划的环境容量和管理模式确定)，则Q随n的增加而增加，可建立各参数之间的函数关系：Q=Q0(1+K)n+P(1)。

根据现场统计资料，龙溪村2007年全村人口数为848人，2008年人口数为858人，2009年人口数为867人，2010年人口数为879人，参考所在镇的同年人口统计数据，可得出龙溪古村自然增长率K为0.9%。

根据《龙溪村保护规划》，其远期规划期限为：2010年-2030年，则n=20，Q0=879(2010年人口数);根据规划的旅游经济增长规模和相应的管理机构规模，确定期末村内有寄住人口和通勤人口即机械增长人数P=200人;将上述数字带入式(1)，则至规划期末，可计算出龙溪村人口总数为：

Q=879×(1+0.009)20+200=1252人

为便于资源配置和计算，习惯将人数取整，则可预测2030年龙溪古村内人口规模将达到约1250人。

4 人口调控规划

规划期内村内人口必然增加，但根据历史古村的定位以及发展旅游业和节约用地的需要，须降低现有历史建筑内人口居住密度，同时应根据古村原住民的意愿，让其自主选择：继续留在历史古村居住;或者由政府引导至新的村民居住用地，并给予资金与政策的相应补偿。

4.1 居民调控基本对策

4.1.1 根据保护需要，分类控制居民建筑内的人口密度，对人口密度过大的居住建筑中部分人口实施搬迁措施。

4.1.2 搬迁保护和展示陈列规划要求的居住建筑内人口(如：仓廪、李家大院等)。

4.1.3 调整核心保护区内居民点至核心保护区之外，控制人口密度，净化和美化景观风貌。

4.1.4 搬迁人口集中安置于核心保护区之外的规划安置点(象牙山东南山脚与半边街山体山脚之间的平坦地带)。

4.1.5 促进保护区内农居点布局和土地利用的合理化，改善环境与基础设施，提高农居点生活质量。

4.1.6 尽快委托相关部门进行保护区生态环境容量测算，作为保护区居住人口密度补充调控依据。

4.2 人口密度控制指标

根据历史建筑的性质、用途和保护级别，结合相关规定，制定如下人口密度控制指标：

4.2.1 规划调整为陈列、服务、管理功能的院落，控制居住人口密度按建筑面积为0人/100m2(即不考虑人口居住)。

4.2.2 保持居住功能的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院落，控制居住人口密度按建筑面积为≤2.5人/100m2。

4.2.3 保护范围内保留的一般民居，控制居住人口密度按小康住宅水平，建筑面积为25m2/人世。

4.3 人口控制值

4.3.1 规划调整为陈列、服务、管理功能的院落建筑面积为775m2，则人口数量=0人。

4.3.2 保持居住功能的文物建筑面积为14225m2，则人口数量≤356人。

4.3.3 保护范围内保留的一般民居建筑面积为10068m2，则人口数量=402人。

则龙溪古村保护区内人口总量控制值为(1)、(2)、(3)项人口最大值之和，即：0+356+402=758人。

4.4 人口搬迁测算

龙溪古村规划期末须搬迁人口数：龙溪村规划期末人口总数一人口总量控制数

则：1250-758=492人

到规划期末须搬迁人口数492人，向上取整，须搬迁的人口规模约为500人。其中包括陈列、管理、服务院落人口，保护规划要求拆迁的民居人口，居住密度超过控制值的历史建筑内人口。

4.5 人口调控

将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和规划保留的一般建筑内超过控制值的居住人口，不定期调整至建设控制地带外的规划安置点。

5 居民点调控规划

5.1 搬迁型农居点

5.1.2 适用范围：保护规划要求近、中期拆毁或大规模整修的居住院落。主要是指村中能代表龙溪古村历史文化的仓廪、部分游亭院落以及核心保护区内的破旧居民楼等。

5.1.3 搬迁策略：拆除居住建筑，其中的居住人口按规划分期一次性搬迁至核心保护区外的规划安置点。

5.2 控制型农居点

5.2.1 适用范围：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院落保护范围内保留的一般民居。主要是指李家大院的上下两院民宅。

5.2.2 控制策略：

控制规划调整为陈列、服务、管理功能的建筑院落，居住人口密度按建筑面积为0人/100m2。

控制保持居住功能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院落内，居住人口密度按建筑面积为≤2.5人/100m2;控制一般民居内，居住人口密度按建筑面积为≤4人/100m2，一般民居不得扩大建设规模。

5.3 缩小型农居点

5.3.1 适用范围：规划建设控制区内所有居住院落，主要分布于原来的老屋院旧址一带。

5.3.2 调控指标：近、中期控制居住院落内人口≤5人/1D0m2，远期全部调整出控制建设区之外。

5.3.3 缩小策略：实行人口只出不进，住房只拆不建的控制原则，直至居民点消失(图4)。

5.4 搬迁安置点规划

5.4.1 安置要求

5.4.1.1 新建安置点应位于核心保护区之外，应满足居民交通及生产生活便利的需求。

5.4.1.2 新建安置农居点人均建设用地标准参照《镇规划标准GB50188-2007》规定，按100m2/人核算。

5.4.1.3 本规划建议集中设置搬迁安置点，搬迁户应统一安置在南部象牙山与半边街山体之间的平坦地带。

5.4.2 安置点建设基本要求

5.4.2.1 布局紧凑，功能合理，逐步形成设施配套、交通方便、整洁卫生、环境良好的新型村。

5.4.2.2 引入生态建筑设计策略，降低建设活动能耗，提高住户的舒适度，降低日常费用。

5.4.2.3 农居建筑设计与遗产、生态环境相适应，与环境景观相协调。

6 建议及措施

鉴于居民调控是一项关系到村落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经济措施，因此必需抓紧进行以下诸项工作，才能最终实现规划要求，达到合理控制人口，有效保护古村的目的。

6.1 必须根据规划调控要求，结合地方具体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和专业部门制定调控策略的专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居民搬迁详细规划，包括经费预算，为当地政府提供操作依据和指导方案。

6.2 生态环境容量是一项与地方经济、人口、环境与社会文化背景均相关的专项研究，尚需委托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提出有依据的、符合地方具体情况的控制指标，为超出规划年限的人口调控规划和古村建设提供有效参数。

6.3 加快新区建设，将医疗所、小学等公共设施和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以及旅馆、饭店、旅游接待设施配备到位，实现“村中观景、村外获利”，这既为游客让出了更多的空间，又保护了古村风貌，提高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还改善了公共行政部门的办公条件，提高了接待水平。

7 结语

综上所述，在不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龙溪村人口必然出现增长态势，将核心保护区人口控制在一个合理和比较客观的范围以内，对于古村的可持续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已知规划设定的机械增长人数和设定的年限，根据人口预测数学模型计算即可预测古村远期发展的人口数量，确定人口规模。已知古村各类历史建筑的规划用途和既有面积以及可以保留的一般民居建筑面积，根据古村保护规划规定的人口密度控制指标，可以得到古村的合理人口容量。古村远期发展的人口数量和合理人口容量之间的差值即为需调控和安置的人口规模，各个有关部门根据这一人口规模，结合村中实际建设用地情况，可科学制定调控规划，合理建设居民安置点，为古村保护规划工程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依据。

作者：周红　江海　吴越　隆万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