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推荐8篇）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篇1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篇2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 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管理思想的“法”, 即“法治”, 是法家管理思想的核心。纵观先秦时代的法家思想, 商鞅重“法”, 申不害重“术”, 慎到重“势”, 而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他主张以法治国、用术御臣、以势制人, 将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使法、术、势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韩非子不承认人性中有先天禀赋的道德属性, 对于人心与道德的关系, 也予以否认, 他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 好好恶, 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 则禁令可立, 而治道具矣。……赏莫如厚, 使民利之;誉莫如美, 使民荣之;诛莫如重, 使民畏之;毁莫如恶, 使民耻之。”

在赏罚上, 他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认为人人皆在赏罚的控制之中。由于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存在, 因此没有人会选择杀戮的刑罚, 也不会有人想放弃庆赏的利益。于是, 赏之所在及利之所在, 也即是令之所在与行之所在;而罚之所在以及害之所在, 也即是禁之所在与止之所在。所以, 只有赏罚分明, 才能禁令畅通, 才能使属下各就其位, 各司其职。

二、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

1. 以法治国的运用———加强刚性管理。

我国企业管理的发展比起西方企业管理来说, 起步时间较晚, 管理也未形成一种比较有效直接的模式。“人治”管理极大程度的体现在了现代企业管理当中, 重感情不重制度, 重礼教而轻法治企业管理者仅仅凭借个人喜好办事的现象极为严重。严格说来, 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着德行管理有余, 刚性管理不足的现象, 即制度与规则的制、管理与执行不足。

而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就非常值得现代企业管理进行借鉴, 即依照严格的制度、完善的机制来管理企业, 使企业做到权责利明确, 制度简洁清晰, 便于有效的贯彻执行。“国无常强, 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强。奉法者弱则弱。”弃人治重法治, 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 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并实行依法经营管理, 是我国企业走向成熟稳定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2. 用术御臣的发展———管理者对人力资源的优化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在现代企业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 人力成本在企业里的比重越来越高, 成为企业挖掘新竞争力、获得先机的根源。而在现代企业当中, 流动性最强的是具有一定学历和专业技能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这部分人才可谓企业中的精英, 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掌握了管理知识或者企业比较核心的技术和机密, 有较大的择业范围和发展空间, 极容易被行内其他企业挖走导致人才流失甚至是机密流失。企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会导致企业员工士气低落、工作效率下降、人心涣散, 对企业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这个时候, 如果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缺陷, 员工平时情绪积累较为严重, 就有可能发生员工集体离职潮, 祸及企业的发展与未来。而人才流失的原因除了对薪酬不满或者对方企业提供更高的报酬之外,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管理水平较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人才的层次越高, 越看重企业的发展前景、企业文化氛围和发展空间, 如果人才与高层管理人员在理念等各方面的分歧严重, 会加速人才的离职跳槽。

现代企业管理中, 许多企业管理人员在对待人才时所持的是功利价值观, 片面追求人才使用的成本最小化, 一味在降低人力成本上下功夫, 而忽视了人才自身的个人价值实现、发展和受尊重等各种需求, 无法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和吸纳人才。而法家则相当重视官吏的选拔和使用, 韩非也认为“得人才者得天下”, “治吏”的问题解决好了。“治民”进而“治国”的目的就不难实现。他明确指出:“任人以事, 存亡治乱之机也”。法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和君主至上。法家强调人性好利, 因此道德教育是徒劳的, 因此需要运用强权和刑法来统治人民。韩非子认为君臣之间也是充满着利益的关系的, 如《难一》言:“臣尽死力以与君市, 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 非父子之亲也, 计数之所出也。”所以在这“人人皆自为之心”的社会里, 韩非子认为只有用爵禄做为诱饵才能鼓励群臣去做有利于君主的事。所以说韩非子的法术是在人性上寻找到了一个支点。鉴于人人自私自利, 君主就可以运用赏罚来驾驭群臣, 同时赏罚必须分明, 即“信赏”、“必罚”。而作为君主需要循名责实、审核言论、明辨是非, 即《奸劫轼臣》言:“循名实而定是非, 因参验而审言辞。”

三、法家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作用———重法律而轻道德

现代社会据韩非子的时代已经过去几千年了, 几千年里整个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 法家思想也必然会有它与这个社会所不相容的局限性。

法家一直主张以严刑峻罚来推动政策的实施, 轻视甚至否定道德感化作用。后期法家甚至将法治发展到了极端:重刑轻民。这种极端的思想对现代企业发展是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的, 在现代企业当中, 生命力旺盛的优秀企业必然会有自己优秀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道德氛围, 一旦企业管理者将管理重心完全放置到了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甚至是对员工的惩罚上, 而忽视了企业文化、企业道德、职工道德, 那么也会阻碍企业的整体有效发展。

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之比较 篇3

【关键词】 法家“法治” 专制 现代法治 民主制度化

【摘要】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正文】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都要处以脸上刺字的刑罚，对其它犯罪的处罚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止奸、除暴、平乱。而当代世界各国刑法都普遍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强调罪和刑的相适应，就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就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刑均衡原则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反映，也是现代法治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体现。现代的法治不仅强调罪刑均衡，而且轻刑化成为当代刑法的发展潮流，轻刑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非犯罪化，就是对一些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二是轻刑罚化，就是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使整个刑事制裁体系缓和化。

三、法家“法治”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保障权利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法家的“法治”主要是封建帝王以法（刑）治民、防民的统治术，没有任何民主成分，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法家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保障君主的专制权力。商鞅说过：“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商君书·开塞》）意思是说：天下大治是给予民众最大的好处，要达到天下大治，确立君主的权威最为重要，而确立君主的权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挥法律的作用，严刑去奸。

《管子·重令》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认为重视法律、巩固君主权威和国家安定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韩非更进一步指出君主要依靠法律“独制四海之内”，特别是以法律控制臣下：“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韩非子·明法》）以法律来控制臣下，君主专制而臣下不得专制。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权利的保障，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现代法治要限制、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发展公民权利。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由权利产生的，权力要为权利服务受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利是法治运转的两个轴心。历史经验表明，法治建设愈发展，权力愈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愈得到保障和发展。规范权力、发展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应当作为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实现法治化只能选择“政府推进型”的发展方式。政府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必须看到，以往我们在各种依法治理活动中一直比较重视政府的管理，强调运用权力管理他人，而对权力的运行则疏于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对公民和法人的义务规定较多，对其权利重视不够。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摆在突出的位置，把保障和发展权利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必须深化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决摈弃那种以法“治民”、“防民”的传统法治观念，牢固树立权力要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要得到保障和发展的现代法治观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着重提出并多方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的价值目标，在法治建设方面，就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和保障人们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使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达到统一。

四、法家“法治”把法律看作是唯一有效的治国工具，而现代法治则具有特定的内涵

法家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成文规范，它包括赏与罚两种手段，法家所谓的“法治”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统治阶级实行严刑酷法，目的就是要“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法家的“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所以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靠法治。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实行赏和罚的两手，认为行赏施法是贯彻法令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见，法家的法治是统治阶级手中用来治民的工具，是领导人手中挥舞的大棒。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法律之治，是以法律为依椐的“治”，具体说来是立法的民主化，执法的公正严格，不允许有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有法外特权。现代法治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保障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五、法家“法治”反对德治，而德治是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家的“法治”，主张“以法为本”。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禁暴止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法治”学说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法治”学说是建立在法家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并且认为人的恶性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教化是无济于事的，统治者只有善于利用这种人性，以法令规定才有效。针对儒家“亲亲”、“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他们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伪”的，即使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只有以力制力，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才能建立“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法家的“法治”是针对儒家的“德治”而提出的一种治国思想，法家的“法治”重法轻德，主张用严刑酷法来治国，他们轻视德的作用甚至是反对德治的。

现代法治主张依法治国，但它并不轻视道德的作用，认为德治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现代法治重视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们的行为的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分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起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所以现代法治并不排斥和反对德治，主张法、德结合的法德兼治，现代法治主张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最高权威，法律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现代法治认为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篇4

杨新年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 自春秋战国开始，儒家和发家就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法做出不同的阐释，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与合流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历史，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注重教化；法家思想看重法治，注重刑罚。两家思想曾经有过激烈的交锋，但最终又通过“引礼入法”、德主刑辅等方式实现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因此，探究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对当今社会主义建设与司法实践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儒家思想

法家思想

儒法合流 中图分类号：D909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解析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自创立之初几乎就是从相互对立的立场来阐述各自的主张，而他们的合流也是自他们的对立开始。1.1 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以“兴经”为 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祖述尧舜，师孔孟，是注重道德教化的学派。其法律思想包含以下内容： 1.1.1 仁治

儒家以仁为核心，发展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仁者爱人则主要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家庭方面，父慈子孝；政治方面，君待臣以礼，臣侍君以忠；忠恕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小人则应“恭、宽、信、慧、敏”。

“仁”以爱人为中心，以孝悌为根本，以克己终诉为手段，以恢复完善礼治为目的。仁本身承认爱之不平等性与等级性，提倡宗法，由亲及疏，由己及人。1.1.2 礼治

儒家思想强调礼的作用——以礼治国，寓法于礼。礼的核心思想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因此礼治旨在维持尊卑等级秩序，其内容有：礼下庶人；举贤才，打破世卿世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树立道德榜样。而礼的具体实施则包括：以法正名；礼乐军法自天子出；亲亲相隐以包庇犯罪；反对立乱法、乱立法。1.1.3 德治

“德”是个人修养的集中反映，尤其是君主的修养。主张以道德教化百姓，从心理上进行改造，认为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绝不是法律制裁所能办到的效果。其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在政治经济方面提倡“先富后教，先慧后使，先教后使”；其二，在法律上要“先 教后刑，宽猛相济，以德去刑”；其三，在德治方面，孔子有“有耻且格”的思想，孟子则持“以德服人”的观点，而荀子则主张教化思想以改变人性之恶。1.1.4 人治

人治的核心在于人，重视人的道德发展，尤其是对君主的德行树立了较高标准，“人存政举，身正令行”是人治思想的突出反映。孔子孟子认为治国应该坚持为政在人思想，主张圣贤之治，举贤才官吏，圣贤决定礼治。而荀子则提出“有人治，无法治”思想，认为“君子，法之源”，“法者，治之端”。

仁，礼，德，人治四方面系统的体现了儒家法律思想，其着眼点在于否定社会平等，肯定人有阶级，并根据自己所处地位行礼。这四方面的思想自成体系而不是单独成章，因此对于人的约束也是涉及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借以维持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稳固。1.2 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学派的建树者众多，如商鞅、李悝、韩非、李斯等，他们的法律思想具体体现在他们所实施的变法强国的实践上：李悝卫国变法，吴起蜀国变法，商鞅秦国变法…… 1.2.1 法家先驱的法律思想

在早期的法家思想里，维护君权统治是其主要目的，法家改革通常会保证君主绝对的至高权利，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也应该是法家容易被各国所接受的原因。如商鞅认为君主应该要有驾驭臣民的 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制度；此外，韩非认为应该“君主集权，以法独制”。

法家的早期代表大多主张成文法，注重治国策略：前有管仲反对“刑不可知”，子产铸刑书，后有邓析著“竹刑”、教授人打官司。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着成文法，主张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限制统治阶级在行使法时的任意性。1.2.2 商鞅之法治思想

商鞅的法律思想更加注重法律的实践效果，而不是法律本身的善恶。强调君主的权利和制度的结合，以实现“缘法而治”，主要有以下体现：

第一，强调法、信、权的结合。法是国家颁布的法令，是国之权衡；信指示法一旦颁布就不能朝令夕改，保持法的权威性；权是君主所独有的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刑，一教，一赏”理念，旨在用法律统一人们的行为，将人们的行为、思想纳入国家法治当中；此外还有“任法、重信”，即法的事实与适用要“君臣共操”。

第二，重刑思想。重刑思想既是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对违法者施以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国治”之效。其思想基础是“性恶论”，即人性本恶，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可用刑赏统一人们行为的作用。故进而提出“轻刑重罚”的主张，如果很轻的罪都施以重罚的话就没有人犯罪了，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在法治实施过程中要刑主赏辅，借此减少施政成本，刑不善而不赏善。1.2.3 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申不害的法律思想主要集中在“术治”上。“术”指君主的治国之术，主要包含两方面：第一，“因任授官，循名责实”。既根据大臣的才能授予官职，并以其职责进行考评；第二，君主也应“藏于无事，以示天下无为”，即要求君主不将个人喜好示于众人，以免臣下揣测并从中渔利。

1.2.4 慎到之“势治”

势，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定赏分财必由法，即以法作为赏罚的依据。其次，大君任法而佛躬为，即垂拱而治。最后，势位可以屈贤，权利是为服务国家、天下所设立的。

1.2.5 韩非之法律理论

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总结前人之思想后，亦是提出部分新观点。总结前人变法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人性是“欲利自为”的，故提出了“人口论”，反对人民众而货财寡；另一方面总结了法的作用在于“禁奸，尊主，强国”，是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此外主张唯法唯治，“一其宪令布之百姓”，在此基础之上继承前人重刑的思想，提出执法应该遵循“信”，并抱法处势而治。

法学理论里一大批的优秀法学家不断丰富、充实着法学理论，使得法理论成为一个时代的显学，他们功不可没。1.3 儒法思想的对立

儒家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之行为规范，法家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秩 序之行为规范，儒家以德教为维持礼之力量，法家以法律制度作为推行法律之力量，儒法之对抗，礼治、德治、法治之不两立，主要体现在礼与法，德与刑两方面。1.3.1 礼与法

儒家强调礼仪，礼之实质内涵为“异”，通过教化以伦理道德，以理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王道。而法家强调法治，通过刑罚并施以制度法律，以力服人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实行霸道。

首先，儒家之“礼”否定社会平等，提倡人有上下贵贱之分，各行各的礼，各司其职。此所谓“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贫富有度”。而礼之作用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名是非”。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行礼，则国可治。而法家不否认也不反对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法家注重的是法律政治秩序之维持，认为国治端在赏罚。他们也主张除国君外应该刑无等级，“不别亲疏，不梳贵贱，一断于法”，一以度量断之才可为治。

此外，在礼治，法治的具体实施上亦有明确的对立面：一方面，儒家主张亲亲相隐，以包庇罪；而法家实行连坐告奸之法，鼓励亲友间相互监督，举发。另一方面，儒家赞成以情断刑，即以犯人之社会地位判其罪行；而法家则推行行为等级，即使高官触发也要受罚。

总之，儒家注重“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并以具有差异性、因人而异的礼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而法家则欲以统一单纯的法律来约束百姓行为，主张法制 1.3.2 德与刑 一方面，儒法两家的立论基础有截然的差别：儒家实施德治之基础在于性善论，认为人人都可教化。并以为这一教化是使人心良善，是最根本的方法，知耻而后无奸邪之心。以德去刑是一种思想的治国方式，并认为德治为事前预防，是优于法之事后补救的方式的。法家的治国基础在于性恶论认为只有刑罚才可以约束人们不为恶。他们否认德化的力量可以治国，反对有人治而无法治、人亡政亡之法。法家追求一种长久治安的方法，并探索最快最有效之法来治理国家。

另一方面，儒家主张以德去刑，先教后行，以体现其仁；法家主张先刑后赏，以刑去刑，以立法之威严。

儒法之对立，除去上述礼与法、德与刑之间的对立外，还有体现在其他的方面：例如儒家思想之重要实施者为人，提倡人治，对统治者有圣贤和德礼之要求，以树立道德榜样。而法家则对统治者给与更多自由，对于统治者自身的素质要求也较低。再如，儒家主张教化，是一种智民政策；而法家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的愚民政策。如此这些都体现儒法家之间的对立，两极思想的交锋，促进了中国思想史的进步。

儒家与法家都是当时社会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塑造中华法系的重要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说是各有所长，又独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异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治国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传统,并奠定了儒法互补的基本格局。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具体内容

2.1儒法合流的发展历程

自秦汉后就以儒家经典学说为指导进行立法和解释法律并形成“春秋决狱”——直接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的根据，在这一时期，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的思想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合流。这一时期儒法合流大致有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总结先秦的教训，为儒法合流制造舆论。如刘向在《说苑》中对德与刑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这一论述是针对如何建设长治久安的王朝而提出的。第二，通过注释法律和“春秋决狱”，融入儒家的法律观念。由于《春秋》的精神符合国家认可的法律意识，所以汉代盛行“春秋决狱”，根据《春秋》的精神解释法律，指导断罪量刑。董仲舒撰写的《春秋决事》受到当时执法者的普遍欢迎。大多数儒家的法律思想家和司法官员都持有“刑德两手并用”的主张，处理问题既诉诸道德的原则，同时又依靠具体的法律规范。

汉代所开辟的引礼入法等多种渠道，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合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后的魏晋南北朝处于战乱纷争的状态，统治者为了自存和进取，都加强了立法活动，注意发挥法律的治国作用，同时依然坚持“礼德为主，刑法为辅”的指导思想。以晋朝为例，晋朝是由东汉末年儒学大族司马氏创建的，因此在法制建设上尤其致力于儒家化。比如，根据“尊尊亲亲”的思想在新律中规定“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儒法两家法观念的合流在唐律中得到最完善的体现：儒家倡导的“礼”指导着法律的制定，礼典、礼文直接入律，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礼和法这两个方面结合、互补，作为治国的原则，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一直到1912年的辛亥革命，它们始终是历朝法典的两翼。这一合流使得中华法系独树一帜，深刻地影响着周边国家，在世界法制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儒家法观念中的法是“潜在的法”，是尚未纳入法典体系之中的、作为人们公共行为的社会道德规范，而法家法观念中的法则是被概括为“实际的法”，也就是这种社会力量已被系统地纳入人们公共行为规范的法典体系中。当儒家倡导的“礼”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渐渐结合进法典中的时候，两种法观念也就合二为一了。2.2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必然性

儒家与法家虽然在形成之初的许多思想都有很多差异，但他们却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完成同一个目的——维持社会秩序，维持封建统治，所以在历史的行进中，相互借鉴，相互合流形成“内儒外法”的法治模式便成为了历史使然。

儒家主张的是“贤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张君主的权势，并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强调君主的个人修养，寻找道德支撑，而法家则忽视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于，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导致“恶法亦法”；儒家则注重“法”与“礼”的关系，要求法符合进行祭祀活动“礼”中的亲情和温情关系。儒家学说在道德上为君主统治留下了难 题和隐患：“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可见，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针锋相对的对立，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又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在统治国家的适用方面，儒法两家的主张也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是促进他们合流的直接原因。在和平时期，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非常需要儒家学说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个人道德，也使国民修身养性，保证良好秩序，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在征战时期，国家趋向统一和夺取政权的需求就可以从法家那里找到根据。对于本身就认为皇权至上的君主来说，在自己道德破败或者把道德抛弃时，法家的主张正好可以弥补统治方式上的空白。对于皇权来说，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满足其不同侧面的需要，正所谓，“威逼”与“安抚”相结合，服从于皇权的统治要求，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成为皇权社会统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达到了“人治”的终极目标。也正是如此，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核心理论。2.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实现合流的可行性

纵然儒家与法家的法律思想有许多的对立之处，但他们的对立并不能阻碍他们的合流，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许多相通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儒家与法家的核心思想皆来源于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正是由于儒法思想同根同源，才为秦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荀子之“沟通礼法，德刑并重”思想起到桥梁作用，而荀子的俩徒弟李斯、韩非成为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绝非偶然。

（2）儒法两家均主张君权集中制

儒家认为以礼之等级维护社会秩序是上策，君主处于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自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法家亦主张“势”治，认为只有君主拥有强权才可以实施法治，且法治的目的之一也在于“尊主”。

（3）儒法两家都提倡富民政策

孔子的德治是先富后教的重民思想，孟子认为“民有恒产而有恒心”；在这一方面法家代表商鞅在变法中鼓励耕作，开阡陌、废井田、平赋税等一系列政策以保民生。除此之外，韩非的“人口论”反对“人口众而财富寡”，也意在增加百姓的社会财富。

（4）儒法两家都是赞成成文法的

在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中，从未否定法之作用，孔子反对乱立法和立乱法，却不反对成文法；荀子则提出应该确定成为法，并严格执法。在法家思想中，不论是商鞅的“一刑”思想，还是其他的“唯法唯治”思想，都是以成文法为前提的，更有子产“铸刑于鼎”、邓析“刻刑于竹”表达了对于成文法的拥护。

自汉以后，儒法合流形成“外儒内法”的法制度在中国一直延续至清末从未改变，对中国的影响深刻而久远。3 儒家、法家法律思想合流的现实意义

儒家和法家思想的合流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华法律的独有特色，而思想观念具有传承性，即使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明显在法制中感受得到儒家与法家带来的深刻影响，也必将渗透到未来。

在儒家与法家思想的合流过程中，出现了法律通过以身试法者来维护道德义务的规则制度，同时也受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影响，使得系统的民事法规几乎不可能存在，而过于强调统治的封建文化就更加青睐刑罚，借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法律只是用于维护秩序的残酷手段，因此凡是与法律有交涉的人都有道德问题，这一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也就有了人们不愿提起诉讼的现象，也为建设法治社会增加了一定难度。

同时，在漫长的封建制度里，长期以来的“德刑并举”、“德主刑辅”的传统使得“德本刑用”、“内儒外法”的社会关系调整机制从始至终都是有效而稳固的。以礼入法，使法律道德化；以礼入法，以礼为主导，以法为准绳；以礼移民心于隐藏，以法彰显善恶于明显；以礼为内涵，以法为外貌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儒法合流是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传统。

儒家道德与法家法律的合流也为我们今天创设了一个经典的话题——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法律即道德，只要做有违道德的事就是违反法律，就应该受到刑罚处罚。判决是人与情的结合，法律符合礼仪，顺应人情，进而演化为立法精神和司法原则。直至今日，法与道德也不能做很好的区分。

自秦汉时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都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制度社会结构之下，它的发生和存在有着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而在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的进入和传播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迅猛发展，如何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儒学与法学合流的产物无疑为这一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儒法思想已经影响着中华民主的思维数千年，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抛弃这些思想。

放眼到今日，儒家与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还是有很强的实践性。儒家主道德，法家主法规，而道德与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与维护具有互补性：外在与内在，刚性与柔韧……正是这种互补性决定了在我国法治国建设过程中结合两者的必要性。虽然衍生于封建专制制度下的“礼治”和“法治”与现代意义的“礼治”和“法治”有本质不同，但却与我们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强大思想保障，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化与制度化的具体体现。德治与礼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他们相互作用可更好的完成治理国家的任务，加快我国法制化、民主化的进程。放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借鉴古人的思想精髓，将社会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法律相结合，更好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完善。儒法合流与中国传统法律演进的历史，是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面镜子。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推行社会法治法治早已成为时代 的呼声。但是在调整社会结构的时候也应该重视人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和突出，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精髓作为调节，在此基础上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社会控制方式。

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曾影响着一代王朝的兴衰，并在而今，他们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变幻，礼不断法律化，法不断道德化，儒家与法家思想合流的一大特色。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建设的今天仍然有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读“法家教育思想”有感 篇5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六国纷争，社会动荡，而秦能灭六国，一统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法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一，因重视法律、提倡法治而闻名诸子。学习法家相关的教育思想，再比较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不禁让人感触良多。

一、教育的基础：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法家看来，教育之所以能顺利开展，是因为人都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读书人十年寒窗而为功名利禄，农民于田间辛苦劳作而为生存，商人日夜经营而为谋利，船夫渡人求利，渔翁打渔求利，甚至父母抚养子女也是利益促使，希望老来可以有人依靠。所以说趋利是每个人的本性，人们往往从利益出发考虑事情，而正是由于人们有这样一个本性，统治者才能以利为饵引导人们劳作、农耕、遵从社会法规。

其实人的确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从未变过，虽不认同荀子认为的那样“性本恶”，但每个人的确都有私心，有着不同的欲望，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认的。如今的社会，欲望、私心满满地漂浮于街道、楼宇间，人们无时无刻不把欲望捧在手心，三聚氰胺、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豆芽无不在诉说着人们的趋利心。欲望并不恐怖，恐怖的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道德，为了利益而弃自己的良心于阴暗的角落，这样的事件总让人为社会的现状而感到悲哀，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与完善。法律，应该限定人们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让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规章，在法律与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趋利避害”。

二、法制教育的作用：定纷止争。

“定纷止争”是法家法制教育的一大作用。打个简单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就是说，一个兔子在集市上跑，很多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都不看。不是人们不想要兔子，而是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否则就是违背了法律，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在古代，人们往往开着家门外出，从不担心会有人进入拿走自己的东西。那是因为淳朴的乡众与风气，人们邻里和睦友爱，互亲互爱。而在法家主导思想的时代，人们也安于自己的所有物，不争他人之物。虽然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严厉的法律，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但的确阻止了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在当今的法治社会，法律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走向健全，却仍然制止不了偷窃、抢劫事件的发生。防盗窗、防盗门、电子锁„„似乎任何措施都阻止不了窃贼。停在楼下的自行车在几分钟内不翼而飞，家门被撬财物尽失，从小抢小偷到抢珠宝、银行、杀人劫财，法律似乎并不能让窃贼停下脚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无权享有，却仍有那么多的人总是窥探着他人之物，想着如何不劳而获。所以国家需要加强法律的权威性，让不法分子望而生畏。

三、法制教育的内容特点：法自君出。

在法家主导的时代，君权是权利的核心，法家在法律上规定了君主的地位与权力。君权至高无上，独掌立法权，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由君主裁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君主并不在法律制约的范围内。法律出自君主，是君主巩固统治的工具，而君主则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说，法家的法治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即按照君主的思想治国，君主就是国家的法律。

而现代的法律则坚持依法治国，以民主为基础，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公平的、平等的，有平等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平等地接受因违法而受到的法律制裁。社会在发展，法律体制也在不断完善，法律越来越体现民主与公平。

然而，理论似乎总是与现实有着一定的差距。法律民主与公平的背后，总是有人想要拥有特权。“我爸是李刚”事件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李启铭在校区内撞到两名女生后，车都没停继续接女友，完全不顾她们的生死。一句“我爸是李刚”让众人顿悟，有个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老爸撑腰，闯了祸也有人处理。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似乎很常见，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起，有权有势便可解决一切，虽然有违法律，但这样的思想却是实实在在刻在人们脑中的“真理”。官二代、富二代，闯了祸，把钱甩，闷声把钱捡，苦往心里咽；时代在改变，我们有网络，犯了错，大家讨，公平正义自在人心。

四、法制教育的特点：重法轻德。

在法学家的思想体系中，“德生于刑”，德制教育永远处于法制教育下。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只有“以刑去刑”，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因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建立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上的，违法或许能得到一些利益，但却必须接受更为残酷的惩罚，简单的加以比较，人民便不会冒险触犯法律，而统治者的统治也得到了维护与巩固。

法律惩罚的除了犯罪行为，还包括了想犯罪的思想，即“刑用于将过”。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这样的处置似乎不太合理，甚至有些荒谬，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并不是现实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并没有危害到他人或集体利益，不应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此外，法律还提出了新的法制教育主张——“明法令”。法令是针对人民设立的，需要人们去遵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法律条文简单易懂，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当人们都了解了法律，才会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观察当今的社会，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或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或许他们是明知故犯。说明我们法律的震慑力还不够，不能很好地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法律是人民的法律，不应该只有类似律师等以法为职业的人才熟知；法律应是面向大众的，面向社会的，需要人们了解自己行为的范围，越界的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家以法律规定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似乎忽视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我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法律涉及不到的生活角落调节人们的行为。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必要的道德教育也是必不可缺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

五、法制教育的目的：强国弱民。

在法家看来，国富与民富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不可兼得。国家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让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此，人民才能接受国家的赏罚，积极耕种，以促进国家的富强。而事实上，国富与民富是并不矛盾的。国是一个大家，民是国中的小家，小家富裕了，则大家即国也就富裕了。如果人们长久生活在贫苦之中，被趋辛勤耕种却永无光明的一天，人民早晚会有不满而奋起反抗，那么国家的衰亡将不可避免。

虽然目前社会上仍存在着很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虽然很多地方离小康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已经成功了第一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人民富裕了，社会才会稳定和谐；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团结一致；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兴盛。民离不开国，国更离不开民。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管理思想研究 篇6

一、法家思想的要点

自东周王室衰亡以来, 天子的王权逐渐下移以至分散。至此, 中国政治权力就在权谋篡弑的纷扰过程中往复循环。权力迅速的转移, 是时代力争的事实, 所以, 韩非子认为, “君主的地位与国之存亡有关。君臣易位, 国家危乱, 社会不安定。君不易位, 国可长治久安。国要强盛, 必先立其君。”于是, 韩非子更进一步加深了法家思想中的君主地位思想, 认为君主地位高于一切, 甚至高于国家, 这也为秦朝的专制统治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根基[1]。

1. 法家思想中的法。

法家用法的目的是国之富强。现代的法理学也主张法律与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由政府决定, 所以国家可以促进法律的发展, 而法律也可促进国家目的的完成。韩非子处身“力争”的社会, 国君要“正明法、陈严刑”, 以暴制暴, 使国家长治久安。因此, 法家思想崇尚法治, 不崇尚人治, 法具有超然性, 不受限于主观条件, 是国家治国应遵循的基本之道。 (1) 法的平等、普遍性。法, 具有公平之意。商鞅变法, 破除旧的阶级制度, 强调“刑无等级”, 无论贵贱、贫富皆要守法, 没有任何差别待遇, 即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法家中的商鞅、韩非子等打破阶级的藩篱, 力求法的公正性, 法的地位也因此被大大提升, 这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施行有着深远的影响。 (2) 法的客观、标准性。法具有不顺从任何主观意志而左右的客观标准性。法是政治运作的准则, 有了此标准, 君主不可任意施法, 犹如物各有理, 不相混淆。公私宜分明, 避免私心侵害公利。

2. 法家思想中的术。

韩非子认为“术”重在君王的治术, 多是指君用臣的谋略, 而“道”是“治术”运作的最高指导原则, 君主应法道的虚静、无为、无形。要在隐密中驾驭群臣。所以, “术”的运作, 要藏于胸中, 包括君主的好恶、喜怒, 皆不可形于外, 令群臣捉摸不定。君主以法制考察臣子的功绩, 则臣不敢使诈欺瞒, 也就不会无功而受禄, 甚至“侵君权、夺君位”。君的权威在于用法贯彻赏罚, 及考核绩效, 君主不见私情, 使臣畏惧, 群臣因而以法行事, 执行君主所立的法。正如李增教授提出, 构成韩非子“术论”的两大主干, 揉入道的“道阴见阳”的两面性。阴的方面, 形成术不欲见的阴谋术, 此为治术的消极面;阳的方面, 则构成人事考核术, 此为积极面, 在监督、稽查人臣的行政能力。韩非子以法治国的观点, 发扬宗法, 造就君主独裁的政权。在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过程中, 到了韩非子这里, 法家思想才算有了完整的理论, 并为后世的秦始皇所吸收, 建立中国的专制帝国。秦朝在实践过程中, 因暴政而暴露出王权专制主义的局限性。

3. 法家思想中的势。

韩非子所说的“势”主要着眼于君王的权势, 权势是驾驭支配力的象征, 是国家主权的代表, 君王权势尊贵, 能治人, 则国势强盛, 反之则国势衰弱, 受制于人。基于人性因素, 只要执掌赏罚权力, 就能有实际的统治力, 推动政令, 使群臣威慑于君王的威严之下, 使民尽力于君王的利益。人主之所以尊贵, 在于其威势使然, 但是, 当“大臣得威”则是人主失力, 衰弱之时。因此, 君主由赏罚统治群臣, 赏罚则形成君主权势的重要手段。势是权力, 法是权力活动的形式, 以“法”行“势”, 是“尊君、卑臣”理论的极致发挥。

二、法家管理思想的运用

秦朝统一天下后, 继承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基业, 实行专制统治, 首先是帝王地位的推崇, 以及对人民思想控制的高压统治。法家思想的君王势力有利于专制统治, 形成秦王尊君的主张, 君王成为至尊无上的代表。对于诸侯分封, 弱肉强食的时代, 唯有能号令群雄的王者才能平息战争, 获得和平, 而能名副其实地实现权力是以法律为后盾的, 不论阶级, 一切依法, 依制度而行。法的施行越是彻底, 王者的权威越是无法被挑战, 因此, 秦朝之所以能统一六国, 在于王者地位独尊, 避免强者出头, 并以强权力行富国强兵的目的。相对于周室贵族分天下的情形, 秦朝的壮大首先归功于帝王的集权统治[2]。

秦统一天下后, 施行郡县制, 主张中央集权, 统一六国的法令, 全国各地统一于秦法。法家思想让人民由被迫乃至习惯于服从法律禁令。法家思想认为, 法令的约束对人民而言是一种行为活动的导向, 要求人民“专举公而私不从”, 除此之外, 严刑责罚, 防止民暴乱。战国时期, 国与国交战, 各国从事的是武力的较量, 无止境的战乱导致无止境的灾难, 秦朝的统一六国不过是以暴制暴的原则, 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平息战争的苦难。相对而言, 秦朝社会要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界, 则使用的原则与前所言是统一的[3]。统一法令, 各个官僚行政制度, 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形成严密组织, 至于“书同文”、“车同轨”等制度促成生活的简便与文化的发展, 重罚严惩形成了有纪律的社会。因此, 法家认为, 治国的准则在于具有客观价值的法律。

1. 秦王的独裁统治。

秦王集权统治中呈现出其性格的缺陷, 进而滥用其被赋予的权力, 然而法家思想所强调的权威统治, 不同于君王无限制行使支配权的独断统治。法律与君王权力是相依寸的关系, 领导者与服从者的关系必须遵从正义的法律, 否则将危害国家整体体制。因而, 当秦王滥用其赏罚的权力时, 则已经背离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精神, 但另一方面, 韩非子所说的权力至上与独裁滥权的作为往往只在于一线之隔, 在理想上势、术与法关系平等, 互相影响, 才能显出统治上的成效, 但让君王权力施展适当、合理与否的问题成了受考验的部分, 也易落入主观认定的情形, 权力则可能在运用的过程中有形无形地超越了法律的客观性。

2. 李斯与焚书坑儒。

秦朝焚书事件的开端在于思想上的差异。儒生淳于越等人主张“师古”, 在朝议上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诸侯的主张, 丞相李斯与之对立, 认为“不师今, 而学古, 以非当世, 惑乱黔首”。于是建议秦始皇下令焚烧《诗》、《书》、《百家语》。焚书的目的主要在于禁制儒生“以古非今”, 法家中的商鞅与韩非皆有弱民、愚民的思想, 商鞅在变法时提出焚烧《诗》、《书》, 彰明法令。韩非子也极力排斥《诗》、《书》之教。秦始皇焚书在于实行文化上的专制独裁, 除焚书之外, 还坑杀儒生, 以杜绝自由议论的声音。

3. 秦政灭亡。

秦始皇死后, 秦二世胡亥继位。秦二世对人民残暴压榨, 相对于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 又为国内大臣李斯、赵高二人阴谋蛊惑, 滥杀无辜, 终被李斯、赵高任意摆布而灭亡。秦之灭亡不仅在于秦朝苛政如繁重徭役, 还因为王者滥用权力终被小人摆布, 进而失去统治权力, 导致人民不堪忍受。

韩非强调“法、术、势”间的制衡关系, 但强调君王“赏罚权”必须独立操持, 君权至上的思想, 极易让有权力者、有资源者游离法律与公共利益的牵制, 膨胀其权力, 而秦王即是一个实例。韩非子用他冷酷的理智为君主专制做了最有效的设计, 然而, 行动中的人却永远无法保持他冷酷的理智, 说明权力足以让人孵化, 非理性的因素难于防范。权力运用不得当, 以个人欲望与个人崇拜为其活动的中心, 会祸害无穷, 并造成文明的退步。

法家思想重在现实环境的改造, 而又认为人性自私因素是社会的根源, 所以社会的进步应避免人为操作, 客观的法与权势、权谋并用才是合乎实际的良方, 秦朝终究能将幅员辽阔的国土井然有序地管理, 然而秦王自尊自大的父权心理以及恣意滥权的独裁统治, 最终摧毁了这个强大的帝国。法家思想中的法、术、势三者有其理论上互相利用与牵制的作用。的确, 理论仅能提供原则参考, 人性堕落于权力的操作只是特殊个案并非普遍因素, 然后法、术、势的思想原在早就集权统治, 此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尤其是“以刑去刑”的威吓统治, 仅能收到一时之效, 不宜长久为治。集权统治往往是领导者被统治者施以压迫来达成统治者的个人意志, 但对于人民而言, 人民的尊严、集会自由等合理需要是否应得到保障?当人民为自由而不断抵抗权威时, 国家又该如何长治久安?孟子说, 统治的方法与手段不可过度极端化, 应以人民的利益为考虑, 否则将难收实效。

法家思想在秦朝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 秦朝的兴盛在于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在论武力的时代背景下, 行高压专政, 实现了富国强兵, 也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以休养生息。法家思想中的法、术、势三要素, 避免了地方势力高于中央。而秦朝的衰亡归因于秦王的滥用权力, 权力若不能正当合理地运用, 人民将无所适从, 帝王的威信也将丧尽, 丧失法治的理想精神。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

[2]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篇7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对这笔遗产认真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不无裨益.

作 者：周世兴  作者单位：河西学院,管理系,甘肃,张掖,734000 刊 名：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5(2) 分类号：B22 关键词：先秦   儒家   墨家   法家   义利观   社会主义  

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篇8

题

目：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班

级： 2012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姓

名： 郭鹏飞 学 号： 201210114052

完成日期： 2015年6月12 日

指导教师： 邓增强 老师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摘要：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依法治国”是法家的核心，“法” 就是一个规则,“法”成了内部人的共同契约,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来说,古代法家思想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关键词：法家思想 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

一、法治政府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战国时期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主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法家主要有三个学派：赵国人慎到重“势”，韩国人申不害重“术”，魏国人商鞅重“法”，这三个学派的思想由韩非集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

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法家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条法律对应的处罚，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王子犯法应该与庶民同罪。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国，执法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你要惩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证据，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无视法律，就会亡国。王子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条而已，这种做法，它不会导致这个王朝的立即崩坏。但是“千里之体溃于蚁穴”，法家有个优点是根据社会矛盾的不断完善法律。法家不断的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更强调的是人的行为规范。依法治国，法律平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本保证。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法治既是一种战略资产，又是一种发展动力；既是一种物质财富，又是一种精神财富。在此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法治政府，既是构筑战略资产，又是孕育发展动力。建设中国法治政府，就是依法行政；就是使政府行为受到国家强制力和社会公信力所保障的法律规则的制约；就是使政府既有行使权力的责任，又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就是借助于法律的程序，使政治权力的运行体现出公民权力的含义；就是为行政权力制定法律边界。

二、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求各级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力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法治政府。

(1)法治政府的特征

自人类建立国家并出现真正意义的政府以来，对任何治理国家，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模式。可以说政府类型的发展历史就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

在权力来源上，法治政府强调的是法律至上，即人民意志至上。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宪法和法律而宪法和法律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关制定的，是人民公意的反映，即法治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政府职员是人民的公仆。

在管理方式上，法治政府强调法律权威切法治政府之法必须是良法，即法的内容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法的公平、公正、自由、安全秩序等价值观念。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行法律、信仰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依法对公民社会实施管理，法律成为其根本的行为准则，不允许特权存在。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治官、治权，从而到达保障公民权力的目的。法律规范都为权力规范，以权力为本位。

在权力行使上，法治政府强调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公开透明。

在权力行使目的上法治政府强调政府通过治官、治权来达到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政府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2）我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 第一法律至上原则。这是法治政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其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政府必须把法律作为自身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对于法治国的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是由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加以保障的。政府如果不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通常会丧失合法性而被新政府所替代。对于非法治国条件下的法治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意味着该政府必须通过互动的方式推动一套整体性的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还要重点强调两点。一是限制执行国家权力的具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防止用公权谋求个人利益；同时还必须防止其滥用公权侵犯私人权益。二是要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的要求实施“自治”，也就是自动自愿的遵从法律。

第二是限权和分权原则。限权原则要求，对政府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都要对其进行限制，不能有丝毫懈怠。限权原则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依靠法律来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而且要求通过其他一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来充分维护这一限权原则。分权原则建立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是对人的有限理性的一种积极回应，防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破坏自由民主。分权原则不仅要对发现、制定、执行、审批和审查法律等的权利进行分立，而且也必须对其他的政治权力进行分立和制衡等。

第三是行政的程序化和效率原则。行政的程序化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限权和分权原则的具体化，要求任何政府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就是违法。行政的程序化对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了限定，是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的有力措施。在遵守程序的前提下，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效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

三、如何更好的建立法治政府

第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为此，一是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用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来引导和指导政府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各个环节，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力、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灵魂，贯穿始终；二是在制度内容设计上，要公正合理地分配权力义务，加强部门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和程序对于权力的制约，使政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在制度框架内正确行使权力，尽心履行职责。

第二要高度重视和培育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法律文化。我国传统的法家文化体系中，法律文化并不健全。我国传统法家文化有重实体轻程序，重义务轻权力，重刑轻民的特点，需要改变，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多种途径，使执法者自觉改变管制型和全能型政府所对应的政府核心主义，改变忽视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宗旨的价值倾向，建立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位基本理念的服务政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