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摘要：《反垄断法》一经出台便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正当竞争的重要武器。然而，由于《反垄断法》出台时间短、实施实践少，该法亟待完善。《反垄断法》属于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经济法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从社会本位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和案例，对其应用做出分析和解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1：

经济法的权利本位分析

摘要：经济法追求的目标是公平与效率，但绝对的公平是很难存在的，我们追求公平其实就是摄取权利从而实现公平，那么无限制的追求导致的只能是失衡，我认为这就是最初垄断的来源，当然这就是纯粹市场经济的本质反映。正是因为我们需要限制无节制的自由竞争导致的不公正，所以经济法的设立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弱势主体的权利和限制强势主体的权利，协调市场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的长远利益。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本位论;权利本位

一、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体现

(一)确保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经济大方向调节通过计划预算、财税，产业等关系建立了良好的分配和收入的机制，自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以来，两年的时间来，中收入人群扩大、物价的合理控制、房价的抑制增长、社会保障制度的继续完善、农村收入也出现了多样性并且在近期也将要出台个人所得税的税号制度。很多由于经济上产生的社会问题会因为这些成果的出现而得到一定的缓解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在产业结构上，我们对照2014的数据，工业运行逐步趋稳，保持增长在8个点左右;产能过剩的情况也得到缓解，像钢铁、电解铝等行业投资比同比下降超过15个点，但3月开始已经开始实现盈利;且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上涨最为迅速。这些数据和情况所造成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分配不均的情况缓慢而坚定的得到改善。

(二)确保竞争秩序。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环节就是竞争，它是市场的灵魂。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他在对市场做的工作就是建立公平而富有效率的竞争秩序。而秩序的确保需要做到这几点：首先是经济法确立了各市场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经济主体在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不会因为组织形式不同，经济实力差距大从而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且从我们经济法市场准入规则，公司注册规则等都能看出，经济法给予了每一个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去竞争的机会，只要主体满足条件，在法律上绝对不会对其进行阻碍。其次像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等都是对竞争秩序的维护，经济法通过这些法律法规营造一个客观的竞争环境，确保社会整体利益在客观上实现合理运行。

二、经济法的权利本位的基础

我们要去理解权利本位的时候，首先要明确权利本位在经济法法律体系中意味着什么。张文显教授在《“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中曾经写到：“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法律活动应以权利为本位，各级各类法律工作者和全国人民都应当牢固树立权利本位的思想。”所以当我们探究部门法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往权利本位思想入手，在我们探究经济法本质的时候可以发现，即使在明文规定上，各经济法主体其实都是权利的平等主体;各权利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以权利为目的，通过我应该拥有的权利得到实际的利益，之后我们依据权利从而相应的去履行自身的义务。

权利、权力与义务缺一不可，我们必须提到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由权利引申出的权力拥有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有机的去弥补上述问题，用权力完成三者效力的有机循环，权利引申出权力和义务，义务维持权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而有效的、受监督的权力为权利过程建立一个保护的利益机制。张守文教授在《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一书中就将经济法的各类主题分为了利益主体，他就着重强调了一定要认清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各种利益主体的法定利益范围，要求在国家规范的层面里协调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到利益平衡，完成效率的经济运行。

所以我们要看到权利、权力和利益的关系上，国家宏观权力机构、市场各部分、社会各利益主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都是国家权力在高速运转中要达到的上游目的，这也就是经济法为了达到完善国家经济体系的有效手段，而为了保障主体权利和利益的实现，协调利益之间的冲突，制止利益博弈之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与利益平衡，也正是经济法的责任所在。经济主体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而确定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其他主体的权利给以应有的同样的保护，以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经济主体的权利与利益都得到平衡和协调的大环境。那么这就是提起经济法的权利本位的原因。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与权利本位

其实，社会本位追求的社会公共利益同样的是利益分类的一种。庞德认为：“个人生活中的社会利益—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的自由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这种要求使他获得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机会，并且使他在社会中至少能过一个合理地最低限度的人类生活。”所以我认为社会本位最重要的立足点就是合理二字，这个合理代表着权力权利的合理分配，义务责任的合理分摊，让社会利益在分配的过程中有一个合理的上限也有一个合理的下限，而不是纯粹的追求社会的公平，但是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合理地能够接受地相对公平。而这就是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也即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追求。那么这种社会本位的追求只能是依托于经济法这种公法而实现，公共利益分配必须依赖于国家干预，没有国家干预，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那么正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必须要想到，社会是我们无数私益主体所组成的，人们以义务为手段来实现谋取权利的最终目的。所有主体能够合理的履行义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享有权利，所以至上而下的说，从宏观调控权说起，国家各部委合理摊派了此项权力，并且国家机关参加的绝大部分活动都是法定的、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比如说市场竞争监管权，它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权和反垄断权，它们的目的是保护人们真正享有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权，这几项权力由工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物价局以及质监部门等分担，它们职责繁琐相应的它们的职权也很大，市场活动基本都与它们打交道并且秩序为它们所保护，并且同样的在过程中，部门以及组成部门的无数私人都享有了应有的利益。所以它们拥有职权和权限，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责任，同样国家机关同样摄取到了和义务责任水平线上的利益，并且权利的给予是合理的，这就是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付出的代价，国家各部委得到的权利利益总和就是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权利本位的理论逻辑——与童之伟教授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2期。

[2]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65页。

[3]王祯军：《从权利限制看不可克减的权利及其功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

作者：万阳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2：

论社会本位原则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运用

摘 要：《反垄断法》一经出台便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正当竞争的重要武器。然而，由于《反垄断法》出台时间短、实施实践少，该法亟待完善。《反垄断法》属于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经济法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导向。从社会本位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相关条款和案例，对其应用做出分析和解读。

关键词：社会本位;反垄断法;原则的运用

一、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中的体现

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有表述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其主要含义是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1]。也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与之合并。有法律性、基础性、原则性、体现经济法本质等特点，承担着经济法维护的是社会法益而非民法所维护的个体法益和行政法维护的国家法益这一法律价值，对经济法的立法、适用、修改等具有统领、指导、约束的作用。我国经济法学界对社会本位原则涉及甚少，绝大多数观点都只是固守一些传统的基本原则。社会本位在法理学界普遍认为是法律的本位思想中的内容，但由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就决定了社会本位从一个法律的价值取向变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而实际上，社会本位原则在经济法的条文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体现在《反垄断法》中，一般认为有如下几条表述：第1条，“为了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制定本法”;第15条第4款，“经营者能够证明：为实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就在救助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使用本法13条、14条的规定”;第27条第5款，“审查经营者集中，应考虑：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第28条全文。从《反垄断法》的条文中可以看出，社会本位原则主要运用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于立法目的，总领全法;第二，设为免责责任，体现社会公益;第三，设为审查条件，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由此分析，社会本位原则贯穿于反垄断法的始终，指导和限制条文规定，但由于涉及方面不全、未体系化、限制功能薄弱、适用困难等，使其并未完全发挥原则的作用。

二、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的运用

《反垄断法》一经出台，便广泛地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小企业保障自身权利、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引起舆论火线的周泽诉中国移动案，震惊互联网界的奇虎360诉腾讯案，都是《反垄断法》的经典案例。综合来看，这些案例有“两少”、“两多”的特征：原告胜诉案件少，走完整个诉讼过程的案件少;诉讼请求的赔偿额多，执法机关调查处理的案件比司法机关审结的案件多[2]。笔者认为，这些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原则适用少，法律价值取向和立法精神考虑欠缺(本文所述价值取向和立法精神指社会本位思想和原则)，生搬硬套条文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没有适用原则的传统。长久以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适用成文法的传统根深蒂固，法学界投入大量精力于制定法建设上，而法律文书则更多地引用法律规则条文，我国历来缺乏适用法律原则的实践;我国宪法束之高阁，法学界就其适用问题争论不休，现实中没有发挥其作用，相应的各个部门法的“宪章”——即法律原则，发挥的作用自然也甚少。

第二，我国法律原则的适用遵从穷尽原则。我国法律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适用。我国的法律体系在几年前就已经形成，大到国家的宏观政策、小到人民的一言一行，都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和制裁，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法律原则的适用频率不高、适用方面边缘。

第三，我国法律原则本身的规定过于笼统，社会本位原则的规定还存在争议。经济法的法律原则本身就是极富争议的议题，学界中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原则说”“二原则说”“三原则说”等学说，互不相让、难以统一，专门研究社会本位原则的专著和论文更是少之又少，说明社会本位原则的思想还未普及;同时，社会本位所阐释的内容还存在争议，诸如“社会利益”的界定问题，就限制了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和影响范围。

第四，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的规定内容不全面，涉及方面较少。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情形主要有：协议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然而社会本位原则只是就后两种情形进行了规定;同时，社会本位原则本身的表述中，概念的不一致性和不合理性使得该原则可以做出任何方向的解释，这也导致了基于维护法律威严的目的而弃之不用。

由此可见，《反垄断法》中社会本位原则运用还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规定的内容应当做到概念一致化、有针对性、有逻辑性，而不要笼统地规定为相同的“社会公益”，却将其外延区分不清;其二，由于法律原则适用的现状和社会本位原则内在的问题，该原则难以解释和适用。

三、社会本位原则在《发垄断法》中运用的新思路

(一)社会本位原则运用的合法性基础分析

关于法律原则的适用，我国学界普遍认可的一个案例是：“四川泸州情妇遗赠案”，最终法院以“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判定原配胜诉。此案判决一出，就引起了学界的大讨论，“原则论”学者给予法官以积极的承认，认为在没有明确法律条文支持明显正当的一方时，法官应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补充;“规则论”学者认为，法官不能够在法律规则明显支持一方的情况下基于自身感觉和社会舆论就肆意运用自由裁量权，损害当事者的利益。而笔者认为，可以参考美国的判例，其基本案情为，孙子在已知爷爷将大笔遗产遗赠给自己的情况下，为了防止爷爷改变主意将爷爷毒死，后来法官判定遗嘱无效。其适用的是“违法者不能从自身的损害行为中获得利益”这一古老的法律原则。对于这两个案子的争议点，不外乎法律原则的适用问题，然而区别在于，“四川泸州情妇遗赠案”适用的是规定于我国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美国的判例则是适用了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前者是指导民法限制民法的规定，而后者则是建立法律体系的思想基础。

相对应的，对于社会本位原则而言，不仅仅是规定于我国经济法之中统领整个经济法的法律原则，更是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之前区分区别和立法司法执法的思想基础，地位比“公序良俗”原则高，功能比“公序良俗”原则的救济功能和规范功能广;同时，社会本位原则是经济法的价值导向，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公民的经济行为的纽带和桥梁，社会本位是其内在，是保护社会公益的基础。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可以肯定社会本位原则的适用有其合法性基础。既然有了这个前提，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思考，社会本位原则的具体应用问题。

(二)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立法的思路

根据前文讨论，我国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中存在着概念模糊不一致，涉及范围小等亟待改善的需要完善的地方。结合法律原则的适用可以通过法律推演和法律解释两条途径[3]的考虑，可以做出如下的规定：

第一，借鉴国外规定，对社会本位原则涉及的概念由国家机关就具体事件进行解释，这样做既可以保证立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又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灵活性与变通性。如英国《公平贸易法》第84条规定：“决定……一个具体事件是否影响或者预计是否即将影响公共利益，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必须考虑在相关条件下所有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事件。”这是一种结合了判例和现实情况的做法，对于传统的判例法国家是一种适当的方式，对我国而言，可以借鉴由国家机关考虑和分析的方法。相对而言，日本《禁止私人垄断法》第61条规定：“相关的国家机关或公共团体为保护公共利益，可以向公正交易委员会陈述意见。”这种通过将举证责任负担到造成垄断一方的做法效果更佳。

第二，规范立法用语，细化立法思路。我国《反垄断法》存在着滥用“社会公益”词汇，概念模糊不清，内在逻辑混乱的问题。针对这点，笔者认为应当进行如下修改：第1条，将“维护消费者利益”修改为“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而防止对该条文的扩大解释;第15条第4项修改为“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救灾救助等目的实现的”，从而防止垄断者对于自己的行为增设解释，让司法工作人员基于现实来判断。结合以上两点，还可以将“经营者集中”的相关条文修改成：“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关认为应当考虑的有助于公共利益实现的其他因素。”

(三)社会本位原则在《反垄断法》中的司法思路

在本部分的讨论中，笔者以请求权为基础的案例分析方法来对典型案例“3Q大战”进行分析，并对社会本位原则的适用进行概括。

第一，在本次诉讼大战中，奇虎360公司的请求权为“腾讯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腾讯公司的请求权为“360公司不正当竞争”。可以假定这是正确的;第二，找出相关的法律条文，奇虎360公司的依据为《反垄断法》第三章的内容，腾讯公司则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分析双方请求权产生的条件，并得出结论，从案件中我首先进行事实分析，腾讯公司为“实时通讯界霸主”已经是既定事实，而360的市场地位没有腾讯那么强盛，欲通过侵犯腾讯产品的代码进行产品线扩张;第四，加入社会本位原则的思想，360口中所谓腾讯公司的“垄断”实质上是事实上的“垄断”，而如果对其产品进行损害或者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实时通讯将受到影响，360则是通过侵犯腾讯产品这一不当方式扩大产品线，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竞争方法的规定。

在运用社会本位原则进行司法判断的时候应当遵从以下步骤：第一，分析双方的请求权以及事实基础;第二，找出相关的条文，没有相关条文的除外;第三，判定事实，对垄断行为是法律上规定的垄断还是事实中的强盛和市场份额大，如果是法律上所规定的垄断，即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后果，那么构成垄断，适用我国《反垄断法》，如果是事实上的强盛和市场份额巨大，那么判决其垄断则构成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后果，是违反社会本位原则思想的。

参考文献：

[1] 黄河，王兴运.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24.

[2] 刘继峰.反垄断法益分析方法的建构及其运用[J].中国法学，2013，(6).

[3] 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从规范性法学方法论角度的一个分析[J].中国法学，2006，(2).

[责任编辑 陈 鹤]

作者：刘继烨

经济法本位分析论文 篇3：

浅析经济法与道德的融合——兼论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统一

内容提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并不是对契约自由的根本否定，其主要原因在于，私法自治、契约自由是受宪法保护或是说放在宪法位置上的自由。所谓宪法上的自由，即是说这种自由具有至高无上性，任何人(包括国家，原则上都不能对其进行侵害。相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其价值目标是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的实现。经济法作为典型的“社会本位”法，其产生根植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协调的必要性，得益于法哲学、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将经济个体的行为纳入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框架中来评价，以使经济自由与秩序、效果与公正、经济民主与集中达到统一。在此其中，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与经过人类长期实践并已认可的道德是有着深刻的共通性的。

关键词：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 道德

经济法最起初作为危机对策法在德国产生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具有独特调整对象的独立法律部门。然而，随着世界各国的法学家们对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在理论上经济法以其“社会本位法”的姿态已成为独立于公、私两大法域的第三法域即社会本位法。现今经济法已然作为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之法，其价值和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以求社会经济的实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一、初探经济法与道德的统一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其实经济法学自改革开放初创以来，特别是从1998年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济法学体系和研究方法，奠定了我国经济法学繁荣发展的基础。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界对经济法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时，很少就经济法价值目标中的道德因素作过足够的分析与论述，这不失为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缺失。经济法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是市场经济的法，经济法是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的法，是纵横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法，也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具有平衡协调、综合调整等功能。它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方位的结合，使得法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经济法作为认可和规制国家对经济的协调和干预之法，其价值在于从哲学上概括了它的目的与宗旨，揭示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认为，在经济法追求社会公共利益这个价值目标的过程中，道德因素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道德一方面以非法律规范的形式规制市场主体经济行为。另一方面，道德对经济法的价值运行即“人对经济法的期望与追求并使经济法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向着实现经济法价值目标的方向运作和发展” 的过程起着提纲挚领的作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经济法与道德的契合点是在于其本位即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就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最大限度地吸纳各种道德、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从交易的直接相对人、交易的社会群体网络、交易的国家监控视角等方面，对商品经济交易秩序进行全方位调节和控制，使“道德的法律”与“法律的道德”得到了融合和统一。

二、经济法历史发展中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嬗变与契合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肇端于19 世纪末，距今已有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叶，我们谓之“传统经济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经济法的演进则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作为经济法价值本位的社会公共利益，随着经济法的发展与嬗变，其自身也不断经历着发展与变迁。在社会公共利益发展变迁的同时，与之相联系的道德因素也都各有其侧重点。

(一)传统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

考察各国传统经济法的产生，虽然因受该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大都体现了危机对策法的特色。德国在本世纪初颁行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实际上是迎合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的德国经济的需要，而1929至1933 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又是导致罗斯福实行新政与颁行经济法(如1933 年的《紧急银行法》、1938 年的《农业调整法》)的最主要原因。然而，“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 年代中叶各国出台的各种经济法，如英国的《塔夫脱—拉特克列夫修正案》，美国的《就业法》，其主旨亦大多在于振兴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因此不难看出，传统经济法大都是各国政府基于严峻的经济现实而采取的对策性方案。在这样的情形下，传统经济法的经济法特征就呈现得十分明显了。具体是：(1)完全理性的假设。完全理性的假设是传统经济法哲学的认识论基础。所谓完全充分理性假设是指“人类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建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由于对人类理性的崇奉和仰赖，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无所不能的政府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全面干预。全面干预是完全理性假设的逻辑延伸。正因为这样的政府是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社会精英所构成，它便有能力对社会的各种因素予以精确的计算，并对社会发展可能发生的各种变数进行准确预见，从而它便有资格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统一的安排或干预，在此种意识的推动下又适逢凯恩斯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以国家干预为主旨的经济革命。缘于此，传统经济法便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比如罗斯福新政颁行的经济法，其涉及领域就非常广泛，涵盖了货币金融(如《存款保险法)、工业(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如《农业调整法》) 等社会各个重要的经济层面。(3)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全能政府理念必然导致权力拥有者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即认为唯有社会精英才可以把握时代脉博和市场动向，而其他平民大众则难以承负发展社会的重任。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经济权力只能依托于建构全能政府的社会精英，从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便成为传统经济法一个重要的表征。

然而，纵然传统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危机对策法，我们仍然不得不肯定传统经济法在特定情形下是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因为传统经济法的以上特征并没有否定其价值目标，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颠覆性打击，越来越多的人因此而蒙受苦难。恢复国民经济与解救因经济危机而遭受打击的市场主体和人民大众，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政府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是社会秩序与道德的必然要求。所以，在传统经济法下，社会公共利益被认为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而实现社会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

(二)现代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

当传统经济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危机现象业已消失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依然运作如故的话，它便难以适应已经变革了的社会。进入上个世纪60 年代后半叶以后，西方国家经济相继发生“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并发，由此便宣告了“凯恩斯革命”的终结。凯恩斯主义很难有效地调控社会经济，于是便导致了由传统经济法向现代化经济法的转变。现代经济法是在人类对市场与国家干预关系的认知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基础上得以发展的，故而是一种较为成熟的经济法，其特征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限理性假设。作为传统经济法的认识论前提的完全理性假设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长期以来实践已经证明，人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化，因此在现代社会，各国立法者只能以有限理性的假设来建构现代经济法。第二，国家的适度干预。承认有限理性假设，便必然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替代市场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宰性力量。20世纪60 年代末各国经济“滞胀”从客观上反映了国家全面干预给社会引发的各种弊害。亦正因为此，从20世纪60 年代后半叶开始，各国逐渐修正了既往的全面干预经济的错误做法，从而使现代经济法出现了体现国家对经济适度干预的发展趋向。第三，经济民主。有限理性假设必然包含平等的真谛，精英意识也就因之被现实所摒弃。

(三)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嬗变与契合

与民法理论不同，经济法体现国家对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干预，不仅渗透到具有公共性或社会性的宏观经济关系领域，而且还涉及到市场主体、市场秩序规制等平民商事关系领域，因此它立体化地包含了平权性和非平权性的两种社会关系，建立和维护的是一种“立体”秩序。之所以设计这种“立体”秩序的模型，是为了寻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方法与途径。为此，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已经逐步抛弃了微观意义上的个体与私人交易安全而谋求宏观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安全，最终达到一种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已成为现代国家追求的一种基本秩序与正义，是公共秩序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重要方面。作为这种秩序的支撑性内容，就是通过认可和规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与协调以达到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追求这个价值目标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统一、融合的过程。

三、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界限

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契合，代表着现代经济法的发展方向，经济法的社会化、道德化是当今中国经济法制建设所面临的一大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区别也是十分重要的。

人们在通常情况下都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致的。法律是正义的化身，是善恶的标准，是道德原则的具体化、条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行为违反了经济法律规范，就意味着违反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所构筑的“经济道德”。不过，就像广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复杂关系那样，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经济法与道德的关系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鉴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政府一方面坚信共产主义的真理，但另一方面却是务实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决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应当是评价一切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最高标准，任何市场行为的最低限度是不违反经济法律规范。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要求社会经济整体运行的秩序化、标准化，同时这也是达到社会经济实质公平的必然条件。因此，经过法律所确定的秩序就是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分界点。公共利益不能超越法律去囊括道德因素，道德亦不得无视法律来解读公共利益。只有在坚持经济法治的前提下，充分理解社会公共利益与道德的契合，才能在无论是公共利益的标准认定或是对“经济道德”的解读方面协调作用，互利互益，更好地适应多元化的市场经济。

作者：王兆曦